[记录 B] 1943年7月25日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手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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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B]

1943年7月25日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手写记录⁠1

[未编号的手写页] 大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墨索里尼、德博诺(De Bono)、德韦基(De Vecchi)、苏阿尔多(Suardo)、格兰迪(Grandi)、斯科尔扎(Scorza)、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阿切尔博(Acerbo)、比吉尼(Biggini)、帕雷斯基(Pareschi)、费代尔佐尼(Federzoni)、博塔伊(Bottai)、德斯特凡尼(De Stefani)、齐亚诺(Ciano)、阿尔菲耶里(Alfieri)、法里纳奇(Farinacci)、布法里尼(Buffarini)、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阿尔比尼(Albini)、罗索尼(Rossoni)、加尔比亚蒂(Galbiati)、波尔韦雷利(Polverelli)、特林加利(Tringali)、巴莱拉(Balella)、弗拉塔里(Frattari)、恰内蒂(Cianetti)、马里内利(Marinelli)。

领袖宣布开会,称此次会议系应一批演讲人的要求而召开。这批人由党总书记指定,拟赴各大区首府向法西斯各级领导人作报告;本月16日,党总书记本人带他们来见领袖,以便他们当面向他陈述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和判断。

随后他开始援引文件,陈述当前局势的由来。他宣读了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1940年5月写给他的一封信,巴多格里奥在信中建议,一旦开战,由领袖本人请国王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权委托给他,理由是国王陛下向来只是名义上行使这一统帅权。他声明,另一方面[2]他本人也只在后勤方面起过指导作用。

关于从阿拉曼撤退到撤出西西里大部这一连串事态的各个阶段,他通报了一些零散的数据,没有给出全局的面貌。他声明,如果在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获准占领突尼斯,北非的局势本会大不相同。

他提到隆美尔(Rommel)在战略上的错误:此人战术上令人钦佩,却不会考虑战略问题。

他详述潘泰莱里亚的投降,列举了种种情节,据此可以说,投降是帕韦西(Pavesi)海军上将擅自提出的,他把被攻一方的处境说得比实际严重不知多少倍。经验表明,由于海军人员和陆上作战人员的思维方式必然有差距,海军将领不能在陆上担任指挥。后来在奥古斯塔(Augusta)发生的事就是证明。西西里的防御,第一线交给了由本地人组成的海岸师,同样由本地人组成的还有[3]奥斯塔师。在这支由西西里人组成的部队背后是一片社会混乱:一切公共服务中断,无数住宅被毁,粮食匮乏,或有150万人因此生计无着,逃往乡间四处流浪。在西西里东南部,最先垮下来的是海军人员。原指望保卫祖国本土时终能出现有效的抵抗,这一希望落空了。值得注意的是,连英国的宣传也对我军部队在西西里土地上未作有效抵抗表示惊讶;英国的宣传向来对对手评价很高,因为这样做无论胜败都于己有利,此前它已承认许多意大利部队在突尼斯战役中英勇顽强。况且只有斯大林(Stalin)元帅和天皇下令就地战死,才会有人服从。与此同时,数千名身穿便服的军官拥挤在墨西拿海峡的渡口。擅离职守者如此之多,却只枪毙了1人,即海上炮兵民兵(Milmart)的一名分队长〔译注:capo manipolo,民兵军衔,约合中尉〕,而且是奉他本人的命令枪毙的。西西里居民[4]对英国人的接待相当友好,但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占领的重负,全部存粮被征用便是原因之一。

至于意大利人现有情绪的原因,应当指出,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得民心的。1915—1918年的战争中有53万名逃兵,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明尼蒂的大赦不无道理。埃塞俄比亚战役中死的人很少,太少了;无论如何应当记得登贝吉纳(Debenguinà)事件引起的那一阵消沉。至于当前这场战争,其原因和性质都不容易为人民所理解。要判断当前局势,须记住:英国是在同意大利作战,不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战。

至于西西里登陆得以成功的各种因素,或许有人要问海军为什么没有出动。当时在拉斯佩齐亚只有1艘3.5万吨的军舰可用,那两艘“换了底”的战列舰要到月底前后才能在塔兰托准备就绪。如果敌人进攻撒丁岛,我们将有3艘大型战列舰[5]可以投入战斗。

现在需要法西斯大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表态:战争还是和平?无条件投降还是抵抗到底?

讨论开始,德博诺就现有兵力尤其是空军的战斗力提了几个问题。

墨索里尼:已订购4000架新飞机。德国将提供2000架,其中500架应在本月内到达意大利,这500架里有100架已在地面被毁。总之,目前作战飞机和教练机合计2100架,实际可用的400至500架。

法里纳奇要求请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Ambrosio)将军到会,提供确切的技术数据。他指出,德国士兵在意大利不受欢迎,并举出一件事为证。

德韦基反驳说,他亲眼见过一件事,说明的情况正相反:火车上有几名德国士兵管意大利人叫“通心粉”⁠2。接着他谈到[6]应征入伍的青年缺乏爱国教育,认为这是当前危机的原因之一。他提出了几个军事方面的问题。

博塔伊声明,他的军事经历只限于指挥下级部队,因此不作技术性的探讨。他是从事政治的人,在这一最高政治场合只谈政治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领袖提出一种设想,据领袖说依据的是参谋部的判断,即敌人继续对意大利作战时不会直接进攻大陆,而宁愿采取战略范围更广的方针,特别是向巴尔干方向进军;他不相信这一设想,因为向巴尔干进军在军事上固然更合算,但不可否认,敌人抵挡不住全面占领意大利(包括罗马在内)的政治诱惑。二、既有此信念,他由此推断,领袖提出的问题⁠3,领袖自己已经回答了,因为就抵御进攻所需兵力的规模和部署所列举的数字[7]表明,在技术上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恰恰是领袖的陈述,给了他博塔伊的希望(想必其他人的希望也一样)最后的当头一棒。三、领袖宣读的文件,本是用来证明他关于配备这种或那种武器、这种或那种防御设施的命令未获执行,却表明我国最高统帅部的组织没有效能;照领袖本人所说,在统帅部里,政治领导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贯彻其决定所必需的威望。可见我们的军事指挥机构里有一条蛀虫,妨碍它充分发挥效能、正常运转。

格兰迪宣读如下议案:⁠4

本议案由下列大委员会成员签署:德博诺、德韦基等等。

[8]⁠5 [9] 波尔韦雷利就涉及本人的问题发言

德马尔西科⁠6

齐亚诺确切地援引事实和文件,证明德国自宣战以来的所作所为,始终全然不顾它对盟国意大利应尽的忠诚义务。1939年8月,是德国蓄意挑起了这场战争,而墨索里尼曾设法避免它爆发。纳粹政府在进攻法国和比利时(1940年5月)和对俄宣战(1941年6月)这两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尤其严重。2次都是意大利政府仅在几小时前才接到通知。

法里纳奇提出并宣读了另一项议案。他就当前局势的政治和军事原因陈述了若干看法,也批评了党近几年的工作。

[9bis] 法里纳奇议案与格兰迪同志宣读的另一项议案主旨基本一致,主要有2点不同:一、明确提到对德同盟以及恪守同盟的必要,乃至必要时建立由德国人掌握的统一指挥;二、交给国王的不是格兰迪议案的提法所说的全部决断的主动权(包括政治上的),而只是军事权力。

[10] 墨索里尼插话声明,对党的这一连串批评他不赞成。不应忘记法西斯主义21年来所做的一切。如今人们已羞于穿黑衫。如果愿意,今晚就可以宣布革命已经结束。恢复阿尔贝特宪章不仅不合时宜,还会使旧政党重新抬头⁠7。

[未编号的手写页,粘贴在第10页上] 费代尔佐尼说,格兰迪议案是要结束群众披上黑衫乔装打扮这一已令人无法容忍的假象。3年来一再强调这是一场法西斯战争,以致党不断公布自己的阵亡和负伤人数统计,仿佛连死者也得有党证才值得关心。如今,法西斯战争这一虚假的神话加速了民众同法西斯主义的疏离,许多意大利人认为,只有那些据说想打这场战争的人才有义务去打。墨索里尼声称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得民心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就连第一次非洲战争也是得民心的,尽管有“蛊惑人心的煽动,其顶点便是那个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对我国陆军的诽谤,而你,领袖,后来却要让他当参议员”。利比亚战争极得民心,那是意大利的意志第一次跃向本国海域之外;“对那场战争,你的记忆或许不太准确,因为当时你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挑动街头示威,还煽动妇女[第二张未编号的手写页]卧轨阻止军列开出”。再说,偏偏是墨索里尼要否认1914—1915年参战运动声势浩大,这很奇怪,他本人恰恰在其中起过很大作用。事实是,说一场战争得不得民心,指的总是“精英”的情感,也就是能够启发和引导群众的领导分子的影响。而这一次没有这种影响,原因之一是,为了不让意大利再有“精英”,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所谓“精英”,就是在社会地位、道德和才智上具备影响民众所必需的权威的一群人。

政权21年来达到了许多单项目标,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失败了:它一面用宣传不断把人推向战争,推向随便哪一场战争,一面却没有为国家做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而且也不可能做好,因为这种准备[第三张未编号的手写页]的首要必备条件是人心一致。党的政策却相反,主要是在最近8到10年里,首先着眼于分裂意大利人。典型的例子是那场愚蠢的反资产阶级运动,偏偏在战争前夕掀起,而这场战争要为国家所接受,首先就得让各社会阶层亲如兄弟。难道以为靠那些毫无道理的诋毁,就能为法西斯主义赢得工人各派的好感吗?把“无产阶级民族”这一历史性提法化为一种危险的诡辩,无异于一个使全体意大利人民无产阶级化的纲领,结果只是让这个朴实、勤劳、爱国的中间阶层忧虑不安、心生疑忌;这个阶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或享有特权的阶级,而是实际支撑着国家生活的技术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总和。武装部队和国家活动其他一切部门的骨干确实都出自资产阶级,尤其出自中等资产阶级,也出自小资产阶级。

想一想年轻的预备役军官[第四张未编号的手写页]是什么心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热情曾是我们取胜的最大因素之一。这一次他们开赴各条战线时心里却带着不安:他们出身的那个社会群体受到辱骂,受到威胁,哪怕只是空洞的威胁;而且,人之常情,他们还为日后(如果上帝让他们回来的话)前途未卜而焦虑。现在必须记住,这些年轻人同广大士兵直接接触。所谓士兵的“士气”,就是他们的连长、排长的士气。这一次,他们能把什么样的热情传给士兵呢?他们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英勇作战,许许多多人壮烈牺牲;但是那种炽热的、能带动人的信念,那种使人坦然面对牺牲的信念,这一次是不可能有的。

把一个国家投入战争的时候,不应迫使作战的人去区分两样东西:一是宣战的政权,那是可以不爱的;一是[第五张未编号的手写页]祖国,那是必须爱的,为它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必要的、神圣的。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上空只应升起一面旗帜:祖国的旗帜。这一次却硬要带人民去经受考验,而对他们讲的是革命而不是祖国,是党而不是国家,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意大利。

战争的具体目的也是一样,要让人理解、让人有切身之感,就不该是一党的目的,而应是国家的,如1915年那样。既然是要号召全体人民去战斗、去牺牲,极权政党就该让位,让人民中一切最优秀的力量同心协力。最需要的是人心,不是党证。照已有的做法,唯一的结果是暴露了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实际上的孤立。想用规模宏大的强制性集会来掩盖这一现象,是徒劳的。这些集会同党那一整套累人的仪式一样,反而加深了那种无法消除的厌倦和疲惫之感[第六张未编号的手写页]。

现在,面对等待着我们的更严峻的考验,当务之急是最终实现全体意大利人的团结。这只能在制度的基础上做到,让国家一切机关重新履行其职能、担起其责任。把恢复宪章贬为不合时宜的设想,是没有用的。是的,我们要求恢复宪章,恢复其中最有生命力、最切合当前的东西:国家属于全体意大利人、不分党派这一原则。况且,那些修改了阿尔贝特宪章的法西斯法律也很快就废弛了。就连这个大委员会,自1939年12月7日,即郑重重申意大利非交战状态那一天以来,也再没有召集过。但是,要让全国恢复信心和团结,最主要的是必须号召一切有生气的、健康的力量,不预先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只有结成这样一个精神上的整体,我们才能抵抗下去,或者至少倒得光荣。

[第七张未编号的手写页] 我们提出这一倡议,并非轻率行事。我们明白其中的全部责任,也不讳言它可能给政权、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当一个人感到必须对祖国尽一份崇高的义务时,这就无关紧要了⁠8。

斯科尔扎提议延期到明晚。

格兰迪反对:“领袖,为了《劳动宪章》,你曾把我们留在这里直到天亮。鉴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异常重要,我提议会议继续开下去,直到得出结论。”

延期的提议⁠9

格兰迪反对 [第八张未编号的手写页] 会议于22时休会,22时30分复会。

巴斯蒂亚尼尼 [第11、12页缺;页码自此页续起] 13⁠10 巴斯蒂亚尼尼⁠11 历史上这一时代的:今天,国家与党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裂痕;他分析了裂痕的原因,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他声明,鉴于局势严重,抵抗固然是绝对的义务,但仍须在采取一切必要的谨慎措施和保障的前提下,拒绝同对手作某种[一词无法辨认]接触的可能。

比尼亚尔迪(Bignardi)说明劳动群众的情绪,发言支持格兰迪议案。

加尔比亚蒂称,民兵的黑衫军已做好战斗准备,他们等待的是具体措施,不是议案。他承认,由于武器装备“幼稚可笑”、多有欠缺,目前局势极为严重。要克服这一欠缺,有意志就够了。

特林加利·卡萨诺瓦(Tringali Casanova)作表决说明,反对格兰迪议案。

比吉尼反对同一议案,围绕宪章说了些含糊而不连贯的理由。他接着指出,那份议案里连领袖的名字都没有提。

[14] 墨索里尼声明,如果那份议案获得通过,他明天上午就把委托给他的军事权力交还⁠12国王。国王21年来多次向他表示眷顾,或许会请他继续保留这一委托;但是,倘若陛下(他重申自己是陛下忠实的仆人)收回委托,他就要考虑他本人的问题。人总得有尊严:那样的话,他将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结束。

斯科尔扎声明以党的名义发言,为党辩护。他抨击参谋部,尤其抨击高级军官的选拔标准。他宣读并提出一项议案,号召进行以党为主要支柱的抵抗⁠13。

[14bis:嵌入]⁠14 由于议案中还有向教皇致以崇敬的问候一项,法里纳奇插话指出,从教皇行动的效力着眼,这样的表示在政治上并不适宜。

斯科尔扎接着又宣读了

[回到第14页]

另一项议案,其中希望尽快改革各宪制机关,尤其是最高统帅部。

基于他这两项议案,他声明坚决反对格兰迪议案,尤其反对把军事和政治权力交还国王。

[15] 德博诺针对斯科尔扎的说法,有力地为要员们〔译注:记录 A 此处作“为将领们辩护”(Difesa dei generali)〕辩护;并称,党不断插手监督,甚至在陆军部队中安插政治密探,在陆军骨干中造成了深深的不安。

墨索里尼插话说明:不仅同各极权政权相比,就是同其他政权相比,法西斯政权也是唯一保留着中央晋升委员会的,而该委员会奉行的原则和方法是十足民主的。人选是按军官年鉴和投票决定的,而不是按战争状态所要求的破格标准。另一方面他提醒,该委员会由王储主持,成员中还有另外2位王室亲王⁠15。其余成员很难贯彻自己的意志。德斯特凡尼说明他赞同格兰迪议案的理由,并提出罗马这个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格外微妙的问题。这份议案给了领袖一种可能,使他能以灵活的政治方针解决危机。

[16] 法里纳奇说明他的议案。

弗拉塔里赞同斯科尔扎的意见和他的两项议案。

阿尔菲耶里称,德国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地中海因素的重要;他举出种种理由,证明德国不可能迅速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装备。

苏阿尔多说明他当初为何赞同格兰迪议案;但墨索里尼说那份议案使他面临两难,苏阿尔多为这番话所动摇,遂撤回赞同,转而支持斯科尔扎议案,并请其他签署人把票集中投给该议案。

波尔韦雷利认为批评党既无益处,也不合时宜。鉴于领袖对格兰迪议案的看法,他作为墨索里尼派(巴斯蒂亚尼尼和与会多人强烈抗议),不会投票赞成。

齐亚诺称,他所赞同的议案既无意削弱政权,更无意削弱领袖。他提醒说,大委员会[17]过去向国王献上埃塞俄比亚王冠和阿尔巴尼亚王冠时,就曾提到国王本人。这些先例表明,法西斯主义乐于请国王出面,让他可以说是积极地分享政权的成就;有此先例,在这场危机中提到国王也就名正言顺⁠16。

[17bis] 德马尔西科反驳斯科尔扎议案,并引用斯科尔扎本人的几次演说,这些演说不只是对法西斯党人、而是对全体意大利人讲的。在阿德里亚诺剧院(Adriano)、在费拉拉、在广播里,这些演说都曾慷慨激昂地呼吁全国团结。

秦梯利(Gentile)的演说也是如此,意大利各报曾全文刊布。格兰迪提出的议案要求的是,国家要有一个代言人,一个超乎党之外、凌驾于党之上、甚至与党为敌的代言人〔译注:记录 A 此处作“超乎党之外,而不是与党为敌”(al di là del Partito, non contro il Partito)〕:国王。

[回到第17页]

斯科尔扎坚持其论点如故。

阿尔比尼说,接连的失败在国内造成了不信任的气氛。国内局势从治安角度看是好的,但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很微妙。他提到粮食供应的困难,也同样提出了组织有效抵抗所需手段的问题。

恰内蒂声明,他签署格兰迪议案,主要是因为其中提到恢复各宪制机关尤其是法团机关的职能。提到国王,意思只是让王室重新贴近战争指导;在许多将军都说已无计可施的时刻[18],这尤其必要。最后,他倾向于同苏阿尔多一道支持斯科尔扎议案。

博塔伊声明,他是在完全明了的情况下签署格兰迪议案的,因此也在完全明了的情况下保留自己的签名。有人引起了一种误解,说该议案没有明确表示主张抵抗,他要澄清这一点:议案的头四段向全体意大利人发出呼吁,明确提到了抵抗。这方面可以讨论的只是抵抗所需的手段。针对斯科尔扎要求“改革”宪制机关,他声明格兰迪议案要求“恢复”这些机关的运转更为明智。此刻任何关于改革的提法都不会受意大利人民欢迎。要弥合事实状态与法律状态之间的差距,只需参照王国宪章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恢复法西斯宪制就够了。向君主呼吁,无非是要让国王与领袖在此关头的团结[19]鲜明可见、具体可感。必须让人民充分了解这一点。如果我撤回签名,就等于表明我当初签名时没有应有的辨别力。

阿切尔博发言支持格兰迪提出的议案,就国家宪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瘫痪作了细致的说明。他特别提到党的干预和法团未能发挥作用,引得恰内蒂几次插话。

格兰迪赞同博塔伊的声明。正是领袖向大委员会提出的材料,不幸证实了人们对能否抵抗的痛苦疑虑。他反驳批评其议案的人,为了把议案的意图完全讲清,宣读了当初拟就的第一稿,这份稿子在座不少人已经知道⁠17。[20] 第一稿把援引政权从未认真执行的宪章基本条款和法西斯宪法性法律是什么意思,说得一清二楚。我不承认斯科尔扎可以自称代表党讲话。党是领袖,是大委员会,是各省党部书记等等,不只是总书记一人。另一方面,鉴于这次会议是秘密召集的,没有人想过⁠18议案一旦通过可能被公之于众而带来危险。他坚持向国王呼吁,坚持把一切君主特权交还国王。他提到1917年11月10日发自大本营的国王文告,并重读了其中一部分。人们恳请国王在这悲剧性的时刻讲话,像当年那样仍然同他的士兵站在一条战线上。领袖简直是要胁迫议案签署人的良心,但这份议案完全出于责任感,在这严重的时刻,人人行事都应以这种责任感为指引。

[21] 斯科尔扎简短答复博塔伊的一点意见,并针对格兰迪的话,申明自己有权以党的名义发言。

墨索里尼把签名最多的议案即格兰迪提出的议案付表决。格兰迪此前已要求对该议案进行唱名表决。

回答“赞成”的:

德博诺、德韦基、格兰迪、德马尔西科〔译注:记录 A 的同一名单作 De Martino(德马蒂诺)〕、阿切尔博、帕雷斯基、费代尔佐尼、恰内蒂、巴莱拉、比尼亚尔迪、戈塔尔迪(Gottardi)、德斯特凡尼、罗索尼、博塔伊、马里内利、阿尔菲耶里、齐亚诺、巴斯蒂亚尼尼、阿尔比尼〔译注:记录 A 的同一名单没有阿尔比尼〕。

回答“反对”的:

斯科尔扎、比吉尼、波尔韦雷利、特林加利、加尔比亚蒂、弗拉塔里、法里纳奇(同时声明他要投自己那份议案的票)、布法里尼。

弃权:苏阿尔多 [22] 格兰迪提出的议案获得通过。会议于2时20分散会。

[Verbale B]

Verbale manoscritto della riunione del 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 del 25 luglio 19431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Sono presenti tutti i componenti del Gran Consiglio: Mussolini, De Bono, De Vecchi, Suardo, Grandi, Scorza, De Marsico, Acerbo, Biggini, Pareschi, Federzoni, Bottai, De Stefani, Ciano, Alfieri, Farinacci, Buffarini, Bastianini, Albini, Rossoni, Galbiati, Polverelli, Tringali, Balella, Frattari, Cianetti, Marinelli.

Il Duce apre l’adunanza dichiarando che essa è stata determinata da una richiesta del gruppo di oratori, designati da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per i rapporti alle gerarchie del fascismo da tenere nei capoluoghi di Regione e che i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stesso gli conduceva il 16 del c.m., onde potessero manifestare a lui direttamente considerazioni ed apprezzamenti sulla situazione in corso.

Poi inizia un’esposizione documentata dei precedenti dell’attuale situazione. Legge una lettera indirizzatagli nel maggio del 1940 dal Maresciallo Badoglio, con la quale lo stesso Badoglio gli proponeva che lo stesso Duce si facesse delegare dal Sovrano il Comando Supremo delle Forze Armate in caso di guerra, e adduceva, in appoggio alla proposta, il fatto che S.M. non aveva mai esercitato se non nominalmente il Comando stesso. Dichiara che d’altra parte [2] egli medesimo esplicò soltanto un’azione direttiva nel campo logistico.

Circa le varie fasi degli avvenimenti dalla ritirata di El Alamein allo sgombro di gran parte della Sicilia comunica dati parziali, senza offrire una visione d’assieme. Dichiara che la situazione dell’Africa Settentrionale sarebbe stata ben diversa qualora l’occupazione della Tunisia fosse stata permessa quando fu stipulato l’armistizio con la Francia.

Accenna agli errori strategici di Rommel, tattico ammirevole, ma incapace di considerare il problema strategico.

Si dilunga sulla capitolazione di Pantelleria riferendo le circostanze per le quali può dirsi che essa fu arbitrariamente proposta dall’Ammiraglio Pavesi, che prospettò una condizione di cose infinitamente più grave, per gli assaliti, di quanto non fosse in realtà. L’esperienza ha dimostrato, per un divario inevitabile fra la mentalità marinara e quella dei combattenti terrestri, che gli ammiragli non possono tenere il comando a terra. Ciò che è accaduto poi ad Augusta ne è la conferma. La difesa della Sicilia era affidata in prima linea a divisioni costiere composte di elementi locali, come era parimenti formata di essi la [3] Divisione Aosta. Dietro questa unità costituita da siciliani era il caos sociale determinato dalla sospensione di tutti i servizi pubblici, dalla distruzione di infinite abitazioni, dalla mancanza di viveri e dal conseguente errare di forse un milione e mezzo di persone datesi alla campagna per mancanza di ogni risorsa. Nella Sicilia sud-orientale il primo cedimento fu determinato dagli elementi della Marina. La speranza che nella difesa del suolo della Patria potesse determinarsi una resistenza finalmente efficace fu delusa. E’ importante notare che la stessa propaganda inglese, la quale valuta molto gli avversari perché ciò le giova tanto in caso di vittoria quanto in caso di sconfitta, e che già aveva riconosciuto lo strenuo valore di molte unità italiane nella campagna tunisina, manifestava la sua sorpresa per la mancanza di un’efficace resistenza da parte di nostri reparti nel suolo siciliano. Del resto soltanto il Maresciallo Stalin e il Mikado sono obbediti se ordinano di morire sul posto. Intanto migliaia di ufficiali in borghese si sono affollati ai traghetti dello Stretto di Messina. Dei tanti che hanno abbandonato il posto, uno solo è stato fucilato, un capo manipolo della Milmart, per ordine suo. Le accoglienze [4] delle popolazioni siciliane agli inglesi sono state abbastanza favorevoli, ma esse si accorgeranno presto del peso dell’occupazione, anche per la requisizione di tutte le riserve di derrate.

Quanto alle cause dello stato d’animo degli italiani bisogna notare che mai una guerra fu popolare. Nella guerra 1915-18 vi furono 530.000 disertori, ciò che potrebbe fino ad un certo punto dare ragione dell’amnistia nittiana. Nella campagna etiopica ci furono pochi, troppo pochi morti: ad ogni modo è da ricordare il momento di depressione causato dall’episodio di Debenguinà. La guerra attuale, poi, ha ragioni e caratteri che non possono essere facilmente compresi dal popolo. Per giudicare la situazione attuale bisogna tener presente che l’Inghilterra fa la guerra all’Italia, non al fascismo.

Quanto ai coefficienti del riuscito sbarco in Sicilia taluno potrà domandare perché la Marina non intervenne. In quel momento una sola nave da 35.000 tonnellate era disponibile alla Spezia e le due corazzate “risuolate” non saranno pronte a Taranto che verso la fine del mese. Se avverrà l’attacco alla Sardegna avremo tre grandi navi di battaglia [5] da impegnare nel combattimento.

Ora bisogna che il 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 si pronunci sul quesito: - Guerra o pace? Resa a discrezione o resistenza ad oltranza?

Aperta la discussione De Bono rivolge alcune domande sull’efficienza delle forze attualmente disponibili, particolarmente aeree.

Mussolini sono stati ordinati 4000 nuovi apparecchi. Dalla Germania ne verranno 2000, dei quali 500 dovrebbero essere in Italia entro il mese, 100 di questi sono distrutti a terra. In conclusione, ora, fra apparecchi da combattimento e apparecchi scuola abbiamo un totale di 2100 unità: in realtà efficienti, 400-500.

Farinacci domanda che sia invitato ad intervenire all’adunanza, per fornire dati tecnici precisi il Capo di S.M. Generale Ambrosio. Osserva che i soldati tedeschi in Italia non sono bene accolti e cita un episodio in prova.

De Vecchi ribatte di aver assistito ad un episodio che dimostra l’opposto: alcuni soldati tedeschi in treno dicevano “macaroni” agli italiani2. Parla poi della [6] deficiente educazione patriottica della gioventù che si presenta alle armi, come una delle cause dell’attuale crisi. Pone alcuni quesiti di ordine militare.

Bottai dichiara che, date le sue esperienze militari di comandi di reparti di carattere subalterno, non entrerà in disquisizioni di carattere tecnico. Egli, politico, si atterrà nel sommo contesto politico a tali considerazioni di carattere, appunto, politico. E queste sono: 1° che egli non crede alla ipotesi prospettata dal Duce, secondo considerazioni da questi riferite allo Stato Maggiore, che il nemico, nella prosecuzione della lotta contro l’Italia, non attaccherà direttamente il Continente, preferendo seguire orientamenti di più vasto raggio strategico, quali in particolar modo la marcia in direzione dei Balcani; perché, se è vero che questa sarebbe militarmente più redditizia, è innegabile che il nemico non saprà resistere alla tentazione politica di una occupazione totale dell’Italia, ivi compresa Roma; 2° data questa sua convinzione, egli ne detrae che la risposta al quesito dal Duce posta3 l’abbia egli stesso data, poiché le cifre prospettate sull’entità e la dislocazione delle forze necessarie a parare l’attacco, [7] dimostrano l’impossibilità di una resistenza tecnica efficiente; le speranze, di lui Bottai, come è da ritenere degli altri, hanno ricevuto, proprio dall’esposizione del Duce, la mazzata definitiva; 3° che i documenti dal Duce letti a riprova della inesecuzione di suoi ordini circa l’apprestamento di questa o quella arma, di questo o quell’apparecchio difensivo, dimostrano la inefficienza della organizzazione del nostro Comando Supremo, dove l’elemento politico non ha avuto e non ha, a quel che il Duce stesso ha detto, il necessario prestigio, per imporre le sue decisioni; dunque, c’è nel nostro organismo di comando militare un tarlo, che ne impedisce il pieno rendimento e funzionamento.

Grandi legge il seguente ordine del giorno:4

Quest’ordine del giorno è sottoscritto dai seguenti membri del Gran Consiglio: De Bono, De Vecchi ecc.ecc.

[8]5 [9] Polverelli parla per fatto personale

De Marsico6

Ciano con citazioni precise di circostanze e di documenti prova che la Germania, dalla dichiarazione di guerra in poi, ha agito sempre con totale noncuranza dei suoi doveri di lealtà verso l’Italia alleata. E’ stata la Germania che ha voluto e provocato, nell’agosto 1939, lo scoppio di questa guerra che Mussolini aveva cercato di evitare. Particolarmente grave è stato il comportamento del Governo nazista nella duplice occasione dell’attacco alla Francia e al Belgio (maggio 1940) e della dichiarazione di guerra alla Russia (giugno 1941). Nell’una e nell’altra circostanza il Governo italiano ricevette soltanto un preavviso di qualche ora.

Farinacci presenta e legge un altro ordine del giorno. Espone varie considerazioni sulle cause politiche e militari della situazione attuale criticando anche l’azione svolta negli ultimi anni dal Partito.

[9bis] L’ordine del giorno Farinacci concorda sostanzialmente con i concetti dell’altro ordine del giorno letto dal camerata Grandi, con queste due varianti principali: 1° riferimento preciso all’alleanza tedesca e alla necessità del suo rispetto, fino all’eventuale creazione del comando unico nelle mani dei tedeschi; 2° attribuzione al Re, non dell’intera iniziativa di decisione, anche politica, secondo la formula de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ma dei soli poteri militari.

[10] Mussolini interviene per dichiarare che questa serie di critiche al Partito non è da lui approvata. Non bisogna dimenticare tutto ciò che il fascismo ha fatto in ventun anni. Ormai ci si vergogna di indossare la camicia nera. Se si vuole, si può dichiarare questa sera stessa che la Rivoluzione è finita. Il ritorno allo Statuto Albertino, oltre ad essere un anacronismo, darebbe luogo al rinascere dei vecchi partiti7.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incollato al foglio 10] Federzoni afferma che con 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si vuol far finire l’ormai intollerabile equivoco delle masse travestite in camicia nera. Si è insistito talmente per tre anni nel dire che questa è una guerra fascista, che il partito è andato pubblicando le statistiche dei suoi caduti e feriti, come se anche i morti per interessare dovessero avere la tessera. Ora il falso mito della guerra fascista ha accelerato il distacco fra il paese e il fascismo, e molti Italiani hanno pensato che soltanto coloro che si suppone abbiano voluto questa guerra abbiano il dovere di farla. Mussolini ha dichiarato che nessuna guerra è mai stata popolare. Ciò non è affatto vero. Popolare fu la stessa prima guerra d’Africa, nonostante “la sobillazione demagogica che culminò nelle calunnie lanciate contro il nostro Esercito da quell’Enrico Ferri che tu, duce, volesti fare senatore”. Popolarissima fu la guerra di Libia, primo slancio della volontà d’Italia di là dal suo mare; “di tale guerra tu serbi forse un ricordo impreciso perché allora eri dall’altra parte della barricata, provocando le dimostrazioni di piazza e incitasti le donne [second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a impedire le partenze dei treni militari sdraiandosi sui binari”. E’ strano, poi, che proprio Mussolini voglia contestare l’imponenza del movimento interventista degli anni 1914-15, nel quale ebbe – viceversa – tanta parte. La verità è che, quando si parla della popolarità d’una guerra, bisogna sempre riferirsi al sentimento di un’”élite”, ossia all’influenza degli elementi direttivi, che possono illuminare e guidare le masse. Ora stavolta tale influenza è mancata, anche perché si è fatto tutto il possibile per impedire che l’Italia avesse ancora un’”élite”, vale a dire un gruppo socialmente, moralmente e intellettualmente dotato dell’autorità necessaria per influire sul paese.

Il regime in ventun anni ha raggiunto molti obiettivi singoli, ma è fallito in uno dei punti essenziali: mentre con la propaganda spingeva continuamente alla guerra, a qualsiasi guerra, esso non ha provveduto alla preparazione spirituale e materiale della nazione, e non poteva provvedervi, perché tale preparazione presupponeva [terz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come prima necessaria condizione l’unità degli animi. Per contro, la politica del partito, principalmente negli ultimi otto o dieci anni, ha mirato sopra tutto a dividere gli Italiani. Esempio tipico, la stolta campagna antiborghese, scatenata alla vigilia di una guerra che, per poter essere accettata dalla nazione, avrebbe dovuto anzi tutto affratellare i ceti sociali. Ci si illudeva forse di guadagnare al fascismo, con quelle insensate denigrazioni, il favore delle correnti operaie? Risolvere la formula storica della “nazione proletaria” in un pericoloso sofisma, che equivaleva a un programma di proletarizzazione di tutto il popolo italiano, servì soltanto a mettere in apprensione e in diffidenza questo modesto, laborioso, patriottico ceto medio, che non è una classe chiusa o privilegiata, ma il complesso di valori tecnici e morali che praticamente regge la vita del paese. Dalla borghesia si traggono infatti i quadri delle forze armate e di ogni altro settore dell’attività nazionale: sopra tutto dalla media e anche piccola borghesia.

Si pensi allo stato d’animo dei giovani ufficiali di com- [quart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plemento, i quali col loro entusiasmo erano stati uno dei maggiori coefficienti della nostra vittoria nel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Stavolta sono partiti per i vari fronti portando un’inquietudine nel cuore, prodotta dal vilipendio e dalle sia pur vuote minaccie contro il gruppo sociale donde essi uscivano, e sentendo anche, come è umano, l’angosciosa incertezza del domani, se Dio concederà loro di ritornare. Ora bisogna tener presente che quei giovani stanno a diretto contatto con la massa dei combattenti. Il così detto “morale” dei soldati è il morale dei loro comandanti di compagnia e di plotone. Quale entusiasmo, stavolta, hanno potuto essi trasfondere? Si sono battuti valorosamente, moltissimi sono caduti da prodi, per sentimento dell’onore e del dovere; ma la fede che arde e che trascina, quella che fa affrontare con serenità l’olocausto, stavolta, non ci poteva essere.

Quando si impegna un paese in una guerra, non bisogna costringere i combattenti a distinguere fra il regime politico che l’ha dichiarata, e che si può non amare, e [quint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la patria che si deve amare e per cui ogni sacrificio è necessario e santo. Su un paese in guerra deve alzarsi un’unica bandiera: quella della patria. Stavolta si è preteso condurre il popolo al cimento parlandogli di rivoluzione anziché di patria, di partito anziché di Stato, di fascismo anziché d’Italia.

Anche i fini concreti di una guerra, per essere compresi e sentiti, non avrebbero dovuto essere quelli di un partito, ma nazionali, come avvenne nel 1915. Giacché si trattava di chiamare l’intero popolo alla lotta e al sacrificio, il partito totalitario avrebbe dovuto cedere il posto alla concordia operante di tutte le energie migliori del popolo stesso. Sopra tutto occorrevano anime, non tessere. Così come si è fatto, si è ottenuto l’unico risultato di mettere in evidenza l’effettivo isolamento del fascismo nel paese. Invano si è cercato di mascherare questo fenomeno con le grandiose manifestazioni obbligatorie. Al contrario esse, come tutto il rituale affaticante del partito, hanno aumentato l’impressione irrimedia- [sest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bile di sazietà e di stanchezza.

Adesso, dinanzi alle più gravi prove che ci aspettano, è urgente creare finalmente l’unione di tutti gli Italiani. Ciò non può farsi che su le basi istituzionali, richiamando alle loro funzioni e alle loro responsabilità tutti gli organi dello Stato. E’ inutile svalutare il ritorno allo Statuto come un’ipotesi anacronistica. Sì, noi invochiamo il ritorno allo Statuto, in ciò che questo ha di più vitale e attuale: il principio dello Stato di tutti gli Italiani senza distinzioni di partito. Del resto anche le leggi fasciste che hanno modificato la Carta albertina sono cadute in rapida desuetudine. Perfino questo Gran Consiglio non fu più riconvocato dal 7 dicembre 1939, ossia dalla solenne riconferma della non-belligeranza dell’Italia. Ma principalmente, per ridare fiducia e unità alla nazione, è indispensabile fare appello alle forze vive e sane senza pregiudiziali esclusioni. Solo formando un tale blocco spirituale potremo resistere o almeno cadere con onore.

[settim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Con la nostra iniziativa noi non abbiamo agito a cuor leggero. Ne intendiamo tutta la responsabilità e non ci nascondiamo la gravità delle possibili conseguenze per il regime e anche per noi stessi. Ma ciò ha poca importanza quando si sente di avere un alto dovere da compiere verso la Patria8.

Scorza propone un rinvio a domani sera.

Grandi si oppone: “Per la Carta del Lavoro, Duce, ci tenesti qui fino all’alba. Data l’importanza straordinaria del problema di cui noi si discute, propongo che la riunione sia proseguita fino alla sua conclusione”.

Proposta di rinvio9

Grandi si oppone [ottavo foglio manoscritto non numerato] L’adunanza è sospesa alle ore 22 e ripresa alle 22,30.

Bastianini [pagine 11 e 12 mancanti; la numerazione riprende con la p.] 1310 Bastianini11 di questa epoca della storia: oggi esiste un’innegabile frattura fra la Nazione ed il Partito: di essa esamina le cause principalmente di ordine spirituale. Dichiara che data la gravità della situazione il dovere assoluto della resistenza non toglie che si debba con tutte le necessarie cautele e garanzie ricusare la possibilità di qualche [parola illeggibile] contatto con gli avversari.

Bignardi illustra lo stato d’animo delle masse lavoratrici, parlando in favore de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Galbiati afferma che le Camicie nere della milizia, pronte alla battaglia, aspettano provvedimenti concreti e non ordini del giorno. Ammette che la situazione attuale è gravissima per le deficienze di un armamento “puerile”. A superare questa deficienza può bastare la volontà.

Tringali Casanova fa dichiarazioni di voto contrarie a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Biggini si oppone allo stesso ordine del giorno con considerazioni incerte e slegate intorno allo Statuto. Osserva poi che il Duce in quell’ordine del giorno non è nemmeno nominato.

[14] Mussolini dichiara che se quell’ordine del giorno fosse approvato egli restituirebbe12 domattina al Re la delega dei poteri militari. Il Re, che gli ha dato tante prove di benevolenza, in ventun’anni, potrà invitarlo a mantenere la delega stessa; ma qualora S.M. – di cui egli ripete di essere un fedele servitore – riprendesse quella delega egli si porrebbe il problema della sua persona. Bisogna avere una dignità: in quel caso egli considererebbe finito il suo compito.

Scorza dichiarando di parlare in nome del Partito ne prende la difesa. Attacca lo Stato Maggiore e specialmente il criterio di selezione degli alti gradi. Legge e presenta un ordine del giorno, incitante ad una resistenza imperniata soprattutto sul Partito13.

[14bis: Incastro]14 Poiché esso contiene, fra l’altro, un saluto reverente al Pontefice, Farinacci interrompe osservando che non sarebbe politicamente opportuna, dal punto di vista dell’efficacia dell’azione del Papa, una manifestazione del genere.

Scorza prosegue leggendo anche

[riprende p. 14]

un altro ordine del giorno, con cui si auspicano pronte riforme degli organi costituzionali e, soprattutto, del Comando Supremo.

Dati questi suoi ordini del giorno si dichiara nettamente contrario a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specie per quanto riguarda la restituzione al Re dei poteri militari e politici.

[15] De Bono fa un’energica difesa, contro le affermazioni di Scorza, dei gerarchi; e afferma il profondo turbamento ingenerato nei quadri dell’Esercito dalla continua intromissione controllatrice del Partito, anche sotto forma di spie politiche nei reparti dell’Esercito.

Mussolini interviene per precisare, che il Regime fascista è l’unico, non solo nei confronti dei regimi totalitari, ma anche degli altri, che mantenga una Commissione Centrale di Avanzamento, ispirata a principii e metodi nettamente democratici. Le scelte si sono regolate in base all’annuario ed alla votazione e non secondo quei criteri di eccezionalità che lo stato di guerra impone. D’altra parte ricorda che detta Commissione è presieduta dal Principe Ereditario e di essa fanno parte anche due altri Principi Reali15. Gli altri componenti potrebbero difficilmente far valere la loro volontà. De Stefani spiega le ragioni della sua adesione a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e prospetta il problema strategico e politico singolarmente delicato di Roma. Con quest’ordine del giorno si offre al Duce la possibilità di un elastico indirizzo politico di risoluzione della crisi.

[16] Farinacci illustra il suo ordine del giorno.

Frattari si associa alle considerazioni di Scorza e ai suoi ordini del giorno.

Alfieri afferma che solo adesso la Germania comincia ad intendere l’importanza del fattore mediterraneo; e con vari argomenti prova l’impossibilità per essa di fornirci prontamente mezzi adeguati.

Suardo dà ragione dell’adesione data a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ma, scosso dalle dichiarazioni di Mussolini circa il dilemma che quell’ordine del giorno gli pone, la ritira per associarsi al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invitando gli altri firmatari a concentrare i loro voti su di esso.

Polverelli non considera utile e tempestiva la critica al Partito. Date le considerazioni del Duce intorno all’o.d.g. Grandi, egli, mussoliniano (vivaci proteste di Bastianini e di parecchi dell’assemblea) non lo voterà.

Ciano afferma che l’o.d.g. cui ha aderito non mira a indebolire né il Regime, né, meno che mai, il Duce. Ricorda che il Gran Consiglio [17] altre volte ebbe a fare riferimento alla persona del Re quando ebbe ad offrirgli la Corona d’Etiopia e quella d’Albania. Questi precedenti che testimoniano la prontezza del fascismo a chiamare in causa il Sovrano per una compartecipazione, per così dire attiva, ai successi del Regime, legittimano il riferimento a lui in questa crisi16.

[17bis] De Marsico combatte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del quale cita i discorsi, rivolti non ai fascisti soltanto ma a tutti gli italiani. Essi, all’Adriano, a Ferrara, alla Radio, hanno appassionatamente invocato l’unione nazionale.

Così il discorso di Gentile, che fu interamente divulgato da tutta la stampa italiana. Con l’o.d.g. presentato da Grandi si domanda che la Nazione abbia un interprete, al di là e al di sopra del Partito, anche contro il Partito: il Re.

[riprende p. 17]

Scorza insiste ancora sui suoi argomenti.

Albini dice che le sconfitte continue hanno creato un clima di sfiducia nel Paese. La situazione interna è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polizia buona, ma delicata moralmente e politicamente. Accenna alle difficoltà dell’alimentazione, e si pone anche lui il quesito dei mezzi necessari ad organizzare una resistenza efficace.

Cianetti dichiara di aver firmato l’o.d.g. Grandi soprattutto per l’accenno al ripristino delle funzioni degli organi costituzionali, particolarmente di quelli corporativi. L’accenno al Re voleva dire soltanto riaccostamento della Corona alla condotta della guerra, tanto più necessario in un momen- [18] to in cui molti generali dicono che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Concludendo egli tenderebbe associarsi a Suardo per l’o.d.g. Scorza.

Bottai dichiara di avere firmato consapevolmente l’o.d.g. Grandi; e di mantenere, quindi, consapevolmente la sua firma. Egli vuol dissipare l’equivoco, da alcuni ingenerato, che detto o. di. g. non si dichiari esplicitamente per la resistenza, poiché i suoi primi quattro capoversi vi fanno esplicito richiamo con un appello a tutti gli italiani. La discussione in merito può vertere soltanto sui mezzi necessari alla resistenza. Contro l’invocazione di Scorza di “riforme” di organi costituzionali, dichiara più saggia la richiesta dell’o.d.g. Grandi di “ripristino” del funzionamento di detti organi. In questo momento qualsiasi accenno a riforme sarebbe male accolto dal popolo italiano. Basta, appunto, il ripristino della costituzione fascista in riferimento alle parti ancora vive dello Statuto del Regno per sanare il divario tra lo stato di fatto e lo stato di diritto. L’appello al Monarca non vuole che dare [19] visibile e plastica evidenza alla solidarietà tra re e Duce in questa congiuntura. E’ necessario che il popolo ne abbia cognizione piena. Se ritirassi la mia firma, mostrerei di averla data senza il necessario discernimento.

Acerbo parla in favore dell’o.d.g. presentato da Grandi, facendo minute osservazioni circa la paralisi degli organi costituzionali ed amministrativi dello Stato. Accenna particolarmente alle interferenze del Partito e alla mancata funzione delle Corporazioni provocando qualche interruzione di Cianetti.

Grandi si associa alle dichiarazioni di Bottai. E’ stata la documentazione portata dal Duce al Gran Consiglio che ha dato purtroppo ragione agli angosciosi dubbi sulla possibilità della resistenza. Polemizzando con coloro che hanno criticato il suo o.d.g., vuole chiarirne pienamente le intenzioni col leggere il primo testo che era stato preparato: testo che parecchi dei presenti già conoscono17. [20] Esso era pienamente esplicativo del significato del richiamo alle disposizioni fondamentali dello Statuto e delle leggi costituzionali fasciste mai seriamente applicate dal regime. Contesto che Scorza possa asserire di parlare a nome del Partito. Il Partito è il Duce, il Gran Consiglio, i federali, ecc. ecc., non soltanto il segretario. D’altra parte nessuno ha pensato18 alla possibilità che si dia una pericolosa pubblicità all’o.d.g. se sarà approvato, data la segretezza della convocazione di questa adunanza. Insiste nell’appello al Re e nella restituzione di tutte le prerogative sovrane. Ricorda ed in parte rilegge il proclama reale datato dal Quartier Generale il 10 novembre 1917. S’invoca che il Re parli in quest’ora tragica e sia ancora in linea come allora tra i suoi soldati. Il Duce ha voluto propriamente coartare le coscienze dei firmatari dell’o.d.g., ma questo è ispirato soltanto dal senso di responsabilità che deve guidare l’opera di tutti in questo grave momento.

[21] Scorza risponde brevemente ad un’osservazione di Bottai e rivendica di fronte a Grandi il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 Partito.

Mussolini mette in votazione l’o.d.g. che porta il maggior numero di firme ossia quello presentato da Grandi. Su di esso Grandi aveva chiesto l’appello nominale.

Rispondono si:

De Bono, De Vecchi, Grandi, De Marsico, Acerbo, Pareschi, Federzoni, Cianetti, Balella, Bignardi, Gottardi, De Stefani, Rossoni, Bottai, Marinelli, Alfieri, Ciano, Bastianini, Albini.

Rispondono no:

Scorza, Biggini, Polverelli, Tringali, Galbiati, Frattari, Farinacci (accompagnando il tutto con la dichiarazione che intende votare il proprio ordine del giorno), Buffarini.

Astenuto: Suardo [22] L’ordine del giorno presentato da Grandi è approvato. L’adunanza è sciolta alle ore 2.20.

注释 · Note


  1. 手写稿,共31页,其中22页有编号,8页无编号,无编号的第一页粘贴在第10页上。 ↩

  2. 文中此处插有一个十字形的参见符号,第5页和第6页之间夹着路易吉·费代尔佐尼(Luigi Federzoni)亲笔所写的切萨雷·马里亚·德韦基·迪瓦尔奇斯蒙(Cesare Maria De Vecchi di Val Cismon)发言,刊于记录 B 之后。 ↩

  3. 手稿如此。 ↩

  4. 其后有划去的几个字:“由二十……签署”,最后一词无法辨认。再后面是“嵌入”一词,标明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议案插入的位置。 ↩

  5. 该页有编号,为空白页。 ↩

  6. 这个名字写在两行之间的方框内,并用蓝铅笔轻轻一笔划去。 ↩

  7. 其后是8页手写稿,出自另一人之手,纸张颜色不同,未编号,其中第一页粘贴在第10页上。 ↩

  8. 此句之后有一道长长的横线,结束这一部分。横线下方写有“比尼亚尔迪(Bignardi)”和“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又都划去。 ↩

  9. 这一条和下一条记在该页左下角。 ↩

  10. 此页及其后直到最后一页,都写在一种信笺的背面,信笺抬头为“‘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基金会——设于博洛尼亚”。 ↩

  11. 名字写在旁边,如同标题。 ↩

  12. 此词写在“送回”之上,后者在文中已划去。 ↩

  13. 文中此处插有一个指向第14bis页的参见符号,写在3个划去的词之上:“M(?)还宣读” ↩

  14. “嵌入”一词写在页首,作为标题。 ↩

  15. 文中有划去的字:“而其余(一词无法辨认)成员很难违抗……的意志”。 ↩

  16. 文中此处有一方框,内写“嵌入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指向载于第17bis页的德马尔西科发言。 ↩

  17. 文中又出现“嵌入”一词,但未注明所指。 ↩

  18. 划去的字:“鉴于此次召集的秘密性质 对于这一事实” ↩


  1. Testo manoscritto di fogli 31 di cui 22 numerati e 8 non numerati, il primo dei quali è incollato al foglio 10. ↩

  2. In questo punto nel testo è inserito un segno di richiamo a forma di croce e tra la p. 5 e la p. 6 è collocato l’intervento di De Vecchi scritto di mano da Federzoni, che si pubblica in calce al Verbale B. ↩

  3. Così nel manoscritto. ↩

  4. Seguono queste parole cancellate: «sottoscritto da venti…» l’ultima parola è illeggibile. Segue il termine «incastro» ad indicare il punto di inserimento de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

  5. Il foglio, numerato, è bianco. ↩

  6. Il nome è inserito tra due righe entro un riquadro e barrato con un tratto leggero di matita blu. ↩

  7. Seguono otto fogli manoscritti di altra mano e su carta di diverso colore, non numerati, il primo dei quali è incollato al foglio 10. ↩

  8. La frase è seguita da un lungo tratto di penna orizzontale che chiude questa parte. Al di sotto sono stati scritti e cancellati: “Bignardi” e “Bastianini”. ↩

  9. Questa notazione e la successiva sono appuntate in basso a sinistra del foglio. ↩

  10. Questa pagina e le successive fino all’ultima sono scritte sul verso di una carta intestata «Fondazione “Guglielmo Marconi” – sede in Bologna». ↩

  11. Il nome è inserito di lato come un titolo. ↩

  12. La parola è scritta sopra a “riporterebbe”, cancellato nel testo. ↩

  13. In questo punto del testo è stato inserito un richiamo che rinvia alla pagina 14bis, sopra a tre parole cancellate: ”M (?) legge anche” ↩

  14. Il termine “Incastro” è inserito in alto come titolo. ↩

  15. Nel testo compaiono, cancellate, le parole: “e che difficilmente potrebbero gli altri (termine illeggibile) componenti opporsi alla volontà dei”. ↩

  16. In questo punto del testo compare, entro un riquadro, la dicitura «Incastro De Marsico» che rinvia all’intervento di De Marsico riportato a p. 17bis. ↩

  17. Nel testo compare nuovamente il termine «incastro» senza un riferimento. ↩

  18. Parole cancellate: “data la segretezza di questa convocazione al fat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