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迪（Grandi）的发言
迪诺·格兰迪致费代尔佐尼（Federzoni）的信1
罗马，1956年6月26日
亲爱的吉吉：
随信附上我1943年7月24日在大委员会上所作讲话的文本，以及我后来在讨论中第二次“发言”的文本，这第二次发言是在斯科尔扎（Scorza）（苏阿尔多，Suardo）发言以及墨索里尼第二次“发言”之后作的。
请你斟酌，怎么用最好就怎么用。
拥抱你
（签名）格兰迪
格兰迪的第一次发言2
我荣幸地向大委员会提出如下议案。在议案上签名的，除我之外还有费代尔佐尼、德博诺（De Bono）、德韦基（De Vecchi）、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阿切尔博（Acerbo）、帕雷斯基（Pareschi）、恰内蒂（Cianetti）、齐亚诺（Ciano）、巴莱拉（Balella）、戈塔尔迪（Gottardi）、比尼亚尔迪（Bignardi）、德斯特凡尼（De Stefani）、罗索尼（Rossoni）、博塔伊（Bottai）、马里内利（Marinelli）、阿尔菲耶里（Alfieri）、阿尔比尼（Albini）、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诸位同志。
议案说：“大委员会在这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日子里开会，首先心系各军兵种的英勇将士。他们与骄傲的西西里人民并肩作战，正在发扬我们光荣的武装部队英勇、勇于牺牲的崇高传统；意大利人民同心同德的信念，在西西里人民身上闪耀得明亮。经审议国内和国际局势以及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导，宣告：全体意大利人负有神圣的义务，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捍卫自复兴运动至今4代人牺牲和奋斗的成果，捍卫意大利人民的生存和未来；申明：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严峻关头，全体意大利人必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团结一致；声明：为此必须立即恢复国家的全部职能，把我国宪章性法律和宪法性法律所规定的职权和责任赋予王室、大委员会、政府、议会和各法团；请政府首脑恳请举国上下忠诚信赖、衷心所向的国王陛下，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拯救祖国，依照王国宪章第5条亲掌陆、海、空武装部队的实际统帅权，同时担负起我国各项制度赋予陛下的最高决断的主动权；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上，这种主动权始终是我们尊贵的萨伏依王朝的光荣遗产。”〔译注：本书所收格兰迪议案正文与此处引文有三处出入：“英勇、勇于牺牲”作“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勇于牺牲”（di strenuo valore e d’indomito spirito di sacrificio），“闪耀得明亮”作“闪耀得格外明亮”（più alta），“请政府首脑”作“请政府”（invita il Governo）。〕
我将尽量简短地说明这项议案和促成它的种种理由，也不讳言：身为议院议长[2]，也作为意大利人、作为军人，我听了政府首脑刚才向我们所作的报告有何感想。
我要说的，没有一句是政府首脑还不知道的：我曾有机会当面向领袖忠诚而坦率地讲过的话，今天要在大委员会面前原原本本再讲一遍。国家法律把大委员会定为“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它的成员，从主持它的领袖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它的权威和决议。
我确信说出了我们大家的想法：我首先要表示深切的遗憾：大委员会已将近4年没有召开，也就是说，从战争爆发前六个月起就没有召开过；而开战之时，既没有听取大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听取内阁会议的意见，就不可挽回地作出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这一致命的决定。
大委员会上一次开会是在1939年12月7日。那一次，大委员会表示确信：德国人是陆上的撒克逊人，英国人是海上的撒克逊人，面对这两者之间爆发的可怕浩劫，国家利益要求奉行中立政策。
在那最后一次会议上，大委员会郑重确认了内阁会议已于1939年9月1日议决的我国“非交战国”立场，并委托外交部长在议会说明这一决定的理由；作为政府最高机关的内阁会议和作为政权最高机关的大委员会都为这一决定承担了义务。
从那以后，我们一再请求政府首脑召开大委员会，可惜每次都毫无结果；而依照法律，召开大委员会的权限和权利只属于政府首脑一人。
西西里发生严重的军事事态之后，大委员会许多成员最近再次坚持这一请求；有人竟敢含沙射影，说这项请求可能被误解为一次“逼宫”。
[3] 我马上声明：对意大利参战的决定，大委员会同内阁会议一样确实没有责任；拿这一点当现成的借口躲起来，对我们来说本来更容易。
事实上，我们身为国王的部长和大委员会成员，是从广播里才得知我们的祖国已于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和英国开战的；一年后意大利对俄国和美国开战时，情形也一样。1939年9月和12月决定中立和非交战状态时，内阁会议和大委员会都被征询过意见；决定参战时，却没有征询两者的意见。此后在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导上，也从来没有人征询过它们的意见，独裁执意把这方面的一切主动权和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在意大利正经历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敌人已经侵入祖国神圣的国土，我们要的恰恰相反：是让大委员会担负起法西斯领袖本人通过法律交给它的责任。
也不要像有人竟敢窃窃私语的那样，说我们这样做有背弃向法西斯领袖所立的效忠和服从誓言之虞。只有某个无知的禁卫军分子才会作这种解释。向法西斯领袖立的誓，无非就是向法律立的誓，这些法律是法西斯领袖本人主张制定、又经国王和议会批准的。领袖也从未有过任何言行，让我们法西斯党人以为他对这一誓言的含义另有理解；这一誓言同墨索里尼和我们作为部长、作为公民、作为军人向国王所立的效忠誓言是一回事，而国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就是意大利的化身。
还有人说，我们要向敌人无条件投降。这不是事实。正在推进的敌人毫不客气地宣称，他们[4]要摧毁的只是一个政权。但我们不抱幻想：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是自复兴运动〔译注：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原意“复兴”，指19世纪意大利争取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运动，至1861年建国、1870年并入罗马大体告一段落。〕至今4代人牺牲和奋斗的成果，是意大利人民的生存和未来。
所以我们想的不是挽救政权。对我们来说，一个政权、一个党，过去是、现在也只是谋求国家昌盛和伟大的一种手段、一件工具。
党和政权都是短暂的，至少也是过渡性的：唯有祖国永存！此刻我们所忧虑、所焦心的只有意大利，仅仅是意大利。如果为了拯救祖国，我们不得不牺牲政权、牺牲党、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不会有片刻犹豫。我必须老实声明：我同每一个意大利公民一样，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所以直到刚才听了政府首脑向我们作的报告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军事处境并不像领袖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绝望。
今天是墨索里尼本人向我们声明，他怀疑在人力上和物质上是否还有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既然如此，就必须有勇气冷静地正视局势，以大胆的决断采取行动，我甚至敢说，要拿出只有意识到危险才会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而且只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准。
政府首脑向我们谈到军事首长们和他本人亲自指挥的武装部队所犯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他讲话的时候，我不禁黯然想起1917年10月最后几天卡多尔纳（Cadorna）将军就卡波雷托战事发表的那份倒霉的公报。那一次，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公开指第2集团军应对我军那次不幸的失利负责。卡多尔纳那份可悲的公报，几十年来一直拖累着我们[5]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望。身为武装部队的统帅而指责自己的部下和自己的士兵，必遭祸殃！而卡多尔纳只有寥寥数月的时间来组织和训练那支军队，这支军队随即就在波德戈拉（Podgora）、萨博蒂诺（Sabotino）山和高原上有了出色的英勇表现。墨索里尼身为政府首脑和各军事部的部长，却有整整17年的时间来创建、组织、训练、遴选武装部队，从军官到部队到装备：17年足够一名上尉升到将军了。政府首脑今天指为战败罪魁的那些参谋部，正是他17年间经过历练和遴选一手组建、一手培养起来的参谋部。此时此刻，不能把各级军官的责任同最高统帅的责任分开：不能把好运归于自己、把厄运推给别人，那样做也有失宽厚。墨索里尼今天揭露我国军事组织中的严重缺陷。可这是谁的过错？不能把胜利“主观化”，把失败“客观化”。当然也不能说世界大战是突然爆发的，打了意大利一个措手不及。
这场冲突多年前就已在预料之中，墨索里尼本人甚至预言般地指出了最终危机到来的年份，断言意大利不可能置身于那场正在酝酿的巨大悲剧之外，而且要当主角。因此，对有幸并且荣幸地执掌国家命运的人来说，做好军事准备是头等的职责。军官队伍组织涣散，必需的物质手段准备不足，战略和战术指挥上缺陷重重。此外还有战争的政治和道义指导上一连串低级的错误；这些错误恰恰因为纯属政治性质，才叫人无法理解，也加重了法西斯独裁的责任。
我们刚才听领袖对我们讲意识形态战争、宗教战争。为了解释全国上下不容否认的不满情绪[6]，他还说“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得民心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正是我国所处悲惨局面的根源。
首先，说没有一场战争得民心，这不是事实。整部意大利历史都证明恰恰相反。复兴运动的历次战争是得民心的，皮埃蒙特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军队在意大利各地始终得到人民革命的拥护和支撑。1914—1918年的战争是得民心的，墨索里尼是参战运动的鼓动者之一，没有人比他更能记得这一点。
埃塞俄比亚战争是得民心的，全体意大利人民挺身而起，准备同50个国家结成的敌对集团斗争，顶住它，战胜它。各国人民凭良知总能察觉、总能“感到”召唤他们去为之战斗的事业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凭着同样本能的清醒，人民的良知立刻就明白一场战争是必要的还是无益的，是否符合国家的切身利益。
从宣战那天起，意大利人民立刻感到这不是“他们的”战争。这不是国家出于捍卫自身统一、独立和自由这一不可回避（原文如此）的需要而被召唤去打的战争，也不是为了实现始终激励着一个民族集体生活的理想目标而打的战争。战争的各路宣传家后来出面公开证实了这一点，由此表现出他们全无政治头脑和教育意识，也全然不懂民众心理；但早在他们证实之前，意大利人民就立刻明白了：这是一场人民被拖进去的战争，没有对理想的信仰，没有对正义事业的自觉，没有对不可回避、无法避免的必要性的认识。这是一场无论哪一方获胜，我们都将败下阵来、我们的国家利益都将严重受损的战争。意大利人民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他们参加这场战争，凭的不是一支军队的信念，而是一群羊的逆来顺受。
我国武装部队表现出一个个光辉的英勇事迹，考虑到我们的军事手段何等[7]贫乏、何等不敷使用，这些事迹就更显光辉；它们将永远证明意大利人民的军人美德，证明他们在厄运和不幸中的伟大。纳粹法西斯的战争宣传家们又出来印证人民本能的认识，解释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是一场革命战争，是一场党的战争，是墨索里尼的战争，是法西斯的战争。
何等不可原谅的错误，对意大利历史又是何等的不理解。诚然，有些民族是因为受某种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事业激励而走向战争或被“带”进战争的，但这在意大利历史上从未有过。意大利人民已经表明，他们对本国的利益始终有清醒而稳健的认识。意大利人民一向毫不犹豫地承受风险和牺牲，但始终只有在他们的历史常识和务实本能使他们确信这出于必要而无法避免、或者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才如此。在意大利人的务实精神里，对一种意识形态的依恋和国家的切身利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把法西斯意识形态说成当前这场战争的动力、理由和目的，就是无视我们种族特有的禀赋和我们上千年的历史经验。蛀蚀全国抵抗力的那条蛀虫，恰恰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战争”、党的战争、“法西斯”战争的荒谬观念。在意大利、非洲、俄国、阿尔巴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地中海牺牲的无数年轻生命，个个都有母亲，有遗孀，有姐妹，有恋人。
我们1915—1918年那场战争有60万人阵亡，他们的母亲没有一个曾经想到自己的亲人是为萨兰德拉（Salandra）、为奥兰多（Orlando）、为尼蒂（Nitti）而死的；他是为祖国而死的！这是对悲痛的崇高慰藉；而悲痛，只有寄望于生命的牺牲能为活着的人结出幸福之果，才得以缓解。
这场战争里身穿丧服的妇女，即使被要员排成队列带到街头鼓掌，内心深处也认定[8]她们死去的亲人不是为祖国捐躯，而是成了墨索里尼意志的牺牲品。这将给后代留下多么可悲的、满是怨恨的遗产！
有人说，我们的士兵今天打仗，不像他们的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满腔热忱；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士兵不够“恨”敌人。于是有人靠愚蠢的宣传人为地灌输这种仇恨，结果适得其反。没有哪个民族是受仇恨驱使去打仗的。就连穆斯林的狂热挑起的那些战争，也不曾拿仇恨异教徒当理由。穆罕默德（Maometto）教导说：“为爱而杀。”的确，只有对一项事业、一种理想、一面旗帜的爱，才能让人从心底觉得献出生命这一最高牺牲是值得的。有人嘲弄我们光荣的传统，愚蠢地以为可以让我们的民族历史从1922年10月28日算起。就在几天前，大众文化部还先后两次下达规定，禁止报刊以任何理由提及意大利军队在复兴运动历次战争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皮亚韦河畔那些史诗般的、传奇般的抵抗。而下这道禁令，偏偏是在意大利危难深重的这些日子里，在敌人正踏入西西里土地的时候。追忆复兴运动和皮亚韦河，追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如今竟像是渎圣；而这种追忆本可以成为一股宝贵的推动力，足以振作犹疑的人心，让最后的希望闪出光亮，以先辈为榜样，把我们灰心丧气的士兵的精神和心重新凝聚起来，使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把牺牲当作至高的民族义务。
我们那些无能的部属宣传机构禁止人们追怀复兴运动和[9]皮亚韦河的光荣军事篇章；党总书记10天前拿来取代这种追怀的，是一连串大区“报告会”，也就是党的各级领导人的大区“集会”。此刻发言的人接到命令（照例是从报纸上得知的），要他去博洛尼亚，在向艾米利亚和罗马涅法西斯各级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会”上讲话。我拒绝了，这次抗命被看成一桩丑闻，甚至可以说是胆大妄为的反叛。自早已十分遥远的1924年以来，也就是20年来，党的最高当局从未允许我向家乡的法西斯党人讲话，这是无可否认的情况；我若因此而拒绝，本也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拒绝并不是为了这个。
可是，天哪，在艾米利亚和罗马涅战斗法西斯的大会上，我今天能问心无愧地说些什么呢？这些战斗法西斯是我23年前创建的；那时候法西斯主义确实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我们的三角旗下聚集着意大利青年的精华，他们渴望战斗，渴望战胜内部的敌人，恢复民族和国家那些受到威胁或被人遗忘的价值。
我当年的这些同伴，还有后来加入的、由法西斯主义教育和编组起来的年轻一代，完全有理由要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当年热烈而真诚的宣讲，同23年的革命和政权带来的相反结果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刺眼的矛盾。
23年前我们为什么挺身而起？为什么我们从寥寥数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并通过一致的全民公决把国家的治理权交给了法西斯主义？
那时我们宣布反对独裁，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下“自由与祖国”的箴言，作为恢复被践踏的公民自由的庄严保证。到头来我们却建立了独裁，用盲从的灰暗口号“信仰、服从[10]、战斗”取代了我们热情而刚健的青年时代的旧箴言。
我们曾反对政治工会主义，却把政治工会主义那一套变本加厉，还把法团制度扼杀在萌芽之中。这一制度本可以在革新的宪制中恢复自由，从而把自由主义世纪和社会主义世纪之间那场宿命的冲突化解为一种成功的综合，并作为法西斯主义最大的高贵凭证和历史理由留存下来。
我们曾起来反对一个臃肿、怠惰、因不负责任而气焰嚣张的国家官僚机构，却使它的毛病越发严重，直到把它变成独裁的工具，用来摧毁政治阶层和议会阶层的最后残余；独裁和官僚机构联手，先是打算扼杀这个阶层，后来干脆要取缔它。
我们曾起来反对一个统治阶层，它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组织国家的武装部队、培育国家的尚武精神；而今天，我们眼看就要丧失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为意大利赢得的领土、省份和国际威望。我们这些人，青年时代生活在反军国主义、反战、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平的气氛里，却凭着一股热情，为了效法我们的祖父——独立战争的志愿兵——而志愿从军参战；1915年5月24日夜里我们奔赴战场时，连91式步枪怎么用都不知道（就是这种91式步枪，在今天这个机器、坦克、四发动机飞机、轻机枪的时代，仍然是意大利陆军配备的武器；就是这种91式步枪，在希腊前线的战事中度过了它的50周年）。
今天的青年从小就被教着摆弄武器，听惯了军国主义和制服的喧嚣辞藻，渐渐丢失了在纪律和沉默中谦卑地履行朴素的军人义务的那份诗意。
在外交政策上，我们曾尖锐批评屈从于某一大国集团的态度[11]，到头来却陷入对另一些大国的屈从；我们曾宣布，意大利不受任何军事同盟的束缚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准则，到头来却把自己拴在纳粹德国身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被人容忍，有时甚至被人蔑视。
我们曾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一步一步地滑了下去：从一个以形势非常为由的临时“紧急状态”体制或者说“全权”体制，滑向党的独裁。这种独裁建立在一套从德国纳粹主义借来的伪学说上，而就在同一时刻，德国纳粹主义一面抄袭俄国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一面却让我们以为它是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我们领袖的教诲为楷模的。
我们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是一场革新的政治运动，要恢复一切民族价值，孕育一个新的政治统治阶层：自知其责任，不尚空谈，讲求实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诞生和成熟的，在独裁把它杀死之前，它也确实是这样。这种脱节，对法西斯主义的这场“谋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1932年，革命10周年之际：那时，作为政治机关的党被取消了，这个党原是由它在各种大会和代表大会上自由选出的各级领导人来管理的；那时，一直指导我们国际活动的根本原则（“法西斯主义不是出口商品”）被“法西斯普世主义”这一末日式的、颠覆性的原则所取代，被所谓法西斯主义孕育新的世界革命的说法所取代。也正是在那一年，希特勒（Hitler）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确立了占压倒优势的政党的地位，这件事标志着我们意大利的、民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败坏；而在此之前，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有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正如全世界有理由羡慕我们有墨索里尼。从那一刻起，党的独裁诞生了，法西斯主义光荣的头10年里的一切都被颠倒过来，法西斯主义倒退了，革命衰落了。
[12] 党从一个鼓舞人心、富于创造的政治运动，渐渐变成了糟糕的警察机关、糟糕的官僚机构。以为统治阶层不在议会和政党的政治议事机构里形成，反倒能在培养要员的官僚学校里形成，这是荒谬的！这种怪诞的尝试，证明他们无力理解意大利人民这样的民族有哪些深层的需要：这个民族缺少原料和物质财富，却富有、极其富有各种政治经验和精神经验；它惯于受苦，也惯于重新站起来；它乐于接受一个福星高照、好运相随的政权带来的好处，却并不因此从心底相信它能长久，因为这个政权从根到干都已被蛀空、腐蚀。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仅要顾及本民族的美德，也要顾及它的缺点，使二者平衡，把它们融为一体，而不能做教条框框的囚徒，这些框框同意大利人的心态南辕北辙。
独裁杀死了革命，嘴上却还在蛊惑人心地谈论“不断革命”。这是所有说法里最危险的一句，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句，最反革命、最反动的一句，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觉得已经提出和颁布的法律都是临时的。
一场革命一旦掌握了国家，它应当保卫的就是国家，而且只是国家，否则就会丧失当初使它有理由存在的历史意义。自称不断的革命，是一场不相信自己的革命，是永远在怂恿蛊惑煽动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在鼓动公民不服从。
唉，败坏意大利精神的德国人有3个：卡尔·马克思（Carlo Marx），他败坏了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和安德烈亚·科斯塔（Andrea Costa）那古老而光荣的意大利爱国社会主义，把它引上了枯燥的、伪科学的、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的歧路；[13]弗里德里希·尼采（Federico Nietzsche），他败坏了贝尼托·墨索里尼淳厚的外省人气质，使他相信超人可以取代历史上那些不可压制的集体力量，取代民族的意志；阿道夫·希特勒，他败坏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因为直到1932年，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意大利的，是“我们的”：它由我们创立，曾深受意大利人民喜爱，与意大利人民融为一体。后来希特勒像猴子学样似的学去了罗马式敬礼——这是纳粹主义从法西斯主义抄去的唯一一样东西——又把德国纳粹主义那套兵营气十足的行头送给了我们。
第二个十年的法西斯主义同第二个[应读作“第一个”]十年的法西斯主义毫不相干，正如第二个十年的墨索里尼同那个墨索里尼毫不相干：我们在1919年、1920年、1921年推举为首领的是那个墨索里尼，身为政府首脑和国王的首相、使意大利成为人人钦佩和羡慕的国家的也是那个墨索里尼。
我们至今怀念的是这个墨索里尼；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今天仍然想要的也是这个墨索里尼。不是那个身穿各式制服、佩着帝国元帅回纹饰带、搞那些谁也不信的排场十足的游行和集会的墨索里尼。
我们服从过、追随过的，不是这个墨索里尼。
领袖啊，扯下元帅的回纹饰带，变回从前的你吧：一个政党的首领，国王的首相。
独裁杀死了革命，杀死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同意大利人民之间渐渐出现了一道无法弥合、而且越来越深的裂痕。党对法西斯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独裁体制一旦被奉为学说和制度，一旦不再能以非常而紧迫的国家需要为理由，在历史上就永远是不道德的。只有成功才能为它辩护。如今它失败了，眼看还要在自己失败之后把国家一并拖进灾难。[14]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今晚要在大委员会上对独裁、对党、对政权进行这场严厉而又迟到的审判？是为了把我们的责任同别人的责任划清吗？是想苟活下来、保全我们自己，像老鼠那样设法逃离一艘眼看要沉的船吗？是为了在步步逼近的命运面前给我们自己制造一个脱身的借口吗？不是。
领袖完全了解我们的想法，也完全了解“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自1921年以来一直是什么样子；那一年，出于信仰和良心的驱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表示了我们的异议。1922年进军罗马前夕，在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上也是如此。那时折磨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起义也许会蜕变为内战，而内战对意大利人向来是致命的。我们错了。我们没有预见到、也没有掂量过议会里反法西斯势力的怯懦：他们片刻也没有犹豫，就同胜利的起义的首领站到了一起，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人交给他当合作者、当人质，连自己的权力也一并交出。未来独裁的种子和理由就这样产生了，这直接要归咎于议会里的反法西斯势力。我们被排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后来在1924年站到墨索里尼一边，成为仍然忠于他的极少数人；那是马泰奥蒂（Matteotti）遇害案的悲惨时刻，风暴似乎要把法西斯主义的命运和领袖本人卷进人为制造的仇恨和怨毒的漩涡。
一年以后，1925年，党内极端而不容异己的一翼占了上风，我从内政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调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责令不得过问内政问题，放弃一切党务活动。这是我第三次遭到否定。我服从了。我从国内政治中消失了。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和外交部长，我不赞同墨索里尼奉行的方针，试图推行[15]一项谋求欧洲和解、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紧密联合的政策，并且做到了让法西斯主义同英国工党、同法国民主派和睦相处。只因为我主张和平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主张应当用加富尔的办法，把意大利问题作为欧洲重建与和平中重大而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之一提交各种国际会议，我就被指责为“日内瓦派”“国联派”“和平主义者”。随后希特勒于1932年在德国赢得大选，随即上台执政。
第四次否定来了，我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
外交政策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改变。意大利一步步进入德国纳粹主义的轨道。我们尽管身在远处，仍然忠于已沦为独裁人质的墨索里尼，并且满怀信心和希望，相信现实感和分寸感，相信墨索里尼对意大利那份无可置疑的爱，终将压倒他对强权和伟大的图谋。
欧洲战争前夕，我在伦敦当了8年大使、离开8年之后回国出任司法部长。昔日的法西斯主义，乃至我1929年至1932年曾是其中一员的内阁会议，我都已经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独裁腐蚀了、侵蚀了我们的宪法机构，尽管形式上宪法的支柱完好无损。
我任司法部长的3年，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3年：我天天设法捍卫传统和宪法所确立的机构，党内那些不负责任的各级领导人无时无刻不在插手、干扰国家机关的活动，我设法把这种插手和干扰限制到最低限度；它们制造混乱和无序，使国家机关的主动精神和责任心陷于冻结。
[16] 1920至1921年历次法西斯代表大会通过的旧纲领，此时看来已十分遥远；那时党被理解为、被界定为一个政治团体，只有一项双重任务：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培养统治阶层。
现代国家里一个政党之所以有理由存在，正在于这一职能。1939年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为了说明我们关于非交战状态（实际上就是中立）的决定是正当的，政府首脑毫不犹豫地宣称：德国纳粹主义背叛了我们，没有信守它的盟约，希特勒挑起战火，事先连知会他一声都没有，让他面对既成事实。
我当时冒昧在那次会议上发言，说这并不使我惊讶，因为这同1914年德国的做法一模一样。我还说，但愿1939年不要重犯我国外交在1914年犯过的错误：当时明智地宣布了意大利中立，却没有勇气同时在世人面前公开说明中立的理由。
当时没有向世界充分说明：那时同今天一样，德皇的德国背弃了它与盟国意大利订下的盟约。结果，30年来我国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指为没有履行盟国的义务。
因此，在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我要求揭露纳粹主义的背叛，以此说明意德军事同盟的终结和我国重获国际行动自由是正当的，过错在德国。同1914年一样，1939年德国的行径又一次像天意安排似的，让我们得以重获独立。
宣战前几个星期，我也没有忘记向领袖指出我国过早参战的危险，并坚持我确信不疑的看法：对交战的这一方[17]和那一方都保持我们武装中立的立场，才符合意大利的利益。
我们问心无愧，自觉25年来直到今天，对我们的领袖本人尽到了忠诚和直言的义务。
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觉得自己可以免责。在严峻艰难的时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容不得风平浪静时辩论中的那种“多加分辨”。
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想把自己的责任同别人的责任称量清楚、分别开来，是幼稚的。我们都是法西斯党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无论顺境逆境也还是。
现在是集体负责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持要求召开大委员会，并且坚持要求大委员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今晚作出重大的、最后的决议，这些决议将约束我们所有人，从领袖到最末一名普通党员。
要救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个人，甚至也不是政权或党。要救的是意大利，同时也要救那些曾激励我们法西斯青春、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这些理想即使一时被敌人的仇视、被思想上的偏离、被错误的解释或运用、被事态的残酷所窒息，也永远不会死亡。
大委员会今晚散会时倘若意见不一、四分五裂，那就大祸临头了。无论我们将作出什么决议，我们都会服从。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好吧，姑且接受你们的诊断，就算这是不治之症；难道你们以为，凭一纸议案这剂药就能治好这病吗？[18] 我们的议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大委员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决议宣告独裁体制已经失效，因为它损害了国家的切身利益，把意大利带到了军事失败的边缘，把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树干蛀空了、腐蚀了。大委员会同时决议：凡是被独裁逐一取代的国家职能，都应恢复（原文如此）其不可替代的权威和责任，首先是把我国宪章性、宪法性法律所规定的职权和责任赋予王室、大委员会、议会和各法团。
首先是王室：阿尔贝特宪章在国家命运攸关的时刻赋予王室指挥、主动和最高决断的特权与责任，要把这些特权与责任交还王室。被剥夺了崇高特权和责任的王室，今天不过是被独裁囚禁的人质。领袖方才向我们披露，意大利参战前夕，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同其他军事首长一道，在夺走国王作为我国武装部队实际统帅的宪法特权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宪章第5条的文字和精神都归于无效；偏偏是他们这些复兴运动军事传统的守护者，把宪章只托付给国家元首本人的特权和权力转交给了独裁。陆军高级军事首长对独裁的这种奴颜婢膝，在今后的全部历史上将永远是他们的耻辱。
在这举国经受考验的紧要关头，所有意大利人，不分政治信仰，法西斯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都可以团结在士兵国王这位谦卑与民族和睦的象征周围。他们不再被独裁[19]造成的可憎的区别对待所隔开，在危险时刻只怀着一个心愿：拯救国家。我国武装部队今天灰心丧气，被一场党的战争的狭窄牢笼所压抑；在国王的统率下，它们将重新找回信心和勇气——在我们上一次打赢的那场战争里，面对步步进逼、踏上国土的敌人，我军各集团军在皮亚韦河上已经显示过这样的信心和勇气。萨伏依王朝的君主和国王身先士卒，靠着国民一致的信任和士兵的勇气，向不利的战局挑战并把它扭转过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从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到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Vittorio Amedeo II），从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再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都是如此。母亲们为阵亡的儿子流下的眼泪，没有政治色彩。在为祖国牺牲生命和财产这件事上，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必须回到宪章，回到宪法，回到从未得到充分遵守的国家法律上去。法团法律，还有法团议院未能运转一事，就是独裁不遵守它自己推动制定的法律的典型例子。
法团制度要运转、要发展，政治自由是不可替代的前提；可是既然自由同独裁相抵触，便宁可让法团制度一点一点贫血，剥夺它的基本职权，把它降为纯粹的官僚机关，降为党手中任意妄为的工具。
必须把内阁会议的职能还给它：它应是最高的合议制行政机关，负责切实领导国家的政策，而不再像今天不幸沦落的那样，只是官僚机构与独裁两者过大权势之间的中间人——这两者的目标都是彻底取消我们的宪法自由和议会仅存的监督。
尤其是议会，必须恢复意大利统一以来它一向的面目：在宪法确认的各项权力的界限与协调之内，自由而自觉地行使立法权的工具，[20]经由自由选举恒久体现真实民意的机关，行政权的监督者和辅助者。
从独裁转到宪法，难免带来震荡；国家的结缔组织经得住吗？我们必须抱这样的希望，寄望于我们国王的勇气和智慧，寄望于全体意大利人的勇气和爱国心。
况且我们别无出路，别无选择。在宪法的权威和责任的框架内恢复自由，看来是最后的尝试，最后的救命之锚。我们别无选择：敌人已经侵入国土，军队已经不信任自己的长官，人民已经给独裁定了罪，要求有人治理他们，引领他们涉过这段艰险难行的河道，到达安全的地方。
在如今已很遥远的1924年，墨索里尼在基吉宫的阳台上向罗马民众讲话，民众正为1924年大选近乎全民公决的结果欢呼；他痛斥那些硬说这次选举没有自由、意大利人民的良知受了强制的人。
墨索里尼说：
“让一切派别都灭亡吧！连我们这一派也在内。只要我们的祖国得救。这是职责的诫命。”
现在是信守当年诺言的时候了！向国王、向祖国尽自己的职责，永远不嫌太晚！
格兰迪的第二次发言3
我希望再次发言，因为我认为有必要让讨论恢复条理。讨论已经岔进一条条死胡同，得不出任何结论，还有可能让人迷失那个本应始终是我们讨论中心的问题。
我坚决反对把我们这场讨论延期的提议。讨论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10个小时，不能以延期收场，也不能以模棱两可的办法收场。我们在这里讨论，西西里那边在死人。
国家不能再等大委员会的决定了。
我已要求对我的议案进行唱名表决，我坚持这一要求，这不过是重申一切议事机构的惯例。自从有政治议事机构以来，从未找到任何办法可以代替表决程序，唯有表决才能表达一个政治议事机构各成员的意见和意志。
我拒绝党总书记提出的议案，也不接受苏阿尔多同志的提议，即把我的议案和党总书记的议案并成一项；这两项议案从前提到结论都明显相互矛盾。
卡洛·斯科尔扎方才第一次参加讨论，幻想就此了结讨论；他对我们说，他今晚在这里讲话，带来的是党的声音和意志。
我不承认他这个说法。他不是党。他不过是党总书记，是大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不承认他有权代表党讲话；党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种种精神、活动、力量、民族能量和法定机构的总和。
今晚，党首先就是大委员会，[2]法律——不妨再说一遍——把它界定为“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机关”。党的声音今天只能是、也只应该是国家的声音。
有人提议请总参谋长到会参加我们的讨论，由他直接介绍战争形势，我反对。政府首脑兼大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因而对战争的军事指导和政治指导负责。
所以总参谋长到场既无用处，也属多余：他听命于政府首脑，依照法律隶属于政府首脑。再说，大委员会不是被召来讨论或审议军事问题的。这些问题超出大委员会的职权。按照王国宪章第5条，它们属于国家元首及其政府的重大责任。
比吉尼（Biggini）同志对我们说，今天谈议会不合适，又说王国宪章已经过时，已被超越，已被法西斯主义后来颁布的法律取代。这不是事实。我说，这一切都不是事实。
议会是存在的，尽管它的运转被压缩、被拘束在独裁给它划定的范围之内。但它存在；正因为受独裁的拘束和阻挠，它才无法表达意见，否则它一定会表达。
今晚被召来代替各立法议院表达意志的是大委员会。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议会，是政权的最高政治议事机构；在目前情况下下院和参议院看来办不到的事，今晚只得要求它来办。
大委员会是独裁自己创设的机关，独裁不能反对它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乃至投出信任票或不信任票。我们确实回到了[3]典型的议会局面，而这正是我们所要的。
1922年，墨索里尼本人就让进军罗马以合乎宪法的办法收场。今天我们要求把同样的路再走一遍。
如果我提出的议案被否决，那好，我们输了，这就意味着大委员会的多数对独裁投了信任票；反之，如果我提出的议案获得多数，那就意味着大委员会对独裁投了不信任票。别说什么王国宪章已被法西斯法律超越和取代，所以已经死了。
这是假话。只有不熟悉、没读惯我国1848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的人，才说得出这种话。王国宪章虽遭腐蚀，它的根本支柱至今仍然活着。
法西斯主义颁布的法律补充、增益、完善了宪章，但并没有凌驾于它之上。
就连1926年颁布的首相法，也不同王国宪章相抵触。立法机制的宪法构造在形式上并未改动，只是被独裁的意志和做法压弯了、扭曲了、带偏了。回到宪法，不需要新的法律！把现有的法律付诸实施就够了。按照法律条文，国王至今仍是国家元首。
形式上，内阁会议是存在的，各位部长对国王负责。宪章把他们称作国王的部长，在法律上他们也确实如此；他们是国家最高会议的成员，由此不仅负有行政责任，也负有政治责任。
我说过，我拒绝斯科尔扎议案，并坚持要求[4]把我提出的议案原样付诸唱名表决，不作任何修改。
斯科尔扎议案要求新的改革、新的制度。立法这样膨胀下去，够了！
一个政权的衰败，首先就表现在法律太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这些法律事实上无法施行。
因为，诸位，制定法律十分容易，就像授精以创造生命十分容易一样：艰难而繁重的是培养和教育。执政者施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项工作繁重、艰难，要有耐心。
改革够了，新法律够了。
政府首脑刚才说了一番很重的话，我不能不回答；我带着敬意回答，但也带着不加修饰的坦诚。
他说：“先生们，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格兰迪同志提出的议案会带来什么后果？姑且假设它在大委员会获得多数票，再假设我明天上午把这个结果呈报国王。那么有两种情形：国王可能对我说——我相信他会这样对我说——‘亲爱的墨索里尼，我信任您；您留在您的位置上，继续掌管战争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您的人抛弃您，国王仍在您身边。’我确信国王会这样对我说。那么，先生们，在格兰迪议案上签名的人该得到怎样的评判？要不然，国王会对我说：‘大委员会对您这位政府首脑投了不信任票，面对由此形成的新局面，我作为国家元首，收回开战之初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权交给您的那项委托，只让您留任首相之职。’若是这样，先生们，我也有我的尊严，也有我的自尊心。再说我已经60岁了。这20年[5]对我来说是极美好的一段，可是，陛下，落到这种少数派的地位，我不能留任。
“大委员会的先生们，这一切你们想过没有？”
这是政府首脑的原话。我看到，听了这番话，在座有些同志的意志正在动摇。
那么，我不惮说几句重话：墨索里尼这番话，是对大委员会的威胁和讹诈。
是的，主席，你的话在我们听来带着讹诈和威胁的味道。
在祖国命运如此危急的此刻，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死去，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祖国；这时候，谁要是被某些情感攫住，以致忘记这艰难时刻落在我们大委员会成员肩上的职责，忘记我们已经承担并决心承担到底的责任，谁就是背弃了自己对祖国的职责。
我看不出还有别的选择。
还有人说到背叛和不忠。这么说，我们就是叛徒，就是不忠之人了。有人还说，我们始终是1921年奥古斯都剧院（Augusteo）代表大会上的那些人。确实如此。我们始终是那些人。不过说到忠诚和背叛，我此刻不能不想起几个月前德国纳粹的一位大人物对我说的话。当时我正设法向他说明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差别；其实，德国和意大利河流的流向相反，就已经体现了这些差别：它们发源于同样的阿尔卑斯冰川，前者流向北方冰封的海，后者流向我们地中海温暖的海。
他回答说：不错，想必是这样，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的两场革命也大不相同。不过有些[6]事情我们德国人弄不懂，尤其是党和法西斯政权的参谋部是怎样运转的。你们在领袖面前学德国人的样子并拢脚跟立正，对自己的首领“像死尸一样”服从，别以为我们会把这看作力量的来源！我们同元首的关系，和你们同领袖的关系完全不同。我们和元首之间有一份忠诚契约，那就是德意志种族古老的尼伯龙根之约；他对我们有多忠诚，我们对他就有多忠诚。墨索里尼对你们，像你们对他那样忠诚吗？
我回答他：你们看，你们既不了解我国人民的历史，也不了解我们种族的美德。当你们还是塔西佗（Tacito）和苏埃托尼乌斯（Svetonio）笔下的那些德国人时，罗马法和罗马元老院的治国之术治理意大利已有几个世纪：然后有了教会，然后是城市公社，然后是文艺复兴：15世纪的市镇，后来除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再没有谁超过它们；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发动了复兴运动的历次革命，给了意大利自由、统一和独立。
而我们意大利人并不需要同我们的领袖订什么忠诚契约，因为我们对墨索里尼的忠诚并不取决于一句誓言，不取决于阿切勒·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写进党章的那句誓言，而这句誓言本身又从属于墨索里尼和我们所有人向我们的国王所立的誓言。
我们对墨索里尼的忠诚，一向出于内心的确信：他是国王和祖国的第一忠仆，服从他，就是服从国王和祖国。
领袖，现在是证明我们还能继续忠于你的时刻。只有你能向我们作出这个证明，给我们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