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意大利人民在法西斯与游击队之间的悲剧

共和法西斯主义与游击队运动乃是彼此自发独立地产生的，两者皆发端于自发结成的小团体。这些团体大体上要么动机极其强烈、但在行动远景上往往彼此扞格不一，要么由某些在阵营抉择上不无偶然性的人员所组成：这种选择由客观境遇、个人人际纽带、周遭环境的（甚至是偶然的）影响、以及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可思议的心态所促成；但只要人们联想到9月8日惨剧所造成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彻底崩溃、屈辱挫败感、思想与情感以及文化认同上的巨大混乱，以及相当一部分意大利人所隐约感受到的试图对此作出反抗的冲动，便不难理解这一切。更遑论那些将选边站队（无论倒向哪一边）纯粹视为一种确立‘自我存在感’、并在险恶乱局中谋求个人生存手段之徒¹。

一方面墨索里尼的重返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号召、反法西斯各党派及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CLN）的呼吁，对两者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分量，即便未曾直接决定、亦深刻左右了许多可以说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然而，上述呼吁并未决定两者的萌生——其产生往往早于这些号召，且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存在。

最后，假使人们希望真正把握两者被迫身处其中并展开行动的社会现实，便绝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两者——我们此前已有所提及，但必须在此再度重申——皆诞生于一个对它们大体抱持疏离、恐惧乃至敌视态度的社会生态之中；在普通民众眼中，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且往往在英美盟军与德国人之间亦不做过多区分²，盖因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在彼时危殆关头为何竟然还有人妄图继续打仗，且深恐自己沦为一场自觉与己无关之搏杀的牺牲品³。在这场搏杀中——在此点上同样有必要彻底澄清——广大阶层的民众（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一范畴，是因为社会阶级境遇的差异虽有其影响，却并未构成具有实质分水岭意义的决定标准，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与富裕阶层因其文化养成背景⁴、因害怕为昔日与法西斯政权的关联‘埋单’、以及因唯恐丧失既得财产的私心⁵，表现得最为消极麻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未曾将其视作关乎切身利益之战；因为正如詹·恩里克·鲁斯科尼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对许多人而言⁶，“未曾认同萨洛共和法西斯主义，绝不意味着就已认同了游击队的行动，更遑论认同其激进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建国蓝图”；即便在某些出于现实生计或避祸权宜而最终不得不选边站队的人群中（身处所谓“游击队共和国”辖区内的诸多居民便是典型例证），情况亦屡见不鲜。这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盖因促成此种“表明立场”的驱动力极其繁复，且这种“抉择”绝非仅仅单向偏向抵抗运动，即便后者无疑是从中获益最大的一方），为何直至1945年最初数月——即德军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彻底覆灭及战争的终结已清晰地迫在眉睫之时——各阵营之间依然持续发生摇摆动荡，甚至屡屡出现背叛变节、转投另一方的个案。这亦有助于理解战争末期最后数日上演的无数“变形记”：游击队队伍的急剧膨胀，以及短短数日前尚身着“黑衫”之徒转瞬摇身一变成为“红军战士”的普遍闹剧⁷；这些转折一部分固然纯属投机倒把，但在某种程度上亦不乏其自身维度的“真诚”，它是两年来统治了无数人心灵的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⁸，但更是苟全性命之本能冲动的具象化体现——在无法隐匿或逃避风险过高之际，人们便毫不犹豫地披上每一次在眼前占据绝对优势、因而是最为凶险致命之势力的战袍。

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北方那些法西斯根基最为顽固的地带，特别是威尼斯朱利亚和威尼托大区（在这些地方，人们还深恐铁托麾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会趁虚大举向纵深渗透）——法西斯党组织的重组几乎在停战消息公布后便立即拉开序幕⁹；大体而言，这完全无需德军的施压与逼迫，而是由极少数法西斯分子（主要是昔日的行动队员[squadristi]以及若干极为年轻的狂热青年）自发串联聚集，强行重新启封旧有的国家法西斯党（PNF）党部，组建行动委员会与临时领导机关（通常为三人团或四人团）；在个别场合，他们甚至独断专行或在同当地德军司令部达成默契后，直接任命地方民政官员（如省长、波德斯塔等），并创办了自身的喉舌刊物。在西部与中部各省、在米兰以及罗马，特殊的本土局势以及——尤其在首都——一整套错综复杂的“外部”制约，使得党部的重组进程显得更为迟缓且充满波折。然而正如博卡所指出的那样¹⁰，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各省各地，
法西斯主义在行省的死灰复燃完全是自发的，且绝非出于投机算计：在那些日子里，全社会都在翘首以盼盟军在拉文纳和利古里亚发动新的决定性登陆，普遍的预判是战争在几周或几个月内便会在意大利全境终结；然而法西斯的亡命之徒、那些昔日的行动队员们，即便没有墨索里尼的号令，亦已悍然闻风而动。

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判断上是远远不够的。只需对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最初数月的历史稍加深究便能洞悉：昔日行动队员的参与（尤其是其中在法西斯掌权二十年间长期被党边缘化、甚至因放荡不羁、目无纪律与暴力行径而被开除出党，从而在早期被剥夺实权官职、仅能屈居于卑微边缘岗位勉强谋生的最极端、最残暴的派系），固然在重组党的最初极短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在随后的数月里，法西斯共和党（PFR）的骨干主力（截至11月中旬维罗纳代表大会期间，帕沃利尼公布的党员数据约为25万人——这一数字即便稍有浮夸但大体极贴近事实；而截至1944年2月底帕沃利尼在布雷西亚召开的党全国领导机构首次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则飙升至约48.7万人）却是由青年和极年轻的一代所构成的。这批年轻一代既无早年的行动队打手经历，亦同“统治二十年间索然无味的平庸法西斯分子”（乔尔焦·皮尼语）毫无共通之处——正如加埃塔诺·巴加拉在闻悉墨索里尼获释后致领袖的信中所写道的那样，昔日这批平庸之辈入党“纯粹是为了谋取功利目的的党证”，而如今他们“在心理上陷入迷茫与恐慌”，逃避一切政治担当，且除极个别特例外皆对加入法西斯共和党避之唯恐不及¹¹。以至于完全可以说：恰恰是这批青年与极年轻的人群（其中亦包含大量女性）——他们对昔日的自由主义体制往往一无所知，即便有所耳闻亦不过是其最为阴暗乏味的面相，同时将社会共产主义视为压抑窒息的平均主义暴政——构成了我们在评判共和法西斯主义、尤其是萨洛共和国的人性面相（不论其善恶）时必须予以审视的核心群体。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将展开更为详尽的深入阐述。就目前而言，只需指出：在乔尔焦·阿门多拉关于1939至1945年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回忆录中，当他剖析导致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获得拥护与支持的“多元且相互矛盾的动机”时，曾简要提及“资产阶级资本力量的广泛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大搞两面派投机手腕的有利契机”，提及“官僚体系高级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不仅受制于恐惧，“更是试图维持国家行政公器的法统延续”，提及那些笃信秘密武器将带给德国最终胜利之人，以及那些“万念俱灰、妄图为自己人生的惨败实施疯狂报复的亡命之徒”；然而，极富深意的是，阿门多拉却两度明确聚焦于青年群体——尽管他竭力试图淡化这一现象的规模幅度¹²：
然而，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青年团体的归附，其人数虽属有限，却表现得更为执着投入。他们满怀厌恶地目睹了自身希望的化为泡影，目睹了一个政权在毫无抗争、毫无牺牲光芒的耻辱中轰然垮台；他们将王室与巴多格里奥所玩弄的冷酷两面派策略视作奇耻大辱，更将背弃对德国盟友刚刚重申的誓约视同赤裸裸的叛逆……除开恐惧、狡黠与两面派投机这些无疑占据支配地位的主导动机之外，从最初数日起，在若干狭小范围的青年阶层中，确实能够清晰感知到某种理想主义维度的冲动：一种洗雪一切投降耻辱的复仇意志，一种以死来赎买怯懦与背叛的绝望心理渴求。正因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不知疲倦地不断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甚至包括那些误入歧途加入萨洛法西斯团伙的青年，引导他们理解何为尊严之道，何为民族复兴之路。

在作出这一澄清之后，在重拾关于行动队微观世界的讨论之前，有必要简要提及最初阶段另外两种性质各异的效忠投奔。就其绝对人数而言虽非浩大，但若考虑到其中包含像第十鱼雷快艇分队（Xª MAS）指挥官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他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最显赫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在此处我们关注他主要是基于一个能够生动展现催生萨洛政权之动因极度芜杂的特殊切面）以及乔瓦尼·秦梯利这般具备崇高学术声望的思想巨擘，便可知其分量绝非无足轻重。

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极难将博尔盖塞视作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分子。在9月8日之前，他本质上是一位从未积极过问政治的职业军人，作为恪尽职守的典型军人甚至从未主动加入过法西斯党（他的国家法西斯党党证是在对英军舰队的殊死海战中荣膺金质勇敢勋章时由官方名誉授予的）；在他看来，这场世界大战是意大利与德国（代表着欧洲的传统与历史文明）抗击美国与苏联（分别代表着‘金钱霸权’与‘野蛮强权统治’）的文明之战。尽管如此，出于职业军人的本分，他坦言：
假使巴多格里奥能以体面且体面的方式带领我们退出战争，我自当服从命令。假使萨伏依的翁贝托王储或奥斯塔公爵挺身而出接管被弃置不顾的武装部队，我亦当服从命令。然而，该国负有最高领导职责的首脑们凭借自身的不堪行径，彻底践踏放弃了自己的统御特权，依照我的军人伦理，他们由此彻底丧失了一切发布军令的权威与资格。对我而言，假使必须脱离战争与同盟，却以如此虚伪卑劣的方式去行事，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一场战争可以打赢亦可以打输，但必须懂得带着尊严去承受战败。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军事上的战败仅仅造成物质层面的摧折；但假使是在遭受背叛的盟友的唾弃之中、在对胜者摇尾乞怜的屈辱之中去承受失败，则必将对民族精神造成毁灭性内伤，其耻辱烙印将历经数百年而难以磨灭。

循此逻辑，博尔盖塞以及汇聚在其麾下（不论是否隶属第十突击支队）的相当一部分军官，将他们对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投效不仅视为‘不可或缺’的，且定义为一种‘超党派’的纯粹行为。“我的看法是，”在其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第二卷中写道¹³，“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切实体察并回应了一项极其明确坚定的道德与政治诉求。”且在他看来，“即便没有墨索里尼，这一政权亦必然诞生。”
命运的造化使得那位亲眼目睹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梦想化为乌有之人，恰好站到了这一最终凝聚为国家政权的时代诉求的顶端。因此，不论是我本人，还是第十支队全体官兵，皆顺理成章地将他承认为那座从停战灰烬中涅槃重生的意大利的最高代表；作为军人，我们誓愿为了这样一座意大利再度重执枪戈、奔赴沙场。

这一立场表面上看截然相悖，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同另一批职业军人的心态异曲同工（显然我们指的是出于真诚信念、而非企图两头讨好以规避凶险之徒）：这批军人虽因萨洛政权的法西斯属性而断然拒绝为其效命（‘没有法西斯，可以；裹挟法西斯，免谈’¹⁴），却亦同样未曾倒向王国南方政府或投身游击队运动。

当视线转向知识界时，问题的复杂性愈显突出。一方面，知识界在传统上以及在战火的摧折下，普遍浸染着资产阶级大多数阶层共有的伦理政治脆弱性；另一方面，知识界内部又割裂为形形色色的具体群体，它们以截然相异的姿态去经历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关系。因此，绝不能将知识界视作铁板一块的均质整体（更不能将少数最具声望之知名学者的表现随意附会为普遍象征）；恰恰相反，必须在考量多重视角（人文主义学者与理工技术专家的分野、经济、金融、法律等各领域事务官员与官僚的分野、以及新闻记者群体等）的微观区隔下来重构其心态轨迹，而在这些区隔内部，还必须考量由年龄断代以及各代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所经历的生活轨迹差异。知识分子对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主动归附在总体上固然极为有限，以至于在诸多法西斯圈子内部引发了极其暴烈的谴责与口诛笔伐（1943年底孔切托·佩蒂纳托重新印发其著名的论战小册子《知识分子与战争》并重申对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严厉指控，便是典型一例）；但与人们直觉设想相反的是，老一辈的“长者”知识分子反倒在总体上表现得更为支持（即便往往吞吞吐吐、且未必见诸连贯坚决的实际行动）——他们因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过去数十年国家历史风云的亲身历练，更能深切体会到战败与9月8日事变的沉重悲剧性，并在最初阶段更为笃信必须达成某种“民族团结”，以避免“祖国命运”的进一步深渊沉沦和内战全面爆发¹⁵；相反，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匮乏坚实的道德与文化根基，大体上以一种截然相异的市侩姿态去应对变局，对国家的前途漠不关心，一心唯求经营个人狭隘私利¹⁶。

1943年12月27日，针对阿雷佐省省长布鲁诺·劳·托雷斯“对知识分子出离愤怒”、要求逮捕所有未曾登记加入法西斯共和党的知识分子的通报，乔瓦尼·帕皮尼在日记中写道¹⁷：
依我看，他们至少得把一百万人关进大牢。当知识分子本可以为了国家的根本福祉去揭露谬误与罪责之时，却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如今，他们居然妄图让知识分子扮演拉皮条的说客与敲锣打鼓的吹鼓手，却依然不肯赐予贤达志士以必要的言论自由，而唯有这种自由方能使智者的劳作真正彰显经世致用之功。

尽管帕皮尼的这番道德说教在当时许多类似立场以及超越知识界的普遍心态中引起了共鸣，但他的这番辩解（帕皮尼对萨洛政权虽非敌视，但大体采取了退避三舍的冷眼旁观立场，在秦梯利遇刺后坚决推辞了官方再三恳请其出任意大利科学院院长的要职）却带有显著的掩饰与闪烁其词：盖因假使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被指派扮演“吹鼓手与说客”的角色并被剥夺言论自由，那么多年来他们——尤其是那些最富盛名的大师巨擘——亦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去反抗这一格局，而是安之若素地妥协苟安，并从中攫取一切可能的好处（包括自欺欺人地以为靠几句私下牢骚和刻薄冷嘲便能“拯救灵魂”）；此外，从所谓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来看，这固然是无法接受的，而更关键的在于：帕皮尼在实际上武断地将知识分子的全貌窄化削足适履为仅仅其中的一部分人——即文人、艺术家，亦即最具传统色彩、且除个别特例外最为自我中心且精神极度贫血的那一部分人群。

从法西斯主义的自身逻辑出发，阿尔登戈·索菲奇在《意大利与文明》刊物上发表的长文则显得更为坦诚而一以贯之；该文在反驳那些指责知识分子逃避“神圣职责”的极端法西斯分子的同时，亦间接驳斥了持有帕皮尼式论调之徒¹⁸：
当人们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决定性历史关头——例如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危机时刻——要求‘知识分子’、亦即思想家、作家、诗人与艺术家同狭义的政治家协同行动之际，实质上是对他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这实质上是要求他们中断自己甜蜜挚爱的学问探求，告别宁静淡泊的沉思冥想……纵身跃入充满功利算计、权宜应变与转瞬即逝的现实漩涡之中……这种牺牲，同向任何非战斗平民所要求的牺牲之间仅有微弱的可比性，盖因常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克尽厥职，因为除此身之外他们本就别无他物可供奉献给祖国。
在索菲奇看来，政治家固然可以且应当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为共同事业“贡献出其思想、学识与历史经验之智慧”；然而一旦提出了这一要求，政治家便必须尊重其建言，决不能再次将其当作廉价的“门面装点与虚妄仪轨”，将其降格投入琐碎的“日常粗活”（知识分子本也不谙此道）——那些下里巴人的宣传煽动自有专业报人去打理；但与此同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亦决不能继续推诿搪塞，将自身的家国担当降格为轻浮的文字游戏。

然而，索菲奇同样在实质上将知识分子的整体范畴局限在“思想家”、“艺术家”与“文人”，外加报人记者这一“亚种”。这种“窄化”无疑是彼时在其他诸国早已被淘汰、但在意大利本土依然根深蒂固的陈旧知识分子观念的产物。然而在当下语境中，真正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正是这种陈腐观念，使得政治与历史学界多年来将关于知识分子投奔萨洛政权的讨论，武断限定在远少于实际情况的个案范围之内，并将责任一股脑推诿给“旧式的”唯心主义与天主教文化（认定这批“传统”知识分子不过是其传声筒）。与此同时，对于另一庞大群体——即受过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却几乎讳莫如深；对于这批人而言，逃避同萨洛政权的某种业务合作显然难如登天，他们往往对自身的工作抱持某种“价值中立”的专业主义理念，但大体而言，他们相较于“人文学者”往往对那些直接或间接仰仗其专业工作为生的基层职工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并对面临灭顶之灾的国家资产抱有深切的守护之心（在彼时惨绝人寰的乱局中，千方百计为未来保留一息元气显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工业复兴公司（IRI）领导班子的大多数人（1943年其主流对法西斯毫无好感甚至公然反法西斯）的行为堪称典型：战后他们曾遭受严厉清算指控，盖因他们接受了将公司约40亿里拉的资产组合迁移至北方的决定，而没有任由失去生计来源的企业实体在乱局中灰飞烟灭。然而正如学者所中肯指出的那样¹⁹，假使当时任由工业复兴公司走向崩溃解体，便意味着战后整个国家在复兴重建时极端匮乏与迫切倚重的绝大部分核心战略资产将被彻底抹煞。同样的情理亦完全适用于一整套国家级高级文官（commis d'État）、技术官僚与科学家：当面临多年辛勤劳作的心血付诸东流、其所掌管的机构彻底沦入德军铁蹄遭受洗劫破坏的残酷现实之际，他们宁愿选择接受同萨洛政权开展实质性业务合作，以巧妙周旋于其所能提供的微薄掩护之下，竭尽全力抢救危局中尚可保全的国家财富残部。

迄今为止所述，足以勾勒出一系列尚待学术界填补的空白研究方向。例如，关于司法法官与各级教师这两大举足轻重的职业阶层面对历史危局的实际态度，迄今依然近乎一片空白；更遑论其他社会阶层，其历史图景在实际上完全被彻底遗忘。即便是针对大学教授群体的研究，亦仅仅停留在极少数在反法西斯地下运动及抵抗斗争中抛头露面的知名泰斗人物。鉴于此种学术现状，关于9月8日对整个知识界冲击的探讨，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么退化为一份关于或多或少公开发表声明依附萨洛政权之人员²⁰与明确反抗或两不相帮之人员的机械人名清单，要么局限于针对索菲奇所谓的“真正知识分子”主导心态的一系列泛泛推论。这些推论在充分顾及个体境遇的繁复差异并作出必要辨析之后，大体导向了同一个结论：9月8日事变在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心头（至少对于那些坚信文化与思想劳作绝非单纯等同于意识形态站队与政治行动主义的学者而言）所激发的心态，应当被置于一个极度平庸、直言之甚至相当苍白卑琐、却远比种种人为拔高的神话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坐标下予以审视——那便是其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尤其是在残酷大战岁月里早已深植骨髓的‘两面暧昧性’（ambiguità）及其深厚的前史前因²¹。

在众多俯拾即是的实例中，文琴佐·埃兰特可谓典型一例：他在9月8日事变面前感到‘肝肠寸断’与‘精神粉碎’（然而这种痛苦远未达到使其真正洞悉意大利正在经历的深层历史悲剧、并作出自觉而清醒的阵营抉择的境界，以至于他同许多人一样，迅速遁入一种近乎逃避现实的‘学者闭门沉思’之中）²²；而许多其他人——绝大多数人群、尤其是那些在法西斯政权温室中羽翼渐丰且往往仰仗于在体制浑水中巧妙钻营而飞黄腾达的相对年轻一代——在经历9月8日之际，内心的焦虑主要聚焦于战局将以何种节奏演进、个人究竟怎样行事最为划算；其压倒一切的核心诉求在于绝不使自身受到政治牵累、遁形隐匿、销声匿迹（在个别场合甚至毫不脸红地继续榨取昔日法西斯旧雨同僚的人脉红利以谋求庇护），以便在恰当时机来临之际，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毫无瓜葛的冰清玉洁之辈，从而彻底免除任何历史罪责，甚至堂而皇之地以昔日体制的‘受害者’或自始至终的反法西斯暗度陈仓者自居，坚称自己此前之所以未能有所作为，完全是……拜法西斯暴政所赐²³。

唯有立足于这一现实主义视角，方能将知识分子投向萨洛政权的错综复杂的零散图景拼凑成一幅令人信服的完整历史画卷，从而超越战后法西斯与反法西斯阵营各自炮制的宣传流俗之见。唯有借助这一透视，方能理解一方面最初呈现出的‘犹疑不决’与‘踟蹰徘徊’²⁴（这种动摇事实上在随后同情或投身抵抗运动的人群中亦屡见不鲜²⁵；以及种种若即若离、若明若暗的投机隐匿²⁶，乃至投身其营垒之知识分子人数的相对匮乏）；另一方面，亦能理解那些依附萨洛政权者的行为特质，尤其是老一辈名宿，在许多场合与其说这是出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笃信，毋宁说被体验为一种维系个人操守一贯性与爱国情怀的壮举，亦是对墨索里尼个人患难故交情谊的展示；再一方面，亦能理解萨洛政权、尤其是梅扎索马与比吉尼针对知识分子所推行的安抚政策，以及法西斯强硬派对借用墨索里尼著名比喻所谓的‘巨型袋鼠’²⁷所始终抱持的刻骨仇恨——所谓‘巨型袋鼠’，指的正是那些在7月25日之前极力宣示自身纯正法西斯信仰、毫无心理障碍地以最谄媚庸俗的姿态为政权的宣传滥调背书，随后却一夜之间蜕变为政权的严苛法官与傲慢批判者之流；强硬派的敌意亦同样倾泻在那些以秦梯利为首的学者身上²⁸——尽管秦梯利投向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但在强硬派眼中，他却根本不是能够清醒洞悉历史赌注的真正革命法西斯分子，而是一个随时准备为了将墨索里尼与共和国引向‘民族和解’的滑坡、并向其‘不共戴天的死敌’推行‘宽容博爱’而作出任何妥协退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伪善的慈悲家’²⁹。

然而，让我们重回早先提及的行动队微观世界：只需稍加近距离审视便会发现，这一微观生态同样绝非均质划一，因而决不能将其视作铁板一块。

在9月8日之后立即率先挑起重建法西斯党大梁的人物，本质上是那些在法西斯掌权二十年间通常仅担任卑微次要职务、抑或早已被党开除出局或主动疏离出走的中下层行动队员。相反，那些曾执掌显赫权柄、或以批评姿态（通常带有法里纳奇派系色彩）介入党政生活的高层行动队员，其立场则截然不同且更为繁复。在昔日权贵中，投奔萨洛政权者凤毛麟角；而在后者之中，投效者的比例则高得多。然而，在最初关头便立即挺身而出的情况依然极其罕见。在萨洛政权成立之后，亦不乏有人选择自绝于其主流之外，游离于边缘地带而拒绝全情投入；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自身同墨索里尼个人的特殊纽带（往往更偏向人情层面而非纯粹政治层面）同与法西斯共和党的关系严格剥离，甚至断然拒绝登记入党，坚称萨洛政权无论口头上怎样唱高调，在实际上根本无力彻底决裂于昔日的肮脏过去，根本无力破除那些将法西斯主义推向深渊的陈规陋习与祸国奸佞。生动折射出这一复杂心态的典型文献，当属法里纳奇最铁杆的亲信之一、直至7月25日一直是其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代理人（在巴多格里奥统治的四十五天里他曾被迫远走避祸以洗脱企图重建当地法西斯支部的罪名）布鲁诺·普奇奥尼于10月7日致法里纳奇的一封密信。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³⁰：
现在，亲爱的罗伯托，我必须极其坦率地对你说：尽管我依然是那个立场坚定不移的行动队员、依然是德国同志忠诚无二的战友，但今天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彻底迷茫。君主的叛国逆行固然使我决不可能再维系从小接受的那种尊王君主制情感，因而从良知出发我本可以自由而清醒地登记加入法西斯共和党。然而这个所谓新党的纲领究竟何在？多年来我们一直梦寐以求希望看到统领整个运动的新人究竟在哪里？为何那些将祖国与党推向覆灭深渊的致命错误依然在被顽固延续？为何今天的空洞修辞同巴多格里奥政府上台前的滥调毫无二致？为何依然在强行委任那些其过去行径无论是非功过皆早已遭受我们这些最忠诚同志唾弃质疑的人物？为何不努力去争取吸纳那些虽非法西斯分子、但在那段蒙羞受辱的日子里却表现得比无数党证持有者更为亲近我们的骨鲠之士？
总而言之，亲爱的罗伯托，我们眼前依然迷雾重重；当我们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奉献全副身心之际，我们却感受不到任何必要性去加入这样一个政党——它吸纳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急于复仇雪恨之徒、企图轻而易举洗白自身劣迹之徒、抑或早已输光一切赤条条无牵挂的亡命之徒。你在大委员会上提出的议案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将誓死效忠于那项纲领。
在佛罗伦萨，无论从历史履历、个人操守还是参战资历来看皆属最优秀的法西斯精华分子，皆未曾登记入党：但所有这些人——其人数极其浩大——皆无比渴盼着同德国军队、同墨索里尼本人、以及同那些必将赢得我们无条件信任的新人展开全方位的精诚合作。

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在9月8日之后数日内率先自发组织重建法西斯支部的行动队员。在7月25日的晴天霹雳面前，许多人根本无法接受法西斯政权覆灭的现实，他们将这场崩溃归咎于‘假法西斯分子’的叛逆，归咎于共济会，归咎于官僚与金融投机集团的黑网——这帮人利用法西斯来谋取一己私利，并协助王室与巴多格里奥集团推翻墨索里尼，以便能够继续霸占权柄中饱私囊；更主要的是，他们归咎于那些蒙蔽‘领袖’、解除了党的武装并将其从‘革命的武装卫队’蜕变削弱为使‘叛徒’得以轻而易举清除法西斯政权之罪魁祸首的党内官僚。7月26日至27日，在个别偏远小镇，少数狂徒曾针对公开欢庆政权倒台的平民实施过零星孤立的暴力威吓与私刑报复；尽管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狂热盘算着反扑复仇的图谋并寄希望于德国人，但彼时大部分行动队员实际上早已作鸟兽散，甚至纷纷潜藏隐匿以躲避昔日受害者的清算报复（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米兰、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与皮埃蒙特，这种清算的危险绝非空穴来风³¹）；以至于在实质上直至9月8日之前，他们对巴多格里奥政府而言从未构成过真正的心腹大患。佛罗伦萨——作为行动队员人数最众且历史上素以残暴著称的重镇——的案例堪称典型，正如当地警务当局于7月28日呈送塞尼塞的一份绝密报告所详尽披露的那样³²：
法西斯分子，尤指行动队员群体，在事变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惊魂失措，且因失去了领导指挥与明确指令而四散溃散，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蓄谋展开有组织的报复反击，更遑论暴力行动；然而客观事实表明，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或许是预见到变故将临抑或是奉行特定指令，他们已然广泛秘密武装了自身（鉴于其坐拥充分的武器获取渠道）；完全不能排除在眼下笼罩其四周的仇恨敌意氛围中、鉴于坊间公开激烈叫嚣的清算言论，他们至少会誓死自卫以保全自身及家眷的人身安全——盖因他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自己已成为众人清算报复的活靶子。
另一方面，亦完全不能排除他们可能重新集结为若干决死自卫小组，企图发动某种武力反扑以抵御外界暴力攻击。

9月8日事变爆发之后，城市与乡村的相当一部分行动队员³³认定自身翻身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对于其中一部分人而言，这纯粹是一场关乎道德洗雪与权势夺回的较量；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内在机理则远为错综繁复，因为在这些直观动机之外，还叠加着其他一整套深层诱因——唯有深入体察这些诱因，方能真正洞悉共和法西斯主义最本质的特质之一，并由此理解为何众多早在夺权初期便因厌倦政权官僚化退变而悄然淡出党政舞台的昔日‘早期法西斯元老’会在此刻重新成批复出。

就前一类人而言——其中包含巴尔迪、波拉斯特里尼、卡里塔、科隆博等臭名昭著之流（科赫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特例，因为如前所述，他最初对前途茫然无知且自诩毫无政治头脑）——马里奥·卡里塔的行径最具代表性象征。

1943年12月中旬，眼见卡里塔匪帮（约六十余名穷凶极恶之徒）在佛罗伦萨的暴行激起了全城军民对德军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滔天敌意³⁴，德方深感不安，遂通过拉恩直接向墨索里尼提出交涉，要求停止该帮派在托斯卡纳首府的恐怖屠戮，将其调往野战前线投入反游击战清剿；面对德方干预，卡里塔向‘领袖’呈递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旨在驳斥对他的种种指控，力陈自身暴行的所谓‘正当性’，并极力淡化洗白自己犯下的滔天血债³⁵。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赤裸裸地看清：对于卡里塔这样一个充满暴力本能与失败受挫感的病态狂徒而言（正如9月8日之后重返舞台的其他诸多更野蛮嗜血的行动队头目一样），率先投靠德军、继而效忠萨洛政权，本质上是一种性格宣泄、自我确立与攫取权力的疯狂途径，是一种向那些多年来尽享荣华富贵并将大批如他一般的草根打手打入冷宫边缘岗位（‘各省党部书记需要除掉这帮忠勇之士，因为他们早已彻底沦为工商业财阀集团的走狗……他们忙于安插自己的亲眷私党，紧接着便是情妇的兄弟、丈夫与密友’）并自命不凡地居高临下蔑视他们的阶层（正规军官、高阶官僚、国家法西斯党政客等）实施病态报复与快意恩仇的手段。备忘录中那寥寥几句生硬拼接的‘意识形态’说辞、以及试图将萨洛暴力强加于‘社会正义’逻辑之上的拙劣尝试（盖因假使卡里塔心中尚存任何真诚情感，那便是对一切‘富豪’与‘权贵’阶层入骨的阶级仇视，而全然不在乎这帮人在政治上是否依附法西斯），显得如此粗鄙不堪，瞬间戳穿了其虚伪狡黠的工具性本质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阴暗心理发条。‘那些寄生虫、胆小鬼，仅凭其规章法条与官僚机巧苟延残喘’，在最初那段‘只要佩戴黑衫便随时面临丧命之险’的恐慌日子过去之后，正纷纷从其隐匿的‘洞穴’中钻将出来，‘时刻准备着继续其或自觉或盲目的瓦解国家的勾当’。面对这帮败类绝不能有丝毫仁慈宽宥：
领袖啊，必须向人民展示铁腕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即是正义！

枪决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底层，枪决更必须首先施加于军队将领、政客与贵族阶层！唯有付诸这种您昔日因‘厌恶流血’而极力反对的雷霆铁腕，您方能重新凝聚起国家那股再次向您靠拢的健康骨干力量。
在崇山峻岭间、在密林深处、在乡村破败的房舍中蛰伏着大批反叛分子，唯有一场正义的雷霆行动方能使他们重回祖国战旗下作战。
只要向他们昭示最坚决的铁血正义，他们便绝不会再去充当敌寇的鹰犬，而是必将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同仇敌忾！
那些尸位素餐的政客必须被彻底清洗替换；我再度重申，只要新人在祖国的名义下行动，即便铸成大错亦无关紧要！

在发表上述厥词时，卡里塔在政治思维上的粗鄙与白痴甚至远甚于‘穆蒂军团’的创立者佛朗哥·科隆博。科隆博同样是一个历经种种暴行磨砺的老牌行动队员（然而在1925年因卷入谋杀一名受命核查其所掌管街区党部账目的督察员事件后，被开除出国家法西斯党并丢掉了在意大利酿酒实业机构的差事；此后他靠经营小本买卖为生，倒也未曾引发过额外风波）。科隆博从不否认自己是个目无法纪的‘亡命浑球’（balordo），且从未妄图为自己的杀戮行径披上任何政治与社会维度的道义遮羞布。对他而言，在9月8日之后驱使他甚至不等上峰召唤便立即重披黑衫走上前台的唯一核心动因，便是彻底荡平叛徒，并用纯粹的武力去迎头痛击正在萌生的游击队抵抗运动。当他前去拜谒米兰省党部专员阿尔多·雷塞加、并敏锐察觉到后者在骨子里根本不愿让党组织同他这种浑球沾上干系时，他所作出的反唇相讥在草莽真诚层面上极富代表性：
当加里波第从夸托开拔去解放全意大利时，”面对雷塞加的冷眼排斥³⁶，科隆博咆哮道，“可曾要求他的千人加里波第勇士在上船前出示无犯罪记录前科证明？……但他终究造就了意大利！而我，这个被你骂作浑球的人，将率领我手下的浑球们，去彻底荡平那些叛徒、那些怯懦的显赫政客、以及那些反法西斯匪徒！……昔日那些耀武扬威的高级政客有哪一个登记依附了新的共和法西斯？没有！……那帮杂种早已不复存在：他们早已背叛了信仰！但如今有我们顶上来：放宽心吧，雷塞加，有我们在天塌不下来！每天都有同志被他们暗杀，难道你打算让我们像瓮中之鳖一样坐以待毙？我们有何等武装力量能护卫我们的性命、我们的家眷与我们的宅邸？如今唯有仰仗米兰的行动队员了！！

不仅如此，卡里塔甚至比其身处罗马的同侪吉诺·巴尔迪与古列尔莫·波拉斯特里尼更显粗鄙——对于后两人而言，暴力不仅是宣泄昔日挫败屈辱的报复渠道（巴尔迪在7月25日之前好歹曾位列罗马省党部副书记之一），且在某种程度上同一种多多少少带有政治性质的野心构想结合在一起，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何罗马法西斯党部的重组会成为全意大利最为血雨腥风且充满内部恶斗的历史过程之一。

首都法西斯支部的重建进程相较于其他城市之所以显得格外曲折坎坷，不仅源于罗马作为一整套特殊事件舞台的独特性（尤其是‘不设防城市’的宣告设立、德军极其密集的驻扎存在、以及德方赋予该城的极端敏感的地缘政治与战略地位）；亦源于大批法西斯政权昔日显贵滞留罗马（其中一部分人在巴多格里奥统治的最后数日曾被关押进女王天宫监狱或博切亚堡，这使得他们在获释后得以堂而皇之以‘反法西斯迫害的殉道受害者’自居），他们要么极力阻挠将城市生活推向极端政治化的企图，要么自以为能够重登大位却执意观望风向、因而竭力阻挠任何可能导致自身受牵连或被架空的过激举措；最后，在这般扑朔迷离的特殊政治气候下，法西斯支部的重建同包括新中央政府组建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权力角逐纠缠在了一起。

在这一独特的危局下，两个互不统属的群体各自独立发起了重组罗马法西斯支部的行动：其一是由驻扎在城郊某营房的若干狂热法西斯青年组成的团伙，其首要目标乃是搜捕并惩办‘叛徒’斯科尔扎（斯科尔扎自9月9日起便被若干元老恳请出面收拾残局，却遭其断然拒绝）；其二则是由数名老牌行动队员（几乎皆为长期被边缘化或贬黜至无关紧要闲职的边缘分子）组成的帮派，围绕着四个注定在凶名上与佛罗伦萨卡里塔齐名的恶徒而集结：吉诺·巴尔迪、古列尔莫·波拉斯特里尼、卡洛·弗朗基内·德圣雷米以及马里奥·卡鲁索。正是这第二个群体（吸收了第一集团的部分人员），在9月12日刚刚得知墨索里尼获释的消息后，由巴尔迪自封为‘全权整顿专员’，悍然强占并重开了韦德金德宫党部大门，从而在实际上重建了罗马支部——而当时绝大多数罗马法西斯官僚仅仅选择‘隔岸观火’。然而，这一擅自夺权行径立即引来了两方的极大猜忌与掩饰不住的敌意：一方是‘不设防城市’司令官卡尔维·迪·贝尔戈洛将军，另一方更为关键的则是德军驻罗马卫戍司令施塔尔将军与帝国公使拉恩——两人在个人层面上皆极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在罗马死灰复燃（极富深意的是，即便以多梅尼科·佩莱格里尼·詹佩特罗为灵魂核心的体面法西斯元老团体亦被严禁通过电台公开发言，且关押在博切亚堡和女王天宫监狱的法西斯要犯唯有在墨索里尼脱险消息坐实后才被准许出狱），认定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给德军在罗马平添无穷混乱。尤其是当帕沃利尼即将自德国抵意前夕，巴尔迪团伙与若干企图在柏林彰显自身狂热忠诚的极端德军军官相勾结，急不可耐地在德国驻意大使馆内秘密串联开会、企图抢在获知墨索里尼任何决断之前先行确立所谓临时政府架构，以迫使帕沃利尼面对既成事实之时，这种冲突更被推向了白热化。

关于这出政治滑稽剧，现存唯一的原始档案证据是一张印有‘法西斯与生产组织众议院’台头的信纸，上面毫无额外说明地罗列了原定组成‘1943年9月16日成立于德意志大使馆之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名单。纸面上赫然列有22个人名：位列第一的是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第二位是伦佐·蒙塔尼亚，第六位是费尔南多·梅扎索马；第七、八、九和第十四位赫然是巴尔迪、波拉斯特里尼、卡鲁索与弗朗基内；而位列名单末尾的……居然是‘斯科尔兹内上尉’！至于其余人员，一人为前国家议员奥洛·农齐（此人随后出任法西斯共和党政治秘书处主任，继而升任国家社保局特派专员）；四人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未曾跻身要职的老牌行动队员：雷纳托·阿莱托·利纳雷斯（随后执掌《法西斯劳动报》帅印）、朱塞佩·东戈（随后出任诺瓦拉省党部书记³⁷）、科里奥拉诺·帕尼奥齐（塞尼塞昔日的私人秘书处主任，不久后获擢升为省长）以及乔瓦尼·巴蒂斯塔·里焦（原防空民兵人事与纪律处处长，未来的法西斯共和党军事秘书处主任）；而最后的八人则完全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庸之辈：阿尔贝托·阿莱西、恩里科·比安奇、内洛·卡杜奇、维托里奥·拉坎纳、亚历山德罗·帕拉迪诺、布鲁诺·帕尔马里亚、加埃塔诺·普拉斯蒂纳与里卡尔多·沃尔塔雷利³⁸。这样一份光怪陆离的大杂烩名单，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唯有一种合理解释：这是一场极其拙劣、仓促上阵的政治夺权闹剧，企图硬性拼凑起一批在昔日政权中‘饱受排挤苛待’的老牌打手作为‘新面孔’塞入未来的国家最高执政班子。整场操弄完全建立在个别并不赞同施塔尔、拉恩与凯塞林稳健路线的激进德军军官的暗中撑腰之上，并试图通过在内阁中生拉硬拽塞入若干‘必不可少’的权威招牌（首先是墨索里尼前一日刚刚钦定为临时党魁、因而注定出任部长的帕沃利尼）来赋予这出闹剧以某种表面上的合法性。

在我们看来，正是在上述狂悖企图的直接刺激下，卡尔维·迪·贝尔戈洛将军以‘不设防城市’司令官的名义，‘依据同德意志军事当局（即施塔尔将军）达成的协议’，于9月16日当天迅速签署并向全城警务官员散发了一份极其严厉的通告。通告斩钉截铁地宣布：除各部委由依照凯塞林与拉恩达成的协议所委派的专员为了维系行政机构的技术性运转所作出的个别人事调整外，‘决不承认任何性质的政权更迭与当局变动’；‘因此，凡擅自闯入各部委及其他公署企图强行霸占官职者，一律押解交由德意志大使馆施塔尔将军处置裁夺’³⁹。借由这一雷霆通告，这个襁褓中的所谓临时政府当即被彻底否决并就地埋葬。然而风波并未就此止步，盖因帕沃利尼在抵京亲历现场惨状之后，于9月22日委任费鲁乔·卡皮为罗马省党部专员以图清除巴尔迪；然而卡皮（或许因对是否登船投靠萨洛政权仍举棋不定，或许是听从了巴尔迪背后某些权贵庇护者的‘劝诫’）并未敢赴任履新而是直接隐匿遁形，致使巴尔迪得以卷土重来、重新稳坐罗马法西斯专员的交椅。

随着施塔尔的继任者梅尔策将军对法西斯态度远为宽纵，巴尔迪及其匪帮愈发肆无忌惮，在随后的整整两个月里以骇人听闻的谋杀、私刑暴虐与肆意劫掠将整座罗马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其恶贯满盈之程度较之米兰的‘科赫帮’⁴⁰与佛罗伦萨的‘卡里塔帮’毫无逊色，以至于最终激怒了卡普勒与多尔曼，迫使两人直接通过柏林向萨洛警察总局长坦布里尼与帕沃利尼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们务必力排巴尔迪背后庇护伞所设置的重重阻力，坚决终结这桩旷世丑闻。正是在德方的严厉施压下，巴尔迪的暴虐‘王朝’才于11月底宣告寿终正寝：巴尔迪、波拉斯特里尼及其约四十名党羽亲信遭到逮捕并被押解至艾米利亚的监狱下狱；罗马省党部帅印首先被交由党督察官朱塞佩·皮齐拉尼（帕沃利尼派其赴罗马料理收拾残局），不久后正式移交给路易吉·帕斯夸卢奇全权掌管，直至罗马全城解放⁴¹。

莱奥·瓦利亚尼在其名著《条条大路通罗马》中⁴²，曾精准洞悉了法西斯共和党同昔日国家法西斯党之间最本质的差异之一，那便是党员干部队伍构成的深刻质变：

共和法西斯主义在庞大的旧持证党员队伍内部引发了一场显而易见的大筛选。那些纯粹出于身不由己、或受爱国主义、劳工神圣与纪律秩序等虚妄修辞蒙蔽而入党之人，大体上倒向了反法西斯阵营并构成了其中的温和派。较为精明机巧的投机分子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狂躁门徒，则纷纷退避三舍、隐匿自保。

然而，当瓦利亚尼在论述的收尾部分（与阿门多拉相反，瓦利亚尼在论述中绝非偶然地甚至完全回避了广大青年依附法西斯共和党的棘手历史难题）断言留在党内‘身披黑衫者’仅仅包含‘极少数空想狂热分子以及大批掠夺压榨该国的最下劣之徒，他们绝大多数皆顶着一张充满仇恨的阴鸷面孔’时，其论断显然流于极度草率。大小巴尔迪之流的恶名昭彰‘业绩’——之所以被称为‘小’，往往仅因其作恶地点不在枢纽大城而在偏远小邑因而未曾广为人知——不足以推导出1943年9月至11月间逐步成型的法西斯共和党在本质上全是由虐待狂、暴徒、拷打犯与刑事罪犯所构成的结论；更不容许在上述‘恶劣品质’同加入该党之间建立某种简单的因果决定律。因为正如拉努乔·比安奇·班迪内利在日记中所极其透辟深刻指出的那样⁴³：下贱的刽子手与酷刑犯属于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民族内部皆客观存在的社会人渣；只要历史时局为之提供了宣泄的温床，他们便会在任何经纬度、在任何颜色的政治罩衫伪装下粉墨登场。

事实上，若想真正理解在1943至1945年间浸染意大利大地的无数流血暴行，首要之务在于把握那段岁月的特殊环境与内战氛围——这正是引爆并成倍放大上述“恶劣品质”的真正历史诱因与催化乘数，且不仅在法西斯阵营内部如此，在游击队阵营中亦复如是。

事实上，涌入法西斯共和党队伍的男女人员⁴⁴，在文化与社会出身、既往履历、性格特质、人格风骨以及心理状态等各方面皆大相径庭；尤为关键的是，在彼时危急境遇下促使他们或出于真诚或出于伪善而选择依附该党的深层动机亦截然有别。这批男女往往极其清醒地意识到胜负大局早已注定；因此，投身法西斯共和党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我们指的并非巴尔迪团伙等极端个案，而是指普通大众）不过是一种亡命徒式的逞凶斗狠、一种绝不束手就擒的高价叫卖性命、一种死囚临刑前的“最后一支香烟”；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这却誓愿成为一种维系道德与理想操守一贯性的庄严举措，一种拒绝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决绝反抗，一种甚至带有向世人公然叫板与打脸色彩的浩然自证——向那些“数十万计的法西斯分子、数万名行动队员，那些在最后关头仓皇四散却拙劣伪装成早期雄狮的下贱卑怯之辈”公然宣战，盖因除少数“神圣的狂徒”之外，绝大多数旧人早已作鸟兽散⁴⁵；这亦是对“过于廉价且过于怯懦的”自甘沉沦的彻底唾弃，正如一名年轻的萨洛官兵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所倾诉的那样⁴⁶：

虚无乃是一个如此遥不可及且难以置信的梦呓，正因如此它绝非历史的真实。人终究将跨越彼岸而苟活于世，却或许将终生背负着沦为怯懦逃兵的彻骨痛悔，懊恼自己未能像他人那样哪怕在泥淖中亦昂首前行。一个人固然可以决意不再作战，但他将永远被‘未曾抗争一试’的无尽悔恨所撕噬折磨。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恰恰解释了若干矛盾现象——这些矛盾有时属于实质性的，有时则纯属表面或形式上的，但无一例外皆构成了深入洞悉这样一个充满剧烈动荡心态与几乎纯粹情绪化动机之繁复历史图景的宝贵钥匙⁴⁷。这亦解释了诸多若非如此便难以理解或极易遭致误读的微观历史细节。例如，许多萨洛法西斯分子所身着的军装服饰往往荒诞陆离、甚至带有戈雅式的狂诞夸张色彩（类似现象在游击队阵营中亦屡见不鲜⁴⁸），这一现象唯有联系到某种流浪汉式的邓南遮主义浪漫心理传统、以及对旧式皇家正规军队的尖锐批判与反叛宣告，方能获得合理解释。盖因假使对于绝大多数意大利人而言，战争以及尤其是9月8日事变的首要恶果在于粉碎了他们的集体乃至个体认同；那么对于那些感到某种道德冲动与必然性驱使自己投身萨洛政权或抵抗运动的人而言，这却宛如一场重新发现自我的心灵觉醒——借用翁加雷蒂当年阐释投身1915至1918年大战对其个人意义所使用的名言⁴⁹，这相当于终于获得了一张“身份证”，其价值不仅在于使自己走出无名之辈的虚无，更在于重新辨识自我，并在同一时刻唤醒对自我的认知与觉悟。

就那些投身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事业的人士而言，富尔维奥·巴利斯蒂与文琴佐·科斯塔的回忆录（两者皆非旨在公开发表而撰写，此点绝非偶然），对于我们理解萨洛军民的参战动因以及共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情世态与人性真实”，具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

文琴佐·科斯塔系一名一战伤残军人、昔日的阜姆志愿军老兵兼“进军罗马”功勋队员，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仅担任过微不足道的闲职，9月8日当天正率领一支阿尔卑斯山地步兵部队驻扎于乌迪内近郊；在萨洛共和国时期，他先后作为雷塞加与博蒂尼的副手执掌米兰省法西斯党部，直至1944年4月26日获墨索里尼钦点出任米兰省党部专员。在回忆录中回顾萨洛岁月之际，他将法西斯分子甄别划分为两大群体：“理想主义者”与“豺狼秃鹫”。这种分野除了明显受制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且成书于事变“余温尚炽”的历史语境之外，显然带有一种流于过度公式化、包庇开脱、且在根本上将绝大部分罪责统统转嫁给“豺狼”以洗白自身的辩护色彩。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一划分依然保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在数量层面上扩大、同时在性质层面上收窄许多历史学者针对巴尔迪团伙等所界定的所谓恶徒范畴：因为尽管巴尔迪之流在灭绝人性的残暴维度上无可争议地构成了极端特例，但“豺狼”绝非无足轻重的边缘分子——盖因正是这批下贱鹰犬构成了强硬派赖以立足维系、并在政治上压制“温和派”与“理想主义者”的基本打手力量。科斯塔写道⁵⁰：

在一切因军事惨败所引发的剧烈政治动荡中，历史经验昭示我们：人性的最卑劣下贱本能必将在种种犯罪狂潮中沉渣泛起。欺凌压迫、暴力残害与奸诈阴谋，似乎彻底压倒了对法律尊严、对人类尊严以及对私有产权的基本敬畏。

当一个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当人们的双手被武装起来在阴暗角落残杀同胞市民与骨肉手足之际，必将引致将国家推向分崩离析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而世间唯一横行的法则便只有丛林野兽的弱肉强食。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一言一行、在他们的每一份奉献牺牲中，心头唯独装着祖国、战旗与军人荣誉的庄严景象；因而决不能将豺狼秃鹫同那些流血牺牲的真正斗士混为一谈。在我们身处的险恶绝境中，绝不能流于软弱妥协，而必须以雷霆铁腕严惩那些胆敢以自私偷盗的唯物主义肮脏贪欲来玷污信仰纯洁性的败类，唯此方能树立严明典范。在米兰法西斯共和党旗下集结着成千上万的忠勇同志：在第一与第二线动员的‘雷塞加’黑色旅旗下集结着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在这些法西斯战士中，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难民，为了遏制敌寇的进犯，他们义无反顾地编入我们的武装部队；然而这批人中却有一小撮败类，妄图借由身披军服来掩饰其卑劣本能与奸诈罪行。

这批‘豺狼’来自天南海北，外界对其既往履历、真实身份以及险恶居心一无所知；在我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主动前来索要一套军装与一支步枪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查实其罪恶行径，便必须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整肃，因为唯有维护纪律的尊严，严惩方能起到警示后人之效。

现在我们转向科斯塔所谓的“理想主义者”：这一概念若用来同“豺狼秃鹫”相对立，或许具有某种指示性意义；但在严肃的历史学考察中，它却显得过于空泛以至于无法用于真正穿透共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杂肌理。盖因一方面，它全然抹煞了“理想主义者”内部巨大的立场分歧（从“温和派”一直跨越至“强硬派”，而强硬派内部又进一步割裂为“元老强硬派”与“少壮强硬派”），亦抹煞了某些立场往往带有极强的个人恩怨色彩；另一方面，它亦使得人们极难深入透视将诸多大相径庭之立场联结在一起的内在极端主义特质。在这方面，诉诸暴力的态度堪称典型：视具体情境不同，“理想主义者”在某些场合坚决排斥暴力，在另一些场合却将暴力视为在道德与政治上不可或缺的手段，近乎一场旨在从大体尚属健康的肌体中剔除恶性肿瘤的外科手术。

尽管亦不乏选择投身正规作战部队与国防军、而非在党务系统中任职的人士⁵¹（这一选择绝非偶然），但在依附法西斯共和党与萨洛政权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受爱国主义、“荣誉感”、洗雪国王与巴多格里奥给意大利带来的“背叛”耻辱、以及维护“自我尊严”的动机所驱使。就维护自我尊严而言，阿尔登戈·索菲奇（他清醒地意识到正是“滔天的迷误与盲动”将“异化的法西斯主义”连同整个意大利推向了覆灭惨剧⁵²）向普里莫·孔蒂解释其心路历程的名言极具代表性：“你瞧，那个在我们年少时令我们神魂颠倒的女人，如今已年老色衰、丑陋不堪且病入膏肓。此时离弃她将是一种卑劣下作的怯懦背叛：我们必须守候在她的病榻旁，哪怕她浑身散发着恶臭，亦必须忍受守护到底”⁵³。此外，尽管清醒预见到个人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他们誓愿匡扶、庇护墨索里尼，决不能将领袖抛给极端暴徒肆意摆布。“他迫切需要，”秦梯利于1943年12月16日致故交安东妮亚·马罗蒂（罗兰迪·里奇之妻）的信中写道，“深感身旁环绕着明智、勇敢且具有坚定爱国情操的意大利志士。我们必须帮助他；愿上帝为了我们的救赎而保佑他吧”⁵⁴。这些在今天看来或许荒诞无稽、难以理喻乃至大错特错的情感，在彼时彼刻却在无数意大利人心头激起了真切共鸣。不仅是那些在法西斯主义与战火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甚至包括出身非传统法西斯乃至反法西斯家庭的年轻一代⁵⁵），亦包含大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养成、在道德与文化层面绝非平庸之辈的长者宿儒。甚至包含王党分子，以及深知导致意大利深陷绝境的首要罪责全在法西斯政权自身、却断难宽恕国王出逃丑行的人士；这批人虽未曾正式加入萨洛政权，却无论如何不忍苛责那些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挽回民族尊严的殉道者。在这方面，一位老将军的事例极富深意：当帕沃利尼初抵罗马并进驻韦德金德宫之际，该将军主动求见，开门见山声明自己是君主派，随后预祝帕沃利尼好运，并当场奉上一张巨额支票作为献给党的个人襄助捐款⁵⁶。此外——这一点在今天或许更难被世人理解——亦包含这样一批法西斯分子：他们虽身披法西斯外衣，却在骨子里始终沿袭着1914至1918年大战时期的敌视眼光将德国人视作野蛮残暴的“德国佬”（crucchi, boches）；如今，他们固然痛斥意方的“背叛”，却更为德国人对意大利落难官兵展开的“毫无怜悯、灭绝人性的野蛮搜捕”感到怒不可遏。科斯塔的经历在此堪称典范：9月8日之后他的首要之务唯有千方百计从德军魔爪下解救自身的阿尔卑斯山地官兵，甚至不惜亲自策划并实施了一场武装突袭，强行破拆解救了被德军封闭在开往德国集中营的两节运兵闷罐车厢内的意大利战俘。在妥善安置部属与脱险战俘返乡之后，他怀着克尽军人与意大利人天职的坦然心境，孤身返回米兰看望老母。而正是在米兰，一出彻底逆转其人生命运的戏剧性邂逅拉开了帷幕：他漫无目的地偶遇了自己在1919至1920年阜姆冒险时期的患难战友阿尔多·雷塞加。

命运注定应当如此，”科斯塔在回忆录中追述那场改变其一生的邂逅及其震撼效应时写道⁵⁷，“假使我当时没有穿过圣塞波尔克罗广场而是拐向了另一条街道，我便绝不会撞见阿尔多·雷塞加；回到家人身旁的我，或许将迎来截然相异的人生归宿。我不知道命运究竟会怎样安排，但我肯定决不会袖手旁观；我的灵魂与信仰未曾改变，甚至愈显成熟，因为意大利正召唤着她的儿女去拯救她于危难废墟。

踏入历史悠久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我原本以为省党部早已铁门紧锁、窗户黑洞洞一片；然而正相反，在当年首开先河的元老支部阳台上，正迎风猎猎招展着最早的元老支部旧战旗，以及一面硕大的带有束棒标志的三色国旗。一长列市民沿着人行道蜿蜒排起长龙，静候着依次递交加入法西斯共和党的登记申请表。广场上方的窗户大开着，阿尔多·雷塞加瘦削的身影骤然映入眼帘：他一眼望见了我并高声呼唤我的名字。仿佛被某种内心不可抗拒的威严声音所催动，我们不约而同地迎面奔向对方：他在省党部的骑楼拱廊下迎上前同我紧紧相拥。我们并肩登上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迈入省党部书记的大办公室，促膝畅叙千言万语。我们的金石之交始于1918年战壕中并肩搏杀的硝烟岁月，在对意大利阜姆的热血狂澜中彻底铸就。在法西斯统治的二十年间，我们曾共同度过无数激情燃烧的难忘时刻，并曾一同执掌米兰各支部法西斯纪律联合法庭。

在他面前，我先前的个人打算瞬间烟消云散：我们重又相逢在一片瓦砾废墟之中，但我们的身旁环绕着欢呼喝彩、满怀热切希望的老战友们……

在这一核心动因之外，亦交织着其他诸多诱因；在绝对数量上，由这些诱因直接促成的投诚人数或许相对有限（但必须谨记，各种动机往往高度交织重叠），然而无论如何皆不可予以低估或忽略——尤其是假使人们试图对战后法西斯阵营极力喧嚣炒作的萨洛共和国“社会灵魂”拨云见日、廓清迷雾的话。战后的这股翻案鼓噪，最终赋予了社会性维度的诉求（该诉求固然真实且强烈地存在，却具象化为极其芜杂的立场光谱：从主张法西斯必须最终兑现其早期原初社会纲领、建立更公正先进之社会的诚挚理想，一直延伸至纯粹为了惩戒出卖法西斯政权并导致其破产的资本家与富豪阶层的报复快意）以某种远超出其实际历史分量的过度权重；尤其是对于投奔萨洛政权的广大年轻一代而言——正如文琴佐·科斯塔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那样⁵⁸——真正在其心头占据压倒性分量的，唯有通过武力抗争去彻底洗刷由德国人乃至世人强加给意大利人民的背信弃义的耻辱污名：

军旗的荣誉遭到了践踏凌辱，强敌正逼近罗马……必须挺身迎击敌寇，与之一决雌雄，将其驱逐出境！至于所谓《维罗纳纲领十八条》，年轻官兵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根本不知所云；在他们年轻而慷慨的心灵深处，唯有奔赴前线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神圣职责在熊熊燃烧。

在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动因中，亦包含这样一部分群体的执念：他们深受一种深层笃信和/或恐惧的驱使，认定英美苏三强同盟的全面胜利必将彻底毁灭欧洲文明，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欧洲大陆、首先是意大利的彻底布尔什维克化。

另一重动机则源自这样一批人的期许（抑或更现实地讲，在彼时乱局中被他们视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认定法西斯共和党必将成为一个同昔日国家法西斯党截然相异的崭新政党，法西斯主义终将凭借该党完成在统治时期未能、无法或不愿付诸实行的深刻社会革命，并由此重新赢得广大工农群众的衷心拥戴与支持（否则群众势必不可逆转地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从而抚平曾经并将继续撕裂民族共同体的深刻道德与政治创伤。正是置身于此种政治逻辑与心态脉络之下，关于企业社会化（socializzazione）的辩论以及更直接关于《维罗纳纲领》的争鸣方告粉墨登场。对某些人而言这无疑是发自肺腑的，对另一些人而言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手腕⁵⁹。循此逻辑，亦大体应当将1943年地方党报上刊载的若干表态言论纳入同一范畴审视⁶⁰——例如尼诺·斯科尔佐于10月21日在威尼斯《小报》发表题为《体制的危机与体制内的危机》的专论，或多或少公开发表承认“在许多意大利人良知深处，政权早在7月25日之前便已轰然坍塌”，并以意大利的名义大声疾呼在“新”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达成民族和解；此外，亦应涵盖同一时期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威尼托、托斯卡纳、马尔凯与罗马等地为促成国共两党或至少促成双方达成妥协共处（modus vivendi）以避免同胞阋墙惨剧所展开的系列幕后试探（这同埃德蒙多·乔内及其余边缘小团体随后展开的政治运作有着本质不同）。然而，这番苦心孤诣的尝试最终彻底化为泡影，盖因法西斯极端强硬派与日俱增的暴行屠戮不断给这种和解意图施以响亮耳光⁶¹，加之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对和解企图展开了极其坚决的地下暗中阻击与绞杀⁶²。

再有一重动因促成了相当一部分老一辈马志尼派共和主义者（不仅指其生理年龄，亦指其在思想谱系上带有鲜明复兴运动传统的渊源，主要集中在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与马尔凯）投向萨洛政权与法西斯共和党：尽管他们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从未同法西斯统治合流同流合污、甚至时常对其抱持傲岸不屑的鄙视抗拒立场；但一旦墨索里尼公开宣布建立世人渴盼已久的“共和国”，其内心深处受到了如此强烈的震撼感召，以至于在共和旗号以及对君主制极端病态仇恨（如今更因国王的“背信弑国”而火上浇油）的驱使下，他们毅然抛弃了昔日对“王权法西斯主义”的猜忌与抗拒，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在上述诸般动因之外，最终尚须补充最后一项：即对于某些群体而言，投身法西斯共和党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乃是墨索里尼个人超凡魅力在其身上持续发挥魔力作用的直接结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个人威望同样深受9月8日之后全民族思想与心灵极度混乱动荡的洗礼；其具体面相极难予以精确勾勒且绝非千人一面：在某些人心中它依然鲜活如初；在另一些人心中它已近乎枯竭并被怀疑与激烈的批判所侵蚀；而在更多人眼中，它仿佛被过滤为一种交织着怀旧眷恋与悲凉凄婉的复杂情感——宛如面对一位惨遭事业破产的严父，在行将就木的最后关头做子女的决不能绝情弃之不顾，而必须义无反顾地陪同他将厄运的苦杯饮尽到底。

行文至此，为防滋生误解，有必要彻底澄清：较之老朽残暴的行动队员传统，“理想主义者”（尤其是青年与极年轻一代）⁶³固然在数量上构成了最为庞大的绝对多数，且将自身的阵营抉择视作一种维系道德操守一贯性的崇高行动、视作为了“祖国福祉”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且往往切合其心目中对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纯真构想；然而在整个政权的政治运作与党的日常活动中，这一群体却从未能够夺取与其潜在力量相称的话语权与主导地位，其能量从未真正有效影响政局（除极个别微不足道的特殊场合外）。这不仅体现在运动初期——彼时在许多地区率先挑起重建支部大梁的老牌行动队员由于比常人更为活跃坚决而未曾遭受党中央高层的有效遏制⁶⁴；且同样体现在随后的演变进程中：法西斯共和党领导层虽亲眼目睹极端强硬派系统性的流血暴行正在将大批本可凭借其专业技术与行政专长为新政权效力的贤达志士推向对立面，使得“新”法西斯在最初举棋不定的人群眼中显得比“旧”法西斯更为可怖歹毒，进而迫使广大民众退缩进个人的避难孤岛，领导层遂罢黜清洗了一批盘踞要津的极端暴徒⁶⁵并将另一批人边缘化⁶⁶，力求阻止其跻身权力中枢。然而极其讽刺的是，帕沃利尼领导层在或自觉或不自觉之中，亦以完全相同的排挤手腕对待了温和派、尤其是那些梦寐以求建立一个从最高领袖以降同二十年统治旧貌毫无瓜葛之“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概括而言，导致寄望于“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彻底走向破产边缘的，主要有四重交织互动的深层根由。其一，是该阵营内部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彼此割裂，使得形成统一连贯的政治战略变得难如登天。其二，是党中央高层出于权力护盘的本能，千方百计阻挠他们染指权力中枢：高层极度担忧这批青年激进分子对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激进构想（乃至其对德关系的桀骜不驯）会在那些——有时出于真心、但更多出于投机算计——视萨洛共和国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特别是将其视为能够在盟军攻占并恢复社会秩序前最大限度“冻结”本土局势以防游击队与德军全面血洗的各阶层中间势力中激起猜忌与敌意；这些保守势力绝不希望看到社会仅存的既得秩序遭受本应充当护法者的年轻狂热分子的进一步冲击摧毁。其三，是昔日法西斯统治时期在地方层面盘根错节的旧利益与旧权力集团依然坐拥雄厚实力，他们横下一心决不容忍被排挤出局，因而在实践中发现支持同自己保有数十年深厚利益勾连的旧“强硬派”法西斯分子，远比扶植这批意图改弦更张的新人（不论其温和与否）划算得多。其四，若在上述阻力之外，再加上年轻一代在评判标准、道德操守以及政治抱负上同老一辈法西斯分子（不论是打手还是旧官僚）毫无共通语言这一现实，便不难理解：倘若允许“理想主义者”真正实质性介入党的领导，势必迅速导致绝大部分在9月8日之后抢班夺权的权贵被清洗出局；因此这批旧人当即本能地触发了狂暴的政治自卫反击。更何况面对“理想主义者”的“脱离现实”与“浪漫幼稚病”，当权派可以冠冕堂皇地高举“政治理性”的大旗，辩称绝不能自绝于萨洛政权生存不可或缺的社会阶层，更绝不能触怒德国人——盖因在德国人眼中，这批激进的“理想主义者”纯属扰乱其统治利益所需之“既定秩序”的危险动乱根源；更遑论德国人亦已敏锐察觉到，除开恪守“捍卫同盟”的虚妄道德教条外，许多“理想主义者”在骨子里对德意志帝国其实毫无好感。

阐明此点之后，有必要在此先行提炼出我们将在后文展开全面论述的若干核心论断，以防滋生歧义。其一：9月8日推向历史前台的主流人物，绝大多数意图向“体制法西斯主义”及其背后的社会支柱势力展开政治复仇，并奠定一种截然相异的法西斯主义基石。此乃理论层面的设想；而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却分裂为一系列在历史渊源（部分可追溯至二十年统治时期，部分滋生于事变之后）上错综复杂且彼此倾轧的权力派系，在设定的战略目标、达致目标的手段、以及同各大社会阶层的具体利益羁绊上水火不容。其二：这批人中仅有极少数人真正承袭了纳粹主义的“精神遗产”；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继承或自以为继承的是完全纯粹的意大利本土革命传统（其中对经典法西斯主义最具诱惑力与互补性的思想养料当属马志尼主义、皮萨卡内主义与科里多尼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一本土传统相较于纳粹主义不仅大相径庭，且在文明高度上远居其上⁶⁷。其三：这批人之所以能够粉墨登场，完全仰赖于德军铁蹄的存在；正是德军的强权庇护准许他们在中央与地方夺取了统治权（尽管德方在地方维度的支持动机往往同中央层面的战略算计大相径庭），然而德国人的存在却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推行真正的自主治理，尤其无法依照他们各自心中所描摹的法西斯蓝图去实施统治。其四：由此便在萨洛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中衍生出一种潜伏的深层张力与一系列暗流涌动的隐秘恶斗——一方是所谓“新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则是德国占领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旧体制法西斯分子；后者在或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充当了德国人安插在共和国统治枢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且较之饱受幻灭摧折的旧行动队员，这帮旧体制官僚才是真正掌控实权的要害人物。

在下一章分析法西斯共和党与墨索里尼本人的复杂互动时，我们将有机会详尽剖析该党领导集团及其面对萨洛政治现实的态度；然而在收束我们同法西斯共和党历史全貌的初次接触之际，有必要在此停下脚步着重强调一个若想真正洞悉其本质便决不可忽视的核心关节点。真正执掌该党帅印（尤其是在高中层领导架构中）并赋予该党以鲜明历史烙印与统治“风格”的骨干精英，固然几乎全盘脱胎于敌视旧日“体制法西斯主义”的多元反叛派系；然而他们在本质上却浸染着过深的法西斯烙印——正是这一烙印在过去二十余年漫长岁月中所沉淀出的专横底色——且尤为深重地浸淫在一种将权力、专断行使权力与强行施威视作理所当然的思维定势之中⁶⁸；以至于即便主观上怀有良善初衷，他们在客观上亦根本无力蜕变出超越其本性的崭新面貌。正因如此，他们心头不仅对那些呼吁建立彻底相异之全新法西斯主义的青年抱有深深的戒备乃至敌意，且对那些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因不屑与污浊同流合污而主动淡出权力场或被贬黜至体制边缘的正直老法西斯分子亦同样严加防范⁶⁹。更何况，在局势一部分出于客观必然、一部分出于德军的专横高压、一部分出于妄图重夺权柄而不择手段的旧政权阴暗政客的死灰复燃、一部分最终归咎于统治集团自身祸乱而变得日益不可收拾的历史绝境中，随着光阴的流逝，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唯恐丧失对局势哪怕一丝掌控力的恶性循环怪圈之中，再也无法自拔。

若想切实穿透这一历史现实背后所交织的诸多心理文化、伦理道德与政治维度的幽微侧面，在我们看来，富尔维奥·巴利斯蒂的回忆录构成了一份极富启迪意义的文献⁷⁰——巴利斯蒂堪称整个萨洛政权领导阶层中道德操守最为高洁光明的人物。作为一名深具邓南遮浪漫主义烙印的早期法西斯分子，在经历三十年代的官僚化沉沦以及北非沙漠战场的血火洗礼之后（他在指挥‘青年法西斯’第一营浴血搏杀中痛失一条右腿），截至停战爆发之际，他在思想实质上早已不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深感自己是“祖国大地上的一名精神流亡者”；他严厉指责墨索里尼——尽管领袖明知这场世界大战关涉“全民族的存亡绝续”——竟然放任由其亲手缔造并专断独裁统治的政权陷入如此赤裸裸的政治堕落衰朽；然而，当目睹“一位将亿万公民驱赶上战场却在危急关头抛弃人民仓皇逃遁的国王”的丑恶行径，并获悉墨索里尼获释的消息后（这一消息在其心头同样激起了极其矛盾的情感风暴），他最终选择——“因为我自感无法遁入深山打游击”，且断然拒绝一切两面派投机手腕——投身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誓愿投身一场不仅且主要不是反对“特权霸权国家”、而是首先荡平政权内部“寡头特权阶层”、荡平官僚系统蜕化堕落与旧人体制不死的“革命战争”。

关于巴利斯蒂在萨洛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作为，我们将在后续各章展开深入剖析。然而促成其投身政权的根本动因却值得在此预先交代，因为唯有对照这一心路历程，方能深刻理解大批“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密码。

同众多理想主义同仁一样，巴利斯蒂清醒地洞悉在当时的意大利国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唯有彷徨、迷茫与惊骇，“一种普遍蔓延的反法西斯应激反弹”以及全社会对战争早日终结的热切期盼；在如此严酷的氛围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确立自身的希望即便未至彻底绝望，亦堪称极度渺茫。他对法西斯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责与重大失误洞若观火，并深知假使政权仅仅沉溺于对旧政权罪魁祸首展开口诛笔伐与道德审判、却从未反躬自省整个体制的结构性痼疾，必将彻底自取灭亡。在他看来，与其“在残砖断瓦前大发雷霆”，毋宁“为新大厦的基石添砖加瓦”，首要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的彻底革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若想保有哪怕一丝历史合理性，其唯一指望在于真正“造就出真正的共和公民”，并彻底摆脱那种将战局溃败一股脑推诿给他人背叛的狭隘党派门户之见。唯有如此，它方能构成“一场兼具确立崇高理想价值、昭示殉道牺牲徽记、并彰显赎罪救赎实效的至高历史考验”。然而在这条救赎之路上，最致命的绊脚石恰恰是“那种在罗马帝都找到了其宏大布景、其暴利温床与其曲意奉承之阴暗回廊的腐朽统治心态”，且这股恶浊心态“亦将其陋习恶俗与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原封不动地搬入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对此巴利斯蒂从一开始便洞察秋毫。与那些因目睹萨洛政权“充斥着完全相同的旧面孔与完全相同的旧体制”而拒绝合作的志士不同，巴利斯蒂不仅毅然入局，且尽管在内心深处已不再认同所谓“法西斯”，却全力以赴投身其政治生活（“当盗贼闯入家园之际，人们唯有冲进宅门方能将盗贼驱逐出去”），迅速崛起为深受最优秀“理想主义者”群体衷心爱戴的中枢巨头，并在极其短暂的瞬间化身为足以取代帕沃利尼的“新人”旗帜——在“理想主义”阵营眼中，无论从何种维度衡量，他皆堪称帕沃利尼最完美的对立面。

尽管大体上措辞极为含蓄谨慎、有时甚至闪烁其词，但各省省长与警察总监呈送内政部的机密汇报、以及萨洛警察总局长呈送墨索里尼本人的远为直言不讳的专题报告（作于1943年底与1944年初），却无情揭示出一幅冰冷残酷的现实图景：法西斯共和党在各地的运转极频繁地沦为个人私利恩怨与内部倾轧恶斗的牺牲品，以至于对党的各项活动、以及协调党同受其管辖或在国家体制内负责从专业技术到公共秩序及反游击肃奸斗争之各级机构的关系，变得极难推进乃至彻底陷入瘫痪；以至于在诸多地区、尤其是形势最为白热化的“前沿重镇”，上述权力杠杆在很大程度上彻底落入了成群结队的极端狂徒、暴徒与地痞流氓的掌心。面对这一乱局，甚至连墨索里尼本人在12月23日亦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以图刹住这股歪风，他向所有各省省长（即最高民政长官）发出加急通电，并抄送格拉齐亚尼、皮森蒂、帕沃利尼与里奇（分别时任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法西斯共和党书记与国家共和卫队司令）备查⁷¹：

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然形成了一种恶劣风气：在既无现行犯罪证据、亦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擅自逮捕、扣押或强行带走人员，且往往不知究竟系何人签发上述指令。这一切绝非共和国之法度，亦非法西斯主义之作为，而纯属混乱、专断与无政府乱象！这一切在公众心头制造了极度的惶恐与不确定性，最终不仅为所谓的反叛游击活动推波助澜，更在根本上摧毁了作为一切真正意大利志士最高奋斗目标的民族复兴大业。此类违法乱纪事件必须立即彻底绝迹！对于本训令的贯彻落实，本人将直接追究各省省长之个人全权政治与法律责任。

然而，在墨索里尼发出上述严厉训令四个月之后，局势不仅毫无起色，甚至愈显糜烂；以至于面对来自各省省长与警察总监雪片般飞来的日益惊恐的危局报告（例如31日来自佛罗伦萨的警务汇报堪称典型：“当前的政治局势人尽皆知：执掌党务要津的人员在群众中毫无信任威望可言；最初的盲目狂热已被普遍的士气衰竭与麻木不仁所彻底取代”⁷²），萨洛警察总局长深感必须毫不隐晦地向墨索里尼摊牌直陈真相⁷³：

仅仅出于微不足道的个人私怨而实施的政治迫害，尤其是在外省各偏远小县，”他在报告中直言痛陈道，“依然在令人发指地猖獗横行，各省省长往往根本无力震慑管束那些品行极为不端的基层流氓政客。这一切在实际上极度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权威。全社会如今普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定各省省长在中央面临着内政部同党中央领导层之间的公开激烈倾轧——党中央往往被各省专员以及那些在全境煽动骚乱的狂悖极端分子牵着鼻子走。正因如此，某些省长在执法时不得不表现出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被动妥协。

正是在这种危急倒逼之下，在帕沃利尼的进言游说下，并在罗马沦陷的剧烈震荡以及该事件在国家共和卫队及许多地区（首先是艾米利亚与罗马涅）行政基层所引爆的生存危机的巨大惊骇之下，墨索里尼于1944年6月30日颁布了一项重大战略决断：将文琴佐·科斯塔在米兰设立‘卡罗乔’联邦团的经验全盘推广至法西斯共和党下辖的全部三十四个省级支部——各省党部必须在各省党部专员的直接全权指挥下，将党属一切纠察队、行动小组与武装组织统统整编为各自独立的黑色旅（Brigata Nera）⁷⁴。

除上述本土属地黑色旅外，尚编有六个机动突击旅：

然而，这项本旨在对全党实施铁腕纪律整肃、促其重树社会公信力的决断，在实践中却未曾收获任何预期成效。除极个别由极具魄力且在政治上清醒认识到决不能将兵力虚掷于盲动失序的冒险行动、必须坚决杜绝适得其反的暴虐屠杀的卓越干部所掌管的少数黑色旅外，这一法令在总体上反而极度恶化了战局态势：它急剧激化了国家共和卫队（GNR，在许多省份其大部分核心职责在事实上被黑色旅强行剥夺架空）同党组织之间暗流涌动的二元对立内耗，进一步加深了全社会对法西斯党的唾弃与厌恶——使党不再呈现为共和国政治生活的组织者与引领者，而是彻底蜕变为反游击围剿战的直接血腥打手；随之而来的严重恶果是，首先在法西斯共和党及黑色旅与国家共和卫队之间激化了摩擦对抗，继而导致后者在精神与组织层面发生普遍溃散，恶化了警务执法机构与党组织之间本已紧张万分的敏感关系，并最终迫使绝大多数省党部专员将全副身心彻底扑在黑色旅的编组与前线清剿作战上，从而全盘荒废了党原本应承担的其余各项“法定天职”（社会救济、工会协调等）。

鉴于在后续各章中我们将有机会系统且详尽地重返黑色旅这一专题展开剖析，在我们当前论述的这一关节点上，与其在黑色旅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停留，毋宁从迄今所述的事实中抽引出一项初步的总结性判断：去探究那一部分在最初关头并未公然反抗萨洛政权的平民大众（其整体规模远比战后流俗之见所宣称的更为庞大）面对政权的态度演变轨迹，并探究法西斯共和党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极其恶劣的负面阻碍角色。

假使予以高度概括凝练（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结构化归纳色彩），现存翔实的同时代史料、尤其是警务部门的秘密汇报，清晰勾勒出了至少六大最富代表性的历史恒定表象；这些表象生动展现了萨洛社会现实特质以及各大特质之间盘根错节的内在因果纽带。

第一：在最初的踊跃涌入浪潮之后，各地法西斯共和党的登记入党人数普遍陷入了严重的停滞泥潭；这一停滞仅有一小部分能够归因于最初数周所取得的看似客观良好的动员基数。

第二：与此并行的是，在法西斯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抱持善良信念”的大众阶层心头，逐渐弥漫开一股与日俱增的深重幻灭感（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入党潮的迅速停滞），大家痛陈“全面复辟倒退回7月25日之前那套陈规陋习与反动做派（托人情的求职推荐信、毫无正当理由的专横命令、非法逾越权限的插手干涉、空洞煽情的民粹滥调等）”⁷⁵。

第三：相反，在法西斯极端狂热派营垒深处，却愈发滋生出一种双重的极端病态心理：一方面是对政府及党本身面对‘阶级敌寇’所表现出的‘有罪的软弱妥协’深感幻灭痛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深重的‘受害者自怜心态’，痛骂官方针对极端打手的暴行言论偶尔出台的压制整肃禁令。这种病态情绪在1944年盛夏甚至孕育催生出一系列狂暴的极端恐怖暗杀团体——诸如都灵的‘原教旨共和革命运动’、米兰的‘复仇行动队’与‘独立法西斯党人’等⁷⁶；这些组织大肆实施的血腥暴行，不仅极度加剧了广大平民大众对萨洛政权本已极其深重的敌意与唾弃，亦在法西斯阵营自身内部播撒下了无尽的惶恐与精神分裂。

第四：在那些可大致称作“正人君子式的不可知论者”（agnostici benpensanti）——即通常（但不仅限于）具有中上层社会地位、既非法西斯分子亦非反法西斯分子的人士——层面上，他们对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皆深恶痛绝，起初曾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共和“国家”即便不能彻底杜绝暴力，至少也能大幅遏制其规模；然而，萨洛共和国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希望迅速破灭，在党暴露出最极端的“无能”且自身沦为滥权与暴力罪魁祸首的地区，这种希望更是近乎跌至冰点。在希望幻灭之余，他们的指责乃至在某些情形下的敌意，首先倾泻到了党身上：在地方基层，该党被他们视作暴力的首要根源，或至少需承担与反法西斯分子完全同等的罪责；在中央高层，该党又被视作无力约束基层地方、从而——正如一份有关维琴察地区的报告所载，且这一记录在其他地区的报告中获得了近乎完全一致的印证⁷⁷——“到处备受猜忌，盖因其属于不可理喻的极端派，其领导层充斥着软弱与有劣迹的分子，任由地方上的一切卑劣杂质摆布支配”。然而在随后的阶段，他们的指责与敌意往往亦倾泻到了政府、共和“国家”乃至墨索里尼本人身上。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情绪在另一个群体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共鸣，以至于往往促使该群体克服最初对游击队运动的猜忌与敌意——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由官僚阶层构成；在最初阶段（彼时人们似乎以为一切动荡都将在短短数周、最多几个月内尘埃落定），他们之所以依附萨洛共和国（但通常并未加入自始便备受恶评的法西斯共和党），并非出于对它的信仰，亦非对战争最终结局抱有任何幻想，在某种程度上亦不再屈从于墨索里尼的个人神话，而是因为——正如路易吉·博拉所精辟阐释的那样⁷⁸——他们认为在国家彼时深陷的绝境中，与其拘泥于形式不如着眼于实质，因而应当“挽起袖子”，并且“为了防止德国人在撤退或投降前实施焦土政策”，而投身于“为国家服务”的行列；在彼时彼刻，这一国家固然是共和制的国家，但更重要的是、且首要的是，它正是那个终将从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必须承担起战后国家重建重任的国家；因此必须全力保全其支柱骨架，使之不至于在战局终结时彻底土崩瓦解，从而既无力应对其注定必须履行的巨额职责，亦无法阻止“反民族”政党去利用其崩溃大发国难财。

第五：倘若这就是“不可知论者”以及起初由某种“国家意识”（senso dello stato）占据主导的人士的心态——对于这种国家意识，我们今天或许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承认其为国家意识，但它无论如何曾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分量——，那么便不难想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是何种心态了：他们评判时局的首要基准在于局势对其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直接冲击，因此法西斯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对他们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与其在此不厌其烦地罗列一系列流于重复的引证（即便它们来自不同地域），我们认为，若要透彻理解此种心态及其微妙层次，莫过于参阅警察总监于1944年4月29日呈送给墨索里尼的一份高度概括性的长篇备忘录⁷⁹。除了围绕“民众情绪”及其在前六七个月间的演变轨迹展开一系列涉及具体问题与特殊维度的考量外，该备忘录写道：

痛定思痛，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本党在各省范围内正深陷于普遍的众叛亲离与民怨沸腾之中。绝不能认为这一现象仅局限于个别区域，亦不能认为它仅仅与特定环境局势或某些领导干部的恶劣做派相关——绝非如此。这乃是一种集体心态，无论在大都市还是小城镇皆然——在所有地方如出一辙。其根源在于党的工作方针之根本偏差：依然在因袭陈旧破烂的老套路，重蹈同样的心理误区，在选人用人上草率冒进，手段方法乖谬不合时宜，贯穿着那种早已司空见惯的任人唯亲、意气用事以及不识时务的横生枝节——在最近几年里，正是这些做派在所有阶层的意大利人心头激起了极其强烈的反感与厌恶。

假使这一切胡作非为好歹还带有某种明确指向，假使它遵循着某项具体纲领，昭示着某个誓愿达成的目标，那尚且无可厚非。然而人们丝毫感受不到这一点；而倘若党的视野能够转向更开阔、更高阶的格局——尤其是更切合当下纷繁严峻现实需求的格局——党原本可以追求宏大而实质的目标。

与此相反，广大民众乃至那些对法西斯主义素无好感的阶层，反而开始对共和政府的作为予以认可并心怀好感；该政府尽管在若干领域暴露出缺陷，却展现出始终遵循正义与法度准则的作风，而这些准则向来最能触动我们人民的心弦。

第六：最显著的后果在于，一种沮丧、疲惫与猜疑的心态（警方报告无一例外将其定性为“消沉抑郁”）正日益蔓延并根深蒂固；在这种心态下，唯一具有实质意义、能够真正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并决定其行为模式的，唯有因日益恶化的经济困顿与普遍生计艰难所引发的日常现实忧虑，以及对一切尽快结束、和平终将降临的热切渴望。此外，绝大多数民众表现出彻底的漠不关心，极力避免通过表态卷入是非，不仅不偏向亦不反对法西斯分子，而且对抵抗运动同样敬而远之。“民众对一切政治活动继续保持彻底超脱”：这（或极为类似的表述）乃是所有警察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旋律，甚至超过了对法西斯党招致批评与敌视的控诉——尽管此类控诉同样俯拾皆是，且警方报告（特别是警界最高层撰写的报告）对此从不隐讳掩饰。即便如此，这幅图景仍不能被视为完备；因为即便是那些尚未达到彻底漠不关心、甚至在内心深处对萨洛政权抱有某种倾向的人，在采取任何立场之前亦宁愿先行观望事态发展，甚或干脆等待客观事态逼迫他们作出某种选择、倒向某一个阵营。在这方面，秦梯利在遇刺前夕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极具深意，该文专门严厉谴责了所谓“明哲保身者的诡辩”（il sofisma dei prudenti）⁸⁰。

我们此前业已指出，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在和平到来前对一切不能直接关乎自身苟全性命之事漠不关心并退缩进个人狭隘甲壳的倾向，具有何等广泛而深刻的基础，且在时间线上远早于法西斯暴行与内战的大规模爆发。尽管如此，面对我们刚刚勾勒的大致脉络，人们自然会追问：抵抗运动为何迟迟未能在自身周围广泛汇聚起支持——尤其是积极主动的支持？为什么对于任何不受意识形态与政治成见拘束的学者而言，这种支持所呈现的形态并非一种心悦诚服、全心全意的归附，而是带有某种“被动强制”乃至摇摆不定的色彩，亦即它乃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使人们相信投奔抵抗运动比起维持内心深处最契合的漠然超脱与被动状态，风险反而更小？为了回答这一核心疑问，正如我们扼要勾勒了9月8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演变轨迹并指出了其呈现的若干关键特征一样，亦必须对游击队运动作如是观。然而，为了掌握尽可能全面透彻的论据以解答这一问题，最好先将目光投向萨洛现实的另一个维度——近来卢茨·克林克哈默（Lutz Klinkhammer）在其《德国在意大利的占领》（L'occupazione tedesca in Italia）一书中才刚刚唤起学界的关注。

尽管乍看似觉不可思议，但在我们为萨洛共和国所描绘的阴暗局势中，却确实存在着某种“积极”因素。这一因素解释了为何萨洛共和国在走向其灭亡前夕之际，就民众的生活境遇而言，尽管形势极为严峻，却断断无法同被德国占领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提并论；而这种局面反过来又促成了民众普遍、持久的政治冷漠与被动姿态。正因如此，抵抗运动——尽管其反抗权力与现实影响力日益扩大——却始终未能在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中确立起真正、稳固且被普遍接纳的政治领导权（egemonia politica）；这批民众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敌视德国人与法西斯分子，但在既有局势中却能够寻得苟全性命的弹性空间（依地区与社会阶层不同而或大或小），他们决不愿因公开倒向抵抗运动而将这份生存空间置于险境；而促成这一局面的帮手，既有文职国家官僚与地方行政官吏的微观权力系统（盖因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共和政权迅速演变出双重性格：一方面表现为极度泛滥却流于“无政府状态”的多头政治系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套主要在地方层面上借由利用前者内部的紧张对立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力真空而运作的微观权力体系），亦有天主教教士在彼时危急存亡关头在所有权威当局面前所享有的威望，同时亦离不开德国的政治战略——尤其是大使拉恩（Rudolf Rahn）的外交策略。

拉恩深知，对平民实施无差别的残酷镇压势必会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构成沉重负担与巨大破坏，因而他力图且在相当程度上成功遏制了镇压规模，并巧妙利用了这样一个政治事实：与纳粹领导层的其他巨头相反，希特勒决意至少在形式上将萨洛共和国视作盟国而非占领区，并将墨索里尼视作享有特权地位的同盟伙伴。正因如此——由此我们切入了此处关照的核心问题以完善对局势的整体把握——正如克林克哈默直面萨洛政权的现实而不受既成定论约束所精辟洞悉的那样，他写道⁸¹：

尽管占领国未能有效掌控粮食供应领域，未能以统制手段保障对居民的物资配给，未能为了德国战争经济的最佳利益而充分压榨工人群众，亦未能遏制持续壮大的游击队运动，但正是这一“挫败”，给予了广大居民施展“各显神通的生存艺术”（arte di arrangiarsi）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逃避占领国严酷控制的努力，在许多领域催生出一种局部合作，对德国人而言，这种合作或许比起唯有凭借恐怖手段方能强加于该国的更严密控制更为有效。盖因在那种恐怖高压下，居民除了在武装抵抗与充当汉奸之间二选一之外将别无退路，而政治上的（无论伪装还是真实的）“被动自保”将变得绝无可能。然而恰恰是这种“观望主义”（attendismo，民众在内心尽可对抵抗运动抱有好感）的形式，并未对占领体制的实际运转构成致命破坏。拉恩深谙此种机制，在1944年8月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后，他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其“弹性策略”取得的极为显著的成效在于：正当美英盟军在法意边境附近鏖战之际，都灵与米兰的各项生产劳作却无一例外地照常运转。事实上，占领当局成功地将意大利北部（指各大城市，而非山区）的脆弱控制维系到了战争结束。拉恩的战略主张尽可能放弃镇压，代之以不同层级的合作、协作或至少是不公开反对，这为绝大多数居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利益，尽管在德国统治体系的若干其他部门，这一策略遭到了其他占领机关的百般破坏。

这尤其体现在清剿游击队的斗争中，但在针对部分居民实施的恐怖驱逐以及针对意大利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驱逐中亦有体现；然而后者的规模总量尚未达到彻底破坏整个占领体制运转、乃至激起全民族总暴动的临界点。

9月9日，在罗马举行的一场“临时仓促且群情激愤”的会议上，组建了“反法西斯各流派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源于克服“罗马”委员会与“米兰”委员会之间的分歧对立）的各政党（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社会党、共产党、行动党与民主劳动党）代表通过了一份号召书，其中庄严宣告⁸²：

正当纳粹主义企图在罗马与全意大利复辟其法西斯同盟之际，各反法西斯政党庄严组建民族解放委员会，号召全体意大利人民投身战斗与抵抗，以期为意大利重新夺回其在自由国家之林中理应享有的尊严席位。

民族解放中央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本应在于发动并协调民事与军事抵抗。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其在此方面的贡献——即便在罗马本地——亦显得极其微薄且零敲碎打。尽管它为此组建了专属的军事指挥部，其影响力实际上从未越出罗马及若干邻近郊区；尤为关键的是，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迅速集中到了各个政党手中，特别是组织更为严密、实力更为雄厚的左翼政党手中，它们在行动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着高度实质性的自主权⁸³；此外的主动权则掌握在不归属于民解委六党的各路武装队伍手中，这批武装公开批评该委员会的“寡头式”闭门做派，反对其政治路线，在某些场合甚至与之针锋相对；更遑论那些同南部重组之军事指挥部与情报机关建立联系的“巴多格里奥派”正规部队了。从最初几天起，民族解放中央委员会便将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一系列政治论争之中，尤其是围绕对待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巴多格里奥政府以及君主立宪体制之态度的激烈博弈。这些议题固然十分重大，但在彼时彼刻该委员会的实际政治分量却微乎其微——盖因盟军关心的焦点远非该委员会，而是同国王及巴多格里奥的关系，即与那个同盟军缔结停战协议并能提供更切实担保的谈判对手打交道；这些政治论争不仅耗尽了民解中央的大部分精力，更在其内部激起了严重摩擦与对立，无论是在其内部各成员之间，还是与在南方活动的同党同仁之间，亦或是与游离于该委员会之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之间皆是如此。不仅如此，委员会还必须在极其凶险的秘密地下状态中运转（在某些时刻甚至使其委员之间的相互接头变得异常繁难且有时绝无可能），不仅情报来源极其匮乏，同国家其他地区的联络渠道亦极不通畅；并且它常常被突如其来的重大外部事变打得措手不及——诸如10月份巴多格里奥政府对德宣战，以及随后陶里亚蒂自苏联归国——这些事件至少在短期内极大地提升了巴多格里奥的政治分量，加剧了民解中央内部的紧张对立，并使意大利南部（在那里不仅汇聚了克罗齐、斯福尔扎、陶里亚蒂等在国际上声望远高于民解中央委员的人物，除博诺米等极少数例外）一跃成为反法西斯政治真正的中枢司令部，并且在极为受限的客观条件下（考虑到与中北部的联络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为盟军情报机关与意大利军事情报局所牢牢掌控），成为了同游击队运动建立联络与提供实质军援的动力引擎中心⁸⁴。

民族解放中央委员会对抵抗运动最初的组织构建及其后续发展的贡献，在罗马及邻近地区尚且微薄而零星，而在停战后长达九个月直至罗马解放为止，对北部地区的影响力更是微不足道。从这一角度而言，南部民族解放委员会（尽管未曾介入最初的组织阶段，但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反而更大，盖因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受惠于盟军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直接援助。平心而论，在最初阶段，各大反法西斯政党作为单独个体所发挥的作用亦难称可观。截至9月8日，不仅各大政党自身的重组工作仍处于近乎胚胎期的初始阶段，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即便是在“理论上”唯一为武装斗争做好了准备、且拥有从事武装组织工作的骨干干部队伍的意共（干部中包括若干拥有西班牙内战实战经验者，绝大多数系在巴多格里奥政府四十五天执政期内以及停战公告发布时刚刚从法西斯监狱和流放地重获自由的前囚犯）——曾清晰预见到“在意大利本土针对纳粹法西斯展开不可避免、甚至势在必行的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因此“从未把直面并组织这场战争的课题提上议事日程”⁸⁵。

在实践中——正如法西斯阵营在同一时期重建其政党的情形如出一辙——抵抗运动的最早核心乃是自发组建起来的：一部分源于少数动机极其强烈的反法西斯分子（通常为共产党人与行动党人）小组的自发倡议，他们与所属政党之间的联系往往停留在理念或人际层面而非组织隶属关系，民解委9月9日的号召书对他们实际上几乎毫无影响⁸⁶（正如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号召对同一时期组建自身抵抗核心的正规军官兵同样未产生任何实质作用一样），且他们是在克服了在彼时危急关头究竟何为上策的重重困惑与犹豫后挺身而出的⁸⁷；另一部分几乎与此同时由大批出于各种迥异动机而落草的溃散官兵（militari sbandati）所创建。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对此曾有一段极为坦率的直言剖析⁸⁸：

在初期奔赴解放武装行列的，仅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若干政治煽动者小组以及少数怀抱政党崇高理想的普通工人；然而最庞大的兵员主力，却来自正规陆军中那些在停战期间仓皇溃散的部队官兵。这批男儿由于内心驱使他们投身一场看似绝望且充满未知的抗争的军人荣誉感与爱国热忱而令人感佩；但其中绝大多数人既无清晰的思想理念，亦无坚定的誓死决心；他们固然愿意一战，但被逼上梁山投奔山林，很大程度上亦是由于缺乏任何立足退路或集结收容据点；并且只要一旦出现安全避难或重返家园的可能，他们往往随时准备鸣金收兵、脱离战事。

由此便不难理解，无论就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情形而言，抵抗运动之所以相较于其他大区更早且更大规模地爆发并发展于威尼斯朱利亚（Venezia Giulia）与皮埃蒙特（Piemonte），且无论在上述两地还是其他地区皆主要集中于山区。在威尼斯朱利亚，是由于邻近此前业已存在的斯洛文尼亚游击部队；在皮埃蒙特，则是因为行动党人与共产党人、乃至社会党人与自由党人在当地拥有深厚根基，并拥有一批不仅动机强烈而且往往具备良好军事素养的骨干力量。除此以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9月8日事变在各地皆引发了当地驻军的土崩瓦解，但这些部队在威尼斯朱利亚（鉴于其紧邻前线）以及皮埃蒙特两地规模最为庞大——在皮埃蒙特，停战令颁布之时正值第4集团军主力正从法国向意大利本土调防转进的关键时刻，因此该大区成为了见证其彻底瓦解崩溃的核心历史舞台⁸⁹。由此引发的一切连带后果（这在其他地区亦有发生，但在皮埃蒙特规模尤为空前）：大批溃散官兵为了逃避德军搜捕而急切寻求生路与避难所，而这种庇护在山区远比在乡村或城市更容易觅得；数量惊人的武器装备与军需物资被成批遗弃，至少在最初几天里极易被搜集隐匿；最后——也是其他任何地方绝无仅有的特殊历史事实——第4集团军军需长拉法埃洛·奥佩尔蒂将军（Raffaello Operti）设法保全了集团军巨额的金库资金，并在长达数月之久的决定性关键时期（直至他与皮埃蒙特民族解放委员会决裂为止），利用这笔资金为皮埃蒙特民解委及个别游击支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财政运作基石⁹⁰。

在此绝非意图贬低反法西斯政党以及广义上的反法西斯志士在抵抗运动成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盖因在许多情形下，尤其在初始阶段，两者并不能划上等号⁹¹），但亦绝不能坠入抵抗神话的空洞修辞：有一点必须洞若观火——抵抗运动的历史发端，全在于停战宣告发布后正规军队爆发的骤然且彻底的溃败崩溃，这一崩溃在短短数日之内以如此骇人的形式与规模席卷全军，以至于唯有“瓦解”（dissoluzione）一词方能勉强传达其凄惨图景的万一；这也解释了为何早在9月10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便能毫不夸张地公然宣称“意大利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乃是一望无际的溃散兵海；他们扔弃武器，满脑子只想弄到一身便服、逃脱德国人的魔爪以保全性命。倘若可能，便设法逃回家乡故土，至少也要觅得一处藏身之所。然而这个避难所——尽管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特别是妇女对他们施以慷慨救助（妇女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可怜的儿郎”，在帮扶他们时无不心系自家或许正身处同样绝境的骨肉至亲⁹²）——却注定唯有远离各大城市中心（因为城市更难潜入，尤难长期隐匿与谋生）以及交通主干道，亦即唯有退守大山之中。事实上，正是退入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的山峦、河谷与高地之间，这批溃散官兵中的一部分寻得了存身之地——他们绝大多数是普通士兵，因为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拥有更多样且更优渥的逃生逃脱途径。

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批溃散官兵断断不愿再听到任何重返战场的言辞；他们笃信战争转瞬即逝，终日坐等这一结局的降临。一旦觅得藏身之所，他们有时甚至给人一种仿佛是“露营者、工会度假职工、或是阿尔卑斯山木屋中静待返家的一帮驴友”的滑稽印象⁹³；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为了果腹甚至不惜诉诸偷窃与抢劫；或者——当他们最终不得不确信战争终局依然遥遥无期、自己不得不面临在冰天雪地的高山中度过漫长严冬的残酷现实时——他们便会在两害相权中选择其轻：要么投奔某支游击队，但只要风声稍有不对便随时脚底抹油脱离队伍（“每当需要藏身隐蔽、需要天天领一份热乎饭菜的时候，呼啦啦涌来两百号人……”“瓦尔斯特罗纳爱国者”旅指挥官菲利波·玛丽亚·贝尔特拉米某日曾心灰意冷地慨叹道⁹⁴，“可每当真正要拉出去打仗拼命的时候，留下的就只剩五十个了……”）；要么选择依附萨洛政权，甚至直接转投国防军充当伪军，或前往托特组织当工役苦力⁹⁵，当然只要一听到要被押往德国本土或开赴前线作战，他们随时又准备在当地再次当逃兵。盖因我们必须反复重申：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便对于那些栖身于游击队驻地近旁的溃兵而言——骨子里最根深蒂固的情感，乃是对重新拿起武器为任何一方流血卖命的彻底抗拒与决绝拒绝。

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样一种荒诞极致——丹特·利维奥·比安科曾写道⁹⁶——：

竟然有整批整批战备状态极其精良、全副武装且军需给养一应俱全的溃兵队伍，他们无论如何都断然不肯成为游击队员，就这么袖手旁观地蹲在原地，等待着天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任凭如何好言相劝，也绝无可能说服他们加入游击支队；他们口口声声咬定，自己之所以留着武器仅仅是为了在遭人进攻时实行自卫，除此以外一概免谈。

1948年，在政治宣传修辞彻底扭曲抵抗运动的真实面貌之前，其最高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在其所著《打游击的人民》（Un popolo alla macchia）一书中⁹⁷，对这一严峻现实做出了极为客观写实的勾勒：

大体而言，在9月8日之后抛弃营房与家园遁入山林的庞大军民群众，在最初的数周之内，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始终属于毫无明确当下与未来意识的“盲动溃散群体”，对于摆脱迫在眉睫的个人与民族危机所必须践行的道路缺乏清醒远见。在好客的避难所与牧民石屋中，有些人只要能侥幸逃脱德国人的魔爪、能远离那场疯狂的人口搜捕劫难，便早已心满意足；他们别无他求，唯独期盼着民间的血肉同胞情谊能支撑他们这般苟延残喘下去，直至盟军大军压境解放全境。在他们看来，除了静候解放之日的来临，世间再无任何事情可做。

综上所述，并且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德军清剿扫荡的拉开序幕以及严冬的风雪降临，相当大一部分溃散人员——尤其是那些故乡尚在力所能及的归途之中的人员——纷纷抛弃了山中的藏身巢穴；然而与此同时，亦必须大书特书、斩钉截铁地指出：在9月8日事变翌日，对第一批游击武装部队的雏形成型贡献最大、最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恰恰来自这批正规军的溃散官兵。

在追忆9月8日事变后最初数日及数周内的微观发端历程时（与德军的初次交火交战通常始于该月下旬），丹特·利维奥·比安科将最早的山区游击部队定义为“一种‘活生生的抗议’，同时亦是一场‘开拓先驱’的庄严集结，他们誓愿在国家的革新伟业中扮演冲锋陷阵的先锋角色”；这一切对于老一代反法西斯斗士而言，“其心理底色正如罗斯塞利在抵挡西班牙数日后、在某种程度上极为相似的境遇下所能以极其洗练而宏伟之简朴语言所表达的那样：‘……终于能够从理论空谈转入实践行动的浩瀚狂喜’ ”⁹⁸。尽管这些话语是针对库内奥（Cuneo）地区而言，且出自比安科那种典型的“正义与自由”行动党派的经历视阈，但它们在实质上完全契合整个游击队运动的普适特征，即便对于围绕在那些并非仰望并服膺于行动党、而是听命于意共中央指令并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领袖周围而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亦不例外。盖因上述两股潮流乃是游击队伍形成的核心凝聚号召力（具有半政治、半情绪且更偏向组织建制的双重性质），尽管在最初那些绝非纯粹由军人组成的游击支队中，亦决不可低估“同乡乡土情谊”这一极为现实的凝聚纽带⁹⁹¹⁰⁰——正因如此，彼得罗·塞基亚（Pietro Secchia）在多年后流于夸大并过度简单化地宣称“凡是有重大抵抗与即刻倡议之处，那里……必定存在着至少某个反法西斯政党的基层组织”，通常指共产党或行动党¹⁰¹。

历史事实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派人员”以及随之壮大的各级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们同样在许多地方自发破土而出，并在随后才在区域与省份层面建立联合）固然将攫取越来越重的政治分量，并在解放战争的组织建制与集中统一领导中发挥决定性核心功能，将其影响力辐射延伸至诸多军事队伍之中；然而在运动破土之初，抵抗在本质上却是上述正规军人队伍的专属领地，而政治性支队不仅凤毛麟角，其内部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由缺乏明确政治理念的正规军溃兵拼凑而成，除少数特例外，根本不足以对德军和萨洛政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心腹大患。正因如此，墨索里尼在11月1日致希特勒的密信中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政治性支队，而在论及正规军人武装群伙时，断言自己绝不认为武装集团现象有多么严重：“这主要是一批溃兵散勇（且往往原籍意大利南部），不足为虑”¹⁰²。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那样，一切迹象表明墨索里尼绝非在蓄意淡化大事化小。此外，即便是那些亲身经历了抵抗严酷现实并跻身领导核心的风云人物，亦从未否定过“正规军人”的先驱开创地位与无可替代的历史原初性。在这方面，费鲁乔·帕里（Ferruccio Parri）的表态堪称典型，尽管他随着岁月变迁日益强调并拔高“政治派人士”的历史功绩。1945年5月，在二战结束后于罗马发表的首次公开演讲中——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他理应极力弘扬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之历史功勋与游击队运动相较于“旧意大利”的革新锋芒、从而理应克制对旧军人予以过多褒扬的历史语境下——他依然作出了如下庄严表述¹⁰³：

我们的游击队运动，乃是在全面崩溃与土崩瓦解的腥风血雨中自发孕育萌生的。彼时有大批士兵遁入山林落草，少数怀抱同等独立气节的军官亦毅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随后，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亦源源不断汇入这些最早的武装核心，所有人皆受到同一种心理波澜的猛烈驱使，受到必须拿起枪杆子洗刷耻辱、洗刷一场全民族奇耻大辱的同一紧迫意识所召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最早的游击支队在阿尔卑斯群山幽谷中生根发芽，最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应运而生，并最终在米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找到了凝聚融合的统一枢纽。

在随后的岁月里，当帕里重新审视抵抗运动的破土发端、并重点剖析皮埃蒙特（与弗留利并称为抵抗运动的双璧领头羊大区）的典型个案之际，他的表态甚至更为坦率露骨。

“正规军人……”——他于1954年12月直言道¹⁰⁴——“不仅切实有效地参与了武装斗争，而且……构成了我们这场武装起义在最初面临的全部政治与组织课题的核心……这批溃散官兵……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共同定格了那段岁月的悲剧图景。然而，由某位陆军军官、阿尔卑斯山地步兵军士长或中士收容集结起来的一部分溃散人员，在那个亲切友善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所熟稔的乡土环境中，极大地促成了皮埃蒙特最早一批山区游击支队的诞生。经过最初数周的风霜洗礼，这批队伍中仅有少数得以劫后余生；但一部真诚而客观的抵抗运动通史、一部探寻其渊源与实战力量的严肃著作，必须极其细致地考量这一正规军人谱系，考量它为这场搏杀所注入的朴素却至真至纯的崇高理念价值——这些价值可完全凝练为军人荣誉感的神圣律令，而诸多英勇战友的流血捐躯已铁证如山地昭示：这绝非一句陈词滥调的空洞客套。”

在1945年5月的演说中，关于抵抗运动动员的实际兵力规模，帕里的措辞相当含糊笼统。在粗略提及其在最初数月不得不直面的迷茫动摇、方向缺失与重重险阻之后，他仅止于宣称：尽管面临这些障碍以及严冬带来的迟滞，组织建制工作在随后的岁月中依然取得了“委实惊人的成果”：“至1944年2月，我们已能清点出编入所谓正规支队的大约九千名将士”¹⁰⁵。十五年后，当重新论及这一统计问题时，他却在时间线上大幅提前并在规模上大幅夸大了这一战果¹⁰⁶：

1943年12月下旬，我们在米兰进行了一次摸底人口普查式的统计，结果显示：仅在北意大利一地（不计托斯卡纳，亦排除马尔凯），编入正规支队的总兵力便达约九千人。

然而，此处需要深入推敲的核心节点并不在此，我们亦认为无须在帕里就后续历史时期所提供的统计数字上过多纠缠：诸如1944年盛夏集结于山区游击队伍中的八万名游击队员（与山区队伍并肩作战的，尚有“在平原地区组建且不断膨胀的游击队地域性编制，以至于在盛夏巅峰期我们达到了二十万动员兵力，其中亦整合了各大城市的城市游击编制”），“随后这一兵力飙升至十万人”；继而在秋季遭到德军大规模清剿扫荡（扫荡不仅彻底粉碎了包括所谓‘奥索拉共和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自由解放区’，且伴随着亚历山大将军攻势的半途叫停¹⁰⁷）之后急剧萎缩跌入谷底；随后在1945年3至4月全面总起义爆发前夕重又强劲反弹回升至约二十万人¹⁰⁸；甚至在4月25日之后彻底翻番倍增¹⁰⁹。尤为关键的是，相较于上述数字以及抵抗运动其他一线风云领袖乃至自由志愿军团自身历史档案所提供的统计数据而言¹¹⁰，萨洛陆军参谋部作战与勤务处专门供内部极机密参阅的调研报告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得更为详实周密；且在同类情报统计（在此类情报中，交战双方皆习惯性地夸大数字——夸大己方数字是为了自吹自擂抬高身价，夸大敌方数字则是为了给己方的军事惨败寻找开脱借口）所能达到的精确限度内，萨洛参谋部的数字更为翔实可靠（因为萨洛陆军作战处具备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同其基层情报网维系接触并调阅其掌握的情报资源），尤为宝贵的是这些报告还附带了一系列分析研判、数据推演与微观观察，从而使其成为极具历史价值与研判深度的第一手权威史料¹¹¹。

在论述推进至此之际——我们必须在此郑重澄清：本章绝非意图撰写一部微缩版的抵抗运动通史（在本书的脉络中这亦毫无学术意义），而仅仅在于提供一系列剖析论据，以便更为透彻地洞察意大利人在直面内战时的思想心态与行为逻辑及其历史演变轨迹——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厘清：正规军人阶层在抵抗运动破土阶段（即最早游击队伍组建阶段）的实际历史功能究竟如何？随后“军人派”与“政治派”之间的共生博弈关系又是如何演化的？以及这一关系对整个抵抗运动的大局产生了何种决定性冲击？在我们看来，这构成了务必予以廓清的最关键核心节点之一：这不仅有助于还原一幅更为真实客观的抵抗图景——摆脱多年来被官方史学所固化塑造的那种高度合唱化、铁板一块且在内部纵有分歧却万众一心奔向统一步调的脸谱化神话；而且有助于我们开始精准聚焦于诸如：一方面，广大民众对抵抗运动及萨洛政权的真实心态态度（及其剧烈摇摆振荡）；另一方面，萨洛高层内部所孕育萌生的若干政治幻梦与政策倡议。

正规军人历史功绩的核心问题，断然不能像过往常见的那样草率打发：既不能流于轻描淡写地断言其绝大多数正规武装队伍在短短数周内要么遭德军歼灭击溃，要么自行烟消云散；亦不能简单诉诸这样一种论调，即认为除了极少数自始至终维系其最初军人特色的残存队伍外，其余所有队伍迟早皆汇入了“政治派”游击队伍的主流、并自觉服从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统一”纲领与政治号令。盖因在大量微观案例中，这种归附与顺从绝非水到渠成的心甘情愿，亦几乎从未做到彻底同化；且它仅仅触及了正规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这部分队伍往往更执意自称为“自主独立支队”（formazioni «autonome»），或者为了逃避左翼政党、特别是意共的过度横加干涉乃至明目张胆的排挤敌视，而不惜诉诸一种政治金蝉脱壳之计（escamotage）¹¹²，主动投身于意大利自由党（PLI）或民主基督教党（DC）的政治“羽翼庇护”（padrinato）之下¹¹³。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正如我们此前业已指出的——在9月8日之后的最初数周内，绝非无足轻重的大批正规军溃散人员纷纷逃离了他们最初寻得庇护的高山巢穴。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另一部分武装队伍在德军最初的清剿扫荡面前不堪一击、土崩瓦解，其汇聚而成的编制随之彻底散伙；在幸存人员中，唯有最坚决、立誓继续抗战的少数分子，才重新转投其他武装编制；在不少情形下，他们亦汇入了“政治派”队伍，这既是因为这批政治队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彼时往往尚属初级浅薄¹¹⁴，亦是因为它们是当地唯一幸存存在的武装实体，最后还由于个别极具威望的游击指挥官所散发的强大个人领袖魅力。

与坊间反复聒噪的论调截然相反的是：断言组建最初正规军事编制的多数军官缺乏政治与军事信誉、指责他们“在停战令颁布之时以及德军最初威胁面前便早已自行溃散或任由部属溃散”¹¹⁵，宣称他们受制于僵化心智与传统训练根本无法理解并适应游击战的客观规律¹¹⁶，这些指控完全站不住脚。在常态下，正规军事支队的创建者绝非职业军官（对于9月8日后全军的覆灭，职业高级军官固然难辞其咎，且由于所受教育与传统熏陶，职业军官通常更难接受一个形式纪律荡然无存、“服从是给予领袖个人而非军衔等级”的草莽现实）；相反，他们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ufficiali di complemento），极少拥有高阶军衔，甚至大量是毅然落草山林并受到麾下士兵自觉追随的基层军士官（sottufficiali）¹¹⁷。再者，决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批军官与军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曾在占领区、尤其在南斯拉夫战场经受过游击战的残酷洗礼，因而对何为游击战有着刻骨铭心的清醒认知，并在实战中证明了自身乃是出类拔萃的杰出游击指挥官。至于另一种同样充斥于史书、尤其是意共方面极力兜售的论调，更是荒谬绝伦——该论调宣称广大军官在许多情形下不过是甘受“工业资本家垄断巨头”操弄的提线木偶，指责工业界既不愿得罪任何人又一心唯图大发战争财，因而在企图与德军和法西斯当局维系良好勾结的同时，亦试图对游击队运动施以小恩小惠以脚踩两只船，但工业界唯恐工矿企业车间爆发工潮而引来德意法西斯的雷霆报复、彻底砸毁其两面下注的如意算盘，因而特意选中正规军人支队作为政治代理打手，源源不断向其输送巨额军饷，却对“政治派”支队一毛不拔或仅施以杯水车薪的打发施舍¹¹⁸。盖因事实上，除极少数不具普遍代表性的孤立个案外，无论是银行家、金融巨头、工业资本家（其中尤以菲亚特财阀、维托里奥·奇尼、米苏拉塔伯爵朱塞佩·沃尔皮、阿基莱·加贾等同旧法西斯政权瓜葛最深的大资本家为甚），还是广义上的整个经济企业界，在某些情形下出于良知信念、在另一些情形下则是为了在战后预先捞取足以邀功自保的政治资本，对包括“正规军人派”与“政治派”在内的整个游击队运动皆一视同仁地提供了巨额经济资助；假使他们确实对某些力量有所偏向，那也绝非青睐正规军事编制，而是明显偏向那些依附于各温和政党的队伍，尤其是偏向各级民族解放委员会本身——盖因后者恰恰具备超越单一党派的联合属性。

问题的真正核心死结，在现实中全然属于另一维度。1960年于罗马，在激进党举办的首届“反法西斯专题学术讲座”期间，费鲁乔·帕里在作题为《民族解放委员会与游击战争》之长篇报告的“政治”总结陈词之际，道出了一句发人深省、彻底廓清了对抵抗运动整套理解模式的警世名言；而假使人们稍加联想共产党人、尤其是隆哥在抵抗运动激战正酣之际，针对那些正规军官以及“某些对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与军事指令嗤之以鼻（哪怕嘴上偶尔宣称承认其权威）的游击指挥官”所大肆发动的“反动、分裂、破坏统一与反爱国主义之阴谋勾当”所发出的恶毒围攻，以及对其公然发出的誓让其“重蹈其南斯拉夫主子的悲惨下场”的血腥恐吓——意共甚至声嘶力竭地控诉这批军官妄图“充当意大利的米哈伊洛维奇（Mihajlovic）”¹¹⁹——那么帕里的这句陈词便尤显千钧之重。

“我时常忆起……”——帕里曾如是说¹²⁰——“当德·拉特尔·德·塔西尼（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进驻光复后的巴黎之际，他在街头巷尾赫然见到了由抵抗运动四大主要流派各自张贴的四张互不统属的公告文告。而当克里滕伯格（Willis D. Crittenberger）将军进驻米兰之际……他见到的文告却唯有一份，由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联合签署，盖有其所属全部政党的印鉴，凝聚着所有政党的共同庄严承诺。”

两段言论在口吻上迥然有别，但在实质内涵上却表达了根本一致的深刻理念；若想透彻把握抵抗运动的一系列关键核心维度（其中尤以围绕正规军人投身抵抗阵营所爆发的激烈论争与尖锐对立为甚），以及抵抗运动对于各左翼政党及其对战后解放大局的未来构想而言、在所谓“应变抗敌”——即打击德寇与法西斯这一表层诱因——之外所蕴含的深层价值，上述理念乃是不可或缺的钥匙。就共产党人与行动党人而言——盖因社会党人的实际历史分量相对有限，他们要么高度依附于共产党人，要么深陷自身派系内讧并沦为传统“改良派-最大限度纲领派”教条两极对立的囚徒（或许仅有R. 莫兰迪一人例外）——，两党的构想尽管在具体图景上存在根本悬殊，却拥有一项不可动摇的共同基石：抵抗运动在两党看来皆属于一场“革命性”事变，属于统一后的意大利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革命性飞跃。

在帕里¹²¹以及绝大多数行动党人看来，在抵抗运动爆发之前，意大利从未真正确立过民主制度（不妨回想帕里于1945年9月26日在全国谘议会上的激昂演说，以及克罗齐对此作出的严正而针锋相对的驳斥¹²²），在实质上甚至未曾有过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而不过是一个以家长制和中央集权为特色的统治机器，并最终沦落为法西斯暴政。因此，意大利迫切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与道德大革命。这是一场唯有依靠抵抗运动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骨干核心（即行动党与意共）的钢铁团结、并借助其为抗击德寇与法西斯所亲手铸就的政治利器——各级民族解放委员会——方能最终实现的民主革命¹²³。盖因唯有仰赖这一团结，那些在盟军（特别是英国）卵翼庇护下迅速左右了南部政治生活、并在罗马解放后直接掣肘博诺米民解委联合政府的保守势力乃至形形色色的隐性法西斯势力，方能被彻底击溃破除¹²⁴。

关于这一政治立场的思想渊源、文化局限、空想抽象性及其对战后意大利民主进程所带来的负面消极后果，学界尽可大书特书。然而在本书有限篇幅中，全面铺开此类足可单独写就整部专著的宏篇探讨委实绝无可能。此处首要必须阐明的，乃是这一理念对帕里及其他持有相同立场的抵抗运动领袖（绝大多数为行动党人）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以及在更宽泛的抵抗运动政治战略取向上所产生的深远牵引。

卡洛·卢多维科·拉吉安蒂（Carlo Ludovico Ragghianti）在其《意大利解放蓝图》（Disegno della liberazione italiana）一书中¹²⁵，略显过于武断绝对¹²⁶、但在宏观上大体公允地——尤其是纵观抵抗运动整个全过程而言——将以下功绩归于行动党人：他们从未将“拉拢并支配控制其他政治力量置于自身卵翼之下……而是将确保民族解放委员会所属全部武装编制在共同奋斗目标下的共存与团结、将其视为从纳粹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全民族的国家志愿大军”确立为自身指针。这一总体公允的历史判断，若想避免沦为对行动党在抵抗运动中历史地位的纯道德主义高调褒扬，就必须将其还原置于行动党所置身的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坐标系中，特别是置于北方行动党的视野中（北方派在诸多维度上远比南部派别激进得多）；尤其是必须考虑到行动党同共产党一样——尽管两党在谈及“民主”时所指涉的终极图景大相径庭——在追求后续“民主革命”的宏图大略中，皆赋予了“抵抗运动的统一”特别是“左翼势力的统一”以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至高权重。盖因唯有在这一坐标系下，方能合理解释：其一，为何抵抗运动尽管在客观实际上——正如马克斯·萨尔瓦多里所写道的那样¹²⁷——“极少构成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运动”，但在意大利个案中却成功地维系了形式上的高度统一，与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血腥分裂的图景形成了鲜明反差；其二，为何帕里以及那些与他抱持相同未来愿景的人士，始终殚精竭虑（尤其在1944年春夏之交）去极力消弭因共产党的行事方针而在其他政党以及行动党自身内部¹²⁸（其党内亦不乏深谙共产党本质的人物，诸如阿尔蒂耶罗·斯皮内利，他坚信共产党人彼时之所以身处“自由阵营”纯属历史“偶然”，断断不可对其轻信盲从，因为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罪孽就是背叛党与苏联”¹²⁹）——尤其是在基层地方民解委层面上——所激起的不满、猜忌、摩擦与惊恐，唯恐其诱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以至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说辞日益言听计从（典型的例子是他们逐步滑向对盟军日益尖锐乃至在某些场合公开敌视的立场，对此我们后文将深入剖析），对后者的倡议和方案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包容迎合，哪怕以牺牲社会党人的利益为代价，哪怕任由共产党人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攫取越来越大的主导权并把行动党人充当政治筹码——在这方面，佩尔蒂尼于1944年12月对阿门多拉发出的严厉责难极具深意：“你们向来青睐行动党人，全然忘却了同社会党人的同盟必须凌驾于任何其他政治算计之上”¹³⁰；其三，为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解放战争胜利告终之后、甚至在帕里政府倒台以及行动党分崩离析瓦解之后，依然苦心孤诣地维系着抵抗运动特别是左翼力量统一的火种，哪怕为此必须对共产党人作出单向认可（乃至更为普遍地保持默许缄口），而这种妥协在最初无疑令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咽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涩苦果。

至于其他解释，诸如宣称抵抗运动的形式统一乃是美英盟军与苏联围绕势力范围划分达成秘密协议的必然产物，声称正因为意大利被划入了西方阵营，从而促使苏联放弃了颠覆图谋并强令意共践行“民族团结”路线、与包括巴多格里奥政府和君主立宪体制在内的一切民主力量全面合作——此类论调委实过于天真浅薄，根本不足以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定论。抛开希腊抵抗运动的血腥内战早已雄辩地证明所谓“势力范围”政策在现实中的实际效力何其脆弱有限不谈，正如拉吉安蒂所精辟指出，凡是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统一问题贬低缩水为上述大国地缘政策之附庸产物的人¹³¹：

皆全然忘却了，例如，在北意大利全面武装起义爆发前夕，伴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大军的凌厉推进，英美阵营心头所激起的极度国际政治恐慌。固然，那些大国协议确实白纸黑字地存在。然而，在国家理性之迫切需求与现实辩护主导一切的国际政治风云中，又有哪一项盟约协议未曾因既成事实而被迫彻底改弦更张？在既定条约的框架之内，原本就存在着极其宽广的政治主动权腾挪空间……我们当然绝无意低估国际地缘因素对意大利局势的深远牵动。然而各大国条约显然具有高度的流动不确定性，意大利在客观上完全有可能重走南斯拉夫的激进道路（在这方面甚至绝不乏明目张胆的试探尝试）；假使全民族解放是在这面大旗下大功告成，那么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后果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想必世人皆不得不予以公认。

亦切不可指摘上述历史研判纯属先入为主的反共成见、抑或是拉吉安蒂在冷战铁幕阴影下成书时受时代偏见所绑架；盖因整整一系列铁证如山的事实无可辩驳地昭示：意共高层从一开始便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经验以及“新南斯拉夫”体制视作在意大利夺取领导权、并迫使美英盟军予以既成事实承认的核心政治样板¹³²；尤为关键的是，拉吉安蒂所流露的这份深重戒惧，早在1944年下半年便已在政界高层普遍弥漫，以至于常驻卢加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瑞士代表团两位成员于该年9月11日专门联名致信博诺米、德加斯佩里、卡兰迪尼与卡萨蒂¹³³，根据其在奥索拉河谷实地搜集的种种情报，就共产党、社会党与行动党三大左翼政党在全民族总起义爆发关头暗中谋划的激进夺权意图发出了极其严厉的预警警告。

“这些专针对该地区的通报情报，”他们在信末总结陈词道，“印证了坊间的普遍直觉，即三大左翼政党正企图在盟军大军开进之前，在北意大利本土强行制造一个既成事实的革命政权：盟军的占领固然将使局势趋于平息，但这一既成事实必将为左翼势力与苏俄所充分利用，将其标榜为全意大利人民公意的神圣表达，从而彻底搅乱对客观实际局势的公正甄别，并使苏俄对意大利内部事务的直接插手干涉变得势在必行且顺理成章。”

促使这份警报控诉显得如此决绝严厉的，固然极可能掺杂了民解委瑞士代表团内部所弥漫的紧张疑忌、新仇旧怨、争风吃醋与个人野心——正如皮佐尼在回忆录中所戏谑的那样，代表团成员被外界刻薄地冠以“五个小矮人”的绰号——，且其周围纠集的一大批形形色色、派系林立的流亡反法西斯群体更使其乌烟瘴气¹³⁴；然而其控诉绝非空穴来风，必然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客观真实，因为就连卡多尔纳将军本人在三个月后呈递给陆军大臣卡萨蒂的绝密备忘录中，尽管预先声明社会党与行动党的立场彼此“大相径庭”且同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亦毫无保留地发出了如下直白无误的警示¹³⁵：

“掌控全局主导权的意大利共产党，丝毫不加掩饰其终极目的乃是夺取国家最高政权，以建立其美其名曰‘进步人民政权’的苏维埃式苏俄体制。其在北意大利的一线领袖皆曾在苏联接受严苛特训，经历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血火洗礼与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淬炼。他们公开宣称意图全盘投靠苏联与铁托，对于必须服从西方盟军统帅部军令的号召表现出极度抗拒反感。”

在这方面，人们固然尽可揣测这是否存在对所谓“红色危险”的夸大其词；然而企图通过将卡多尔纳斥为一介“反共分子”来一笔勾销这份证词的史料分量，却是断断行不通的：这位老将军对共产党人毫无好感固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他受命亲赴北方敌后执行特派使命，不仅代表罗马王国政府，在实质上亦充当着盟军统帅部的全权特使，其深厚的职业军人修养与神圣职责操守绝不可能允许他凭空捏造出一幅具有如此严重政治牵连、足以将整场抵抗运动推向深渊的耸人听闻图景。更遑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盟军情报机关在随后的数月中亦接获了如出一辙的密集绝密线报；而在抵抗运动大功告成、卡多尔纳擢升为意大利陆军总参谋长之后——在冷战铁幕尚未完全降临的历史间隙中——，他始终以高度警惕的戒备眼光审视着共产党，殚精竭虑地阻击共产党员渗入正规正规军核心部门，并竭力向军队掺沙子安插绝对“可靠忠诚”的基干骨干，以备在必须以武力镇压可能的共产主义武装叛乱时随时挺身而出。

无论卢加诺信函、卡多尔纳备忘录以及盟军情报处报告中所披露的严峻事态在可信度上究竟达到何种精确程度，结合目前已解密的原始档案以及共产党人的历史回忆录¹³⁶，在我们看来至少足以提炼出四点根本性的历史定论。

第一：在共产党方面以及直接执掌沦陷区党务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内部（不仅北方如此，在南部亦同样充斥着此类极具代表性的“双重道德/双重路线”现象¹³⁷），他们从未在内心里真正接受过所谓游击斗争的终极归宿乃是回归“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教条，亦从未把陶里亚蒂归国后力主的“萨勒诺转向”（svolta di Salerno）视作一项超越实用主义战术权宜之计的基本原则。对于塞基亚、隆哥以及北方绝大多数党内领导骨干而言（更遑论那些往往将抗击德寇与法西斯的殊死搏杀直接等同于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誓愿将陶里亚蒂推上“意大利政府首脑”宝座的广大基层党员了¹³⁸），意共的终极战略目标自始至终——1944年11月若干关键会议记录中保留下来的确凿发言极具指标意义¹³⁹——皆在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权，或者按照其随后更偏爱的提法，即建立一个“进步民主”（democrazia progressiva）政权（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别于库里埃尔所设想的理论构架¹⁴⁰以及后来的官方宣传口径）；该政权在前期以“抵抗运动的统一”为基石，在后期以“民族解放委员会全面掌权执政”为依托，并被构想为一个通向——正如贝尔泰利所精辟断言的那样¹⁴¹——“实现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专政神圣图腾”的战术过渡跳板。尽管必须客观指出，这一过渡阶段的具体时间表与运行特征在各共产党领袖心中并非千篇一律，以至于正如我们后文将详述的那样，陶里亚蒂除了将其置于意大利仅为其中一个局部棋子的全欧宏大格局中予以通盘审视外，似乎倾向于在实质上排除通过大规模诉诸暴力手段来迈出最终决定性一步的选项。

第二：意共所设定的上述终极目标以及为实现该目标所采取的现实策略，绝非该党独创的孤立发明，而是高度契合欧洲各国共产党所共通的整体战略与地缘构想。将意共与法共（PCF）在抵抗运动时期的政治路线进行一番扼要横向对照便可清晰洞见：两党在战略与策略上绝无实质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独创，若说有何差异，亦仅仅在于法共必须直面一系列意共未曾面临或严峻程度远逊的特殊困境；尤其是法共必须千方百计重新赢回其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丧失殆尽的“民众合法性”，而若无法夺回这一合法性，它便断然无法抗衡戴高乐主义所享有的广泛号召力（戴高乐的政治声望远非萨勒诺乃至罗马的王国政府所能企及），从而无从确立自身充当“全新合法性”代言人的领导权威，进而无力以此在抵抗运动其他派别中确立绝对政治领导权，并最终构筑起旨在彻底清算资产阶级政权的左翼“神圣联合”（union sacrée）体制。然而与意共如出一辙的是，法共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同样极力避免与抵抗同盟派别彻底决裂（尽管其在法国建立的同盟远比意大利脆弱动荡得多），因为决裂势必使其重蹈被彻底孤立隔绝的历史厄运。两党为推行这一大战略所甄选的策略手段、宣传口号乃至时间节点高度同质契合，无可辩驳地昭示着一种超越两党个体范围（以及其他因篇幅所限不予赘述的欧洲友党）、且与其说是源于两党各自的特殊眼光不如说直接受命于莫斯科全球统帅部的统一大战略与全球协同调度¹⁴²。

第三：俄罗斯前苏联保密档案的彻底解密，已使学界不再存有丝毫悬念：意共的政治路线——正如法共及其他欧洲共产党一样——乃是莫斯科专门围绕实现苏联自身直接与间接对外地缘扩张之战略诉求而统筹设计并直接指挥的产物，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核心对该战略作出了毫无保留的彻底服膺与全盘践行¹⁴³。尤其是，与陶里亚蒂从一开始便处心积虑加以兜售、并被意共官方政治与史学宣传奉为神圣教条（并由此派生出所谓“新型党”的神话）的说辞截然相反的是，今日重见天日的权威原始档案铁证如山地表明：“萨勒诺转向”在本质上根本不具备任何相较于苏联的独立自主政治属性。起初，陶里亚蒂在对意态势上原本坚决主张推翻君主制并坚决排斥巴多格里奥政府；然而他在返意后所彻底推行的新方针（正如多列士在法国所推行的一样），乃是在其动身返意前夕由斯大林于1944年3月4日同这位意共最高领袖的密谈中亲自金口独断拍板敲定的。

斯大林同陶里亚蒂的这场历史性密谈——正如埃莱娜·阿加·罗西与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在一篇基于俄罗斯档案馆第一手绝密文献及俄国史学界最新权威成果的扎实论文中所阐明的那样¹⁴⁴——其核心议题完全聚焦于对待君主立宪制的根本态度，并彻底盖棺定论地证实“萨勒诺转向”纯粹拍板于莫斯科。斯大林在会谈中明确指示陶里亚蒂：只要国王愿意抗击德国人，就必须彻底收起要求国王立即退位的空洞口号，转而把重心全力放在挤入巴多格里奥联合政府之中。斯大林语重心长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实质而非形式”。他告诫陶里亚蒂切不可对外走漏风声声称“民族团结路线系由苏联授意推动”，而仅需对外宣称苏联对此“不持异议”即可……斯大林与陶里亚蒂在后者动身返意前夕商定敲定的意共行动总纲领，其终极目标乃是借助和平合法的议会体制手段最终由共产党全面夺取国家政权。在实践中，这一目标将通过三管齐下的方针予以稳步推进：其一，构筑由意共牢牢掌控领导权的左翼坚固同盟集团；其二，坚决避免过早的大规模群众冒险盲动，即坚决杜绝在彼时轻率发动全民族人民起义或引爆全面内战，严禁采取任何可能骤然激化美英西方盟国同苏联之间的外交冲突、妨碍苏联赢得用于彻底巩固东欧战略屏障所需宝贵时间的激进极左革命冒险；其三，抛出一套旨在赢得广大社会阶层共鸣与拥戴的彻底革新意大利国家经济的激进改革纲领，并借助广大民众对这一纲领的狂热拥护去赢得战后的全国大选大获全胜。

数月之后，面对即将启程返回法国本土的多列士，斯大林做了一番在实质内涵上同对陶里亚蒂所言如出一辙的重要长谈（事实上季米特洛夫早在3月4日密谈后不久便已在致法共的一份秘密指令中预先通报了同一精神¹⁴⁵）；更为关键的是，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一项对我们理解意共策略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重大告诫——鉴于其重要性，很难想象斯大林未曾对陶里亚蒂耳提面命过同类训示，盖因11月与多列士会见之际，西方盟军从法国本土的全面撤军在时间表上已近在咫尺，而在意大利境内的盟军驻扎则注定将经历漫长得多的战略相持：鉴于美英盟国业已正式承认法国戴高乐临时政府，且该政权手中掌握着属于自己的正规常备陆军，假使法共继续维持自身游击编制的全副武装，势必会严重削弱法共的政治威望，破坏其在自身周围汇聚广泛人民民主政治联盟的战略契机，同时亦将引发盟军的高度戒备与武装反弹；因此最为稳妥的万全之策，莫过于主动宣布解散武装游击队伍，将全部武装人员无缝吸纳转入党的体制与人民政治联盟之中，然而对其手中掌握的大批精良军械枪支，则必须予以严密隐匿封存，以备未来不测之需。

第四：即便退一步承认（在缺乏决定性铁证档案的前提下，此类铁证唯有留待未来俄罗斯乃至特别是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档案全面解密后方能最终盖棺定论），盟军大军的实际存在以及希腊内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已促使意共抵抗运动的中高层领导骨干清醒认识到决不可能把战后的最终总起义当作夺取国家政权的第一块现实敲门砖（但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在彻底咽下这一苦果之前，不少干部宁愿驻足观望战局收官时刻意大利与国际地缘局势的真实走向，探寻除全盘服从党中央政治指令外是否尚存其他激进替代道路）；然而他们断断不敢以此去“涣散瓦解”基层党员的革命士气，相反在客观上不断默许并怂恿基层党员坚信：党在台面上所高调宣示的一切温和口号不过是一套高明的战术障眼法，不过是一种旨在避免抵抗阵营内部反目成仇、避免吓跑“正人君子资产阶级”的韬晦之计。在这方面，一向极愿对共产党人的真诚动机予以善意体谅的乔治·博卡（Giorgio Bocca），在其《游击时期的意大利史》（Storia dell'Italia partigiana）中引述帕耶塔（Gian Carlo Pajetta）那段本身已足够直白露骨的权威证词所做出的分析，极具深意¹⁴⁶：

“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与各游击部队中到处布道并践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共产党人，绝非真正皈依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的信徒，他们绝未曾放弃在未来全面夺取国家政权的狂热夙愿；然而他们坚信，抵抗运动各派之间的团结协议乃是当下不可或缺的现实必需……统一战线政策确实存在，且得到了坚决落实；然而它绝不排除本党在加里波第派游击编制内部全力保留一支核心革命战略预备队的深层考量，绝不排除在本党为保全革命火种而在佩戴红领巾奔赴战场的无产阶级热血青年心头全力守护革命希望的迫切诉求。”

共产党人当真在玩弄两面派勾当吗？“绝非两面三刀，”帕耶塔直言不讳地答复道，“而是双重灵魂（doppio animo）。下达的政治指令固然是全盘讲求统一合作，然而将指令传达到基层的政工干部在耳提面命时，无不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一切以党的根本利益为归宿。而在基层，那些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人阶级路线无限信仰的各级干部，在践行这份‘警惕性’时更是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置身于这一透视镜下，整幅历史拼图的无数破碎碎片骤然各归其位。人们由此便能豁然开朗：为何对很大一部分共产党人而言——绝不仅限于基层盲流——“进步民主”在本质上不过充当了一匹“特洛伊木马”，而“萨勒诺转向”不过是一记实用战术招数，等到战争硝烟落定时“再看形势决定”是否将其彻底打入冷宫弃之蔽履。人们亦能豁然读懂：为何某些自身枪支弹药极度匮乏短缺的加里波第派游击部队，在接获盟军空投的巨额军火后竟然严令禁止将其投入实战消耗，而是秘密隐匿深埋，以备留待革命爆发的“X时刻”决死之用；为何某些游击指挥部（在摩德纳地区活动的加里波第旅指挥部堪称典型¹⁴⁷）甚至公然鼓吹必须“使主力部队建制完好无损地休养生息”，以期迎接“在不久的将来势必必须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使命的圆满解决直接关乎我们国家的终极命运，特别是关乎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死存亡”。然而更为关键的，莫过于彼得罗·塞基亚于1965年所作出的一段盖棺论定式的权威回顾，从中共产党人的真实战略图谋及其最终被迫半途收手打退堂鼓的深层苦衷昭然若揭¹⁴⁸：

“抵抗运动之所以暴露出其最终难以克服的严重历史局限性，绝非由于我们未能提出明确的社会主义远景或斗争口号，绝非由于我们在规划解放后必须推行的经济体制深层改革蓝图上缺乏精细论证，亦非由于我们在不同阵营之间选择了与这一个而非与另一个派别结成统一战线，或者在冲锋枪的枪口上绑扎了三色国旗而非红领巾。其最根本的深层死结，完全在于我们在彼时极其恶劣的客观条件羁绊下，未能成功地将抵抗运动锻造为一场规模更为浩瀚、体魄更为强健的宏伟全民运动，未能拉起一批编制更为庞大、训练更为有素、枪械重火器更为精良充沛的游击大军，从而无法做到在战略上长期稳固地光复并控制整个大区，致使美英盟军大军开进北方之际，面对的并非一支拥有严整战斗建制的大军，亦非一个早已被我们牢牢夺取并巩固的人民革命政权。”

在拉吉安蒂的论断之外还必须进一步补充的是：凡是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统一课题轻率贬低为大国地缘势力范围划分条约之附庸后果的做法，皆暴露出其根本未能领悟这样一个严峻政治现实——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在彼时将自身巧妙伪装为所有抗德反法西斯力量中“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坚决拥护者（尽管尤其在北方，其绝大多数党员骨干在灵魂深处皆充斥着强烈的反民族主义色彩），乃是一项刻不容缓、别无选择的现实生存必需。盖因唯有将自身高调标榜为统一战线最坚定的捍卫者，意共方能：其一，理直气壮地将一切拒绝统一或企图独立自主行动的力量扣上“勾结轴心通敌敌伪”的反动罪名予以政治抹黑与无情清洗；其二，彻底击碎并瓦解在催生各级民解委的反法西斯各反对派委员会中曾广泛抬头的排斥意共参与的强大阻力；其三，为自身的“民族团结”政策披上神圣合法外衣——盖因唯有经由此道，方能在未来依局势演变与有利契机，要么合情合理地顺势打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这恰恰是1944年4月凭借‘萨勒诺转向’所取得的重大政治斩获），要么在解放战争大局底定之后，以绝对主力姿态君临左翼阵营之首，从容凭借雄厚的实力地位为建立‘进步民主’联合政权奠定不可动摇的坚固基石。

“作为把握我们政治取向的一个极具指标意义的关键特征，”塞基亚在随后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¹⁴⁹，“我认为尤为重大的事实在于：早在1943年9月，我们便已大张旗鼓地明确强调，我们的终极奋斗目标乃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改称其为‘进步民主’，但自始至终我们的政治指针皆是昭然若揭且毫不含糊的：我们绝不是为了重返法西斯上台前的旧民主体制而流血卖命的。”

以上属于纯粹严格政治层面的剖析考量¹⁵⁰。然而，亦切切不可遗忘促使共产党人必须全力维护抵抗运动形式统一的另一个现实推手，这一推手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意共自始便对各正规军人武装编制发动无情政治围剿的核心议题之上——在这场围剿中，意共往往软硬兼施将行动党人亦半推半就地裹挟拉下了水（这既是因为行动党人自身内部亦普遍倾向于将旧正规军官——即便那些进山绝非为了苟全性命而是为了抗击德意敌寇的军官——视作保守反动堡垒的顽固支柱，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破坏并瓦解‘左翼阵营大团结’的至高格局¹⁵¹），并且在随后的阶段，他们将打击矛头进一步扩大到了各大自主独立游击队编制。

与坊间史学流布甚广的虚妄修辞截然相反，将抵抗运动定性为一场席卷全民族的所谓“群众性人民运动”在历史学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盖因除极少数极其狭隘局限的个别边缘特例区域外，抵抗运动唯独在德军彻底土崩瓦解投降前夕的短短数周之内——当美英盟军的最终胜利早已成定局之际——才真正呈现出某种全民狂欢的规模。正如卡多尔纳将军针对伦巴第地区的生动写照所言（而这一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席卷了整个北意大利）¹⁵²：

“就在全民族迎来全面解放的刹那间，游击队员的总数骤然呈现出天文数字般的疯狂暴增；一条随手系在脖颈上的粗糙红领巾，便足以在眨眼间将一名原本安分守己的和平工农平民，神气活现地点化为自以为在光复祖国伟业中立下不世奇功的功勋游击老兵。”

在9月8日之后的最初数月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争先恐后投奔游击武装队伍的群众热潮”¹⁵³，以至于投身抵抗实战的真正游击队员数量远比后世通史所吹嘘的要稀少单薄得多。例如根据A. 阿尔迪戈主编的一项扎实实证学术调研显示：在博洛尼亚省，战斗游击队员的总人数从1943年9月最初阶段的区区231人（且绝大多数高度扎堆蜗居于博洛尼亚市区），一直到1945年1至4月才艰难爬升扩充至三千人；在此期间，首次显现规模的人员大扩充（在经历严冬季节的人员急剧流失萎缩之后）发生于1944年3至6月之间，随后在7至9月迎来了第二波规模相对平缓的增幅；其中前一波增长主要集中于山区，后一波则转战扎根于平原¹⁵⁴。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这批最早投身山林的游击队员中，具备哪怕最起码政党政治素养或理论觉悟者简直凤毛麟角。迟至1944年4月上旬，行动党高层依然“对一线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成熟度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切切牢记，”阿戈斯蒂在致比安科的密信中不无忧虑地叮嘱道¹⁵⁵，“即便在共产党人那边，客观现实亦绝无多大两样：许多所谓的共产党游击支队，骨子里除了指挥官或政委以及极少数骨干外，压根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的政治底色。”而来自意共阵营自身的内部档案史料亦完全佐证了这一严酷现实：在1944年3月下旬一份针对奥索拉河谷某加里波第派游击编制的机密报告中赫然写道：该队麾下整整90%的人员皆属于“自诩为共产党员、却对何为共产主义压根一无所知、两眼一抹黑的乌合之众”¹⁵⁶。假使人们深入体察促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上山入伍的真实动机——且这一动机在实质上贯穿始终，盖因任何具备某种政治觉悟的精英分子早在运动破土之初便早已悉数入列——，那么这一现象便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罗伯托·巴塔利亚（Roberto Battaglia）在其感人至深的游击战争回忆录中，对这一人性图景作出了淋漓尽致的真实解剖。他直言道，若想洞悉人们投身抵抗的真正诱因¹⁵⁷：

“世上再无任何途径比直接走访几位普通的游击队员、当面询问他们为何毅然选择这一危机四伏的全新亡命生涯更为直截了当了。得到的答复并不纷繁复杂，大体可凝练为以下几大主旋律：‘我之所以上山，是为了逃避萨洛共和军的强行拉夫征兵和劳工役使’；或者‘我当游击队员是因为德国鬼子烧毁了我的房屋——或者——因为我的家里有人在法西斯的屠杀报复中惨遭杀害——又或者——因为我是个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正义与自由派战士’。有些人会把做出决断的责任推卸给他人，声称自己之所以入伙完全是因为早已有某个至亲骨肉或知心好友身在队伍之中；有些人则坦率直白得近乎天真，当面向你供认自己实在走投无路、身无分文为了混口饭吃别无选择；另一些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则会向你吐露，这种亡命生涯那异乎寻常的冒险浪漫刺激感深深诱惑了他。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这或许可解读为意大利人尤其是底层劳动群众天生具备的某种内敛自重或得体分寸感——会冠冕堂皇地高调宣称自己是‘为了对祖国的崇高热爱’而挺身而出的。”

无论后人对上述供词赋予何种历史权重，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客观现象在于：除了那些声称早在9月8日之前便已公开信奉反法西斯主义信条——亦即原本就属于极度狭隘孤立的极少数先锋群体——的零星表态之外，几乎所有的自述皆带有一种纯粹消极被动应激的自卫特质。那些工人、农民抑或青年学生，无一例外皆异口同声地坦陈：他们之所以拿起枪杆子，纯粹是被外部险恶环境逼上梁山，纯属出于苟全性命的防卫本能、生计所迫的经济绝境抑或是血海深仇的复仇狂澜；总而言之，他们绝非第一批出于高尚自觉而自主做出庄严政治决断的殉道志士，而不过是彻底被惊涛骇浪的历史事变所裹挟抛入山林的苦难生灵。

在整个二战烽火岁月中，共产党人乃是唯一成功保全了最低限度全国性地下秘密组织网络骨架的政治力量（截至7月25日墨索里尼垮台前夕，依不同统计口径，其全国秘密党员约在四千至六千人之间，然而往往四分五裂散落为互不通气的孤立微小核细胞），且该党亦是受惠于政治犯和流放分子大批重获自由最深最巨的政治实体；因此相较于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而言，意共手中握有规模大得多的政治“干部骨干”队伍——即便在党内亦不乏如安东·弗拉图沙（Anton Vratusa，南斯拉夫共产党特派常驻代表，于1944年作为铁托以及委托铁托全权监军的莫斯科统帅部的密使进驻意大利北方，专司监督北方政局走势¹⁵⁸）这般挑剔的观察家，他甚至刻薄地将这批老干部斥为一帮“思想僵化过时”的落伍分子，指责他们终日沉溺于脱离实际的空洞教条理论清谈，并对在7月25日之后如潮水般涌入党内的占绝对压倒多数（95%）的热血青年新党员充满病态戒心¹⁵⁹，因而断言这批老骨干对党开展生机勃勃的革命实战活动而言弊大于利。尽管享有这一相对优渥的起跑发端优势，且其组织建制正处于急剧狂飙的战略膨胀之中（截至1944年10月底，其在北方的登记党员总数据称已狂飙突进至约七万人左右¹⁶⁰），但共产党人自身的实际组织资源，若想同时撑起一套高效率运转的全国地下谍报行政中枢、并独立拉起完全属于本党麾下的成规制作战大军，依然显得捉襟见肘、严重匮乏。只需牢记一个惊人的历史数据：根据弗拉图沙于1944年3月呈递给南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通报，在武装抵抗爆发整整六个月之后，意共在德占沦陷区全境所能号令的全部正式党员总数不过区区三万至四万人，且在人口分布比例上外省中小城镇远高于各大工业重镇（在都灵与米兰两大无产阶级心脏都市，各自的党员总数仅仅徘徊在三千人左右），而共产党人还必须在各大军工企业厂矿车间中承担起极其沉重的组织发动工潮罢工的重任。这项工运任务更是耗尽了他们的精力，盖因他们在介入工运的时间线上早已严重滞后，且对广大工人群体的真实生存境遇和真实思想脉搏缺乏起码的透彻洞察¹⁶¹。

尽管深陷上述重重客观桎梏，但相较于其他反法西斯各政党而言，共产党人在表面上展现出的战略态势依然显得遥遥领先、优渥得多。且不说在罗马以北地区几乎完全不复存在的民主劳动党，即便是天主教民主党（尽管其往往能够深孚天主教进行会的强大网络支撑）与自由党，两党距离亲自脱下长衫跳入武装割据斗争的血火泥淖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固然能够标榜其悠久的群众历史传统以及庞大的潜在工农同情者基本盘，然而其自身的组织动员架构甚至处于不及胚胎状态的极度瘫痪混乱之中，不仅从未真正抚平过去三十年间党内惨烈派系大分裂所遗留的致命政治内伤，而且在流亡海外与地下秘密斗争时期因长期与共产党人保持耳鬓厮磨的亲密共生关系（在若干情形下甚至直接脱胎于意共党籍背景），使得他们往往不仅未能警惕、反而（与转投行动党的原意共叛将如莱奥·瓦利亚尼和阿尔蒂耶罗·斯皮内利形成鲜明对照）对共产党最崇尚“实用马基雅维利主义”（spregiudicati）的行事作派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盲目迷恋与政治效仿倾向。相较于上述各党，行动党的处境无疑要强劲健硕得多。然而行动党在党员绝对数量上远逊于意共，在全国地理版图的渗透分布上亦远不如意共那般均匀绵密；更为致命的是，尽管行动党人同样怀抱极高的救国道德动机与毫不逊色的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精神，但在权谋手段上他们却远不如共产党人那般冷酷无情、肆无忌惮，在组织纪律上绝不愿像提线木偶般盲目服从自上而下强行灌输的任何霸道指令，且深受催生该党的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乃至地方思想传统的深层制约¹⁶²。由此人们似乎完全可以轻率得出结论：对于意共而言，在9月8日大剧拉开帷幕的翌日，投身武装抵抗运动的历史前景大体上远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光明宽广得多。然而，历史的表象往往同深层真实大相径庭。盖因假使人们一方面深入考察彼时彼刻的险恶实际环境——首当其冲的是由于对美英盟军的真实军事打击能力与终极战略意图缺乏明确准绳，由此在各派心头引发了极度的战略迷茫、狂躁幻念与深重恐慌，以及这一切似乎随时可能引爆的纷繁不可预测的历史结局走向——；而另一方面，假使人们时刻谨记：共产党人的压倒性首要战略目标，乃是最大限度地将这场新生的抵抗运动全盘纳入自身的政治引力轨道、确立起绝对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全力扼杀其裂变为由“加里波第共产党军”、“正义自由行动党军”、“王党自主军”等各大互不统属的“各派游击私军”所分庭抗礼的割据险局（而9月8日后自发破土而出的微观态势恰恰展现出滑向这一军阀割据深渊的强烈本能倾向¹⁶³），从而全面攫取整场斗争的最高政治与军事大权，并最终将其打造成日后夺取国家政权的致命武装利器——假使将这两方面统筹审视，那么意共彼时所置身的历史处境立刻便褪去了乐观的光环：它被一种必须争分夺秒抢跑抢时间的极度焦虑所死死锁死，唯恐无法以最快速度为实现其终极战略目标奠定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石；同时又深恐意大利本土战事的过早闪电终结（直到11月，坊间关于盟军即将在北亚得里亚海沿岸、特别是利古里亚海岸实施两栖大登陆，以此彻底包抄围歼滞留中南部的德军主力、并将北方的占领军直接驱逐退缩至阿尔卑斯山脉乃至国境线之外的传闻依然甚嚣尘上）将在游击抵抗运动尚未成熟结出其政治硕果之前便骤然大局底定。

正是在这一战略视野下，人们方能彻底洞悉：为何共产党人凭借其冷酷的现实主义与政治马基雅维利手腕，尽管对自己面临的重重客观困境心知肚明，却仰赖麾下党员特有的政治狂热、献身狂澜与铁血纪律，自9月起便不惜一切代价、竭尽所能地将最早的一批游击队伍（以及城市中的行动爱国小组）强行推上真刀真枪的武装流血火线；他们甚至断然不顾这批队伍在彼时根本尚未建立起避免被德寇雷霆清剿扫荡彻底碾碎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组织纪律、物资后勤与经济给养保障，亦毫不顾忌这种不合时宜、适得其反的鲁莽盲动极有可能彻底葬送新生的游击运动在全社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宝贵民心同情；为了达成这一抢跑目标，意共甚至走极端到了不惜抽调并强行将整整10%的核心骨干干部与15%的注册党员直接驱赶进深山老林，而这批精干力量原本是党在农村、城市和各大工矿厂区开辟建党伟业所极度渴求、不可或缺的心头肉¹⁶⁴。在这方面，1943年11月“正义与自由”各部队皮埃蒙特特派专员乔治·阿戈斯蒂致深山中的丹特·利维奥·比安科的密信极具指标意义，他在信中疾呼¹⁶⁵：

“共产党人正蓄意将局势推向彻底激化，其昭然若揭的意图无非有二：要么逼迫我们亦步亦趋地按照他们的节奏全面卷入武装冒险，从而在意大利本土催生出一种克罗地亚-西班牙式的残酷游击血腥泥淖；要么在一旦我们拒绝在此轨道上盲从他们之际，彻底置我们于死地并将我们在政治上完全孤立边缘化。他们口口声声叫嚣‘游击战能够自行解决补给’、宣称压根不需要正规军饷资助；叫嚣‘游击战本身自会优胜劣汰遴选出领袖’、宣称根本不需要职业正规军官与技术军人。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上绝不能盲从他们，因为这种所谓‘自力更生筹措军饷’的画皮实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抢劫掠夺，无异于自绝于原本对我们施以慷慨救助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上更断断不可盲从他们，因为大量正是由于指挥官缺乏军事素养与无能盲动而招致覆灭惨祸的前车之鉴早已血泪斑斑。在皮埃蒙特，最近的惨痛教训便是皮内罗洛上方的普拉罗斯蒂诺（Prarostino）惨剧；在伦巴第，更有皮安德伊雷西内利（Pian dei Resinelli）的毁灭性覆灭，集结于那里的庞大游击武装几乎彻底瓦解散伙（请务必注意，这场浩劫使共产党人在伦巴第威信扫地）。面对德国正规军，我们目前根本谈不上具备硬碰硬的实力：我们的组织还是一株刚刚破土、娇嫩羸弱的幼苗，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温室中小心呵护培育。请原谅我使用这句看似荒谬的悖论：但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当一百天绵羊远胜过逞一天雄狮’：盖因我们假使在此时此刻便被敌人彻底碾碎踩死，其政治恶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当务之急是必须向世人昭示我们的存在，使外界确信我们的威严实力：这需要一点虚张声势的‘政治恐吓’（bluff），其价值远胜过逞能击毙一千个德国鬼子却招致整整几个大区惨遭屠戮沦为焦土废墟。这一切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仅仅意味着采取与我们自身实力相称、并服务于我们最高政治指针的精准行动。我们必须时刻谨记：在同一支德军正规军交火之际，我们既无法补充阵亡倒下的将士，亦无法补充消耗打光的子弹；我们甚至连烈士殉道的神圣光环都捞不到，盖因哀哉，泛滥成灾的电台广播政治宣传早已使烈士殉道的崇高价值彻底通胀贬值。我们手中究竟握有什么本钱？几支破枪与区区几号人；然而作为弥补，我们拥有一批聪明睿智且意志如铁的志士。因此：一切军事行动必须紧扣上述基本现实展开。在我们看来，行动方针当如下界定：1) 首要且核心之务，是彻底处决清洗所有被甄别锁定的密探汉奸；2) 定点清除法西斯共和党头目；3) 实施破坏行动。这些行动只要谋划周密，大功告成的胜算极高，且绝不会招致德军的大规模血腥报复（盖因德国人对法西斯走狗的死活压根嗤之以鼻），同时能为我们铸就极高的安全屏障（暗探奸细乃是彻底毁灭我们的万恶之源）；尤为关键的是，这能在全社会确立起一种宛如神秘‘圣费姆法庭’（santa Weheme）般令人生畏的铁血神威，对于震慑那些麻木不仁的市侩冷漠之辈、或是那些因道德软弱与极度恐惧而充当敌伪走狗者，其威慑实效无与伦比。”

自9月8日之后的最初数周起，共产党人行动的基石与核心枢纽，便在于向一切军事与民事层面的“观望主义”（attendismo）开战；他们以最坚决的意志、最激烈的暴力，在各个层面上不择手段地推进这场清洗斗争，甚至城市恐怖主义暗杀亦在所不惜¹⁶⁶。

按照莱奥·瓦利亚尼（Leo Valiani）的说法，“战斗反法西斯派”尽管清醒意识到恐怖暗杀手段“极有可能招致中产平民阶层的民心丧失——盖因面对纳粹和墨索里尼追随者势必采取的屠杀人质等残酷报复手段，普通平民深感惊骇惶恐”；然而他们依然决意冒此奇险，认定这乃是“为了意大利的最高利益而必须履行的庄严天职”¹⁶⁷。然而乔治·博卡（Giorgio Bocca）的剖析则更为深刻透彻¹⁶⁸：诉诸恐怖暗杀在本质上完全是共产党人的一项自觉决断，且起初遭到了其他政党的百般抵制。这一决断被包装为一种“革命道德律令”（旨在打破“城市资产阶级避风港”相较于高山村落与工矿街区所享有的特权庇护状态），表面上宣称是为了先发制人挫败德寇的恐怖统治，但在客观实际上，却是处心积虑地为了蓄意引爆并急剧恶化德意法西斯的雷霆报复：

“这乃是一种处心积虑的‘自残战术’：它主动招揽创伤、惩戒与血腥报复，以此将一切摇摆不定的观望分子硬生生拖下水，强行掘开仇恨的万丈深渊。这是一套冷酷无情的流血教导法，一堂暴烈凶残的人生洗礼课。共产党人理直气壮地认定这是不可或缺的现实必需，并且在彼时彼刻，唯有他们具备雷厉风行、即刻施教的钢铁魄力。”

从纯粹军事角度衡量，城市恐怖暗杀毫无实战战术价值可言。然而在共产党的总体大战略中，它却发挥着双重核心功能：其一，通过诱发法西斯与德军的血腥狂暴报复，从而在民间激起对敌伪的滔天义愤与刻骨仇恨，以此彻底粉碎任何旨在寻求妥协缓和的“地方媾和”企图——此类企图尤其在9月8日之后在两类人群中深孚众望：一类是深恐不择手段的同胞自相残杀将彻底撕裂民族未来生机与社会肌理的有识之士，另一类则是纯粹不愿卷入自身毫无共鸣的血火厮杀、满脑子只想以最小代价苟全性命的平民百姓；其二，在作为暗杀绝对主力且主要针对极具象征意义之社会名流（暗杀秦梯利堪称其中登峰造极之作）从而成倍放大政治回响的共产党行动爱国小组（GAP）周围，人为营造出一圈无坚不摧、无所不在、令人生畏的神圣光环，使任何人皆感到插翅难逃；这不仅起到了极强的恐怖威慑功效，更在社会大众眼中，将共产党人的狂热主动、雷厉风行与视死如归，同投身抵抗的其他各党派的软弱“消极被动”形成了极度鲜明的两极对照。

多年之后，在抵抗运动期间曾长期执掌共产党武装大军（加里波第旅）政治委员重任的彼得罗·塞基亚（Pietro Secchia）曾慨叹道¹⁶⁹：

“观望主义拥有何等顽固雄厚且普遍蔓延的社会基础；人们完全可以说，在观望自保、积极或消极通敌卖国、以及投身反抗斗争之间，那条严酷的历史分界线横亘穿透了每一个城市、每一座工厂、每一个机关办公室、每一个乡村村落，甚至在不少情形下，直接横亘撕裂在同一个家庭的骨肉至亲之间。”

作为对一种极其普遍、且深层决定了极其广大的社会阶层在面对德国占领军、萨洛共和国与抵抗运动时所采取之思想与道德心态的精准写照，塞基亚的断言委实无懈可击。然而行文至此，此处需要深入推敲的核心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探寻共产党人通过大张旗鼓地向观望主义宣战究竟意欲达成何种深层战略意图。盖因假使一方面无可争议的是，意共意图通过打击民事层面的观望主义，在萨洛共和国周围制造彻底的政治孤立真空，搞臭其基层行政建制，并彻底粉碎任何投降变节倾向以及敌对阵营在地方上私相媾和的停火企图；那么在另一方面，假使断言意共通过清算所谓的“军事观望主义”，仅仅是为了打压那些企图自立门户、不愿同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编制同流合污的旧正规军人集团，抑或是为了整治那些虽已同民解委建立挂钩并编入非单一军人支队、却坚决主张必须首先厘清游击运动的任务边界、行动限度、组织编制及其后勤财政保障的军官阶层（乃至在个别极端情形下，这批军官将游击武装构想为某种不受政党政治摆布支配、主要潜心于隐蔽破坏行动、唯独留待在同德军决战的最后阶段方能公开配合盟军投入正面战场的“敌后影子本土军”），这种解释便显得极其流于表面、缺乏说服力了。

姑且不论在经历最初数周的惨痛波折之后，此类正规军人倾向在支持者数量上早已大为萎缩（以至于由其激起的摩擦冲突极少真正演变为公开决裂¹⁷⁰），且在依然维系活力的地区，其诉求往往表述得远为温和克制且绝非毫无专业价值（正因如此，军人派与政治派在彼时暴露的一系列政见分歧在随后的数月里持续成为广泛论争的主题，且当其最终至少在形式上达成某种调和妥协之际，妥协的基础更多是建立在正规军人的技术专业准则之上而非政客的高谈阔论之上，以至于不少政治性游击编制纷纷将最高军事指挥重任托付给非政治化的正规军官）；整场针对军事观望主义的大批判所具备的工具性实用主义本质，恰恰从共产党人自身用于论证该清洗运动的整套说辞中暴露无遗。在这方面，塞基亚于11月发表在《我们的斗争》上的重磅专论《我们为何必须立即行动》堪称醍醐灌顶之作¹⁷¹。在文中，“立即采取行动且最大限度铺开行动”的迫切性被置于整整一系列宏大论据之上：诸如“游击队员的战斗”必须“升华为全体意大利人民的战斗”，盖因唯有如此方能“缩短战争进程并尽快将意大利人民从德寇与法西斯的法西斯暴虐压迫下解救出来”；抗击法西斯的流血牺牲固然将付出“惨痛代价、无数受害者与鲜血”，然而通过缩短德寇占领期，将能拯救“数以万计的人类生命并避免我们所有的城市与村庄惨遭彻底毁灭焦土”；假使游击运动不立刻投入真刀真枪的血火实战，德寇与法西斯的恐怖暴政便将肆无忌惮地全面铺开；一味坐等游击组织建制彻底巩固成熟，最终必将导致整个队伍的涣散瓦解与彻底散伙。

“断言必须先组织建制而后方能付诸行动、宣称过早行动必将招致灭顶之灾的说辞，”塞基亚就此严厉驳斥道，“纯属彻头彻尾的谬论……相反，唯有实战行动方能摔打训练这批军事编制，方能在血火搏杀中淬炼其钢铁意志，唯有战斗经验方能使其日益壮大巩固。正是从残酷的战斗与实战经验中，必将破土涌现出抗击德寇与法西斯的最优秀的战斗骨干精英。”

在社会党与行动党人大体类似的政治表态中，亦可觅得上述某些论调的影子。尤其是以下这一根本理念，构成了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普遍共享的精神公约数：> 唯有当意大利人民以自身流血牺牲积极投身于将德寇逐出国土、彻底埋葬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伟大斗争之际，它方能真正为自身赢回民族独立与自由尊严。我们绝不能、亦断断不可被动坐等美英盟军将自由作为施舍恩赐给我们。

然而共产党人却走得深远得多。紧随上述宣言之后，塞基亚立刻抛出了另一段石破天惊的断言；只要稍加体察该文面世的历史政治节点，体察特定政治隐语与专有名词在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所承载的真实含义¹⁷²，便能昭然若揭地洞见意共在内心深处对上述口号所作出的独特政治解读，以及其放眼未来所誓愿达成的终极野心：

“意大利人民唯有在为争得独立与自由而殊死搏杀的前提下，唯有在铁证如山地展现出自身具备足以强行推戴自身政府的强大实力地位的前提下，方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政府——拥有一个它梦寐以求长久渴望的政府，一个真正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府，一个同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反动反动集团毫无瓜葛的革命政府。”

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至高战略蓝图，“扣上观望主义大帽子”在共产党的策略棋局中占据了居高临下的绝对枢纽地位。通过向“观望主义军人”大举发难，他们固然旨在孤立并整肃某些企图以“所谓纯军事技术论据”抗拒游击队伍“政治化”（实质上是党派化，盖因所有人——哪怕包括那些以恪守对国王宣誓之效忠誓词¹⁷³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军官，尽管这批人绝非多数——皆在灵魂深处将投身抵抗视作一项崇高的政治与道德抉择）的军事编制与带兵军官——这批军官深恐政治党派化将彻底破坏作战协调并摧毁指挥权的集中统一¹⁷⁴，亦深恐轻率冒进将牺牲部队建制与实战效能，既无法对人员实施起码的甄别选拔，又将给当地平民带来不可承受的惨烈报复风险从而彻底丧失民心救助；然而，尽管上述职业忧虑何等真切，但在共产党人眼中却必须无条件退居次席，决不可阻碍其以最快速度、最彻底手段去兑现其服务于全局政治野心的一系列核心刚性目标。

在政治语言的泥淖中，依具体历史语境与使用者的不同，词汇往往被赋予或宽或窄乃至南辕北辙的涵义，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沦为一把无孔不入、能强行撬开任何门扉的“万能钥匙”，在另一些情形下沦为任由实用算计随意装填私货的“政治杂物箱”，甚至一跃升格为凝聚某种神话之正向或（更为普遍的）反向图腾（即必须除之而后快的敌对阵营与“万恶之源”）、并以此构筑一整套政治路线的理论杠杆。在抵抗运动期间共产党人对“观望主义”一词的操弄，堪称此道之登峰造极者。这是一种适用于其政治运作一切层级、满足其一切战术需求的“变动几何学”（geometria variabile）式利器；它不仅被用于诛伐假借抵抗之名的投机分子与清醒自保的市侩之流，而且被无情扣在积极投身抵抗运动的其他派别头上，甚至倾泻到了那些不愿公开为其火中取栗的普通平民身上。在这方面，1945年初利古里亚某游击队头目当面向西里蒙席（Giuseppe Siri）抛出的荒诞说辞极具代表性——西里在成功斡旋获得德军与法西斯当局特别通行许可、得以购买并向热那亚平民运送救济粮秣之后，迫切需要获得游击队的放行（而这批游击队员心知肚明这位未来的红衣主教此前曾屡次冒险解救过被捕的游击战友），然而游击头目竟蛮横宣称：“归根结底，全体平民老百姓原本就应当效仿游击队员的榜样，统统逃进深山打游击！”¹⁷⁵

假使在最高战略层面上，向观望主义宣战乃是共产党人为其“民族团结”路线披上合法神圣外衣、并将其暗中引向自身终极目标的手段；那么在其余各战术层面上，它则赋予了意共攫取一系列若非诉诸此道便绝无可能达成（或至少进程将缓慢得多、成效远逊得多）之现实斩获的绝佳抓手。

借助打击观望主义所大获全胜的第一个核心斩获，便是成功孤立并彻底瓦解了各大正规军人编制（即共产党人以极其轻蔑口吻斥之的所谓“巴多格里奥分子”）；这批队伍在9月8日之后的最初数月里构成了新生游击运动中最庞大雄厚的中坚主力（据博卡考证¹⁷⁶，截至11月，在战场上的三千八百名游击队员中，整整半数系由自主独立部队构成，且绝大部分完全由正规军官兵编组而成），且凭借其雄厚的兵力（在1944年下半年，自主独立旅、“绿衫军”等在伦巴第与威尼托的大部以及皮埃蒙特的局部皆攫取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在若干战略要冲甚至构成了当地抵抗力量的核心骨架）及其超越党派政治的非政治化军人本色，极有可能演变为一面极具凝聚力的坚固旗帜，从而赋予整场游击运动一种并非如共产党人所图谋的宽泛“人民-爱国”底色、而是一种以国家正统为主导的“民族-爱国”基调。然而这种民族爱国底色，不仅是共产党人所深恶痛绝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亦为所有反法西斯政党（尤其是各左翼政党）所坚决排斥；各左翼政党针锋相对地主张必须建立“一支从各政党共同奋斗中孕育诞生的人民大军”¹⁷⁷，并由各政党通过大区、省民解委以及北意大利民解委牢牢实施集中统一绝对领导。这一共同诉求，恰恰解释了为何共产党人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得手：这既是因为其他各党派对正规军人编制在未来抵抗运动中所可能代表的政治前景在内心深处同样抱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敌意，这种敌意在本质上同共产党人相差无几；亦是因为唯恐自身被倒打一耙扣上“政治观望主义”乃至“反共分子”的政治帽子，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胆敢在共产党围剿军人队伍时挺身而出予以切实阻击。除此以外还必须指出的是：许多正规军人编制正如我们此前所勾勒的那样，彼时正深陷严峻的整编阵痛与内部危机之中；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巧妙利用天赐良机（尤其是部分军人队伍在德军最初清剿扫荡中遭受的严重军事挫败），另一方面利用其他政党半推半就提供的政治掩护，成功地以反观望主义大批判为理论杠杆，强行楔入了双重致命楔子——一方面打入军人编制同各级民解委及政治编制之间，另一方面打入军人部队内部激进好斗分子同执掌指挥权的传统军官之间；其最终取得的战果极其显著：在某些部队中成功渗入己方骨干并迅速改造其政治面貌（首要之务是抹平其最初的强烈反共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施以政治化改造并将其全面拽入民解委的引力轨道之中¹⁷⁸；在另一些队伍中则直接反客为主攫取实际最高掌控权；而在其余部队中则肆意挑动激化其内部潜伏的矛盾摩擦，直至诱发其彻底土崩瓦解，从而顺理成章地将其中最渴望战斗的激进人员（包括大批为共产党指挥作战所不可或缺的旧职业军官骨干）悉数收编吞并转入加里波第旅或受意共支配的武装体系之中。

另一项重大战果，则在于成功将大批可称作“狂热纯粹的激进冲动者”汇聚到了自身旗帜之下：这批青年毫无明确的政党政治信仰（对苏联本土所建成的现实共产主义体制更是两眼一抹黑、毫无概念），然而在灵魂深处却极其强烈地感受到必须首先在道德上向德寇与法西斯讨还血债的迫切呼唤；在这种激进冲动的强烈驱使下，相较于英美盟军，他们更热切地仰望苏维埃，将斯大林与红军视作摧毁纳粹法西斯暴政的真正救世主，誓愿投身于再造一个唯有从底层工农群众中孕育诞生、同国王与巴多格里奥所代表的旧体制毫无共同之处的“崭新意大利”；因此他们随时准备紧跟任何展现出同等狂热激进与果决行动力的阵营奔赴火线。

历史学界如今已达成毫无争议的共识：整个游击队运动在兵员规模上的真正量级质跃，归根结底是由大批为了逃避萨洛共和国强制兵役动员以及逃避被强行押往德国充当战时苦工役使的人员——尤其是广大适龄青年——蜂拥汇入其队伍所根本决定的¹⁷⁹。然而同样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是：这批新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无坚定的政治觉悟亦缺乏主动献身动机（这当然绝不意味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未曾成长为优秀的游击战士），纯粹系在走投无路的极端生存绝境下被逼上梁山；假使尚存任何其他逃生退路，他们绝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便昭然若揭：当1944年4月中旬萨洛政权颁布针对在5月底前出首投降的游击队员、抗丁逃兵与溃兵的特赦令之际，趁机下山投诚者竟然突破了四万四千人之巨，其中充斥着当初纯粹为了逃避兵役而上山落草的青年。此外，关于这批人员在战场上的极其低劣薄弱的战斗意志，拉法埃洛·奥佩尔蒂将军便曾痛心疾首地记录道：

“在许多地区，敌军每一次清剿扫荡一拉开序幕，他们便作鸟兽散四散溃逃……成批沦为敌军屠刀下的牺牲品。极少有人是在战场上手握武器、作为英勇无畏的战士光荣阵亡的；相反，绝大多数人是在扔弃武器之后、抑或是手中武器根本未曾有效打响便束手就擒落入敌网，并最终被押上刑场靠墙枪决。”

而在“正义与自由”派1945年2月的一份内部历史文件中，亦同样严厉直言在他们当中依然充斥着浓厚的“唯利是图的投机主义市侩心智”¹⁸⁰。

置身于这一视阈下，人们便能深刻洞悉：这场“自发投军狂潮”尽管在规模上初期相对有限且人员军事战术素养极其低下，但对整个游击运动——尤其是对共产党人而言——却具有何等无可估量的历史分量。盖因共产党人恰恰是这场狂潮的最大受惠者：仰赖其吸纳吞并绝大部分新人员的强大组织磁力，他们得以奠定加里波第各旅的雄厚骨架，并将其绝对主导权辐射强加于整个运动之上。在这样一个极其微妙脆弱、在诸多维度上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历史关头所斩获的这一殊勋，恰恰解释了意共为何随时准备为此吞下一切苦涩代价，正如其在整个抵抗运动期间自始至终所展现的那样。尤其是各部队编制的“急剧人员超载膨胀”¹⁸¹，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要命死结：武器装备的严重匮乏短缺¹⁸²、粮秣补给与军饷筹措的极端艰难、防范法西斯暗探特务大举渗透的安全梦魇¹⁸³、大批打着游击队幌子行打家劫舍强奸掳掠之实的地痞流氓犯罪分子对抵抗运动声誉造成的毁灭性玷污破坏、同其他派别游击编制的恶性内耗、新入伍人员的政治异质性（这批人最终虽普遍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其理解的共产主义往往光怪陆离，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迫使意共不得不耗费巨额精力去对其施以政治‘思想启蒙’）、以及特别是我们随后将详述的同广大平民百姓之间激化的深重矛盾。

最后，绝不可对另外两项关键战略斩获视而不见。其一，是成功倒逼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亦步亦趋地对其麾下的游击部队推行高度党派化的政治灌输。这种党派化灌输尽管在口头上¹⁸⁴被共产党人宣称为自身所不齿，然而在客观实际上却是意共绝对不可或缺的救命稻草，其背后至少贯穿着四大深层动因：a) 能够放开手脚将打击正规军事编制与自主独立队伍的油门踩到底，从而彻底切断这批队伍赋予抵抗运动以某种民族-爱国主义底色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这是意共断断不容许发生的；b) 使意共兜售的“民族团结”政策成为调和弥合各党派分歧对立的唯一合法仲裁者，并进而将其打造成凝聚“左翼阵营大团结”的核心引力枢纽；c) 向西方盟国展现出一副最人畜无害、令其宽慰放心的温和面孔，尤其是在“萨勒诺转向”之后，避免对意共在解放区充当护旗手的统一战线路线带来任何节外生枝的阻碍；d) 坚决扼杀游击运动在现实中两极分化为“共产党阵营”与“非共产党阵营”两大对立阵营的致命危险——盖因正如维托里奥·福阿（Vittorio Foa）所深刻剖析的那样¹⁸⁵，鉴于游击运动彼时的孕育演化轨迹：

“假使未曾赋予游击武装斗争以极其强大的政治内涵，‘正义与自由’各武装编制及其军事指挥官（首推费鲁乔·帕里）最终必将成为整个非共产党军事力量、亦即潜在的反共军事大阵营的绝对领袖与总代表。”

紧随这一战果而来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直接派生而出的），乃是成功迫使在其他各党派引力轨道内运作的游击部队不得不争分夺秒地提前全面跨入武装冒险实战阶段，唯恐自身落得同“巴多格里奥分子”一样的下场，被扣上借由所谓组织技术借口去“遮掩”其政治观望主义、甚至包藏抗拒同共产党协同作战之祸心的莫须有罪名（并面临被共产党人在政治竞争中彻底淘汰出局的绝境）。尽管其他各政党所提出的一系列被斥为观望主义的论据——尤其是组织层面的审慎考量——在客观上完全站得住脚，且其宗旨纯粹在于实现更优越的实战协同与更卓越的作战效能；以至于在赢得了政治大局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自身亦不得不将其此前扣为观望主义的大批理性建议悄然全盘笑纳。且平心而论，这种政治绑架绝不仅限于受意共直接控制的队伍。就连北意大利民解委以及帕里本人亦长期处于意共猛烈炮火的瞄准镜下¹⁸⁶；帕里尽管深信“即刻付诸实战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无论就其政治宣示意义而言，还是为了“在所有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官兵心头维系那份决定并支撑一切狂热斗志的纯洁信仰”），然而他却极其清醒地洞察到：“各武装支队……在当下阶段必须严格受限于实施骚扰袭击行动，静待组织建制的彻底健全完备以及后勤军需储备的充沛到位——而仰赖我们所践行的决不过度挑衅德军当局的审慎战术，此类军需物资筹措在今日依然能够毫无重大阻碍地从容实施”¹⁸⁷。

行文至此，为了全方位体察反观望主义大批判被共产党人所操弄运用的无穷变幻手段与错综复杂层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视一系列表面看似微不足道、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次级目标。假使忽略了这些目标，人们便绝无法领悟：在全局棋盘上，每一个具体目标——无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何等微小琐碎——皆同其他目标紧密咬合在一起，共同熔铸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战略有机体；而假使无法逐一兑现这些微观环节，其终极宏图大略的实现便将难于登天。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整场抵抗运动的漫长岁月中——而绝不仅限于其最初破土阶段——，意大利共产党对反观望主义斗争赋予了何等生死攸关的至高权重，并在践行推行该路线时展现出了何等铁血无情的决绝意志。为了更为清晰直观起见，不妨在俯拾皆是的纷繁史料中列举若干极具指标意义的典型个案。

由于同绝大多数反法西斯力量一样，共产党人——尤其在斗争发端期——对社会底层群众的真实思想脉搏极度缺乏切身体察，往往沉溺于从虚幻的理论神话框架去脑补群众觉悟，因而在主观上将群众意愿想象得远比其客观实际要“激进先进”和“渴望革命”得多；因此，反观望主义批判首先充当了他们极力防范自身在极左侧翼被“卑劣的托洛茨基主义挑衅分子”¹⁸⁸、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类似“流氓无赖宵小”（尽管未公开明言，意共在内心往往将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内部的极左翼派系亦暗中归入此类）反超架空的防火墙——这批极左势力要么狂热叫嚣必须赋予解放斗争以赤裸裸的残酷阶级斗争属性（这是意共在彼时既绝不能接受亦断断不容许旁人擅自抢跑的，更何况意共深知此类激进狂想在自身党内基层亦大有市场），要么干脆教条地否定无产阶级有任何义务介入一场在他们看来纯属帝国主义分赃内讧的狗咬狗世界大战。同样，向观望主义开战亦被意共用作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用于彻底斩断或最大限度扼杀在游击队、法西斯当局与德军之间周期性尝试推行（且在局部地区确实曾达成协议）的各种形式的“地方和平缓和协议”（如战术停火协定、中立停战安全区、地方互不侵犯默契、普遍性战俘人质对等交换协议等）。对于此类和平倡议（尽管在最初数月更为密集，但实际上从未彻底断绝，且每逢游击运动遭遇重大战略困境、在游击队最具群众基础的区域敌寇推行最残酷的大屠杀清剿、以及在秋收农忙时节，此类媾和呼声便势必急剧抬头翻涌）¹⁸⁹，正如对待那些主张极力避免城市暗杀恐怖主义与细碎血腥暴力、主张使武装行动的规模同其势必招致的惨痛社会代价相称、特别是主张恪守绝不过度将无辜平民推向敌军绝灭性屠杀报复边缘的底线、以及主张将群众引向非暴力的消极民事抵抗以在敌伪周围制造真空从而降低战争残酷度与恐怖政策烈度的一切理性主张一样¹⁹⁰，共产党人皆断断不容许其拥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喘息立足空间¹⁹¹。在他们眼中，凡是敢于沾染前者的媾和之徒，凡是胆敢在后者上消极怠工的动摇分子，皆必须被一律打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死敌予以“毫无宽恕的坚决剿灭”；正如在威尼斯朱利亚与弗留利大区，凡是拒绝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盲目合作——盖因这批意大利游击官兵深信斯洛文尼亚人不过是企图利用其军援以更稳固地把上述意大利故土强行并入铁托的南斯拉夫版图——的爱国志士，同样被意共视作反革命予以残酷肉体消灭一样¹⁹²。

根据意共“组织部”的内部绝密统计与估算，截至1945年2月7日，在各游击武装部队中正式登记的共产党员将士略多于两万人¹⁹³。倘若通盘考量整个游击运动的庞大兵员总体、党的严密组织建制以及其必须同时兼顾的千头万绪的多线战役，这一数字固然远超其他各政党所能调动的骨干资源，然而若想单凭此数字便赋予共产党的存在以绝对的实质领导权，却依然远远不够。甚至在诸多冠以“加里波第”番号的游击编制中（其中不少队伍仅仅因为其内部个别积极分子主动提议挂上此名，以至于麾下绝大多数官兵往往根本不知此番号因何而起），共产党人亦并未占据绝对多数；而在其他编制中，意共往往仅能指派指挥官或更普遍的是指派政治委员¹⁹⁴（极少能做到将两者皆收入囊中），并配备极少量的正式党员骨干。倘若这便是迟至1945年初的相对严峻态势，那么在9月8日事变爆发的最初时刻，局势无疑要险恶动荡得多：彼时游击队员的主体大军几乎全由正规军溃兵拼凑而成，且按照共产党人自身的权威证词¹⁹⁵，各大武装编制通常毫无明确的政党政治色彩，一致高调标榜自身独立于各政党之外（在皮埃蒙特，截至11月，在全区一千六百名游击队员中，整整一千人坚决归属于自主独立支队¹⁹⁶），且往往对共产党人抱有深重的戒心，在不少场合甚至流露出某种本能的敌意——随着时光流逝，这种敌意在某些地区虽有所钝化缓和（却从未彻底烟消云散），但在另一些地区却急剧激化膨胀。盖因尽管在政坛高层，各党领袖维系全面妥协合作的主观政治意愿相对更为强烈；然而在基层地方游击队的血火泥淖中，对共产党将士敢打硬拼之勇武精神的由衷钦佩敬重，却往往在另一面被一线官兵对其宗派主义、两面三刀作派的切肤之痛所彻底抵消——这批人台面上以全民族抗战各派团结合作的最坚决拥护者自居，然而在骨子里却唯独把本党的自私利益凌驾于一切大局之上（“尽管各方高调鼓噪游击部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战斗协同”，高调宣称“在深山密林中不谈政治、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皆属于全民族的神圣公业”，‘正义与自由’驻拉斯佩齐亚与加尔法尼亚纳地区的纵队指挥官“博亚”[即维罗·德尔卡皮奥]于1944年11月6日向美军战略情报局[OSS]呈递的密报中愤然痛陈道¹⁹⁷，“然而这种田园诗般的理想神话仅仅存在于空洞的口头上，在现实行动中压根子虚乌有”），甚至走极端到了悍然武装拦截并强行侵吞盟军专门空投给其他兄弟部队的枪械弹药与金库现金，乃至在暗地里肉体清除处决其他派别的游击战友¹⁹⁸。

即便彻底抛开在彼时为政界许多人所坚信——我们此前业已指出这绝非毫无现实依据——的意大利战事极可能迅速闪电落幕的历史或然性，从而抛开意共必须以最快速度发动全面大规模武装斗争以防把战后大局全盘拱手让给巴多格里奥与传统保守势力的紧迫诉求；人们亦能一目了然地体察到：面对上述犬牙交错的险恶微观态势，意共手中所能倚仗的最致命杀手锏武器（无论是为了避免自身在政治边缘化、避免工农阶级被排挤在解放大局之外，还是为了在抵抗运动中强行确立自身绝对政治领导权并逼迫行动党人与社会党人同自身结成进退与共的左翼同盟¹⁹⁹），唯有向一切形式的所谓“观望主义”展开赶尽杀绝的殊死围剿。这场围剿不仅无情对准了那种由极度自私的保守阶层所自觉践行的货真价实的观望自保——这批人誓死不愿卷入抗德血战，将全部宝全盘押在美英盟军特别是英国人身上以图战后清算；而且更被处心积虑地用于构陷抹黑一切被意共蓄意贴上“观望主义”标签的理性主张——然而在最初阶段，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此类主张不过是对某些早期军人编制盲动冒险所酿成的血泪惨祸进行客观反思后、对盲目蛮干所作出的坚决拒绝²⁰⁰；而在随后阶段（尤其在经历了1944年夏秋大溃败的惨痛教训以及‘亚历山大文告’的冰冷洗礼之后），此类主张不过是游击运动在直面残酷战场规律时所不得不达成的清醒现实觉悟。首当其冲的觉悟，乃是洞悉到无论游击运动何等勇武善战，最终彻底埋葬德国占领军与萨洛伪政权的决定性铁拳，唯有来自美英盟军的庞大正规军团；因此，亲身投身抗德反法西斯火线，在道德与政治上固然是为意大利重新洗刷奇耻大辱、赢回国际尊严信誉、争取在未来和会上获得盟国宽大待遇重返自由国家之林、并彻底清算与法西斯旧体制同流合污的反动势力的唯一康庄大道；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草菅人命，轻率地将大批游击将士与无辜平民当成无谓的炮灰去白白送死，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一场游击队自身单打独斗断断无法达成的所谓孤立大捷，更遑论为此同美英盟军全面反目决裂——盖因归根结底，意大利的国运前途终将由盟军所拍板敲定，且在彼时彼刻，抵抗运动自身的存亡绝续在极大程度上正是悬于盟军的后勤血脉之上。

关于1943年9月8日至1945年4月25日期间美英盟国在意大利推行的地缘政治战略，学界已涌现出一大批切入视角、史料挖掘与结论研判各异的高质量学术专著，足以使我们对其总体战略脉络、重大历史节点与关键维度建立起相当精确透彻的认知把握²⁰¹。尽管由于涉及盟军各情报特工机关（乃至尤甚于意大利自身谍报系统²⁰²）的绝密原始档案相对匮乏且高度碎片化，这一政策维度相较于其他领域研究略显单薄；然而盟国对待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根本政治态度及其同抵抗武装之间的互动博弈，在今日学界亦已基本廓清并“尘埃落定”，使我们无须在此不厌其烦地展开既流于泛泛而谈又过于繁琐细碎的宏篇论述。然而，对若干核心死结予以必要的重点阐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唯此方能彻底扫清长期以来扭曲这一历史真相的种种误区与偏见——此类谬论时至今日仍不时沉渣泛起于某些热衷于自我吹嘘的“当事人”回忆录以及标榜“特立独行”的业余史学票友的笔端。

首先必须大书特书、彻底厘清的核心要害在于：盟国对待意大利的根本态度，绝非如坊间常见论调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取决于伦敦与华盛顿两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因而断断不能将其狭隘简化为丘吉尔与罗斯福及其核心幕僚的主观意志；若想读懂这一政策，仅仅宣称在初期主要由英国（保守派）主导、而美国（民主派）的影响力在后期方才逐步抬头，同样是流于肤浅的。且不说此类过度公式化且深受战后政治大气候严重污染的历史断代分期本身便存在巨大漏洞与亟待修正之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对盟军对待意大利之态度产生决定性重大塑造的，乃是一整套同严格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毫无瓜葛的纷繁动机、部门利益、意外事态与微观人际博弈——这使得盟国的实际政策在本质上表现为由形形色色遵循不同乃至针锋相对之逻辑的官僚集团、甚至夹杂着由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修养、心智模式、政治好恶乃至部门争功嫉妒等个人恩怨所共同交织角力妥协的复合产物。在这方面，埃莱娜·阿加·罗西在专门剖析盟国对待抵抗运动之政策时，所作出的剖析极具历史洞见²⁰³：

“绝不能过度高估其政策的连贯性与铁板一块的专一性。在西方阵营内部，不仅在美英两国政府之间存在深重分歧，而且在军界统帅部与政界文官之间、在华盛顿与伦敦的高层决策中枢同身处德占沦陷区最前线直面冷酷现实的一线特工人员之间，同样充斥着激烈的冲突摩擦……最终付诸实施的实际盟军政策，乃是各种相左思潮与迥异权力决策中心反复搏杀妥协后的折中混合体。”

因此，若想真正穿透盟国立场的历史脉络、把握其不同发展阶段、暧昧两可的政策摇摆及其深层戒惧，就必须彻底洞悉：促成这一立场的，乃是错综复杂的推动力与反作用力之网；这些力量大体上固然是客观理性算计的产物，然而亦夹杂着大量主观乃至“非理性”情绪冲动，且无论在部门“管辖权”、在“行政机关”、在“情报特工处”层面上，还是在一线关键当事人的个人性格层面上皆显露无遗。
关于另外两个核心死结，我们后文将结合具体史实予以更为详尽的深入剖析；然而为防生发歧义误读，在此有必要预先对其宏观轮廓做出纲领性界定。

第一：无论伦敦与华盛顿的最高政治战略动机何等重大，在决定盟国实际态度上最终占据压倒性主导权重的，在终极意义上始终是纯粹的军事战术考量，且几乎向来以前线战区司令部的军人意志为转移。若未能牢牢把握这一点，便绝无可能捕捉到贯穿统摄美英对意政策各历史阶段与各个维度的真正主线逻辑。迟至7月25日墨索里尼垮台乃至9月8日停战之前（彼时盟军心头尚存有一线指望，期盼能够仰赖意大利正规国防军的倒戈为抗德战事提供实质性的战略臂助），意大利作为轴心国的“柔软下腹部”，在盟军全球大战略中始终占据着极其显赫的核心枢纽地位。然而，随着意大利正规大军在停战狂澜中瞬间灰飞烟灭、战线僵持锁死在卡西诺防线（Cassino），意大利战区在盟军眼中迅速丧失了其此前享有的绝大部分战略光环；而随着盟军的战略重心全盘转移到筹备并实施法国诺曼底“第二战场”大登陆之上、甚至转移至巴尔干半岛侧翼，意大利战区的战略降级更是每况愈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特别是当亚历山大将军原指望彻底给德军以毁灭性致命一击、强行打开通往的里雅斯特、维也纳与布达佩斯战略走廊的1944年夏季攻势在“哥特防线”前遭遇彻底阻遏之后——，整个意大利战役彻底沦为一场漫长残酷的消耗战（且由于此前配属该战区的大批精锐主力被强行抽调转投诺曼底与法国南部两栖登陆，战役只能依靠残存的削减兵力苦苦支撑），其压倒性作战目标在本质上无非在于把尽可能多的德军重兵集团死死锁死在亚平宁半岛，严防其回师增援调往欧洲其他决定性战略主战场。

第二：置身于这一军事战术诉求绝对凌驾于政治地缘战略的客观态势下，在实际承担着意大利战役最沉重作战流血重担的英国人一方——正如丘吉尔曾屡次大倒苦水所强调的那样²⁰⁴——，此前丘吉尔个人对意大利所展现的最初“善意宽容”姿态迅速被彻底埋葬，取而代之并占据压倒性统治地位的，乃是过去数年间从未真正平息的历史敌意（安东尼·艾登及其统领的英国外交部历来是这种仇意最坚定的扛旗者与政治大本营）、对意大利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种族与文化偏见（停战谈判期间意方的两面讨价还价与推诿拖延、以及正规军队在停战令下瞬间丑态百出的崩溃瓦解，更是成倍放大了这股轻蔑反感）；与此同时，伴随着希腊局势骤然坠入赤色革命与全面内战的深渊，一股前所未有的极度惊恐疑忌在英国决策层心头急剧膨胀，即便在如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地中海战区英国最高政治政策负责人）这般向来主张推行较为灵活宽大政策的人士心头亦不例外。从原则上讲，美国人往往并不完全认同英国人的这套严苛立场；然而，美国人一方面为了避免同伦敦在战时盟友之间激化过多摩擦裂痕，一方面鉴于在战时军事指挥权（乃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划分上意大利历来被正式界定为主要属于英国的主导势力范围²⁰⁵，一方面由于华盛顿对意大利本土的复杂真实国情远不如英国那般明察秋毫²⁰⁶，加之美国自身在对意政策上缺乏清晰深远的长远政治蓝图，其内部在“究竟应当何去何从”的大方针上甚至比英国盟友更为四分五裂，且自身亦在相当程度上深受同英国人如出一辙之文化偏见的深层制约（在美国个案中，这往往表现为将其眼前直接接触的美国本土意大利裔移民社区的刻板印象生硬机械地套用在意大利本土真实国情之上，同时又不得不投鼠忌器地顾忌意裔选民在国内政治大选中的选票分量）——正是由于上述重重制约，使得美国人无论在有效抵制英国强硬路线方面、还是在寻求自身立场同英国政策之间的平衡点以构建一套前后连贯的共同政治纲领方面，皆基本上交了白卷；借用丘吉尔一句极具神韵的生动比喻：牢牢握住“煮咖啡壶把柄”的，从头到尾皆是英国人。正因如此，在丘吉尔最初的“善意施恩”——究竟多大程度上出于诚意、多大程度上纯属权术操弄委实难下定论——烟消云散之后，一种铁血定论在盟军中枢卷土重来并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既然曾胆敢向大英帝国在地中海与近东的地缘霸权发起致命挑战与挑衅，既然胆敢在英国深陷历史上最孤立危急的至暗时刻落井下石背后捅刀子，既然最终打输了这场不义战争，那么它就必须受到应有的严厉惩戒，必须将其滔天罪责的苦涩代价如数偿清到底，必须靠流血立功去“自己挣得洗心革面走出战败敌国地位的通行证”；因为正如丘吉尔于1944年8月冷酷写道的那样²⁰⁷：“当一个民族自甘堕落屈从于一个暴虐专制政权之际，它便断断不可能洗脱该政权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孽。”因此在目前阶段，英国绝无一丝一毫放弃其凭借停战协议所合法攫取的全盘占领统治特权的意图。在巴多格里奥政府对德宣战后盟国所赐予的“共同参战国”（cobelligerante）法律地位，便已是意大利所能奢望的极限天花板。至于如某些人所妄想的、企图在盟军攻克罗马后便开启和谈以一份初步和约彻底取代苛刻的停战协定，在现实中是绝无可能的：无论是前线的战备军事刚性需求，还是意大利整整三分之二的锦绣江山依然沦陷在轴心国魔爪之下、王国政府在代表性上根本不足以代表全体意大利人民发言的客观现实，皆决不容许迈出这一步²⁰⁸。更遑论正如丘吉尔以其那种往往近乎粗暴残忍的标志性坦率所反复申明的那样²⁰⁹：盟国为了赢得对德决战的最终胜利，压根不需要同意大利搞什么平起平坐的“平权结盟”。

除此以外还必须最后补充指出三点极其关键的核心事实：其一，完全契合于彼时最主流、最权威的传统正规军事学思想准则，盟军最高统帅部（美国将领在此维度上甚至比英国将领更为僵化偏执）在整个二战全过程中——任凭其麾下的心理战战时宣传机构如何对外大肆吹嘘——对形形色色的游击队抵抗运动（除英国人对南斯拉夫铁托游击大军另眼相看外）历来极度轻视贬低，特别是对原本属于轴心国阵营的败类国家的游击反抗更是嗤之以鼻，将其能够发挥的实际战术价值严格限定在极其狭隘的辅助边缘范畴；至于意大利的抵抗运动，盟军高级将领有时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其精神内核与动机逻辑（尼姆将军[Philip Neame]的个案堪称典范：在他看来，假使不是一帮亡命徒，正常人怎么可能去为了‘一项逻辑上势必以自身祖国在战争中彻底惨败为前提的荒诞事业’去甘冒掉脑袋的奇险²¹⁰），而当他们真正看懂了游击队的政治诉求之际，则更是一律予以坚决否定和彻底排斥，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根随时可能引爆一系列给盟军战役制造无穷麻烦与羁绊的危险引信，从而自始至终对其抱以深重的猜忌与冰冷的敌意；其二，盟国政治决策高层自始至终无比坚定地将直接置于自身完全掌控之下的君主立宪王室、以及先后由巴多格里奥与博诺米执掌、且已正式签署或明确接受停战条约的王国政府，视作自身在法律上唯一的合法且靠得住的对等谈判实体；因此盟国断然没有任何意图同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任何严肃的政治同盟承诺——盖因后者公开同君主立宪王室分庭抗礼，且以不同形式同巴多格里奥及博诺米内阁针锋相对，其内部更充斥着如佩尔蒂尼这般高呼反法西斯力量绝不能亦不应为停战协定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因为他们未曾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激进领袖；其三，盟国高层极度深恐在击溃德军与萨洛伪军之后，意大利共产党人将在北意大利本土重演希腊正在爆发的血腥共产暴动；或者退一步说，深恐北方局势陷入失控，迫使美英两国不得不派出重兵在意大利本土长期实施全面武装驻扎并背负沉重的经济包袱，而这是美英为了遏制危险的社会动荡所断断不愿亦无法承担的沉重代价²¹¹。由此便不难洞悉：为何在盟国与意大利游击运动（特别是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两者的关系从未真正做到坦诚相待或真正亲密无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与举步维艰。而这一切，即便是在游击队运动在抗击德军战事中所展现的实际战术贡献²¹²正被证明远远超出盟军此前最乐观的预料、以至于促使盟军各大战区司令部乃至亚历山大将军本人（尽管他私下里同样将游击队员视作‘极大的战术麻烦’）不仅在公开发表的外交辞令中、而且在绝密的内部军事技术研判报告中，皆不得不对其作出极高学术褒扬的历史事实面前²¹³，亦丝毫未能扭转两党同盟之间深层的冰冷底色。

对于盟国而言——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在此点上皆完全一致——抵抗运动绝不应成为麻烦的策源地，而应充当助益的工具。它绝不应“搞政治”，亦不可自命于过高的野心目标，诸如将自身扩充为“正规军”、发起大规模战略战役、“解放”大片国土或“发动”民众；所有这些构想，哪怕盟军曾认为其具备可行性（实际上他们从未这般认为），在他们看来对于意大利战局亦毫无实用价值，反倒深恐这会给自身招致困扰（至少在后勤补给层面），并对这种行径可能引申出的政治事态演变与后果、以及游击队运动可能借此摆脱其司令部掌控而获得的自主性抱持极深戒心。在盟军的视角下，抵抗运动实质上必须仅存在并活动于纯粹的军事领域之内，且必须尽可能同盟军司令部保持紧密联络，充当其战线后方的辅助力量。搜集军事情报²¹⁴、实施破袭作业、发动旨在牵制并消耗敌军兵力的暗杀与奇袭突击、在紧邻德军防线后方支援盟军特定作战行动、以及反间谍宣传：大体而言，这便是抵抗运动所应承担的全部使命；而要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少数意志坚决的小分队便已足敷使用，所必需的不过是微量物资器材和若干盟军联络使团的协助罢了。简而言之，这一视角与绝大多数游击队运动——尤其是其左翼政治派别——从一开始所确立的自我定位截然不同，同时也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大相径庭；巴多格里奥政府虽同样敌视抵抗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并极力企图将其纳入自身统辖之下予以正规军事化，但鉴于其自身风雨飘摇的君主制命运，该政府认为游击队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在抗击德军与萨罗共和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对于在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面前为意大利在未来的和会上争取更为宽大的处置待遇，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价值。

或许最能精辟概括这一根本视角差异的，当属埃德加多·索尼奥。为了阐明其所属组织“弗朗基”的精神旨趣与活动实态，他曾对该问题自“九八协定”后初次显露以来的基本关节点作过如下勾勒：

“盟军的设想，”他写道²¹⁵，“乃是用一张由情报与组织使团构成的网络全面覆盖游击各支队的布署区域，以此建立并持续更新对局势的全景掌握，进而在第二阶段，为了自身的军事与政治目的对整个运动实施控制、统领与补给补给。这一构想于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间逐步付诸实施……
就意大利政府与最高统帅部而言，在这一时期根本不可能与北方的抵抗运动建立起系统性的联络接触。出于我们后文将要探讨的原因，盟军决不允许意大利官方机构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尚处于沦陷状态的区域之内。仅仅依靠迂回托辞与巧妙谋略，才得以将极少数个别人员夹杂渗透进盟军联络使团的成员之中。正是在这种初步的勾连过程中，抵抗运动、盟军以及南方政府三方在斗争宗旨与斗争手段问题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日益暴露无遗。让我们逐一对其加以剖析。

就游击队运动而言，有三个基本观念无论各派政治派系与倾向如何，皆为全体‘自由志愿者’毫无例外所共同秉持。这三大观念即：
1）将战争视为至高无上的必然要求，将胜利视作一切后续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
2）该运动在实质上的统一性与自主性，以及在实际行动层面上推进联合的必要性，即便在不同旗号下实现此种联合的期盼与尝试依然存在；
3）斗争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价值是不可或缺的本质要素，凡不承认此点者便无从谈及归属于该运动，尽管在各不同集团内部对此种政治要素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加里波第旅眼中是社会革命，在‘行动党’正义与自由旅眼中是彻底的民族革新，而在各独立自主支队眼中则是争取政治民主并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独裁）。
相反，在盟军眼中，游击队运动仅仅在有利于服务于大战战局的军事利用价值这一层面上才受到审视。任何其他考量他们均不屑一顾。游击武装力量不过是应该以最恰当方式镶嵌进打击德军整体战局构架中的一个组成要素而已。

在已解放的意大利本土，政界与外交界将游击队运动视作意大利伴随盟军进行整体战争努力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根本关切在于将该运动纳入国家‘共同交战’（cobelligeranza）的轨道，以便用于推动预期的对和约苛刻条款的修改。在军界，人们倾向于将游击各支队视作脱离了陆军建制的分遣部队，即便只是间接地，亦当服从军事等级序列或从属于布林迪西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同时对其中的左翼政治势力怀有极深的戒心。

就盟军而言，毫无疑问，对辅助性游击武装行使统帅权与下达指令之职权，悉数归属于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公开谈论‘他的’游击队员。伦敦广播电台直接接受盟军司令部的命令与训令，对地方各司令部、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及意大利政府一概视而不见。自南方北上的各联络使团接受英美两国的训练受命，除自身后方基地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权威。盟军的这一观念自有其政治与法理依据，尽管以其实用主义的心态并不总是能清晰自省其义。意大利北方领土在法理上从属于意大利政府，而该政府乃是交战敌国政府。况且该地尚有德军盘踞，因之对处于停战协定管辖监护之下的意大利南方政府而言，在该领土上绝不存在任何事实或法理上的管辖权。唯有在全境光复之后、经历盟军军政府（AMGOT）接管过渡、待战线彻底远去之时，意大利政权机构方能重新行使其权力。在此之前，凡在沦陷区自愿协助盟军大业的任何军事或政治力量，均不得被视为代表意大利政府或隶属于意大利政府，而只能从属于盟军。这一观念不仅解释了盟军情报机关对地方游击队指挥部试图整合抵抗力量的举动所抱持的恒常戒备与或明或暗的阻挠，同时也解释了在这一时期，盟军在南方意大利政府与军方统帅部同北方游击队运动之间所人为筑起并坚固把守的不可逾越之壁垒与密封隔阂。

布林迪西的意大利政府与意大利军事统帅部从自身立场出发，自然倾向于攫取对游击队运动的领导权，尽管由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种种缘由，他们至多只能通过混杂在盟军联络使团中的个别军事人员，施加极其微弱有限的影响。

在斗争的方法与限度这一问题上，双方的冲突同样深刻而尖锐。将游击战视为具有政治背景与政治内涵的斗争观念，必然导致一种倾向：即极力促成规模日益庞大的武装支队，‘解放’并控制连片区域，将指挥大权统一收拢于政治机构与政治领导人之手，并在盟军部队并肩作战的同时进行一场独立自主的自身战争。在北方，各方力图将游击各支队锻造成一个统一的实体，即一支‘解放军’，无论在沦陷区民众面前，还是在盟国自身面前，都高高擎起国家政治重生的旗帜。其最终目标在于发动群众性总起义，从而赋予游击编制远远超越即时军事功能的崇高价值与历史意义……

然而，盟军的构想却完全殊途。

游击各支队的军事行动绝不应逾越作为盟军部队战争努力补充辅助这一界限。任何逸出此轨道的行径，皆属耗费精力与资财、损害战争全局指挥的妄动。盟军情报部门只要由精干分子构成的精简小型支队。他们坚决反对开辟自由区，反对对固定防线的死守死防，反对对德军采取群众性正面集群作战。他们所希冀的，仅仅是突袭奇袭、孤立破袭以及针对敌方薄弱据点与交通动线的猝然打击，且必须尽可能与盟军主力部队的战役机动保持协调呼应与同步推进。面对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游击武装，他们始终冷漠猜忌。在他们看来，唯一要紧的事唯有打仗，除此无他。政治支队的组织者与头面人物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些惹是生非的煽动政客，只会用毫无即时实际利益可言的问题与活动，干扰职业军人的严肃正事……

这些分歧不仅停留于理论思辨层面，更直接投射到具体的搏杀战场之上：中央各政治机构（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着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来自南方的各使团代表着盟军的战略意图，而旧陆军军官与保王派分子则代表着巴多格里奥的建制军事构想。正是这一错综复杂的交汇场域，构成了‘弗朗基’组织开展穿梭联络与调解斡旋活动的舞台……

若要以某种方式调和如此悬殊的视角，除了巨大的耐心、善意以及谨防行差踏错的戒惧之外，本需要双方展现出深刻的相互体谅与彼此妥协让步的诚意；然而双方皆付之阙如，且——平心而论——意大利方面较之盟军方面更为欠缺此种素养。这便解释了何以从一开始双方关系便绝非一帆风顺，并在历经波折起伏中始终保持着这种龃龉状态，即便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盟军最终也不得不勉强附和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张，或是无可奈何地隐忍接受既成事实。

在战后以及尤以六七十年代为甚的国际与国内意识形态及政治激烈对抗氛围中，为了解释曾充斥于抵抗运动与盟军之间关系的重重困境，尤其是为了将意大利未能实现‘革新’的责任尽数转嫁给盟军，人们往往借助或明或暗的论调，诉诸英美两国、尤其是英国针对抵抗运动及其斗争所欲催生的新意大利抱持所谓‘保守主义’敌意的说辞。这种解释模式乃是左翼文化、尤其是共产党文化的典型产物，而其养分与‘权威性’多半直接汲取自非共产党抵抗精英中不可忽视的阶层——尤其是世俗知识分子阶层。

法西斯统治时期，这些阶层曾闭锁于一种既崇高坚决又流于抽象道德主义的反对立场之中，他们既从未真正洞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统价值坐标所造成的剧烈颠覆，亦未看清意大利因战败与停战而实际沦入的悲惨境地，更不曾领会对于盟军而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并支配其政治抉择的唯一要务，乃是确保在亚平宁半岛的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并完全依据自身在各个具体阶段设定的作战目标来评估意大利人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贡献。正因如此，他们一直将抵抗运动既置于某种民族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视角下予以体验，又视之为意大利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革命性事件——正如我们前文业已指出——以为凭此便能实现一场深刻而激进的政治、社会与道德革命，从而最终将意大利重塑为一个面目一新的公民与政治社会；然而在光复之后，面对其绝大部分期许的幻灭，他们不仅不去反求诸己，从自身对待英美盟军（以及对待本国深层社会心理）的判断与行为失误中反思原因，反而将全部罪责悉数倾泻于盟军对抵抗运动所持的‘暧昧’与‘敌视’态度之上，归咎于据称支配了盟军行动的‘政治近视’与‘自私自利’。

在某些情形下，促成将一切过错转嫁给盟军的动因，极可能是出于一种深重的幻灭挫折感：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粉碎其热切期许的首要‘祸首’，恰恰是多年来被他们奉为民主典范、因而视作遭受法西斯及其同谋践踏蹂躏的意大利人民真正挚友的英美人士。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认为更确切的症结在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无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断层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羁绊中自我解脱。无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情形，皆有助于解释何以在这些阶层当中，抵抗运动时期对共产党人的尖锐批评逐渐偃旗息鼓，转而日益执迷于鼓吹‘抵抗运动的统一性’——尤其是其左翼各组成部分的团结一致——的节点与论据，直至将其烘托为一桩神话，并同时视作一种依然具备现实效力的理想典范。

对英美两国的所作所为固然可以提出诸多批评；但在严肃的历史学审视之下，不可接受的乃是将他们推上被告席，将他们与抵抗运动之间的一切误解、紧张与龃龉之责悉数归咎于盟国，以至于将他们塑造成抵抗运动的准仇敌、意大利民主事业的绊脚石以及极右保守反动势力的庇护者。此类指控倘若不是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工具化企图——且迟早不可避免地沦为此类工具——便暴露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涵义及其相对于往昔‘人类处境’的颠覆性变革的极度无知，首先是对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民族存亡斗争在各国良知与行为规范上所烙下的深刻印记缺乏感知——哪怕各国的感受程度参差不齐。在道德层面，这种印记大体表现为集体的野蛮化退步；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则体现为最不择手段、最冷酷无情但在不计代价攫取胜利的战场上最具成效（或自以为最有成效）的实用功利逻辑的全面胜利。对此若无清醒认知，任何讨论都将不可避免地退化为道德主义的说教构架；这种说教无论出于真诚还是出于私利，在两种情形下皆彻底扼杀了对相关历史事变的真切理解，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当事人自身的眼中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种解释模式何以甚至能将其倡导者罗致于那些深谙内情、亲身经历、且身居要津的历史核心主角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证便是帕里在战后对盟军与抵抗运动关系所作的陈述中，其调门呈现出日趋苛刻严厉的演变脉络。

1945年5月²¹⁶，他仅提及‘在最初阶段’曾出现分歧与艰难时刻，但并未过多纠缠，反而断言‘随着局势的推移’，双方关系是在不断改善的。然而仅一年多之后，在一场题为‘瑞士与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报告会中²¹⁷，他的批评却陡然变得尖刻严厉得多。他直斥所谓共同交战不过是一场损害意大利利益的骗局；盟军只索取对自身有利的东西，而绝不愿付出任何努力（这即便只是间接指涉，亦是暗指战线在‘哥特防线’上的胶着僵持）以使意大利免遭‘丧乱与摧残’。‘他们无法扼杀我们的游击作战努力，但我们与盟军的关系以及他们向我们提供的援助，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对一个具有全国性质与宏大抱负的运动的猜忌所左右……由此引发的重重龃龉，亦严重掣肘了武装起义的技术与军事规划，这些问题自始至终昭然若揭，直至1945年春季仍历历在目。’1948年12月，在针对瓦莱里奥·博尔盖塞审判的法庭作证时²¹⁸，他的证词真伪难辨，既不知该谓之偏颇还是谓之天真。在谴责英国派遣到北方的使团普遍对游击队运动不甚友好之后，他紧接着高度赞扬了美国所派使团，据其所称，这些美方人员不仅‘并非共产党人’，反而皆是‘朋友’，而事实上——且他绝无可能不知晓——渗透进美国情报机构的共产党人数量极多，乃至导致整个战略情报局（OSS）的一个行动小组不得不被强制解散²¹⁹。1949年²²⁰，他转而泛泛而谈称这是一部‘无穷无尽的烦扰史’，不过，他虽然声称不相信加里波第派和‘若干行动党指挥部’对盟军在空投补给中奉行‘党派偏向’筛选原则的指控，但他勾勒的图景已开始切入各项具体问题的核心。实际上，他将奥索拉根据地悲剧性结局的责任尽数推给英美两国（‘游击队反复绝望呼吁的盟军战机终究没有飞来……’）；此外，他一方面将1944年12月的《罗马协定》定性为‘初次胜利’，另一方面却声称或暗示该协定对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而言在实质上极不令人满意，在形式上更带有屈辱意味²²¹；以至于他之所以被迫低头接受，纯粹是由于深陷10月份以来的严重危机，亟需获取不可或缺的外部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亚历山大将军在‘信誓旦旦保证将纵深推进’之后，却在‘哥特防线’前按兵不动。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罗马协定》在他眼中之所以能算作‘初次胜利’，仅仅是因为它使抵抗运动得以挺过命悬一线的深重危机并在1945年4月25日积聚起雄厚实力，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皆视之为解放运动的一次惨重屈辱与挫败。在当时，他尚不愿公开坦承这种失败——很可能是担心一旦承认，便会在正在建构中的抵抗运动官方叙事正统（vulgata resistenziale）上撕开一道后果难以预料的溃口，而彼时该叙事的基础尚不甚牢固，经不起这般冲击——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最终不得不对此予以承认。究竟是因为再也无法掩盖真相，还是为了‘证明’战后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悲剧皆应由不愿让抵抗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英美人士负责，我们已无从定论。因此，在1950年²²²，他的承认依然极为隐晦曲折。他借英国关于意大利战役官方战史出版之机，再次笼统指责盟国、尤其是英国千方百计阻挠并限制意大利参与对德作战，扼杀一切‘复兴’努力（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并且专门就抵抗运动而言，指责其为了‘避免在未来的和会上遭遇以共同战胜国自居的意大利人’，而蓄意遏制、分化并限制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但他并未更进一步。直到他决心迈出更深的一步（即便仍以间接和暗示的形式），又过去了整整十年。1960年²²³，在回顾抵抗运动的决定性关头时，他一方面声称抵抗运动的功绩在于没有去打盟军所希冀的那种‘特种战争’——一种由‘极度灵活的小型破袭与阻截小组构成、绝不与敌主力交战而极度消耗敌人的战争’，而是打了‘我们自己的’战争，即‘一场全民的、民众与民族的武装起义’，其宗旨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在战场上拉起‘一支国民军队’；但另一方面，他却描绘了一幅抵抗运动在1944—1945年严冬所必须克服的艰难险阻的极为惨烈的图景，这几乎无可置疑地印证了这些绝境对于迫使他签署《罗马协定》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要让他把话彻底挑明，却还需要十余年的光阴。唯有到了1972年，当抵抗运动神话叙事几乎已确立了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泛滥成灾之际，帕里终于白纸黑字地公开宣称，他是在一种‘万不得已的胁迫处境’下签署了《罗马协定》；更关键的是，他和詹卡洛·帕耶塔一样，纯粹是将该协定视作一种权宜工具，并在签字时抱持着根据未来情势演变来决定遵守与否的‘内心保留’（riserva mentale）。

“在雅尔塔的分界划定中，”他在《星盘》杂志（L'Astrolabio）上写道²²⁴，“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地中海区域被划归英国的绝对势力范围，这便导致监护的中轴线向右偏移，并进而使意大利民族阵线的轴心右倾；归根结底，除了强力压制左翼冲劲之外，这更使得抵抗运动寻求中间妥协路线、从而维系团结联合的努力变得困难重重。
在这一意义上，南方使团最终带回的各项协议文件尤具决定性与冲击力。首份文件由使团成员在罗马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后签署，而最高司令部在政治抉择上又深受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严密制约。令人极不甘心的是，我们在军事上对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从属从属关系被彻底条文化与刚性化，并且被迫认可了由停战协定强加给我们的未加明确说明的各项军事拘束。毫无疑问，自由志愿军团（CVL）在战后被强制解除武装已成定局，甚至盟方当时便提出要求，将其行动严格限制于民防任务的范畴之内。
在同我的数次晤谈中，盟军统帅部（亚历山大将军）的态度尚不算过于苛刻，并且未完全局限于大体在同一时期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致游击队员冬季文告的口径，亚历山大本人甚至还就该文告向我们给出了最轻描淡写的中性解释。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发生不可预知的意外奇迹，我原本怀揣的梦想——即在未来和会上通过自由志愿军团在战争决胜阶段作出决定性军事贡献而换取盟方对我国‘共同交战国’地位的正式承认——已彻底沦为镜花水月。难道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战争结束得未免太早了吗？我很清楚，若作此言无异于离经叛道的大逆不道。
在这桩交易中，唯一积极且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乃是盟国联合对自由志愿军团的正式承认，以及一笔财政资金援助；没有这笔钱，我们几乎立刻就得关门歇业。军事从属协定不过是将一种早已存在的既成事实予以程序化确认而已，此前将统帅大权授予卡多尔纳将军的举措早已对此作了初步的背书。而倘若对着光线审视那些签名，至少透过我和帕耶塔的签名，任何人都能读出签字者的隐秘保留：只要大权尚未彻底旁落，我们便暗自保留行使一切可行且必要手段的自由。
然而归根结底，最终的决断完全出于一种万不得已的绝境。断然拒绝至少意味着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自由志愿军团的彻底覆灭。最大的个人政治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米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最终以全票通过形式予以批准追认。”

正如我们此前业已指出，人们固然可以对盟国提出诸多严厉指责。然而在提出批评时，既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即不能将个别孤立案例加以普遍化而罔顾其余事实及其所处历史语境（在这一维度上，极具代表性的是一再指责盟军依据游击部队的政治派系色彩来‘调节把控’空投物资的配给额度²²⁵）；更决不可脱离那些在普遍意义上、尤其实在意大利战区主导其战争大战略的政治、尤其是军事指导原则，而一味将所有问题仅仅套入孤立的意大利狭隘视角中来打量，其结果必然是将这一时期抵抗运动与盟军之间充斥的一切误解、紧张与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后者，从而自断了真确洞悉历史本来面目的途径。

无论帕里与帕耶塔在签字之际心怀何种侥幸企盼，1944年12月的《罗马协定》无疑构成了双方关系发展的终点站。然而，若要彻底透视其历史真谛，却必须回溯至双方交往的始发站。尤为关键的是，该协定的意义绝非仅限于狭义上的抵抗运动史自身，它更构成了深入探究并确切理解萨罗共和国末期诸多历史事态、以及北方广大阶层民众同游击运动、进而同德军与萨罗政权之间真实互动的至关重要的分析基石。鉴于我们这部著作的学术宗旨，这无疑是必须予以历史澄清的核心症结之一。

“九八协定”爆发后，帕里的首批举措之一便是派遣其心腹亲信、行动党人阿尔贝托·达米亚尼前往瑞士，去拜会掌控战略情报局（OSS）与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对意情报业务的艾伦·杜勒斯与约翰·麦卡弗里；达米亚尼此前便已与特别行动执行处建立有联络关系。然而这次接触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尽管该接触得到了流亡在瑞士联邦境内的若干极具声望的反法西斯人士的支持，且达米亚尼似乎还试图将与‘自由社会主义进步力量’（即行动党）的关系标榜为防范‘将期盼寄托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势力’的一道屏障。但这一结果丝毫不令人惊诧，盖因在进行此类游说之际，达米亚尼及其随行人员却向杜勒斯与麦卡弗里倾泻了连篇累牍的对英美政策的激烈批判，尤指其对待君主制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妥协态度，且通篇充斥着高高在上、仿佛在向对方传授《大西洋宪章》真谛与崇高价值的说教腔调；眼见前两次会晤收效甚微，他们甚至企图绕开这两位对话当事人，直接致函艾登、美国驻伯尔尼公使以及英国工党，呈递了两份专门聚焦于君主制去留问题的抗议照会。这两份照会在伦敦引发了极其恶劣的反感，最初甚至根本未被视作真实信函，而被怀疑是法西斯反间谍机关蓄意借以在盟军面前诋毁抵抗运动声誉的阴谋离间计²²⁶。在这一初次不欢而散的接触之后，11月初又由帕里亲赴瑞士，并由瓦利亚尼陪同进行二次会晤；瓦利亚尼专门北上正是为了护送帕里赴瑞，并凭借自身在特别行动执行处积累的声誉协助打开局面。11月3日两位行动党要人与麦卡弗里和杜勒斯的会晤在形式上进展得顺利得多，这大概也得益于当时传来的最初一批正面战报所发挥的良好效应——游击队当时正全力护送并协助大批盟军前战俘越境逃入瑞士避难²²⁷。然而在实质层面上，所获成果依然寥寥。在纯粹的政治领域（对待君主制和巴多格里奥政府的态度，以及抵抗运动的战略-政治定位），各方实际上各执己见、寸步不让，两位盟军代表则声明自身在此类事务上无权置喙。在技术业务层面，帕里与瓦利亚尼提出的关于财政资助、武器装备、冬装被服以及建立固定联络渠道等一系列请求得到了接纳，但是——正如瓦利亚尼在其《条条道路通罗马》中所披露的那样——盟方附带了一项保留条件：即所商定之事项必须经由地中海盟军最高总司令的最后批准²²⁸。因此可以说，11月3日的会晤与其说是达成了一项真正的正式协定，毋宁说是开启了一种长期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短期内虽然为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确保了若干极为重要的现实利益（尤其在资金与补给方面²²⁹，并且为其开启了与瑞士情报部门建立切实合作的可能性，这在日后被证明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²³⁰），但兑现的耗时却远远超出了北方委员会的预期，从而引发了用麦卡弗里的话来说的一连串‘抱怨牢骚’，这绝未给双方关系的融洽带来任何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更在起伏波折、危机迭起、彼此猜忌与相互指责中演进前行²³¹；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两起冲突事件，其一是1944年4月底，麦卡弗里断然勒令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在所有委员会领导人中，皮佐尼对盟军立场的领会最深，亦最受盟军敬重），要求（形式上以办事不力为由，实质上是因其对盟军态度过于激烈好斗）撤换达米亚尼，改由社会党人斯图基出任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驻瑞士盟军代表²³²；而更为剧烈的震荡，则是三个月后麦卡弗里本人致帕里的一封言辞极度严厉的亲笔信——当时麦卡弗里获悉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准备向其正式递交一份官方抗议文告，在信中公然指责盟军在物资空投方面‘心怀叵测、阳奉阴违’²³³。

“你们嫌领到的武器不够多吗？”麦卡弗里在信中针对空投背后的一系列根本症结作了极其透彻的梳理，写道：
“我心里有数。在法国、比利时、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丹麦、挪威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得到的武器也从来没有够用过。但整整四年来，我从任何地方听到的牢骚抱怨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从你们这里听到的多。而且，除了你们，世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胡说我们心怀什么‘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算计’。
正如我多次向阁下表明的那样，在对待意大利的问题上，我始终以朋友之道相待。今天我依然以朋友的身份对您推心置腹；但正因如此，恰恰正因如此，我必须把丑话说在明处。
意大利容忍了法西斯主义。这且不论。意大利对我们悍然宣战。这也且不论。尽管您和您的朋友们怀抱种种善意，但我们心知肚明，意大利当年的参战在人员、物资和战争代价上究竟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惨痛的牺牲。
正是仰赖我们艰苦卓绝而最终大获全胜的战役行动，你们才有可能迎来一场政变。而政变之所以未能彻底功成，在极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南方内部反法西斯力量自身缺乏准备，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对此撰写此信之人再清楚不过了。
如今，你们终于获得了自新赎罪的机会，得以并肩站立在曾遭受意大利沉重伤害的阵营身旁。对于这一良机，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为欣慰；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乐意向你们伸出援手。但是，我的天哪，你们现在总不至于妄图由自己来取代艾森豪威尔或亚历山大去统帅全盘军事行动吧！
很久以前我就明确告诫过：你们对盟军大业所能作出的最大军事贡献，乃是发起连续不断、遍地开花、大规模的敌后破袭破坏行动。然而你们偏要拉起大批武装支队。鉴于我深知这些支队对意大利所具有的道德振奋价值，我曾对你们的这一夙愿予以全力支持。游击支队确实打得很好。我们心知肚明。可是你们却得寸进尺，偏要把它们扩编成一支支‘正规军’。到底是谁要求你们这么干的？绝不是我们。你们之所以这么干完全是出于政治野心，确切地说，是为了在战后彻底‘恢复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你们抱有这种念头而苛责你们。但是，当我们的将领们纯粹且实质上完全遵循正规军事准则运筹帷幄之际，你们亦休得对他们横加非难。尤其是，当这些军事准则未能完全迎合顺应你们自身的政治图谋时，你们绝不要妄图将政治居心反扣在我们头上。
我不想再多费唇舌。最后送您一句金玉良言：你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几个真诚的朋友。千万别自寻绝路，亲手将他们推开。”

借助麦卡弗里这番透彻的剖白，散落在盟军与抵抗运动交往及摩擦冲突各处的马赛克碎片，终于拼合成了一幅条理清晰的有机图景。由此便不难索解，何以广大抵抗阶层会对盟军在蒙特菲奥里诺与奥索拉‘自由共和国’覆亡惨剧中作壁上观的消极姿态爆发出或明或暗的怒火指责，对‘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文告’怨声载道，并在抵抗运动内部催生出一种针对盟军的普遍抵触情绪²³⁴。尤为紧要的是，人们由此方能洞悉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左翼多数派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及博诺米政府之间，围绕是否设立自由志愿军团实际军事总司令、尤其是围绕这位司令官所应拥有的职权范围而爆发的根本冲突之所在。因为正是这一深层症结——连同1944年游击队运动所身陷的实际客观境况——构成了直至1945年4月以前，抵抗运动同盟军关系史（首推12月的《罗马协定》）中一切重大关节点的基本底色。这一底色并非意大利抵抗运动所独有，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形塑了欧洲各国的全部抵抗斗争（人们尽可联想法国国内力量与解放阵线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根本成因，在于温和派政党与左翼政党对抵抗运动真谛的领会截然相反——前者视其为恢复国家民主自由建制的途径，而后者则将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彻底激进重塑列为终极目标；同时亦在于这一切在盟军心目中所激起的——无论这种戒惧是否有理——深重疑虑。

以相对轻微的力量消耗和人员损失熬过了1943—1944年的严冬及其末尾德军的清剿扫荡之后，抵抗运动迎来了1944年的春季，尽管面临着重重问题与匮乏，但其展现出的实力、精干程度与扩张势头，却远远超出了德军、法西斯以及盟军各方的预料。随着英美军队向北推进攻势的恢复、罗马与佛罗伦萨的相继光复以及盟军在法国诺曼底与南部的成功登陆，加上自8月底以来亚历山大将军向北方盟军使团发出的权威无线电通令——他在通令中号召‘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发动‘最后的殊死总力战’，并就游击运动必须践行的‘新使命’颁布了明确指令²³⁵——极大地激发了普遍的热狂，人们坚信决战的黎明已近在咫尺；在此推动下，游击队员的数量急剧激增，其战术行动不仅从最初藏匿避难的崇山峻岭向平原开阔地带大幅推进，企图在广大农村引爆全面起义（正如共产党人极力主张的那样），而且涉足了此前几乎毫无游击踪迹的区域，力图在越来越广阔的国土上建立起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权（蒙特菲奥里诺、卡尔尼亚、奥索拉等‘自由共和国’并非孤例，仅是其中规模最大者）；同时，正如法西斯的残暴反扑一样，斗争的手段全面激进化，最终酿成了名副其实的残酷内战。‘正是在那时，’帕里在1960年回忆道²³⁶，‘诞生了我们的一首战歌，一首流行于皮埃蒙特、库内奥地区的战歌，其副歌便是“慈悲已死”（pietà l'è morta）。自1944年春季始，无可宽恕的殊死血战拉开了帷幕。’8月与9月是游击队攻势达到顶峰的月份，胜利似乎已是屈指可待的数周之事。然而到了10月，一切发生了急转直下的逆转，游击队员与后方民众的心态遭受了极其沉重的致命一击：一方面，英国第8集团军与美国第5集团军的进攻动能彻底耗尽，乃至在哥特防线前陷入彻底瘫痪；另一方面，凯塞林决意在全线（首先从卡尔尼亚和奥索拉地区开刀）发起全面大规模反扑，动用了多达六个德国陆军师、四个萨罗伪陆军师以及其他伪政权仆从部队对游击队实施铁壁围剿。正是在这危急时刻，11月13日传来了‘亚历山大文告’，而不到一个月后，德军在阿登森林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消息接踵而至。并且——正如焦尔焦·博卡所写道的那样²³⁷——

“连天气也来落井下石，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阴雨深秋，一个酷寒残酷的漫长初冬。暴雨如注，大雪封山。大批支队在毫无任何冬装御寒的绝境中猝然遭遇恶劣风雪的侵袭。”

这一突如其来的崩塌局势，在心理、军事、组织和政治层面所造成的连锁冲击是立竿见影且极其灾难性的。游击队不仅丧失了绝大部分业已攻克或实际掌控的根据地，随之付诸东流的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弹药器材与粮食储备；更为严重的是，面对熬过第二个战争严冬的凄凉前景，几乎波及一切派系色彩的游击队伍普遍出现了大面积的士气溃散与阵脚动摇（据博卡考证²³⁸，在10月至12月间，抵抗运动的实际有效兵员除阵亡者外，在约八万人中流失了三万余人）；而面对这种颓势——尤其鉴于抵抗运动在财务上业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破产境地——领导层几乎毫无力挽狂澜的良策，因为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做到：a) 维持如此庞大、且显然已远远超出维持能力的庞大游击队员规模；b) 将大批武装人员拉上高山，因为高山地区的山民村落一方面自身根本无力供给如此众多队伍的给养，另一方面，正如一份极可能由焦尔焦·阿戈斯蒂于12月中旬起草的关于‘平原化’问题的备忘录中所写道的那样²³⁹，山民们开始‘对游击战彻底厌烦透顶’；c) 在平原开阔地带保留成建制的武装集团，因为这同样会激化与当地百姓的尖锐矛盾²⁴⁰，并在德军与法西斯围剿清剿部队的反游击绞杀面前付出惨烈代价。一部分支队彻底瓦解冰消；在另一些队伍中，大批‘度夏游击队员’（博卡的用语）或单纯为了逃避萨罗伪政府征兵而进山者纷纷‘告假离队’潜回家中，或者宁愿借萨罗伪政权新颁布的宽大赦免法令向法西斯当局自首；其他人（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在弗留利和卡尔尼亚地区²⁴¹）则索性跑去给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当苦力。甚至不乏彻底反水整编倒戈投奔萨罗伪军部队的案例，或是游击队员索性‘自立山头’、沦为纯粹打家劫舍的匪帮土匪²⁴²。最后，绝不可低估的是，在1944年岁末与1945年伊始，各省与各地区的游击队司令部遭遇了一场近乎全军覆没式的惨烈浩劫，法西斯重新牢固确立了对各大城市的血腥恐怖掌控。这一切不仅对普通基层战士造成了沉重打击，更深深动摇了骨干指挥骨干的心智——利维奥·比安科在1945年1月23日致焦尔焦·阿戈斯蒂的信中谈及卡洛·加兰特·加罗内时的一段感慨颇具深意：‘几年之后（游击战肯定还得打上几年），他定会变成一头历经沧桑的老狼’²⁴³；对盟军的幻灭与信任危机与日俱增，而作为对照，对苏联的同情与好感则急剧攀升。

“1945年的画卷……”帕里在1960年追忆道²⁴⁴，“是在一幅极其凄凉阴沉的景象中展开的。在意大利各大城市中，抵抗运动组织的生存已近乎难以为继；中央各政治与军事机构的正常运转变得极度成谜，每个人侥幸逃脱捕杀的几率微乎其微。在中央机构中直接隶属于我管辖的业务部门同志，有整整一半折损落网、退出战斗。都灵、博洛尼亚、帕多瓦、热那亚的地区司令部全数或部分遭敌破获，且不止一次全盘陷落。”

而在1945年2月，卡多尔纳将军的言辞更为严酷直白，他在致罗马卡萨蒂部长的密电中²⁴⁵，直言不讳地指出局势已陷入‘全面危机’：“在农村，近期敌人的拉网清剿彻底扫荡了众多稳固据点；在城市，由于各政党派系倾轧龃龉，整个组织机构陷于瘫痪匮乏。”

上述乃是心理、军事与组织维度的溃败实态。然而，其在政治维度所引发的反弹与后座力同样深远严重。其中尤以三项表现最为致命：首先是各派政党之间——尤其在省与地区各级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猜忌、摩擦与倾轧的死灰复燃（不仅发生在‘温和派’与左翼之间，更在左翼各派内部、特别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白热化）；其次是与政治性武装力量相对立的‘独立自主’武装队伍的大量死灰复燃与蓬勃涌现；第三则是不同政治色彩的武装支队之间纠纷摩擦、互不配合乃至偶发真正自相残杀武装交火事件的成倍激增²⁴⁶。所有这些病灶在以往亦曾出现，但此刻却蔓延至空前的规模与严重程度，以至于既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地方层面协商调解，更无法指望中央——即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自由志愿军团总司令部——来加以敉平与遏制，因为中央早已丧失了（如果说它曾真正具备过的话）充当抵抗运动有效政治统御中枢的能力。

在这方面，一份于10月至11月间由皮埃蒙特呈报给‘正义与自由’武装指挥部的报告所保存的实录与剖析极为深刻透彻。在该报告中²⁴⁷，作者（几乎可以确认为焦尔焦·阿戈斯蒂）不仅断言皮埃蒙特的游击战争已步入‘危机拐点’，而且直指局势展现出令人忧虑的征兆，‘即便尚未演化为公开而清醒的全面自相火并’，却已表现为‘游击战线的四分五裂’，其严重程度足以‘瘫痪该运动对明日政治决断的任何决定性发言权’。具体而言：

“当初游击战争所成功确立的良好政治导向（该导向使得抗击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得以迅速展开，并以新领导力量全面替代了旧正规军腐朽僵化的军官团）如今已逐步堕落变质；最初将某一特定编制的战士凝聚在一起的高尚政治理想，如今已太频繁地蜕变为一种狭隘怨怼的门户团伙习气，对自身旅团的盲目护短直接化作对相邻友军的仇视敌意，一种并非源自正当传教救世热忱、而是出于为本党在未来选举争夺选民利益而抢占势力范围的贪婪扩张欲狂热蔓延。对此罪责不仅应当在地方基层追究，更首当其冲应在中央机关检讨。相邻各游击支队之间因补给给养纠纷、因虚妄的攀比竞赛心、因个别指挥官的愚钝颟顸而产生磕碰摩擦，本不足为奇，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数月来被迫生活在高度持续紧张状态下的人们必然具备更为敏锐易怒的神经过敏。此类摩擦完全可以通过中央的及时强力介入予以平息，然而在当下的今天，恰恰是在中央层面上，匮乏起码的体谅包容精神，乃至根本毫无着手矫正弥合的政治意志。
依我之见，最为致命的短板——这也是在极大程度上解释当前游击战线深重危机的症结所在——乃是游击战争全然匮乏统一的政治统御方向。这在皮埃蒙特荡然无存，且依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全局来看，在整个北意大利同样荡然无存。数月前仓促设立的四党联合军事统帅部，确实以极大的热忱和颇为显著的成效努力解决了一系列纯技术性的战争问题；但它却无力化解那些政治性的死结，而这些政治问题在像我们这样一场性质的战争中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命脉。若后方的政府本身陷入瘫痪，即便前线的大本营运转得再良好亦无济于事。试问，皮埃蒙特民族解放委员会（亦即皮埃蒙特解放战争的政治统御机构）所必须化解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乃是推动各党派武装队伍之间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精诚合作，而这种协作，倘若在政治层面上缺乏清晰确凿的统筹指导原则，军事司令部在纯技术层面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维系的。然而，这样一种协作不仅未曾在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得到积极求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暗中拆台破坏。当初局势一旦从由某一政党或多或少自发推动的松散游击队伍……过渡到建立起严密正规的成建制兵团（加里波第旅与‘正义与自由’旅）之时，其余各政党便急不可耐地争相寻求抗衡制约之策。自由党人手段更为狡黠老道，他们并不去仓促拉起所谓的‘自由党旅’，而是对各大‘独立自主’武装派系行使某种变相的幕后间接赞助监护权。社会党人则饱受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的折磨支配（这种自卑情结深深支配了他们在共产党人、尤其是面对我们‘正义与自由’派面前的绝大部分政策），执意要拼凑起自己的‘马泰奥蒂’旅。他们完全是拔苗助长地人工催生了这些队伍，靠的是拉拢地方依附势力，尤其是依仗其牢牢把持着民族解放委员会财务金库所带来的特权地位……
时至今日，局势甚至恶化到了沦为真正的雇佣兵队长（capitani di ventura）待价而沽、改换门庭的地步：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皮耶罗，此人曾是卡纳韦塞地区‘马泰奥蒂’支队的顶梁柱骨干，此前曾千方百计企图倒戈投奔我们，而眼下竟在堂而皇之地与天主教民主党人讨价还价、商谈跳槽入伙条件……
原先那种对所有队伍一视同仁开放活动区域、允许队员自由选择投奔心仪队伍的开明制度，如今被一种野蛮残酷的势力范围保护主义所取代，各派对所谓侵犯本党势力地盘的行为动辄爆发出凶戾抗议，并不择手段采取或明或暗的下作伎俩阻止战士投奔理念更为相近的派别。我无法否认，即便在我们‘正义与自由’阵营内部……也屡屡陷入这一危险的游戏之中难以自拔。当然，我们尚可辩解称，当初首批‘正义与自由’游击队伍曾遭受加里波第派近乎公开的敌意和屡屡绝不光彩的排挤打压……但此类纷争决不能毫无章法地任由中央指挥官的个人常识或地方头目的任意专断来逐案裁量；它迫切需要民族解放委员会确立起稳固的大政方针，为此类纠纷定下章程规矩，最重要的是必须铸造出精诚团结的精神纽带。由于缺乏坚实有效的政治权威后盾支撑，军事司令部根本无法树立起自身的统帅威信，只能无可奈何地沦为对各派队伍之间与日俱增的敌视对立做做备忘记录的橡皮图章；而各个支队指挥官则在各自政治‘后台教父’或隐或显的偏袒纵容下，愈发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抗命弄权。”

“政治领导的严重缺位不仅在各不同武装编制的关系层面暴露无遗，更深刻投射到关涉游击战争全局的一切重大关节点之上。在财政问题上尤为如此：该问题从未被正视其致命的严峻性，而今随着‘奥佩尔蒂基金’的彻底耗竭与严冬的猝然降临，已变得刻不容缓、命悬一线。各党派的全部精力不是耗费在对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公款金库发动疯狂争夺洗劫上，就是耗费在为本党私利死守金库抵御他人的抢夺之中；每个武装派别都极力在纸面上虚报远远超出实际的人员编制，以期攫取更多的经费配额；与此相对，预算草案形同废纸，某些队伍得以吃干抹净、应有尽有，而另一些队伍（尤其是加里波第派，但在相当大程度上亦包括我们自己）甚至连8月份的经费拨款至今尚无着落。
迄今为止，大家完全是靠坐吃‘奥佩尔蒂基金’苟延残喘，从未深谋远虑去构建起一套经常性的稳定财政统筹机制：其结果，便是各个党派各自为政，四处向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工业巨头乞讨化缘；由此便催生了比埃拉地区的怪状——那里的工业家们慷慨解囊、大笔资助当地的游击支队，却对中央指挥部不屑一顾（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重的待遇悬殊，以及较为贫瘠地区游击队员的强烈愤懑不满）；更酿成了菲亚特财团的丑闻：该集团如打发叫花子一般施舍区区几十万拉脱拉里拉，而按照常理，它原本每个月理应被依法定额征缴数百万里拉的战争特别税。
我们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代表曾多次力图将金库的管辖大权从社会党人手中剥夺收回；但其他政党的冷眼敌视或消极推诿（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骨子里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并无多少自己的嫡系子弟武装需要养活）致使这一努力屡屡化为泡影。迄今为止，领导层根本未能找到任何其他解脱之策，唯有任由游击各支队‘自谋生路’，而这无异于公开纵容鼓励强行征发摊派与武装搜刮掠夺，并在实际上加速了‘加里波第派作风’向全体游击编制的恶性传染与全面蔓延。这绝非意味着我们不应向工业寡头或富裕农场主索取资财；但整件事荒诞绝伦的关键恰恰在于：民族解放委员会既无胆魄以合法正规的征税体制名正言顺地统筹征缴，事后却不得不将横征暴敛之权彻底委弃给各路草头王指挥官的任意妄为，至多不过事后发表一纸毫无痛痒的口头抗议与划清界限声明罢了。”

鉴于此种危殆局势，迎接第二场冬季血战的前景既不轻松，亦绝非振奋人心，尽管彼时德国本土所陷入的末日绝境以及游击运动业已牢固扎下的社会根基，使得人们对其挺过难关并在1945年春季决战关头重新汇聚为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能力毋庸置疑。然而在历史学审视的角度下，核心症结却全然在另一维度——若将其精简压缩为一句话——尽可概括为如下叩问：在如此严酷的境况下，熬过又一个更为残酷的抗德与内战严冬之后，在来年春天迎来最终胜利的决定性时刻，抵抗运动同那些被迫深卷于战争浩劫中的广大民众之间，究竟会维系一种怎样的事实关系？当我们言及这种‘事实关系’时，显然并非指战乱终结以及历经数年战争浩劫（且是何等惨绝人寰的战争）之后重获和平环境所必然激发的由衷解脱感与狂喜狂欢，而是指广大民众内心深处最底层的深层心智状态（这种态度在类似历史关头正是衍生出全套道德与政治评价及行为取向的源头），对于这些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与其说是积极投身于这套历史风暴，毋宁说是在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之中被动承受、苟活其间，且首当其冲沦为其惨重代价的背负者²⁴⁸。

要想在尽可能减少挫折困顿的条件下渡过难关，并防止进一步恶化与普通民众之间本已极不轻松的脆弱关系，出路其实只有一条。那便是彻底而真诚地重新理顺同英美盟国及博诺米政府的关系，从而换取抵抗运动自身生存所迫切必需的各项外援、尤其是财政经济援助——因为这乃是亟待破解的首要关键核心瓶颈——这不仅是为了维持自身运转，更是为了避免将沉重的经济包袱转嫁强加给早已被各方刮地三尺、敲骨吸髓而陷入民不聊生绝境、且对形形色色的掠夺敲诈者越来越不加区分的受难百姓头上。然而，要走通并践行这条救亡之路，却需要具备某种抵抗运动中众多头面人物所严重匮乏的政治清醒，且这种妥协在他们看来往往被视作违背了意大利民主与进步事业的最高利益，因而在‘维护抵抗运动统一团结’的崇高口号下被断然拒斥；而对于非共产党人而言，这更关涉维护民族的尊严与气节。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极具历史悖论意味的断语：尽管身处于抗击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同一条战壕之中，但在这些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许多人实质上将自身的斗争构想为一场独立于英美两军战事之外的‘平行战争’（guerra parallela），且他们的这一立场深深植根于（且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色以及双方共同亲历‘九八协定’国家崩解溃败的心灵创伤，亦不可能不植根于）一种民族精神受挫的深重自尊挫败感；以至于在经过抽丝剥茧的严谨剖析之后，除却一切应有的政治分野不论，他们的这种深层心理结构同其死敌阵营中的一部分人——即那些尽管被迫与德军并肩作战、但骨子里同样将德军视作践踏意大利民族利益之仇敌的法西斯分子——相比，竟奇特地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

他们从根本上所欠缺的，乃是必需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无法认清在盟国全局性的军政大战略坐标系中，“意大利问题”（包括抵抗运动的军事贡献在内）业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次要边缘角色；另一方面，亦未能真正自省因战败而使意大利所陷入的客观悲惨境遇。这场战败的罪责固然毫无疑问应归咎于法西斯主义，但若据此便自欺欺人地认定战败不复为战败，且更荒谬地幻想战胜国理当不以征服者自居，反而理应对一个曾对他们刀兵相向的交战敌国民族怀有某种道义义务，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这一根本性思想障碍之外，更有另一层严峻现实：共产党人、行动党人以及除少数例外之外的社会党人，尽管彼此之间频繁打口水仗，有时甚至演化为各武装部队之间剑拔弩张乃至公开火并的僵局，且相互之间普遍抱有戒心，但他们实际上皆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全境光复所将引发的后续历史变局，而非仅仅着眼于当下。在这一视角下，尽管对未来的终极蓝图各有盘算，但在整个左翼阵营内部却共享着一个高度一致的共识：即抵抗运动必须在迎来光复的关头积蓄尽可能强大的力量，且必须仰赖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大起义，抢在盟军先头部队开抵之前一举解放国土。这不仅是出于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民族自尊与傲骨，更首当其冲且至关重要的是出于这样一种坚信：他们深知盟国决不会容许在意大利付诸建立一套“先进的社会民主”制度（“归根结底，一切都将被英美军队所接管……我们所有关于国家重建与社会净化的美好蓝图，很可能都必须去迎合华尔街诸如此类的资本利益”，阿戈斯蒂在1944年8月15日致比安科的信中如是写道²⁴⁹）；因之，左翼极欲利用人民夺权与盟国军政府（AMGOT）正式进驻接管之间的“权力真空过渡期”（interregno），对陈腐反动的旧行政与社会秩序施加第一记重锤；他们企图借机尽可能多地肉体消灭法西斯分子（阿戈斯蒂在刚引用的致比安科信中写道：“必须……在盟军开抵之前，对萨罗伪政权分子发动一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让他们在未来很多年里彻底断绝死灰复燃的非分之想”²⁵⁰），并迫使盟军统帅部与罗马当局直面三重既成事实：人民通过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实现对政权的全面渗透掌控、对法西斯残余展开雷厉风行的彻底大清洗、以及由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抵抗运动基层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倡导并竭力拓殖）所指派的代理专员，对各级公共行政机构及特大工业垄断托拉斯实施系统性的接管进驻²⁵¹。正如瓦利亚尼所写道的那样²⁵²，各民族解放委员会理应在权力真空期统治起义城市与乡村，“但绝不能依据旧有的法西斯律令（哪怕剔除了其最令人发指的条款，如盟军在南方所推行的那样）实施管治，而必须依凭一套全新的民主法典，而这一整套法规必须在德军占领下的残酷岁月里便及时研拟成熟。过渡真空期必须为各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铁腕契机，将国家从法西斯主义最劣质的毒瘤中彻底清洗净化。这种清洗一方面必须严惩罪犯与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打手暴徒，另一方面则必须涤荡其幕后的大金主、以及当下正同德国侵略者大发横财的各大发国难财者。为此，大清洗必须横扫各大工矿企业。无论如何工人们必将进占工厂，且对此予以阻挠本就毫无道理。但此类‘占领’绝不具有终极社会化公有制的定性，它仅仅充当迫使资本家向国家吐出超额战争暴利的铁腕担保。这一退赔一旦迅速达成，各大工厂的管理体制便将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重归常态轨制。除非战后总局势容许对各大垄断财阀推行彻底的社会化公有制改造，而这本就铭刻在每一个左翼政党的最高纲领之中……”

对于这一“权力真空过渡期”以及打响夺权“第一记重锤”的执念，左翼三大政党无一愿意拱手放弃。哪怕是其中最具政治眼光、最清醒意识到在最多十至十五天的“过渡真空”之后盟军便将毫不留情捆住其手脚的头面人物，亦固执地认定抵抗运动断不可放弃这一历史契机。“反法西斯革命”绝不能放弃“奠定新型社会民主基石”的历史使命：“哪怕在盟军全面进驻接管之后”，它亦将“作为一种道义宣示而永久矗立，作为意大利在最终重获自由之际所誓死追求之目标的铁证”²⁵³。各派皆将这一过渡阶段视为关涉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头等大事——这不仅事关左翼力量的发展壮大与社会扎根，更构成了一道坚实防线，以防北方直接遭到简单粗暴的同质化吞并、沦为南方那种毫无生气的“温和保守派”附庸，且他们深信，无论南方统治集团情愿与否，皆不得不对北方业已造就的革命现实予以相当程度的默认与承认。最后，决不可忽视的还有另一项深层执念（尤其就行动党人和部分社会党人而言）：即坚信这种“权力真空过渡期”将逼迫每一个政治派别抛弃伪装、彻底摊牌，暴露出自身最底层的真实面目与政治图谋，从而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确立起无可遁形的清晰政治定位²⁵⁴。

在如此这般的心态氛围笼罩之下，显而易见，左翼阵营根本不可能真正去考虑从崭新的根本立场上来重新理顺与盟军的关系。充其量，鉴于对盟军援助有着迫在眉睫的生死渴求，他们至多只能在表面上做做姿态，磨平若干刺眼的棱角，在文字辞藻上巧弄玄虚，甚至作出某些庄严承诺；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抱持着不可告人的保留算计：在索取援助方面竭尽全力，而在履约义务方面则极力推诿拖延、能少则少，并寄希望于历史事态的急剧演进最终能让他们将所有受约束的承诺一笔勾销、彻底作废。在这一维度上，最具象征意义与缩影特质的，莫过于1944年12月《罗马协定》的历史全过程——尤其是倘若将其置于其先声前史（“卡多尔纳事件”）以及其后续演变（直至1945年4月决战前夕）的宏阔坐标中加以打量的话。

早在1944年春季——彼时对大战即将落幕的坚信尚未对抵抗运动最高决策层的战略产生决定性左右——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便已萌生出将游击武装总指挥权托付给一位资深正规军职业将领的构想，前提是该将领必须兼具崇高声望与无可置疑的反法西斯坚定信念。在领导层中对此设想最不以为然的，较之隆戈而言，反倒是帕里（隆戈受制于陶里亚蒂的深远“影响”，而陶里亚蒂凭借其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作为“莫斯科代言人”与先后出任巴多格里奥乃至博诺米内阁部长的双重身份，极力避免同盟国及南方反法西斯各党派、首当天主教民主党爆发正面冲突²⁵⁵）；帕里坦言自己“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必要……去延揽一位凭借大盖帽上的帽花条纹与军衔文凭来合法打仗的技术官僚”，他坚信抵抗运动亟需的是“政治领袖而非纯粹行伍军人”，并认为自己“同隆戈的默契搭档运转良好”，有此便已足敷大局。然而，支持延揽职业将领的技术与政治论据是如此繁多而雄辩，以至于在罗马光复与博诺米新政府组建之后，眼见隆戈亦不再给予公开支持（“临到拍板摊牌关头，隆戈并未表示异议：罗马既已开金口，余者唯有遵从”），帕里最终亦不得不勉为其难、强颜欢笑地咽下这枚苦果²⁵⁶。

在拟议的人选名单上，各方毫无异议：拉斐尔·卡多尔纳将军“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²⁵⁷。在北方，他的大名早已不胫而走，且尤为关键的是，他深得盟国军政高层、博诺米政府以及南方民族解放总委员会的青睐与信任²⁵⁸；以至于其他曾被提及的人选——在南方有本齐文加将军（Bencivenga）与兰多尔福·帕恰尔迪（Pacciardi），在北方有路易吉·马西尼将军（Masini）——无一能汇聚如此广泛跨党派的高度共识²⁵⁹。此外，走这一步棋的客观必要性，不仅在地方基层（甚至在皮埃蒙特根据地）赢得了越来越多支持者的拥护——他们将此视作唯一的解脱之策，一方面能有效遏制各大游击支队自发散漫的盲动盲干，并为游击武装在编制剧增、人员膨胀与恶性抢地盘摩擦日益频仍的背景下注入起码的战役协同协调；另一方面亦能将游离在外的各大独立自主武装纳入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统御轨道之下——而且该主张亦得到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自由党派别的强力公开推重（自由党深恐帕里与隆戈将游击大权过度垄断集权于股掌之间），天主教民主党亦紧随其后推波助澜。在此类动因之外，更潜伏着另一层隐秘而关键的算计。随着巴多格里奥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退场靠边站²⁶⁰，博诺米内阁宣告诞生，且盟军主力兵团似乎在数周之内或至多几个月内、断然赶在入冬之前便能横扫波河平原并彻底终结德军占领；在此时刻，左翼政党最为汲汲以求的核心关切——着眼于决战总起义的降临——乃是从罗马政府手中、但归根结底是从盟军手中（盖因若无盟军的绿灯许可，博诺米政府根本寸步难行），谋求对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官方正式承认，并获得对沦陷国土行使事实政权管辖权的“权力让渡委任状”（delega）。然而，尽管在达米亚尼被斯图基取代之后，北方委员会同麦卡弗里之间的交往氛围大为缓和转圜，但北方此前在瑞士及针对博诺米政府所展开的种种外交试探与政治请愿（包括催促速发军饷与军火空投的紧急呼吁），实际上皆如泥牛入海、未获任何实质回应。无数确凿的历史迹象表明，促使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左翼代表最终隐忍接受请求空降卡多尔纳将军的决定性考量——同时极力精巧筹划、字斟句酌地拟定聘请通令，以确保留给这位将军的实际统帅权限近乎荡然无存——乃是认定这一请求能够有效安抚罗马与盟国（二者出于不同动机皆对向游击队让渡权力抱持深重戒心），从而一举打破政权委任谈判的死锁僵局。在我们看来，支撑这一历史判断的核心论据主要有三点：其一，6月24日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致博诺米政府、敦促其授予“全权让渡”（信中对统帅权人选未着一字）的催促照会，同当天或次日（具体日期已难精准考定）经由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自瑞士向罗马拍发的一封密码电报之间，绝无可能毫无内在勾连——该密电正式通告称：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恳请“派驻拉斐尔·卡多尔纳将军出任军事顾问，该将军享有委员会之绝对信任”；其二，“出任军事顾问”（in veste di consigliere militare）这一措辞本身，赤裸裸暴露出委员会仅仅企图作出表面上的友好善意姿态，而在实质统帅权上决不作分毫让步的真实算计；其三，在致电前的数周之内，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早已步步为营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不仅将其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改组升格为军事司令部，且更为关键的是，明文规定该司令部由六名成员组成——即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五大政党各派一名代表，外加一名“充当军事顾问的技术业务人员”，而该顾问被严令“彻底剥夺对军事运动的政治统驭监护权”，该权力被完全限定由各政党代表独家垄断——司令部必须实行合议表决制，凡未能达成多数一致的纷争事项，一律直接移交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最高会议裁决。除上述论据以及其他尽可列举的史料之外，更必须参酌帕里在1949年、尤其是塞基亚与弗拉萨蒂在1962年所披露的坦白之辞；后二位共产党作者以更为直言不讳的姿态，丝毫未曾试图将请求派遣卡多尔纳的决断单纯转嫁给盟军的强力施压。按照帕里的说法²⁶¹：

“决定性的核心驱动要素乃是盟军的意愿，以及他们彬彬有礼、迂回曲折但意图昭然若揭的巨大压力。设立一位非政治性的纯技术职业军事统帅充当担保，已沦为换取盟国对我们予以正式公开承认、并达成随之而来的各项原则性合作协议的前提条件。”

在其所著《抵抗运动与盟军》一书中，塞基亚与弗拉萨蒂明确写道²⁶²，之所以作出“将卡多尔纳吸纳进司令部”的决断，

“乃是因为一位高级军衔行伍将领的存在，极有可能对改善同盟军最高统帅部及意大利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现状产生积极良性的助益。”

倘若人们试图从上述史实中引申出一项结论，那么依我们之见，这一结论实质上是唯一且确凿无疑的：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尤其是帕里与隆戈，本极愿彻底避开卡多尔纳这样一个“棘手难缠”的异质存在。他们之所以最终被迫作出这一请求，纯粹是因为各方施加的催逼压力过于庞大，且尤为关键的是，彼时他们笃信德军覆亡指日可待，民族大起义已箭在弦上。在这一大局前瞻之下，委员会左翼决不愿过早过度激化同博诺米内阁、同解放区各反法西斯党派、特别是同英美盟国的关系²⁶³——他们亟需从盟军手中榨取那份至关重要的“权力让渡委任状”，凭借这份授权，方能在全境解放的历史关头顺理成章颁布一系列接管法令，并搭建起一套地方自治政权网络，以此充当其汲汲以求的“新型社会民主”的集结核心与历史火种。此外，他们亦未尝没有抱持侥幸心理，认定赋予卡多尔纳的统帅权究竟具有何种性质的技术争端，势必将在前线战事的迅猛崩解中迎刃而解。然而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帕里表现得更为露骨，隆戈则秉持共产党人特有的两面派狡黠手法，他们骨子里决不想要任何名副其实的真正统帅，尤其是一个来自抵抗运动核心圈子之外、且在体制上完全“受制听命于”英美盟军与罗马当局的钦差大臣。

自卡多尔纳于8月12日空降北方之日起，便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卡多尔纳彻底割裂对立开来的那场“不可调和的死结冲突”（这是帕里的原话，他同时作了双重精准定性：指出这场冲突“唯有在战争终结的关头才画上句号”，并坦言“尽管将军怀抱良好初衷……力图不破坏现存政治脉络与党派平衡，但他却执意要以正规陆军将军的做派发号施令，未能充分体察到一场人民武装起义战争的统帅部只能是合议制委员会”²⁶⁴），在史学界早已妇孺皆知，因而我们在此无须赘述其细枝末节。尤为关键的是，这桩“卡多尔纳事件”²⁶⁵无论何等喧嚣刺目，归根结底不过是大战最后阶段盟军与抵抗运动互动关系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罢了。对于这一历史阶段，无论人们对其作何评判，皆难以否认它对1945年4月之后意大利全部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深远烙印，更无法抹杀其决定性的关键地位。因此，倘若将这场历史碰撞仅仅狭隘矮化为围绕卡多尔纳实际职权范围的争夺（这一争夺固然重要，但绝非最具决定性的关节点，其明证便是麦卡弗里在最初阶段并未断然拒绝‘军事顾问’的妥协方案²⁶⁶，而卡多尔纳本人在起初亦未从教条主义出发拒绝探寻一种既能落实其实质军事指挥权、又能兼顾左翼政党政治诉求的折中方案），那么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大大贬损卡多尔纳肩负历史使命的宏阔分量，另一方面亦将导致后人极难洞悉盟国以及意大利政府中至少一部分人（首推博诺米与卡萨蒂）对此项任命所寄予的厚望与真实战略考量。

8月中旬当卡多尔纳在卡瓦利纳山谷（val Cavallina）伞降着陆之际，盟军的夏季攻势正酣，似乎完全有望达成亚历山大将军所预定的宏大歼敌目标：9月下旬，面对仅仅拥有盟军约半数兵力、且在重炮、装甲车辆与航空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盟军制空权几乎将敌军的进攻突击动能凭空翻倍）的悬殊逆境，凯塞林曾两次绝望地向希特勒上书恳请准予将主力梯次撤往波河以北、集中兵力死守通往德意志本土门户的阿尔卑斯各隘口要塞，但皆遭断然驳回。然而最终，盟军的凌厉攻势却在“哥特防线”前猝然陷入瘫痪绝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军战术防守部队的战斗动机远较盟军顽强坚韧，且其军官团素质显著优于盟军部队（尤其是英美官兵中甚至频频出现消极避战、精神涣散与逃兵倒戈现象，这些病灶皆滋生于‘胜局已定、唯求保命还乡’的普遍厌战自保心智）；另一方面则在于凯塞林作为战区统帅的指挥艺术高出利斯将军、尤其是克拉克将军数筹；更首当其冲的原因，乃是英美指挥中枢始终深陷于极力压缩官兵伤亡的过度保守顾虑之中（由于美军、尤其是克拉克将军所抱持的陈旧落后步兵战术，这种伤亡顾虑屡屡沦为空洞无效的良好愿望），他们固执地坚持唯有在将排山倒海的绝对优势兵力与后勤辎重全数推抵既得阵地之后方敢向前挪步推进，从而彻底丧失了乘胜扩大战果、实施大纵深穿插包抄、不给敌军任何喘息重整防线契机的黄金历史战机。这便雄辩地解释了何以在享有绝对兵力火力优势的背景下，直至11月来临之际，亚历山大依然距离其预定战役目标相去甚远，且根本无力赶在酷寒严冬合围之前克敌制胜²⁶⁷。

尤其在艾米利亚与罗马涅地区，游击部队在进攻战役中的协同步调在若干关头表现得颇为卓异，且其战果无疑远远超出了盟军司令部原先的预估。尽管并不匮乏直接配合正规军实施战役突击的战例（在罗马涅尤其多见），但游击队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深入敌后战术纵深破坏交通动线、阻击袭扰德军后勤辎重的游击破袭战，这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战役困顿与沉重伤亡，更沉重打击了轴心部队的战斗士气：例如弗利城（Forlì）之所以在11月初被德军仓皇弃守，正是因为有谣风盛传游击主力即将对其实施内外夹击强攻。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文业已叙及——游击队运动（全然不顾盟军此前下达的概略指导原则）在其他各战区亦投入重兵发起广泛攻势，这些行动在最初阶段固然斩获了颇为瞩目的战果，但游击队在客观上却根本无力将这些阵地巩固转化为长期稳固的控制区。这便解释了何以凯塞林一旦自忖在‘哥特防线’上的阵脚已彻底稳固，便毫不迟疑地不仅拒绝让部队喘息休整，反而将从前线抽调出的生力军全数投入针对主要游击根据地（首推各大所谓的‘自由共和国’）的残酷大拉网清剿作战之中，以期拔除腹心后方的这些肉中刺。这也解释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一时期另一层政治戒惧亦开始深度侵蚀盟国的战略抉择），何以在用斯图基替代达米亚尼出任驻瑞士联络武官所带来的短暂转圜之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盟军之间的关系——尽管亚历山大公开对抵抗运动反德作战的英勇贡献予以嘉奖褒奖——再度急转直下、陷入浑浊泥潭，直至因麦卡弗里8月中旬致帕里的那封严厉亲笔信而险些彻底决裂。而在双方关系好不容易重拾回升势头之际，这种改善亦不过是表面文章大于实质内涵，双方心智深处皆充斥着浓重的猜忌、幻灭、保留与步步为营的戒慎。为了避免背负不情愿的政治包袱、避免作出可能作茧自缚的直接公开承诺，盟国、尤其是英国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包括在处理‘卡多尔纳事件’上²⁶⁸——皆狡黠地选择退居二线隐匿幕后，把对一系列敏感争端的裁决与背书之责，巧妙地甩锅推诿给博诺米政府去当出头鸟²⁶⁹。

在此背景之下，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其左翼多数派极力将将军死死按在虚衔‘军事顾问’的冷板凳上）同卡多尔纳（其同盟军步调一致，坚决要求落实其作为真正军事总司令的职能与全权）之间的激烈对立，从8月中旬一直马拉松式地僵持拖延至10月底，双方既不愿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方承受得起决裂的代价），却又迟迟无法寻觅到一个各方均可勉强接受的妥协公约数。事实上，左翼三大党在拒绝交出自身垄断的兵权、以及在‘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对卡多尔纳的举动行使持续直接的政治监护’这一点上固然同仇敌忾²⁷⁰，然而一旦面临具体的折中权力再分配方案，三党之间的脆弱同盟便立时分崩离析，因为任何一派皆绝不愿在同其他派系的争权夺利中落于下风。直至11月初，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才历经千难万险勉强炮制出一个能为共产党、行动党与社会党共同接受的折中方案。正是在此时，卡多尔纳接到了正式通告：他将正式出任总司令，但必须由隆戈与帕里以副司令身份实施两翼贴身辅佐监护，参谋长一职必须由社会党指派，而自由党与天主教民主党亦将各派一名代表进入统帅部——该统帅部必须以高度合议制原则敲定一切决断。

人们必须敏锐洞察向卡多尔纳正式摊牌这一‘折中方案’的历史时间节点：那是在11月3日！彼时，盟军攻势未能达成决定性战略突破、抵抗运动所期盼的胜利神话已然破灭已成无可辩驳的既成事实；凯塞林早已掀起了铁壁合围的扫荡狂潮，摧枯拉朽般扫荡荡平了包括奥索拉在内的各大‘自由共和国’；换言之，游击队运动不可避免地将要在最恶劣险峻的绝境中迎战又一个血腥严冬，对此已不再有丝毫侥幸悬念。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们昭然若揭地看清盟国至少在现阶段绝无任何正式承认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与其缔结具有拘束力条约的打算，而在众人梦寐以求的‘权力让渡’问题上，罗马当局既不愿、亦根本无权逾越卡萨蒂部长作为‘澄清说明’、实为对博诺米8月25日致委员会文告实施大步后撤修正的那套‘宽泛职权’的空泛措辞——博诺米此前曾草率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奉为‘沦陷区一切军政活动的协调权威机构’并授权其颁行战时法令，而卡萨蒂的修正案使这一授权完全沦为毫无实效的废纸一张；另一方面，就在此前不久的10月25日，皮佐尼与瓦利亚尼同麦卡弗里及特别行动执行处意大利科科长罗瑟伯里少校（Rosebery）在卢加诺举行了一场充满沮丧幻灭的密谈，在席间双方就各自最关切的死结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并最终敲定近期将在罗马直接举行一场最高层会晤——由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同盟军在意的最高军政决策首脑以及博诺米内阁面对面进行摊牌谈判²⁷¹。

正是在自瑞士返程途中，深感“任由这种悬而未决的动荡局面继续拖延下去将是致命的历史错误”，皮佐尼（委员会中最温和克制的建制派元老）同瓦利亚尼（左翼阵营中最具政治韬略、且受共产党人羁绊最轻的智囊）决意“启动一场步调一致的‘外交斡旋’，以谋求达成一项体面的妥协”²⁷²——亦即在11月3日向卡多尔纳正式端出的那套统帅折中方案（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直至12月4日、即签署《罗马协定》前夕三天方正式追认批准），卡多尔纳在其回忆录中将这一妥协直接同卢加诺秘密会晤挂钩（“显而易见，委员会的这一妥协决断完全是出于在某种程度上极力讨好迎合盟国的迫切渴望”），并在当时他同样将该提议予以“冷冻搁置”。这一方面是因为，若要使该方案真正落地行之有效，必须同步澄清一系列关涉其实际行使统帅权威的关键细则，另一方面他亦必须静观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盟军全局政治互动的深层演化走势²⁷³。平心而论，必须承认卡多尔纳的审慎是极富先见之明的：因为在《罗马协定》正式签字画押之后，左翼三大党针对他的敌视猜忌立场不仅丝毫未曾软化，且他所敦促必须厘清的关键权限细则无一得到落实，在许多场合甚至根本被搁置不议；更为严重的是，左翼在其他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顽固姿态（首推将游击部队强行统合改组为正规军建制的主张），在卡多尔纳看来完全是“旨在达成一种同盟国与意大利中央政府所期盼者截然相反的危险企图”，即借机将抵抗运动（以及未来的国防军本身）实施彻底的全面政治化改造，强行吞并兼并那些迄今为止“始终游离于党派意识形态偏见之外的纯粹爱国部队”²⁷⁴。以至于在经历了连篇累牍的争吵火并（其间共产党人曾屡屡密谋策划企图用更为顺从听话的特拉布基将军来排挤架空卡多尔纳）之后，为了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死锁瘫痪，卡多尔纳终于在1945年2月22日愤然递交了辞呈，断然辞去其迄今为止仅仅“抱持保留”予以接受并行使的自由志愿军团总司令一职。他显然寄希望于借此激将绝招彻底打破僵局。仰赖自由党与天主教民主党的全力调停斡旋、以及瓦利亚尼在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瓦利亚尼力排众议批准了两党起草的和解方案——卡多尔纳的逼宫策略大获全胜，他于3月10日正式收回辞呈，从法理上真正全面执掌了对自由志愿军团的军事指挥大权²⁷⁵。

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在南方滞留了约莫一个月之久（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其间同盟军高层、尤其是同英国军政要人，先后在莫诺波利、卡塞塔、锡耶纳以及罗马展开了密集的穿梭会谈，并同陷入内阁危机直至12月12日才勉强重组的博诺米政府、以及民族解放委员会各党派的众多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成员由皮佐尼、帕里、帕耶塔以及索尼奥组成，这一人选构成是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以及同特别行动执行处经历了一连串激烈交锋之后才尘埃落定的。谈判的法定句号体现为由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同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四位特使于12月7日在罗马共同签署的《协议备忘录》（memorandum d'accordo）；此后，皮佐尼、帕里与索尼奥启程北返，帕耶塔则独留罗马，企图趁热打铁化解若干遗留的“悬案”，并极力争取盟军展现出更为“开明”与宽容体谅的姿态，其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碰壁而归；盖因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从一开始便认定该《备忘录》（其条文表述在极大程度上系由特别行动执行处驻意分支与亚历山大统帅部基于纯军事功利考量所一手包办）既不合时宜、又赋予了游击队过重的政治拘束承诺，以至于伦敦甚至企图借第二届博诺米内阁成立之机——趁意大利政府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签署相互承认议定书的契机——直接宣布《备忘录》作废失效，盖因博诺米在对外公布该文告时的修辞表述过于含混，极易使外界误以为盟国业已正式全面承认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法地位，为此英国外交部当即严令博诺米必须立即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澄清声明’予以澄清辟谣²⁷⁶。

塞基亚与弗拉萨蒂在其合著的《抵抗运动与盟军》一书中²⁷⁷，曾对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南方之行所欲达成的战略意图作过如下概括：

“与盟军谈判的实质标的，理应涵盖关涉解放战争后续进程的一切重大政治与军事死结；且在意大利方面，人们自然热切期盼能够达成建立在起码互信基础之上的各项协定，其互信程度至少足敷防范前几个月惨痛龃龉的重演。有两大核心问题亟待破解：其一是争取盟国以及意大利中央政府正式将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确认为该政府在沦陷区的唯一全权代理机构；其二则是正式承认自由志愿军团为正规国家武装力量、并将其全面整编并入意大利国防军建制，从而一劳永逸地规避解散与复员游击各部队的厄运。”

多年以来，几乎全体史学界同仁皆将上述两点奉为定论，至多在塞基亚与弗拉萨蒂所列举的这两大‘核心’战略诉求之外补充若干‘次要’目标：在多数学者看来，是争取盟国承诺向抵抗运动提供更多、更有系统性的军火空投；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则是谋求盟国在财政经济层面给予同等力度的援助担保。这两位共产党学者所指出的核心诉求乃是客观真实的，且除却最后一项（将游击队并入国防军建制）几乎仅反映了左翼三大党的党派意志之外，其余各项皆是整个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魂牵梦萦的心头大事，这一点毋庸置疑。早在南方使团成行之前共产党、行动党与社会党便已密集展开、并在使团归来之后依然不遗余力顽强推进的大量历史行动，皆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汗牛充栋的铁证²⁷⁸——尤其是当他们清醒意识到，基于大战有望在来年春季迅速终结的战略前瞻，盟国方面不仅绝无正式承认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意愿、且决不容许博诺米政府授予其对北方的任何实质政权管辖全权，更对将游击队伍正规化整编入正规军的主张抱持绝不妥协的抵触态度，严令抵抗运动除在德军溃败与英美盟军主力开抵的短暂权力真空期负责维持公共治安之外，决不允许擅自僭越任何行政大权。然而，在指出上述史实之余，更必须补充强调的是：若要深刻透视代表团同盟军所展开的‘谈判’实态、透视盟军（包括美军在内）以何等顽固坚决的态度断然拒绝游击队上述‘核心’诉求，同时却在其他若干领域展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慷慨退让’，以及代表团特使在遭遇盟方对其所谓核心要价的断然回绝后何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顺从妥协，从而在全部历史复杂性中洞悉这幕活剧的实质底牌，那么索尼奥在其《逃离布林迪西》一书中所留下的实录²⁷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切中要害的钥匙：

“协定的文本是由英国第1特种部队的盟友直接向我们端出来的，且早已被起草拟定为最终的法定成文形式。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居然照单全收了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最关键的狮子大开口请求：即在事实上（de facto）承认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为统领并协调抵抗运动全体作战力量的最高中枢机构；在财政经援上完全按我们开出的最高预算限额（每月一亿六千万里拉）全额予以专项划拨；在空投补给上庄严承诺向‘一切作战部队提供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它对武装斗争的规模未加设任何人为限额，而这显然直接违背了亚历山大与克拉克的保守收缩训令。然而，协定却白纸黑字勒令我们立下军令状：在光复之际必须无条件接受整肃解散与缴械复员，并对盟国军政府（AMGOT）的一切政令法律表示绝对的效忠与服从。”

同样深刻的印证，亦见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其回忆录中所作的剖白²⁸⁰：

“围绕代表北意大利各派游击运动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地中海盟军统帅部及意大利中央政府之间缔结协定一事，曾充斥着错综复杂的枝节纠葛。亚历山大采取了极度坚决强硬的手段，依我之见，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希腊的事态已经给我们上了极其惨痛的一课：对于此类游击武装运动，必须从最开始的第一回合起便予以铁腕管控限制。假定义大利战役有望在初夏全面告终，那么此时此刻正是订立明晰契约、并向各派游击武装中掺入安插可靠的英军军官与忠诚意大利职业军官的决胜历史关头。正是在这次历史机缘中，我得以初次结识了抵抗运动军事司令部的一把手帕里、以及银行家皮佐尼——这两位皆是受人敬重、忠贞勇敢的爱国志士。在亚历山大同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最终缔结了一份双边协定，明文规定游击武装必须承担军事协同作战义务，以换取盟军雄厚的财政资金保障。该协定同时附带了一份同意大利政府签署的补充条约。实质性的谈判进程是颇为繁复棘手的，因为我们不得不字斟句酌地推敲极其微妙敏感的法律辞藻，特别是涉及停战苛刻条款以及盟军军政府管辖权限的条文，以便迎合英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那一套略显迂腐刻板的官僚癖好。绝大多数法律层面的死结在我看来纯粹属于杞人忧天的虚妄作祟：核心要务只有一个，那便是在这些抵抗武装彻底沦为像希腊民族解放军那样纯粹被共产党人绑架掌控的工具之前，断然将其全面收拢掌控在我们手中。”

倘若按字面意思机械解读麦克米伦回忆录中的这番自白，人们极易被诱导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盟国政治决策高层、尤其是英国外交部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待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及整个抵抗运动的态度，完全是由希腊局势的急转直下溃崩、以及对意大利在光复之后亦将爆发同等规模武装叛乱的恐慌所直接支配的。希腊的血腥事变对盟国在抵抗运动问题上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震撼冲击，这一点自无疑义；然而若将其无限拔高为某种笼统的‘希腊综合征’，不仅流于以偏概全，且极易导致后人根本无法洞悉《罗马协定》的深层历史底蕴，亦无法理解萨罗共和国末期最后数月间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历史死结——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后文必须着重剖析澄清的。

就《罗马协定》的渊源而言，有一项基本史实必须予以彻底厘清：当所谓的‘希腊事变危机’爆发之际，盟国针对意大利‘共产主义威胁’的战略警惕与防范心智，早在数月之前便已彻底告别了大战初期的盲目迟钝。在“七二五”与“九八协定”爆发之后，除罗马教廷之外，整个西方世界唯有一位外交官曾向伦敦发出振聋发聩的共产危机预警——那便是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奥斯本（Osborne）。然而英国外交部当时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将其贬低为奥斯本长期驻节教廷所必然沾染的教会神职偏见，另一方面斥之为某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执。然而事态自1944年3月至4月间骤然逆转：苏联出人意料地率先同巴多格里奥政权全面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令安东尼·艾登大惊失色；此后在伦敦敲响警钟的不再仅仅是孤立的奥斯本，更包括了新任英国驻意高级专员（后升任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Sir Noel Charles），而查尔斯在伦敦决策中枢的言论分量显然重得多。布鲁诺·阿尔奇迪亚科诺（Bruno Arcidiacono）曾极其精辟透彻地剖析了这一全新战略阶段的起承转合、主要历史表征、及其对英国统治精英评估南北意大利局势所造成的深远震荡²⁸¹；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威胁”正式晋升为伦敦（及其派驻亚平宁的权威大员）用以运筹其对意战略政策的首要裁判天平——这不仅体现在防范莫斯科对意大利内政的横加干涉、以及警惕南方政府借拉拢莫斯科承认来反向要挟英美赋予其同等“正式盟国”地位的政治手腕；更首当其冲体现在对意共势力急剧膨胀及其冷酷“政治实用主义”的深重戒惧：用查尔斯大使的话来说，西方深恐意共“甘愿支持任何能够加速盟军向北方共产党重镇要塞推进的联合政府”，以便随后顺应莫斯科的宏大全球布局，“一举推翻萨伏伊君主王朝，并彻底清洗消灭一切拒绝屈从于其党派意志的异己政党”。尽管巴多格里奥的政治算计散发着浓烈的政治勒索气味，但到了5月中旬，为了彻底剥夺苏联将自身标榜为‘意大利唯一真诚挚友’的宣传王牌，并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平宁半岛的恶性蔓延’，英国外交部已不再排斥重新检讨盟国对意政策，并着手采取实质性步骤顺应元帅政府的诉求，甚至谨慎试探了华盛顿在这一问题上的底线。然而，罗马光复后巴多格里奥的被罢黜靠边站却使得这一切戛然而止，并极大地助长了伦敦内部那些极力主张对意大利推行惩罚性铁腕政策、绝不容许给予任何减免宽宥的强硬派。博诺米内阁的登台（在丘吉尔眼中，那不过是‘一帮由一位可怜邋遢老朽所纠集的极度不可信赖的政治掮客’），在伦敦高层被近乎一致地视作一场变相政变，是一场由共产党人充当总导演兼最大受益者的宏大战略阴谋的组成部分，其终极图谋在于‘通过彻底摧毁一切体制替代力量来全盘攫取对意大利的绝对统治权’。查尔斯大使当即竭力向伦敦极力陈词，告诫强硬蛮横的报复姿态极易导致意大利“从法西斯主义的油锅中跳进共产主义的烈火炼狱”（这是他的原话），并指出在当时局势下唯一的救亡正途不是去削弱打击、而是必须倾全力扶持博诺米内阁，以防温和建制派力量在走投无路之下亦倒向苏联的怀抱。‘倘若不能迅速采取断然有力措施鼎力支援博诺米政府，’查尔斯在8月中旬致丘吉尔的密信中疾呼，‘一旦盟军大兵团开抵北方重镇，意大利极有可能从当前的民主过渡状态直接失控滑向极左激进主义深渊。’尽管查尔斯的洞见获得了英国本土及驻意政界若干重量级人物的深度共鸣，但该观点在外交部内部、尤其是面对艾登的顽固偏见时却步履维艰，且在最初阶段亦未能打动丘吉尔本人。因此，将共产主义威胁作为左右英国对意政策核心杠杆的战略觉醒，来得相对迟缓拖沓；它是在苏联对华沙起义展开灭绝人性的背信弃义出卖（这在英国首相心中激起了狂暴的狂怒）之后，确切地说是在8月下旬丘吉尔亲赴意大利战区同亚历山大、麦克米伦举行秘密会晤并视察前线官兵之际，才终于在英国最高统帅部占据了绝对上风。且与查尔斯的热切期盼截然相反的是，这一战略调整在实操层面是极其有限与谨小慎微的：盟国固然可以给予博诺米内阁以‘某种程度的’政治输血，但这绝不意味着盟军愿意为此放弃依据停战协定所攫得的任何宗主征服特权，更决不可削弱限制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绝对权威。尤为致命的是，在这项原则性方针敲定之后，英国决策层却并未如查尔斯所苦口婆心一再催促的那样，迅速跟进采取任何切实重大的战略行动。由此便引申出第一项核心结论，该结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所披露的心态底色——即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同盟军正式开启罗马‘谈判’之际，伦敦统治中枢所抱持的真实考量。盖因任何人都极难将9月下旬发表的《海德公园宣言》（正如阿尔奇迪亚科诺所雄辩指出的那样，该宣言根本不像美国激进修正主义史学所宣称的那样代表着对以往‘英国式严苛路线’的断然突破革新，而完全不过是对英国既定方针以及丘吉尔上月访意决断的依样画葫芦罢了）视作实质性的慷慨让步；亦很难将丘吉尔于10月9日向斯大林提出的那项笼统外交恳求——丘吉尔当时心怀鬼胎，怀疑苏联正是利用其驻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团从盟军战时金融局（亦即实质由英美两国财政拨款）领取的经费在暗中资助意共，因而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约束管教意大利共产党人，切莫挑唆他们惹事生非’——视作实质性的铁腕作为；而斯大林当时则极其狡黠圆滑地耸肩推诿称：要想约束陶里亚蒂谈何容易，因为陶里亚蒂人不在莫斯科而是在意大利本土，倘若自己横加干涉，陶里亚蒂随时可能‘把他打发回老家去，叫他少管闲事’。

在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实操人员心目中，尤其是那些常年工作在意大利一线与瑞士前哨的特工军官（更遑论战略情报局OSS的大批美国谍报官，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人简直就是纯洁无瑕的杰出民主斗士），对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恐慌在最初阶段远不如后方政客、尤其是那些远居伦敦象牙塔冷眼旁观的政客们那样剧烈确凿。这种反差丝毫不令人惊诧。政治家们居高临下俯瞰战局，且隔着伦敦海峡的遥远距离，必然倾向于从全局性宏观博弈的角度审视意大利局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眼中的意大利更多是‘当下’的南方根据地而非‘未来’的北方沦陷区），在这盘大棋局中，意大利战区不过是错综复杂的全球战略拼图中的一隅，归根结底甚至算不上最重要的棋子，且他们动辄习惯于依凭完全不同的外部异质经验（例如一方面套用法国内部力量格局，另一方面套用希腊流血冲突）来先入为主地对其横加裁断。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深入前线的特工人员而言，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实乃是北方的搏杀原野，那里正是他们的战斗舞台；在同抵抗运动的直接朝夕相处中、在对其英勇献身的由衷钦佩中、在同仇敌忾抗击德军与法西斯的血火洗礼中，大多数盟军联络官皆不可避免地崇尚前线的军事行动成果，而倾向于在相当程度上低估淡化其纷繁的政治内耗，或将其斥为无伤大雅的泛泛空谈：诸如政治口水过多、党派门户林立、空头废话连篇损害了前线破袭、革命狂热过甚等等——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毛病决不可被过分上纲上线，而完全应当归咎于意大利人特有的多血质民族劣根性罢了。倘若再加上当时根本缺乏任何确凿真凭实据，足以证实意共领导层已将建立苏维埃式政权或建立完全由其操纵的傀儡政府列为即时行动纲领，人们便不难索解，何以在很长时期内，特别行动执行处的军官们往往在共产党人同其他党派之间并不作过多苛刻甄别，且哪怕真要作出甄别，天平亦往往向共产党人倾斜——因为在他们眼中，共产党人展现为反法西斯斗争中最具‘统一战线精神’与务实作风的骨干力量，是骁勇善战、纪律严明、且富有最高自我牺牲精神的无畏战士。对此人们同样无须大惊小怪，只要回顾一下埃德加多·索尼奥这位从过去到现在始终如一的狂热铁血反共斗士在多年后的痛切反省便可了然：索尼奥回忆称，“同他们日复一日的并肩协作，曾在我脑海中笼罩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迷雾”，以至于让他一度坚信共产党人“哪怕在自身力量对比占据绝对优势的关头，出于对民主游戏规则的崇高尊重，亦决不会诉诸暴力夺取政权”²⁸²。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夏季，当亚历山大统帅部的攻势似乎在短短数周之内便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完胜告捷之际，各特工机关所真正担忧的防范焦点，绝非意共在敌军覆亡之际策动所谓的暴力夺权政变（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意共大体上是恪守‘政治忠诚’的），而首当其冲深恐由游击队伍中最具激进革命色彩、且脱离各政党政治统御缰绳的狂暴武装分子，挑起一场失控的野蛮内战。在这一视角下，尽管当时关于共产党人野心图谋的密告与谣风甚嚣尘上、与日俱增，但特工机关并未对其给予过分重视，绝大多数情况下皆将其归咎为大决战临近之际前线将士的神经亢奋与恐慌过敏，归咎于抵抗运动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摩擦的日益白热化。由此，在特工首脑的心智中逐步孕育出一种坚定信念：即最足以应对全境光复可能引爆的动荡危局的良策，乃是赋予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威、给予其更为有力的全方位输血支持，从而强力迫使组成该委员会的五大政党承担起‘历史责任’，将一切游击武装真正收编纳入其政权号令之下；同时对全体游击运动施加更为广泛、不带任何政治派系偏见的物资装备空投，并向前线空降输送规模更为庞大、数量更为众多的联络使团，以便对游击部队进行更正规的技术整编、并实施尽可能贴身直接的严密政治监护。在这方面，马克斯·萨尔瓦多里于8月份向其上峰呈递的政策建言极具代表性²⁸³：

“当前最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极可能是火速向北方派遣数量激增的英国军事联络官，乃至组建多兵种联合联络官军官团。他们的核心职责不仅在于实地监督各项空投物资是否如数发放到各武装支队手中，更在于严密督导这些物资是否被切实投入正当军事用途，并在盟军战役主力大军抵达的决胜时刻对各支队实施绝对管控掌控。倘若在此环节点上出现失控真空，盟军军政当局极有可能在开进北方之际，迎面遭遇一个规模浩大、全副武装、且对盟国抱持极深敌意的庞大敌对武装组织。我认为，单凭英勇的军人战斗精神对于英国联络官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精通当地人文地缘脉络，深谙意大利政治错综复杂的隐秘结构，且必须具备同狡黠弄权之辈周旋较量的高超手腕——这些政客嘴上所吐露的华丽词藻与其包藏的终极祸心往往截然相反。在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决意诉诸铁腕强硬手段之前，最具建设性的策略乃是在该国内部人为构筑起一套精巧的力量均势制衡格局，以防任何对大英帝国怀有敌意或不利的特定政治势力在战后做大独霸。坚定不移地将这一方针贯彻到底，理应成为我们在爱国游击运动问题上的崇高战略天职。”

各情报机构、首当其冲是特别行动执行处，真正开始以极高的警惕性重新聚焦审视“共产主义威胁”，是在亚历山大秋季攻势的彻底耗竭之后：这一战役挫败一方面将意大利战事的终局无情推迟至来年的春夏季节，从而将与北方抵抗运动的关系问题血淋淋地推上了核心焦点；另一方面，关于共产党人终极阴谋的流言蜚语与公开指控亦成倍暴增，且辞藻变得愈发具体惊悚、有板有眼。更关键的是，这些指控此刻在来自一线特工及军事情报局（SIM）深入敌后的众多密电报告中获得了越来越扎实确凿的交叉印证——其中不乏极具分量的权威证言，例如随卡多尔纳空降北方并出任其私人首席联络官的奥利弗·丘吉尔少校（Major Oliver Churchill）的密报、来自瑞士秘密情报渠道的警讯、乃至来自深谙抵抗运动内部内情且身居领导要津的忠诚反法西斯知名志士的沉痛指控。首当其冲的便是卡多尔纳将军本人——正如我们前文业已叙及——他在呈递给顶头上司兼莫逆之交卡萨蒂部长的绝密报告与私人通信中，对自己身旁共产党人的真实战略图谋展现出毫不含糊的洞若观火：他严正断言，倘若英美盟国不诉诸具有‘震慑威慑力的铁腕手段’以促使其悬崖勒马，共产党人决不会放弃在时机成熟的大变局关头，背靠苏联与铁托游击大军的强力后盾，在北方强行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他们嘴上高唱民主赞歌、打着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旗号招摇过市（卡多尔纳直斥这不过是‘旨在催眠麻痹广大非政治性群众良知的障眼法’），决不可让外界产生丝毫麻痹幻想。

“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卡多尔纳写道，“他们推行着灭绝人性的铁血宣传，不择手段铲除一切异己政治力量：面对强大的对手，便扣上‘反动派’与‘消极观望分子’的大帽子予以政治抹黑；面对弱小的敌手，则干脆直接诉诸武装暴力予以肉体消灭。”

尽管意共在游击运动中早已“攻城略地、攫取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并与行动党平分秋色执掌了整个游击斗争的领导权，但意共依然在贪得无厌地极力拓殖其霸权版图（而行动党在维系自身阵地上则左支右绌、日益狼狈），以期在抵抗运动内部彻底确立无可撼动的独霸一统天下，从而为其在夺权之路上跨出决定性的终极一步扫清障碍——那便是裹挟拖曳着其余政治党派，在其所选定的良辰吉日，向全境正式颁布武装总起义通令。卡多尔纳沉痛告诫称——他在此已是在间接敦促盟军必须诉诸“极具说服力”的军事威慑来扼杀这一企图——倘若其他派系在生死关头拒绝与其同流合污，意共甚至早已横下决心，哪怕“单枪匹马，亦将强行引爆总起义”²⁸⁴。

正是沿着这道历史轨迹，在1944年秋冬严酷的岁月里，盟国情报机关的战术立场同职业政客、同英国外交部、同查尔斯大使、麦克米伦以及斯通海军上将的政治定性，呈现出日益合流靠拢的演变态势；更重要的是，这催生了一场对全盘抵抗运动政策的彻底战略大反思，其终极结晶，便是德·莱奥纳尔迪斯极为精辟定性的盟国对游击运动的“新政策”²⁸⁵——该政策于1945年2月4日正式出台颁行，且在诸多核心维度上始终如一地支配着盟军的战略作为，直至战火彻底熄灭。

依据当前的史学研究水准，尚难以精准断言特别行动执行处——如前所述，它承担了在沦陷区开展秘密活动的大部分重负——究竟在何种精确程度上，全盘认同了在秋冬之交深深笼罩着盟国军政领导层越来越庞大精英阶层的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惊恐焦虑。然而完全可以确凿断定的是，特别行动执行处哪怕在态度上不如政客们那般悲观绝望，却亦绝未排除共产党人发动武装暴乱夺权的可能性²⁸⁶；且在诸多维度上，特别行动执行处正是出台针对游击运动“新政策”的幕后总策划与真正灵魂²⁸⁷——在研拟这一战略方针之际，它不仅贡献了无与伦比的智库智慧（无论在对北方实态的精准透视上还是在条文推敲的战术设计上），更充当了军界统帅与政界巨擘之间不可或缺的润滑中介与核心斡旋纽带，恰如其在1944年岁末充当了催生《罗马协定》的幕后真正功臣一般。

正如我们前文业已指出，在职业军人眼中，抵抗运动从来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辅助变量，唯有在权衡其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这一纯功利视角下才值得予以考量。在1944—1945年严冬腊月，当各方先后紧锣密鼓地商讨《罗马协定》及对抵抗运动的“新政策”之际，这一功利逻辑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彼时的抵抗运动深陷全面崩溃危机，“在政治层面上似乎孕育着越来越巨大的暴乱风险……而在军事效用层面上其战术价值却呈现出灾难性的暴跌”²⁸⁸。

在这一严峻态势下，盟军最高统帅部所真正魂牵梦萦的核心关切，较之前几个月更为执迷于两大痛点：其一，游击队运动在打击德军的战役进程中究竟还能提供多大兵力与何种性质的战术协助；其二，在未来的大决战前瞻中，游击队（或其相当庞大的一个激进派系）是否会借机挑起共产暴动、或是制造严重的社会动荡失控僵局，从而迫使盟军不得不将主力部队就地泥足深陷、实施直接的军政府管制以维系治安，进而致命阻碍盟军主力向其他决定性战区抽调转进或回国复员。由是，他们强烈倾向于推行一套对抵抗运动实施组织与军事上的精锐化扶持（派遣专业使团与特种技术补给）、但绝不在数量上盲目扩编人员的保守控盘路线（在第15集团军群司令部看来，为了‘便利我们对北意大利实施军事接管、并减轻光复后过渡阶段的管治重负’，六万五千名精干游击队员便已足敷大局²⁸⁹）；但在同一时刻，盟军必须将游击队尽可能严密地置于自身的绝对军事统御之下，并迫使各派系真正将军事指挥权合拢集中于卡多尔纳将军一身（然而盟军却狡黠地拒绝同卡多尔纳建立公开正规的指挥任命关系，盖因深恐卡多尔纳本人亦无力彻底掌控局面，盟军决不愿引火烧身、作茧自缚²⁹⁰），以此确保盟军最高作战训令的绝对贯彻，并最大程度降低在对德战役结束后被迫长期背负吃力不讨好的直接军事接管重负的战略风险²⁹¹。显而易见，要想在实操中践行这样一条战略钢丝路线绝非易事，尽管政界领袖在官方辞令上一再言之凿凿宣称在处理抵抗运动事务上最终决定权必须归属于亚历山大将军²⁹²，且军政高层在若干核心焦虑问题上实际上共享着高度一致的惊恐共鸣——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防范在意大利爆发希腊式的共产党武装暴动；继而则是一系列极为现实的具体战略梦魇：a) 竭力督促游击武装全力以赴投入地毯式的“反破坏保卫战”（antisabotaggio），坚决阻遏德军在败退之际摧毁（或强行拆运往德国）大型工矿企业、战略原料与粮食储备、发电厂与输电网络、港口设施以及交通主干动脉；盖因一旦失去这些命脉基石，北方平民在光复后的生存环境将陷入极度赤贫，这不仅将不可避免地引爆惨烈的大规模社会骚乱（而共产党人必定会从中渔利大搞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亦将把应对浩劫的庞大救济与行政重建重负硬甩给盟国，而这正是盟军在财力上无力承担、在主观上亦万万不愿背负的包袱²⁹³；b) 坚决扼杀任何“不合时宜”的盲动武装总起义，盖因在盟军看来这种早产起义将带来两大灾难性恶果：一方面将严重分散削弱游击部队配合盟军主力正规战役行动的核心战术效用²⁹⁴，另一方面则会驱使大批武装暴徒蜂拥涌入各大工业都会，抢在英美战车开抵之前擅自“解放”城市并僭越抢夺政权；c) 相反，必须竭力促成各地方民族解放委员会搭建起温和秩序机构，确保政权交接的“井然有序”与社会生活向“正轨常态”的平稳过渡，从而使盟军无须诉诸直接军政府严厉统治，并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将北方各省交还给罗马意大利中央民政当局管辖；d) 在战火停歇的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对游击武装实施彻底的收缴武器与就地复员遣散²⁹⁵。

尽管在妥善破解上述战略死结的紧迫必要性上各方完全一致，然而在具体的战术实施路径上，政界与军界却充斥着深刻的分歧与龃龉；且目光越是试图穿透硝烟眺望战后的历史图景，政界对于被授予亚历山大将军、尤其是被授予其平庸且备受争议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手中那柄所谓“最终裁决权”的真实成色，其心照不宣的解读与算计便愈发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这便解释了何以在1944—1945年严冬、当所有这些死结以最切实的紧迫性被摆上桌面之际，鉴于抵抗运动在亚历山大夏季攻势期间的表现完全背离了盟军的战略初衷与极力试图强加给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方针，且来自北方的各项密报对未来局势皆未展现出任何乐观征兆；仰赖于自身对前线实态的透彻洞察、以及麾下拥有像罗瑟伯里少校（Major Rosebery，他正是《罗马协定》的幕后总设计师兼‘新政策’的核心缔造者）这样的一流干才，各情报特工部门、首当其冲是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反倒获得了在政界与军界之间行使决定性穿梭协调与斡旋调解的历史枢纽地位，并在极大程度上主导了对抵抗运动各项重大决策的最终拍板定案。

无论他们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真实心理焦虑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凭借着对游击队运动内部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的了然于胸，且深谙支配着左翼多数派的政治图谋与顽固偏执，罗瑟伯里及其同僚深切意识到：要诱导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自由志愿军团的强硬核心全盘接受盟军立场，是何等难如登天。因为盟军的立场在实质上完全是对左翼最为珍视、并视作抵抗运动全部历史天职与后续政治行动基石的全部战略纲领的断然否定。然而，罗瑟伯里及其智囊同时亦对另外两点心照不宣：其一，盟国与抵抗运动彻底决裂绝非上策，相反，必须寻求某种妥协公约数，以便最大限度榨取并利用其战术潜力；其二，就抵抗运动自身而言，它在客观上已断然无法离开盟军的扶持而独自存活。

从最初建军伊始、尤其是自走上蜕变扩编为一支遍布各省、兵力雄踞数万乃至十余万众的‘庞大正规军’的轨道以来，抵抗运动对盟军各项外援的依附性便与日俱增。而今，在经历了春夏攻势的剧烈总动员与随之而来的深重溃败危机之后，面对眼前逼近的严冬酷寒，它更是陷入了绝对不可自拔的依赖深渊。若无外部输血，它当前所身陷的困厄势必将直接滑向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这倒并非仅仅由于队伍内部不可避免地将要成倍激增的逃亡逃兵潮，亦非仅仅由于德军与法西斯围剿铁蹄势必接踵而至的残酷重击。因为在前一个严冬抵抗运动早已亲历过同等惨烈的洗劫，且事实证明它完全有能力在来年早春重振旗鼓、成倍拓殖其兵力与活动防区。纯军事层面上看，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同昔日相比并无本质不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反倒略显轻松——盖因部队汲取了往昔的实战教训、磨砺出了更为成熟的军事素养，且搭建起了一套更为高效的联络通信动线。然而，局势出现灾难性急剧恶化的维度，却是在经济财政命脉之上。一支膨胀到如此庞大规模的‘庞大正规军’，尤其在风雪封山的严冬，无论在自给自足还是在‘自我筹资’上皆难以为继；它必须被源源不断地供给辎重、填饱肚皮、维持给养。而要支撑起这一切，需要金钱，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额硬通货——其规模远远逾越了往昔岁月的所需，且远远超出了整个解放运动通过中央与地方形形色色渠道所能自行筹集的极限，亦远远逾越了此前从盟军秘密特工机关手中所领取的微薄资助²⁹⁶。正如我们下文所将看到的，这一死结绝非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瓶颈，在更深层面上更构成了关涉生死存亡的政治命脉——盖因随着时间的无情推移，越来越大面积诉诸‘自筹资金’、以及在银根告罄之际肆无忌惮推行武装‘强制征发’，已对普通民众对待抵抗运动的心态态度产生了致命的毒化侵蚀。

在“九八协定”爆发后的最初数月里，彼时游击队员数量尚属凤毛麟角，为抵抗运动的经济开支遮风挡雨的——正如我们前文业已叙及——在极大程度上仰赖的是奥佩尔蒂将军（General Operti）所调拨的第4集团军公款金库。其巨款的最大受惠方乃是皮埃蒙特民族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凭借这笔横财得以从容资助麾下各部队、向米兰中央转交五千万里拉充实其他各大区的抵抗活动，并建立起一笔充裕的紧急储备金——这笔基金在1944年1月皮埃蒙特委员会同奥佩尔蒂决裂并导致该财政源头彻底断绝之际，被证明发挥了无可估量的救命奇效。由此便催生出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被学术界系统研究过的历史格局，但人们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在两大层面上大体相当精准地将其重新勾勒还原：即大区民族解放委员会层面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层面；至于第三个层面——即直接流向各个独立政党金库的秘密资助——除确知其真实存在之外，目前在史料上几乎一无所知。

着眼于我们论述的主旨，仅需寥寥数笔便足敷勾勒大区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层面的财政实态。尽管各大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大相径庭，且游击队运动在各地的扎根深浅参差不齐，但在整个抵抗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财政格局所经历的演变仅仅属于数量维度的消长，在质量属性上却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结构恒定。各地因地制宜、或丰或歉的进项来源——且其‘收益率’深受军政总局势起伏（尤其是战事被严重拖延超出最初预期）的刚性制约——归根结底无外乎以下四大渠道：其一，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依据当时财力定期划拨给各大区委员会的经费拨款；其二，个别大区（实质上主要是组织最为严密的皮埃蒙特委员会，以及凭借地缘毗邻之便在各方面皆充当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附庸分支的伦巴第委员会）能够直接自瑞士就地筹措运抵的秘密资金，但随着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此领域逐步强化组织集权，这一渠道日趋萎缩；其三，来自社会各界自愿捐赠或或多或少带有强迫性质的中小型摊派赞助；其四，大工矿企业巨头与金融寡头所缴纳的巨额献金——他们之所以解囊，有时确实出于对抵抗事业的道义认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纯粹是奢求游击队莫在工厂车间内制造过多罢工骚乱，并借机预先积攒政治资本，以便在战后清算大审判中充当脱罪的功勋挡箭牌。

关于前两项财政来源，我们无须赘述，盖因在后文探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财政时便将立即全面切入。对于第四项来源（关于这一点，我们提请读者牢记共产党人昔日对正规军事编制、尤其是正规军官团所抛出的所谓‘受工业垄断资本家操纵提线’的尖锐指控），同样适宜在后续章节中予以深入剖析——盖因工商金融界同德军及萨罗伪政权的错综复杂互动构成了专章审视的课题，唯有在那个全局框架下，人们方能准确透视像菲亚特集团、以及像维托里奥·奇尼（Vittorio Cini）、朱塞佩·沃尔皮·迪米苏拉塔（Giuseppe Volpi di Misurata）、阿基莱·加贾（Achille Gaggia）这类金融与工业巨擘资助抵抗运动背后的真诚与投机双重算计²⁹⁷。着眼于我们当下的论述主旨，在此仅需提请读者聚焦此类工商资助的两大显著特征：其一是金额的相对微薄吝啬（尤以菲亚特集团为甚）；其二则是其高度的地缘偏狭性：主要集中在皮埃蒙特与威尼托大区，在伦巴第大区则显著稀薄，而后者之所以罕见纯粹是因为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直接坐镇米兰，将绝大部分工商大额捐款悉数统筹虹吸、随后再行调配，而各大区委员会通常则将自身截留的一切就地吃干抹净。最后，关于第三项财政来源——即面向大区解放委员会的中小型社会捐输（至于流向各个基层独立支队的零星捐款，我们留待后文再议）——人们必须敏锐注意到：一旦度过了大战初期的狂热亢奋阶段（彼时人们盲目坚信英美盟军能在转瞬之间肃清德寇与萨罗伪军，社会各界沉浸于某种行动亢奋之中），此类民间捐输尽管从未彻底断绝，却呈现出断崖式的持续跌落颓势。倘若说真正矢志不渝的铁杆反法西斯支持者的捐款尚能维持恒定增长或大体保持在基准线上，从而不仅具备政治象征意义，更具有了切实的经济造血功能；那么来自广大泛泛同情者、尤其是‘被逼就范’的非自愿捐输者的钱粮，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急剧萎缩。特别是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与富裕农场主的献金更是急剧枯竭。且这一冰冷颓势席卷了全境各个角落，哪怕在抵抗运动的‘摇篮’皮埃蒙特大区亦概莫能外——在最初数月里，那里的共产党武装（在比埃拉防区）甚至曾受到过当地工厂主的资助。正因如此，早在1944年3月下旬，阿戈斯蒂在致比安科的信中便不得不沮丧承认：“指望从资本家或其他富豪手里拿到经费拨款纯属痴人说梦：他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una paura bleu），早已全盘退缩回昔日那种谨小慎微的消极观望待变深渊”；两周之后，阿戈斯蒂在重拾同一话题时更是沉痛直言：“我们陷入了彻底的孤家寡人：资本家工业主们再也不肯施舍一分钱了”²⁹⁸。至于所谓的‘大业友人与同情者的自愿捐献’，‘正义与自由’武装司令部于1944年10月15日下发给全体下属旅团指挥官的一份内部通令极具指标象征意义²⁹⁹，通令严词督促各级头目：

“必须向友人与同情者加大宣传攻势，坚决克服其因深恐纳粹法西斯残酷报复而滋生的可以理解的畏葸推诿心态。为此，”通令续称，“最行之有效且必将大有斩获的策略，乃是提供最严密的绝对保密担保，承诺捐资绝不泄露；但同时必须向出资人郑重保证：其在危难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襄助，必将在未来的适当时机与权威场合获得充分的论功行赏与回报确认。”

我们之所以拿皮埃蒙特大区解剖麻雀，是因为它不仅是抵抗运动的神圣‘摇篮’与游击力量最为雄厚密集的渊薮（按常理这本该强力促成——无论出于由衷信服还是出于慑于淫威——同根据地的深层协作与巨额资金输血），且在各大区中，它是唯一能经常性享受到正规工矿企业资助的大区；因此，连皮埃蒙特的游击武装在短短数月之内亦陷入命悬一线的经济窒息绝境，这一史实便尤具震撼性的揭示力（在上述引用的1944年3月中旬致比安科的信中，阿戈斯蒂早已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无可辩驳、残酷无情的冰冷现实：依照目前的挥霍烧钱速度，最多再撑四五个月，我们便彻底到了山穷水尽、无米下锅的绝境”³⁰⁰）；以至于它一方面不得不将身家性命完全寄托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所能施舍的救济金上（亦即归根结底仰赖盟军的财政输血），另一方面则不得不铤而走险，大肆诉诸所谓‘自筹资金’——剥去一切温情脉脉的文饰辞藻，这无异于强制搜刮摊派与赤裸裸的土匪打家劫舍——而该运动中最具政治远见的清醒精英对此心知肚明：此类行径在政治层面上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掘坟墓，且在经济层面上亦极度危险，盖因这必将在群众中引发毁灭性的信任危机与反水浪潮，并反向导致民间中小型资助的彻底归零绝收。

在1944—1945年严冬的大门前，恰恰在整场世界大战胜利曙光已成定局的历史关头，抵抗运动却极其荒诞吊诡地陷入了一场空前深重的总危机，其严峻程度乃至直接让它能否继续充当一股客观政治与军事力量被打上了巨大问号³⁰¹。关于这场危机的若干病因，我们在前文业已作了深入检视。然而其中最具摧毁性的首要祸根，无疑是席卷了中央与地方一切维度的全面财政破产风暴；面对这场浩劫，摆在领导层面前的解脱良策唯有两条：要么迫使英美盟国向抵抗运动提供‘名副其实的大额经援’，要么便是在更庞大的规模上强行推行‘自筹资金’并硬着头皮承担其带来的一切反噬恶果。这一点在下述史实中得到了不言自明的雄辩证实：尽管到了岁末年终，阿戈斯蒂（特指‘正义与自由’部队，但其论断大体完全适用于其他各派）宣称这场在两个月前曾逼得他悲叹皮埃蒙特游击战步入‘危机拐点’的暴风雨³⁰²，虽然‘距离彻底破解依然相去甚远’，但从纯军事、后勤与官兵士气维度展望已可审慎抱持某种乐观；但他却不得不苦涩招认，财政经济实态却依然处于‘极度紧绷’的悬崖边沿³⁰³。而‘紧绷’这一断语很难不被视作一种极度的文饰修辞，尤其是只要稍加审视阿戈斯蒂本人为阐明其原委所罗列的详实数据、以及一个半月后他在致雷蒙多·克拉韦里密信中所作出的铁血定性便一目了然——克拉韦里本人早在此前11月中旬呈交战略情报局（OSS）的绝密报告中，便直言不讳指斥整个北方游击防区的财政状况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并哀叹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面对浩劫已‘无能为力，因其自身早已沦为两袖清风的赤贫乞丐’³⁰⁴——阿戈斯蒂在信中仅用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戳破了窗户纸：“我们的部队兜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了”³⁰⁵。

在斗争初期，大体直至1944年春季为止，彼时沦陷区的物价通胀尚处在相对温和受控的区间，且各大游击支队人员编制相对精干克制，完全有能力依靠就近乡村百姓的自发支前解决口粮，一名合格游击战斗员的月度综合维持成本大体徘徊在一千余里拉上下。这样一笔经费甚至允许精打细算的指挥员在账面上积攒下微薄的盈余以备荒年不时之需，或向作战英勇的骨干派发微薄的奖金。对于烈士遗属以及个别最为赤贫窘迫且战功卓著的战士家庭，各级司令部亦依据财力或多或少、或定期或断续地核发抚恤赡养金，烈属抚恤金在当时每月最高可达五千法郎里拉。各大区解放委员会同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一方面由于自身手头资财极度短缺（例如在2月份，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倾其所有亦仅能为全北方的全部‘军事开销’挤出一千二百万里拉的微薄专款），另一方面亦为了‘核减压榨’各部队为了骗取更多军饷而蓄意虚报大肆浮夸的兵员编制水分，因而在人均维持成本开始急剧飙升之际，长时期内依然顽固地将这千把块里拉奉为人头费预算包干的铁律天平。然而在皮埃蒙特，到了夏末秋初，一名游击队员的实际综合维持成本早已翻了一番，且正以惊人的加速度向三倍于往昔的峰值狂飙突进。且这一物价飞涨与军费雪崩绝非皮埃蒙特一隅的特例。在G. B. 斯图基于10月初为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起草的专题报告中，北方全境一名游击战士的日均维持成本被精算评估为八十里拉，亦即每月需耗费两千四百至两千五百里拉之巨。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正如阿戈斯蒂在岁末所痛切指出的那样（彼时皮埃蒙特的单兵月均成本已突破三千里拉大关并持续狂飙），中央向各游击队伍的经费调拨已‘彻底丧失了任何按编制人头依比例配发的科学轨制’，退化沦落为‘完全撞大运式的零星施舍’，纯粹取决于‘公款金库里何时能侥幸淌进几个活钱’³⁰⁶。由是便完全不难索解，何以在‘亚历山大文告’下达之后，不止一位高级指挥员开始严肃主张必须大刀阔斧裁撤精简编制，把宝贵的资源绝对集中押注在极少数挑选出来的精锐核心骨干身上，确保其有能力熬过严冬酷寒，而不至于在溃散瓦解中被迫倒向针对周边无辜百姓打家劫舍的变相土匪武装道路。

“游击人员规模的极度膨胀，”皮埃蒙特‘正义与自由’武装指挥部在针对严冬作战的军政训令中沉痛写道³⁰⁷，“使得依靠中央机关实施正规、充裕的定期军饷拨款彻底沦为了绝对的空想……在大区民族解放委员会能够确保每月筹措调度约一亿里拉巨资这一假想落实之前，正规财政拨款的断炊缺位，势必将无可避免地衍生出由各部队自行‘自筹资金’、以及部队纪律军风恶质化堕落的一切惨痛恶果，对此我们已不忍卒读。
唯有建立在精简部队规模、仅保留经过千挑万选、纪律严明、且早已配齐过冬给养、因而绝无任何侵犯他人私有财产必要之精锐分遣队的前提之下，对平民百姓推行那一套当前正处于立法论证阶段的、虽具强制性但规范合法的正规战时税收与公粮征派体制方具推行的可能；而倘若我们的‘正规税务稽征官’的身前身后，无休无止地充斥着各路土霸王游击小分队野蛮‘自筹资金’的抢掠风暴，这套正规征税蓝图便永远只能是一纸空文。”

尽管通篇行文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斗志、为了避免恶化同共产党人本已脆弱紧张的同盟关系而极尽克制委婉，但放眼全盘抗战文献，极少有其他历史文本能像这份训令一样具有如此鞭辟入里的震撼力与直白坦诚。它不仅赤裸裸揭示了月复一月死死勒紧抵抗运动咽喉、迫使其不得不绝望应付的那场致命财政危机的首要总病根，更无情挑明了这场危机所孕育的最深重恶果。且在当时的死局下，这一恶果是根本无可救药的癌症死结。因为——行至此步田地——大刀阔斧削减人员编制势必将直接引爆一场惨烈的党派政治总分裂：在政治责任的天平上，共产党人不仅应当为这场财政崩溃负首要罪责（因其狂热推行不计后果的盲目人员大扩编），更应当对由此催生的军纪腐化恶果负首要责任（因其在部队推行肆无忌惮‘自筹资金’上抱持冷酷纵容的实用主义特权）；共产党人决不可能答应自废武功，放弃自己在各派武装之间、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以及在自由志愿军团内部千辛万苦攫取的力量优势版图，且在盟军行将迎来彻底完胜的黎明前夕，他们更绝不肯甘受其他政党的横加清算与指控审判。更首当其冲的是——局面一旦恶化到此种境地——连意共统治中枢自身亦根本开不出任何足以逃脱这场财政恶性通胀死循环的灵丹妙药。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审视它自始至终为了在经济财政上托举维系抵抗运动所倾注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尝试。

“九八协定”爆发之后，甚至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之前，米兰便已火速组建了一个由罗伯托·韦拉蒂（Roberto Veratti）、恩里科·法尔克（Enrico Falck）以及在流亡瑞士前的路易吉·卡萨格兰德（Luigi Casagrande）组成的秘密筹款特别委员会，其使命乃是向抵抗运动在米兰及伦巴第工商业、尤其是金融界与若干市政公用机构内部所拥有的广泛同情者与幕后金主紧急募捐筹款³⁰⁸。依据阿尔弗雷多·皮佐尼的权威回忆（皮佐尼在事实上充当了整个抵抗运动的‘财政部长’，且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除因其系米兰反法西斯地下核心元老之外，恰恰是仰赖他在工商金融界的显赫威望与人脉资源——他本人正是意大利商业信用银行的高级掌门人——并以此向资产阶级提供政治定心丸，向其担保游击斗争的温和正统性；他是委员会最高首脑中唯一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独立人士³⁰⁹，且在骨子里倾向于自由主义），该秘密筹款委员会在9月与10月间总计募集到了八百万元里拉的捐款³¹⁰。
考虑到彼时的恐怖白色清洗，这笔巨款堪称战果斐然，然而若要维持整个北方抵抗运动的基本生计——哪怕在彼时人员规模极其有限的襁褓期——却无异于杯水车薪；倘若当时没有皮埃蒙特大区委员会火速转送运抵米兰的由奥佩尔蒂将军公款金库划拨的整整五千万里拉救命巨款，大局早已全盘溃败；相比之下，该筹款委员会同步在瑞士开辟的境外民间募捐渠道所能输送至米兰的钱款，简直微末得不值一提³¹¹。在这一严酷态势下，随着奥佩尔蒂将军的秘密金库于1944年早春彻底断绝告罄，来自美国、首当其冲是来自英国的各项战时资助，尽管数量微薄、配发毫无规律、且必须在瑞士中转因而屡屡遭遇严重的滞后拖延甚至在暗度陈仓途中蒙受中途克扣流失，却在客观上晋升为维系抵抗大厦不可或缺的越来越关键的生命线。

依照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驻瑞士代表团于1944年11月呈交的一份内部财务总结报告³¹²，在1943年9月至1944年11月的整整十四个月跨度内，经由此渠道转入的盟军经援总计约为三亿至三亿五千万里拉。而从皮佐尼、帕里与帕耶塔于1944年11月27日在锡耶纳同战略情报局（OSS）驻意决策高层秘密摊牌谈判的会议记录来看³¹³，在当年3月、4月与5月这三个关键月份里，实际入账的总款项仅有区区约两千万里拉。单单这一数字便足以雄辩地解释：何以面对‘日益骇人听闻的军饷窟窿’、为了‘竭力阻止前线武装队伍逾越起码底线滑向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且鉴于各大区中‘最富庶的委员会’不仅对向贫瘠大区转移支付的号召置若罔闻、甚至坚决拒绝执行米兰关于将中央下拨资金专款专用纯粹用于部队维持扩编而严禁挪作党派政治经费的禁令³¹⁴，皮佐尼早在夏季大兵团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得不绞尽脑汁四处奔走，试图堵住最致命的财政缺口。

“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皮佐尼在1948年的一次历史报告中动情追忆道³¹⁵，“我径直叩开了一家特大超级银行的大门，在觅得了极其同情的策应土壤之后，我成功推动该行联合米兰数家规模最大的工业巨头财阀，为抵抗运动秘密敲定了一笔高达三千五百万里拉的战时贷款——诸位心知肚明，这在当时是一笔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操作的账目机制极其简约：银行在账面上向各参与企业开立信用借款额度，各大企业签署借据提取了这笔他们连见都没见过的巨款，随后通过绝对可靠的秘密中间信使，将大笔现钞直接全额交到了我个人的手中。”

鉴于彼时的血雨腥风，同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因为涉事的正是堂堂的国家中央银行，这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北方敌后政治实态的荒诞离奇，亦有助于透视广大法西斯狂热分子乃至体制内温和派何以对金融银行界始终怀抱极深的戒心乃至彻骨仇视³¹⁶——所达成的这笔秘密贷款协议无异于天降甘霖；尤为关键的是，迈出了这第一步之后，到了秋季，意大利银行进一步原则性同意评估开展第二期同类隐秘操作，额度暂定为一千五百万里拉，且意大利商业银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亦明确表态愿意依样画葫芦秘密炮制一笔同等性质的巨额授信（具体金额尚难精准考定）³¹⁷。无论如何，这两笔后续的追加贷款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特使代表团赴罗马签署《罗马协定》之际，皆尚未真正落地兑现。

然而在残酷的实践中，意大利银行的这笔巨款终究不过是一剂短暂的阵痛止血针罢了。这一结论在下述史实中得到了确凿证实：就在首届博诺米政府刚刚组建问世之际，米兰中央（乃至个别地方大区委员会和前线支队）便火速向罗马拍发了铺天盖地的紧急求援密电，字字泣血恳请火速汇拨救命经费；然而，尽管这些求援在8月中旬便已被罗马内阁列入议程，但直至11月下旬帕里、皮佐尼、帕耶塔与索尼奥受命秘密南下谈判之际，罗马方面却迟迟未曾就此通过任何哪怕最具象征性的实质拨款决议³¹⁸——这在极大程度上显然是遵从了盟国最高统帅部的弹压禁令。

“局势就这样跌跌撞撞熬到了盛夏。我们急需现款续命，手头却空空如也。正是在此时，英国人从瑞士前哨策划推行了一场极富天才且引人入胜的金融特种破局大戏。在日内瓦坐落着一家英国海外分行，即劳埃德与国民地方海外银行（Lloyd & National Provincial Foreign Bank）。该行直接出面开具了一份以常驻瑞士的我们地下同仁瓦莱里奥工程师（Valerio）为受益人的高额信用担保函。凭借这份极具法律效力的信用担保，另一位获悉内情的费雷里奥工程师（Ferrerio）当即在米兰毫不迟疑地向我们当面垫付了数千万里拉的巨额现钞——而在大战彻底胜利之后，这笔垫款如数奉还兑付无误。此外，驻瑞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亦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们手头没有美资银行驻欧分支，因而无法效仿英国人的高超金融财技，但他们直接向我们移交了大量瑞士法郎现钞纸币，随后由我们设法潜运回米兰在黑市上兑换为里拉。坦白讲，我对美国人的这套洗钱手法颇不以为然：我手头早已有忙不完的军机大务，根本不愿深度深陷黑市非法汇兑交易之中，且我的地下工作性质本就极度敏感凶险，岂容为了赚取差价而徒增法律与治安风险？无论如何，正是依靠上述各路七拼八凑的偏门资金，我们才勉强苟延残喘硬撑到了10月份”³¹⁹。

这剂续命的氧气确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丰厚扎实：在整个盛夏时节，皮佐尼通过各种手段总计在敌后聚敛调动了整整一亿多万里拉的巨资。正是仰赖这笔巨款，尽管过程如同点滴滴管般捉襟见肘，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自由志愿军团总司令部终于得以使下拨给各大区委员会及前线军分区指挥部的汇款变得相对规范、且不再显得那般羞涩寒酸³²⁰；甚至还得以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破格提供了一笔三百万里拉的‘兄弟革命贷款’。然而，要想让整个抵抗运动的财务收支哪怕不奢求达到平衡、仅仅达到不至于朝不保夕的相对脱困状态，所需资财规模却呈几何级数翻倍。而偏偏在10月份，盟军统帅部却毫无预警地骤然全面收紧了钱袋子的绳索。其随之而来的毁灭性恶果，任何人皆能轻而易举索解³²¹。

正是在这命悬一线的绝境深渊边缘，特别行动执行处以其意大利科科长罗瑟伯里上校（Colonel Rosebery）的尊容，大踏步登上了历史的大戏台。

在10月25日那场著名的卢加诺秘密摊牌会晤中，皮佐尼丝毫未曾隐瞒正在残酷绞杀抵抗运动的经济大危机的惨烈全貌，更未隐瞒若不及时抢救所必将引爆的灾难性历史后果。他正告盟方：要想勉强稳住战线局势，盟国必须向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每月足额注入至少一亿七千万里拉的定额经援³²²。罗瑟伯里同深入意大利前线的大多数英军联络军官一样坚信：尽管抵抗运动身陷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但它依然能在军事战役行动、尤其是盟国全局政治大棋局中提供极其不可或缺的战术协同；且倘若盟国公开强力为博诺米内阁及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撑腰背书，潜在的共产主义夺权暴乱威胁将更容易被扼杀在萌芽之中³²³。卢加诺密谈的全盘进展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一战略预判，印证了其关于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领袖皆系‘严肃正直、值得托付之干才’的正面评估；并使他敏锐洞察到两大决定性维度：一方面，‘倘若拒绝采纳立即向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注资援助的紧急请求，眼前的酷寒严冬势必将导致成建制的正规抵抗力量全盘瓦解崩塌’；另一方面，恩准皮佐尼与瓦利亚尼所乞求的这项巨额经济援助，恰恰构成了迫使抵抗运动内部最死硬抵触分子彻底缴械就范、不得不全盘吞下盟国政治军事全部苛刻要价的终极王牌！战略设计的机关再简单不过——正如他在10月31日呈交上峰的绝密政策报告中所点明的——只需将巨款的核拨发放，无条件同他们是否百分之百顺从接受盟军战略训令死死捆绑挂钩即可³²⁴。

该提议获得了英国外交部、以及麦克米伦的原则性全盘首肯——麦克米伦在协定尘埃落定之后曾以英国殖民帝国特有的冷酷直白留下了那句名言：“谁出钱付乐手酬劳，谁便有权决定演奏何种乐章”³²⁵——并得到了斯通海军上将与亚历山大将军的全力背书；不到一个月之后，罗瑟伯里的这套政治精算法便构成了帕里、皮佐尼、帕耶塔与索尼奥同盟军最高统帅部漫长‘拉锯谈判’的核心中轴线，并最终直接催生了彪炳史册的《罗马协定》。

一抵达永恒之城罗马，皮佐尼便火速拜会了财政部长索莱里（Soleri）、陆军部长卡萨蒂以及内阁总理博诺米，恳请意大利合法政府开仓赈济北方孤军。正如皮佐尼本人所披露的那样，意大利政府官员们³²⁶

“当场痛快地将我所请求的全部款项悉数拨归我支配。然而盟军统帅部却半路杀出、断然叫停了这一移交，执意要由盟国亲自出资赞助解放运动，事后再依凭停战霸王条款向意大利中央政府全额索赔报销；而盟军之所以如此霸道蛮横，纯粹是因为凡具有军事战役属性的一切事务，他们皆极力将其垄断限定为独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绝对裁量权的禁脔范围……”

行至此步田地，除了屈辱吞下盟国强加的一切严苛条件之外，代表团根本毫无退路可言；更何况，在最初阶段，盟军甚至蛮横宣称每月最多只能划拨一亿里拉，尽管皮佐尼早已将要价从一亿七千万压缩至一亿六千万里拉，且盟国自身早就打定主意要将每一分钱全额强加在意大利战后财政赔偿账单之上。由此，代表团同特别行动执行处、战略情报局以及盟军最高大本营展开了漫长而极度屈辱的‘外交拉锯’，这一拉锯最终自然以盟国‘皇恩浩荡’准予发放所乞求的一亿六千万里拉定额圆满收场；且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谈判拉锯自始至终唯一的政治图谋，乃是借卡紧钱袋子为杠杆，强行逼迫北方代表团在白纸黑字上全盘签署吞下盟军的一切霸王条款，借以换取这笔若无其事抵抗运动便将在转瞬间彻底丧失作为一股严肃军政现实力量的救命巨资³²⁷。

严格从财务审计的视角审视，人们甚至可以说，《罗马协定》所注入的同样不过是一剂剂量远较往昔庞大浓烈的阵痛氧气罢了；其明证便是：到了1945年3月乃至4月12日大反攻前夕，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依然在紧锣密鼓向盟国急电呼吁追加经费，先是狮子大开口请求将月度拨款飙升至三亿五千万里拉，继而在遭遇冷遇沉默之后，又退让恳求至少追加至三亿里拉³²⁸。然而在残酷的历史实践中，这笔千辛万苦争夺来的定额经援，尽管仍无法百分之百填平抵抗运动在敌后的一切物资亏空，却已绝对足敷保障整个运动勉强挺过那个漫长严酷的杀戮寒冬³²⁹，并使其得以在积蓄起庞大兵员与士气的鼎盛状态下，迎头撞进1945年春季的历史大门、昂首迈向民族解放的总起义烽火。

这一辉煌的历史终点，在《罗马协定》签署画押之前，对于任何真正洞悉敌后深层危机的当事人而言，曾显得何等遥不可及、命悬一线。这不仅雄辩地解释了何以皮佐尼在凯旋米兰之际洋溢着‘由衷的由衷欣慰与如释重负’，而若干极左狂热教条分子却仅仅感受到盲目的屈辱与狂暴出离愤怒³³⁰；它同样深刻解释了何以像帕里这样深谙前线死结的清醒政治巨擘，即便咬碎钢牙、即便在内心深处抱持着随时准备视情践踏公约的保留算计，亦不得不低头签字画押；更解释了何以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最高全体会议上，《罗马协定》居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共产党人的一致全票批准通过。因为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断然否决该协定在当时已根本绝无可能。拒绝协定意味着他们将亲手撕碎‘抵抗运动的神圣统一’大旗，使自身在政治上陷入彻底的孤家寡人。诚然，仰赖其极其顽强铁血的党性纪律凝聚、以及其在前线大肆推行肆无忌惮‘自筹资金’横征暴敛的手腕，加里波第各纵队在抗击严冬危机时的耐受力或许确实胜过其他友军队伍；然而共产党人自身亦必将遭受极其沉重的元气大伤。更首当其冲且至关重要的是：一方面这势必将严重败坏并摧毁其在广大工农群众中苦心经营的合法群众根基；另一方面则将致命颠覆重创陶里亚蒂在南方运筹推行的联合政府战略、并恶化其针对铁托南斯拉夫的外交布局——按照莫斯科的铁血圣旨，意共必须全力配合铁托在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的领土领土兼并野心。更遑论撕毁协定将在英美盟军统帅部心中激起何等恐怖的铁血军事报复惩戒。在局势行至这一关节点上，对于共产党最高决策层而言，最具韬略的算计莫过于同样高举双手投下赞成票，全盘汲取协定所带来的一切真金白银经援实惠，极力抵消规避其一切负面政治杀伤，并冷眼旁观前线大决战在盟军最后总攻爆发之际将具体演化为何种政治版图格局。最要紧的机巧在于口惠而实不至，在口头上将协定捧上云霄，在实操中则罗织一切冠冕堂皇的借口极力推诿拖延具体的落实筹备；正如皮佐尼一针见血剖析的那样³³¹，意共的算计乃是“争取在各项战后交接筹备皆付之阙如的混乱状态下迎来全境光复，从而在重获自由最初数日那场翻江倒海的狂暴社会失序、以及中央公权力陷入绝对真空瘫痪的混乱旋涡中，让一切随心所欲皆披上合法的神圣外衣”——而我们在此必须补充指出——从而让通往其通往权力巅峰的一切门户皆敞开无阻。更何况，随着决胜时刻的步步逼近，各大政党之间——乃至在左翼各党内部——所谓的‘亲密无间’早已退化为一层薄薄的表面伪装，每一个人脑海中所魂牵梦萦的唯有战后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没有任何人愿意在此时刻过早捅破那层薄薄的同盟窗户纸；此外，大批共产党基层骨干深信不疑（且在战后头两年间始终固执地笃信不疑），正如法乌斯托·古洛（Fausto Gullo）在多年后向史学家A. 甘比诺所吐露的那样：时代的大风正在向他们这一边呼啸狂吹，“今天在资产阶级面前做不成的事情，到了明天——即一旦英美军队从意大利全境撤走之后——一切皆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付诸实现”³³²。

在把上述历史经纬厘清之后，在我们将全盘审视焦点转向德军占领下意大利大舞台上的‘第三大核心主角’——亦即在萨罗共和国与抵抗运动激烈登台亮相之际，既未旗帜鲜明效忠前者、亦未倾心投奔后者的那绝大多数普通意大利国民大众——之前，人们的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重大历史拷问：在1945年4月决战爆发的最后时刻，共产党方面究竟为何从未采取任何哪怕最微末的实质冒险举动，以图强行打破均势、诉诸武装暴力夺取全国最高政权？支配这一克制隐忍姿态的，究竟是一项早已深思熟虑、谋定后动的全局大战略定力（且罗斯福总统在意大利战事结束前数日猝然逝世对美国对欧政策所必然引发的莫测变局，更从外部坚定了这一审慎）——即只要英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尚驻扎有全副武装的重兵集团，便决不贸然诉诸武力政变；抑或，在上一个残酷严冬抵抗运动所经历的惨烈创伤与元气大伤，同样对意共的战略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现实制约？

依我们之见，要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是极其困难的。抵抗运动在步入4月25日总起义历史门槛之际绝非处于最佳巅峰状态，这一严酷史实就共产党人而言，在焦尔焦·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所著《致米兰的信札》中的一段痛切剖白中获得了最具权威性的印证³³³，阿门多拉写道：

“当新一代的青年后生责难质问我们为何当年没有走得更远、为何没有在抵抗运动中斩获更辉煌战果之时，我的作答通常是搬出阻碍意大利革命局势进一步演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与国际宏观地缘大前提；但我完全亦可以直接用一句大实话来回答他们：那便是我们在迎来最终大考的时刻，早已精疲力竭、油尽灯枯！倒下了太多鲜血淋漓的尸骸，付出了太惨绝人寰的流血牺牲，背负了太沉重窒息的历史责任。”

陶里亚蒂本人在1946年1月针对帕里内阁倒台危机所作的政治清算中，曾向各民族解放委员会抛出过极其严厉的指控，斥责它们“未能成功动员起全民族的民主精神”³³⁴。倘若人们充分审视这位共产党最高统帅在处理抵抗运动全部死结问题时所始终秉持的那种不带丝毫温情的冷酷超然政治现实主义³³⁵，并牢记在大解放降临的历史关头，那些未曾被有机编入抵抗正规队伍的广大民众，尽管在广场上尽情释放出由衷的狂欢欢呼，但骨子里却极度渴求远离一切新的危险、抗拒付出任何新的流血牺牲，而绝无丝毫投身于一场武装阶级总暴动的意愿；那么便极难断定陶里亚蒂当年的这番严厉指责仅仅是针对战后充当帕里政府权力支柱的那些软弱委员会，而未曾同时指向抗战岁月里的各级地下委员会——换言之，这正是陶里亚蒂在痛斥共产党人未能成功将这些委员会打造为足以在抗德战争终结后继续行使国家权力的真正的群众动员与苏维埃式革命权力机关。话虽如此，现存的大量权威档案文献却高度一致地证实：尽管抵抗运动在迎来4月25日关头确实依然拖曳着严冬浩劫所遗留的创伤与疲态，但这些现实伤痛对于意共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抉择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根本动摇（至多不过是为党中央提供了一柄绝佳的纪律鞭子，用以在苏军横扫东欧的狂欢迷醉中，铁腕压制住党内及游击军中那些政治幼稚、缺乏铁血党性磨砺、极欲不听招呼立即把枪口从对准德寇法西斯转向对准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盲动极左派）——盖因意共进退的战略路线与时间表早在多年前便已由陶里亚蒂与莫斯科大本营敲定成熟：它不仅深刻统筹了苏联在全球战略上的核心顾虑、以及同英美重兵集团在同室操戈中必将招致的灭顶覆灭风险，更深刻契合了陶里亚蒂与斯大林对战后欧洲及意大利总局势演变轨迹的深远宏观前瞻。在他们当时的推演中，尤其就意大利而言，历史大剧的推进绝不容许任何鲁莽冒险，更不可妄动刀兵。依据陶里亚蒂常驻莫斯科时期的私人机要秘书所留下的回忆口述³³⁶，这位意共领袖在当年动身启程离开莫斯科潜回意大利开辟战线之际，似乎深信整个欧洲从纳粹铁蹄下的‘光复解放’，必将在此后引发‘横扫欧洲全境的长达两至三年的漫长“内战与革命阶级战争”’，且这场革命风暴必将‘以欧洲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大军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夺取辉煌总胜利而告终’；至于具体到意大利战区，大战落幕之后将紧接着迎来一个‘漫长的过渡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包括天主教党派在内的各大政党将共存于政治舞台之上’，并将搭建起‘一套仿效法国模式的民族共同联合阵线’；唯一具有本质殊途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将是‘整个国家唯一的真正具有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力量’，且在最高决策权上‘将显著凌驾于法国共产党兄弟之上’，从而最终赋予意大利共产党在水到渠成的良辰吉日，以自身的名义独家全面接管国家最高政权。

倘若这正是陶里亚蒂当年所构想勾勒的战后宏大战略演变总蓝图——无论是出于其个人的独到研判还是完全脱胎于莫斯科的战略授意，后人已无从割裂考定——人们便更不难索解：何以在清醒洞悉英美驻军决不容忍任何非法武装起义的冷酷现实后，意共统治中枢不仅雷厉风行下达死命令严禁任何早产盲动的暴动图谋，且在全境光复降临之后，更倾全力铁腕扑灭那些无法自拔于‘从打法西斯直接无缝切换为打资产阶级夺政权’的狂暴极端分子的武装私斗与复仇私刑，唯恐此类局部的野蛮暴力会过早打草惊蛇，进而葬送了未来在英美大军撤离亚平宁、革命大气候彻底成熟之际发动决定性历史总夺权的前途——盖因与陶里亚蒂最初的和平过渡设想截然相反，1944—1945年国际冷战大气候的急剧恶化已雄辩地向意共高层表明：终极政权的更迭唯有仰赖武装起义这一条华山天险。在这一维度上，柏林墙坍塌之后、围绕解放战争结束后北方所掀起的红色清洗私刑暴行（尤指臭名昭著的艾米利亚‘死亡三角’惨案）重开历史大论战之际，前意共博洛尼亚市长、著名的‘改良派’（migliorista）旗手圭多·凡蒂（Guido Fanti）所公开作出的权威证言极具穿透力。凡蒂在口述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陶里亚蒂在解放后敦促游击队全盘交卸封存武器、投身国家和平重建的最高通令，绝不意味着意共已从纲领中放弃了武装总起义夺取政权的最高理想，而仅仅意味着其行动被推迟到了‘第二历史阶段’——即等待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全面引爆、国际大气候彻底逆转、从而吹响最终夺权的‘神圣X日冲锋号’。依照凡蒂的考证，意共真正开始从思想根基上彻底扬弃这一‘X日’起义幻梦，要一直等到1956年匈牙利血腥事变以及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唯有从那时起，“党才在真正意义上将民主制度接纳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最高价值本身”，并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唯有通过民主宪政途径方能最终实现”的不可逆历史共识³³⁷。

在本章开篇之处，我们曾着重剖析了在“九八协定”次日，深深笼罩着绝大多数意大利普通民众、尤其是沦陷区国民的普遍深层精神状态，以及由这种心智所直接催生定型的道德与心理行为范式。我们在此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一心态若用一句话精辟提炼，便是对萨罗伪政权与北方抵抗运动皆抱持彻头彻尾的实质疏离与断然拒斥。且这种集体冷漠是在下述严峻背景下顽强存在的：当时民众对法西斯旧政权的决裂与唾弃、在众多场合演化为彻骨的仇恨与鄙夷，对德国侵略占领军的厌恶亦深入骨髓、遍布街巷，而抵抗运动本构成了替代上述二者的唯一鲜明历史灯塔。然而对于千百万普通升斗小民而言，在那个至暗关头唯一真正生死攸关的信条唯有苟活存命，是以最小的流血牺牲与家破人亡代价熬过这场降临在自己头顶的旷古历史浩劫；在这一压倒一切的生存本能驱动下，最理性的抉择乃是最大限度缩进自身狭隘的私人甲壳之中，若有可能恨不得彻底‘人间蒸发’，决不让自己卷入交战各方的任何政治泥潭；唯一的狂热企盼，完全寄托于战争的早日落幕，以及随之终结的使日常生计每一天都陷入极度赤贫动荡的战乱险阻。在此之外的一切宏大叙事与崇高口号，在当时不仅毫无价值（诚然，在战后各自算盘中每个人的诉求不尽相同），反倒构成了必须千方百计避之唯恐不及的灾祸与死亡策源地。哪怕为此不得不残酷掐灭那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偶或从其灵魂深处泛起的最质朴无华的人性怜悯与同胞同情同理心。

在这方面，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试金石乃是平民大众对待溃散的流亡士兵以及从法西斯集中营中逃脱的盟军战俘的态度演化轨迹³³⁸：正如我们前文业已指出，在停战协定墨迹未干的最初阶段，千千万万的失散官兵与盟军难胞在民间、首当其冲是在广大农民家里觅得了无私的藏匿与庇护，从而得以从德军的铁壁魔爪下虎口脱险；然而一旦最初的道德亢奋浪潮退去，随着英美大军快速开抵的幻想彻底化为泡影，且窝藏失散人员与外国战俘的连坐惩戒变得愈发血腥残酷，民间对他们的人性善意与道义同情迅速枯竭干涸；救援行动变得不再自发慷慨，在规模数量上急剧缩水，而或明或暗的闭门推诿与断然驱逐则变得司空见惯。

读者切莫天真地认定这种冷漠自保心态仅仅是闭塞农村世界的专利——尽管整个农民阶层在1943—1945年间展现出极度鲜明的历史独特性（除艾米利亚—罗马涅部分地区属于罕见例外——在那里，深厚的农村社会主义同盟传统、结合对1920—1921年法西斯黑衫暴徒血腥屠杀的刻骨铭心记忆与炽烈复仇渴望，驱使大批阶级基础雄厚的农业雇工毅然决然倒向抵抗运动，将游击战理解为一场‘翻身打倒地主恶霸老财’、并过渡到‘苏维埃式集体农庄经济’的阶级大翻身³³⁹）；广大农民在对待城市资产阶级的古老阶级敌意中、尤其是在自身高度封闭自治的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中，完全依凭着自身绵延数百年的独特文化坐标运筹周旋：这套古老的乡土智慧使得他们在绝大多数场合既不真正投靠法西斯，亦不效忠德军，更不归心于游击队——在他们眼中，这三股荷枪实弹的人马皆是同等荒谬、陌生且危险的入侵破坏力量³⁴⁰；凭借着这套祖传的生存机巧，他们推行起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消极观望式抵抗’（resistenza attesista），其本质与其说是主动投身抵抗，毋宁说如阿布萨洛姆（R. Absalom）所精辟概括的那样，是一种高超的‘全套生存策略’（strategia della sopravvivenza）：仰赖于这套手腕，他们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都更安然无恙地熬过了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通过向所有人摆出‘挚友亲朋’的温情笑脸来‘巧取豪夺’剥削一切势力（以至于在不得不被迫表态站队的绝境下，一个农民家庭往往精明地派出大儿子投奔法西斯黑衫军、派出二儿子投奔游击队，以便双向对冲押注下注保平安），同时又让自己沦为交战各方填饱肚皮所绝对不可或缺的核心生命线³⁴¹。
事实上，放眼全局，整个乡村农民阶层在度过了最初的纯朴同情阶段之后，实质上蜕变成了一个高度唯利是图的自私自治群体，其全部心思唯独聚焦于利用黑市物价飞涨大发国难财，在不少骇人听闻的极端战例中甚至蜕化为赤裸裸的人吃人般敲诈劫掠。而倘若在平原与丘陵地带，确有一部分农民（其实际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官方史学神话所大肆吹嘘的规模）最终卷入了游击武装，那最初也是为了给自家适龄逃避劳役兵役的青年子弟寻觅一处武装避难所；直至1944年暮春与初夏，随着大战即将完胜终局的神话甚嚣尘上，并在阿尔卑斯山谷和威尼托平原广大乡村底层教区本堂神甫的大力布道策动下，农民队伍才呈现出成规模的参军潮。

然而，尽管表现形式各有殊途，这种冷漠自保心智在城市市民阶层中同样俯拾皆是——甚至在各大都会文明的核心腹地亦未遑多让；按常理，市民阶层理应较乡村世界更为开化进取，更少‘狭隘自私’、‘胆小怯懦’与‘政治浑噩’，且理应对作为抵抗运动基石的那些最起码的公民道德与现代宪政政治价值，抱有更为深沉敏锐的共情与担当。

以工业重镇都灵为例，特拉布基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所保留的关于“九八协定”刚爆发伊始各界对萌芽期抵抗运动第一反应的证言，极具令人清醒的穿透力与代表性——彼时，德军与法西斯的血腥恐怖‘铁壁围剿扫荡’在客观上甚至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铺陈³⁴²：

“在都灵，我先后同宪兵部队、财政警卫队、市政警察以及防空民防组织（UNPA）建立了广泛联络。只要我们仅仅满足于搜集敌军军事情报、或是仅仅满足于换取对方几句不痛不痒的道义同情与微薄善意，要赢得对方的表态支持易如反掌。然而，一旦我们动真格的，要求其提供合法的伪装掩护公职、伪造通行证件、腾出隐秘的地下库房用以囤积军火枪械与炸药雷管、抽调交通联络员、乃至直接征调人员扛枪投入殊死武装血战之际，那些昔日热气腾腾的同情与支持，便瞬间暴跌沦为冰冷刺骨的敷衍与虚与委蛇。
更有甚者——无论出于追逐私利还是出于政治笃信——不少人竟毫不迟疑地公开倒向德国人的阵营，在他们看来，德国人哪怕仅仅就当下而言，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不可撼动的绝对强权。”

同样极具指标性意义的，乃是一份来自米兰国家共和安全警卫队（GNR）的绝密情报汇编（该情报在同盟国及瑞士多份解密档案中获得了扎实印证）：密报指出，在1944年9月初——亦即亚历山大夏季攻势正如火如荼的大决战关头——在这座伦巴第大都会的腹心深处，甚至在那些骨子里对萨罗共和国怀抱深恶痛绝抵触情绪的广大市民阶层当中，亦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主动放弃‘此前所采取的激进公开反法西斯立场’的普遍社会妥协狂潮，只要能换取‘大战以某种任何可能的体面方式尽快落幕收场’，并能保全自身免遭任何新的流血破家之灾³⁴³。

要想深入窥探那些唯以苟全性命为唯一诉求之人群的深层心理、道德底色与精神心智，萨罗陆军反间谍与军事情报局（SID）所定期编纂的《被检通信审查通报》（先为月报，后改为半月报，专门针对军人与家属往来书信审查）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极富教益的观察之窗——这既得益于私人通信所特有的真情流露个性，亦得益于萨罗审查机关在提炼材料时所秉持的编排准则（不再像昔日旧法西斯统治时期那样炮制笼统的通盘概述报告，在那种报告中极难剥离甄别编纂者自身的主观‘诠释加工’水分；而是列出最反复出现的焦点主题，并紧跟着摘录一系列原始文字的详尽引语，有时引文篇幅相当冗长）。通报中所收录的大量书信摘录，使人们得以在民众深层心态演变轨迹（尤其是我们此处最关切的普通阶层）同军事战役的跌宕起伏、以及经济民生与口粮物资配给的严峻实态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脉络联系，并进而将其清晰划分为四大主要演化阶段：第一阶段，大体延伸至1944年暮春时节，在此期间全社会的总体精神状态可被定性为极度沮丧沉沦，但大体上仍流于顺从听天由命（用军事情报局的术语来说便是‘尚无恐慌警讯’）；第二阶段，大体与接踵而至的夏秋两季相重合，此阶段不仅受到各大都会经济民生急剧恶化与粮食供应极度匮乏的剧烈冲击，更首当其冲在心理上被亚历山大夏季攻势与游击队运动迅猛拓殖所激起的战争‘即将破晓解放’的狂热期盼所深深主导；第三阶段，对应于1944—1945年的杀戮严冬，其特征表现为深重的幻灭痛楚、大众心态向狭隘自保的强烈自我蜷缩与退避，以及应对最起码生存温饱必需这一压倒一切的绝望焦虑；第四阶段，最终对应于1945年春季，社会在对大战终局的窒息焦虑渴盼、以及在日趋惨烈绝伦的恶劣生计煎熬中度过。

在所有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中，贯穿始终、维系万事万物运转的核心支撑轴线，毫无疑问乃是对和平的狂热奢求、祈祷与翘首以盼。

遭受秘密截留审查的私人信件深刻揭示出：这种既极度抑郁颓唐、又高度神经亢奋的矛盾大众心态，屡屡直接投射为满天飞舞的形形色色流言蜚语——或盲目乐观，或恐慌惊悚，光怪陆离、异想天开（诸如德意志本土爆发反战大革命、针对希特勒的大规模弑君政变与暗杀阴谋、里拉货币行将全面废除贬值、各大银行即将无限期关门歇业、德军秘密调配毒气实施反人类大屠杀等等）；乃至直接催生并大肆蔓延形形色色的民间玄学神异预言（例如博纳泰地方一名农家少女曾言之凿凿宣称大战必将在1944年7月13日彻底落幕，这一谶语曾在坊间风靡数周之久）。普遍充斥于信笺之中的，更有针对法西斯党徒与德国侵略者日益深沉炽烈的公开敌意，对正规武装交火、尤其是残酷内战日益演变为血腥屠杀的彻骨恐惧，以及——至少在最初数月里尚属微弱，但随后逐步上升为‘无论如何，只要战争快点结束就好’的主导心态——对光复降临瞬间及其余波所必将引发的动荡的深重忧虑。正是这后一种对于光复大乱的戒惧——连同维持日常苟活的绝望银根短缺——驱使不少人开始贱价抛售其名下的不动产房产，唯恐其在战后惨遭‘共产党人’的大肆没收充公，并纷纷举家从大都会逃难迁往偏僻乡村，深信在战火停歇后必将爆发的‘大动荡’中，农村所面临的生存风险终究较城市略低。然而，在所有这些焦虑惊恐之中，高居压倒一切统治地位的——尤以1944年夏秋之后为甚——乃是对经济民生不可遏止的雪崩式恶化、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与医药用品的严重匮乏乃至彻底绝迹、以及工薪固定收入与飞涨物价之间悬殊裂痕恶性拉大的绝望忧虑³⁴⁴。其余一切问题，哪怕在情感上感受得何等撕心裂肺，在这一残酷生存现实及其所互为因果的日复一日的生计逼迫面前，皆不得不退居次席。由此便无可挽回地孕育出一种必须予以深刻洞悉的根本性历史悖论，因为正是这一悖论构成了导致全社会陷入总体麻痹瘫痪的核心病灶：所有人都把渴望战争终结置于高于一切的至上地位；除极少数死硬分子外，所有人都深恶痛绝那些‘顽固不化’执意将战火延续下去、从而使老百姓的日子愈发痛不欲生的法西斯分子与德国侵略者；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或充其量仅有极少数孤胆志士——且绝非仅仅限于那些除忧心当下之外更深恐明日变局的保守阶层——甘愿挺身而出、以身犯险，甘愿通过公开反抗法西斯与侵略者而招致自身乃至全社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崩解。

关于1943—1945年萨罗共和国实际管辖领土——尤其是其行使统治大权时间最长久、扎根最深的北方各大区——内部经济实态的演变轨迹，迄今为止学术界尚匮乏一部能深入探究其演化阶段、核心特征、以及战局跌宕与德国军事占领掠夺政策对其所产生之深远冲击的系统性学术专著³⁴⁵。而正是上述两大决定性变量，最为致命地推波助澜了下述两重恶果：a) 极度加剧了平民大众身陷其中的惊恐与朝不保夕之感——人们痛苦地在渴望摆脱日常危险困顿的狂热期盼、同深恐正规‘战线推移横扫’与游击内战爆发所必将招致的玉石俱焚浩劫之间剧烈撕裂煎熬；b) 强力刺激了平民——首当其冲是广大农民阶层——对共和当局为保障军民给养（首先是口粮供应）、平抑平准物价、防止物价相对于工薪收入出现脱缰野马般飞涨而颁布的一切法定法令阳奉阴违、公然抗拒拒不执行。除这一普遍的社会消极自保心态之外（顺便提及，这种心态绝不利于刺激任何生产再生产的积极性），经济大局更遭受着一系列其他恶性变量的深度侵蚀，导致混乱与动荡雪上加霜。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包括：a) 盟军密集的战略航空兵地毯式轰炸所直接引发的全国交通运输物流网络的彻底半身不遂；b) 游击战争烽火防区的急剧拉锯伸缩，随之而来的乃是大规模的人口难民潮、资产浩劫与工厂停工停产；c) 工业生产周期的严重紊乱中断，这不仅导致生产制造效率急剧滑坡，更使得大批工厂内迁疏散步履维艰，且来自德国本土的战略工业原材料与能源配额储备呈现出灾难性的日趋断绝之势³⁴⁶；d) 产业工人阶级因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与朝不保夕而爆发的与日俱增的骚动动荡；而与工人的骚动相呼应的，则是广大农民阶层对向国家公粮粮仓缴纳征购的普遍抵触抗税，他们宁愿将粮食截留并疯狂倾销于地下黑市（在1944年，在法定拟定征集的两千四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公担小麦中，实际入库者不足一千六百万公担）；e) 萨罗共和政权各级当局的颟顸失措与政策摇摆：面对日益恶化崩塌的危殆死局，当局动辄病急乱投医，仓促抛出一连串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应激管制法令；这些法令一方面根本无法获得德国占领军的点头认可，反倒成倍激化了意德双边的猜忌冲突，且哪怕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亦往往因与德方展开漫长而令人精疲力竭的外交扯皮而彻底错失战机、严重滞后³⁴⁷；另一方面，这些法令本身往往受到当局急于将‘社会化’（socializzazione）基本原则以及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激进教条付诸实践的幼稚狂热所操纵，反向加剧了经济肌体的抽搐瘫痪。正因如此，尽管当局煞费苦心竭力平抑，恶性通货膨胀依然如脱缰野马般呼啸而至——最初尚能勉强维持在受控区间，随后则以越来越不可遏止的速度疯狂失控狂飙。在彼时的客观极端情境下，这种通胀一部分固然属于不可避免的生理性规律；但另一部分，则直接源于国家物价总署所批准的农产品提价政策——墨索里尼本人对此极力推波助澜，盖因他深信要打破农民的消极抵抗纯属幻想，唯有大幅提高统购价格，方能诱导农民把粮食主动送进公仓，进而提高平民配给口粮并借此掐死黑市生机³⁴⁸；然而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恶性通胀，则必须直接归咎于德国人的掠夺政策。德国当局固然同样深知极力压制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必要性，但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详尽剖析的那样，侵略者的首要核心关切乃是从意大利的全部生产体系中最大限度压榨并掠夺服务于第三帝国总体战的一切军需物资。正因如此，德国人对提高意大利农产品收购价格抱持本能的彻骨敌意——因为农产品涨价势必将直接连锁引爆工人工资上涨与工业制造成本飙升，进而导致德方依仗各种特权向意大利工业所采购订造的各项军工成品价格全线暴涨；用德国驻意全权总代表拉恩（Rahn）于1944年5月19日致墨索里尼信中的冷酷措辞来说³⁴⁹，这‘决不能促使工厂主去全力拔高其劳动生产率上限’，反倒成倍加重了资本家的财务包袱，进而严重恶化了占领军同意大利工业界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在阐明上述历史背景之余，为了更为深刻透视经济实态同政治与军事局势之间的复杂交织互动，读者还必须清晰自省另外两大关键向度：其一，北方经济尽管在全局上蒙受着相同的制约束缚与破坏因素侵蚀，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与烈度上却因地而异、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异质性；直至大战终局，它实际上始终是由错综复杂的各大区、各城镇、各具体产业门类的微观异质实态所拼合而成的马赛克拼图，纯粹取决于上述各项破坏变量在何时、以何种烈度直接砸向这些微观单元；其二，北方那依然大体保持完整的相对坚实雄厚的现代工农业产业肌体骨架，在客观上对诸多经济恶质化侵蚀因素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缓冲减震与中流砥柱作用。以至于由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延揽主持（其编纂团队中无疑网罗了当时极具学术造诣的一流经济学专家与技术官僚学者）的《意大利经济实态综合报告》的撰稿专家们，直至1944年岁末依然能够自信地断言：

“尽管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分崩离析破坏因素与全局性动荡扰乱，北方全盘的生产与商品流通骨架，虽然承受了极其骇人听闻的战火损耗……却依然在自身坚固的组织骨骼中顽强挺立，展现出一种超越时局变幻的惊人内在生命力。”

他们甚至认定，断言北方经济业已彻底‘溃烂解体’在学理上是极其失当的，“更确切的科学定性乃是‘贫困化’（impoverimento）”；且这种贫困化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体现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随着总局势的急转直下恶化与一系列“此前长期被行政铁腕所死死强力压抑”的通胀变量破土而出，而在物价牌价上所迎来的“更为急剧猛烈的暴涨反弹”罢了³⁵⁰。这一权威研判在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指标中获得了扎实印证，尤见诸米兰股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走势——在1943—1945年间，证券指数的剧烈震荡起伏在极大程度上完全受制于前线政治与战局胜负的外部冲击，而远非取决于实体经济基本面的兴衰荣枯³⁵¹。

此外还必须指出：直至1944年暮秋之前，仰赖于北方各工业大区雄厚的实体制造业基础，以及萨罗共和国通过在整个大战期间逐步成型完善的直接与间接物价配给管制体系（该体系尽管存在重重官僚弊端，但在北方的实际运转成效却远远优于意大利中南部地区），结合一系列非常时期的紧急补救举措——诸如工矿企业内部职工食堂与平价合作社的大面积普及推广、对大众平价餐厅的严苛限价监控、大量设立市政平价公办食堂、以及对倒买倒卖黑市走私分子的雷厉风行铁腕重典惩戒——在相当长时期内，北方在抵御物价飞涨与平抑控制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部分成效，且平心而论其抗通胀成效显著优于同期的所谓盟军解放区。彻底打破这一脆弱均势并引爆全局总危机的，乃是1944年最后数月降临的两股内外夹击飓风：一方面，在各大核心都市中，自由市场以及地下黑市上的粮食副食品牌价迎来了骇人听闻的脱缰暴涨（相比之下，法定平价配给市场上的公定价格涨幅尚属克制，但到了岁末，诸如大米、牛羊肉、白糖、果酱与番茄浓酱等核心硬通货品类，其官方定价较之1943年底亦全线飙升突破了百分之百以上）；这使得被死死夹在农民疯狂抗缴公粮与产业工人和铁路员工因生计绝望而沸腾民怨之间的萨罗当局进退维谷——盖因平民光靠凭票配给口粮根本无法存活，而工薪阶层又微薄得根本无法涉足自由市场与黑市消费³⁵²——被迫不得不向工人阶级作出全面妥协、颁布大幅普遍加薪令；另一方面，则是德国托特工程组织（Organisation Todt）那套极具破坏性的野蛮薪酬挖角政策——为了在北方大修防御工事并掠夺劳动力，托特组织不惜将工人工资拔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畸形天价，从而在事实上向北方全盘经济注入了一剂烈性通胀毒药³⁵³。

由萨罗官方权威理论期刊《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在1945年初所编纂的一份关于农业实际收入、工人工资与职员薪俸真实购买力演进轨迹的权威指数对比图表³⁵⁴，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经济大分化：在1943至1944年间，农业收入指数萧规曹随延续着自大战初期便已开启的飞跃势头，甚至迎来了一场从165点狂飙至271点的骇人惊天暴涨；与此相对，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却持续断崖式雪崩跌落——产业工人工资购买力指数从93点惨跌至48点，而白领职员的实际薪俸购买力更是从区区45点暴跌沦为惨不忍睹的29点！在同一历史区间内，全社会的综合生活成本指数则从334点如坐过山车般暴增至762点。米兰部分食品副食品价格一览表
（数据源自国家物价总署研究室1945年1月编印之《经济景气汇刊》）。

凭票配给购买商品
［第一部分：1942年至1944年第三季度］

黑市非法交易购买商品
［第一部分：1942年至1944年第三季度］

米兰部分食品副食品价格一览表（续）。

凭票配给购买商品
［第二部分：1944年4月至12月各月份］

黑市非法交易购买商品
［第二部分：1944年4月至12月各月份］

倘若人们进一步考虑到：上述统计数据的实际购买力内涵，依照将其代入农业阶层、产业工人还是工薪公职人员的真实生活实态而大相径庭——盖因唯独对于后者（白领与公务员）而言，上述冰冷指数才百分之百无情折射了其惨淡现实，因为名义工资指数并未计入工人阶级所享受的大量企业厂内实物暗补、救济补贴与福利津贴，而就农业人口而言，必须牢记其核心生计开支（基本伙食口粮、住房房租、日常衣着、交通通勤）所承担的通胀重负远远轻于城里的工人和职员；因此任何人皆极易看清：首当其冲沦为时代最大受害者与弃儿的，恰恰是广大白领公职人员阶层，他们构成了全社会处境最恶劣、遭受剥夺感最深重的悲剧群体。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彻头彻尾的剥夺碾压，因为其毕生的辛勤劳动果实与微薄银行储蓄，被恶性通货膨胀、地下黑市、尤其是大都会中肆虐猖獗的“最野蛮”的掠夺性黑市投机风暴彻底收割洗劫一空³⁵⁵——而绝大多数机关职员恰恰定居于这些特大都会（反观大批产业工人，一部分为了规避盟军大轰炸风险，一部分亦为了贪图郊外更为低廉的生活成本，往往居住在卫星城周边乡村，仅在上班工时才搭车进城）。在道德与社会心理层面上，他们同样饱受深重的自尊挫败感：在自身阶层定位、文化尊严、以及相对于其他阶层乃至相对于国家政权所固有的传统“身份体面”上，他们深感自己惨遭国家无情牺牲抛弃，沦为了讨好那些“社会底层”阶级的代价，并在面对寡廉鲜耻的投机倒把奸商狂潮时，在物质和道义上皆被剥夺得赤条条、毫无分毫庇护还手之力。我们之所以在此极力强调这种深沉的阶层挫败感，是因为从萨罗政权内部肌体演化的视角来看，在1944年最后数周至1945年伊始的危急历史节点上，最雄辩地标志着、且同时最致命地加速了萨罗共和国全盘社会凝聚力彻底瓦解分崩离析的总根源，恰恰体现为：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其中以广义上的白领职员、首当其冲是全体国家公务员公职人员为核心骨干——正以惊人的速度同萨罗政权全面决裂、拉开距离；而在此之前，正是这个中间阶层，要么出于传统的“爱国主义”惯性、要么因为其骨子里或多或少保留着法西斯主义信念、要么依凭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冷酷逻辑，而容忍并接纳了萨罗伪政权；或者至少，因为在这个政权身上好歹能寄托他们对国家秩序与法治建制的虚妄执念，而从未曾公开起而反抗它。

米兰部分食品副食品价格一览表（续）。

自由市场公开交易购买商品
［第一部分：1942年至1944年第三季度］

在结束了这段对于透视大众政治与情感心智而言不可或缺的经济背景剖析之后，我们终于得以重新梳理收拢核心论述线索：审视绝大多数普通意大利国民大众究竟是如何亲身经历并熬过德军武装占领、萨罗伪政权以及残酷血腥内战的。
较之其他派系立场而言，那些深恶痛绝法西斯分子与德国侵略者“顽固不化”执意鏖战到底、但自身却绝不愿挺身涉险、绝不愿以加速战争终结的行动来招致自身境遇进一步恶化崩塌的人们的态度，毫无疑问构成了最为极端典型的社会常态；同样无可辩驳的是，即便在这一庞大群体内部，其具体的处世做派与演进脉络亦展现出形形色色的殊途复杂性。然而，倘若忽视或低估了这一群体——哪怕仅仅鉴于其在人口规模上所占据的绝对压倒多数——势必将使得任何试图透视1943—1945年历史活剧的努力，全盘沦为由针锋相对但同等僵化脸谱化的抵抗运动神话叙事（vulgata resistenziale）同新法西斯主义神话叙事所人为禁锢的教条模式，从而永远无法真正聚焦看清全民族历史心理演进的底层脉络——

自由市场公开交易购买商品（续）
［第二部分：1944年4月至12月各月份］

十万人以上大中城市部分食品副食品平均牌价
（A栏为凭票配给价，B栏为无票市场价）。
（数据辑录自《1944—1948年意大利统计年鉴》，第368—371页）。

都灵：

布雷西亚：

威尼斯：

维罗纳：

米兰：

帕多瓦：

的里雅斯特：

热那亚：

部分食品副食品平均牌价（续）。

拉斯佩齐亚：

博洛尼亚：

雷焦艾米利亚：

费拉拉：

摩德纳：

亦即在直至盟军攻占北方各区与战火全面平息的前夕，构成了维系广大民众最基本精神面貌的那股主流大众心态——那便是千千万万并未在“九八协定”次日被推向抵抗运动阵营、但同样亦未曾投向萨罗伪政权怀抱的普通意大利国民；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客观上却同时为抵抗运动输送了相当规模的游击健儿，且尤为关键的是，为游击队的生存与周旋行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环境与生存庇护土壤。
然而，倘若仅仅停留于这种浮泛定性是远远不够的，这将在实质上严重扭曲1943—1945年历史实态的深层平衡，并进而误导对战后数十年意大利历史演进脉络的把握。要给出一套彻底穷尽的阐析，鉴于专题学术研究的近乎完全空白、以及现存凤毛麟角论著所充斥的强烈意识形态党派偏见，势必需要铺陈一部涵盖该历史实态全套繁复维度的宏大专论——首当其冲的是其随时间推移的流变轨迹、各大防区及都会中心所沉淀的深厚地缘文化、宗教信仰与政治传统对大众心态的深层烙印，以及各社会阶层在摆脱机械化标签之后所展现出的微观社会经济特质（亦即其地缘分布、文化积淀、民俗传统与生活实态）——而这一切显然非本书篇幅所能全盘容纳。因之，在随后的篇幅中，我们仅将聚焦于若干在我们看来最有助于切实深化理解德国占领区历史实态、以及最有助于透视萨罗政权与抵抗运动各自独特现实的全局性维度。
倘若纵观德军武装占领与由此引爆的残酷内战的全过程，那些自始至终成功做到绝对超然中立、绝对不偏不倚表态站队的人群，实际上仅仅占总人口的极少数，且其具体比例因地而异。无论其内心深处的真实初衷为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战事远远逾越一切预期与侥幸期盼的残酷拖延拉锯、以及内战那套非生即死的铁血逻辑，最终逼迫着哪怕对除自身生存温饱与狭隘私利之外的一切号召最充耳不闻、麻木不仁之辈，亦不得不逐步改换门庭姿态，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步步向抵抗运动阵营靠拢挪步。有时，这种倒向是历经了一场对最初针对交战双方皆一概疏离拒斥态度的痛苦政治反思——正如我们前文业已指出，这一反思过程绝非一帆风顺，盖因对法西斯主义的唾弃谴责以及对萨罗政权的拒绝效忠，在很多场合下并不必然构成赞同游击队的武装流血暴动及其战后激进施政纲领的充分理由；且尤以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为甚（尽管绝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深恐在政治上走错一步而招致家破人亡的惊恐戒惧，构成了极度沉重的行动枷锁；

食品副食品成本及其相对价格指数。

实际支出开销（里拉）：凭票配给购买商品 | 自由市场公开购买商品 | 黑市非法购买商品 | 合计支出 || 相对价格指数：凭票配给商品 | 自由市场商品 | 黑市商品

在谨小慎微中深恐走错一步棋³⁵⁶；而在更多、更为普遍的场合下，这种向抵抗运动的靠拢，纯粹是出于赤裸裸的现实势利算计（opportunità）。在此必须强调：是出于现实势利算计，而非道德层面的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o）——因为尽管这种心态转变随着外部局势的起伏动荡屡屡发生进一步的反复倒退，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简单粗暴地扣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不仅在历史学上过于严苛，且尤为关键的是过于轻率肤浅；它未能充分体察那个特殊历史关头的残酷惨烈、未能体察“九八协定”所引爆的全民族空前道德精神总危机；因而根本无法洞悉：鉴于起步阶段那套极其绝望的初始心理实态，此类在外部大势逼迫下的所谓“历史抉择”，在当事人眼中大体皆不过是纯粹的万不得已的被迫求生之举，支配其抉择的动机绝非自觉清醒地去谋取何种特定的政治红利或功名富贵，而纯粹是极力挣脱一种过于窒息沉重且凶险莫测的绝境（哪怕仅仅是在时间上将其稍微向后推迟片刻），是试图通过向在当时特定局势下看似构成了“较小之恶”的一方挪步靠近，好让自己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一些。直至在某一时刻如梦初醒，痛苦发现自己宛如一脚踩进了残酷的兽夹陷阱之中，哪怕主动表态倒向交战某一方亦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解脱保全，因为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何等惨烈高昂，

1944年食品副食品消费价格走势图。
［折线图生动展示了1944年各月份物价指数演变走势：凭票配给商品（从107点飙升至197点），自由市场商品（从163点暴涨至435点），黑市非法交易商品（从179点狂飙至368点）］。

而原本指望觅得的庇护之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是何等虚无缥缈、靠不住！因此，归根结底，倘若最终死心塌地倒向萨罗共和国阵营者终究只是极少数孤家寡人，那么以某种形式切实投身于抵抗运动阵营者，其人数尽管显著更为庞大，却同样远远少于抵抗运动官方宣传修辞神话所极力粉饰塑造的规模；而在两者之间构成全社会绝对多数的，自始至终——我们在此使用的绝非一个含混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备高度精准内涵的科学术语³⁵⁷——乃是一片辽阔无垠的、由在交战双方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千百万普通大众所构成的庞大“灰色地带”；

欧洲战场的宏观战局走势以及游击队运动在组织和战役层面的全面复苏复兴（维罗纳，4月13日密报：“随着春季的深入与军事总局势的急转直下恶化，伴随着法外土匪支队的大规模重整旗鼓，反民族政治阴谋活动正在迅速褪去在严冬腊月里所维持的遮遮掩掩与零星偶发状态，转而呈现出极其坚决嚣张的进攻姿态，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直接引爆公开的武装进攻”），不仅强力驱使着那些此前早已敌视萨罗共和国、但迟迟未曾公开选边站队的人士毅然决然倒向抵抗运动（萨沃纳，4月19日密报：“绝大多数国民群众将萨罗政权视作战争拖延不绝的唯一罪魁祸首，持续秉持着对政府的极端敌视态度，同时不可逆转地日益全面倒向法外之徒的阵营，不择手段向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而且同样裹挟了大量此前始终作壁上观、消极观望、甚至曾对游击队深怀戒心猜忌与敌意的普通市民。在促成这一历史倒戈中发挥了不可忽视分量（尽管除威尼托大区可能属于例外之外，大体上或许算不上绝对决定性力量）的，乃是天主教神职教士阶层对待萨罗伪政权所采取的‘阴险’且‘极富杀伤力’的暗中拆台排斥姿态，以及游击队在敌后大搞‘自筹资金’与暴力强行征发的恶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显著收敛（尽管这一收敛绝非遍及所有角落，例如来自松德里奥4月8日的密报便指出：“面对土匪匪帮在地方的猖獗肆虐，上瓦尔泰利纳若干城镇村落的民众似乎迎来了某种幻灭与悔悟，鉴于自身私有财产已荡然无存得不到任何起码的尊重，民众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焦虑之中。确凿情报证实，大批此前对国家共和安全警卫队政权退避三舍的私有业主，此刻竟主动叩开宪兵军营的大门哭求保护与弹压”）。
然而，亦有极大多数平民依然死死抱持着消极顺从与观望待变的甲壳态度，且这种待变心智普遍伴随着一种深沉的集体恐慌——深恐所谓的‘光复解放’（克雷莫纳，4月8日密报：“昔日不久前曾遍布街巷的对于所谓‘解放者’的热切欢呼期盼氛围，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踪迹全无”）势必将随之引爆惨烈的阶级社会大动乱与血腥私刑暴力（科莫，4月9日密报：“即便那些翘首企盼英国大军开抵之人亦深陷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深恐大军‘交接换防的瞬间’，会给自己的人身与家财带来灭顶之灾”）；或更甚者，深恐引来铁托游击兵团乃至苏联红军的铁蹄长驱直入大入侵，从而为共产党人在本土强权夺位提供靠山（威尼斯，4月17日密报：“当前最令全城胆战心惊的核心焦点，乃是苏联红军在奥地利战场的突飞猛进，及其行将越过边界直扑我境的恐怖前景，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血洗全境的直接威胁”；科莫，4月21日密报：“无论是法西斯党徒还是非党群众，所有人皆对铁托麾下共产党武装可能发起的大举入侵吓得魂飞魄散。客观事实是，全局局势彻底陷入了一种令人神经彻底崩溃的极度焦虑待变之中，所有人皆在绝望打听一旦遭遇外敌入侵，意大利同胞将面临何种凄凉灭顶命运”）。
除却都灵等极少数工业重镇因阶级搏杀而杀气腾腾之外，在北方绝大多数核心大都会中，日常生活在表面上依然显得‘平静如常、波澜不惊’（威尼斯，4月17日），各大咖啡馆、电影院、交谊舞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帕多瓦，4月18日密报：“消遣娱乐始终受到狂热追捧，年轻一代尤甚；大众似乎竭力要将敌军空袭与大战浩劫每日所造成的惨重死伤与流血浩劫全数遗忘脑后”）。而这一切表象，是在没有任何人——哪怕在法西斯内部，越来越多深恐‘猝然大崩盘’（瓦雷泽，4月18日）的党徒亦概莫能外——对大战的迫近终局与萨罗政权的行将覆亡还存有分毫怀疑的背景下上演的。“苏联红军与英美盟军的辉煌大捷、以及德军彻底未曾亮出任何足以扭转两军均势的秘密王牌武器，驱使公众舆论彻底确信德意志帝国的败亡已成定局”，来自拉斯佩齐亚4月19日的密报如是断言；而在北方各省国家共和安全警卫队司令部的通报中，人们皆可读到如出一辙的相同定论。哪怕是昔日那些曾对德意志‘秘密超级武器’深信不疑并寄托无限翻盘幻想的‘正人君子们’，如今亦不再抱有任何侥幸幻想（维琴察，4月11日密报：“关于敌军主力即将在波河平原掀起排山倒海大攻势的流言、英美大军在西线的狂飙突进、以及苏军兵临维也纳城下，彻底击碎了无数虚妄的期盼，逼得最后一批乐观分子的叫嚣彻底闭嘴”；帕多瓦，4月18日密报：“广大民众连同众多亲法西斯骨干，如今皆彻底认清了德国败亡的宿命。人们以极其辛辣的冷嘲热讽，重温数月前官方宣传大肆吹嘘的关于‘新式秘密武器’与‘喷气式截击机群将彻底扭转战局走向’的滑稽谎言”）。在这一全线蔓延的绝望信任危机之下，一切以‘爱国主义’为号召的动员口号皆如泥牛入海，甚至单单因为其出自法西斯之口，便立即遭到全社会的鄙夷唾弃与‘恶毒的曲解嘲弄’（特雷维索，4月7日）。

在此危局之下，正当游击队运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与日俱增壮大扩张（亚历山德里亚，4月10日密报：“各大支队已全线重组满员，军火充沛，深受民间攻守同盟默契保护，编制严整，纪律森严，肩负明晰战术使命，并以钟表般的数学精确度坚决执行，展现出其组织体系所达到的极高成熟度”），大肆成倍拓殖袭扰破袭行动并将其对地理防区的实际控制权无限延伸之际（摩德纳，4月9日密报：“在若干防区，土匪武装早已处于绝对独霸掌控地位……当地民众要么由于在思想上同其声气相求，要么由于深恐自身人身与家财遭受报复，皆唯法外之徒的马首是瞻、对其政令言听计从”）；在民间陷入空前孤立绝境的萨罗共和武装力量（摩德纳，4月9日密报：“我军部队针对法外分子的任何反击自卫行动，皆被民众千夫所指斥为‘反人类暴行’。反法西斯狂潮正在漫山遍野地恶性泛滥，以至于人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全民族几乎全体百姓……皆在同仇敌忾反抗我们这个被他们视作残酷压迫机器的政权”），已不可遏止地暴露出军心彻底瓦解涣散的征兆（亚历山德里亚，4月10日密报：“正规陆军部队全线匮乏起码的进攻侵略性斗志；全体官兵骨子里皆昭然若揭地被自保苟活的原始本能所主宰，以至于一旦在行军中遭遇土匪突袭，官兵们往往不加任何抵抗便束手就擒”；韦尔切利，4月21日密报：“大体而言，正规陆军完全生存在一种消极怠工、静观时局演变的心态深渊之中……鉴于人们普遍预料战争将在短时间内以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对于所有人而言，最切实际的生存哲学唯有消极混日子，绝不出头露面，绝不引火烧身。官兵的志愿献身精神与战斗意志彻底归零”；科莫，4月21日密报：“部队士气表面上尚称良好，但人们普遍深恐倘若明日战局进一步全线恶化、勒令官兵开拔开赴前线交火之际，大面积的哗变逃亡势必将在转瞬间全线引爆”）；而前线成建制官兵开小差逃亡、乃至整连整排倒戈倒向游击队编制的丑闻，更是变得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松德里奥，4月8日；萨沃纳与拉斯佩齐亚，4月19日）。

话虽如此，却必须再次以最大的历史清醒指出：死死压倒一切、并深刻形塑了广大民众根本态度的主轴，乃是深沉的“惊恐慌乱”与“油尽灯枯的极度疲惫”；是对战争能够以最快速度落幕、从而一举终结大轰炸与物流断绝折磨的急迫渴盼，以及对在“光复解放”瞬间及其后续岁月里可能降临的浩劫所抱持的“至暗悲观绝望”；然而归根结底，压在所有人胸口最窒息沉重的巨石，乃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往往只能在地下黑市觅得踪迹）价格不可遏止的疯狂暴涨，并由此导致工薪收入与飞涨物价之间悬殊裂痕的恶性拉大，使得中下层阶级、首当其冲是国家机关广大公务员公职人员的日常生计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赤贫绝境（亚历山德里亚，4月10日密报：“经济大局对于大农场主和富豪农业生产大户而言始终极其有利，他们通过公然拒缴公粮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但对于广大打工劳动者、尤其是对于机关职员群体而言，局势堪称万劫不复的惨绝人寰，因为即便市场上偶或能见到生活物资，其天文数字般的牌价对于这些阶层而言亦绝对属于不可企及的非分之想”）。这才是日复一日死死折磨着绝大多数普通大众灵魂深处的核心首要病灶，且正是这一病灶彻底定型了大众的政治取向。在这一严酷的生存命脉面前，其余一切宏大政治宏旨皆退化得一文不值（科莫，4月9日密报：“老百姓的身心已被残酷战火与口粮给养匮乏彻底榨干透支；其余一切事务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米兰，4月13日密报：“眼下最压倒一切的狂热执念，唯有把自身这副皮囊完好无损地拖过战壕街垒……”）。正如墨索里尼所深刻刻画的那样，千百万普通民众正是以这样一种“顺从认命的宿命论”（rassegnato fatalismo）心态³⁵⁸，在交战各方你死我活的夹缝中苦苦挣扎求生；且后人根本无法从社会阶级属性上去对其横加标签甄别，因为这种心态毫无例外地普遍充斥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中——即便不管历史神话如何大肆吹嘘，产业工人阶层亦概莫能外³⁵⁹；而倘若这种自保心智在某些特定阶层中展现得尤为刺目浓烈，那也完全是由于特定地缘环境乃至偶发历史机缘的制约所致，首当其冲取决于不同阶层在劳动组织架构、社会生活形态以及人际交往网络中所身处的具体客观境遇。在这一维度上，产业工人、尤其是特大工矿企业厂矿车间工人的历史做派，堪称最具代表性的解剖标本——相较于其他任何社会阶级，他们无疑是承受外部政治动员高压最为直接猛烈的群体。

就在4月25日总起义爆发前夕两个月余，皮佐尼极欲告诫盟国切莫过分高估游击队运动的政治动员能量、切莫对德军覆灭后的局势怀抱过分的神经质恐慌，曾在一封致瑞士特别行动执行处负责人的密信中直言不讳指出：“某一特定阶级”——即工人阶级——内部“仅仅有极少数先锋分子在政治上真正积极卷入”了抵抗大业，而广大群众骨子里则是“麻木冷漠、未受政治教化且充满戒备猜忌的”³⁶⁰。这番断语尽管冷酷刺耳，却无比精准地定格了一幅长期以来屡屡被闪烁其词的修辞所刻意掩盖、乃至被全盘抹杀否认的冰冷历史全貌：甚至连产业工人阶层本身，在面对大众普遍的冷漠自保心态时亦绝非例外特例！
诚然，工人阶级确实在战场上淬炼出了一支——用塞基亚（在所有抵抗领袖中，塞基亚在此问题上或许是闪烁其词最少的一位）的话来说——浴血拼杀、绝不吝惜自身热血牺牲的无畏“先锋队”；然而在先锋队身旁，工人阶级却同样孕育出了一支庞大的（塞基亚并未给出具体量化比例，但无数确凿史料证明即便在各大核心工业都会中该群体亦占据绝对压倒多数）“更为落后、觉悟不高、对政治毫无兴趣，唯求誓死捍卫自身生存权利”的工人群体³⁶¹。这一庞大的工人群体，在巴多格里奥执政的四十五天期间，当全社会的普遍希冀乃是大战即将落幕之时，曾满腔热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然而一旦遭遇停战后德军的雷霆铁血反扑，他们却绝未作好同德军与法西斯刀兵相向的战斗准备，反倒陷入了近乎全盘瘫痪麻木的沉寂之中（在9月下旬一份关于皮埃蒙特及都灵局势的共产党绝密报告中直白写道：“然而这些群众是极度消极被动的，全社会彻底匮乏一种同德寇和法西斯决一死战的‘战时’决战氛围”³⁶²）；而倘若这批工人曾涌入被遗弃的军火军需仓库参与打砸哄抢，其动机亦仅仅是为了抢夺囤积的口粮被服，而绝非为了武装抢夺枪械弹药。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倘若起而行动，其驱动力实质上绝非源自崇高的政治理念动员或地下秘密反法西斯组织的振臂一呼（这些地下机关大体上对车间工人的真实生活窘境与深层精神心智两眼一抹黑、知之甚少³⁶³），而完全是自发为了谋求工钱改善待遇、为了保卫自身的饭碗工位免遭盟军空袭炸毁后的大裁员以及防范车间母机被拆运往德国本土；为此他们随时准备同德军军官乃至法西斯官僚面对面讨价还价，并不惜利用那些或多或少受法西斯直接操纵、而遭共产党人誓死敌视抵制的厂内内部劳资委员会（commissioni interne）来维护自身阶级利益³⁶⁴。这一冷酷实态不仅在工运秘密活动尚属微弱稚嫩、且根本无力准确把握工人大众真实心态脉搏的抗战最初数月里暴露无遗（1943年11月至12月席卷都灵、热那亚与米兰的大罢工波折便极具指标性意味³⁶⁵）；在随后岁月里同样屡见不鲜——彼时地下工运组织、首当其冲是共产党人（在共产党眼中，正如博卡所精辟洞察的那样³⁶⁶，‘执掌并领导全盘劳工总决战’乃是坐实意共‘在抵抗运动中绝对领导权’不可或缺的核心命门），早已极大强化了自身在厂矿的组织细胞存在，并深切领会到：要想在‘最为落后’的工人群众中打开缺口，并同时强行粉碎其他友党对将罢工实施公开政治化的抵触阻挠³⁶⁷，唯一的法门唯有将经济改善诉求同政治动员宣传天衣无缝地死死嫁接捆绑在一起。沿着这条斗争路径，共产党人——他们无疑是车间工人中最具存在感与战斗力的中流砥柱——凭借1944年3月的大罢工狂潮³⁶⁸，确实斩获了极其辉煌的政治战果（尤其在重塑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各大党派力量对比、以及在以往对意共退避三舍或不加区分的社会阶层中树立起了极高崇高声望），并极大地拓殖了自己在劳工阶层中的同情与基本盘底蕴。然而，他们却自始至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撼动并改造工人大众底层的消极自保心态³⁶⁹；更遑论在工农两大阶级斗争之间搭建起任何名副其实的战略呼应纽带，甚至根本无力将农民游击战火拓殖延展至传统老区（主要在艾米利亚根据地）之外的辽阔乡村；最后，他们同样彻底未能成功将群众性总罢工转化为全面引爆游击运动与武装起义的战略冲锋号飞轮。

针对威尼托大区的实态及其大罢工所激起的连锁后座力，埃尔内斯托·布鲁内塔（Ernesto Brunetta）曾精辟评述道³⁷⁰：大罢工在客观上对于推动该大区后续游击队运动的壮大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极其微末，且

……春季游击运动的蓬勃发展应归因于其他缘由，其中极为关键的不仅是新一轮征兵号召，还有人们深信盟军即将重整攻势、意大利战局必将在当年夏季一锤定音。

布鲁内塔的这一观察丝毫无强加于史实之处，完全可以推广至整个意大利北部；它无可辩驳地证实，确有必要最终看清广大意大利民众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间态度演变的时序与内在机制——他们既非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亦非公开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因而起初并不打算立即拿起武器；他们要么只是在稍后阶段、往往在外力推动下才或多或少心怀信念地投身于抵抗运动，要么即便对萨洛共和国毫无好感，却始终置身事外。
在9月8日之后，法西斯党的重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诞生以及抵抗运动的初露端倪，虽然动摇了人们那种焦虑不安但总体上充满期待（或极少数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企盼盟军迅速取得彻底胜利的心态，但一方面未能将其完全打消，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起初并未充分意识到事态发展的全部严重性。正因如此——总体而言依然如此——在这一最初阶段发生的为数不多、极少造成严重后果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个人寻仇事件，无论系由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分子所为，几乎普遍受到舆论谴责；而我们此前已经提及的数次“和解”尝试，则受到了虽略带怀疑但十分真诚的欢迎。然而，为了让人看清正在逼近的未来究竟为何物，主要在各大城市建立起来的法西斯初期暴徒团伙灭绝人性的暴行接踵而至，而早期组建的共和武装在乡村和小城镇针对知名反法西斯人士、“巴多格里奥分子”以及最初的“土匪”与“叛乱分子”（德军与法西斯当局对游击队员的蔑称）核心所展开的血腥袭扰，以及法西斯分子用以报复游击队最初恐怖袭击行动的屠杀报复，迅速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之间对抗的迅速恶化，使那些自感置身事外、不愿卷入其中的人们最初寄予的希望付出了惨重代价。由此，对每个人自身所面临危险的恐惧感急剧倍增并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对法西斯分子的根本敌意也空前强化。

然而，如果仅局限于这一观察，就意味着仅仅看到了面对内战爆发时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态度的某一个重要、但不足以看清全貌的侧面。这些最初事态在全部深度与广度上所揭示的真正悲剧恰恰在于：尽管这些事态已经极其清晰地勾勒出一场全面爆发且不择手段的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且从严格意义上讲，毫无疑问点燃内战的全部罪责必须归咎于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绝大多数意大利人之间已经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并且悍然站到了德国人一边——但人们对这些事态的反应，却绝非联合那些反抗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力量，或者至少认同他们及其事业；相反，正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反应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彻底逃避这场斗争，既不让自己与法西斯分子产生牵连，也不与游击队员发生瓜葛，一心只考虑自身安危，将一切考量都置于苟且偷生的唯己视角之下。不仅如此，另一种普遍反应则是——无论对法西斯分子的敌意、对其残暴暴行以及投靠德国人的行径有多么深恶痛绝——人们有时竟将他们与反法西斯分子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甚至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游击队，指责游击队的出现引爆了一场冲突，而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无辜平民，他们与这场斗争毫无关系，而且在心理上对交战双方的理想与动机同样感到格格不入。

暂且不论这些极端事例（尽管它们颇具典型意义），或许能够最深刻揭示这一态度的表现，乃是萨洛共和国对1923—1925年各年龄段以及1926年部分适龄青年、乃至1916—1917至1922年适龄征召兵颁布征兵令与再入伍令时，相关人员所作出的实际反应。

长期以来，由于现有数据的匮乏、支离破碎及其往往具有的特殊片面性，人们很难较为可靠地确定究竟有多少人逃避兵役未报到，或者在到达征兵区后乃至随后从部队中逃亡。原因尤在以下几点：a) 既缺乏关于各年龄段适龄总兵源（当时一项无法确证其可靠性的估计称每一年龄段平均为十五万人）和各个征召梯队的精确数字，也缺乏以各种名目获得免役或被剔除人员的准确统计；b) 新兵的编入不仅涉及陆军、空军和海军，还涵盖了国家共和卫队以及隶属于德意志国防军的共和国或德军编成内的其他部队，以及（隶属于萨洛武装部队部的）意大利与德国战时劳工机构，而关于这些方面的现有数据比正规武装部队的数据更加残缺不全；c) 各征召年龄段中已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此前已志愿参军。在这种数据匮乏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对于拒服兵役和逃兵规模的所有评估，都或多或少带有推测性质，并打上了强烈的党派偏见烙印³⁷¹。唯独在两点上，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³⁷²达成了实质共识：1) 尽管针对逃避兵役者出台了极刑死刑判决（即1944年2月19日著名的《格拉齐亚尼法令》），且地方各级法西斯当局对拒服兵役者家庭甚至对其所在城镇的市长采取了严厉惩罚措施，但抗拒兵役率与逃兵率依然居高不下——根据某些评估，前者逼近41%，后者则高达12%；2) 这对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言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惨败，而对于抵抗运动而言（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3、4月间，即拒服兵役最为泛滥的数月内，抵抗力量尚处于初创组建阶段，所能指望的战斗人员和支持面仍十分有限），无论在政治宣传层面还是在扩充队伍层面，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而在其余一切方面，双方给出的解释则截然相反。反法西斯主义者与抵抗运动史学对此给出了完全直接的政治性解释，将其径直视作民众对萨洛共和国根本敌视的直接反证；然而，该现象本身的诸多复杂面向以及大量具有标志性的当世目击证词，使这种极其绝对而单一的政治视角变得难以成立，或至少不得不大幅修正。法西斯分子则转而退守于一系列技术和组织缺陷所造成的心理和士气后果之后。按照法西斯方面的解释，造成逃兵现象的主因——关于抗拒兵役，法西斯方面通常语焉不详，仅局限于主要将其归咎于盟军宣传的“恶劣”影响，以及反法西斯主义更具“瓦解性”的破坏活动——一方面是德国人造成的：德军在9月8日后搬空了意大利的军火库和军需仓库，违背对格拉齐亚尼的承诺，未能及时提供为新兵提供体面住宿、立即编组并使之产生正规军归属感所不可或缺的军服、营房用品和装备设施，并且德军还将绝大多数新兵强行调拨以满足自身前线需要，从而引发了那些原本出于对“国家”召唤“服役保国”的传统尚存一定敏感而前来应征者的极度失望与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绝大多数军区征兵处以及集结中转中心极度恶劣的组织管理、设施器材的极度匮乏所致，这些机构往往甚至由真正的“失败主义者”或企图将军队彻底政治化的狂热法西斯分子把持，从而导致不少新兵士气瓦解，悄然溜走、逃之夭夭³⁷³。

无论是反法西斯方面还是法西斯方面的这两种解释，无疑都包含着一部分事实真相，但若仅凭其中任何一种，都远远不足以解释这一对于理解9月8日后社会现实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迄今为止那样仅仅从宏观粗线条出发、将其视作某种铁板一块的铁律，而是努力精确厘清其实际规模，在不同时间阶段展开考察，充分考虑到各地区与地方的具体差异，尤其是将抗拒兵役（renitenza）与潜逃当逃兵（diserzione）两类现象做出明确区隔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方面，阿布鲁齐、拉齐奥和马尔凯这几个萨洛共和国最南端大区的事例极具代表性：由于逼近交战前线，人们预计盟军军队将迅速解放这些地区，因此应征报到的人数最少；然而即便如此，在寒冬过去之后，逃兵的比例却依然显著攀升。罗马的情况同样典型，其拒服兵役率高于任何其他大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特殊的社会阶层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是唯一曾有军人与市民自发尝试武装抵抗德军的城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梵蒂冈的存在以及市内拥有极大量的宗教修道院与教产建筑，抗拒兵役者能够在其中获得藏身庇护，加之地下军队和各政党的秘密联络枢纽林立，这些网络一方面协助他们隐藏乃至穿越前线，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政治启蒙工作。

要理解如此众多青年的态度，绝不能将他们逃避征兵和征召法令的行为简单归结并泛化为某种自觉的反法西斯政治阵营抉择——这种自觉抉择固然存在，但无疑仅局限于极少数人。况且，即便存在这种抉择，往往也只有在面临必须立即服兵役的现实逼迫时才显露出来；而在此之前，即便那些在内心深处已作出抉择的人，也并未将其付诸实践，即他们此前并没有投身游击队运动。此外，尤其是在最初阶段，绝大多数拒服兵役者和逃兵也并未作出这种自觉抉择。如果不把这一点彻底厘清，任何关于拒役和逃兵的高谈阔论都无异于空中楼阁，与历史真相毫无相干。

在论及亚历山德里亚地区时，G. 潘萨³⁷⁴曾写道：

“在1943年11—12月间……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入了游击队编队……然而，绝大多数拒服兵役者虽然拒绝与纳粹法西斯合作，却采取了观望等待的立场，仅仅离开城市以逃避法西斯警察和国家共和卫队的每日大搜捕。”

亚历山德里亚地区的案例绝非罕见孤例。事实上，无论是游击队还是法西斯方面的档案史料，以及迄今为止对各地现实所做的那些未盲从于全盘意识形态化抵抗叙事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普遍行为模式。举另一例而言，一项旨在量化帕维亚地区农民参与抵抗运动情况的抽样调查³⁷⁵得出的结论是：1923年至1926年各年龄段的大多数拒服兵役者宁可留在家中，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去山林睡觉，一旦遇险便藏入丛林；而他们当中真正加入抵抗运动的人数（主要集中在1944年夏季游击队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因海拔高度地貌不同，大约在19%至33%之间浮动。至于前文已引用的共和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与勤务处1944年12月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³⁷⁶，其中亦明确写道：

“并非所有抗拒征召者都投身匪帮，而仅有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拒役人员滞留家中或离家未远，他们充分利用了9月8日之后地方警察组织彻底解体导致当局几乎无法对拒服兵役行为进行有效搜捕与追究的现实。”

该报告还对11月9日发布动员令后应征入伍的1923—1925年年龄段中流向游击队行列的拒服兵役者和逃兵人数做出了估计：11月为六千人，12月亦为六千人，翌年1月则为七千人。既然没有确凿论据能认定这些数字低于实际情况，那么如果考虑到——正如我们此前所述——帕里在战后对1943年12月底在北意大利活动的“正规”游击编队战斗员总数的估计仅为约九千人（在他给出的两组估计中我们已选用了最乐观的一组），人们反倒有理由质疑萨洛军方的这些数字是否过高；或者更可能的是，萨洛共和国总参谋部作战与勤务处不仅将那些实际加入游击队的拒役与逃亡者算作“土匪”，还把那些仅仅藏匿起来、逃入山野林莽、部分依靠家人和当地百姓资助、部分靠小偷小摸等苟且行径勉强维持生存的人统统划入了“匪类”。事实上，这一行为方式同样出现在后来被陆续征召的人员当中，他们潜逃的原因主要是惧怕被送往德国受训并从那里被推向遥远的异国前线；而局势的后续发展也仅仅在局部改变了这一模式。因为——在现实逼迫之下——一部分拒役与逃兵最终确实加入了抵抗运动，但另一部分人宁可不加入，或者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加入；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利用了萨洛共和国向主动自首者颁布的特赦宽大法令，但随着萨洛政权的前景日益岌岌可危，他们随后又再度潜逃弃役。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人，为了逃避兵役，从一开始就成功谋得了为托特组织工作的差事。

“遗憾的是，青年人身上普遍缺乏战斗意愿。即便他们今天服从了军旅生活，也是毫无信仰、近乎痛苦地敷衍行事。祖国的召唤、祖国遭敌人蹂躏、国土被侵占的呼吁，再也无法震撼他们的心灵。”

抛开其中充斥的法西斯修辞和高调，1944年3月一份关于米兰省公众舆论状态的报告³⁷⁷中的这番评述，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那些年轻人的精神底色：由于缺乏强烈的伦理政治动力以促使他们立即明确选择拥护或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在事实上拒绝在此后明确站队；而如果他们最终做出了某种抉择，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在情势所迫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在间接层面上解释了为何游击队阵营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那些仅仅为了逃避萨洛共和国兵役而投身抵抗运动的青年，往往怀有失望与戒备心理。

拒服兵役者与逃兵的“入伍”固然使抵抗运动在极其艰难的关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基础扩张，且许多拒役者与逃兵后来被证明是英勇果敢的游击队员；但对其他许多人而言，其投身游击队伍的“先天缺陷”——用奥佩尔蒂将军的话来说即“单纯为了自保”——却直接转化为一种“投机取巧心态”和极度匮乏的政治觉悟，这完全解释并总体上证明了那些在道德与政治上最具崇高信念的游击队员所感受到的幻灭与戒心是事出有因的³⁷⁸。

上述为总体概括并参考了迄今为止的历史文献。然而，拒服兵役与逃兵现象在史学著作中占据了如此重大的分量，以至于必须深入探究其各个具体层面，从而将对此问题的探讨重新拉回到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尤其是因为如今终于解密的德国档案，特别是萨洛共和国陆军总参谋部的详尽文献，使得我们能够完成比以往更加精准的历史复原。

从这一整套文献中可以确证：起初墨索里尼一方面深知普遍弥漫的公众情绪，因而清楚诉诸强行征兵将给自己招致何等巨大的民怨与难题；另一方面，他完全倾心于争取让9月8日后被扣押在德国的被扣留意军官兵遣返回国，因而曾设想组建一支主要以志愿役为主的军队（尤其是所有军官骨干必须全系志愿人员），其核心骨干应由各征兵年龄段（即最年轻的青年）以及自愿入伍的在德意军战俘来提供。然而，一系列或多或少出乎意料的阻碍迅速迫使他放弃了这一设想。首先是德国人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探讨的那样），他们既反对萨洛共和国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军队，也坚决不愿放弃支配这批由意大利战俘构成的庞大劳动力资源。此外，驻意大利各德军司令部在为满足其就地需要以及向德国本土输送劳力方面肆无忌惮地自行搜刮劳动力，直接向萨洛地方当局下达相关指令而丝毫不顾及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尊严威信；同时德方施加沉重压力，要求萨洛中央当局通过重新恢复征兵制并确保其严格执行来使局势“合理化”——因为德军自身没有足够的人手亲自抓丁拉夫，且无论如何他们更倾向于将这种招致极大民怨的恶名尽可能推卸给萨洛共和国政府。再者，法西斯民兵（后改编为国家共和卫队）的“竞争”同样不可低估：它极大地挤压了陆军从本就捉襟见肘的“兵源库”中吸纳人员的空间，这也促使陆军高层的大多数人坚信，在那等危局之下，为了遏制雷纳托·里奇以及主张将军队建成法西斯“政治化武装”与“武装卫队”的势力的霸权图谋，尤其是为了尽力牵制德国人并诱导其在战俘问题上采取不那么僵硬的态度，唯一可行的出路便是诉诸某种“温和的”征兵制（无论是在其应涵盖的适龄类别数量上，还是在其推行的具体方式上皆然）³⁷⁹。事实上，从格拉齐亚尼本人口中便可看出，高层多数人深知这种征兵不可能取得显赫成果。正因如此，这位元帅在11月初下令征召18.6万名应征青年时，仅仅指望能有一半人前来报到；而当他最终确认实际报到人数达到8.7万人时，竟毫无掩饰地喜出望外³⁸⁰。

然而，这条道路一旦迈开，便被证明是一条再也无法止步的下坡路。德国人的根本态度丝毫未改，反而进一步加码索取，将绝大多数新兵直接吸纳编入德意志国防军及其林林总总的附属勤务组织之中³⁸¹。这部分是因为德军确实急需兵员，部分是因为德方对意大利人极不信任，处心积虑要让“建立一支独立的意大利军队”彻底化为泡影。尽管最初数批动员——正如德意司令部联络官扬德尔上校所承认的那样——“大体上是在没有国家当局强力压迫下进行的，纯粹依靠动员布告和纸面上的制裁威胁，却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成果”³⁸²，但逃兵事例一旦激增，德国人由于未能洞察其真实原因，便开始强硬坚持必须对拒服兵役和逃兵采取极端铁腕手段，首当其冲便是逼迫萨洛当局颁布所谓的《格拉齐亚尼法令》³⁸³。然而该法令的实际后果不仅在政治上极具毁灭性，在实践层面亦然：它非但未能改善局势，反使局面雪上加霜，以至于最终迫使墨索里尼不得不亲自干预，先后针对自首报到的拒服兵役者和逃兵（乃至那些此前已加入游击队的人员）颁布了两次“特赦宽大法令”（分别于春季和秋季）。正因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洛军队之所以始终未能力挽狂澜、真正成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德国人除了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肆抽血索取兵员之外³⁸⁴，几乎从未采取任何实际举措使萨洛政权得以维系其在最初阶段所曾享有过的那点起码的民意支持或非敌对态度。
如果一方面考察有关征兵进程的数据：

（引自意大利陆军总参谋部历史档案馆，AUSSME, I-1, RSI, SME历史日志，卷宗2），从中亦可清晰看出每月的兵员变动情况以及在意大利境内外的兵力部署分布：

在意大利境内：

在国家领土境外：

同源档案还附有《入伍兵力与各月现存兵力差额对照表》以及《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31日陆军入伍兵力变化及变动原因示意图》，两份图表均翻印于此（第312页与314页）。萨洛国家共和陆军截至1944年3月底的总体人员兵力状况、向德国人移交的兵员数量，以及更普遍而言格拉齐亚尼被迫于其中履职运作的恶劣环境，在后者于同年4月2日致凯特尔的如下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引自AUSSME, I-1, RSI, SME历史日志，卷宗1）：
“元帅阁下：在我出任武装部队部长职务六个月之际，谨向您汇报已完成之各项工作，并就德方继续向我们索要的人员指标请示训示。实际上，鉴于9月8日之后意大利陷入彻底的混乱瘫痪，这六个月中真正卓有成效开展工作的时期充其量只有三个月。截至今日的大致统计概况如下：
1° 调拨给凯塞林元帅：68 000人
2° 调拨给冯·里希特霍芬元帅：51 000人
3° 截至目前送往德国受训师团：22 000人
4° 调配供凯塞林元帅支配的战时军事劳动监察署：40 000人
5° 组建中的反游击部队：10 000人
6° 陆军各类领土防御与勤务需要：29 000人
7° 海军与空军所需人员：20 000人
8° 组建国家共和卫队所需：140 000人。
总计380 000人。在至今依然极其严峻、最初数月甚至陷入彻底无序的国内局势下，我们尽全力筹措出上述兵员以满足共同的战时需要。目前我们在各征兵中心仅剩约34 000名准备就绪的兵员，用以在4月份内满编送往德国的4个师和10个炮兵大队。然而，近日德方又向我们提出了如下新的庞大需求：
1° 自4月15日起分批次（每批20 000人）向戈林元帅调拨150 000人；
2° 在慕尼黑会谈中向斯帕尔扎尼海军上将索要的德国海军配额27 000人；
3° 派往德国的人工造雾烟幕部队8 000人；以及凯塞林元帅恰在今日十万火急向我们索要的16 000人。
我本人于3月30日在召集所有动员与反逃兵机构举行的全会上所确定的工作方案，加之国内民众的心理状态，部分地区游击队随即威胁将对服从征兵令者的家庭与财产实施报复、并许诺向抗拒服役者提供庇护的严酷现实³⁸⁵，以及在这一局势下格拉齐亚尼本人所作出的预判，便不难理解为何当1943年11—12月间征召1924年和1925年适龄青年时，萨洛共和国面临的真正棘手问题与其说是抗拒服役，倒不如说是人员的潜逃叛离。

除了紧邻前线作战地带的南部诸大区之外，在最初数月内，拒服兵役现象尽管规模不小，但——主要归功于1924—1925年各年龄段新兵的大批报到——其严重程度仍明显低于随后数月（即当1922—1923年适龄人员以及1924年前四个月出生者被再次征召时）所爆发的拒役狂潮；亦普遍低于那种倾向于将一切混为一谈、对抗拒兵役与逃兵不作区分、对各被征召年龄段与不同动员阶段不加辨析的流行观点所认定的程度。事实上，应征青年在行为表现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批青年入伍前几乎没有任何亲身经历战争的体验（除部分城市遭遇的空袭轰炸外），他们是法西斯教育最“成熟”的产物，因而对意大利必须从“背叛的奇耻大辱”中洗刷自身“荣誉”、重返盟友身侧重执武器的“道德律令”感受尤为深切；相比之下，那些年纪更长、被再次征召入伍的退伍人员则曾亲历战火，对德国盟友形成了一种远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为现实透彻的认知，因而对于重返前线所持的心态，大体上截然不同于那些热血青年，特别是不同于那些在法西斯主义具有深厚历史渊源与最强大力量基地的区域成长起来的青年。首当其冲的便是伦巴第和大区（此外在这些地区，由于平原地形远多于丘陵、几乎完全缺乏山岳地带，游击队运动组织格外艰难缓慢），绝非偶然的是，这些大区与威尼托一道，成为应征报到率最高的地区³⁸⁶。同样，发出动员号召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亦不可忽视。在1943年底征召1924年和1925年两届青年时，英美盟军仍受阻于罗马以南，游击运动方兴未艾且除皮埃蒙特外尚未构成一股真正的替代政权力量；“第二战场”尚遥遥无期，盟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亦不乏阴影与猜忌——轴心国的政治宣传正不遗余力地紧抓这些阴影（以及德军即将投入使用足以彻底逆转战局的“秘密武器”）大做文章。而到了翌年，当1920—1923年适龄者及1924年前四个月出生者被再度召集时，局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游击运动已成长为一股极其活跃、能实际掌控辽阔区域的强大力量；意大利战线重新推进，罗马宣告解放，盟军部队正向北长驱直入；法国境内的“第二战场”已成既成事实，有关英美与苏联矛盾的喧嚣亦渐趋沉寂；因此战争——尤其是在意大利本土——似乎已不可逆转地走向迅速终结。《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31日陆军入伍兵力变化及变动原因示意图》。

图例说明：
A 志愿招募入伍
B 征召1925年、1924年（第2及第3四月期）、1923年及1924年（暂准退伍人员）年龄段
C 征召空军1923、1924、1925年龄段适龄兵员
D 征召1922、1923、1924年（第1四月期）各年龄段
E 领袖（墨索里尼）关于严惩处置违纪逃犯之法令
F 征召1919、1920、1921、1922年（军士级），1916、1917年（军士及士兵级）各年龄段
G 征召1914年及1917年适龄人员（领袖第一道特赦宽大法令）
H 征召陆军与空军1920、1921年及1926年上半年年龄段
I 领袖第二道特赦宽大法令

移交调拨德方及外调人员配额（单位：人）：
1: 8 600, 2: 14 600, 3: 23 600, 4: 51 600, 5: 51 600, 6: 51 600, 7: 52 000, 8: 52 200, 9: 52 200, 10: 52 200, 11: 52 200, 12: 52 200, 13: 52 200

［直角坐标系折线图，展示了从1943年10月31日至1944年12月31日期间“入伍总兵力”与“向空军等部门调拨人员后陆军实际保留兵力”的时间演变轨迹］。关于英美与苏联之间矛盾龃龉的谈论日益稀少；因此这场战争——尤其是在意大利本土——看似正无可阻挡地逼近迅速收场。

与抗拒兵役起初未酿成致命动荡、且无论如何主要滋生于那些敌视法西斯共和国或拒绝继续厮杀卖命者（究竟是为萨洛而战还是为抵抗运动而战在他们眼中并无本质区别）的情况截然相反，萨洛政权自始至终面临的真正致命顽疾乃是逃兵现象。正如萨洛陆军总参谋部大量内部机密文献所证实的那样，法西斯军政主管立即意识到，逃兵行为只有极少一部分可归因于自觉的意识形态阵营选择，而主要是以下几重因素叠加发酵的结果：a) 新兵对萨洛军政组织的极端低效无能乃至近乎瘫痪陷入极度失望，并对德国人处心积虑把绝大多数兵员从共和国陆军中抽调殆尽、极力阻挠意军建军成军、为此甚至完全拒不提供或仅以极其微薄的点滴配额提供急需武器装备的态度深感愤懑；b) 绝大部分新兵深恐被强行押往德国本土受训并从那里直接抛上残酷的东线战场；c) 这种心理绝望为失败主义宣传以及反法西斯地下劝导招募提供了极其宽广的可乘之机³⁸⁷。

如果考虑到上述原由之外，相当大一部分未逃避征兵和复员动员的人员当初之所以报到，根本毫无真诚信念可言，纯粹是出于对公权力的盲目顺从，或为了免遭法律严惩、避免家人遭受连坐报复，便很容易理解为何在抗拒兵役随着每一次新动员令而持续攀升的同时，逃兵现象却呈现出截然不同、更为复杂的波动态势。逃兵流向抵抗运动的人数比例相对有限，更多地受制于前线战局的起伏变幻，并极深地受到共和国当局特赦宽宥举措的影响——尤其是1944年10月28日的第二道特赦令。当时，随着战争在短期内迅速结束的希望破灭，面对即将到来的在各方面都注定极其严酷恐怖的寒冬，诱使超过7万名逃兵与散兵游勇抓住了这一自首机会，以避免在最恶劣的绝境中熬过冬日。第314—315页与316页的两张统计表以及第320页的图表所载数据，在此方面极具说服力。

入伍兵力与各月现存兵力差额对照表*（由总参谋部组建的陆军核心部队）。

在本章即将收尾之际，我们感到有责任再次重申一点。自9月8日之后最初事态伊始，意大利民众便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历史悲剧——我们必须以此等定性来直面这一悲剧——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战后，这场悲剧往往被亲历者及其史学著述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所歪曲：这两种方式严重扭曲了1943—1945年的历史真相，将抵抗运动蜕变为某种类似于盲目崇拜的神圣图腾，而非意大利现代史上的一段基本篇章——唯有通过这段历史，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年间的风云激荡对战后岁月造成的深远烙印，以及为何战后未能重建（甚至毋宁说是进一步消磨殆尽）此前侥幸残存下来的那点民族精神道德纽带。
其中一种方式，是实质上全盘否认或极力缩小绝大多数人逃避远离这场厮杀的历史事实，转而极度夸大抵抗运动在民众中所获支持的规模，直至将其粉饰为一场全民性的“人民运动”，同时将一切与此支持相悖的现象边缘化并对之语焉不详、闪烁其词。

差额明细论证（续接第314页统计表）。

• 所有百分比均相对于入伍总兵力而言。将抵抗运动拔高为一场广泛的“人民运动”，把一切与这种支持相抵触的表象边缘化，并对其作出片面且隐晦闪烁的解释。在抵抗运动的亲历领导者中，倘若有人未曾沉溺于这种神话编造，那大体上也仅限于某些“左翼”共产党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陶里亚蒂的“统一”与“民族”路线存在分歧争论。奥斯瓦尔多·波皮即为典型一例：在回忆其在艾米利亚山区游击经历时（他的论述同样完全适用于其他许多山区与非山区），他坦承“民众往往是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卷入抵抗运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原本更倾向于采取作壁上观的消极等待立场”³⁸⁸。另一种方式（其根源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派皆无力洞察民族情感的深层积淀，另一方面则在于坚信9月8日必须成为通往全新现实的历史转折点、而为了实现这一新现实，所有非法西斯分子若不全力以赴便是不可想象的），乃是在面对如此广泛而重大的国民普遍态度时，完全不顾及9月8日带来的精神伦理创伤——正是这一道德创伤构成了物质动机滋生的温床与土壤——而仅仅孤立地看待那些物质现实利益层面的动机。不可否认，物质利益动机确实对这种态度产生了极强的塑造力，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某些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因时因地而异的烈度波动，但仅凭物质动机本身，绝不足以使这一历史现象得到真正的合理解释；更恶劣的是，这种视角往往将民众态度贬损解释为：

根据1944年10月28日特赦宽大法令前来报到的军人与溃散人员统计表。

人类灵魂中最卑劣的情感，甚至荒谬地发展到对投靠萨洛共和国的人给予的评价反倒高于对那些“作壁上观者”的评价。在此意义上埃尔曼诺·戈里埃里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尽管抵抗运动史上最诚实、最痛苦深刻的历史回忆录之一正出自其手笔，他曾写道³⁸⁹：

“自私与恐惧披上了‘常识’的外衣，告诫人们切莫卷入纷争、务必保全性命、尽可能体面地从这滩浑水中脱身：实质上就是坐等盟军解放，而在此期间则默认纳粹法西斯统治这一既成事实；但同时亦绝不与后者发生过深牵扯，因为这个政权注定长不了。
当然，要想描摹出形形色色心理态度的所有幽微细部是绝不可能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解放日期的推迟与纳粹法西斯政权的苟延残喘，作壁上观、不涉险事的倾向已在广大民众中蔓延开来。简言之，‘何苦自讨苦吃？’的信条在许多人的行径中占据了上风……
归根结底，法西斯少数派毕竟明确亮出了立场，即便这在历史上是彻底错误的立场，即便这一立场的道德价值因其寄生于德国刺刀荫庇之下而大打折扣（况且在巴多格里奥统治的四十五天里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敢动一根手指头）。从客观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是意大利的一场浩劫，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已被历史判处死刑的政权通过暴力苟延残喘的狂妄尝试，更重要的是它为内战彻底铺平了道路：若无新法西斯分子的作祟，抵抗运动本应仅仅是一场针对外来侵略者的正义起义。但若从主观角度而言，那些并非因为依附当下强者、而是出于对其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而投身共和法西斯主义的个体的个人决断，归根结底比起许多人的麻木麻木、逃避担当与自私自利，更值得受到尊重——至少在纳粹法西斯政权的罪行与反人类暴行彻底昭然若揭之前是如此。”

为了理解1943—1945年的历史真相、理解抵抗运动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严峻难题，以及为何抵抗运动的实际社会影响在诸多方面迥异于抵抗运动通俗神话所描绘的图景，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绝不能剥离那些年间决定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态度的精神伦理底色。因为这正是最根本的初始要素，其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皆由此派生。除了这一精神伦理底色之外，物质与现实实际的考量，乃至戈里埃里所指出的自私与恐惧等基本心理因素，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对此当然绝不否认。
因为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不将这些因素充分纳入考量，人们便绝不可能真正理解大众对抵抗运动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剧烈摇摆，以及这种态度对于当前战局的实际价值。我们在此指出的，与其说是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或多或少背离了最初完全置身事外立场的人——因为随着时局日益紧迫，在那等严酷环境下想要绝对不表态是极度艰难乃至完全不可能的——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严酷事实：在1944至1945年间，即便是在那些最初对抵抗运动抱有最大好感、为其提供资助乃至一度投身游击队伍的人当中，也逐渐滋生出一种更为谨慎小心的态度：充满批判、疑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濒临公开敌视，其核心关切在于力求让自己远离、并把法西斯分子和游击队员同时驱离自身生活。对于这一态度的最终归宿，乔治·阿戈斯蒂在其前引1944年12月31日关于皮埃蒙特局势的报告中（其论断完全可以毫不牵强地推广至几乎所有其他区域），针对表现得最为鲜明强烈的乡村地区，用一段极为深刻的文字作出了概括；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民众与抵抗运动关系的个别问题，因为它比多年来诸多伪历史学高谈阔论更加透彻地解释了：为何那些把抵抗运动视作自身政治崛起基石的各个政党，在斗争胜利后并未收获他们曾坚信唾手可得的辉煌政治成果；而且它或许同样解释了，为何意大利共产党或其内部那部分……

1943年11月30日至1944年12月31日各月及各大区逃兵人数统计表（不含各大兵团及直接隶属于德军之部队）。

……而在共产党内部，那些曾将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武装斗争仅仅视作向夺取政权的“更高级阶段”过渡之跳板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在盟军已进驻意大利本土、且根本无法对北方广大平民群众寄予绝对可靠信任的局势下，贸然铤而走险踏上这样一条夺权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的彻头彻尾之疯狂。

阿戈斯蒂在其报告中写道³⁹⁰：“应当首先指出的是，总体而言民众对游击队各部队的态度日趋恶化……在两害相权之下，乡村民众退缩入一种充满猜忌戒备的自保防守之中；他们痛恨法西斯分子，但检举告发游击队员时却毫不犹豫；总体而言——恰如雇佣军横行的战争年代那样——人们唯一的关切就是让这两造力量都离自己越远越好。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精神心理状态，为组建‘白色防卫自卫队’提供了土壤。游击运动在最初阶段曾把乡村从沉睡麻木中唤醒，如今乡村却陷入警觉惶恐，明日更可能演变为公开的彻底敌视。数月前还积极报名加入游击小队的农民，如今宁可手持猎枪守卫自家的田庄，并与其他乡邻共同组建小型自卫队；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历史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倒退”绝不仅限于农民阶层以及政治化程度较低的边缘群体。到了某个时刻，

ᵃ 包括各大兵团组建中心、特种部队训练中心以及反叛乱部队（R.A.P.）。

1943年11月至1944年12月31日每月逃兵人数变动及增减主要原因示意图。

A 早期逃兵潮（1943年11—12月），主要归因于保障应征人员伙食与住宿的后勤设施极度匮乏
B 每月逃兵人数激增，系因各大兵团人员开始被陆续送往德国
C 逃兵人数下降，系因出台严厉惩戒法令
D 逃兵人数回升，系因严厉惩戒法令未能切实严格执行
E 逃兵人数下降，系因领袖（墨索里尼）颁布第一道特赦宽大法令
F 逃兵人数暴增，系因英美军队于1944年6月和7月发动强大攻势
G 逃兵人数下降，系因英美攻势受阻停滞以及德意军队强化大搜捕行动
H 逃兵人数因领袖第二道特赦宽大法令而再度变动，该法令允许逃兵自首后转为劳工人员
甚至早在著名的《亚历山大文告》发布之前，由于武装斗争的无限期拖延，以及同那部分此前尚愿协助抵抗运动的民众群体之间日益恶化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沮丧情绪，实际上便已波及到了政治素养极高的骨干成员与反法西斯各政党党员，其中甚至包括共产党人。在这方面，阿门多拉于1944年9月下半月伊始致其党在米兰的领导层的一份关于威尼托局势的报告极具代表性。针对德国人为在阿迪杰河后方构筑防御工事而强令罗维戈和帕多瓦两省十六至六十岁所有男性进行强制劳动总动员时所引发的“民众反应”，阿门多拉写道³⁹¹：

“我和几名被动员的人员交谈过，并与他们一同搭乘了一趟将我带到帕多瓦的工人专列。其中一人每天必须骑自行车兼乘火车往返五十公里，一天奔波两次去上工。他们每天获发约70里拉工资，中午领到一碗菜汤和一块面包……与我交谈的那些人声称，工地上其实干活不多，而且无论如何这样可以避免被强行押送遣往德国……抵达帕多瓦后，我随即询问最先接触到的几位同志，党曾采取了何种措施来阻挠这项劳工动员。同志们告诉我什么都没能做，根本不可能加以阻止，所有人都去上工了。后来我从帕多瓦省委书记安塞尔莫处得知，党曾印制了3000份传单，但散发得太迟了。他向我证实，甚至连党内的同志们也几乎全去上工了；不仅如此，在全省许多地方，正是同志们自己告诉工人们最好服从去上工，以免招致更悲惨的灾祸。当地的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全体成员，包括我们的党籍同志在内，集体决定前往登记报到。我随即质问：‘那么现在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是否在这批劳工群众中围绕即时切身诉求（伙食、工资、外胎供给）组织起斗争工作，以展开破坏、诱导怠工和潜逃，推动被动员者弃工离岗？’……事实上，面对全员登记上工的既成事实，灰心丧气的同志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后续行动……”

造成民众态度发生剧烈转变的原因错综复杂且互为因果。从时间顺序来看，首要诱因乃是游击队最初的袭击行动所引爆的残酷报复与反报复恶性循环³⁹²。起初，报复屠杀主要出自德军之手³⁹³；随后，在1943年11月中旬费拉拉省法西斯党部书记吉塞利尼遭暗杀之后，法西斯分子以骇人听闻的费拉拉大屠杀作为回应（法里纳奇对此做出的评论是“我们的行动口号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³⁹⁴），法西斯方面的报复行动随即大肆泛滥；此外同样存在游击队方面的反报复处决——游击队的报复虽然频次相对较少，造成的受害人数亦较少，但在残忍程度上却毫不逊色，因为其处决对象往往是早已被关押多日的被俘人员³⁹⁵。报复与反报复由此迅速变得愈发频繁而惨绝人寰，最终沦为一种不断自我吞噬、无限循环升级的暴力螺旋，在各处播撒下死亡、毁灭与恐怖；对此，即便是萨洛政权内部的档案亦毫不讳言。举例而言，国家共和卫队总司令部1945年4月14日的《每日通报》中的记述便极为典型。在论及库内奥地区的局势时（其论断同样完全适用于其他区域），报告起草人写道：“各市镇及其居民正生活在这种斗争、报复、殉难与流血周而复始的无尽交替之中”³⁹⁶。这一悲剧性局势一方面加剧了人们对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的敌恨，并在那些原本对萨洛政权并不怀有先入为主敌意的人群中播下了震惊与义愤——这些人原本将挑起报复螺旋的责任归咎于游击队，且如果惩处能稍具“更多合法性”、不如此公开炫耀残暴血腥，他们甚至会将报复视作特定环境下的无可奈何产物而予以默许受纳³⁹⁷；另一方面，这种暴力螺旋在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害的当事人群体中，引发了截然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心理反应。面对这种暴力升级，一部分民众的反应是竭力彻底逃避卷入一场在他们看来愈发荒诞绝伦、却又不得不被迫习以为常的残酷厮杀之中。然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道德伦理上的激愤以及为这种暴力升级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却化作了一股内驱力，促使他们以全新的眼光——一种更加同情或无论如何不那么敌视的眼光——来看待游击队运动，开始赞同或至少宽恕游击队此前曾遭到谴责的斗争形式与倡议举措，甚至促使他们向游击队提供庇护援助，乃至毅然入山入伍投身其中。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投身是出于真诚信念并作出了终身不悔的坚决抉择；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寄希望于游击队能够向他们提供萨洛政权无力提供的保护（既防范游击队的劫掠，亦抵御萨洛自身反游击部队的扫荡）；在还有一些情况下，则是为了在特定时刻摆脱眼前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这也完全解释了为何在随后的另一阶段中，随着一系列对民众而言在生活与生存层面更为沉重灾难性的事实日益显现（我们稍后将详述），当人们痛苦地意识到协助抵抗运动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意识到抵抗武装根本无法提供他们当初所幻想的庇护，甚至恰恰相反，游击队有时竟蓄意（即为了迫使平民更彻底地孤注一掷站在自己一边³⁹⁸）将民众推向更大的困厄与绝境时，恰恰是在那部分此前曾主动靠拢抵抗运动的民众当中，最剧烈地爆发了阿戈斯蒂1944年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种民意恶化。这种民意恶化固然并未彻底剥夺抵抗运动所赢得的全部“社会认同”，但确实极大地削弱了这种认同，甚至侵蚀了最初最早的那批坚定支持者；而且——尽管这种失望决未转化为对萨洛政权的任何拥护——倘若战争继续拖延更长时间，倘若“罗马协定”未能使游击运动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大规模诉诸“自筹经费”的掠夺性手段，这种恶化极有可能突破抵抗运动得以维持存续的“警戒底线”。因为大规模“自筹经费”在潜能上已成为促使普通民众——借用我们前文在阿戈斯蒂笔下读到的生动表述——开始“对这场游击战争彻底深恶痛绝、忍无可忍”的最重要诱因（若不径直称其为决定性诱因的话）。换言之，这场游击战是绝大多数民众原本根本不愿承受的，而战争在“鲜血与财产损失方面最为沉重惨痛的代价”，却恰恰无情地全部倾泻在了这些无辜平民的身上³⁹⁹。

从时间顺序而言，平民与抵抗运动之间关系的最初试金石，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无一例外是山区地带；正是在9月8日之后，一部分溃散的意军官兵逃入山区避难，并在此组建起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游击武装小队。这些区域的民众态度，特别是那些在希腊、南斯拉夫和苏联战场上付出过最为惨重牺牲的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威尼托各阿尔卑斯山谷居民的心态，已成为大量史学著述直接或间接探讨的焦点。然而，过多的简化处理和充斥其间的官方说教修辞，却严重扭曲或阻碍了人们看清这一远比通常描绘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忽略了其中深植的环境与乡土文化根由⁴⁰⁰——正是这些深层根由，使得普通民众与游击队员之间的真实纽带远不如后人宣称的那样具有严格的“政治性”，亦使得人们很难简单地将山民对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抵触与憎恶直接等同于对抵抗运动本身具有严格自觉意义的政治认同。唯有从这些乡土环境动机出发，并牢牢把握住阿尔卑斯山麓及阿尔卑斯深山正是抵抗运动最初诞生且存续数月的核心腹地这一历史事实，人们才能真正洞察那些山谷居民在1943至1945年间的真实心态与态度演变，洞悉他们与游击队员（对他们而言游击队在实质上仅仅等同于他们所亲身接触到的具体队员）之间真实的共生关系，理解他们如何从最初的不解与信任交织，走向日益坚定的鼎力相助，走向一部分人（虽非绝对多数但绝非微不足道）投身武装斗争，直至随后其对游击队员的同情与好感逐渐消磨降温、乃至在某些时刻荡然无存。而且需要格外明确的是，当我们在此使用“游击队员”一词时，绝非将其视作“抵抗运动”的无缝同义词。因为如果想要彻底厘清那些不愿或无法对一切置身事外的民众群体的心理轨迹，就必须深刻认识到：除了极少数无关宏旨的特例之外，他们的态度转变所针对的绝非作为崇高理想的抵抗运动本身——否则这种转变势必会导致他们倒向萨洛政权——而是（这种区分看似吹毛求疵，实则关乎历史本质）针对他们与眼前游击队员的具体人际关系以及对这些武装分子的实际评判；而这种评判绝非基于他们是抵抗战士这一崇高身份，而是源于他们在对待普通百姓时的具体言行做派（在强加给平民的沉重物质代价这一维度上，这种做派往往在本质上与法西斯分子相差无几）⁴⁰¹。

在探讨该问题的诸多历史学者中，至少就抵抗运动前期的“上升阶段”而言，能够最精准地抓住问题要害的（尽管其字里行间亦不乏对官方正统叙事的若干妥协），或许当数乔治·博卡。

博卡在其《意大利游击战争史》中写道⁴⁰²：“山民们坐在前排充当看客，却常常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场大悲剧之中；他们对这场起义背后的政治缘由知之甚少，对其轻许的诺言听来毫无信念：‘你们将住上好房子，将通上电，通上公路。’他们冷眼旁观，默不作声：他们深谙历史规律，大山深处千百年来何曾真正改变过分毫。决定山民对游击队抱有好感的并非理性算计，而是原始本能：他们在这些反叛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骨肉印记——他们几乎全都是本省的乡土子弟，操着相同的方言，唱着相同的山歌，恪守相同的习俗；游击队员让他们联想起战死在俄国冻土、未从希腊或北非黄沙归来的亲生骨肉：‘我待你们，就如同待他一样。’‘若是乡里乡亲互不搭把手……’山民的政治意识尚处于蒙昧雏形，但他们的支持在客观上同样具有政治色彩：他们所庇护的这场叛乱，正是在反抗那高高盘踞在平原城市里的官府强权——那强权深入山谷，以往从来只是为了横征暴敛、强行拉夫派兵；而如今，则是为了杀戮。面对这股强权，山民们筑起了共同的守口如瓶的传统防线；他们用沉默掩护反叛者，若德国鬼子进山盘问村落方位，他们便装疯卖傻，故意指引错谬岔道。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是彻头彻尾的异乡恶客；他们一旦闯入，唯有纵火、劫掠、残杀与恐吓。
在最初数月里，山民与反叛者之间的相处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山里人和城里人必须互相磨合理解。山里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对他们而言，维持一家老小温饱生存的念头具有无比清晰而切实的极端分量，而城里人对此早已几乎遗忘殆尽。面对财物器皿，山民的反应原始直接：只要有可能，便先据为己有藏匿起来。在停战混乱的日子里，山民们把正规军丢弃在山谷里的所有物资一扫而光：骡马、毛毯、卡车、汽油桶。谁捞得最多便引来乡邻的眼红妒忌，后者便会以山里人特有的含沙射影方式向游击队告密。游击队员循迹搜上门去：‘伙计，把汽油交出来，我们按价付钱。快点，老实交代把油桶埋在哪儿了。’山民默不作声，任由对方把自己推上墙头，哪怕被拉出去枪毙也绝不吐露半句。可一旦藏匿处被搜了出来，他却丝毫不记恨，反而咧嘴一笑：‘算我倒霉，认栽了。’大山教会了他极度的自私自利，但也教会了他崇高的慷慨仁厚，学会在大难临头的生死关头毫无保留地休戚与共。同一个山民，上一刻还会为了不交出私藏的汽油而甘冒杀身之祸，下一刻却会为了救助一名负伤的游击队员而舍命相搏……大山是极其缓慢地接纳这场起义的：起初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打杂差使——‘帮我们收好这袋粮食，帮我们把麦子磨了；把你的骡子借我们使使’——随后发展为派出首批自卫小组协助巡逻放哨与担负劳役差使。恐怖统治：正是这股恐怖彻底加速了平原城市与崇山峻岭间的时间流速；恐怖在每一处将人们死死捆绑在了一起……”

博卡的这段文字对于勾勒山谷居民（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其他社会阶层）在最初“上升阶段”的心态极为重要；然而它却未能解释：为何尽管有恐怖统治构筑的生死纽带，但在随后阶段中（无论在山区还是在平原），恐怖却往往不再足以充当维系平民与游击队员关系的凝固剂，而对实物财产（la roba）的争夺反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愈发沉重的分量，直至演变为导致彼此关系急剧恶化的首要根源。纳粹法西斯为绞杀抵抗运动、在游击队四周制造无人真空而推行的恐怖战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势必会急剧加深民众对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敌意，并在平民与游击运动之间催生出同仇敌忾的休戚纽带，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适用于山区、丘陵以及平原地区的真正问题核心，却完全在于另一侧面。

起初，当人们对战争迅速收场尚存有一线希望、且严冬迫使法西斯分子和德军不得不大幅缩减反游击行动时，普通人更容易忍受与恐怖短暂共存的现实，恐怖由此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凝聚纽带。然而，随着春暖花开时节的到来、“清剿反叛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全面铺开，以及盟军迅速解放北意大利的希望化为泡影，扫荡大搜捕、烧杀掳掠、血腥报复与集体屠杀的沉重包袱不可避免地开始愈发深重地压在每一个平民头上，并深刻侵蚀了民众对游击队员的心态与评价。游击队保卫山谷抵御法西斯与德军的进犯、并让侵略者为其犯下的屠杀、破坏和“抢劫”（既包括真正的掠夺，也包括农民眼中视作强盗行径的强行统购粮食粮秣）付出沉重代价，这固然是一回事；但游击队无端将乡民拖入灭顶之灾，更恶劣的是，在将村民卷入毫无军事意义的盲动之后、却在危急关头毫无顾忌地抛下他们任由敌人肆意报复屠杀，这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回事了。

在无数可资援引的当世证词中，有三份在我们看来最具深远代表性。首先是卡多尔纳将军的证词，尽管其表述略带“外交辞令”且系事后追忆，但与其他证词相比，它的卓越价值恰恰在于并未局限于某个孤立局部，而是从全盘宏观角度提炼了这一根本症结。

卡多尔纳在其回忆录中写道⁴⁰³：“平民百姓在总体上倾向于支持游击斗争，这一点毫无疑问。鉴于德军残暴手段所激起的刻骨仇恨，鉴于对法西斯主义蜕变为萨洛‘社会共和国’这一丑恶化身的极度鄙视，尤其是绝大多数游击队员本就是从当地就地招募的子弟，各家各户对其亲生骨肉的同情庇护自然不可动摇，局势绝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此外，还要加上意大利人特有的一种同情任何敢于反抗现存当权者的叛逆心理。然而，百姓对游击队的好感却受制于他们自身所承受的苦难折磨极限。德军或法西斯部队在执行扫荡搜捕以报复游击队进攻行动时，接踵而至的往往是就地枪决、纵火焚村、施暴凌辱以及洗劫一切家当财产，这在深深震撼折磨平民的同时，亦极度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如果说一方面民众对压迫者的仇恨呈几何级数狂飙，那么在另一方面，受害者亦被迫转而对游击队员破口大骂——因为游击队墨守游击战术，在引来大祸之后，便将曾款待供养过自己的村庄无情地遗弃在敌人极其凶残的屠杀报复之下。”

第二份证词则出自1944年7月底的一份共产党内部绝密报告，在谈及德军在艾米利亚北部展开残酷报复所造成的严峻局势时，该报告明确写道⁴⁰⁴：

“在这类灭绝人性的报复清洗措施接踵而至后，其对广大农民与山区群众的战斗士气以及同情心理所造成的深远后果与心理反弹是不难想见的。间接情报显示，山民们正将游击队员驱逐出村，并威胁（目前尚仅限于口头威胁）要把他们告发给德国人。在农民的头脑中已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执念，即认为所有的屠杀惨案之所以发生，全是因为有人杀死了德国兵；因此最好不要去招惹射杀德国人。在城里，人们同样也是这般论调。”

至于第三份证词，对我们的论证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是阿戈斯蒂在其1944年12月31日的报告中用以解释为何在皮埃蒙特“总体而言民众对游击队各部队的态度日趋恶化”所摆出的第一条核心论据⁴⁰⁵：

“一个致命的严重战略错误，便是不自量力地死守强占整片孤立解放区；此类长期阵地占领唯有在拥有充足重武器支援和弹药保障的前提下才具有现实可行性。然而，无论是在多莫多索拉还是在阿尔巴，在贾韦诺还是在奥斯塔山谷，人们屡见不鲜的惨剧无一不是：游击队在象征性抵挡数小时交火后便全线溃退逃遁，将此前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向其提供过协助的广大平民彻底丢弃在灭顶苦海之中。使农民同游击队离心离德的，倒不仅仅是报复事实本身（报复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对法西斯和德国人的仇恨），而是在于农民深信：只要游击队员不那么鲁莽狂妄，这类血腥报复原本完全可以避免；更在于短暂狂欢解放后的幻灭绝望。由此，平民心中的怨恨以同等烈度同时指向纵火焚村的法西斯分子，以及那些白吃白喝受平民供养、甚至粗心大意在牲口棚里遗落弹夹、而在真正生死关头却根本无力保卫村庄、一门心思只顾自己逃命的游击队员。那种企图通过‘愈糟愈好’战术将麻木消极分子亦强行裹挟绑架进游击事业、在最沉睡的区域人为挑起内战狂热的冒险做法，在总起义前夜或许尚有一丝用处；但一旦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它便沦为极其危险的自杀行径。”

无论恐怖效应多么巨大，但单凭恐怖本身，却根本不足以彻底解释民众对游击队员态度恶化的全部机制。对法西斯主义的唾弃以及对萨洛政权和德国人的刻骨仇恨（有时对前者的痛恨甚至超过后者）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单凭暴力恐怖，本不足以促成这样一种普遍心态——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态极其频繁地表现出从最初对罔顾平民死活的盲动作战方式的批评与谴责，逐步滑向将交战双方在道德负面意义上等量齐观、视作一丘之貉。要真正理解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为何发生这一根本态度逆转，除了恐怖效应之外，还必须追溯一系列普遍存在的精神心理状态——绝非偶然的是，这些情绪甚至在恐怖达到顶峰之前便已初露端倪⁴⁰⁶；而这些情绪的罪魁祸首，正是博卡所指出的对实物财产的掠夺与争夺，亦即各游击部队自始至终大规模诉诸的“自筹经费”（autofinanziamento）。无论哪支部队，或多或少都极其依赖这种手段；而随着部队番号与兵员人数的急剧膨胀，加之粮秣口粮、被服被装、交通运输工具以及购办这些物资的现款日益告罄，这种依赖更是变本加厉。当我们指出“自筹经费”时，我们指涉的是游击运动多维现实中的若干不同面向，这些面向形式虽异，但在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广大平民（尤其是农民）的心态与态度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上，却是殊途同归的。

一旦踏上打造“大规模正规游击军”的道路，强制征发、硬性摊派军税、“缴获收缴行动”以及游击队黑话所谓的“补给突袭”——即对银行、企业金库以及或多或少带有“通敌”色彩的富商大贾与庄园地主的持枪劫掠——便演变为近乎全员不得不诉诸的生存必需手段；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部队（尤其是加里波第各旅）极为频繁地沉溺于针对那些不愿或无力承受勒索者的肆意横征暴敛、强行勒派、敲诈勒索与无差别暴力，哪怕受害者仅仅是靠勤劳节俭勉强糊口的赤贫农民——对这些贫农而言，其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收成神圣不可侵犯，被“征用”一头耕牛或一部分口粮无异于天塌地陷的灭顶之灾，直接意味着全家面临活活饿死的绝境⁴⁰⁷。1944年9月4日，活动于帕维亚奥尔特雷波地区的“自由与正义”第二师师长⁴⁰⁸致伦巴第军事司令部的一份检举报告极具代表性，他在信中痛切告发了当地各游击队“尤其是加里波第各旅”在当地“极度值得商榷”且极具危险破坏性的倒行逆施⁴⁰⁹：

“1. 上述游击队以必须自行筹措部队给养为借口，对牲畜进行无差别的滥行扣押征用。查明许多以此类手段强征的牲畜被转手倒卖给私营屠宰商，游击队仅克扣留下极少部分肉食分发给贫苦山民，所获赃款则全被游击队员私分侵吞。同样查明，此类强征行动根本不对支持游击队的农户与法西斯富户、大地产主与自耕自足的小农户作任何区分，丝毫不顾及农业生产的切身死活，尤其眼下正是农忙秋收的节骨眼。在诸多事例中，小农户自耕四五十波尔蒂卡土地赖以活命的耕牛被强行夺走，由于当前市价飞涨，他们根本无力再购置新耕牛，全家彻底破产绝收。 2. 此外，游击队员荷枪实弹强闯手无寸铁的平民私宅，随心所欲掠夺任何他们看中的财物。 3. 他们就农产品是否上交随意向农户发号施令：例如悍然严禁农户采摘水果并向市政公所交付，导致大量熟果烂在枝头彻底绝收，而这批水果原本应当平价销售给当地居民渡荒。所有这些强征行动一律分文不给，甚至绝不向受害农户开具任何正式征用收条凭证，以至于恶行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使受损群众在战后根本没有任何可能获得分毫赔偿……”

“鉴于上述骇人听闻的事实，平民百姓如今在精神心理上对游击队员陷入了极度愤怒绝望的状态，痛骂爱国战士是比萨洛法西斯分子（repubblichini）还要凶残的强盗匪徒。这一因素正极度危及所有游击小队的生存处境，尤其是其自身安危；因为一旦丧失了民众的全力掩护支持，游击部队在当地将寸步难行、根本无法立足。局面甚至恶化到了如此地步：许多农民如今言谈举止所流露出的态度，与他们最初直接接触游击队之前的亲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廉洁正直与严肃纪律彻底丧失了最后一丝信任。”

尤其是在1944年下半年，这绝非个别孤立或局限于某些片区的事例，而演变为几乎普遍存在的灾难性常态；这一点无可辩驳地体现在：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CLNAI）、自由志愿军总司令部（CVL）以及反法西斯各政党中几乎所有在政治上最成熟、最负有责任感的领导骨干，都曾竭力尝试通过严明纪律、审计整顿乃至诉诸铁腕镇压手段来遏制、监管并“净化”这些恶劣行径⁴¹⁰，从而力求刹住那种即便在最初最同情支持游击队的平民阶层中亦日益蔓延的离心敌对情绪⁴¹¹。然而在现实中收效甚微，几乎所有档案文献都明确证实或隐晦流露出：截至1944年底和1945年初，整风整纪的实际成效大体上依然极其微薄⁴¹²；以至于在广大平民当中（尤其是在农民中，特别是平原地区的农民中——他们虽曾从夏季游击队的辉煌胜利中获益良多，尤其是往往得以全部或部分逃避向法西斯政权强制交售粮食，但如今却深感新的沉重牺牲、新的‘劫掠洗劫’以及因协助抵抗而招致的新一轮残酷报复正铺天盖地压来），一种疲惫不堪、幻灭绝望、忧心忡忡与高度惊恐的情绪日益弥漫开来。在某些地区，这种恐慌甚至转化为‘大恐慌（grande peur）的窒息氛围’；正如阿戈斯蒂在致维安科的信中所写道的那样⁴¹³，从中坐收渔利者与其说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样是抢掠者，甚至更加凶残恶劣’），倒不如说是温和派、保守派和地主乡绅——这些人摇身一变化身为社会治安的卫道士，公开号召组建‘由老实人手持猎枪保卫秩序’的民间自卫联防队。

长期以来，抵抗运动现实中这一“令人难堪”的阴暗侧面一直被一层“遮羞式的沉默”重重包裹；若非如此，便是被蓄意粉饰成介于田园诗般纯洁与崇高史诗英雄主义之间的某种虚构图景⁴¹⁴——这种神话叙事与残酷现实毫无相干，往往导致真实历史变得晦涩不可索解。甚至那些拥有亲身第一手经历、深知这一问题对1943—1945年（尤其是1944—1945年）历史进程以及对整个抵抗运动或其局部被迫做出的若干最重大政治抉择产生过何等决定性冲击的亲历人物，亦普遍对此讳莫如深。

极少数曾触及这一问题的学者，大体上也只是浮光掠影般略带提及，将其局限于地方史研究的狭隘藩篱之内，从未赋予其应有的历史权重，且充斥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漏回避与自我审查；抑或——正如当年在抵抗运动进行期间便已屡见不鲜的那样——将正规游击部队的大部分恶劣责任轻巧地推卸给普通刑事土匪盗贼（在1944—1945年严冬，普通刑事匪患确实构成了极严重的社会毒瘤，但即便如此，绝不能将平民与游击队关系恶化的全部黑锅统统扣在他们头上），乃至推诿给所谓的‘乔装改扮成游击队员的法西斯匪帮’。即便随着时间推移现有文献日益汗牛充栋，即便人们理应日益清晰地意识到正是这种‘遮羞式的沉默’阻碍了人们切实理解若干对于客观公允评估抵抗运动、萨洛共和国乃至战后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史实与社会心态——因为到了战后解放初期乃至共和国时代，1943—1945年积压下的种种历史死结，终于全面显现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以及民众对新政权及其核心政党的态度之中。

三个典型范例在我们看来极具代表性。首当其冲的是埃尔曼诺·戈里埃里在《蒙特菲奥里诺共和国》中所呈现的深刻剖析，他在书中写道⁴¹⁵：

“对亚平宁山区粮食资源的过度过度索取，为游击队员与那些早已习惯于以克勤克俭战胜赤贫的山民之间关系的全面破裂恶化铺平了道路。更何况，抛开客观不可或缺的补给维稳需要不谈，人们开始频繁目睹并不总是必要的巧取豪夺与强行征发、滥权擅权与暴力相向，尤其是对当地有限资源的肆意挥霍与惊人浪费。”

“除了暴殄天物之外，民众还深切感到部队纪律出现了全盘松弛涣散：人们几乎从未见过部队展开任何正规军事训练，唯一的表现就是毫无意义的胡乱鸣枪放哨，以及在武器使用上的极度鲁莽荒唐，以至于因枪支走火误伤误击导致了大量伤亡，甚至闹出人命。在许多部队中弥漫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风气：节庆、跳舞、狂欢酗酒屡见不鲜……
游击队员的纪律废弛以及对当地资源的竭泽而渔，对民众心理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民众的态度经历了从起义前夜的望眼欲穿、最初数日真诚由衷的欢欣鼓舞，逐步滑向日益深重的幻灭失望，直至最终演变为再也无法掩饰的厌倦与厌恶。”

第二个例证来自赞达诺关于韦尔切利地区抵抗运动的研究著作⁴¹⁶；尽管该书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史学观点有所妥协，但无疑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只是作者既未尝试将论述引申至该现象更深层的根本根源，亦未探究这究竟是韦尔切利特有的地方个案还是具有更为普遍的全局性质：

“尽管领导层力图在这一极其敏感的棘手领域维持起码的秩序与纪律，但在冬季推行‘自筹经费’在政治上无疑是极其短视失策的；因为在军事作战行动受阻停滞似乎使一切征发显得不再正当的当口，平民百姓的负担却不可避免地急剧加重。而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为农场主和农业劳动者），此前由于纳粹法西斯官僚机器瘫痪而获益匪浅——他们尽可能钻空子逃避了法西斯的强制统购交售——比起深山谷民，他们远不情愿遵从游击队的横征索取，并开始在心底萌生出对‘法治与秩序’的强烈渴望，乃至流露出对旧日皇家卡宾枪骑兵的隐秘怀念。甚至抛开富裕农场主不谈，普通的贫苦农民或短工雇农，目睹游击队员有时烂醉如泥，目睹他们在乡村客栈大摆筵席、胡吃海喝，而乡民全村预备维持全月口粮的整批牲畜竟被游击小队粗暴宰杀分食导致平民无肉可食，内心自然会做出极为严苛的负面评价；而纳粹法西斯分子尽管犯下了远为骇人听闻的滔天反人类罪行，却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种民怨大做反面文章。
简而言之，撤入平原过冬的游击队员固然解决了部队自身的越冬存活难题，却冒着彻底丧失民心的巨大政治凶险；而广大农村平民在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巨大牺牲之后，居然仍能将最初对‘山里来客’的满腔热忱与纯真好感大体完好地保留下来，这委实应当归功于平民百姓的崇高胸襟。”

第三个典型例证，则是潘萨关于亚历山德里亚地区的研究著作⁴¹⁷。在三部著作中，这无疑是对该问题最为敏感审慎、洞察最为透彻深入的一部，但该书同样未曾深入追问亚历山德里亚的案例究竟是孤例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

潘萨写道：“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一名游击队员，各司令部平均每月需为其支付三千里拉，但由于许多部队身处极度危殆的险境（被迫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购办粮秣衣被，即便物价昂贵亦不得不吞下），加之战斗人员天生具有的‘挥霍大手大脚’倾向，实际开销往往远超此数。在此种境况下，一支仅百至百五十人的游击旅，仅维持基本生存每月便需耗费约五十万法币现款。
即便是第十‘亚历山德里亚’师司令部，亦被迫愈发频繁地诉诸自筹经费体制，向通敌附逆者和富裕平民强行征税并索取硬性捐款。正如我们在山区部队中所见的那样，此类行动固然得到了上级指挥机关的正式批准，但其性质极其微妙敏感，必须实施片刻不离的持续监管，以防下级指挥官滥用职权，或者甚至（这绝非罕见现象）演变为武装小队中个别人员的中饱私囊。由于上述种种客观缘由，加之该师在建制组织上的草创粗糙——当时尚缺乏一支专门负责筹措经费的高效军警纠察勤务组织——第十‘亚历山德里亚’师恰如几乎所有邻近防区的兄弟部队一样，往往根本无力落实这种必不可少的严格监督。有时强派税款直接蜕变为毫无根据的敲诈勒索；而爱国武装人员在被迫‘各显神通自谋出路’、不得不为一日三餐奔波糊口的残酷绝境逼迫下，往往对并不富裕的普通百姓亦大肆勒索下手，彻底扭曲了自筹经费的崇高政治本意，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抗议与深仇大恨。”

“索取这批支援抵抗运动的捐款时所呈现的彻底混乱无序，乃是解释1944至1945年严冬期间几乎在全省所有地区（尤其是平原和丘陵地带）普遍发生的一大历史现象时必须牢记的关键因素之一：即爱国战士与广大乡村民众之间关系的持续急剧恶化。与城里居民不同，广大农民曾为游击斗争作出过决定性的历史牺牲，他们不仅冒死庇护这批‘亡命之徒’，更以非凡的勇气与坚忍默默承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大报复。在整个盛夏期间曾孕育出游击武装一系列最为辉煌的政治与军事胜利的那种战斗人员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与真诚合作氛围，在入冬伊始便已荡然无存。秋季大扫荡的狂暴破坏；部分武装部队有时近乎丧失理智的冒进鲁莽；战争迅速终结希望的破灭；以及最终面临又一个苦寒战争冬日的严酷前景，在广袤乡村播下了深重的幻灭绝望与怨愤。农民们对生活在动荡混乱与恐怖阴影之中彻底感到了厌倦疲惫；在他们心头，除了对德国人和萨洛法西斯分子的切齿痛恨之外，更悄然滋生出对游击队员的猜忌、厌烦乃至怨恨——农民们愤怒指责游击队员全靠老百姓血汗供养，却对游击战给平民招致的灭顶之灾毫不挂怀。”

“在某些局部区域，例如在卡萨莱蒙费拉托地区，农民与‘反叛者’之间本已因此等缘由紧绷的关系，在深冬数周内进一步彻底恶化——当时游击队员被迫诉诸极端铁腕手段来解决部队的口粮维生难题。第十师司令部虽屡次三番明令严禁无差别的肆意征发，但各武装小队的生存饥渴是如此火烧眉毛，以至于这一禁令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严格遵守。就粮食供应而言，亚历山德里亚师的后勤军需官本人亦坦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文不给，仅仅向受害农户开具正规的征用收据了事’。平民与武装人员之间的摩擦冲突愈演愈烈，乃至激怒了某些农民愤而向纳粹法西斯当局告发落单的游击队员；尤其是当毫无对价偿付的强制征用彻底演变为毫无节制的无差别抢夺洗劫、连避难外逃的城市疏散难民的微薄家当或自耕小农赖以糊口的救命口粮都无法幸免时，局势彻底失控。但这始终属于极少数由于脱离了司令部一切监管控制的游离流寇小团伙所为的零星个案，且随即遭到了部队以极其铁血无情的严酷手段予以严惩取缔。
另一客观事实亦极大地加剧了游击队员与农民之间原本就高度紧绷的对立：即便在亚历山德里亚中北部地区，亦盘踞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盗伙，他们往往具备准军事化的严密组织，配备着足以乱真的军服与标识，使其外表与真正的抵抗运动战士毫无二致。这批匪帮在残忍嗜血与禽兽暴行上，甚至足以与萨洛法西斯分子分庭抗礼。”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围绕意大利政治体制的内在特质、其深层危机以及阻止‘意大利这艘航船’彻底倾覆并使之重整旗鼓扬帆远航的种种药方所展开的争论、阐释与追问的日益白热化，史学界的这种认知盲区并未获得根本性改善。在这一脉络下，关于抵抗运动在‘当下现实’中的时代意义、其精神道德价值与政治蓝图究竟是否已经‘耗尽’的论战亦空前激烈。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体现在：即便是那些坚决驳斥‘被背叛的抵抗’或‘耗尽潜能的抵抗’之说、抑或竭力反驳对‘抵抗运动遗产’及其在意大利战后历史中所曾扮演和仍可能扮演的作用予以过度夸大的学者们，不仅从未真正直面平民与抵抗运动之间的深层互动，而且仔细审视便会发现，他们甚至从未触及9月8日大崩溃在当年法西斯政权所享有的民意认同内部所造成的进一步彻底断裂这一核心命题。更切近当下而言，克劳迪奥·帕沃内与罗莫洛·戈比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各个层面上截然不同，但皆雄心勃勃地试图厘清在两位作者看来构成抵抗运动最本质核心的面貌），以及围绕这两部著作展开交锋的学者们，同样未曾对这些侧面给予起码的严肃关注。总体而言，甚至连吉安·恩里科·鲁斯科尼亦不例外：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他敏锐地试图探究贯穿意大利社会并威胁其作为伦理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存续的种种瓦解性离心张力的根源，并以此视角剖析天民党取得选举胜利并确立政治霸权的深层成因，以及主导意大利半个世纪政治生活的宪政妥协机制；鲁斯科尼清醒地洞察到，必须直面抵抗运动以及更普遍而言1943—1945年历史风云对战后政治产生的决定性烙印，从而既需要深入考察标定那一时代的集体行为模式以及具体界定这些行为并在日后构成战后解放初期政治与选举抉择基石的纷繁多样的抉择与‘皈依’，又需要追溯作为这一切源头的‘总体性集体危机’。凭借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不受那些显然不足以解释如此复杂重大历史现象的所谓‘权威说教’束缚的非凡能力，鲁斯科尼极为透彻地意识到，必须坚决摒弃那些公式化的僵化教条——例如（在整个左翼思想界乃至更广泛领域普遍流行的）将反法西斯主义视作理解抵抗运动唯一排他性尺度的教条，抑或（更具纯粹共产党色彩的）将抵抗运动未能结出预想‘果实’全盘甩锅给所谓‘外来势力驻军存在’的庸俗论调；相反，必须将整个复杂的抵抗现象重新拉回那场贯穿并决定了1943—1945年乃至其后紧随数年历史进程的‘总体性集体危机’及其形形色色纷繁表现的宏阔历史洪流之中。在这一维度上，鲁斯科尼对重新反思抵抗运动及其历史与伦理政治意涵所作出的学术贡献，超越了此前任何其他学者⁴¹⁸。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亦必须如实指出：正是驱使鲁斯科尼深入探究抵抗运动的特定问题意识，加之其本人并非专业历史学家，导致一系列原本足以极大拓展其论证视野的具体历史情境与客观历史表现，在抵抗运动正统史学文献中普遍遭到刻意隐匿或极度淡化，最终导致甚至连鲁斯科尼本人亦未能深刻把握住平民百姓与游击队员之间具体关系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而唯有牢牢把握住这一关键纽带，才能避免误读1943—1945年大众的真实态度，才能洞悉其深层动机、具体演变脉络、内在转化，以及这种态度对抵抗运动现实、萨洛共和国现实乃至战争结束后的战后格局（后者往往被过度简化地仅仅借助‘冷战’这把万能钥匙来草率解释）所施加的决定性塑造力。

至此，为了结束关于抵抗运动的这一长篇专题考察，并为了——倘若仍有必要的话——进一步明确界定本章的立论初衷与全书视角，我们感到已无需再过多赘述。
就现有研究状况而言，人们对抵抗运动的了解（或档案文献积累）已经极其充实，对萨洛共和国的了解虽然稍逊但亦不乏积累。然而真正的历史盲区——我们无论如何重申亦不为过——在于始终缺乏一个在史学深度上经过严格淬炼、且在实质上绝不狭隘简化局限于单纯抵抗运动（或单纯萨洛政权）的1943—1945年整体历史坐标参照系：在这个宏阔坐标系中，抵抗运动与萨洛政权自然各得其所（两者在本质上皆仅仅卷入了各自所依托各大区人口中的少数群体）；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年间普通人的真实生存境遇亦应在其中占据其应有席位——包括其纷繁复杂的各色心理状态、伦理道德抉择与物质生存维艰、希望、幻灭等等。而深度塑造这一人类生存境遇的核心动力，主要由以下三者交织而成：a) 战火军事行动以及尤其是内战惨烈博弈的总体演变轨迹（因为要真正洞察抵抗运动、萨洛政权以及1943—1945年意大利风云全貌及其对后续事态的深远烙印，绝不能像以往乃至当今太多的著作那样漫不经心地低估这样一个铁血事实：当时的意大利经历了一场规模之庞大、惨烈程度之深重在全欧洲除南斯拉夫外绝无仅有的殊死内战）；b) 法西斯政权此前所曾享有的社会认同的特质与深浅程度——鉴于法西斯体制的大崩溃大体上并未简单等同于直接倒退回法西斯时代之前的旧有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而是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心理文化心态：在这种心态中，旧有行为与价值仅占据局部席位，而法西斯二十年统治期间潜移默化形成的诸多思维印记，却在当事人毫无自觉的情况下依然顽固存在；以及最核心的 c)，9月8日停战惨祸强加于绝大多数普通平民心头的深重精神道德危机——这一危机沉重压在所有在停战时刻未曾明确做出支持或反对萨洛政权自觉决断的人们心头。

将1943—1945年的历史风云粗暴简化为反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简化为抵抗运动与萨洛政权之间的武装交锋，在历史学研究的殿堂中是绝对站不住脚的。这种简化既不足以透彻解释抵抗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博弈及其与盟军的微妙互动，亦不足以解释萨洛政权与纳粹德国的龃龉纠葛。它使得交战两大阵营（尤其是法西斯阵营内部）所酝酿的若干战略倡议与蓝图构想变得难以索解。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无助于理解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程度卷入这场血火搏杀的广大平民群众究竟如何亲历并承受这一切，以及斗争在他们心头激起了何种真实的心理波澜——不仅在战时如此，在战火熄灭之后亦然。因为——这一点我们同样不厌其烦地坚决重申——毫无疑问的是，广大民众阶层在1945至1946年间的政治与选民立场倾向，早在东西方冷战阵营对抗成型之前，乃至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他们在1943—1945年风云岁月中的切身第一手经历所决定的——在意大利北部尤其如此。

四十余年之前，费德里科·沙博便曾高瞻远瞩地着重指出了两大核心史实具有的非凡意义：其一，在1943至1945年间，实质上并存着“三个意大利”，各自拥有截然迥异于其他两者的独特政治经历，分别对应着停战后盟军推进作战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二，在同一历史时期，天主教会——主要归功于庇护十二世——先是在德军占领下的罗马，随后在整个国家领土范围内，赢得了崇高显赫的精神道德权威，而这种道德权威不可避免地频繁转化为决定性的政治能量⁴¹⁹。更切近的时期，另一些历史学者在解释战后天主教民主党（DC）与意大利共产党（PCI）的双雄崛起时，则强调指出这两个政党皆极大地受益于其“崭新性”：即在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历史责任中（以及在这些学者看来为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的旧统治运作中），两党完全清白或至少比其他旧党派负有远为微薄的责任；两党并非奠基于腐朽破产的旧精英阶层和狭隘的寄生阶级，而是扎根于全新的“民众主体”之中。或者，按照另外一些学者的阐释，这两大政党向这些“民众主体”提供了一种狂热的信仰、一种其他政党无力给予或假借广大群众深感疏离乃至敌视的所谓现代性价值名义予以排斥的“政治宗教”。最后，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关于天民党与意共崛起的诸多解释中，另有一派学者主张，尽管出于截然对立的历史动机，但两党皆是抵抗运动最大的战后政治受益者：共产党所受益的群体，乃是那些将该党视作在抵抗运动中投入最深、并指望通过抵抗运动实现最“先进”激进之社会政治目标的斗争群众；而天民党所受益的群体，则恰恰是那些对抵抗运动心怀戒备乃至敌意的人们——他们唯恐刚出法西斯之狼窝、又入布尔什维克之虎口，或者因坚决唾弃同室操戈的骨肉相残暴力而原本更倾向于消极抵抗形式，并愤怒指责共产党人出于一党私利强行将武装内战强加于全体国民。

倘若深入展开对上述种种解释学说的细致辨析，势必将进一步大幅拓宽本书的研究边界。无论如何，在本著作的后续章节中，我们自会有机缘顺理成章地顺带触及其中若干命题。然而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愿最后补充强调指出：1944至1945年间在诸多区域所爆发的平民百姓与游击队员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一方面构成了理解抵抗运动与萨洛共和国一系列此前难以索解的深层面向与历史风云的决定性坐标参照系——正是在此视角下我们才对之展开了深入详尽的剖析；但在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理解战后初期在许多游击运动（尤其是加里波第部队）极为强悍、而天民党原本极其薄弱甚至近乎缺席的区域（并非所有区域，因为在某些地区独特的乡土传统与文化积淀构成了抗衡纠偏的平衡要素），天主教民主党在战后初期的选票认同何以能出人意料地收获远比预想更为辽阔的社会基础、而意大利共产党的战后选票何以比原先预估的要相对平淡有限得多这一谜题，一个绝不逊色于迄今为止所提出的任何其他解释路径的至关重要的核心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