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的发言1
他一开头就说，时隔17年又应邀出席大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他深为感动。他要讲得明白、坦率，并承担全部责任；其实只要有机会，他向来如此。这一点领袖也很清楚，因为自从领袖召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以来，这几个月里他或许没有一天不向首领陈说，此时此刻他和所有意大利人一样，为祖国的命运感到忧惧和焦虑。
所以，他要对大委员会各位成员讲的，就是这几个月他对领袖讲过的话的概要；不过为了不多占时间，格兰迪（Grandi）、博塔伊（Bottai）、费代尔佐尼（Federzoni）、德马尔西科（De Marsico）诸位同志已经充分[2]论述过的问题，他就不再细说了，他声明自己与他们完全一致。在祖国这一生死关头，继续对现实闭上眼睛，对意大利民族的未来是极其危险的。
巴斯蒂亚尼尼说，我坚信，国家与党之间存在裂痕，而且不是从今天才有的。这道裂痕亟须弥合。要弥合它，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这种手段不能是例行公事，也不能是纸面上的权宜之计。意大利在等待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而且是实实在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正因如此，他认为国王非出面不可，国王代表着国家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谁要是不想对现实闭上眼睛，就得承认：眼下，解决局势的各项要素并不都握在我们手里，其中大部分反倒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武装比我们强大，正在猛烈进逼，占领了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据我[3]的理解，眼下在技术上似乎不可能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在敌人面前抵抗是必要的，也必须做到。今晚在这里没有人说过投降的话，相反，大家都高声宣告，用一切手段抵御入侵是压倒一切的需要。但我认为，这些手段当中头一样就是精神，而国内缺的偏偏是精神：全国上下面对可怕的命运，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全国上下早就在消极怠工了。3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该让全国上下懂得：打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替党的要员保住位子，而是为了让意大利人民得到面包的自由、劳动的自由、贸易的自由，也就是未来的自由。
所以，要震动意大利人，就得拿出比随便一份议案更有分量的东西，要用不流于空谈的行动和言辞，让他们重新意识到眼下是什么关头。必须只举一面旗帜，把所有意大利人团结起来，那就是祖国的旗帜，就是我们1919年从泥淖里[4]重新举起的那面旗帜；这面旗帜能够、也应该把国内最优秀的人团结起来，不让社会底层的渣滓趁眼下这种混乱而令人焦灼的局面翻涌上来。只有意大利人的团结才能拯救国家，敌人所盼望的革命救不了国家，在形式上寸步不让也救不了国家，而人们太经常把形式混同于原则了。
是那些愚蠢而小气的形式，把意大利人从法西斯主义身边、从您身边推开了。这个错误持续了太多年，即使像我这样身在国外，也看得一清二楚。齐亚诺（Ciano）伯爵想必记得，1937年12月31日晚上我去找他，算是把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向他作个总结。当时他正在同法国谈判，我对他说，他是在白费工夫，因为假如我是法国大使，我就会敦促本国顶住意大利的任何要求：意大利永远不可能拿起武器对付法国，这是意大利内政的走向决定的。这种内政不是着眼于把所有意大利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讨回公道，倒是把意大利[5]分割成一小包一小包：当时就是这样毫无道理地左右开弓，打击组成意大利人民的各个阶层。我至今还在问自己：就在一年之前，这个国家在制裁和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刚刚展示了它团结起来的能力，那场面再感人不过，为什么偏要这样对付它？政权与意大利人民之间那场充满怨毒的论战，被人挑起，一再坚持，越闹越凶，究竟图的是什么，从来没有人弄明白。这一切，强制以“您”（voi）相称也好，废除握手也好，法西斯主义某些全国和省级领导人的愚蠢言论也好，从来都不关法西斯主义原则的事。把意大利分割成一小包一小包，不是出于原则问题，而是出于愚蠢：竟把某些惹人厌恶的形式规定同当年引领我们进军罗马的伟大理念混为一谈。这样，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扼杀着每个人灵魂里最好的东西，而且大体上得逞了。
可是，领袖，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而且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自从那个口口声声要摧毁法西斯主义和政权的敌人连思想和[6]行动都受了这些原则的熏染，它们就不再属于我们了。这本是自然的事，因为理念不像金丝雀，可以关在笼子里；理念当中好的东西永远活着，不管人们在上面贴什么标签。
领袖，就连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也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夜突然跳进您脑子里的；它同样是一些理念和原则在您思想里酝酿加工的结果，而这些理念和原则，是别人在一个世纪、2个世纪以前就拿出来供人们的头脑咀嚼的。
您的天才善于把那些原则组合成新的形式，改掉其中已经过时的部分，使之适应我们生活的时代，然后把它们交还给世界。这种渗透现象向来都有，人类正是靠了它才一路前进。领袖，这二十年不可能白白过去；即使坐在您位置上的不是您这样的首领和改革者，而是随便哪个乔利蒂（Giolitti），这二十年也不会白白过去。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已经进入民族鲜活的血液，又由此进入[7]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头脑的人的血液。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自己确实搞了一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的革命。我们不要把这场革命囚禁在用滥了的、更糟的是遭人憎恶的形式里。要紧的是我们出发时的理念，它还活着；还有我们曾想实现而已经破碎的梦想，也就是国家和国家的未来。正是为此，我在议案上签了名，并吁请大委员会予以采纳。让我们眼望祖国，把别的一切都放到一边。而祖国需要团结！2
巴斯蒂亚尼尼接着说，关于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处境，领袖早就知道我的想法。我认识到，轴心国光辉而全面的胜利看来已不可能，而意大利又是抵抗力最弱的一环，敌人必定会把[8]最大的力量集中到这里。从那时起我就认为，设法把我们的想法和敌人的想法以某种方式摸清理顺，是符合盟友和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出于这个理由，今年4月我们前往萨尔茨堡途中，我对领袖说，他同元首（Führer）会晤的结果应当是达成一项协议：由德国同苏联接触，由意大利同英美接触。可见，我心里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丝毫背叛盟友的打算，尽管听了齐亚诺伯爵刚才在这个会上讲的话，我们退出同盟可能显得理由正当。当然，即使要照我说的那个意思、从两方面着手同敌人谨慎接触，军队和全国的抵抗也是前提。德国占着它的敌国的领土，而我们这里是敌人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但如果战争是一个整体，这两种军事态势就互相抵消。所以，要想争取到同敌人商谈，而不是让人把屈辱的条件强加在头上，首先必须抵抗。
因此我在那份议案上署了名，并相信它会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