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迪（Grandi）的发言
迪诺·格兰迪致费代尔佐尼（Federzoni）的信1
罗马，1956年6月26日
亲爱的吉吉：
随信附上我1943年7月24日在大委员会上所作讲话的文本，以及我后来在讨论中第二次“发言”的文本，这第二次发言是在斯科尔扎（Scorza）（苏阿尔多，Suardo）发言以及墨索里尼第二次“发言”之后作的。
请你斟酌，怎么用最好就怎么用。
拥抱你
（签名）格兰迪
格兰迪的第一次发言2
我荣幸地向大委员会提出如下议案。在议案上签名的，除我之外还有费代尔佐尼、德博诺（De Bono）、德韦基（De Vecchi）、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阿切尔博（Acerbo）、帕雷斯基（Pareschi）、恰内蒂（Cianetti）、齐亚诺（Ciano）、巴莱拉（Balella）、戈塔尔迪（Gottardi）、比尼亚尔迪（Bignardi）、德斯特凡尼（De Stefani）、罗索尼（Rossoni）、博塔伊（Bottai）、马里内利（Marinelli）、阿尔菲耶里（Alfieri）、阿尔比尼（Albini）、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诸位同志。
议案说：“大委员会在这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日子里开会，首先心系各军兵种的英勇将士。他们与骄傲的西西里人民并肩作战，正在发扬我们光荣的武装部队英勇、勇于牺牲的崇高传统；意大利人民同心同德的信念，在西西里人民身上闪耀得明亮。经审议国内和国际局势以及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导，宣告：全体意大利人负有神圣的义务，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捍卫自复兴运动至今4代人牺牲和奋斗的成果，捍卫意大利人民的生存和未来；申明：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严峻关头，全体意大利人必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团结一致；声明：为此必须立即恢复国家的全部职能，把我国宪章性法律和宪法性法律所规定的职权和责任赋予王室、大委员会、政府、议会和各法团；请政府首脑恳请举国上下忠诚信赖、衷心所向的国王陛下，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拯救祖国，依照王国宪章第5条亲掌陆、海、空武装部队的实际统帅权，同时担负起我国各项制度赋予陛下的最高决断的主动权；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上，这种主动权始终是我们尊贵的萨伏依王朝的光荣遗产。”〔译注：本书所收格兰迪议案正文与此处引文有三处出入：“英勇、勇于牺牲”作“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勇于牺牲”（di strenuo valore e d’indomito spirito di sacrificio），“闪耀得明亮”作“闪耀得格外明亮”（più alta），“请政府首脑”作“请政府”（invita il Governo）。〕
我将尽量简短地说明这项议案和促成它的种种理由，也不讳言：身为议院议长[2]，也作为意大利人、作为军人，我听了政府首脑刚才向我们所作的报告有何感想。
我要说的，没有一句是政府首脑还不知道的：我曾有机会当面向领袖忠诚而坦率地讲过的话，今天要在大委员会面前原原本本再讲一遍。国家法律把大委员会定为“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它的成员，从主持它的领袖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它的权威和决议。
我确信说出了我们大家的想法：我首先要表示深切的遗憾：大委员会已将近4年没有召开，也就是说，从战争爆发前六个月起就没有召开过；而开战之时，既没有听取大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听取内阁会议的意见，就不可挽回地作出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这一致命的决定。
大委员会上一次开会是在1939年12月7日。那一次，大委员会表示确信：德国人是陆上的撒克逊人，英国人是海上的撒克逊人，面对这两者之间爆发的可怕浩劫，国家利益要求奉行中立政策。
在那最后一次会议上，大委员会郑重确认了内阁会议已于1939年9月1日议决的我国“非交战国”立场，并委托外交部长在议会说明这一决定的理由；作为政府最高机关的内阁会议和作为政权最高机关的大委员会都为这一决定承担了义务。
从那以后，我们一再请求政府首脑召开大委员会，可惜每次都毫无结果；而依照法律，召开大委员会的权限和权利只属于政府首脑一人。
西西里发生严重的军事事态之后，大委员会许多成员最近再次坚持这一请求；有人竟敢含沙射影，说这项请求可能被误解为一次“逼宫”。
[3] 我马上声明：对意大利参战的决定，大委员会同内阁会议一样确实没有责任；拿这一点当现成的借口躲起来，对我们来说本来更容易。
事实上，我们身为国王的部长和大委员会成员，是从广播里才得知我们的祖国已于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和英国开战的；一年后意大利对俄国和美国开战时，情形也一样。1939年9月和12月决定中立和非交战状态时，内阁会议和大委员会都被征询过意见；决定参战时，却没有征询两者的意见。此后在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导上，也从来没有人征询过它们的意见，独裁执意把这方面的一切主动权和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在意大利正经历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敌人已经侵入祖国神圣的国土，我们要的恰恰相反：是让大委员会担负起法西斯领袖本人通过法律交给它的责任。
也不要像有人竟敢窃窃私语的那样，说我们这样做有背弃向法西斯领袖所立的效忠和服从誓言之虞。只有某个无知的禁卫军分子才会作这种解释。向法西斯领袖立的誓，无非就是向法律立的誓，这些法律是法西斯领袖本人主张制定、又经国王和议会批准的。领袖也从未有过任何言行，让我们法西斯党人以为他对这一誓言的含义另有理解；这一誓言同墨索里尼和我们作为部长、作为公民、作为军人向国王所立的效忠誓言是一回事，而国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就是意大利的化身。
还有人说，我们要向敌人无条件投降。这不是事实。正在推进的敌人毫不客气地宣称，他们[4]要摧毁的只是一个政权。但我们不抱幻想：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是自复兴运动〔译注：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原意“复兴”，指19世纪意大利争取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运动，至1861年建国、1870年并入罗马大体告一段落。〕至今4代人牺牲和奋斗的成果，是意大利人民的生存和未来。
所以我们想的不是挽救政权。对我们来说，一个政权、一个党，过去是、现在也只是谋求国家昌盛和伟大的一种手段、一件工具。
党和政权都是短暂的，至少也是过渡性的：唯有祖国永存！此刻我们所忧虑、所焦心的只有意大利，仅仅是意大利。如果为了拯救祖国，我们不得不牺牲政权、牺牲党、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不会有片刻犹豫。我必须老实声明：我同每一个意大利公民一样，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所以直到刚才听了政府首脑向我们作的报告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军事处境并不像领袖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绝望。
今天是墨索里尼本人向我们声明，他怀疑在人力上和物质上是否还有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既然如此，就必须有勇气冷静地正视局势，以大胆的决断采取行动，我甚至敢说，要拿出只有意识到危险才会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而且只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准。
政府首脑向我们谈到军事首长们和他本人亲自指挥的武装部队所犯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他讲话的时候，我不禁黯然想起1917年10月最后几天卡多尔纳（Cadorna）将军就卡波雷托战事发表的那份倒霉的公报。那一次，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公开指第2集团军应对我军那次不幸的失利负责。卡多尔纳那份可悲的公报，几十年来一直拖累着我们[5]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望。身为武装部队的统帅而指责自己的部下和自己的士兵，必遭祸殃！而卡多尔纳只有寥寥数月的时间来组织和训练那支军队，这支军队随即就在波德戈拉（Podgora）、萨博蒂诺（Sabotino）山和高原上有了出色的英勇表现。墨索里尼身为政府首脑和各军事部的部长，却有整整17年的时间来创建、组织、训练、遴选武装部队，从军官到部队到装备：17年足够一名上尉升到将军了。政府首脑今天指为战败罪魁的那些参谋部，正是他17年间经过历练和遴选一手组建、一手培养起来的参谋部。此时此刻，不能把各级军官的责任同最高统帅的责任分开：不能把好运归于自己、把厄运推给别人，那样做也有失宽厚。墨索里尼今天揭露我国军事组织中的严重缺陷。可这是谁的过错？不能把胜利“主观化”，把失败“客观化”。当然也不能说世界大战是突然爆发的，打了意大利一个措手不及。
这场冲突多年前就已在预料之中，墨索里尼本人甚至预言般地指出了最终危机到来的年份，断言意大利不可能置身于那场正在酝酿的巨大悲剧之外，而且要当主角。因此，对有幸并且荣幸地执掌国家命运的人来说，做好军事准备是头等的职责。军官队伍组织涣散，必需的物质手段准备不足，战略和战术指挥上缺陷重重。此外还有战争的政治和道义指导上一连串低级的错误；这些错误恰恰因为纯属政治性质，才叫人无法理解，也加重了法西斯独裁的责任。
我们刚才听领袖对我们讲意识形态战争、宗教战争。为了解释全国上下不容否认的不满情绪[6]，他还说“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得民心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正是我国所处悲惨局面的根源。
首先，说没有一场战争得民心，这不是事实。整部意大利历史都证明恰恰相反。复兴运动的历次战争是得民心的，皮埃蒙特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军队在意大利各地始终得到人民革命的拥护和支撑。1914—1918年的战争是得民心的，墨索里尼是参战运动的鼓动者之一，没有人比他更能记得这一点。
埃塞俄比亚战争是得民心的，全体意大利人民挺身而起，准备同50个国家结成的敌对集团斗争，顶住它，战胜它。各国人民凭良知总能察觉、总能“感到”召唤他们去为之战斗的事业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凭着同样本能的清醒，人民的良知立刻就明白一场战争是必要的还是无益的，是否符合国家的切身利益。
从宣战那天起，意大利人民立刻感到这不是“他们的”战争。这不是国家出于捍卫自身统一、独立和自由这一不可回避（原文如此）的需要而被召唤去打的战争，也不是为了实现始终激励着一个民族集体生活的理想目标而打的战争。战争的各路宣传家后来出面公开证实了这一点，由此表现出他们全无政治头脑和教育意识，也全然不懂民众心理；但早在他们证实之前，意大利人民就立刻明白了：这是一场人民被拖进去的战争，没有对理想的信仰，没有对正义事业的自觉，没有对不可回避、无法避免的必要性的认识。这是一场无论哪一方获胜，我们都将败下阵来、我们的国家利益都将严重受损的战争。意大利人民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他们参加这场战争，凭的不是一支军队的信念，而是一群羊的逆来顺受。
我国武装部队表现出一个个光辉的英勇事迹，考虑到我们的军事手段何等[7]贫乏、何等不敷使用，这些事迹就更显光辉；它们将永远证明意大利人民的军人美德，证明他们在厄运和不幸中的伟大。纳粹法西斯的战争宣传家们又出来印证人民本能的认识，解释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是一场革命战争，是一场党的战争，是墨索里尼的战争，是法西斯的战争。
何等不可原谅的错误，对意大利历史又是何等的不理解。诚然，有些民族是因为受某种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事业激励而走向战争或被“带”进战争的，但这在意大利历史上从未有过。意大利人民已经表明，他们对本国的利益始终有清醒而稳健的认识。意大利人民一向毫不犹豫地承受风险和牺牲，但始终只有在他们的历史常识和务实本能使他们确信这出于必要而无法避免、或者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才如此。在意大利人的务实精神里，对一种意识形态的依恋和国家的切身利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把法西斯意识形态说成当前这场战争的动力、理由和目的，就是无视我们种族特有的禀赋和我们上千年的历史经验。蛀蚀全国抵抗力的那条蛀虫，恰恰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战争”、党的战争、“法西斯”战争的荒谬观念。在意大利、非洲、俄国、阿尔巴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地中海牺牲的无数年轻生命，个个都有母亲，有遗孀，有姐妹，有恋人。
我们1915—1918年那场战争有60万人阵亡，他们的母亲没有一个曾经想到自己的亲人是为萨兰德拉（Salandra）、为奥兰多（Orlando）、为尼蒂（Nitti）而死的；他是为祖国而死的！这是对悲痛的崇高慰藉；而悲痛，只有寄望于生命的牺牲能为活着的人结出幸福之果，才得以缓解。
这场战争里身穿丧服的妇女，即使被要员排成队列带到街头鼓掌，内心深处也认定[8]她们死去的亲人不是为祖国捐躯，而是成了墨索里尼意志的牺牲品。这将给后代留下多么可悲的、满是怨恨的遗产！
有人说，我们的士兵今天打仗，不像他们的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满腔热忱；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士兵不够“恨”敌人。于是有人靠愚蠢的宣传人为地灌输这种仇恨，结果适得其反。没有哪个民族是受仇恨驱使去打仗的。就连穆斯林的狂热挑起的那些战争，也不曾拿仇恨异教徒当理由。穆罕默德（Maometto）教导说：“为爱而杀。”的确，只有对一项事业、一种理想、一面旗帜的爱，才能让人从心底觉得献出生命这一最高牺牲是值得的。有人嘲弄我们光荣的传统，愚蠢地以为可以让我们的民族历史从1922年10月28日算起。就在几天前，大众文化部还先后两次下达规定，禁止报刊以任何理由提及意大利军队在复兴运动历次战争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皮亚韦河畔那些史诗般的、传奇般的抵抗。而下这道禁令，偏偏是在意大利危难深重的这些日子里，在敌人正踏入西西里土地的时候。追忆复兴运动和皮亚韦河，追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如今竟像是渎圣；而这种追忆本可以成为一股宝贵的推动力，足以振作犹疑的人心，让最后的希望闪出光亮，以先辈为榜样，把我们灰心丧气的士兵的精神和心重新凝聚起来，使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把牺牲当作至高的民族义务。
我们那些无能的部属宣传机构禁止人们追怀复兴运动和[9]皮亚韦河的光荣军事篇章；党总书记10天前拿来取代这种追怀的，是一连串大区“报告会”，也就是党的各级领导人的大区“集会”。此刻发言的人接到命令（照例是从报纸上得知的），要他去博洛尼亚，在向艾米利亚和罗马涅法西斯各级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会”上讲话。我拒绝了，这次抗命被看成一桩丑闻，甚至可以说是胆大妄为的反叛。自早已十分遥远的1924年以来，也就是20年来，党的最高当局从未允许我向家乡的法西斯党人讲话，这是无可否认的情况；我若因此而拒绝，本也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拒绝并不是为了这个。
可是，天哪，在艾米利亚和罗马涅战斗法西斯的大会上，我今天能问心无愧地说些什么呢？这些战斗法西斯是我23年前创建的；那时候法西斯主义确实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我们的三角旗下聚集着意大利青年的精华，他们渴望战斗，渴望战胜内部的敌人，恢复民族和国家那些受到威胁或被人遗忘的价值。
我当年的这些同伴，还有后来加入的、由法西斯主义教育和编组起来的年轻一代，完全有理由要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当年热烈而真诚的宣讲，同23年的革命和政权带来的相反结果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刺眼的矛盾。
23年前我们为什么挺身而起？为什么我们从寥寥数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并通过一致的全民公决把国家的治理权交给了法西斯主义？
那时我们宣布反对独裁，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下“自由与祖国”的箴言，作为恢复被践踏的公民自由的庄严保证。到头来我们却建立了独裁，用盲从的灰暗口号“信仰、服从[10]、战斗”取代了我们热情而刚健的青年时代的旧箴言。
我们曾反对政治工会主义，却把政治工会主义那一套变本加厉，还把法团制度扼杀在萌芽之中。这一制度本可以在革新的宪制中恢复自由，从而把自由主义世纪和社会主义世纪之间那场宿命的冲突化解为一种成功的综合，并作为法西斯主义最大的高贵凭证和历史理由留存下来。
我们曾起来反对一个臃肿、怠惰、因不负责任而气焰嚣张的国家官僚机构，却使它的毛病越发严重，直到把它变成独裁的工具，用来摧毁政治阶层和议会阶层的最后残余；独裁和官僚机构联手，先是打算扼杀这个阶层，后来干脆要取缔它。
我们曾起来反对一个统治阶层，它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组织国家的武装部队、培育国家的尚武精神；而今天，我们眼看就要丧失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为意大利赢得的领土、省份和国际威望。我们这些人，青年时代生活在反军国主义、反战、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平的气氛里，却凭着一股热情，为了效法我们的祖父——独立战争的志愿兵——而志愿从军参战；1915年5月24日夜里我们奔赴战场时，连91式步枪怎么用都不知道（就是这种91式步枪，在今天这个机器、坦克、四发动机飞机、轻机枪的时代，仍然是意大利陆军配备的武器；就是这种91式步枪，在希腊前线的战事中度过了它的50周年）。
今天的青年从小就被教着摆弄武器，听惯了军国主义和制服的喧嚣辞藻，渐渐丢失了在纪律和沉默中谦卑地履行朴素的军人义务的那份诗意。
在外交政策上，我们曾尖锐批评屈从于某一大国集团的态度[11]，到头来却陷入对另一些大国的屈从；我们曾宣布，意大利不受任何军事同盟的束缚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准则，到头来却把自己拴在纳粹德国身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被人容忍，有时甚至被人蔑视。
我们曾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一步一步地滑了下去：从一个以形势非常为由的临时“紧急状态”体制或者说“全权”体制，滑向党的独裁。这种独裁建立在一套从德国纳粹主义借来的伪学说上，而就在同一时刻，德国纳粹主义一面抄袭俄国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一面却让我们以为它是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我们领袖的教诲为楷模的。
我们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是一场革新的政治运动，要恢复一切民族价值，孕育一个新的政治统治阶层：自知其责任，不尚空谈，讲求实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诞生和成熟的，在独裁把它杀死之前，它也确实是这样。这种脱节，对法西斯主义的这场“谋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1932年，革命10周年之际：那时，作为政治机关的党被取消了，这个党原是由它在各种大会和代表大会上自由选出的各级领导人来管理的；那时，一直指导我们国际活动的根本原则（“法西斯主义不是出口商品”）被“法西斯普世主义”这一末日式的、颠覆性的原则所取代，被所谓法西斯主义孕育新的世界革命的说法所取代。也正是在那一年，希特勒（Hitler）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确立了占压倒优势的政党的地位，这件事标志着我们意大利的、民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败坏；而在此之前，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有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正如全世界有理由羡慕我们有墨索里尼。从那一刻起，党的独裁诞生了，法西斯主义光荣的头10年里的一切都被颠倒过来，法西斯主义倒退了，革命衰落了。
[12] 党从一个鼓舞人心、富于创造的政治运动，渐渐变成了糟糕的警察机关、糟糕的官僚机构。以为统治阶层不在议会和政党的政治议事机构里形成，反倒能在培养要员的官僚学校里形成，这是荒谬的！这种怪诞的尝试，证明他们无力理解意大利人民这样的民族有哪些深层的需要：这个民族缺少原料和物质财富，却富有、极其富有各种政治经验和精神经验；它惯于受苦，也惯于重新站起来；它乐于接受一个福星高照、好运相随的政权带来的好处，却并不因此从心底相信它能长久，因为这个政权从根到干都已被蛀空、腐蚀。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仅要顾及本民族的美德，也要顾及它的缺点，使二者平衡，把它们融为一体，而不能做教条框框的囚徒，这些框框同意大利人的心态南辕北辙。
独裁杀死了革命，嘴上却还在蛊惑人心地谈论“不断革命”。这是所有说法里最危险的一句，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句，最反革命、最反动的一句，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觉得已经提出和颁布的法律都是临时的。
一场革命一旦掌握了国家，它应当保卫的就是国家，而且只是国家，否则就会丧失当初使它有理由存在的历史意义。自称不断的革命，是一场不相信自己的革命，是永远在怂恿蛊惑煽动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在鼓动公民不服从。
唉，败坏意大利精神的德国人有3个：卡尔·马克思（Carlo Marx），他败坏了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和安德烈亚·科斯塔（Andrea Costa）那古老而光荣的意大利爱国社会主义，把它引上了枯燥的、伪科学的、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的歧路；[13]弗里德里希·尼采（Federico Nietzsche），他败坏了贝尼托·墨索里尼淳厚的外省人气质，使他相信超人可以取代历史上那些不可压制的集体力量，取代民族的意志；阿道夫·希特勒，他败坏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因为直到1932年，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意大利的，是“我们的”：它由我们创立，曾深受意大利人民喜爱，与意大利人民融为一体。后来希特勒像猴子学样似的学去了罗马式敬礼——这是纳粹主义从法西斯主义抄去的唯一一样东西——又把德国纳粹主义那套兵营气十足的行头送给了我们。
第二个十年的法西斯主义同第二个[应读作“第一个”]十年的法西斯主义毫不相干，正如第二个十年的墨索里尼同那个墨索里尼毫不相干：我们在1919年、1920年、1921年推举为首领的是那个墨索里尼，身为政府首脑和国王的首相、使意大利成为人人钦佩和羡慕的国家的也是那个墨索里尼。
我们至今怀念的是这个墨索里尼；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今天仍然想要的也是这个墨索里尼。不是那个身穿各式制服、佩着帝国元帅回纹饰带、搞那些谁也不信的排场十足的游行和集会的墨索里尼。
我们服从过、追随过的，不是这个墨索里尼。
领袖啊，扯下元帅的回纹饰带，变回从前的你吧：一个政党的首领，国王的首相。
独裁杀死了革命，杀死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同意大利人民之间渐渐出现了一道无法弥合、而且越来越深的裂痕。党对法西斯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独裁体制一旦被奉为学说和制度，一旦不再能以非常而紧迫的国家需要为理由，在历史上就永远是不道德的。只有成功才能为它辩护。如今它失败了，眼看还要在自己失败之后把国家一并拖进灾难。[14]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今晚要在大委员会上对独裁、对党、对政权进行这场严厉而又迟到的审判？是为了把我们的责任同别人的责任划清吗？是想苟活下来、保全我们自己，像老鼠那样设法逃离一艘眼看要沉的船吗？是为了在步步逼近的命运面前给我们自己制造一个脱身的借口吗？不是。
领袖完全了解我们的想法，也完全了解“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自1921年以来一直是什么样子；那一年，出于信仰和良心的驱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表示了我们的异议。1922年进军罗马前夕，在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上也是如此。那时折磨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起义也许会蜕变为内战，而内战对意大利人向来是致命的。我们错了。我们没有预见到、也没有掂量过议会里反法西斯势力的怯懦：他们片刻也没有犹豫，就同胜利的起义的首领站到了一起，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人交给他当合作者、当人质，连自己的权力也一并交出。未来独裁的种子和理由就这样产生了，这直接要归咎于议会里的反法西斯势力。我们被排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后来在1924年站到墨索里尼一边，成为仍然忠于他的极少数人；那是马泰奥蒂（Matteotti）遇害案的悲惨时刻，风暴似乎要把法西斯主义的命运和领袖本人卷进人为制造的仇恨和怨毒的漩涡。
一年以后，1925年，党内极端而不容异己的一翼占了上风，我从内政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调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责令不得过问内政问题，放弃一切党务活动。这是我第三次遭到否定。我服从了。我从国内政治中消失了。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和外交部长，我不赞同墨索里尼奉行的方针，试图推行[15]一项谋求欧洲和解、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紧密联合的政策，并且做到了让法西斯主义同英国工党、同法国民主派和睦相处。只因为我主张和平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主张应当用加富尔的办法，把意大利问题作为欧洲重建与和平中重大而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之一提交各种国际会议，我就被指责为“日内瓦派”“国联派”“和平主义者”。随后希特勒于1932年在德国赢得大选，随即上台执政。
第四次否定来了，我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
外交政策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改变。意大利一步步进入德国纳粹主义的轨道。我们尽管身在远处，仍然忠于已沦为独裁人质的墨索里尼，并且满怀信心和希望，相信现实感和分寸感，相信墨索里尼对意大利那份无可置疑的爱，终将压倒他对强权和伟大的图谋。
欧洲战争前夕，我在伦敦当了8年大使、离开8年之后回国出任司法部长。昔日的法西斯主义，乃至我1929年至1932年曾是其中一员的内阁会议，我都已经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独裁腐蚀了、侵蚀了我们的宪法机构，尽管形式上宪法的支柱完好无损。
我任司法部长的3年，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3年：我天天设法捍卫传统和宪法所确立的机构，党内那些不负责任的各级领导人无时无刻不在插手、干扰国家机关的活动，我设法把这种插手和干扰限制到最低限度；它们制造混乱和无序，使国家机关的主动精神和责任心陷于冻结。
[16] 1920至1921年历次法西斯代表大会通过的旧纲领，此时看来已十分遥远；那时党被理解为、被界定为一个政治团体，只有一项双重任务：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培养统治阶层。
现代国家里一个政党之所以有理由存在，正在于这一职能。1939年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为了说明我们关于非交战状态（实际上就是中立）的决定是正当的，政府首脑毫不犹豫地宣称：德国纳粹主义背叛了我们，没有信守它的盟约，希特勒挑起战火，事先连知会他一声都没有，让他面对既成事实。
我当时冒昧在那次会议上发言，说这并不使我惊讶，因为这同1914年德国的做法一模一样。我还说，但愿1939年不要重犯我国外交在1914年犯过的错误：当时明智地宣布了意大利中立，却没有勇气同时在世人面前公开说明中立的理由。
当时没有向世界充分说明：那时同今天一样，德皇的德国背弃了它与盟国意大利订下的盟约。结果，30年来我国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指为没有履行盟国的义务。
因此，在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我要求揭露纳粹主义的背叛，以此说明意德军事同盟的终结和我国重获国际行动自由是正当的，过错在德国。同1914年一样，1939年德国的行径又一次像天意安排似的，让我们得以重获独立。
宣战前几个星期，我也没有忘记向领袖指出我国过早参战的危险，并坚持我确信不疑的看法：对交战的这一方[17]和那一方都保持我们武装中立的立场，才符合意大利的利益。
我们问心无愧，自觉25年来直到今天，对我们的领袖本人尽到了忠诚和直言的义务。
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觉得自己可以免责。在严峻艰难的时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容不得风平浪静时辩论中的那种“多加分辨”。
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想把自己的责任同别人的责任称量清楚、分别开来，是幼稚的。我们都是法西斯党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无论顺境逆境也还是。
现在是集体负责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持要求召开大委员会，并且坚持要求大委员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今晚作出重大的、最后的决议，这些决议将约束我们所有人，从领袖到最末一名普通党员。
要救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个人，甚至也不是政权或党。要救的是意大利，同时也要救那些曾激励我们法西斯青春、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这些理想即使一时被敌人的仇视、被思想上的偏离、被错误的解释或运用、被事态的残酷所窒息，也永远不会死亡。
大委员会今晚散会时倘若意见不一、四分五裂，那就大祸临头了。无论我们将作出什么决议，我们都会服从。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好吧，姑且接受你们的诊断，就算这是不治之症；难道你们以为，凭一纸议案这剂药就能治好这病吗？[18] 我们的议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大委员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决议宣告独裁体制已经失效，因为它损害了国家的切身利益，把意大利带到了军事失败的边缘，把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树干蛀空了、腐蚀了。大委员会同时决议：凡是被独裁逐一取代的国家职能，都应恢复（原文如此）其不可替代的权威和责任，首先是把我国宪章性、宪法性法律所规定的职权和责任赋予王室、大委员会、议会和各法团。
首先是王室：阿尔贝特宪章在国家命运攸关的时刻赋予王室指挥、主动和最高决断的特权与责任，要把这些特权与责任交还王室。被剥夺了崇高特权和责任的王室，今天不过是被独裁囚禁的人质。领袖方才向我们披露，意大利参战前夕，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同其他军事首长一道，在夺走国王作为我国武装部队实际统帅的宪法特权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宪章第5条的文字和精神都归于无效；偏偏是他们这些复兴运动军事传统的守护者，把宪章只托付给国家元首本人的特权和权力转交给了独裁。陆军高级军事首长对独裁的这种奴颜婢膝，在今后的全部历史上将永远是他们的耻辱。
在这举国经受考验的紧要关头，所有意大利人，不分政治信仰，法西斯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都可以团结在士兵国王这位谦卑与民族和睦的象征周围。他们不再被独裁[19]造成的可憎的区别对待所隔开，在危险时刻只怀着一个心愿：拯救国家。我国武装部队今天灰心丧气，被一场党的战争的狭窄牢笼所压抑；在国王的统率下，它们将重新找回信心和勇气——在我们上一次打赢的那场战争里，面对步步进逼、踏上国土的敌人，我军各集团军在皮亚韦河上已经显示过这样的信心和勇气。萨伏依王朝的君主和国王身先士卒，靠着国民一致的信任和士兵的勇气，向不利的战局挑战并把它扭转过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从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到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Vittorio Amedeo II），从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再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都是如此。母亲们为阵亡的儿子流下的眼泪，没有政治色彩。在为祖国牺牲生命和财产这件事上，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必须回到宪章，回到宪法，回到从未得到充分遵守的国家法律上去。法团法律，还有法团议院未能运转一事，就是独裁不遵守它自己推动制定的法律的典型例子。
法团制度要运转、要发展，政治自由是不可替代的前提；可是既然自由同独裁相抵触，便宁可让法团制度一点一点贫血，剥夺它的基本职权，把它降为纯粹的官僚机关，降为党手中任意妄为的工具。
必须把内阁会议的职能还给它：它应是最高的合议制行政机关，负责切实领导国家的政策，而不再像今天不幸沦落的那样，只是官僚机构与独裁两者过大权势之间的中间人——这两者的目标都是彻底取消我们的宪法自由和议会仅存的监督。
尤其是议会，必须恢复意大利统一以来它一向的面目：在宪法确认的各项权力的界限与协调之内，自由而自觉地行使立法权的工具，[20]经由自由选举恒久体现真实民意的机关，行政权的监督者和辅助者。
从独裁转到宪法，难免带来震荡；国家的结缔组织经得住吗？我们必须抱这样的希望，寄望于我们国王的勇气和智慧，寄望于全体意大利人的勇气和爱国心。
况且我们别无出路，别无选择。在宪法的权威和责任的框架内恢复自由，看来是最后的尝试，最后的救命之锚。我们别无选择：敌人已经侵入国土，军队已经不信任自己的长官，人民已经给独裁定了罪，要求有人治理他们，引领他们涉过这段艰险难行的河道，到达安全的地方。
在如今已很遥远的1924年，墨索里尼在基吉宫的阳台上向罗马民众讲话，民众正为1924年大选近乎全民公决的结果欢呼；他痛斥那些硬说这次选举没有自由、意大利人民的良知受了强制的人。
墨索里尼说：
“让一切派别都灭亡吧！连我们这一派也在内。只要我们的祖国得救。这是职责的诫命。”
现在是信守当年诺言的时候了！向国王、向祖国尽自己的职责，永远不嫌太晚！
格兰迪的第二次发言3
我希望再次发言，因为我认为有必要让讨论恢复条理。讨论已经岔进一条条死胡同，得不出任何结论，还有可能让人迷失那个本应始终是我们讨论中心的问题。
我坚决反对把我们这场讨论延期的提议。讨论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10个小时，不能以延期收场，也不能以模棱两可的办法收场。我们在这里讨论，西西里那边在死人。
国家不能再等大委员会的决定了。
我已要求对我的议案进行唱名表决，我坚持这一要求，这不过是重申一切议事机构的惯例。自从有政治议事机构以来，从未找到任何办法可以代替表决程序，唯有表决才能表达一个政治议事机构各成员的意见和意志。
我拒绝党总书记提出的议案，也不接受苏阿尔多同志的提议，即把我的议案和党总书记的议案并成一项；这两项议案从前提到结论都明显相互矛盾。
卡洛·斯科尔扎方才第一次参加讨论，幻想就此了结讨论；他对我们说，他今晚在这里讲话，带来的是党的声音和意志。
我不承认他这个说法。他不是党。他不过是党总书记，是大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不承认他有权代表党讲话；党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种种精神、活动、力量、民族能量和法定机构的总和。
今晚，党首先就是大委员会，[2]法律——不妨再说一遍——把它界定为“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党的声音今天只能是、也只应该是国家的声音。
有人提议请总参谋长到会参加我们的讨论，由他直接介绍战争形势，我反对。政府首脑兼大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因而对战争的军事指导和政治指导负责。
所以总参谋长到场既无用处，也属多余：他听命于政府首脑，依照法律隶属于政府首脑。再说，大委员会不是被召来讨论或审议军事问题的。这些问题超出大委员会的职权。按照王国宪章第5条，它们属于国家元首及其政府的重大责任。
比吉尼（Biggini）同志对我们说，今天谈议会不合适，又说王国宪章已经过时，已被超越，已被法西斯主义后来颁布的法律取代。这不是事实。我说，这一切都不是事实。
议会是存在的，尽管它的运转被压缩、被拘束在独裁给它划定的范围之内。但它存在；正因为受独裁的拘束和阻挠，它才无法表达意见，否则它一定会表达。
今晚被召来代替各立法议院表达意志的是大委员会。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议会，是政权的最高政治议事机构；在目前情况下下院和参议院看来办不到的事，今晚只得要求它来办。
大委员会是独裁自己创设的机关，独裁不能反对它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乃至投出信任票或不信任票。我们确实回到了[3]典型的议会局面，而这正是我们所要的。
1922年，墨索里尼本人就让进军罗马以合乎宪法的办法收场。今天我们要求把同样的路再走一遍。
如果我提出的议案被否决，那好，我们输了，这就意味着大委员会的多数对独裁投了信任票；反之，如果我提出的议案获得多数，那就意味着大委员会对独裁投了不信任票。别说什么王国宪章已被法西斯法律超越和取代，所以已经死了。
这是假话。只有不熟悉、没读惯我国1848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的人，才说得出这种话。王国宪章虽遭腐蚀，它的根本支柱至今仍然活着。
法西斯主义颁布的法律补充、增益、完善了宪章，但并没有凌驾于它之上。
就连1926年颁布的首相法，也不同王国宪章相抵触。立法机制的宪法构造在形式上并未改动，只是被独裁的意志和做法压弯了、扭曲了、带偏了。回到宪法，不需要新的法律！把现有的法律付诸实施就够了。按照法律条文，国王至今仍是国家元首。
形式上，内阁会议是存在的，各位部长对国王负责。宪章把他们称作国王的部长，在法律上他们也确实如此；他们是国家最高会议的成员，由此不仅负有行政责任，也负有政治责任。
我说过，我拒绝斯科尔扎议案，并坚持要求[4]把我提出的议案原样付诸唱名表决，不作任何修改。
斯科尔扎议案要求新的改革、新的制度。立法这样膨胀下去，够了！
一个政权的衰败，首先就表现在法律太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这些法律事实上无法施行。
因为，诸位，制定法律十分容易，就像授精以创造生命十分容易一样：艰难而繁重的是培养和教育。执政者施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项工作繁重、艰难，要有耐心。
改革够了，新法律够了。
政府首脑刚才说了一番很重的话，我不能不回答；我带着敬意回答，但也带着不加修饰的坦诚。
他说：“先生们，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格兰迪同志提出的议案会带来什么后果？姑且假设它在大委员会获得多数票，再假设我明天上午把这个结果呈报国王。那么有两种情形：国王可能对我说——我相信他会这样对我说——‘亲爱的墨索里尼，我信任您；您留在您的位置上，继续掌管战争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您的人抛弃您，国王仍在您身边。’我确信国王会这样对我说。那么，先生们，在格兰迪议案上签名的人该得到怎样的评判？要不然，国王会对我说：‘大委员会对您这位政府首脑投了不信任票，面对由此形成的新局面，我作为国家元首，收回开战之初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权交给您的那项委托，只让您留任首相之职。’若是这样，先生们，我也有我的尊严，也有我的自尊心。再说我已经60岁了。这20年[5]对我来说是极美好的一段，可是，陛下，落到这种少数派的地位，我不能留任。
“大委员会的先生们，这一切你们想过没有？”
这是政府首脑的原话。我看到，听了这番话，在座有些同志的意志正在动摇。
那么，我不惮说几句重话：墨索里尼这番话，是对大委员会的威胁和讹诈。
是的，主席，你的话在我们听来带着讹诈和威胁的味道。
在祖国命运如此危急的此刻，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死去，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祖国；这时候，谁要是被某些情感攫住，以致忘记这艰难时刻落在我们大委员会成员肩上的职责，忘记我们已经承担并决心承担到底的责任，谁就是背弃了自己对祖国的职责。
我看不出还有别的选择。
还有人说到背叛和不忠。这么说，我们就是叛徒，就是不忠之人了。有人还说，我们始终是1921年奥古斯都剧院（Augusteo）代表大会上的那些人。确实如此。我们始终是那些人。不过说到忠诚和背叛，我此刻不能不想起几个月前德国纳粹的一位大人物对我说的话。当时我正设法向他说明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差别；其实，德国和意大利河流的流向相反，就已经体现了这些差别：它们发源于同样的阿尔卑斯冰川，前者流向北方冰封的海，后者流向我们地中海温暖的海。
他回答说：不错，想必是这样，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的两场革命也大不相同。不过有些[6]事情我们德国人弄不懂，尤其是党和法西斯政权的参谋部是怎样运转的。你们在领袖面前学德国人的样子并拢脚跟立正，对自己的首领“像死尸一样”服从，别以为我们会把这看作力量的来源！我们同元首的关系，和你们同领袖的关系完全不同。我们和元首之间有一份忠诚契约，那就是德意志种族古老的尼伯龙根之约；他对我们有多忠诚，我们对他就有多忠诚。墨索里尼对你们，像你们对他那样忠诚吗？
我回答他：你们看，你们既不了解我国人民的历史，也不了解我们种族的美德。当你们还是塔西佗（Tacito）和苏埃托尼乌斯（Svetonio）笔下的那些德国人时，罗马法和罗马元老院的治国之术治理意大利已有几个世纪：然后有了教会，然后是城市公社，然后是文艺复兴：15世纪的市镇，后来除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再没有谁超过它们；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发动了复兴运动的历次革命，给了意大利自由、统一和独立。
而我们意大利人并不需要同我们的领袖订什么忠诚契约，因为我们对墨索里尼的忠诚并不取决于一句誓言，不取决于阿切勒·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写进党章的那句誓言，而这句誓言本身又从属于墨索里尼和我们所有人向我们的国王所立的誓言。
我们对墨索里尼的忠诚，一向出于内心的确信：他是国王和祖国的第一忠仆，服从他，就是服从国王和祖国。
领袖，现在是证明我们还能继续忠于你的时刻。只有你能向我们作出这个证明，给我们这个机会。
Interventi di Grandi
Lettera di Dino Grandi a Federzoni1
Roma, 26 giugno 1956
Caro Gigi,
ti accludo il testo del mio discorso pronunciato in Gran Consiglio il 24 luglio 1943, nonché il testo di un mio secondo “intervento” successivo nella discussione dopo discorsi di Scorza (Suardo), il secondo “intervento” di Mussolini.
Fanne, ti prego, l’uso che riterrai migliore.
Ti abbraccio
f.to Grandi
Primo intervento di Grandi2
Ho l’onore di sottoporre al Gran Consiglio il seguente ordine del giorno il quale porta oltre la mia firma quella dei camerati Federzoni, De Bono, De Vecchi, De Marsico, Acerbo, Pareschi, Cianetti, Ciano, Balella, Gottardi, Bignardi, De Stefani, Rossoni, Bottai, Marinelli, Alfieri, Albini, Bastianini.
L’ordine del giorno dice: “Il Gran Consiglio riunendosi in questi giorni di supremo cimento, volto innanzi tutto il suo pensiero agli eroici combattenti d’ogni arma che, fianco a fianco con la fiera gente di Sicilia in cui alta risplende l’univoca fede del popolo italiano, rinnovano le nobili tradizioni di valore e spirito di sacrificio delle nostre gloriose Forze Armate. Esaminata la situazione interna e internazionale e la condotta politica e militare della guerra proclama il dovere sacro per tutti gli italiani di difendere ad ogni costo l’unità, l’indipendenza, la libertà della Patria,i frutti dei sacrifici e degli sforzi di quattro generazioni dal Risorgimento ad oggi, la vita e l’avvenire del popolo italiano: afferma la necessità dell’unione morale e materiale di tutti gli italiani in quest’ora grave e decisiva per i destini della Nazione; dichiara che a tale scopo è necessario l’immediato ripristino di tutte le funzioni statali, attribuendo alla Corona, al Gran Consiglio, al Governo, al Parlamento, alle Corporazioni i compiti e le responsabilità stabilite dalle nostre leggi statutarie e costituzionali; invita il Capo del Governo a pregare la Maestà del Re, verso la quale si rivolge fedele e fiducioso il cuore di tutta la Nazione, affinchè Egli voglia per l’onore e per la salvezza della Patria assumere con l’effettivo comando delle forze armate di terra, di mare e dell’aria, secondo l’articolo 5 dello Statuto del Regno, quella suprema iniziativa di decisione che le nostre istituzioni a Lui attribuiscono e che sono sempre state in tutta la nostra storia nazionale il retaggio glorioso della nostra Augusta Dinastia di Savoia.”
Illustrerò il più brevemente possibile l’ordine del giorno, le ragioni che lo hanno determinato, non sottacendo le impressioni che la relazione del Capo del Governo, testé comunicataci, ha suscitato in me quale Presidente [2] della Camera, come italiano e come soldato.
Nulla dirò di nuovo che il Capo del Governo già non sappia: ciò che ho avuto già occasione di dichiarare al Duce a tu per tu con lealtà e franchezza, ripeterò esattamente oggi di fronte al Gran Consiglio che la legge dello Stato definisce l’«organo supremo del Fascismo», alla cui autorità e deliberazioni i suoi membri, dal Duce che lo presiede a noi tutti, siamo tenuti ad obbedire.
Sicuro di interpretare il pensiero di tutti noi, esprimo anzitutto il profondo rammarico che il Gran Consiglio non sia stato convocato da quasi quattro anni e cioè da sei mesi prima dello scoppio della Guerra, quando, senza sentire il Gran Consiglio e neppure i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venne irrevocabilmente presa la fatale decisione di entrare in guerra a fianco della Germania.
L’ultima volta che il Gran Consiglio si riunì fu infatti il 7 dicembre 1939: in quella occasione il Gran Consiglio espresse la sua convinzione che gli interessi della Nazione esigevano una politica di neutralità di fronte al tremendo cataclisma scatenatosi tra i tedeschi, che sono i Sassoni della terra e gli inglesi che sono i Sassoni del mare.
Il Gran Consiglio confermò solennemente in quella sua ultima riunione la nostra attitudine di “non belligeranti” già deliberata da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il 1° settembre 1939 e diede mandato al Ministro degli Esteri di illustrare in Parlamento le ragioni di questa decisione cui si impegnavano i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quale organo supremo del governo e il Gran Consiglio quale organo supremo del Regime.
Da allora in poi abbiamo sovente domandato al Capo del Governo, sempre purtroppo inutilmente, la convocazione del Gran Consiglio, convocazione che la legge riserva come facoltà e diritto soltanto al Capo del Governo.
Taluno ha osato insinuare che tale richiesta sulla quale hanno di nuovo recentemente insistito molti membri del Gran Consiglio a seguito dei gravi avvenimenti militari in Sicilia, può essere fraintesa come un “pronunciamento”.
[3] Dichiaro subito che sarebbe stato per noi più facile il rifugiarsi nell’alibi effettivo della non responsabilità da parte del Gran Consiglio così come d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nella decisione dell’entrata in guerra dell’Italia.
Ed infatti noi, quali Ministri del Re, e membri del Gran Consiglio apprendemmo attraverso la radio la notizia che la nostra Patria era entrata in guerra il 10 giugno 1940 contro la Francia e l’Inghilterra e altrettanto dicasi per quando l’Italia un anno dopo entrò in guerra contro la Russia e l’America. Né i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né il Gran Consiglio, i quali erano stati interpellati nel settembre e nel dicembre 1939 per la decisione di neutralità e non belligeranza, furono interpellati per la decisione di entrare in guerra. Né vennero mai interpellati successivamente per quanto concerne la condotta politica e militare della guerra, di cui la dittatura ha voluto assumersi tutte le iniziative e tutte le responsabilità.
In quest’ora drammatica che l’Italia attraversa, mentre il nemico ha invaso già il sacro suolo della Patria, noi intendiamo invece che il Gran Consiglio assuma la responsabilità che attraverso la legge lo stesso Duce del Fascismo gli ha affidato.
Né si dica, come taluno ha osato sussurrare, che così facendo noi rischiamo di venire meno al giuramento di fedeltà e di obbedienza fatto al Duce del Fascismo. Questa non può essere che l’interpretazione di qualche pretoriano ignorante. Il giuramento fatto al Duce del Fascismo altro non è se non il giuramento fatto alle leggi che lo stesso Duce del Fascismo ha voluto e che il Re e il Parlamento hanno approvato. Né mai il Duce ha detto o fatto alcunché possa indurre noi fascisti a pensare che egli abbia inteso diversamente il significato di questo giuramento il quale è tutt’uno con il giuramento di fedeltà che Mussolini e noi abbiamo fatto come Ministri, come cittadini e come soldati al Re il quale impersona, nell’ambito delle Costituzioni e delle leggi, l’Italia.
Taluno ha detto inoltre che noi vogliamo la resa a discrezione al nemico. Non è vero. Il nemico che avanza ha dichiarato brutalmente che esso [4] intende distruggere soltanto un regime politico. Ma noi non ci facciamo illusioni: sono in pericolo l’unità, l’indipendenza, la libertà della Patria, i frutti dei sacrifici e degli sforzi di quattro generazioni dal Risorgimento ad oggi, la vita e l’avvenire del popolo italiano.
Non è pertanto alla salvezza del Regime cui pensiamo. Un regime ed un partito altro non sono e non furono per noi che un mezzo ed uno strumento per la fortuna e per la grandezza del Paese.
I partiti ed i regimi sono effimeri, o quanto meno transitori: solo la Patria è eterna! E’ soltanto ed esclusivamente all’Italia cui si rivolge in questo momento la nostra preoccupazione e la nostra ansia. E se per salvare la Patria noi dovessimo sacrificare e regime e partito e noi stessi, non avremmo per certo un solo attimo di esitazione. Debbo dichiarare con onestà che - all’oscuro come ogni cittadino italiano sulla effettiva situazione della guerra - io ritenevo, fino al momento in cui ho ascoltato la relazione testé fattaci dal Capo del Governo, che la nostra situazione militare non fosse così disperata come il Duce, Comandante supremo delle Forze Armate, ce l’ha descritta.
E’ Mussolini stesso il quale oggi ci dichiara di dubitare che una valida resistenza sia umanamente e materialmente possibile. Ma allora bisogna avere il coraggio di guardare freddamente in faccia la situazione e agire con audaci decisioni, oserei dire colla temerarietà che può dare soltanto la coscienza del pericolo, e nell’esclusivo quadro degli interessi supremi della Nazione.
Il Capo del Governo ci ha parlato di imperdonabili errori commessi dai capi militari e dalle Forze Armate che egli stesso personalmente comanda. Mentre egli parlava risovveniva tristemente alla mia memoria lo sfortunato comunicato del Generale Cadorna sugli avvenimenti militari di Caporetto negli ultimi giorni dell’ottobre del 1917. Il Capo di S.M. dell’Esercito Italiano in quella occasione additava pubblicamente la II armata come responsabile del nostro disgraziato insuccesso militare. Quel triste comunicato di Cadorna ha pesato per molti decenni sul nostro prestigio [5] politico e militare. Guai a quel comandante di Forze Armate che accusa i propri dipendenti ed i propri soldati! E Cadorna aveva avuto se non pochi mesi a propria disposizione per organizzare e preparare quell’esercito che diede subito dopo prove superbe di valore sul Podgora, sul Sabotino, sugli Altipiani. Mussolini, Capo del Governo e Ministro dei Dicasteri Militari, ha avuto ben 17 anni per creare, formare, preparare, selezionare le forze armate nei quadri, nelle truppe, nei materiali: diciassette anni bastano ad un capitano per essere promosso generale. Gli Stati Maggiori che il Capo del Governo oggi accusa come responsabili della sconfitta altro non sono che gli Stati Maggiori che egli ha formato e preparato attraverso esperienze e selezioni durante 17 anni. Non è possibile separare in questo momento la responsabilità dei quadri da quella del comandante supremo: non è possibile e non sarebbe generoso attribuire la fortuna a sé e ad altri la sfortuna. Mussolini denuncia oggi le gravi deficienze nella nostra organizzazione militare. Ma di chi la colpa? Non si può «soggettivare» il successo e «oggettivare» la sconfitta. Né si può dire certo che il conflitto mondiale è scoppiato all’improvviso cogliendo l’Italia di sorpresa.
Da molti anni il conflitto era preveduto e Mussolini stesso aveva persino indicato profeticamente l’anno della crisi definitiva affermando che l’Italia non avrebbe potuto esimersi dal partecipare, come protagonista, all’immane dramma che andava maturando. Il dovere della preparazione militare costituiva pertanto il dovere massimo per chi aveva la fortuna e l’onore di dirigere le sorti della Nazione. Disorganizzazione nei quadri, insufficienza nella preparazione dei mezzi materiali necessari, deficienze nella direzione strategica e tattica. A ciò si aggiungano una serie di errori elementari nella condotta politica e morale della guerra, errori che per essere essi di natura squisitamente politica, rimangono incomprensibili ed aggravano la responsabilità della dittatura fascista.
Noi abbiamo udito il Duce parlarci testé di guerra ideologica, di guerra di religione. Egli ha aggiunto, a spiegare l’innegabile malcontento [6] della Nazione, che “nessuna guerra fu mai popolare”. Questo errore capitale è alla radice della situazione drammatica in cui il nostro paese si trova.
Anzitutto non è vero che nessuna guerra fu popolare. L’intera storia d’Italia sta a dimostrare il contrario. Popolari furono le guerre del Risorgimento nelle quali gli eserciti piemontesi e garibaldini vennero costantemente sorretti dal consenso delle rivoluzioni popolari in tutte le regioni italiane. Popolare fu la guerra del 1914-18 e nessuno meglio di Mussolini, che fu uno degli animatori dell’intervento, può ricordarlo.
Popolare è stata la guerra d’Africa che ha trovato tutto il popolo italiano in piedi pronto a lottare, a resistere, a vincere contro il blocco nemico di 50 nazioni. I popoli avvertono e “sentono” sempre nella loro coscienza la giustizia ovvero l’ingiustizia della causa per la quale sono chiamati a combattere. Con pari istintiva lucidità la coscienza popolare si rende immediatamente conto se una guerra è necessaria ovvero inutile, se essa risponde ovvero no agli interessi vitali della Nazione.
Dal giorno in cui questa guerra venne dichiarata il popolo italiano ha immediatamente sentito che questa non era la “sua” guerra, non era la guerra alla quale la Nazione era chiamata dall’imprenscindibile (sic) necessità di difendere la sua unità, la sua indipendenza, la sua libertà ovvero per raggiungere i fini ideali che animano sempre la vita collettiva di un popolo. Il popolo italiano ha subito compreso, prima ancora che i vari propagandisti della guerra si incaricassero di confermarlo pubblicamente dimostrando una mancanza assoluta di senso politico e pedagogico nonché della psicologia popolare, che questa era una guerra cui il popolo era trascinato senza la fede in un ideale, senza la coscienza di una causa giusta, senza la consapevolezza di una necessità imprescindibile e inevitabile. Una guerra dalla quale noi saremmo usciti battuti e coi nostri interessi nazionali gravemente compromessi da qualsiasi parte vi fosse stata la vittoria. Il popolo italiano non ha creduto e non crede in questa guerra, alla quale ha preso parte non colla fede di un esercito bensì colla paziente rassegnazione di un gregge.
Gli episodi luminosi di eroismo di cui hanno dato prova le nostre forze armate, episodi di valore tanto più luminosi quanto si consideri la [7] povertà e inadeguatezza dei nostri mezzi militari rimarranno a dimostrazione perenne delle virtù militari del popolo italiano e della sua grandezza nella sfortuna e nella sventura. Ad avvalorare la consapevolezza istintiva del popolo, sono venuti i propagandisti nazi-fascisti della guerra a spiegare che questa è una guerra ideologica, è una guerra rivoluzionaria, è una guerra di partito, è la guerra di Mussolini, la guerra fascista.
Quale imperdonabile errore, e quale incomprensione della storia d’Italia. Vi sono, è vero, popoli che furono mossi o “portati” alla guerra perché animati da una causa religiosa o ideologica, ma questo non si è mai verificato nella storia d’Italia. Il popolo italiano ha dimostrato di possedere sempre una lucida, equilibrata coscienza dei propri interessi nazionali. Il popolo italiano ha sempre accettato senza esitazione rischi e sacrifici, ma ciò sempre e soltanto quando il suo buon senso storico e il suo istinto pratico lo ha convinto che ciò era inevitabile per necessità ovvero giovevole agli interessi della nazione. Giammai l’attaccamento ad una ideologia e gli interessi vitali della Nazione si sono rivelati in contrasto nello spirito pratico degli italiani. Parlare di una ideologia fascista come molla, ragione e fine della guerra attuale è disconoscere le doti peculiari della nostra razza e la nostra esperienza storica millenaria. E’ stato precisamente questo assurdo concetto di “guerra” ideologica, guerra di partito, guerra “fascista” il tarlo roditore della resistenza del paese. Le innumerevoli giovani vite sacrificate in Italia, in Africa, in Russia, in Albania, in Grecia, in Jugoslavia, nel Mediterraneo, hanno tutti una madre, una vedova, una sorella, un’amante.
Nessuna fra le madri dei seicentomila caduti della nostra guerra del 1915-18 fu indotta giammai a pensare che il proprio congiunto fosse morto per Salandra, o per Orlando, o per Nitti; esso era morto per la Patria! Questo era il sublime conforto al dolore, il quale ha lenimento soltanto nella speranza che il sacrificio della vita sia frutto per il bene di coloro che rimangono.
Le donne in gramaglie di questa guerra, anche se vengono ad applaudire per le strade inquadrate dai gerarchi, sono intimamente persuase che [8] i loro morti non siano caduti per la Patria, ma sacrificati dalla volontà di Mussolini. Quale triste retaggio di rancori ciò porterà alle future generazioni!
Si è detto che i nostri soldati non si battono oggi col fervore con cui si erano battuti i loro padri nel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e si è data come spiegazione il fatto che i nostri soldati non “odiano” abbastanza il nemico. Si è cercato in conseguenza di instillare artificialmente questo odio mediante una stupida propaganda la quale ha dato risultati precisamente contrari. Nessun popolo fa la guerra perché mosso dall’odio. Neppure le guerre provocate dal fanatismo mussulmano erano giustificate dall’odio verso l’infedele. Maometto predicava: “Uccidete per amore”. Ed infatti soltanto l’amore per una causa, per un ideale, per una bandiera possono giustificare nel cuore degli uomini il sacrificio supremo della vita. Si è irriso alle nostre gloriose tradizioni nella credulità sciocca di poter fare incominciare la nostra storia nazionale dal 28 ottobre 1922. E’soltanto di qualche giorno fa una disposizione del Ministero per la Cultura Popolare emanata a due riprese con cui si proibisce alla stampa di ricordare per nessuna ragione, proprio in questi giorni di tragico pericolo per l’Italia mentre il nemico sta penetrando nel suolo di Sicilia, le epiche e leggendarie resistenze dell’esercito italiano durante le guerre del Risorgimento e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sulle rive del Piave. Il ricordo del Risorgimento e del Piave, dell’eroismo di cui dettero prova i nostri padri e la nostra generazione di fronte al nemico incalzante appare oggi un sacrilegio, mentre esso avrebbe potuto costituire una molla preziosa atta a risollevare gli spiriti dubbiosi, a fare brillare le ultime speranze, a chiamare a raccolta sull’esempio dei nostri maggiori lo spirito e il cuore dei nostri soldati sfiduciati, rianimandoli al sacrificio come supremo dovere nazionale.
Al richiamo proibito da parte dei nostri inefficienti servizi ministeriali di propaganda alla gloriose pagini militari del Risorgimento e del [9] Piave, i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ha sostituito, or son 10 giorni, una serie di “rapporti” regionali ossia di “adunate” regionali delle gerarchie del Partito. Chi parla in questo momento ha ricevuto l’ordine (apprendendolo dai giornali come di consueto) di recarsi a Bologna a parlare nel “rapporto” alle gerarchie fasciste di Emilia e Romagna. Mi sono rifiutato e questo rifiuto di obbedienza è sembrato uno scandalo per non dire un atto di ribellione temeraria. Il mio rifiuto non è stato determinato - il che sarebbe stato pur comprensibile e umano - dalla circostanza innegabile che dall’ormai lontanissimo 1924, ossia da 20 anni a questa parte, le somme autorità del partito non mi hanno giammai consentito di parlare ai fascisti della mia terra.
Ma che cosa, vivaddio, avrei io potuto dire oggi in coscienza serena nell’assemblea dei Fasci di Combattimento di Emilia e Romagna da me fondati ventitré anni or sono, quando il fascismo era, sì, una fede, un ideale, ed i nostri gagliardetti raccoglievano il fiore della gioventù italiana ansiosa di combattere e di vincere il nemico interno, restaurando i valori minacciati o dimenticati della Nazione e dello Stato?
Questi miei compagni di allora e le giovani leve sopraggiunte dopo, dal fascismo educate e inquadrate, avrebbero avuto ben ragione di domandarmi di spiegare loro il perché della contraddizione stridente tra la nostra accesa e sincera predicazione d’allora e gli opposti risultati di 23 anni di rivoluzione e di regime.
Perché sorgemmo in piedi 23 anni or sono? Perché da pochi che eravamo divenimmo in breve volgere di tempo un popolo in armi che consegnò al fascismo, attraverso un plebiscito unanime, il governo della Nazione?
Proclamammo allora che eravamo contro la dittatura e scrivemmo sulla nostra bandiera il motto “Libertà e Patria” quale solenne pegno di restaurazione delle libertà civiche conculcate. Abbiamo finito con l’instaurare una dittatura sostituendo all’antico motto della nostra giovinezza entusiasta e gagliarda quello del conformismo grigio “Credere, obbedire [10] e combattere”.
Eravamo contro il sindacalismo politico ed abbiamo aggravato i sistemi del sindacalismo politico, soffocando sul nascere quel sistema corporativo che restaurando la libertà nella costituzione rinnovata avrebbe potuto risolvere in una sintesi fortunata il conflitto fatale tra il secolo liberale e il secolo socialista, e rimanere come il maggior titolo di aristocrazia e di giustificazione storica del fascismo.
Siamo insorti contro una burocrazia statale pletorica, impigrita e imbaldanzita dalla sua irresponsabilità e ne abbiamo accresciuto i difetti sino a trasformarla in strumento della dittatura nell’opera di distruzione degli ultimi residui della classe politica e parlamentare che dittatura e burocrazia insieme hanno inteso dapprima di soffocare e poscia di sopprimere.
Siamo insorti contro una classe dirigente che si era dimostrata incapace di organizzare le forze armate e lo spirito militare della Nazione e ci troviamo oggi alla soglia di perdere quello che la generazione dei nostri nonni e dei nostri padri hanno guadagnato all’Italia in territori, province, prestigio internazionale. Noi, vissuti nella giovinezza in un clima antimilitarista, antiguerriero, pacefondaio a tutti i costi, ci arruolammo volontari alla guerra in un impeto di entusiasmo e di emulazione dei nostri nonni, volontari delle guerre dell’Indipendenza, ignorando persino quando corremmo alle armi la notte del 24 maggio 1915 il funzionamento del fucile 91 (questo fucile 91 che ancor oggi nell’età delle macchine, dei carri armati, dei quadrimotori, dei fucili mitragliatori, è rimasta l’arma di cui è provveduto l’esercito italiano, quel fucile 91 che ha compiuto il suo cinquantenario durante la guerra sul fronte greco).
La gioventù di oggi educata sin dall’infanzia al gioco delle armi, alla rumorosa retorica del militarismo e delle uniformi, ha smarrito a poco a poco la poesia del semplice dovere militare compiuto umilmente nella disciplina e nel silenzio.
In politica estera criticammo aspramente una attitudine di asservimento [11] ad un determinato gruppo di potenze per cadere alla fine nell’asservimento ad altre potenze; proclamammo essere la libertà dell’Italia da qualsiasi legame di alleanza militare il canone fondamentale della nostra politica estera; per legarci alla fine alla Germania Nazista in una posizione di vassalli, tollerati quando non addirittura disprezzati.
Insorgemmo contro la dittatura del proletariato per scivolare poco a poco da un provvisorio regime “di emergenza” ovvero “dei pieni poteri” giustificata dall’eccezionalità delle circostanze, ad una dittatura di Partito, basata su una pseudo-dottrina presa a prestito dal nazismo tedesco nello stesso momento in cui questo ultimo, copiando l’ordinamento gerarchico del comunismo russo dava ad intendere a noi di assumere come modello il fascismo italiano e gli insegnamenti del nostro Capo.
Abbiamo creduto nel fascismo quale movimento politico innovatore, restauratore di tutti i valori nazionali, matrice di una nuova classe politica dirigente consapevole dei suoi doveri, antiretorica, realizzatrice. Così il fascismo nacque e maturò e fu infatti prima che la dittatura lo uccidesse. Quando si operò questo distacco, questa “uccisione” del fascismo? Nel 1932, in occasione del decennale della Rivoluzione, quando venne soppresso il Partito quale organo politico governato dalle proprie gerarchie liberamente elette nelle assemblee e nei congressi, quando al principio fondamentale che aveva sino ad allora guidato la nostra attività internazionale (“il fascismo non è un articolo di esportazione”) venne sostituito il principio apocalittico e sovvertitore dell’”universalismo fascista” e di un fascismo matrice di una nuova rivoluzione mondiale. Fu in quello stesso anno in cui Hitler e il Nazismo si affermarono in Germania come partito politico preponderante, e questo avvenimento segnò l’inizio della corruzione del nostro fascismo italiano nazionale, di quel fascismo che tutto il mondo ci aveva sino ad allora invidiato così come tutto il mondo ci aveva a ragione invidiato Mussolini. Da quel momento nasce la dittatura di Partito, il capovolgimento di tutto quello che era stato il fascismo nei suoi primi gloriosi 10 anni di vita, l’involuzione del fascismo, la decadenza della rivoluzione.
[12] Il Partito, da movimento politico animatore e creatore, divenne a poco a poco una cattiva polizia e una cattiva burocrazia. E’ assurdo credere che una classe dirigente possa formarsi anziché nelle Assemblee politiche del Parlamento e dei Partiti, nelle scuole burocratiche dei gerarchi! Grottesco tentativo il quale prova la incapacità di intendere quali sono le esigenze profonde di un popolo come il popolo italiano, povero di materie prime e di beni materiali, ma ricco, straordinariamente ricco di tutte le esperienze politiche e spirituali; abituato a soffrire, ma anche a risorgere; pronto ad accettare i benefici di un regime cui sorrideva la buona stella e la buona fortuna, ma non per questo persuaso nell’intimo che potesse durare, perché tarlato e corroso nelle radici e nel tronco.
La classe dirigente di un paese deve tener conto non solo delle virtù ma anche dei difetti di una stirpe, equilibrarli, fonderli assieme senza rimanere prigionieri di schemi dottrinali che sono agli antipodi colla mentalità italiana.
La dittatura ha ucciso la rivoluzione continuando a parlare demagogicamente di “rivoluzione permanente”, frase la più pericolosa di tutte, la più abusata di tutte, la più antirivoluzionaria e reazionaria di tutte, inquantoché crea essa stessa la sensazione sulla provvisorietà delle leggi promosse ed emanate.
Quando una rivoluzione ha preso possesso dello Stato, è lo Stato e soltanto lo Stato che essa deve difendere, a pena di smarrire il senso storico che ne ha giustificato la esistenza. Una rivoluzione che si dice permanente è una rivoluzione che non crede in se stessa, è l’incitamento perenne alla demagogia risorgente è, infine, l’eccitamento alla disobbedienza civile.
Tre sono stati, ahimé, i tedeschi corruttori dello spirito italiano: Carlo Marx, che ha corrotto il vecchio e glorioso socialismo patriottico italiano di Giuseppe Garibaldi e di Andrea Costa facendolo deviare nell’arido pseudo-scientifico internazionalismo senza patria; Federico [13] Nietzsche, che ha corrotto il buono spirito provinciale di Benito Mussolini facendogli credere che l’Übermensch può sostituirsi a quelle che sono le insopprimibili forze collettive della Storia ed alla volontà della Nazione; Adolfo Hitler che ha corrotto lo spirito del fascismo italiano.
Perché italiano e “nostro” è stato fino al 1932 il fascismo, da noi creato e tanto amato un tempo dal popolo italiano con cui si identificava, prima che Hitler, scimmiottando il saluto romano – l’unica cosa che il Nazismo ha copiato dal fascismo – ci ha regalato l’attrezzatura militaresca del nazismo tedesco.
Il Fascismo del secondo decennale nulla ha a che fare con il Fascismo del secondo [leggasi primo] decennale, così come nulla ha a che fare il Mussolini del secondo decennale col Mussolini che eleggemmo nostro capo nel 1919, nel 1920, nel 1921 e che, quale Capo del Governo e primo ministro del Re, portò l’Italia ad essere il paese ammirato e invidiato da tutti.
È di questo Mussolini di cui noi abbiamo ancor oggi la nostalgia, è questo Mussolini che ancora oggi noi vorremmo, se fosse possibile. Non il Mussolini delle uniformi, della greca di Maresciallo dell’Impero delle manifestazioni e delle adunate coreografiche in cui non crede nessuno.
Non è questo il Mussolini che abbiamo obbedito e seguito.
Strappati o Duce, la greca di Maresciallo e ritorna quello che eri; il Capo di un Partito politico e il primo ministro del Re.
La dittatura ha ucciso la Rivoluzione, ha ucciso il Fascismo e una frattura insanabile e ognora vieppiù profonda si è a poco a poco operata tra il fascismo e il popolo italiano. Il Partito è in peccato mortale verso la Rivoluzione Fascista. Un regime di dittatura, quando eretto a dottrina e sistema, quando non più giustificato da necessità nazionali straordinarie e impellenti è sempre storicamente immorale. Soltanto il successo può giustificarlo. Ora è sconfitto e sulla scia della propria sconfitta, minaccia di trascinare la Nazione nella sventura. [14] Perché – mi si domanderà – questo crudo e tardivo processo alla dittatura, al Partito, al regime fatto stasera in Gran Consiglio? Per dividere le nostre dalle altrui responsabilità? Per un tentativo di sopravvivere e di salvare noi stessa, a guisa di topi i quali cercano di evadere dalla nave che minaccia di affondare? Per crearci di fronte al destino incalzante un nostro alibi? No.
Il Duce sa e conosce perfettamente il nostro pensiero e quale fu sempre il “nostro fascismo” sin dal 1921 quando per un imperativo della nostra fede e della nostra coscienza non esitammo a pubblicamente esprimere nelle Assemblee del partito il nostro aperto dissenso. E così parimenti fu nel 1922 nel Congresso di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marcia su Roma. Eravamo torturati allora dall’eventualità che l’insurrezione potesse degenerare in guerra civile, e la guerra civile è stata sempre fatale agli italiani. Ci sbagliammo. Non avevamo preveduto e soppesato la vigliaccheria dell’antifascismo parlamentare il quale non esitò un istante a fare causa comune con [il] Capo dell’insurrezione vittoriosa, dandogli senza esitare quali collaboratori in ostaggio i propri uomini e i propri poteri. Nascevano così, per diretta colpa dell’antifascismo parlamentare i germi e la giustificazione alla dittatura futura. Fummo allontanati da ogni attività politica ma ciò non ci impedì tuttavia di schierarci più tardi, nel 1924, al fianco di Mussolini, tra i pochissimi rimasti fedeli a lui, nell’ora triste del delitto Matteotti quando la tempesta parve trascinare in un gorgo di odi e di rancori ad artificio creati, la fortuna del fascismo e la persona stessa del Duce.
Un anno dopo, nel 1925, l’ala estremista e intollerante del Partito prendeva il sopravvento ed io fui trasferito dal mio posto di Sottosegretario agli Interni alle funzioni di Sottosegretario agli Esteri, coll’obbligo di disinteressarmi di problemi di politica interna e di abbandonare ogni attività di partito. Era la terza sconfessione. Obbedii. Scomparvi dalla politica interna. Come sottosegretario e Ministro degli Esteri tentai, in dissenso coll’indirizzo da Mussolini seguito, di attuare [15] una politica rivolta alla pacificazione europea, alla stretta unione colle Nazioni anglosassoni, riuscendo a conciliare il fascismo col laburismo britannico e colla democrazia francese. Mi si accusò di “ginevrino” di “societario” di “pacifista” soltanto perché sostenni che la pace era il maggior interesse dell’Italia e che la questione italiana doveva essere presentata con metodo cavouriano, nei Consessi internazionali come uno dei grandi ed inevitabili problemi collettivi della ricostruzione e della pace europea. Hitler guadagnò quindi nel 1932 le elezioni generali in Germania e montò quindi al potere.
Venne la quarta sconfessione e il mio congedo da Ministro degli Esteri.
La politica estera mutò sostanzialmente indirizzo. L’Italia entrò a poco a poco nell’orbita del nazismo tedesco. Rimanemmo, sia pure da lontano, fedeli a Mussolini ostaggio della dittatura, ma pieni di fiducia e di speranza che il senso della realtà e delle proporzioni, l’indiscusso amore di Mussolini per l’Italia avrebbe finito col prevalere sui suoi disegni di potenza e di grandezza.
Tornato, alla vigilia della guerra europea, come Guardasigilli, dopo otto anni di assenza, trascorsi quale ambasciatore a Londra, non riconobbi più nulla di quello che era stato il vecchio Fascismo e lo stesso Consiglio dei Ministri di cui ero stato già membro dal 1929 al 1932.
La dittatura aveva corroso ed eroso i nostri istituti costituzionali, pur lasciando formalmente intatti i pilastri della Costituzione.
I miei tre anni di Ministro Guardasigilli sono stati indubbiamente i tre anni più penosi della mia vita di uomo politico, nel tentativo quotidiano di difendere gli istituti della tradizione e della Costituzione e di limitare al massimo le ingerenze e le interferenze che le gerarchie irresponsabili del Partito esercitavano ad ogni momento nelle attività degli organi dello Stato, creando confusione, disordine e determinando il congelamento delle iniziative e delle responsabilità negli organi statali.
[16] Lontani nel tempo apparivano ormai i programmi antichi approvati nei congressi fascisti del 1920-21 quando il Partito era inteso e definito come un’associazione politica con un solo duplice compito: l’educazione politica del popolo e la formazione delle classi dirigenti.
Questa è infatti la funzione che legittimi la vita di un partito dello Stato Moderno. N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del 1°settembre 1939, a giustificare la nostra deliberazione sulla non belligeranza, che era di fatto neutralità, il Capo del Governo non esitò a dichiarare che il Nazismo tedesco ci aveva tradito, che non era rimasto fedele ai suoi patti, che Hitler aveva fatto scoppiare il conflitto senza neppure preavvertirlo, facendolo trovare davanti al fatto compiuto.
Mi permisi allora di prendere la parola in quella seduta dicendo che ciò non mi meravigliava in quantoché era la ripetizione esatta della condotta tedesca nel 1914. Aggiunsi che mi auguravo che non si ripetessero nel 1939 gli errori compiuti dalla nostra diplomazia nel 1914 quando dopo aver saggiamente proclamato la neutralità dell’Italia non si ebbe contemporaneamente il coraggio di pubblicamente giustificarla davanti agli occhi del mondo.
Non si disse abbastanza al mondo che allora, come oggi, la Germania del Kaiser aveva tradito i suoi patti con l’Italia alleata. E così è accaduto che per trent’anni il nostro Paese è stato a torto accusato di essere venuto meno ai suoi obblighi di Nazione alleata.
Durante la seduta d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del 1° settembre domandai pertanto di denunciare il tradimento del Nazismo giustificando con ciò, e per colpa tedesca, la fine dell’alleanza militare italo-tedesca e la ripresa della nostra libertà internazionale. Così come nel 1914, una seconda volta nel 1939, la condotta tedesca ci permetteva provvidenzialmente di riguadagnare la nostra indipendenza.
Né mancai poche settimane prima che la guerra fosse dichiarata di additare al Duce i pericoli di un nostro intervento prematuro, insistendo nella ferma convinzione che era nell’interesse dell’Italia di mantenere la nostra posizione di neutralità armata di fronte all’uno [17] e all’altro dei contendenti.
Non abbiamo rimorsi e sentiamo di avere verso la persona del nostro Capo adempiuto al nostro dovere di fedeltà e di franchezza da venticinque anni a quest’oggi.
Ma non per questo ci sentiamo esenti da responsabilità. I regimi politici sono nelle ore gravi e difficili, dei blocchi inscindibili che non permettono il “distinguo saepe” delle discussioni in tempi di bonaccia.
Nelle ore drammatiche della storia è puerile di pensare di dosare e sceverare le proprie dalle altrui responsabilità. Siamo tutti fascisti, lo fummo, lo siamo e lo saremo nella buona e nella cattiva fortuna.
Questa è l’ora delle responsabilità collettive, ed è appunto per questo che abbiamo insistito per la convocazione del Gran Consiglio e che insistiamo perché il Gran Consiglio, organo supremo del Fascismo prenda stasera deliberazioni gravi e definitive che dovranno impegnarci tutti, dal Capo all’ultimo gregario.
Non si tratta di salvare noi stessi, le nostre persone, e neppure il regime o il partito. Si tratta di salvare l’Italia e di salvare in pari tempo gli ideali che animarono la nostra giovinezza fascista e la nostra generazione, ideali che non potranno giammai morire anche se provvisoriamente soffocati dalla ostilità avversaria, dalla deviazione ideologica, dall’interpretazione o applicazione errata, dalla crudeltà degli eventi.
Guai se il Gran Consiglio dovesse stasera uscire da questa riunione discorde e diviso. Qualunque saranno per essere le nostre deliberazioni, ad esse obbediremo. Giunti a questo punto taluno potrà domandare: sta bene: accettiamo per un momento la vostra diagnosi di malattia mortale: credete forse di rimediare a questa malattia con la medicina di un ordine del giorno? [18] Che cosa significa il nostro ordine del giorno? Significa che il Gran Consiglio, organo supremo del Fascismo delibera decaduto il regime di dittatura, perché esso ha compromesso i vitali interessi della Nazione, ha portato l’Italia sull’orlo della sconfitta militare, ha tarlato e corroso nel tronco la rivoluzione e il fascismo medesimo. Il Gran Consiglio delibera nello stesso tempo che siano ripristinati (sic) nella loro autorità e responsabilità insostituibile tutte le funzioni statali alle quali la Dittatura si era una dopo l’altra sostituita, attribuendo anzitutto alla Corona, al Gran Consiglio, al Parlamento, alle Corporazioni i compiti e le responsabilità stabilite dalle nostre leggi statutarie costituzionali.
Alla Corona anzitutto, restituendo ad essa le prerogative e le responsabilità di comando, di iniziativa, di decisione suprema che lo Statuto alla Corona attribuisce nelle ore in cui è in gioco il destino della Nazione. La Corona, privata delle sue alte prerogative e responsabilità altro non è oggi se non un ostaggio in prigionia della dittatura. Il Duce ci ha testé rivelato la parte determinante che il Maresciallo Badoglio Capo di Stato Maggiore Generale insieme con gli altri capi militari hanno svolto alla vigilia dell’entrata in guerra dell’Italia per strappare al Sovrano le prerogative costituzionali di Comandante effettivo delle nostre Forze Armate, rendendo così inefficaci la lettera e lo spirito dell’art. 5 dello Statuto, al trasferire proprio essi, i custodi della tradizione militare del Risorgimento, alla Dittatura le prerogative e i poteri che lo Statuto affidava esclusivamente alla persona del Capo dello Stato. Questa attitudine di servilità alla Dittatura da parte degli alti capi militari dell’esercito rimarrà a loro perenne vergogna per tutta la storia avvenire.
Attorno al Re soldato, simbolo di umiltà e di concordia nazionale potranno raccogliersi in quest’ora suprema di cimento nazionale, tutti gli italiani senza distinzione di fede politica, fascisti e antifascisti, non più separati dalle odiose discriminazioni che la dittatura [19] ha operato, animati nell’ora del pericolo da un solo sentimento, quello di salvare la Nazione. Le nostre Forze Armate, oggi sfiduciate e compresse dalla angusta prigionia di una guerra di partito ritroveranno sotto il comando del Re la fiducia e il coraggio di cui diedero già prova sul Piave, di fronte al nemico incalzante sul territorio Nazionale, le armate della nostra passata guerra vittoriosa. Non è la prima volta che un Principe, un Re di Casa Savoia, da Emanuele Filiberto a Vittorio Amedeo II, da Carlo Alberto a Vittorio Emanuele II, a Vittorio Emanuele III, in testa alle loro truppe e sorretti dalla concorde fiducia dei cittadini e dal coraggio dei soldati, hanno sfidato e piegato il destino delle armi avverse. Le lagrime delle madri sui figli caduti non hanno un colore politico. Tutti i cittadini sono uguali nel sacrificio della vita e degli averi per la Patria.
Occorre ritornare allo Statuto, alla Costituzione, alle Leggi dello Stato mai pienamente osservate. Le leggi corporative e la mancata funzionalità della Camera Corporativa forniscono l’esempio tipico dell’inosservanza delle leggi da parte della Dittatura che le ha promosse.
L’ordinamento corporativo per funzionare e per svilupparsi aveva come presupposto insostituibile la libertà politica, ma dappoiché la libertà era in contrasto con la dittatura si è preferito anemizzare a poco a poco l’ordinamento corporativo, privarlo delle sue attribuzioni essenziali, ridurlo ad un mero organo burocratico e strumento d’arbitrio nelle mani del Partito.
Occorre restituire a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le funzioni di organo supremo esecutivo collegiale incaricato di dirigere effettivamente la politica dello Stato e non più, come purtroppo è oggi ridotto, un intermediario tra lo strapotere della burocrazia e lo strapotere della dittatura, entrambe dirette alla soppressione definitiva delle nostre libertà costituzionali e del residuo controllo del Parlamento.
Il Parlamento soprattutto deve tornare ad essere quello che fu dall’Unità d’Italia in poi, strumento libero e consapevole del potere legislativo entro i limiti e l’armonia dei poteri sanciti dalla Costituzione, [20] espressione permanente attraverso libere elezioni dalla effettiva volontà popolare, controllore e coadiuvatore del potere esecutivo.
Reggeranno i tessuti connettivi della Nazione all’inevitabile contraccolpo che il trapasso dalla dittatura alla Costituzione potrà determinare? Dobbiamo sperarlo, confidando nel coraggio e nella saggezza del nostro Re, nel coraggio e nel patriottismo di tutti gli italiani.
Non abbiamo peraltro alternativa o scelta. Il ripristino della libertà nel quadro della autorità e della responsabilità costituzionale, appare come l’estremo tentativo e ancora di salvezza. Non abbiamo scelta, col nemico che ha invaso il territorio nazionale, coll’esercito che ha perduto la fiducia nei suoi capi, col popolo che ha condannato la dittatura e domanda di essere governato e guidato a salvamento al di là del pericoloso e difficile guado.
Nell’ormai lontano 1924, Mussolini, parlando dal balcone di Palazzo Chigi al popolo di Roma acclamante per i risultati plebiscitari delle elezioni generali politiche del 1924, insorgeva contro coloro che pretendevano vedere in quelle elezioni una mancanza di libertà ed una coartazione della coscienza del popolo italiano.
Mussolini disse:
“periscano tutte le fazioni! Anche la nostra. Purchè si salvi la nostra Patria. Questo è il comandamento del dovere.”
E’ questa l’ora di tener fede alla promessa di allora! Non è mai troppo tardi per compiere il proprio dovere verso il Re e verso la Patria!
Secondo intervento di Grandi3
Desidero riprendere la parola perché ritengo necessario ristabilire ordine nella discussione la quale ha deviato per viottoli ciechi i quali non possono portare ad alcuna conclusione, rischiando di fare smarrire quello che invece deve rimanere il problema centrale della nostra discussione.
Mi oppongo risolutamente alla proposta di rinvio di questa nostra discussione la quale dura già da dieci ore ininterrottamente e che non può concludersi con un rinvio, né con soluzioni di carattere ambiguo. Mentre noi qui si discute, in Sicilia si muore.
La Nazione non può attendere oltre le decisioni del Gran Consiglio.
Ho domandato l’appello nominale sul mio ordine del giorno ed insisto su questa domanda che è conferma della prassi consuetudinaria di tutte le Assemblee. Dacché esistono Assemblee politiche non si è mai trovato, infatti, alcun sostitutivo alla procedura del voto, il solo che possa esprimere l’opinione e la volontà dei membri di una Assemblea politica.
Respingo l’ordine del giorno presentato da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e non accetto la proposta del camerata Suardo diretta a far confluire in un solo ordine del giorno il mio e quello de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che sono in palese contraddizione nelle premesse e nelle conclusioni.
Carlo Scorza ci ha detto testé, intervenend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discussione, nella illusione di concluderla, che egli parlando porta qui stasera la voce e la volontà del Partito.
Contesto questa sua affermazione. Egli non è il Partito. Egli è semplicemente il Segretario del Partito, ed un membro del Gran Consiglio. Non gli riconosco il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 Partito, il quale non è un uomo e neppure un gruppo di uomini, bensì un complesso di spiriti, di attività, di forze, di energie nazionali, di istituti fissati dalle leggi.
Il Partito stasera anzitutto è il Gran Consiglio, definito dalla [2] legge – giova ancora ripeterlo – “organo supremo del Fascismo”. La voce del Partito oggi altro non può e non deve essere che la voce della Nazione.
Sono contrario alla proposta fatta di invitare il Capo dello Stato Maggiore Generale ad intervenire alla nostra discussione per avere da lui dirette informazioni sulla situazione della guerra. Il Capo del Governo e Presidente del Gran Consiglio è anche il Comandante supremo delle Forme Armate e responsabile pertanto della condotta militare e politica della guerra.
Inutile e superflua è quindi la presenza del Capo di Stato Maggiore che è agli ordini del Capo del Governo e che, secondo la legge, dipende dal Capo del Governo. D’altra parte il Gran Consiglio non è chiamato a discutere o ad esaminare questioni militari. Questi sono problemi che escono dalla competenza del Gran Consiglio. Essi appartengono, a mente dell’art. 5 dello Statuto del Regno, all’alta responsabilità del Capo dello Stato e del suo Governo.
Il camerata Biggini ci ha detto che è improprio parlare oggi di Parlamento, ed ha aggiunto che lo Statuto del Regno è ormai superato, sorpassato, sostituito dalle leggi posteriori emanate dal Fascismo. Non è vero. Dico che tutto ciò non è vero.
Il Parlamento esiste, per quanto il suo funzionamento sia ridotto e costretto nei limiti in cui la dittatura lo ha posto. Ma esiste, ed appunto perché costretto ed impedito dalla dittatura non può esprimersi, come certamente farebbe.
A sostituire la volontà delle Assemblee legislative è chiamato stasera il Gran Consiglio, che è il Parlamento del Fascismo, è la suprema Assemblea politica del Regime, alla quale è giocoforza domandare stasera quello che alla Camera ed al Senato appare impossibile nelle attuali circostanze.
La dittatura non si può opporre a che il Gran Consiglio, organo creato dalla dittatura medesima, esprima la sua volontà, il suo giudizio, ed anche il suo voto di fiducia o di sfiducia. Siamo si tornati [3] ad una situazione tipicamente parlamentare ed è questo che noi vogliamo.
Mussolini stesso nel 1922 fece sboccare la Marcia di Roma in una soluzione costituzionale. Domandiamo oggi che si ripeta lo stesso cammino.
Se l’ordine del giorno che ho presentato sarà respinto, ebbene, noi avremo perduto, e ciò significherà che la maggioranza del Gran Consiglio ha dato un voto di fiducia alla Dittatura; se l’ordine del giorno da me presentato avrà, invece, la maggioranza, ciò significa che il Gran Consiglio ha espresso il suo voto di sfiducia alla Dittatura. E non si dica che lo Statuto del Regno è morto perché sorpassato e sostituito dalle leggi fasciste.
E’ falso. E ciò può essere detto soltanto da coloro che con la lettura della nostra costituzione, emanata il 4 marzo del 1848 non hanno familiarità o dimestichezza. Lo Statuto del Regno, per quanto corroso è tuttora vivo nei suoi pilastri basilari.
Le leggi emanate dal Fascismo hanno integrato, aggiunto, completato lo Statuto, ma non si sono ad esse sovrapposte.
La stessa legge del primo Ministro, emanata nel 1926 non è in contrasto con lo Statuto del Regno. Il meccanismo della formazione delle leggi non è stato modificato formalmente nei suoi congegni costituzionali, bensì soltanto piegato, storto, fatto deviare dalla volontà e dalla prassi della dittatura. Non occorrono nuove leggi per tornare nella Costituzione! Basta applicare quelle che vi sono. Il Re è tuttora, secondo la lettera della legge, Capo dello Stato.
Esiste formalmente un Consiglio dei Ministri, con Ministri responsabili verso il Re. Lo Statuto li definisce Ministri del Re e tali sono di diritto con la responsabilità non solo amministrativa ma altresì politica che deriva dalla loro qualità di componenti il più alto consesso dello Stato.
Respingo, ho detto,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ed insisto perché [4] sia messo in votazione per appello nominale l’ordine del giorno da me presentato, senza modificazioni di sorta.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domanda nuove riforme, nuovi ordinamenti. Basta con questa inflazione nella attività legislativa!
La decadenza dei regimi si rivela soprattutto nelle troppe leggi, cui fa necessariamente rispondenza la materiale impossibilità di applicarle.
Perché, o Signori, fare le leggi è assai facile, come assai facile è quello di fecondare per creare la vita: difficile e pesante è formare e educare. Pesante, difficile, paziente è il lavoro dei governanti nell’applicare le leggi che essi hanno creato.
Basta con riforme, basta con nuove leggi.
Il Capo del Governo ha testé pronunziato parole molto gravi alle quali io non posso fare a meno di rispondere con rispetto ma altresì con cruda lealtà.
Egli ha detto: “Vi siete mai domandati, o Signori, quali possono essere le conseguenze dell’ordine del giorno presentato dal camerata Grandi? Supponiamo, per ipotesi, che esso raccolga la maggioranza dei voti del Gran Consiglio, e supponiamo che io porti domattina al Sovrano questi risultati. I casi allora sono due: il Sovrano può dirmi – e credo che così mi dirà “caro Mussolini io ho fiducia in Voi; rimanete al vostro posto, e continuate a dirigere le sorti della guerra e le sorti del paese. Se i vostri vi abbandonano, il Re vi rimane vicino”. Questo sono certo che il Re mi dirà. Ed allora, o Signori, quale sarà il giudizio che spetterà ai firmatari del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Oppure il Re mi dirà: di fronte alla nuova situazione determinatasi col voto di sfiducia che il Gran Consiglio ha pronunciato contro di voi, Capo del Governo, io, quale Capo dello Stato, ritiro la delega con cui vi avevo ceduto all’inizio della guerra il Comando Supremo delle Forze Armate, lasciandovi soltanto nelle vostre funzioni di Primo Ministro”. In questo caso o Signori, anch’io ho la mia dignità, la mia suscettibilità. Del resto ho già sessant’anni. Questi venti [5] anni sono stati per me una cosa bellissima, ma a queste condizioni di minoranza io, Maestà, non posso rimanere.
Avete voi, Signori del Gran Consiglio, pensato a tutto questo?”.
Queste sono le parole testuali che il Capo del Governo ha pronunciato. Ed a seguito di queste parole io vedo che lo spirito di alcuni camerati, qui presenti, sta vacillando.
Ebbene, io non esito a pronunziare parole gravi: queste parole di Mussolini sono una minaccia e un ricatto per il Gran Consiglio.
Si, le tue parole, Presidente, ci arrivano col sapore di ricatto e di minaccia.
In quest’ora così grave per le sorti della Patria, mentre migliaia di giovani muoiono offrendo la loro vita in olocausto alla Patria, nessuno, senza venir meno ai propri doveri verso la Patria, può sentirsi captato da sentimenti suscettibili di fare dimenticare i doveri che a noi membri del Gran Consiglio incombono in questa ora dura e le responsabilità che noi abbiamo assunto ed intendiamo assumere fino in fondo.
Nessun’altra alternativa io vedo possibile.
Si è parlato anche di tradimento e di infedeltà. Noi saremmo, dunque, i traditori e gli infedeli. Taluno ha anche detto che noi siamo sempre gli stessi del Congresso dell’Augusteo del 1921. Ed è vero. Noi siamo sempre gli stessi. Ma a proposito di fedeltà e di tradimento non posso non ricordarmi in questo momento di quello che mi disse alcuni mesi or sono un pezzo grosso del nazismo tedesco, al quale io cercavo di spiegare la profonda differenza tra Nazismo e Fascismo, differenze che erano rappresentate, del resto, dalla direzione opposta dei fiumi, in Germania e in Italia che, nati dagli stessi ghiacciai alpini si dirigono gli uni verso i mari ghiacciati del nord gli altri verso i mari caldi del nostro Mediterraneo.
È vero – egli rispondeva – deve essere vero che noi siamo molto diversi, ed anche le nostre due rivoluzioni. Vi sono tuttavia alcune [6] cose che noi tedeschi non comprendiamo soprattutto nel funzionamento dello Stato Maggiore del Partito e del Regime Fascista. Non crediate che il vostro battere i tacchi alla tedesca davanti al Duce e che questa vostra obbedienza “perinde ac cadaver” al vostro Capo sia da noi considerata come un fattore di forza! I rapporti tra noi e il Fuhrer sono completamente diversi dai rapporti tra voi e il Duce. Fra noi e il Fuhrer c’è un contratto di fedeltà che è il vecchio patto nibelungico della razza tedesca; noi siamo fedeli a lui nella stessa misura in cui egli è fedele a noi. È Mussolini altrettanto fedele a voi quanto voi siete a lui?
Gli risposi: Vedete, voi non conoscete né la storia del nostro popolo, né le virtù della nostra razza. Quando voi eravate i tedeschi descritti da Tacito e da Svetonio, l’Italia era già da qualche secolo governata dal diritto romano e dall’arte di Stato del Senato romano: poi venne la Chiesa e poi i Comuni e poi il Rinascimento: le borgate del Quattrocento, giammai superate se non dalla borghesia dell’Ottocento, le borghesie che hanno fatto le rivoluzioni del Risorgimento e dato all’Italia la libertà, l’unità e l’indipendenza.
Ora noi italiani non abbiamo bisogno di contratto di fedeltà col nostro Capo, perché la nostra fedeltà verso Mussolini non è in funzione di un giuramento, quello che Achille Starace ha inserito nello Statuto del partito e che è subordinato al giuramento che Mussolini e noi tutti abbiamo fatto al nostro Re.
La nostra fedeltà a Mussolini è stata sempre determinata dalla intima persuasione che egli era il primo servitore fedele del Re e della Patria e che, obbedendo a lui, noi obbedivamo al Re ed alla Patria.
Questo, Duce, è il momento di dimostrare che noi possiamo rimanerti ancora fedeli. A te solo spetta di darci questa dimostrazione e questa possibilit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