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马尔西科的发言 德马尔西科致费代尔佐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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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的发言

德马尔西科致费代尔佐尼(Federzoni)的信⁠1

11.6.956

亲爱的、尊敬的朋友和老师: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一本关于7月25日的小书里的有关文字寄给你。那本书写于1944年1—2月,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出版;我在书里概述了自己在大委员会那次会议上的2次发言。

你愿意取用什么就取用什么,如果乐意,也可以全文或部分照录。(如果照录,只请你提一句:这些段落是首次发表。)

我想应该告诉你,我还保存着我们在大委员会会议厅里找到的那张纸(仅有的一张),我在上面记下了各人发言的要点,完全按照发言的先后顺序;有关这一题目的出版物,我见到的没有一种遵守这个顺序。你如果需要,我可以把名单抄一份寄给你。

谨致一如既往的敬仰和最诚挚的问候,

你的

德马尔西科

德马尔西科的第一次发言⁠2

[打字稿原始文本]

轮到我来论证:在当前形势下,要拉近国家同这场战争的距离,除了诉诸国王,别无他法。

我首先指出,领袖的报告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战争的几个片段,连战争引出的最严重的质问也没能回答。即使再多讲许多片段,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我们战局中这一处或那一处物质方面的情况,既解释不了我们那一长串接连不断的败绩,也指不出斩断这条锁链的办法,更不能让人有理由指望局面好转。对这场战争的审判和对责任的全面追究只能留待将来,到战火熄灭,一切必要的材料都已确定、收齐、可供评判的时候。今天再去痛惜这条或那条建议没有被采纳,有什么要紧?在一场规模极大的战火中,这一段或那一段插曲里灾祸的根子是不是在于一开始就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了错,又有什么要紧?再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技术准备或外交准备够不够,或者在于对战役整整一个阶段应投入的兵力计算有误?更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当初该不该参加战争?战争还在进行,就无权过问这最后一点,尽管在所有问题当中,这正是任何一场对战争的审判的最高任务;至于战争的实际指导,凡不是为了研究和指明如何改善战果或建议如何收场的方面,同样无权过问。在我看来,讨论的范围只限于现有政治力量有没有能力领导战争、满足战争的需要。已有太多迹象表明[4],一人长期身兼政治、军事多部,负担沉重,这至少不可能有助于把技术准备做充分,哪怕此人综合把握问题和行使指挥权的才能非同寻常。这样身兼多部,起初有助于使技术与政治相协调,后来却势必有害,因为技术就是专门化,只有专门化,才能把政府一个部门的需要全部而且准确地看清。加富尔(Cavour)在1852年至1859年间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这项工作计划固然要求政治和行政上见解一致,他却没有为此牺牲专门化应有的地位,自己只兼管农业部,另外兼管过海军部,也只有6个月,为的是把它建立起来,随即交到别人手里。而那还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国际纠葛也少得多!墨索里尼却相反,20年来几乎不间断地把他那确实不同寻常的精力用在内政部、外交部和所有军事部门上;这至少有耗尽精力的危险,任何人无论天赋多高都难免,何况还添了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已经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心力。但是,身兼多部造成的最严重的弊病恰恰落在责任问题上,这个症结恰恰在此刻暴露出来

按照首相法,各部长就其工作对首相负责,首相则就全体部长对国王负责;因此,在危机关头,更换一名部长还可以在国王和国家面前[5]保全首相,并使国家对继任者的工作抱着善意的期待。反之,如果是首相自己把好几个部集于一身,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本人头上。更何况,掌管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是有例外的,如今已成为现实,首相要负责的就不只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执行,还有这项计划由来已久、逐步进行的准备。

因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眼下是不是到了这样一种时刻,一个人有义务就自己的工作作出政治上的交代,请求对责任问题作出宪法上的裁断。我的原话是:在我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战争期间所作的预测,不,所作的许诺,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极远。1941年2月,在希腊遭到屈辱的失败之后,领袖在一篇力求只讲逻辑、不加修饰的讲话里,竟[无法辨认]英国不可能指望胜利的种种理由,并得出结论说,谁要是认为有可能入侵大陆,谁就是疯子。而如今入侵已成事实。中间许多阶段略过不提:丢掉埃塞俄比亚之后,重返那里的许诺不但没有兑现,而且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接着又丢了利比亚;为了振作国家的人心,先是许诺在整个突尼斯进行牢不可破的抵抗,等南部和中部地区迅速被占领,又许诺在突尼斯北部山区进行这样的抵抗。在这里,梅塞(Messe)将军及其部队的英勇也保全了我们的声誉;但是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我们又遭到一次惨败。7月5日,备受吹嘘的潘泰莱里亚这块挡车石已无济于事,[6]领袖却让人发表了他对党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的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许诺“有朝一日”说明这场战争的理由,这就坐实了失败主义宣传的根本论调,即人民打仗却不明白为什么而打。不仅如此,他还向敌人下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战书,要敌人试试登陆,说这是“敌人为保全自尊心所剩的唯一办法”,并威胁要让敌人直挺挺地躺倒在“吃水线”一带。而敌人进入巴勒莫已有24小时,人民并没有重新找回加里波第式的精神,据说,守卫该城的整整一个师连一枪也没有放。

所以,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且不是在党与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与政权之间,那难道是国家的过错吗?国家的过错可以说有,也确实有,那就是没有始终给予这场战争应有的拥护,并且在自己多有不是的情况下自以为有权批评,而当时只有行动的义务。但是,且不说这种致命的偏差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到政府的责任,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既然心里想着要打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等同便是最不祥的前提;眼下该想的是如何补救,而不是评判,是消除错误,而不是加重错误。

这道裂痕有可能由党和政府这两支构成政权的力量来弥合吗?党与国家的融合有可能由它们来实现吗?还是说必须越过政权,求诸国家?而除了国王,还有谁能这样做呢?国王固然接受了这个政权,但他代表的是国家;他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接受它,[7]所以在政权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号召人民。在这[三词划去,无法辨认],许多原以为已被埋葬的东西正在复活。首先复活的是人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假如议会机构还存在(我们的动议里提到议会机构,原因就在这里),它们就不会是工具和代言者。既然没有议会机构,大委员会只能确认,自己不足以也不适于解决今天的危机,这是一场精神的和政治的危机,是战争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因为大委员会是革命的机关,是为协调各种力量而设立的,遇到以革命的停顿乃至终结为前提的问题便无能为力,向国王求助,他是全国命运唯一的、最后的机关和保证人。如果我们在政权这部机器里找不到别的杠杆可用,如果唯一可以触发的弹簧在机器之外,如果这部机器的权力因此受到威胁,那是事态之重大所致;什么也不能免除我们指出它力不胜任的义务。我最后说,我只希望动议签署人的意图不致被曲解。

这些意图不是立即媾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媾和,不是哪怕蒙受耻辱也要媾和;一个半月以前,在另一个场合,2位部长的要求也曾遭到这样的对待。其中一位恰恰在今天请求获准,在政府中由他人接替“(我借此维护了奇尼(Cini)的自尊,因为我对他怀有情谊,[未编号的页]不愿看到他明明是自己辞职,却被当成遭排挤的人)”;这两位部长的要求可以看作今天这场辩论的最初发端,理应立即采纳,不该长久拖延。我们的意图恰恰相反:我们怀着忧惧关切国家的精神利益。国家,无论是平民各阶层还是武装部队,都必须由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来唤起,使之以男子汉的气概认清当前的时刻,承担起抵抗和战斗的义务,对政府抱有应有的信任;这个政府不仅要顾及对盟国的义务,还要顾及祖国不致灭亡的神圣权利,顾及如何循着荣誉的道路确保祖国得救。

3 [经手写修改后的版本] 德马尔西科主张:在当前形势下,要拉近国家同这场战争的距离,除了诉诸国王,别无他法。

他指出,领袖的报告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战争的几个片段,连战争引出的最严重的疑问也没能回答。即使再多讲许多片段和方面,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我们战局中这一处或那一处物质方面的情况,既解释不了我们那一长串接连不断的败绩,也指不出斩断这条锁链的办法,更不能让人有理由指望局面好转。对这场战争的审判和对责任的全面追究只能留待将来,到战火熄灭,一切必要的材料都已确定、收齐、可供评判的时候。今天再去痛惜这条或那条建议没有被采纳,有什么要紧?在一场规模极大的战火中,这一段或那一段插曲里灾祸的根子是不是在于一开始就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了错,又有什么要紧?再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技术准备或外交准备不足〔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 sufficienza(“够不够”)〕,或者在于对战役整整一个阶段应投入的兵力计算有误?更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当初该不该参加这场冲突?战争还在进行,就无权过问这最后一点,尽管在所有问题当中,这正是任何一场对战争的审判的最高任务。因此,讨论的范围只限于这样一个问题:现有政治力量有没有能力领导战争、满足战争的需要。已有太多迹象表明[4],一人长期身兼政治、军事多部,负担沉重,这至少不可能有助于把技术准备做充分,哪怕此人综合把握问题和行使指挥权的才能非同寻常。这样身兼多部,起初有助于使技术与政治相协调,后来却势必有害,因为技术就是专门化,只有专门化,才能把政府一个部门的需要全部而且准确地看清。加富尔在1852年至1859年间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这项工作计划固然要求政治和行政上见解一致,他却没有为此牺牲专门化应有的地位,自己只兼管农业部,另外兼管过海军部,也只有6个月,为的是把它建立起来,随即交到别人手里。而那还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国际纠葛也少得多!

但是,身兼多部造成的最严重的弊病恰恰落在责任问题上,这个症结恰恰在此刻暴露出来。按照首相法,各部长就其工作对首相负责,首相则就全体部长对国王负责;因此,在危机关头,更换一名部长还可以在国王和国家面前[5]保全首相,并使国家对继任者的工作抱着善意的期待。反之,如果是首相自己把好几个部集于一身,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本人头上。更何况,身兼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本是例外,如今已成为常态〔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这半句作“掌管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是有例外的,如今已成为现实”〕,首相要负责的就不只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执行,还有这项计划由来已久、逐步进行的准备。

因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眼下是不是到了这样一种时刻,一个人有义务就自己的工作作出政治上的交代,请求对责任问题作出宪法上的裁断。在发言人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战争期间所作的预测,不,所作的许诺,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极远。1941年2月,在希腊遭到失败之后,领袖在一篇力求只讲逻辑、不加修饰的讲话里,竟逐条列举英国不可能指望胜利的种种理由,并得出结论说,谁要是认为有可能入侵大陆,谁就是疯子。而如今入侵已成事实。中间许多阶段略过不提:丢掉埃塞俄比亚之后,重返那里的保证不但没有兑现,而且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接着又丢了利比亚;为了振作国家的人心,先是预告在整个突尼斯进行牢不可破的抵抗,等南部和中部地区迅速被占领,又预告在突尼斯北部山区进行这样的抵抗。在那里,梅塞将军及其部队的英勇也保全了我们的声誉;但是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我们又蒙受了一次惨败。7月5日,备受吹嘘的潘泰莱里亚这块挡车石已证明无济于事,[6]领袖却让人发表了他对党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的一篇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许诺“有朝一日”说明这场战争的理由,这就坐实了失败主义宣传的根本论调,也就是人民打仗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打。不仅如此,他还向敌人下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战书,要敌人试试登陆,说这是“敌人为保全自尊心所剩的唯一办法”,并威胁要让敌人直挺挺地躺倒在“吃水线”一带。而敌人进入巴勒莫已有24小时,人民并没有重新找回加里波第式的精神,据说,守卫该城的整整一个师连一枪也没有放。

所以,如果说在国家与政权之间〔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不是在党与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与政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那难道是国家的过错吗?国家的过错可以说有,也确实有,那就是没有始终给予这场战争应有的拥护,并且在许多场合自以为有权批评,而当时只有行动的义务。但是,且不说这种致命的偏差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到政府的责任(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既然心里想着要打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等同便是最不祥的前提),眼下该想的是如何补救,而不是评判,是消除错误,而不是加重错误。

这道裂痕有可能由党和政府这两支构成政权的力量来弥合吗?党与国家的融合有可能由它们来实现吗?还是说必须越过政权,求诸国家?而除了国王,还有谁能这样做呢?国王固然接受了这个政权,但他代表的是国家;他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接受它,[7]所以在政权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号召人民。在这场危机中,许多原以为已被埋葬的东西正在复活。首先复活的是人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假如议会机构还存在(我们的动议里提到议会机构,原因就在这里),它们本会是这一权利的工具和代言者〔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 non sarebbero stati(“就不会是工具和代言者”)〕。既然没有议会机构,大委员会只能确认,自己不足以也不适于解决今天的危机,这是一场精神的和政治的危机,是战争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因为大委员会是革命的机关,是为协调各种力量而设立的,遇到以革命本身的停顿乃至终结为前提的问题便无能为力。因此,必要的解决办法是向国王求助,他是全国命运唯一的、最后的机关和保证人。

发言人最后说,他希望动议签署人的意图不致被曲解。

这些意图不是立即媾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媾和,不是哪怕蒙受耻辱也要媾和;一个半月以前,在另一个场合,2位部长的要求也曾遭到这样的曲解(其中一位恰恰在今天请求获准,在政府中由他人接替);这两位部长的要求可以看作今天这场辩论的最初发端,理应立即采纳,不该长久拖延。我们的意图⁠3恰恰相反:我们怀着忧惧关切国家的精神利益。国家,无论是平民各阶层还是武装部队,都必须由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来唤起,使之以男子汉的气概认清当前的时刻,承担起抵抗和战斗的义务,对政府抱有应有的信任;这个政府不仅要顾及对盟国的义务,还要顾及祖国不致灭亡的神圣权利,顾及如何循着荣誉的道路确保祖国得救。

[未编号的页]⁠4(在这里,我在我那本小书里回忆道:墨索里尼发了言,警告我们说,他倒台就是所有人倒台;斯科尔扎(Scorza)提出了他的议案;苏阿尔多(Suardo)表示接受这项议案,并明确要求我们也说明,倘若不接受,理由何在)

德马尔西科的第二次发言⁠5

[未编号的打字页] 德马尔西科宣布斯科尔扎议案不能接受,因为它缩小了辩论的范围,回避了辩论的必然结论,提出的补救办法又不足以应付局面。敌人的入侵步步紧逼,难道还能停下来,竟去要求什么立法改革吗?这种改革即使走最短的途径也是缓慢的。

危机不是党内的危机,而是党和政权的危机:目的不是给党治病,而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在全国重新唤起对战时祖国的责任感,重振全国的抵抗意志和军队的斗志。领袖并不否认国内出现了裂痕,却把它归于今天谁也不在意的原因;大家注意的不是对要员们的指责(尽管其中许多绝非没有道理),而是战争的千百个问题,从战争目的到战争准备,从武器到粮食,从财政到盟国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执意只相信自己,执意要全国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不承认它的权利,让国家止于各级领导人,在国家全体面前止步,病只会更重:人民的反弹发泄出来,人民的支持会进一步减少。只有集人民于一身的国王能够号召人民作最后的努力,并得到人民的响应;法西斯主义只能把自己的号召再重复一遍,而在潮水上涨的时候重复旧话,比沉默还糟。此外,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将来并作出决定:眼下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边是还能保全国家荣誉的希望,一边是几乎肯定要眼看国家跌入深渊,像一切战败国那样要经过崩溃、或许还要再流血才能爬出来;在这种时候,牺牲以及必要时的放弃能否拦住我们。

[未编号的打字页] 斯科尔扎发言。他说得比加尔比亚蒂(Galbiati)还要直白,指出这项动议势必给党、进而给政权带来的后果。20年的事业不应付诸东流,也没有理由让它付诸东流:党即使在今天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清楚自己有能力凝聚、鼓舞和引导国家的人心。在党内就能找到的解决办法,没有理由到党外去找。他提出自己的议案,依据的就是这个想法,并希望这项议案足以达到我们想用我们的议案达到的目的:大委员会确认时局严重,请领袖“在法律上、在国家机关中、在政府中”作出应付时局所必需的变动。这样一来,对领袖的信任和党的权威都会得到加强;全国如果需要激励才能更深切地感受这场战争、更加团结,也会从政权再次显示出的稳固中找到这种激励。借斯科尔扎之口说话的是党的逻辑,正如借加尔比亚蒂之口说话的是民兵的逻辑:这是同一个论点的两面。不过,斯科尔扎虽然有时也能讲得很有感染力,这一次却没能摆脱那种照本宣科的腔调;出于职务上的义务而作的讲话,多半就是被这种腔调弄得冷冰冰的,这种腔调也泄露出讲话人并不相信这些话有用。他开始让人传阅他的议案征集签名;我坐在他左边,头一个被请签名,我回答说,不管别人持什么态度,我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

有一个人改了主意,就是参议院议长贾科莫·苏阿尔多。他原先在格兰迪(Grandi)议案上签了名,这时起身声明:斯科尔扎预言这项议案将影响党的前途,他对此不能[2]无动于衷;他认为斯科尔扎议案足以反映秩序的需要,并促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因此他撤回对前一项议案的赞同,决定支持后一项,并请各位同僚效法他,否则就说明为什么认为不该这样做。

于是我再次要求发言。但墨索里尼先让卡洛·阿尔贝托·比吉尼(Carlo Alberto Biggini)发言。此人性格阴柔,只要纪律不吝于给他荣誉,他一听召唤便热情响应;学问或许是有的,却是学校里的那一套,生硬而短视。在这样一场即将给意大利带来意想不到的推动的辩论中,唯一吸引他的,竟是可以(他自以为)给人上一堂宪法小课:他指出,我们的动议里出现了“议会”一词,而这个词早已从法西斯主义的词汇里删掉了。可怜的好人比吉尼没有看出,这个论点的分量恰恰就在这里!

大众文化部长加埃塔诺·波尔韦雷利(Gaetano Polverelli)讲了1分钟,刚好够他说明,一切讨论都与他无关:他同墨索里尼站在一起,恪守曾向他宣誓的绝对忠诚,他为革命负的伤就是这种忠诚的见证。这个不容分辩的说法倒是更清楚地表明(如果还需要表明的话),诉诸国王至少也使墨索里尼能否继续执政陷入严重危险;但它也引起一些人的抗议,他们担心对首领的感情会压倒事势,并提醒说,在座的多数人都曾为墨索里尼和革命面对过街头的狂怒和死亡的危险。

财政部长贾科莫·阿切尔博(Giacomo Acerbo)、内政部副部长[3]翁贝托·阿尔比尼(Umberto Albini)、商业劳动者联合会主席卢恰诺·戈塔尔迪(Luciano Gottardi)、农业劳动者联合会主席安尼奥·比尼亚尔迪(Annio Bignardi)都只讲了极简短的几句话,几乎只是表决声明。法团部长图利奥·恰内蒂(Tullio Cianetti)也讲了几句,说得犹豫不定,看上去像是又要出一个苏阿尔多。

此后,墨索里尼准许我答辩。我说,我还要再占用大委员会几分钟,以满足苏阿尔多的愿望,说明我为什么认为不可能改弦易辙。

Interventi di De Marsico

Lettera di De Marsico a Federzoni1

11.6.956

Caro ed illustre Amico e Maestro,

ho pensato che il meglio è mandarti ciò che in un mio piccolo libro sul 25 luglio (scritto nel gennaio-febbraio ’44, e che non mi sono mai deciso a pubblicare) ho scritto riassumendo i miei due discorsi in quella seduta del Gran Consiglio.

Ne prenderai ciò che vorrai, trascrivendolo anche, in tutto o in parte, se ti piacerà. (In questo ultimo caso ti compiacerai solo accennare al carattere di primizia che acquisteranno questi brani).

Credo opportuno dirti che io conservo il foglio di carta (l’unico), che trovammo nell’Aula del Gran Consiglio con gli appunti che vi presi dei discorsi pronunciati, nell’ordine esatto che si seguirono: ordine che non ho visto rispettato in alcuna delle pubblicazioni sul tema. Se vuoi, ti posso mandare copia dell’elenco.

Con l’antica devota ammirazione e con saluti cordialissimi,

tuo

De Marsico

Primo intervento di De Marsico2

[Testo originale dattiloscritto]

Toccò a me dimostrare che, nelle congiunture presenti, altro mezzo, per riavvicinare la Nazione alla guerra, non vi era che l’appello al Sovrano.

Osservai anzi tutto che la relazione del Duce, riducendosi ad una frammentaria illustrazione di alcuni momenti della guerra, non aveva potuto rispondere neppure ai più gravi interrogatori che questa sollevava. Anche se si fosse estesa a molti altri avrebbe fino ad un certo punto chiarito questo o quel lato materiale della nostra situazione bellica ma non avrebbe né spiegato la catena lunga ed ininterrotta dei nostri rovesci né indicato i mezzi per spezzarla né ispirato una ragionevole speranza di meglio. Il processo alla guerra e la ricerca completa delle responsabilità non potrà essere fatto che dall’avvenire, quando, chiusa la conflagrazione, tutto il materiale necessario sarà definito, raccolto, valutabile. Quale importanza può avere oggi deplorare che questo o quel consiglio non sia stato seguito? o se in questo o quell’episodio di una vastissima conflagrazione la radice delle sventure potrebbe essere l’errore dell’inizio, nel tempo o nello spazio? o, scavando più nel profondo, la sufficienza della preparazione tecnica o diplomatica, od il calcolo sbagliato delle forze da impegnare in tutta una fase della campagna? o, scavando più nel profondo ancora, nella convenienza della partecipazione alla guerra?, mentre la guerra dura, non si ha il diritto di occuparsi di questo ultimo che, fra tutti, è il compito supremo di ogni processo a una guerra, non lo si ha neppure di occuparsi di quegli aspetti della condotta positiva della guerra che non mirino a studiare ed additare le vie per migliorarne i risultati o per consigliarne l’epilogo. Io vedevo il campo della discussione ristretto a quello della capacità delle forze politiche attuali a guidare la guerra, soddisfarne le esigenze». Troppi segni avevano già dimostrato [4] che alla sufficienza, almeno, della preparazione tecnica non può essere giovato il lungo, oneroso cumulo di portafogli politici e militari nelle mani di un uomo solo, anche se dotato di eccezionale attitudine alla sintesi dei problemi ed all’esercizio del comando. Questo cumulo, utile in principio per coordinare la tecnica alla politica, doveva poi fatalmente nuocere, poiché la tecnica è specializzazione, e con la specializzazione riescono a vedersi, tutte ed esattamente, le necessità di un ramo del Governo. Cavour, che fra il ’52 e il ’59 gettò le basi dello Stato unitario, non sacrificò i diritti della specializzazione a questo suo programma di lavoro, che pur richiedeva unità di vedute nella politica e nell’amministrazione, e si limitò a tenere il ministero dell’agricoltura, e per sei mesi soltanto anche il ministero della marina, per istituirlo e passarlo subito in altre mani. Ed era uno Stato tanto più modesto, erano tempi tanto meno irti di complicazioni internazionali! Mussolini invece aveva dedicato le sue forze, non comuni certo, per venti anni, quasi ininterrottamente, ai ministeri degli interni e degli esteri ed a tutti i portafogli militari; con un pericolo di logoramento delle energie, almeno, che su chiunque, per privilegiato che fosse, peserebbe, e con l’aggiunta di due guerre, quelle di Etiopia e di Spagna, che avevano già richiesto una maggiore tensione. Ma l’inconveniente più grave che dal cumulo dei portafogli era derivato si ripercoteva proprio sul terreno delle responsabilità, ed era un nodo che veniva precisamente ora al pettine

Per la legge sul Primo Ministro, i ministri sono della loro attività responsabili verso di lui ed egli è di tutti responsabile verso il Re: in frangenti di crisi, quindi, il mutamento di un ministro può ancora salvare verso il Re e verso la Nazione [5] il Primo Ministro, e ispirare alla nazione una benevola attesa nell’attività di un successore. Quando invece è il Primo Ministro che ha assommato nelle proprie mani parecchi portafogli, la responsabilità dell’insuccesso colpisce personalmente lui. Tanto più quando il comando dei ministeri, che la legge costituzionale prevede nel suo spirito avere una eccezione, è divenuto una realtà, e il Primo Ministro si è reso responsabile non solo della esecuzione di un piano militare ma della sua più lontana e graduale preparazione.

Sicché ora, restava solo da vedere se ricorresse uno di quei momenti in cui si ha il dovere di rendere il conto politico della propria attività, di sollecitare un giudizio costituzionale sulle responsabilità. Ciò dissi testualmente mi appariva indiscutibile. Il divario tra le previsioni, anzi le promesse, che si era fatta nel corso della guerra e gli avvenimenti era enorme. Nel febbraio 1941, dopo le umilianti sconfitte in Grecia, il Duce aveva, in un discorso che voleva essere scarnamente logico [illeggibile] addirittura le ragioni per cui l’Inghilterra non avrebbe potuto aspirare alla vittoria, ed aveva concluso che, se taluno avesse creduto possibile una invasione sul continente, costui sarebbe stato un folle. L’invasione invece era adesso un fatto compito. Saltando molte tappe, dopo la perdita dell’Etiopia non solo non si era mantenuta e si era dimostrata inattuabile la promessa di tornarvi, ma si era perduta la Libia, e per rialzare il cuore della Nazione, si era promessa una resistenza infrangibile prima in tutta la Tunisia, poi, rapidamente occupate le zone meridionali e centrali, nella sua parte nordica montuosa; ed anche qui il valore del generale Messe e delle sue truppe avevano salvato il nostro prestigio; ma, impari i mezzi allo scopo, un’altra disfatta ci era toccata. Il 5 luglio, inutile il decantato paracarro di Pantelleria, il [6] Duce aveva fatto pubblicare un suo discorso al direttorio nazionale de Partito, nel quale non solo prometteva di dire “un giorno” le ragioni di questa guerra avvalorando il motivo essenziale della propaganda disfattista, che il popolo combatte senza capirne il perché, ma lanciava una vera sfida al nemico di tentare lo sbarco, “unico mezzo che gli restava per salvare il suo amore proprio” e la minaccia di stenderlo orizzontalmente sulla zona del “bagnasciuga”. Il nemico era invece, da ventiquattr’ore, a Palermo, senza che il popolo avesse ritrovato la sua anima garibaldina, senza che un colpo, a quanto si diceva, fosse stato sparato da una intera divisione posta a sua difesa.

Se una frattura profonda si era quindi aperta non fra partito e nazione ma fra nazione e regime, era forse colpa della nazione? Colpa della nazione poteva essere, ed era, non aver dato sempre alla guerra l’adesione che avrebbe dovuto dare, ed essersi concesso in molti suoi torti il diritto della critica quando non v’era che il dovere di agire; ma, anche senza osservare che alcune fra le ragioni di questo micidiale sviamento potevano risalire alle responsabilità del Governo, massima fra tutte la identificazione tra fascismo e patriottismo che, se si aveva in mente una guerra come questa, ne era stata la più infausta premessa, ora bisognava pensare ai modi di provvedere, non a giudicare; ad eliminare errori non ad aggravarli.

Era possibile che la frattura fosse colmata, che la fusione tra partito e nazione fosse operata dalle forze costitutive, partito e governo? o non bisogna superare il regime e richiamarsi alla nazione? E chi avrebbe potuto farlo se non il Re, che, se ha accettato il regime, rappresenta però la nazione, e accettandolo solo per il bene della nazione, [7] è il solo che possa fare appello al popolo quando il regime non basti? in questa [tre parole cancellate, illeggibili] molte cose che si era creduto seppellire rinascevano. Rinasceva sopra tutto il diritto del popolo a far sentire la sua voce. Se gl’istituti parlamentari, ed ecco il motivo dell’accenno nella nostra mozione, fossero esistiti, non sarebbero stati gli strumenti e gl’interpreti. In mancanza loro, il Gran Consiglio non poteva che constatare la sua insufficienza ed inidoneità a risolvere la crisi di oggi, ch’era morale e politica, della guerra e degli spiriti, poiché esso, organo della rivoluzione creato per coordinare le forze, nulla può fare per problemi che presupponessero la sosta, se non la fine, della rivoluzione a rivolgersi al Re, unico, ultimo organo e garante dei destini di tutto il paese. Se noi non trovavamo nella macchina del regime altre leve da usare, se l’unica molla di cui si potesse sollecitare lo scatto era fuori di essa, e se questa macchina ne restava minacciata nel suo potere, era conseguenza della grandezza degli eventi, nulla poteva esimerci dal dovere di denunciarne l’insufficienza. Solo io mi auguravo, conclusi che gl’intenti dei firmatari della mozione non fossero travisati.

Essi non erano di pace immediata, di pace ad ogni costo, di pace a prezzo anche di vergogna, come era toccato in altra sede, un mese e mezzo innanzi, e alle richieste di due ministri uno dei quali proprio oggi, in accoglimento della sua domanda, era stato sostituito nel Governo, «(rivendicai così la fierezza di Cini, poiché al mio affetto per lui ripu- [pagina non numerata] gnava ch’egli passasse per un escluso mentre era un dimissionario)» quali potevano considerarsi il primo inizio del dibattito di oggi e meritano essere accolte subito, senza un lungo ritardo. I nostri intenti erano invece di trepida cura degl’interessi morali della Nazione che deve essere richiamata, nei suoi strati civili e nelle sue forze armate, dal solo che lo può ad una virile comprensione del momento, al dovere di resistere e di combattere, alla giusta fiducia in un Governo sollecito non solo degli obblighi verso l’alleato, ma dal sacro diritto della Patria di non perire, e dei modi di assicurarne per le vie dell’onore la salvezza.

3 [Testo nella versione modificata dalle correzioni a mano] DE MARSICO sostiene che, nelle congiunture presenti, non vi è altro mezzo, per riavvicinare la Nazione alla guerra, che l’appello al Sovrano.

Osserva che la relazione del Duce, essendosi ridotta ad una frammentaria illustrazione di alcuni momenti della guerra, non ha potuto rispondere neppure ai più gravi interrogativi che questa solleva. Anche se si fosse estesa a molti altri momenti e aspetti, avrebbe fino ad un certo punto chiarito questo o quel lato materiale della nostra situazione bellica ma non avrebbe né spiegato la catena lunga ed ininterrotta dei nostri rovesci né indicato i mezzi per spezzarla né ispirato una ragionevole speranza di meglio. Il processo alla guerra e la ricerca completa delle responsabilità non potrà essere fatto che dall’avvenire, quando, chiusa la conflagrazione, tutto il materiale necessario sarà definito, raccolto, valutabile. Quale importanza può avere oggi deplorare che questo o quel consiglio non sia stato seguito o se in questo o quell’episodio di una vastissima conflagrazione la radice delle sventure potrebbe essere l’errore dell’inizio, nel tempo o nello spazio? o, scavando più nel profondo, la insufficienza della preparazione tecnica o diplomatica, od il calcolo sbagliato delle forze da impegnare in tutta una fase della campagna? o, scavando più nel profondo ancora, nella convenienza della partecipazione al conflitto? Mentre la guerra dura, non si ha il diritto di occuparsi di questo ultimo che, fra tutti, è il compito supremo di ogni processo a una guerra. Il campo della discussione è dunque ristretto al problema della capacità delle forze politiche attuali a guidare la guerra, soddisfarne le esigenze. Troppi segni avevano già dimostrato [4] che alla sufficienza, almeno, della preparazione tecnica non può avere giovato il lungo, oneroso cumulo di portafogli politici e militari nelle mani di un uomo solo, anche se dotato di eccezionale attitudine alla sintesi dei problemi ed all’esercizio del comando. Questo cumulo, utile in principio per coordinare la tecnica alla politica, doveva poi fatalmente nuocere, poiché la tecnica è specializzazione, e con la specializzazione riescono a vedersi, tutte ed esattamente, le necessità di un ramo del Governo. Cavour, che fra il ’52 e il ’59 gettò le basi dello Stato unitario, non sacrificò i diritti della specializzazione a questo suo programma di lavoro, che pur richiedeva unità di vedute nella politica e nell’amministrazione, e si limitò a tenere il ministero dell’agricoltura, e per sei mesi soltanto anche il ministero della marina, per istituirlo e passarlo subito in altre mani. Ed era uno Stato tanto più modesto, erano tempi tanto meno irti di complicazioni internazionali!

Ma l’inconveniente più grave derivato dal cumulo dei portafogli si è ripercosso proprio sul terreno delle responsabilità, ed è un nodo che viene precisamente ora al pettine. Per la legge sul Primo Ministro, i ministri sono della loro attività responsabili verso di lui ed egli è di tutti responsabile verso il Re: in frangenti di crisi, quindi, il mutamento di un ministro può ancora salvare verso il Re e verso la Nazione [5] il Primo Ministro, e ispirare alla nazione una benevola attesa per l’attività di un successore. Quando invece è il Primo Ministro che ha assommato nelle proprie mani parecchi portafogli, la responsabilità dell’insuccesso colpisce personalmente lui. Tanto più quando il cumulo dei ministeri, che la legge costituzionale prevede nel suo spirito essere una eccezione, è divenuto una costante realtà, e il Primo Ministro si è reso responsabile non solo della esecuzione di un piano militare ma della sua più lontana e graduale preparazione.

Sicché ora, resta solo da vedere se ricorre uno di quei momenti in cui si ha il dovere di rendere il conto politico della propria attività, di sollecitare un giudizio costituzionale sulle responsabilità. Ciò appare indiscutibile all’oratore. Il divario tra le previsioni, anzi le promesse, fatte nel corso della guerra e gli avvenimenti è stato enorme. Nel febbraio 1941, dopo le sconfitte in Grecia, il Duce aveva, in un discorso che voleva essere scarnamente logico, elencato addirittura le ragioni per cui l’Inghilterra non avrebbe potuto aspirare alla vittoria, ed aveva concluso che, se taluno avesse creduto possibile una invasione sul continente, costui sarebbe stato un folle. L’invasione invece è adesso un fatto compito. Saltando molte tappe, dopo la perdita dell’Etiopia non solo non si è mantenuto e si è dimostrato inattuabile l’impegno di ritornarvi, ma si è perduta la Libia, e per rialzare il cuore della Nazione, si preannunziò una resistenza infrangibile prima in tutta la Tunisia, poi, rapidamente occupate le zone meridionali e centrali, nella sua parte nordica montuosa; ed anche là il valore del generale Messe e delle sue truppe hanno salvato il nostro prestigio; ma, impari i mezzi allo scopo, abbiamo sofferto un’altra disfatta. Il 5 luglio, rivelatosi inutile il decantato paracarro di Pantelleria, il [6] Duce fece pubblicare un suo discorso al direttorio nazionale de Partito, nel quale discorso non solo prometteva di dire “un giorno” le ragioni di questa guerra avvalorando il motivo essenziale della propaganda disfattista, cioè che il popolo combatte senza saperne il perché, ma lanciava una vera sfida al nemico di tentare lo sbarco, “unico mezzo che gli restava per salvare il suo amore proprio” e la minaccia di stenderlo orizzontalmente sulla zona del “bagnasciuga”. Il nemico è invece, da ventiquattr’ore, a Palermo, senza che il popolo abbia ritrovato la sua anima garibaldina, senza che un colpo, a quanto si dice, sia stato sparato da una intera divisione posta a sua difesa.

Se una frattura profonda si è quindi aperta fra Nazione e regime, è forse colpa della Nazione? Colpa della Nazione può essere, ed è, non aver dato sempre alla guerra l’adesione che avrebbe dovuto dare, ed essersi concesso in molte occasioni il diritto della critica quando non v’era che il dovere di agire; ma, anche senza osservare che alcune fra le ragioni di questo micidiale sviamento possono risalire alle responsabilità del Governo (massima fra tutte la identificazione tra fascismo e patriottismo che, se si aveva in mente una guerra come questa, ne è stata la più infausta premessa), ora bisognava pensare ai modi di provvedere, non a giudicare; ad eliminare errori non ad aggravarli.

È possibile che la frattura sia colmata, che la fusione tra Partito e Nazione sia operata, dalle forze costitutive, Partito e Governo? o non bisogna superare il regime e richiamarsi alla Nazione? E chi potrebbe farlo se non il Re, che, se ha accettato il regime, rappresenta però la Nazione, e avendolo accettato solo per il bene della Nazione, [7] è il solo che possa fare appello al popolo quando il regime non basti? In questa crisi molte cose che si era creduto seppellire rinascono. Rinasce sopra tutto il diritto del popolo a far sentire la sua voce. Se gl’istituti parlamentari, ed ecco il motivo dell’accenno nella nostra mozione, fossero esistiti, ne sarebbero stati gli strumenti e gl’interpreti. In mancanza loro, il Gran Consiglio non può che constatare la sua insufficienza ed inidoneità a risolvere la crisi di oggi, ch’era morale e politica, della guerra e degli spiriti, poiché esso, organo della rivoluzione creato per coordinare le forze, nulla può fare per problemi che presuppongano la sosta, se non la fine, della rivoluzione stessa. Soluzione necessaria quindi rivolgersi al Re, unico, ultimo organo e garante dei destini di tutto il paese.

L’oratore si augura, concludendo, che gl’intenti dei firmatari della mozione non siano travisati.

Essi non sono di pace immediata, di pace ad ogni costo, di pace a prezzo anche di vergogna, travisamento subito in altra sede, un mese e mezzo innanzi, e alle richieste di due ministri (uno dei quali proprio oggi, in accoglimento della sua domanda, è stato sostituito nel Governo), le quali richieste possono considerarsi il primo inizio del dibattito di oggi e meritano essere accolte subito, senza un lungo ritardo. I nostri intenti3 sono invece di trepida cura degl’interessi morali della Nazione che deve essere richiamata, nei suoi strati civili e nelle sue forze armate, dal solo che lo può ad una virile comprensione del momento, al dovere di resistere e di combattere, alla giusta fiducia in un Governo sollecito non solo degli obblighi verso l’alleato, ma dal sacro diritto della Patria di non perire, e dei modi di assicurarne per le vie dell’onore la salvezza.

[pagina non numerata]4 (A questo punto, nel mio piccolo libro ricordo che parlò Mussolini, avvertendoci che la caduta sua sarebbe stata la caduta di tutti; – che Scorza presentò il suo ordine del giorno; – che Suardo, dichiarando di accettarlo, ci rivolse il preciso invito di dichiarare a nostra volta le ragioni per cui non lo avremmo, eventualmente, accettato)

Secondo intervento di De Marsico5

[pagina dattiloscritta non numerata] DE MARSICO dichiara inaccettabile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perché rimpicciolisce i limiti del dibattito, ne elude le conseguenze necessarie, addita rimedi inadeguati. È possibile fermarsi a chiedere perfino riforme legislative, lente anche per le vie più brevi, mentre l’invasione del nemico incalza?

La crisi non è nel partito, ma del partito e del regime: lo scopo non è guarirne il partito, ma provvedere all’onore nazionale, riaccendere in tutto il paese il sentimento del dovere verso la Patria in guerra, rialzare in esso la volontà di resistenza, nell’esercito la combattività. Il Duce, senza escludere la frattura nel paese, le ha assegnato cause cui oggi nessuno bada, tutti ponendo attenzione non alle censure contro i gerarchi, sebbene molte tutt’altro che ingiustificate, ma ai mille problemi della guerra, dai fini alla preparazione, dalle armi alla alimentazione, dalla finanza alla condotta dell’alleato. Ostinarci nell’aver fede solo in noi stessi, nel chiamare il paese ad obbedire ai nostri ordini senza riconoscerne i diritti, far finire lo Stato alle gerarchie e fermarci di qua dalla nazione, renderebbe più acuto il male: la reazione del popolo si sfogherebbe scemandone ancor più i consensi. Solo il Re, che lo riassume, potrebbe chiamarlo allo sforzo supremo e farsi seguire: il fascismo non potrebbe che ripetersi nei suoi appelli ma ripetersi, tra una marea che sale, è peggio che tacere. Inoltre, dobbiamo spingere lo sguardo verso il futuro e decidere se i sacrifici e, occorrendo, la rinunzia possono arrestarci, quando la scelta è tra la speranza di poter ancora salvare l’onore del paese e la quasi certezza di vederlo cadere nel baratro da cui risalirebbe come ogni paese sconfitto, attraverso lo sfacelo e, forse, altro sangue.

[pagina dattiloscritta non numerata] Parlò Scorza. Con semplicità anche più trasparente di Galbiati, egli additò le ripercussioni inevitabili che la mozione avrebbe avuto sul partito e quindi sul regime. L’opera di vent’anni non doveva andare perdura, né v’era ragione di perderla: il partito aveva coscienza della sua forza, anche oggi; della sua capacità di stringere, animare e indirizzare gli animi della nazione. Non v’era ragione di cercare fuori del partito soluzioni che potevano trovarsi al di dentro. A questo concetto egli s’ispirava presentando il suo ordine del giorno: ed esprimendo la speranza ch’esso bastasse a far raggiungere gli scopi che ci proponevamo col nostro: il Gran Consiglio prendeva atto della gravità del momento e chiedeva al Duce di apportare “nelle leggi, negli organi dello Stato, nel governo” le modificazioni necessarie per affrontarla. Da ciò la fiducia nel Duce e l’autorità del partito sarebbero uscite rafforzate, e la nazione, se avesse avuto bisogno di stimoli per sentire meglio la guerra e farsi più compatta, li avrebbe trovati nella riaffermata solidità del regime. La logica del partito parlò con Scorza come quella della milizia aveva parlato con Galbiati: erano i due aspetti di una stessa tesi. Ma Scorza, che pure sa essere talora un oratore efficace, non riuscì questa volta a liberarsi da quel tono espositivo che agghiaccia la maggior parte dei discorsi dettati dai doveri della carica e tradisce l’incredulità nella loro utilità. Cominciò a far girare il suo ordine del giorno per le firme; l’invito fu rivolto a me per il primo, che sedevo alla sua sinistra, e risposi che, qualunque fosse stato l’atteggiamento degli altri non recedevo dal mio.

Un convertito fu Giacomo Suardo, Presidente del Senato. Egli che aveva firmato l’ordine del giorno Grandi si levò a dichiarare che le previsioni di Scorza circa gli effetti di esso sull’avvenire del partito non [2] lo lasciavano indifferente; ch’egli riteneva sufficiente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a rispecchiare la necessità dell’ordine e promuoverne il soddisfacimento; che ritirava quindi la sua adesione al primo e si decideva per il secondo, ed invitava i colleghi a seguire il suo esempio, od a dire perché non credessero farlo.

Chiesi allora nuovamente la parola. Ma Mussolini la diede prima a Carlo Alberto Biggini, carattere femineo, entusiasticamente pronto ai richiami della disciplina quando non è avara di onori, dotato forse di una cultura scolastica, dura e miope. Tutto ciò che lo attrasse in un dibattito come questo, che stava per dare all’Italia un abrivio impensato, fu di potere impartire – egli credette – una lezioncina di diritto costituzionale, osservando che nella nostra mozione figurava il termine “Parlamento” cancellato ormai dalla terminologia del fascismo. Al povero e bravo Biggini sfuggì che era proprio lì il valore dell’argomento!

Il ministro della cultura popolare Gaetano Polverelli parlò un minuto: quanto gli bastò per dire che ogni discussione gli era estranea: egli restava con Mussolini, nella fedeltà assoluta che gli aveva giurata e della quale era testimonianza la sua ferita per la rivoluzione. Il concetto apodittico servì a chiarire anche meglio, se ve ne fosse stato bisogno, che l’appello al Re metteva, a dir poco, in grave pericolo la permanenza di Mussolini al potere ma sollevò le proteste di alcuni che temettero potesse il sentimento per il capo prevalere sulla forza delle cose e ricordarono che i più tra i presenti avevano per Mussolini e la rivoluzione affrontato il furore delle piazze e il pericolo della morte.

Parole brevissime, quasi semplici dichiarazioni di voto, pronunciarono il ministro delle finanze Giacomo Acerbo, il sottosegretario agli interni [3] Umberto Albini, il presidente della confederazione dei lavoratori del commercio Luciano Gottardi, quello della confederazione dei lavoratori agricoli Annio Bignardi. Altre il ministro delle corporazioni Tullio Cianetti, così incerte da sembrare che un secondo caso Suardo stesse per verificarsi.

Dopo ciò, Mussolini mi autorizzò a replicare. Dissi che avrei trattenuto ancora per qualche minuto l’attenzione del Gran Consiglio per appagare il desiderio di Suardo e spiegare perché non mi sembrava possibile mutare strada.

注释 · Note


  1. 手写1页,用纸印有共和国参议院的信头,所附即后面刊出的阿尔弗雷多·德马尔西科(Alfredo De Marsico)2次发言。 ↩

  2. 打字稿,共6页,用红笔手写编号,从3起编,有大量手写改动。为清楚起见,这里先刊出打字稿原始文本,再刊出经手写修改后的版本。 ↩

  3. 其后有一处空白,另粘有1页,上面是接下去的几行。 ↩

  4. 此页开头是十五行划去的手写文字,旁边有一条与正文垂直、用圆圈圈起的手写说明:“德马尔西科第1次发言提要,作者本人所写”:“看得出来,我原打算突出3点,也自觉讲得很明确:党与国家之间的裂痕;诉诸国王在宪法上的必要;由这一诉求必然走到越过政权这一步。最后这一点后来再没有人提起(况且,这不正是同政权决裂的极严重的表示吗?),但我不能说它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至少费代尔佐尼(Federzoni)和德斯特凡尼(De Stefani)是赞同的,因为在午夜前后我们休息的5分钟里,他们走到我跟前,向我表示声援。这几乎在我意料之中:在费代尔佐尼身上,我一向看到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他的政治意识以复兴运动的成果为核心,以扩大这些成果的梦想为目标;而德斯特凡尼,正如他最近的一本书所表明的,迫切感到必须把政治活动同超验的道德法则重新联系起来,这就必然使他去唤醒已被遗忘多年的原则。这第三点,我自己后来又谈到了”。其后是括号里的那段手写文字。〔译注: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原意“复兴”,指19世纪意大利争取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运动,至1861年建国、1870年并入罗马大体告一段落。〕 ↩

  5. 2页未编号,上面有同样的钢笔批注:“德马尔西科第2次发言”;另有2页编了号;各页均为单面打字。第一页有密密的手改,现将原稿文字录于下:“我反对斯科尔扎(Scorza)议案,因为它缩小了辩论的范围,堵死了辩论的必然结论〔译注:手改后的正文作 elude(“回避了”)〕,提出的补救办法又不足以应付局面。敌人的入侵步步紧逼,难道还能停下来,竟去要求什么立法改革吗?这种改革即使走最短的途径也是缓慢的。

    再说,危机不是党内的危机,而是党和政权的危机:目的不是给党治病,而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在全国重新唤起对战时祖国的责任感,重振全国的抵抗意志和军队的斗志。墨索里尼并不否认国内出现了裂痕,却把它归于今天谁也不在意的原因;大家注意的不是要员们的边界(尽管其中许多绝非有道理)〔译注:手改后的正文作“对要员们的指责(尽管其中许多绝非没有道理)”〕,而是战争的千百个问题,从战争目的到战争准备,从武器到粮食,从财政到盟国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执意只相信自己,执意要全国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不承认它的权利,让国家止于各级领导人,在国家全体面前止步,病只会更重:人民的反弹发泄出来,就会更多地诉说战争的艰苦〔译注:手改后的正文作“人民的支持会进一步减少”〕。只有集人民于一身的国王能够号召人民作最后的努力,并得到人民的响应;法西斯主义只能把自己的号召再重复一遍,而在潮水上涨的时候重复旧话,比沉默还糟。此外,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将来并作出决定:眼下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边是还能保全国家荣誉的希望,一边是几乎肯定要眼看国家跌入深渊,像一切战败国那样要经过崩溃、或许还要再流血才能爬出来;在这种时候,牺牲以及必要时的放弃能否拦住我们”。 ↩


  1. Una pagina manoscritta su carta intestata Senato della Repubblica, con allegati i due successivi interventi di De Marsico. ↩

  2. Testo dattiloscritto di pp. 6 numerate a mano in rosso partendo da 3, modificato da numerosissimi interventi a mano. Per chiarezza si è preferito riportare il testo originale dattiloscritto e a seguire la versione risultante dalle correzioni a mano. ↩

  3. Segue uno spazio bianco e altra pagina appiccicata con le righe successive. ↩

  4. La pagina inizia con quindici righe manoscritte cancellate, con a fianco, perpendicolare al testo, un’indicazione manoscritta circolettata: “Sintesi del 1° discorso de Marsico, scritta dallo stesso Autore”: «Tre punti, come credo si veda, mi ero prefisso di porre in risalto ed ebbi coscienza di farlo nettamente: la frattura tra partito e nazione; la necessità costituzionale dell’appello al Re; il transito inevitabile di questo appello a un superamento del regime. Quest’ultimo non fu più ripreso da alcuno (non era, del resto, manifestazione gravissima di distacco dal regime?) ma non posso affermare che fosse mio personale. Almeno Federzoni e De Stefani lo dividevano se nei cinque minuti di riposo che verso la mezzanotte ci concedemmo, mi si avvicinarono per esprimermi la loro solidarietà. Quasi me lo attendevo: in Federzoni ho sempre visto un grande italiano che aveva nelle conquiste del Risorgimento il nucleo e nel sogno di ingrandirle i fini della sua coscienza politica; e De Stefani, come un suo libro ultimo indicava, era agitato dalla urgenza di ricollegare l’attività politica a leggi morali trascendenti che lo portavano necessariamente a ridestare principi dimenticati da molti anni. E su questo terzo punto tornai io stesso più tardi». A seguire il brano manoscritto tra parentesi. ↩

  5. Due pagine non numerate, che presentano la stessa notazione a penna: «2° discorso De Marsico»; altre due pagine numerate; tutte dattiloscritte su una sola facciata. La prima pagina è fittamente corretta a mano e si riporta di seguito il testo originale: «Io era contro l’ordine del giorno Scorza perché rimpiccioliva i limiti del dibattito, ne chiudeva le conseguenze necessarie, additava rimedi inadeguati. Era possibile fermarsi a chiedere perfino riforme legislative, lente anche per le vie più brevi, mentre l’invasione del nemico incalzava?

    La crisi poi non era nel partito, ma del partito e del regime: lo scopo non era guarirne il partito, ma provvedere all’onore nazionale, riaccendere in tutto il paese il sentimento del dovere verso la patria in guerra, rialzare in esso la volontà di resistenza, nell’esercito la combattività. Mussolini, senza escludere la frattura nel paese, le aveva assegnato cause cui oggi nessuno badava, tutti ponendo attenzione non alle frontiere dei gerarchi, sebbene molte tutt’altro che giustificate, ma ai mille problemi della guerra, dai fini alla preparazione, dalle armi alla alimentazione, dalla finanza alla condotta dell’alleato. Ostinarci nell’aver fede solo in noi stessi, nel chiamare il paese ad obbedire ai nostri ordini senza riconoscerne i diritti, far finire lo Stato alle gerarchie e fermarci di qua dalla nazione, avrebbe reso più acuto il male: la reazione del popolo si sarebbe sfogata descrivendo ancor più i duri della guerra. Solo il Re, che lo riassume, avrebbe potuto chiamarlo allo sforzo supremo e farsi seguire: il fascismo non avrebbe potuto che ripetersi nei suoi appelli ma ripetersi, tra una marea che sale, è peggio che tacere. Inoltre, dovevamo spingere lo sguardo verso il futuro e decidere se i sacrifici e, occorrendo, la rinunzia potevano arrestarci, quando la scelta è tra la speranza di poter ancora salvare l’onore del paese e la quasi certezza di vederlo cadere nel baratro da cui sarebbe come ogni paese sconfitto, risalito attraverso lo sfacelo e, forse, altro sang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