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文献二：乔治·阿门多拉致莱奥内·卡塔尼关于拉塞拉街行动始末的信
乔治·阿门多拉致莱奥内·卡塔尼关于拉塞拉街行动始末的信
亲爱的莱奥内：
由于种种延宕，我很迟才读到你接受《市政厅》（Capitolium）杂志“罗马不设防城市”特刊所作的专访。在该期杂志中，亦收录了我的一篇访谈。
陶里亚蒂同志的溘然长逝，使我未能在那篇专访发表之初便即刻致信与你。虽事隔已久，我仍决定在今日修函直陈，盖因我不愿任由你文中关于拉塞拉街袭击事件后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军事委员会那场会议的叙述在未经校正的情况下流传于世。况且你本人亦在文中明确指出，你如今披露的相关情况系辗转得自代表意大利自由党（PLI）出席军委会的布罗西奥（Manlio Brosio）；因此，你的叙述严格而言属于间接证言。众所周知，回忆录、个人忆念与口述证词历来是史学考据中最具欺骗性与主观偏差的史料之一。亲身卷入其间的不同当事人，对同一历史事态的记忆往往大相径庭。正是这一特性，加之客观档案文献数据的严重匮乏，使得意大利抵抗运动史的研究格外困难重重，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仰赖核心主角的回忆拼凑。举例而言，关于军委会当年的那场会议，便未曾留下任何经官方签署核准的正式会议纪要。因此，我绝无意宣称我个人的记忆即构成金科玉律之唯一确论。我唯望你能将我的这份证词视作一份不可忽视的第一手“史源”，与布罗西奥当年向你提供的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同你眼下对那些久远谈话残存的个人印象——相互参酌比对。
关于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军委会召开该次会议的时刻，绝非发生在拉塞拉街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即刻片刻”，而是在更晚的时点：即3月26日下午，亦即纳粹党卫队在阿尔代亚蒂纳洞穴实施屠杀惨案的消息已然公诸于世的当天下午。纳粹德军通报实施报复屠杀的官方公报虽落款为3月25日，但实际上迟至3月26日才刊载于《信使报》（Il Messaggero）之上。军委会正是在《信使报》刊布该公报的当天下午才紧急召集会议。这一时间坐标极易通过查阅当日报纸档案予以精准核实。
关于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地点位于马志尼广场附近，设在基里（Chiri）律师的私人住宅内（？）。
关于与会人员。——出席该次会议的人员包括：
天民党（D.C.）代表：斯帕塔罗（Giuseppe Spataro）
自由党（P.L.I.）代表：布罗西奥（Manlio Brosio）
社会党（P.S.I.）代表：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
行动党（P.d'A.）代表：鲍尔（Riccardo Bauer）
共产党（P.C.I.）代表：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
劳动民主党的切沃洛托（Alberto Cevolotto）本应出席，但我无法断定其当天是否确曾到场。
关于会议辩论焦点。——斯帕塔罗在会上提出了一份由军委会签署的公开声明草案，要求隶属于“自由志愿军团”（CVL）的各路游击队组织，在今后策划任何武装打击行动前，必须预先向军委会呈报行动计划以获得正式核准。我当即对该提议表达了最坚决的反对立场，其理由有二：
第一，发表此类声明，无异于公开谴责“爱国行动小组”（GAP）所付诸实施的这一战时行动；而该行动恰恰是严格履行军委会此前向全军下达的根本训令——即“无论敌人身在何处，皆须动用一切手段予以坚决歼灭”。我当场严正宣告：假使军委会自身不敢在侵略强敌与全体市民面前承担拉塞拉街袭击的政治责任，那么该责任将由加里波第旅司令部公开予以全部承担，盖因执行该行动的GAP突击队直接隶属于加里波第旅统辖麾下！
第二，在此之前，各派游击武装在作战行动层面始终保留着充分的自主决断权。这一原则出于秘密地下斗争残酷安全环境的绝对需要，亦是确保能够对敌军突袭作出迅疾雷霆反制之唯一前提。战机转瞬即逝，必须当机立断。斯帕塔罗提出的凡事预先报批军委会之要求，实际上无异于彻底扼杀一切对敌武装抵抗行动；更何况彼时阿尔代亚蒂纳洞穴屠杀惨案刚刚发生，严酷战局所要求的乃是将游击斗争全面升级推进而非画地为牢、中道夭折，唯有如此方能在战场上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地迎击敌寇！
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本质上乃是一个组织协调委员会，绝非中央集权式之单一同盟战地作战司令部。意大利共产党绝不可能坐视一种实质上的“等待主义”（观望主义）政策在抵抗运动中占据上风。CLN确立的根本方针是在一切可能之地点予以敌人无情打击。设若这一行动路线遭到背弃，反法西斯各党派赖以结盟合作的政治政治基石便将荡然无存，而意共亦势必被迫重新审视其参与CLN之根本理由。这便是我当时在辩论中的发言底线。
佩尔蒂尼与鲍尔全力支持我的立场，同我一道否决了斯帕塔罗的草案。布罗西奥的发言则极为审慎、负责且顾全大局。布罗西奥彼时受军委会委托负责维系同军方最高指挥机构的绝密联络——实质上即在蒙泰泽莫洛（Giuseppe Cordero Lanza di Montezemolo）上校被捕前同其保持单线接触。（我个人亦曾同蒙泰泽莫洛保持私下接触，曾在塔韦尔纳宫南方协会的办公地点同其多次晤面。我们曾同蒙泰泽莫洛就12月26日针对开往卡西诺和福尔米亚铁路干线的两次爆破行动敲定过若干具体战术方案）。
布罗西奥在会上坦陈：鉴于自由党并不拥有自身专属的党派游击队，而主要是向联络正规军司令部的“自主游击队”提供政治支持，因此他个人既无直接的战地带兵指挥重责，便断然不愿去加重那些实际承担战地指挥职能之同仁的责任负担——盖因在彼时那般凶险绝伦之地下环境下，此等指挥责任已然重如万钧。
因此，该次会议在未达成任何决议的情况下宣告散会。正如你所熟知的那样，这在当年的CLN乃是常态，盖因CLN之立足基石历来是“各党完全对等”与“全体一致协商”原则。斯帕塔罗未再坚持表决其声明草案，而我亦未强求由军委会联合出面以公报形式为拉塞拉街袭击背书政治责任。随后，地下出版的《团结报》（l'Unità）刊发了GAP特遣队司令部的正式战报通告。
彼时，CLN正因博诺米（Ivanoe Bonomi）提出辞呈而深陷严重政治危机，意共绝不愿使该危机进一步激化，而是极力促成危机的积极化解。（数日之后，陶里亚蒂抵达那不勒斯并提出著名政见的消息传来，经过一番激烈交锋辩论，终于使得这一政治危机在罗马亦告化解）。我无论在任何历史瞬间，皆绝不可能签字核准任何谴责拉塞拉街行动之公报，盖因我不仅政治上坚决支持，且我个人亦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该行动之决策筹备。因此，所谓我曾在会上赞同发表一份实质上属于谴责该袭击声明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在整场残酷的游击战争中，我们所被迫背负的最高道德责任，莫过于战争必然招致的牺牲代价：这不仅关涉那些被我们送上前线直接面对死亡的并肩战友——他们完全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自主选择踏上救国沙场；更沉重地关涉到那些毫无防备、纯属无辜却沦为敌寇法西斯连坐报复牺牲品的平民百姓！倘若无法从心智上直面并跨越这一严酷至极的道德煎熬，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游击抵抗战争便根本无法推进！我们CLN的全体同仁，无论在具体实践中所持信念程度深浅有别，但皆清醒地跨越了这一道德重负，毅然担负起民族解放所必须偿付的沉重历史责任。唯有那些怯懦苟安之徒与伪善政客，才会假装看不懂这一阵营抉择背后所必然裹挟的惨烈代价。我们唯有以唯一可行之方式去迎击这一滔天凶险：即绝不屈服于敌寇报复连坐政策之战略讹诈；无论在何种境地下，誓以血还血迎头痛击强敌，将武装解放斗争一往无前地进行到底！
纳粹宣布阿尔代亚蒂纳屠杀惨案的公告，系在3月26日（或25日）屠杀业已满手血腥执行完毕之后方才公布于世；在此之前，德军司令部从未向社会发出过任何要求袭击制造者向德军司令部或法西斯警察投案自首的通告！然而，面对战后法西斯残余势力动用一切宣传攻势甚至诉诸司法滥诉针对我们所掀起的无耻围攻，我本人从未屑于躲在这条客观事实背后为自己开脱推诿！相反，我曾多次公开郑重宣示：即便当年德军统帅部当真曾发布过所谓的限期投降通牒，我们作为GAP特遣队的最高指挥机关，以及那些执行这项英勇作战任务的无畏战士，在任何法律与道义层面，皆绝无权力向敌人屈膝自首——绝无权力将一支游击战最高指挥部与精锐突击队拱手断送在侵略强敌的屠刀之下！撇开一切个人生死安危不谈，我们断无权力去亲手砍下抵抗运动的中枢头颅，去将整个地下救国机密体系置于毁灭性倾覆的万丈深渊！
关于拉塞拉街袭击事件，我曾在诸多司法与历史场合公开宣布对此承担全部个人与领导责任；这不仅因为我当年身为加里波第旅驻罗马及意大利中部最高司令官兼CLN军委会委员，更因为正是我本人在多次前往西班牙广场塞尔焦·阿米代伊寓所（彼时该处正是秘密出版《团结报》的地下编辑部中枢）期间，亲眼目睹一支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德国宪兵正规部队每天下午公然正步列阵穿行市区，这构成了对罗马‘不设防城市’国际法地位最肆无忌惮的公然践踏与挑衅。因此，正是我本人直接向GAP行动指挥部指示锁定该部德军予以伏击歼灭；在确立战略目标之后，正如我们历来之惯例，我赋予了GAP前线战地指挥官以绝对充分的战术自主权，责成其依照战场最有利之方式拟定具体作战方案。
3月23日当天，正值法西斯法西斯战斗团（Fasci di combattimento）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萨洛伪政权原定在阿德里亚诺剧场召开全国法西斯大会，并沿威尼托大街举行向社团经济部大楼行进的武装游行。我们此前曾同佩尔蒂尼达成协同作战方案：由加里波第旅GAP部队同社会党马泰奥蒂旅突击队联手，在游行行进途中动用投掷炸弹实施武装围歼。然而在最后关头，德国占领军指挥部严禁萨洛伪政权举行集会与游行。幸运的是，GAP指挥部此前已同步制定了伏击那支德国宪兵连的第二预案，该行动随后完全依照既定作战计划圆满告成。
当天下午16时许，我正身处弗拉特圣安德肋圣殿（Sant'Andrea delle Fratte）门前，此前我已同塞尔焦·费诺阿尔泰亚（Sergio Fenoaltea）相约在彼处碰头，而后一同前往设在万民福音部大楼（Palazzo di Propaganda Fide）内的寓所拜会阿尔契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当天上午，切尔纳亚街巴尔比耶里蒙席宅邸刚刚举行了一次闭门高层密会——出席者包含加斯佩里、鲁伊尼与卡萨蒂——旨在研判CLN当时深陷的领导危机。在圣殿前等候费诺阿尔泰亚期间，我亲眼目睹那支德国巡逻部队正步穿过两市场街（Via Due Macelli）；不久之后，正当塞尔焦赶抵之际，耳畔骤然传来了震天撼地的连环爆炸巨响！“那是什么声音？！”费诺阿尔泰亚惊愕地问我。“想必是咱们GAP小伙子动手了”，我依循秘密斗争纪律淡然作答，未透露更多内幕细节；费诺阿尔泰亚亦深谙地下规矩而未再追问。随后在会见中，加斯佩里同样询问我是否知晓那场爆炸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再次依循秘密斗争守则淡然回复称毫不知情；加斯佩里会心微笑，眼神中满含钦佩赞许地对我们说道：“你们这帮人肯定又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一刻也闲不住，心里刚想出一个主意，手里就已经干出了一百桩壮举！”随后我们便转入对CLN政治大局的磋商，加斯佩里郑重恳请我们设法促成内尼软化其政治立场。我已在诸多场合反复重申加斯佩里的这番原话，旨在向世人昭示：在阿尔代亚蒂纳洞穴惨案发生前，反法西斯全盟对于主动发起军事打击歼灭德国侵略军的绝对必要性，从未存在过任何一丝一毫的分歧疑虑！彼时安齐奥滩头盟军战局险象环生，身处罗马的英美特工联络人员一再敦促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升级敌后攻势，以阻止德军将罗马改造成一座安枕无忧的后方军资兵员中转枢纽，以此扼断其向卡西诺与安齐奥前线源源输送增援部队的命脉！在此之前的2月12日，我们GAP突击队便曾在托马切利街伏击过一支法西斯游行纵队，行动告捷后，我们在各界反法西斯同仁中收获了无数对GAP战士大无畏勇气的盛赞钦佩，从未遭遇过哪怕任何一丝非议与保留！
我们同加斯佩里长谈良久，直至傍晚18时许方才走出万民福音部大楼（当时全城宵禁时间定为19时）。然而在彼时当下，我确实未能预料到这次行动将引发何等骇人听闻的残酷风暴。在以往的战例中，GAP的袭击行动从未招致过如此丧心病狂的即刻连坐报复；然而这一回，整个罗马城仿佛瞬间陷入了人间炼狱！西班牙广场枪声大作，随处可见手持冲锋枪巡弋扫射的德军宪兵与党卫军。我们被迫仓皇拐入葡萄藤街（Via della Vite），在卢奇娜圣老楞佐堂旁穿过科尔索大道，折向战神广场（Campo Marzio）一带，并在此处互道珍重各自分散潜伏。我们随即获悉大批无辜路人在四喷泉街被截停拘捕。然而直到整整两天后的3月25日清晨，当我依约前往科隆纳宫马蒂奥利办公室会见朱利亚娜·本佐尼（Giuliana Benzoni）时，我才从朱利亚娜口中第一次听闻德军已在阿尔代亚蒂纳洞穴实施了血腥屠杀的惊天噩耗！其后岁月里，我同朱利亚娜与马蒂奥利曾无数次共同悲怆追忆那个令人痛彻心扉的黑暗时刻！
我在此信中所详加剖白的一切铁证，足以彻底粉碎坊间所谓我曾在最初时刻——无论在会议辩论中还是在私下交谈中——曾对拉塞拉街袭击事件流露出哪怕一丝一毫“谴责悔意”的荒唐捏造！在事发之初，出于严酷地下斗争的保密戒律，我或许曾对外界声称不知行动系何人所为，盖因抵抗运动历来恪守的一条根本铁律便是：即便行动大功告成，亦绝不在公众面前过早暴露行动负责人的真实身份，以免为德意法西斯秘密警察顺藤摸瓜提供线索口实，免得在战友不幸被捕时进一步恶化其司法处境。事实上，加里波第旅司令部随后公开承担拉塞拉街行动之全责，本身便属于出于更高政治考量而主动打破常规地下保密规范的断然抉择！在做出这一公开决断之前，我身处多方试探面前，唯能以沉默与闪烁其词来严守机密、掩护战友身份。这种在最初关头的保密沉默，极可能在事后被布罗西奥主观误读成某种悔咎谴责之意。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且无可撼动的：无论在任何历史时刻，哪怕是在风口浪尖的“第一瞬间”，我都绝无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去谴责一场由我亲手发起、亲自倡议、自始至终深感担当自豪，且直插侵略强敌心脏、彻底粉碎其在罗马不可一世嚣张气焰的英雄壮举！
在信函的前文中，我已经重申了我们反法西斯阵营当年在面对残酷报复连坐问题时的共同原则立场。然而，坚定采纳了一项被历史确认为绝对正义的战略立场——至今我依然坚信这一抉择之绝对正确——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飘飘地将随之而来的苦难一笔带过。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自始至终承受着那场巨大民族悲剧所带来的沉重道德压迫！我坚信拉塞拉街之战具有无可替代的深远历史意义，它为罗马古城免遭彻底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巨大贡献，因为它以铁血事实让德军最高当局清醒地意识到：设若在这座城市同拥有如此超凡胆魄与绝密战斗力的反法西斯抵抗军死战到底，德军势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灭顶代价！然而，这一崇高历史定论，丝毫无法冲淡我们在偿付这一惨痛民族代价面前所感受到的无尽哀恸，丝毫无法抹去阿尔代亚蒂纳洞穴中数百名同胞惨遭屠戮时所抛洒的滚烫热血！因此，我时时刻刻深切感受着这份沉重的历史道义担当！面对长眠在阿尔代亚蒂纳洞穴中的英灵，我深知自己此生唯有一项神圣天职：那便是倾尽我毕生之全部精力，同法西斯反动强敌血战到底！正是这一刻骨铭心的使命感，驱使我在罗马解放前夕，毅然决然地欣然服从党组织的调遣火速奔赴北方沦陷区，在更险恶的前线继续投身全民族武装抵抗斗争。由此，我转战于米兰、艾米利亚、威尼托，并最终战斗在都灵，在那里，我有幸亲身参与领导并迎来了1945年4月25日全民族武装起义的历史性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