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的发言

德马尔西科致费代尔佐尼（Federzoni）的信⁠¹

11.6.956

亲爱的、尊敬的朋友和老师：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一本关于7月25日的小书里的有关文字寄给你。那本书写于1944年1—2月，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出版；我在书里概述了自己在大委员会那次会议上的2次发言。

你愿意取用什么就取用什么，如果乐意，也可以全文或部分照录。（如果照录，只请你提一句：这些段落是首次发表。）

我想应该告诉你，我还保存着我们在大委员会会议厅里找到的那张纸（仅有的一张），我在上面记下了各人发言的要点，完全按照发言的先后顺序；有关这一题目的出版物，我见到的没有一种遵守这个顺序。你如果需要，我可以把名单抄一份寄给你。

谨致一如既往的敬仰和最诚挚的问候，

你的

德马尔西科

德马尔西科的第一次发言⁠²

[打字稿原始文本]

轮到我来论证：在当前形势下，要拉近国家同这场战争的距离，除了诉诸国王，别无他法。

我首先指出，领袖的报告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战争的几个片段，连战争引出的最严重的质问也没能回答。即使再多讲许多片段，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我们战局中这一处或那一处物质方面的情况，既解释不了我们那一长串接连不断的败绩，也指不出斩断这条锁链的办法，更不能让人有理由指望局面好转。对这场战争的审判和对责任的全面追究只能留待将来，到战火熄灭，一切必要的材料都已确定、收齐、可供评判的时候。今天再去痛惜这条或那条建议没有被采纳，有什么要紧？在一场规模极大的战火中，这一段或那一段插曲里灾祸的根子是不是在于一开始就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了错，又有什么要紧？再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技术准备或外交准备够不够，或者在于对战役整整一个阶段应投入的兵力计算有误？更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当初该不该参加战争？战争还在进行，就无权过问这最后一点，尽管在所有问题当中，这正是任何一场对战争的审判的最高任务；至于战争的实际指导，凡不是为了研究和指明如何改善战果或建议如何收场的方面，同样无权过问。在我看来，讨论的范围只限于现有政治力量有没有能力领导战争、满足战争的需要。已有太多迹象表明[4]，一人长期身兼政治、军事多部，负担沉重，这至少不可能有助于把技术准备做充分，哪怕此人综合把握问题和行使指挥权的才能非同寻常。这样身兼多部，起初有助于使技术与政治相协调，后来却势必有害，因为技术就是专门化，只有专门化，才能把政府一个部门的需要全部而且准确地看清。加富尔（Cavour）在1852年至1859年间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这项工作计划固然要求政治和行政上见解一致，他却没有为此牺牲专门化应有的地位，自己只兼管农业部，另外兼管过海军部，也只有6个月，为的是把它建立起来，随即交到别人手里。而那还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国际纠葛也少得多！墨索里尼却相反，20年来几乎不间断地把他那确实不同寻常的精力用在内政部、外交部和所有军事部门上；这至少有耗尽精力的危险，任何人无论天赋多高都难免，何况还添了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已经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心力。但是，身兼多部造成的最严重的弊病恰恰落在责任问题上，这个症结恰恰在此刻暴露出来

按照首相法，各部长就其工作对首相负责，首相则就全体部长对国王负责；因此，在危机关头，更换一名部长还可以在国王和国家面前[5]保全首相，并使国家对继任者的工作抱着善意的期待。反之，如果是首相自己把好几个部集于一身，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本人头上。更何况，掌管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是有例外的，如今已成为现实，首相要负责的就不只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执行，还有这项计划由来已久、逐步进行的准备。

因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眼下是不是到了这样一种时刻，一个人有义务就自己的工作作出政治上的交代，请求对责任问题作出宪法上的裁断。我的原话是：在我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战争期间所作的预测，不，所作的许诺，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极远。1941年2月，在希腊遭到屈辱的失败之后，领袖在一篇力求只讲逻辑、不加修饰的讲话里，竟[无法辨认]英国不可能指望胜利的种种理由，并得出结论说，谁要是认为有可能入侵大陆，谁就是疯子。而如今入侵已成事实。中间许多阶段略过不提：丢掉埃塞俄比亚之后，重返那里的许诺不但没有兑现，而且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接着又丢了利比亚；为了振作国家的人心，先是许诺在整个突尼斯进行牢不可破的抵抗，等南部和中部地区迅速被占领，又许诺在突尼斯北部山区进行这样的抵抗。在这里，梅塞（Messe）将军及其部队的英勇也保全了我们的声誉；但是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我们又遭到一次惨败。7月5日，备受吹嘘的潘泰莱里亚这块挡车石已无济于事，[6]领袖却让人发表了他对党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的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许诺“有朝一日”说明这场战争的理由，这就坐实了失败主义宣传的根本论调，即人民打仗却不明白为什么而打。不仅如此，他还向敌人下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战书，要敌人试试登陆，说这是“敌人为保全自尊心所剩的唯一办法”，并威胁要让敌人直挺挺地躺倒在“吃水线”一带。而敌人进入巴勒莫已有24小时，人民并没有重新找回加里波第式的精神，据说，守卫该城的整整一个师连一枪也没有放。

所以，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且不是在党与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与政权之间，那难道是国家的过错吗？国家的过错可以说有，也确实有，那就是没有始终给予这场战争应有的拥护，并且在自己多有不是的情况下自以为有权批评，而当时只有行动的义务。但是，且不说这种致命的偏差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到政府的责任，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既然心里想着要打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等同便是最不祥的前提；眼下该想的是如何补救，而不是评判，是消除错误，而不是加重错误。

这道裂痕有可能由党和政府这两支构成政权的力量来弥合吗？党与国家的融合有可能由它们来实现吗？还是说必须越过政权，求诸国家？而除了国王，还有谁能这样做呢？国王固然接受了这个政权，但他代表的是国家；他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接受它，[7]所以在政权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号召人民。在这[三词划去，无法辨认]，许多原以为已被埋葬的东西正在复活。首先复活的是人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假如议会机构还存在（我们的动议里提到议会机构，原因就在这里），它们就不会是工具和代言者。既然没有议会机构，大委员会只能确认，自己不足以也不适于解决今天的危机，这是一场精神的和政治的危机，是战争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因为大委员会是革命的机关，是为协调各种力量而设立的，遇到以革命的停顿乃至终结为前提的问题便无能为力，向国王求助，他是全国命运唯一的、最后的机关和保证人。如果我们在政权这部机器里找不到别的杠杆可用，如果唯一可以触发的弹簧在机器之外，如果这部机器的权力因此受到威胁，那是事态之重大所致；什么也不能免除我们指出它力不胜任的义务。我最后说，我只希望动议签署人的意图不致被曲解。

这些意图不是立即媾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媾和，不是哪怕蒙受耻辱也要媾和；一个半月以前，在另一个场合，2位部长的要求也曾遭到这样的对待。其中一位恰恰在今天请求获准，在政府中由他人接替“（我借此维护了奇尼（Cini）的自尊，因为我对他怀有情谊，[未编号的页]不愿看到他明明是自己辞职，却被当成遭排挤的人）”；这两位部长的要求可以看作今天这场辩论的最初发端，理应立即采纳，不该长久拖延。我们的意图恰恰相反：我们怀着忧惧关切国家的精神利益。国家，无论是平民各阶层还是武装部队，都必须由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来唤起，使之以男子汉的气概认清当前的时刻，承担起抵抗和战斗的义务，对政府抱有应有的信任；这个政府不仅要顾及对盟国的义务，还要顾及祖国不致灭亡的神圣权利，顾及如何循着荣誉的道路确保祖国得救。

3 [经手写修改后的版本] 德马尔西科主张：在当前形势下，要拉近国家同这场战争的距离，除了诉诸国王，别无他法。

他指出，领袖的报告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战争的几个片段，连战争引出的最严重的疑问也没能回答。即使再多讲许多片段和方面，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我们战局中这一处或那一处物质方面的情况，既解释不了我们那一长串接连不断的败绩，也指不出斩断这条锁链的办法，更不能让人有理由指望局面好转。对这场战争的审判和对责任的全面追究只能留待将来，到战火熄灭，一切必要的材料都已确定、收齐、可供评判的时候。今天再去痛惜这条或那条建议没有被采纳，有什么要紧？在一场规模极大的战火中，这一段或那一段插曲里灾祸的根子是不是在于一开始就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了错，又有什么要紧？再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技术准备或外交准备不足〔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 sufficienza（“够不够”）〕，或者在于对战役整整一个阶段应投入的兵力计算有误？更往深处挖，是不是在于当初该不该参加这场冲突？战争还在进行，就无权过问这最后一点，尽管在所有问题当中，这正是任何一场对战争的审判的最高任务。因此，讨论的范围只限于这样一个问题：现有政治力量有没有能力领导战争、满足战争的需要。已有太多迹象表明[4]，一人长期身兼政治、军事多部，负担沉重，这至少不可能有助于把技术准备做充分，哪怕此人综合把握问题和行使指挥权的才能非同寻常。这样身兼多部，起初有助于使技术与政治相协调，后来却势必有害，因为技术就是专门化，只有专门化，才能把政府一个部门的需要全部而且准确地看清。加富尔在1852年至1859年间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这项工作计划固然要求政治和行政上见解一致，他却没有为此牺牲专门化应有的地位，自己只兼管农业部，另外兼管过海军部，也只有6个月，为的是把它建立起来，随即交到别人手里。而那还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国际纠葛也少得多！

但是，身兼多部造成的最严重的弊病恰恰落在责任问题上，这个症结恰恰在此刻暴露出来。按照首相法，各部长就其工作对首相负责，首相则就全体部长对国王负责；因此，在危机关头，更换一名部长还可以在国王和国家面前[5]保全首相，并使国家对继任者的工作抱着善意的期待。反之，如果是首相自己把好几个部集于一身，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本人头上。更何况，身兼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本是例外，如今已成为常态〔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这半句作“掌管各部按宪法性法律的精神是有例外的，如今已成为现实”〕，首相要负责的就不只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执行，还有这项计划由来已久、逐步进行的准备。

因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眼下是不是到了这样一种时刻，一个人有义务就自己的工作作出政治上的交代，请求对责任问题作出宪法上的裁断。在发言人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战争期间所作的预测，不，所作的许诺，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极远。1941年2月，在希腊遭到失败之后，领袖在一篇力求只讲逻辑、不加修饰的讲话里，竟逐条列举英国不可能指望胜利的种种理由，并得出结论说，谁要是认为有可能入侵大陆，谁就是疯子。而如今入侵已成事实。中间许多阶段略过不提：丢掉埃塞俄比亚之后，重返那里的保证不但没有兑现，而且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接着又丢了利比亚；为了振作国家的人心，先是预告在整个突尼斯进行牢不可破的抵抗，等南部和中部地区迅速被占领，又预告在突尼斯北部山区进行这样的抵抗。在那里，梅塞将军及其部队的英勇也保全了我们的声誉；但是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我们又蒙受了一次惨败。7月5日，备受吹嘘的潘泰莱里亚这块挡车石已证明无济于事，[6]领袖却让人发表了他对党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的一篇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许诺“有朝一日”说明这场战争的理由，这就坐实了失败主义宣传的根本论调，也就是人民打仗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打。不仅如此，他还向敌人下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战书，要敌人试试登陆，说这是“敌人为保全自尊心所剩的唯一办法”，并威胁要让敌人直挺挺地躺倒在“吃水线”一带。而敌人进入巴勒莫已有24小时，人民并没有重新找回加里波第式的精神，据说，守卫该城的整整一个师连一枪也没有放。

所以，如果说在国家与政权之间〔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不是在党与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与政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那难道是国家的过错吗？国家的过错可以说有，也确实有，那就是没有始终给予这场战争应有的拥护，并且在许多场合自以为有权批评，而当时只有行动的义务。但是，且不说这种致命的偏差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到政府的责任（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既然心里想着要打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等同便是最不祥的前提），眼下该想的是如何补救，而不是评判，是消除错误，而不是加重错误。

这道裂痕有可能由党和政府这两支构成政权的力量来弥合吗？党与国家的融合有可能由它们来实现吗？还是说必须越过政权，求诸国家？而除了国王，还有谁能这样做呢？国王固然接受了这个政权，但他代表的是国家；他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接受它，[7]所以在政权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号召人民。在这场危机中，许多原以为已被埋葬的东西正在复活。首先复活的是人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假如议会机构还存在（我们的动议里提到议会机构，原因就在这里），它们本会是这一权利的工具和代言者〔译注：打字稿原始文本作 non sarebbero stati（“就不会是工具和代言者”）〕。既然没有议会机构，大委员会只能确认，自己不足以也不适于解决今天的危机，这是一场精神的和政治的危机，是战争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因为大委员会是革命的机关，是为协调各种力量而设立的，遇到以革命本身的停顿乃至终结为前提的问题便无能为力。因此，必要的解决办法是向国王求助，他是全国命运唯一的、最后的机关和保证人。

发言人最后说，他希望动议签署人的意图不致被曲解。

这些意图不是立即媾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媾和，不是哪怕蒙受耻辱也要媾和；一个半月以前，在另一个场合，2位部长的要求也曾遭到这样的曲解（其中一位恰恰在今天请求获准，在政府中由他人接替）；这两位部长的要求可以看作今天这场辩论的最初发端，理应立即采纳，不该长久拖延。我们的意图⁠³恰恰相反：我们怀着忧惧关切国家的精神利益。国家，无论是平民各阶层还是武装部队，都必须由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来唤起，使之以男子汉的气概认清当前的时刻，承担起抵抗和战斗的义务，对政府抱有应有的信任；这个政府不仅要顾及对盟国的义务，还要顾及祖国不致灭亡的神圣权利，顾及如何循着荣誉的道路确保祖国得救。

[未编号的页]⁠⁴（在这里，我在我那本小书里回忆道：墨索里尼发了言，警告我们说，他倒台就是所有人倒台；斯科尔扎（Scorza）提出了他的议案；苏阿尔多（Suardo）表示接受这项议案，并明确要求我们也说明，倘若不接受，理由何在）

德马尔西科的第二次发言⁠⁵

[未编号的打字页] 德马尔西科宣布斯科尔扎议案不能接受，因为它缩小了辩论的范围，回避了辩论的必然结论，提出的补救办法又不足以应付局面。敌人的入侵步步紧逼，难道还能停下来，竟去要求什么立法改革吗？这种改革即使走最短的途径也是缓慢的。

危机不是党内的危机，而是党和政权的危机：目的不是给党治病，而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在全国重新唤起对战时祖国的责任感，重振全国的抵抗意志和军队的斗志。领袖并不否认国内出现了裂痕，却把它归于今天谁也不在意的原因；大家注意的不是对要员们的指责（尽管其中许多绝非没有道理），而是战争的千百个问题，从战争目的到战争准备，从武器到粮食，从财政到盟国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执意只相信自己，执意要全国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不承认它的权利，让国家止于各级领导人，在国家全体面前止步，病只会更重：人民的反弹发泄出来，人民的支持会进一步减少。只有集人民于一身的国王能够号召人民作最后的努力，并得到人民的响应；法西斯主义只能把自己的号召再重复一遍，而在潮水上涨的时候重复旧话，比沉默还糟。此外，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将来并作出决定：眼下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边是还能保全国家荣誉的希望，一边是几乎肯定要眼看国家跌入深渊，像一切战败国那样要经过崩溃、或许还要再流血才能爬出来；在这种时候，牺牲以及必要时的放弃能否拦住我们。

[未编号的打字页] 斯科尔扎发言。他说得比加尔比亚蒂（Galbiati）还要直白，指出这项动议势必给党、进而给政权带来的后果。20年的事业不应付诸东流，也没有理由让它付诸东流：党即使在今天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清楚自己有能力凝聚、鼓舞和引导国家的人心。在党内就能找到的解决办法，没有理由到党外去找。他提出自己的议案，依据的就是这个想法，并希望这项议案足以达到我们想用我们的议案达到的目的：大委员会确认时局严重，请领袖“在法律上、在国家机关中、在政府中”作出应付时局所必需的变动。这样一来，对领袖的信任和党的权威都会得到加强；全国如果需要激励才能更深切地感受这场战争、更加团结，也会从政权再次显示出的稳固中找到这种激励。借斯科尔扎之口说话的是党的逻辑，正如借加尔比亚蒂之口说话的是民兵的逻辑：这是同一个论点的两面。不过，斯科尔扎虽然有时也能讲得很有感染力，这一次却没能摆脱那种照本宣科的腔调；出于职务上的义务而作的讲话，多半就是被这种腔调弄得冷冰冰的，这种腔调也泄露出讲话人并不相信这些话有用。他开始让人传阅他的议案征集签名；我坐在他左边，头一个被请签名，我回答说，不管别人持什么态度，我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

有一个人改了主意，就是参议院议长贾科莫·苏阿尔多。他原先在格兰迪（Grandi）议案上签了名，这时起身声明：斯科尔扎预言这项议案将影响党的前途，他对此不能[2]无动于衷；他认为斯科尔扎议案足以反映秩序的需要，并促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因此他撤回对前一项议案的赞同，决定支持后一项，并请各位同僚效法他，否则就说明为什么认为不该这样做。

于是我再次要求发言。但墨索里尼先让卡洛·阿尔贝托·比吉尼（Carlo Alberto Biggini）发言。此人性格阴柔，只要纪律不吝于给他荣誉，他一听召唤便热情响应；学问或许是有的，却是学校里的那一套，生硬而短视。在这样一场即将给意大利带来意想不到的推动的辩论中，唯一吸引他的，竟是可以（他自以为）给人上一堂宪法小课：他指出，我们的动议里出现了“议会”一词，而这个词早已从法西斯主义的词汇里删掉了。可怜的好人比吉尼没有看出，这个论点的分量恰恰就在这里！

大众文化部长加埃塔诺·波尔韦雷利（Gaetano Polverelli）讲了1分钟，刚好够他说明，一切讨论都与他无关：他同墨索里尼站在一起，恪守曾向他宣誓的绝对忠诚，他为革命负的伤就是这种忠诚的见证。这个不容分辩的说法倒是更清楚地表明（如果还需要表明的话），诉诸国王至少也使墨索里尼能否继续执政陷入严重危险；但它也引起一些人的抗议，他们担心对首领的感情会压倒事势，并提醒说，在座的多数人都曾为墨索里尼和革命面对过街头的狂怒和死亡的危险。

财政部长贾科莫·阿切尔博（Giacomo Acerbo）、内政部副部长[3]翁贝托·阿尔比尼（Umberto Albini）、商业劳动者联合会主席卢恰诺·戈塔尔迪（Luciano Gottardi）、农业劳动者联合会主席安尼奥·比尼亚尔迪（Annio Bignardi）都只讲了极简短的几句话，几乎只是表决声明。法团部长图利奥·恰内蒂（Tullio Cianetti）也讲了几句，说得犹豫不定，看上去像是又要出一个苏阿尔多。

此后，墨索里尼准许我答辩。我说，我还要再占用大委员会几分钟，以满足苏阿尔多的愿望，说明我为什么认为不可能改弦易辙。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