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或许我的命运在7月25日画上句号才是最可取的宿命”：一位“亡者”重返政治舞台

正如我们在上一卷的结语部分所预示的那样，将墨索里尼软禁于蓬扎岛（Ponza）的决定与实施显得极其仓促。这一举措完全是出于尽快将该囚犯转移出首都的紧迫需求，事前既未经深入调研与周密筹划，对于如何处置这一棘手人物亦无任何明确构想，更无人愿意承担做出实质性决定的责任。况且，除了或许阿夸罗内（Acquarone）之外，无人知晓国王与巴多格里奥（Badoglio）对此究竟作何盘算——绝不能排除巴多格里奥内心深处曾盘算过让墨索里尼“意外”死亡的念头——因而谁也不愿贸然采取主动。最后，同样不可低估整个行动中一系列负面因素的严重拖累（这在墨索里尼被羁押的整个时期皆属实情）：因唯恐德国人破译截听，行动中几乎无法使用常规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通讯手段；军事当局对官方负责此项行动的警察部队（或许也包括对塞尼塞〔Senise〕本人）深怀戒心，因而实际更倾向于倚重宪兵（carabinieri）；由此在宪兵与警察之间引发了一种双头体制以及某种暗中盯防与互争高下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丝毫未能使整个行动变得更为顺遂，也无助于达成当局原本期望实现的目标。

建议将墨索里尼转移并拘禁于比罗马更适宜且安全之地者，是若干军方高层要员，尤其是陆军大臣索里切（Sorice），他们为此敦促塞尼塞向巴多格里奥进言。当这位警察总监提议蓬扎岛时，陆军元帅采纳了建议，但却流露出相较于蓬扎更中意文托泰内岛（Ventotene）的倾向。在塞尼塞看来，这一抉择显然极不明智：在文托泰内岛关押墨索里尼势必面临巨大困难，盖因该岛是大批反法西斯流放犯（confinati）的集中流放地，而这些犯人即将获释，这势必使隐匿前“领袖”关押地点的企图彻底落空。因此，塞尼塞在指派总督察波利托（Pòlito）全权负责押解行动时，明确指示他在押解囚犯登岛前务必亲临现场（de visu）查明岛上虚实，视情况再转往蓬扎岛¹。这恰恰正是波利托与宪兵总指挥切里卡（Cerica）将军为其配备的副手佩拉吉（Pelaghi）宪兵中校所采取的行动——盖因他们刚一抵岛便察觉到该岛根本不适于羁押，此外还有一个塞尼塞始料未及的第三重缘由：岛上驻扎着数百名德国军人。

然而，蓬扎岛旋即也证明同样不敷所用²。将囚犯安置在圣玛丽亚（Santa Maria）地区一所曾用于流放伊梅鲁拉斯（ras Immerú）且俗称“拉斯之屋”的废弃民宅中，对于一个依照罗马指令既要受到极其严密监控、又须享有充分礼遇的人物而言，条件未免过于简陋逼仄。更为关键的是，该岛既无法确保墨索里尼羁押消息的绝对保密，也无法提供充足的安全庇护。

尽管人数少于文托泰内岛，但蓬扎岛上同样关押着若干反法西斯政治犯（其中包括即将获释的内尼〔Nenni〕与扎尼博尼〔Zaniboni〕），他们迅速获悉了墨索里尼的到来³，此举在当地居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好奇，甚至不乏同情态度的流露⁴，据说甚至个别被流放者亦是如此⁵。不仅如此，蓬扎岛还是为沿海及坎帕尼亚各城镇补给物资的众多渔船的停泊基地，因此墨索里尼在岛上的消息走漏势所难免。更有甚者，在负责看押前“领袖”的人员中，有人心怀法西斯主义倾向（其中一名宪兵甚至为被剥夺读报和听广播权利的墨索里尼手抄战报），另一些人则毫不掩饰对其人道上的同情乃至好感（甚至向其索要签名）：由此产生了给予他超越安全条例规定之宽待的倾向——诸如准许在“拉斯之屋”周边散步、在弗龙托内小海湾（caletta di Frontone）沐浴游泳，以及获准在8月7日清晨参加悼念其子布鲁诺（当天适逢其逝世周年祭日）的弥撒；该弥撒系应墨索里尼要求，由蓬扎堂区神父路易吉·玛丽亚·迪耶斯（Luigi Maria Dies）在圣玛丽亚教堂主持，但他本人却未能出席，因其在6日至7日深夜便被押上“黑豹”号（Pantera）并转移至拉马达莱娜岛（La Maddalena）⁶。对囚犯抱有这种态度的绝非仅限警察部门；在实际负责看押墨索里尼的宪兵官兵当中，同样大有人情愿罔顾本应恪守的安全禁令而通融放宽待遇，以至于8月10日墨索里尼刚被押抵拉马达莱娜岛，警卫分队指挥官梅奥利（Meoli）中校及其副手双双遭到撤换⁷，改由巴多格里奥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结识并深为器重的阿尔贝托·法约拉（Alberto Faiola）中尉接替⁸：
代表海军再次主持押解行动的毛杰里（Maugeri）海军少将向墨索里尼解释称，转移至拉马达莱娜岛是为了防范英美或德国方面为劫夺他而可能发动的突袭。然而，这一托词不过是半真半假的遁词而已。

没有任何史料表明盟军曾考虑过发动武装突袭，一切迹象均表明他们根本不知晓墨索里尼身在何处。然而，德国方面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实际上，自7月25日政变后的最初几天起，德国人便在各个圈子里疯狂打探有关墨索里尼的消息，甄别关于其下落的无数流言⁹。在这场代号为“橡树行动”（operazione «Eiche»）的营救图谋中，德国各情报机关之间的争功掣肘与缺乏协调成为其显著特征¹⁰，加之无论在个人恩怨还是政治层面的暗中倾轧，以及纳粹显贵们的荒唐干预（希姆莱甚至一度委托一批占星术士参与“搜寻”），这些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成果¹¹。因此，在墨索里尼被转移至拉马达莱娜岛之际，德国人仍在黑暗中盲目摸索，并受一条错误线索误导，认定墨索里尼被关押在文托泰内岛以东的岩石小岛圣斯特凡诺（Santo Stefano）。

7月28日墨索里尼抵达成蓬扎岛的同时，正对该岛的大陆沿海一带立即流传开前“领袖”身在文托泰内或蓬扎的风声。早在29日，驻罗马的纳粹警察机关首脑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就从一名在加埃塔（Gaeta）休假的德国水兵处获悉其登上“珀尔塞福涅”号（Persefone）的消息；尽管两天后一名空军技术人员证实了此点，但这并未给搜寻带来任何实质进展。得知“珀尔塞福涅”号驶向文托泰内后，卡普勒向该岛的德军驻防长官打听进一步消息，对方却保证岛上绝无墨索里尼的任何踪影。卡普勒因而被迫在整个庞廷群岛（isole Pontine）展开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拉网式排查。排查的结果一方面使他深信墨索里尼必定被羁押在圣斯特凡诺岛（很可能是受卡纳里斯〔Canaris〕海军上将的情报机关同样搜集到的传言误导——该传言声称墨索里尼在厄尔巴岛或其附近，加之卡普勒将托斯卡纳的波尔图圣斯特凡诺〔Porto Santo Stefano〕与庞廷群岛中的同名孤岛相混淆），并全力押注于这一假设（甚至为此策划突袭该岛）；另一方面，此举也惊动了意大利情报机关，后者为转移视线，成功向他散布假消息，谎称墨索里尼已从蓬扎岛转运至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正被严密羁押在“利托里奥”号（Littorio）战列舰上¹²。

事后看来，尽管当时局势确实令人难安，但也绝未凶险到必须火速将墨索里尼转移的地步，更何况是转移至拉马达莱娜岛这样一处地点——塞尼塞事后得知时，认为此举“甚至比蓬扎岛更为不妥”：鉴于该岛聚集着大量水兵，且他们与大陆保持着频繁的直接或间接联络，其中不仅存在潜伏法西斯分子随时准备解救墨索里尼¹³或向德军通风报信的风险，更遑论岛上还驻有一定数量的德国水兵¹⁴。关键在于，德国秘密情报机关的极度活跃，使得罗马方面对德军即将——若非已经——查明墨索里尼下落的恐惧急剧膨胀。加之8月初有关部门发现利托里亚（Littoria）的若干法西斯分子正策划动用渔船突袭营救墨索里尼¹⁵，且8月6日在蓬扎岛（及其后在拉马达莱娜岛和大萨索山）直接负责看押墨索里尼、后来加入秘密军事阵线（Fronte militare clandestino）的宪兵军士长奥斯瓦尔多·安蒂基（Osvaldo Antichi）向切里卡将军汇报了警卫戒备中存在的“松懈懈怠”；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罗马何以仓促决意火速转移墨索里尼。由于当时毫无周全去向考量，当局最终选中了拉马达莱娜岛，误以为作为海军主要基地之一，那里定是最安全且足以御防突袭之所。绝不能排除的是，大部分军方高层对警察系统的戒备与不信任，以及对自己麾下官兵及海军人员效能与忠诚度的过高估计，在这一抉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已知事实而言，最具深意的一点在于：这一决断乃是由巴多格里奥、海军大臣德库尔滕（De Courten）、切里卡以及阿夸罗内背着塞尼塞私下作出的。

安蒂基多年后应宪兵将军菲利波·卡鲁索（Filippo Caruso）的要求所撰写的一份报告，提供了现存史料中最精准的时间线索与事实细节。该报告¹⁶写道：
“8月5日，我在蓬扎岛登上一艘护卫舰前往加埃塔，随即转乘火车抵达罗马。我当面向宪兵总指挥汇报了岛上局势及墨索里尼的精神状态。切里卡将军让我把汇报内容当面向一位王室显贵重述了一遍——我事后才得知此人正是宫内府大臣阿夸罗内伯爵；阿夸罗内听完汇报后离开了约莫半小时，返回后指示我做好准备，称将安排将其转送别处。次日即8月6日我返回蓬扎岛，当晚接到加密电报通知：7日凌晨3时许，一艘驱逐舰将在外海锚泊，接运墨索里尼及其护卫随行人员。直到动身前一小时，墨索里尼才得知行程。他穿好衣服，喝了一杯牛奶，随后我们乘坐预先备妥的驳艇登上了‘黑豹’号驱逐舰——正如在远海等候我们的水手所言，这是一艘从土伦港缴获自法国人的驱逐舰。该舰由毛杰里海军少将指挥，墨索里尼正是从他口中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达莱娜岛。我们在风暴肆虐的第勒尼安海中航行，当日下午13时许驱逐舰靠泊拉马达莱娜岛。”

正如塞尼塞早已料到的那样，拉马达莱娜岛的方案绝未优于蓬扎岛¹⁷。墨索里尼的抵达并未瞒过外界视线，尽管对其人身实施了最为严苛的监控（在其羁押居所韦伯别墅〔villa Weber〕内派驻了12名警卫，别墅近郊则部署了约百名宪兵与警察，而海军依据德库尔滕经毛杰里当面下达给布里沃内西〔Brivonesi〕海军少将的命令，对海湾航道实行“最高警戒”，“以防德国发动突袭”¹⁸），墨索里尼依然与外界保持着接触：部分属于经批准的接触，如与本堂神父萨尔瓦托雷·卡普拉（Salvatore Capula）的会面；部分则完全是秘密联络，例如与邻近别墅业主阿尔多·基里科（Aldo Chirico）医生的往来——基里科是墨索里尼在罗马短暂受押期间所结识的埃托雷·基里科（Ettore Chirico）上校的亲戚，他一获悉墨索里尼驻留该处，便通过负责为墨索里尼洗涤衣物的韦伯别墅门房之女玛丽亚·佩多利（Maria Pedoli）设法与其建立了联系。正是从基里科手中，墨索里尼获得了一份关于7月25日后局势演变的书面简报（据称长约两页公文纸）。按照安蒂基1958年的说法，8月中旬驻防在萨索罗索（Sasso Rosso）地区的两名海防民兵（Milmart）军官一旦获悉墨索里尼羁押在拉马达莱娜，竟策划了一项营救方案，企图用摩托艇将其运往外海转交接应的德国水上飞机；该行动原定于8月15日夜间实施，但因行动前两天夜间警戒哨在韦伯别墅附近撞见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而告吹：警卫戒备随即加强，两名军官亦因此放弃了原计划。然而，这一说法纯属事隔多年的私下吐露，且在安蒂基为卡鲁索将军所撰写的正式报告中未见任何痕迹，因而不足为信¹⁹。

截至8月11日，德国人尚完全不知道墨索里尼身在拉马达莱娜岛，意方亦未怀疑到德方已有所察觉；然而，指挥驻撒丁岛意军的巴索（Basso）将军却认为有责任敦促索里切将囚犯转移至别处。

他在致索里切的信中写道²⁰：“谨此陈明，在相关水域〔指面对韦伯别墅的水域〕巡弋着大量用于维持科西嘉海上交通及护卫帕劳（Palau）同盟后勤基地的盟军舰艇（而我方舰艇极少）。此种局面难保不致发生意外纰漏。窃以为将该重要人物转移他处更为妥当；若势必仍留岛屿，亦宜迁往撒丁岛内陆山区之某一村镇，彼处之警戒监视当可做到更为绝对与森严。”

几乎可以肯定，正是基于巴索将军的这一进言，塞尼塞才再次向巴多格里奥提出这一全盘问题，向其力陈“绝对必须由一名警察省长级官员主持前领袖的看押，而非如目前这般仅委派一名宪兵基层下级军官”，并推荐了波利托的人选。巴多格里奥接受了该提议，但坚持要亲自当面下达相关训令。

元帅对波利托交代称：武装守卫力量必须坚决击退任何营救墨索里尼的企图，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将其移交给企图实施营救者。

带着这番严正训示，波利托于8月14日赶赴拉马达莱娜岛实地考察局势，但借用塞尼塞的话来说²¹，“他返回时神色极度惶惑不安”：
当地比文托泰内岛还要不安全，不仅到处都是德国水兵，而且尽管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墨索里尼在此的消息早已暗中蔓延开来。总之，必须立即转移至更适宜之地。

面对如此明确坚决的表态，巴多格里奥于8月16日通报切里卡：看押墨索里尼的职责已全权移交予波利托，并责成塞尼塞与波利托着手研究应采取的替代安置方案。

此前，这位警察总监曾考虑过那不勒斯的蛋堡（Castel dell'Uovo）或圣埃尔莫城堡（Sant'Elmo）；但该方案因被认为缺乏可行性而遭否决。此时，塞尼塞与波利托转而考虑远离居民点、但便于从罗马迅速抵达的某座乡间庄园别墅。

依照塞尼塞的记述²²，波利托本人亦将举家迁入该别墅，对外谎称该囚犯是一位抱病在身、需静养避世的亲戚；内部服务则由绝对忠诚可靠的警员承担，如此即可免去那些引人注目、迟早会招致外界猜疑的大规模戒备阵仗。

说干就干，就在8月16日当天，波利托在佩拉吉中校的陪同下启程前往翁布里亚（Umbria）寻觅适宜的庄园。他们最终选中了距佩鲁贾（Perugia）14公里处的贡扎加侯爵夫人（marchesa Gonzaga）庄园，并随即将其征用。然而在次日傍晚的返程途中，两人乘坐的汽车在圣杰米尼（Sangemini）附近冲出路面发生车祸。佩拉吉在事故中当场丧生，波利托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生死悬于一线²³。

波利托的意外退出导致整个行动陷入停顿，塞尼塞不得不另选干吏接手执行。他挑中了的里雅斯特警察局长（questore di Trieste）、总督察朱塞佩·格利（Giuseppe Gueli）。格利精明能干，但在心性骨气上却被证实与波利托迥异，且对此前内情一无所知；因此他被紧急召至罗马，随后又被派往拉马达莱娜岛摸清底细并建立必要联络。返抵首都后，格利受到巴多格里奥召见，元帅向他重申了曾对波利托交代过的训令——据格利在墨索里尼获释后从维也纳呈送给他的一份备忘录所载²⁴，当塞尼塞召其赴京接替波利托时，曾更为露骨严酷地向其预先传达了这番意思。在这次召见中，或在此前通过塞尼塞之口（具体细节尚不明确，正如重新定夺关押地的原委同样不甚明了²⁵），元帅告知他已选定大萨索山（Gran Sasso）上帝王台（Campo Imperatore）作为墨索里尼的新羁押地²⁶。尽管一切均在以极高效率推进，但与若非波利托遭遇意外本应实施转移的时间相比，这一变故依然导致从拉马达莱娜的撤离耽搁了约莫一周。话虽如此，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与某些人所认定的相反，8月27日至28日夜间从拉马达莱娜岛的撤离行动，既非由于一架来自科西嘉的德军战机超低空掠过韦伯别墅所致，亦非因掌握了德军正在酝酿突袭的确凿情报——意方对此毫不知情；而突袭之所以尚未发生，纯粹是因为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选择按兵不动，认定有关墨索里尼身在拉马达莱娜的情报尚不够确凿，且唯恐旨在营救他的军事行动会为意大利人脱离轴心国集团提供借口。

8月中旬，德国海军（Kriegsmarine）冯·坎普茨（von Kamptz）上尉偶然发现了墨索里尼身在拉马达莱娜的首批蛛丝马迹，但他未能核实真伪；于是核查可靠性的任务被交由海军中校许内乌斯（Hunaeus）负责，鉴于其担任意大利驻撒丁岛海军司令部的德方联络官，拥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度。党卫队瓦格尔（Warger）中尉被假借译员身份派去协助他，瓦格尔隶属于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上尉的特种部队，而希特勒早在7月25日政变后不久便已责成斯科尔兹内与施图登特（Student）将军通力合作营救墨索里尼²⁷。两人轻而易举地搜集到了更为翔实的情报²⁸，以至于8月16日施图登特将军认为必须亲赴希特勒的大本营，当面汇报查明的情况，呈交他拟定的营救行动方案，并请求批准付诸实施。然而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希特勒尽管批准了该方案并同意为施图登特部队调配一个水上飞机中队，却并未批准立即采取行动。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就在那几天隆美尔（Rommel）向元首汇报称，其“从可靠渠道”获悉墨索里尼正被关押在拉斯佩齐亚的一艘战列舰上，目前正在核实确证；不过，最根本的决定性动机正如我们前述所言，乃是政治考量：避免使同罗马本已剑拔弩张的关系急剧恶化，不给巴多格里奥政府撕毁盟约脱离轴心集团提供口实。正如施罗德（Schröder）精辟指出的那样²⁹，

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下令施图登特在“橡树行动”框架下做好突击韦伯别墅的一切必要准备。这一计划在实施上相对容易：鉴于德国舰船频繁停靠该岛港口，德军完全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党卫队“帝国领袖”突击旅（Sturmbrigade ‘Reichsführer SS’）的部分部队从科西嘉调往拉马达莱娜，从而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闪电突袭解救墨索里尼。然而，尽管实施“橡树行动”的时机十分有利，希特勒依然认为应当审时度势，将发动一场如此赤裸裸针对意大利现政府的军事行动的最终命令，视政治局势的演变而定。

总而言之，墨索里尼之所以能被运离拉马达莱娜岛并在当时暂时避开德国人的掌握，端赖希特勒本人的审慎与迟疑所赐。

前一天傍晚在接到法约拉中尉关于即将启程的预先通知后，8月28日凌晨，墨索里尼登上一架涂有红十字标志的水上飞机；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布拉恰诺湖畔（lago di Bracciano）的维尼亚迪瓦莱（Vigna di Valle）水上机场³⁰。从那里，囚犯被安置进一辆救护车，在三辆汽车的护卫下（车上随行人员包括格利督察、法约拉中尉和安蒂基军士长等人）被押送至阿奎拉省（provincia dell'Aquila）的阿塞尔吉（Assergi）。该地正是大萨索山缆索铁道的山下始发站所在，在其附近为他征用了一所名为“小别墅”（La villetta）的住宅；在接下来的数日内，这里便成为墨索里尼幽禁生涯的第三处关押所³¹。

宪兵总指挥部于1945年1月31日呈交制裁法西斯高级专员公署（Alto Commissariato per le sanzioni contro il fascismo）的关于“营救墨索里尼”的报告表明³²，早在8月26日傍晚，便有一支由43名宪兵与30名治安警察（guardie di pubblica sicurezza）组成的警卫分队在此等候该囚犯，配备有两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不久后又增配了一个拥有6条警犬的军犬分队。这一兵力部署从一方面看显得过度铺张，势必引人侧目并激起公众好奇，加之“墨索里尼抵达后的约四天内，缆车仍照常运营，因为帝王台饭店里仍住有大约二十名伤兵和避暑度假者”（直到当局决定将过于暴露的“小别墅”中的墨索里尼迁往山巅饭店时才将他们清场），以至于短短两天内前“领袖”在当地的消息便在周边区域乃至阿奎拉市内不胫而走³³；从另一方面看，若真要抵御德军的正面进攻，这支兵力又完全不敷所用——相较之下，帝王台饭店则要易守难攻得多，该处只能经由缆车抵达，或穿越一片被该饭店所居高临下瞰制的高原旷野（海拔2112米，正如墨索里尼对其看守所言，乃是“世界上最高的监狱”），抑或从空中突袭，尽管当时谁也未曾料想过“绝无可能”的空降突击。这便解释了为何在9月3日（即明确规定将墨索里尼移交盟军的停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罗马下达了将囚犯由“小别墅”转移至山巅饭店的指令³⁴。

墨索里尼在帝王台度过的这十天，无疑是其整个被囚禁时期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理解其在被德军解救后政治行止的关键转折点。

在被拘禁的初期——即在蓬扎岛期间，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后亦是如此——正如我们此前指出的那样³⁵，墨索里尼的心境陷入了彻底的颓丧与消沉，以至于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外界消息彻底断绝所带来的沉重压迫（直到8月19日，他甚至连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的下落都一无所知）。他唯一存在、或至少最为强烈的情感——一如我们此前所言——是对“他的”罗马涅（Romagna）故土那份撕心裂肺般的刻骨思念。

即便他全神贯注地读完了里乔蒂（Ricciotti）神父所著的《耶稣基督传》（Vita di Gesú Cristo）——正如他在8月5日致迪耶斯神父并将该书连同1000里拉（“由您按最妥当的方式支配”）一同赠予时所写，称其为“一部令人心潮澎湃、一口气读完的杰作”——并请求为亡子布鲁诺的“灵魂”做一场追思弥撒³⁶，但在我们看来，这既不足以构成如迪耶斯神父所断言的那种“重归上帝”的证据³⁷，亦无法证明在那几周里宗教信仰成为了其思想的核心。

关于里乔蒂神父的那本书，绝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那是当时墨索里尼手头仅有的寥寥数本书籍之一³⁸；且据迪耶斯神父本人所知，墨索里尼在蓬扎岛阅读时所作的下划线与旁注，关涉的并非宗教教义层面的重要段落或概念，而是犹大的背叛、使徒的逃散、耶稣在至暗绝境时刻所处的彻底孤独等具体情节——在他当时那般特殊的心理状态下，他无疑是以一种近乎自传式的隐喻来解读这些场景的³⁹。至于为亡子举行弥撒的愿望，仅凭其对布鲁诺非同寻常的挚爱（他在7月30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这第二个令人心碎的忌日来临之际，布鲁诺一直、且此时此刻仍与我同在”⁴⁰），以及其性格深处植根于纯朴农民传统的质素，便足以解释清楚。在我们看来，即便援引他于8月31日在“小别墅”致其妹埃德维杰（Edvige）信中的如下段落，亦无法为迪耶斯神父的论点提供佐证⁴¹：
“在某座岛上，时隔四十年后，我开始重新走近宗教。一位声誉卓著的本堂神父曾为此悉心引导。随后我离开了该处，他的辛劳遂告中断。无论如何，在我威尼斯宫书桌台灯旁摆放的一个文件夹里（我曾徒劳地索要过它），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遗嘱（1943年5月），其文曰：‘我生为罗马天主教徒，亦愿死为罗马天主教徒。我不希冀任何形式的葬礼与丧仪礼遇。’特将此遗愿告知于你。”

这段文字引发的首要思考在于：这一“走近宗教”（这与真正的“重归上帝”殊为两事）并非发生在墨索里尼未与迪耶斯神父发生直接接触的蓬扎岛，而是发生在拉马达莱娜岛；在那里，他曾与萨尔瓦托雷·卡普拉神父进行了数次交谈（据称有四次，卡普拉神父始终拒绝透露谈话内容）⁴²；然而一旦离开拉马达莱娜，这种接触便停留在最初萌芽状态。没有任何依据表明在被囚禁的最后阶段，墨索里尼曾流露出续接与卡普拉神父开启的话题的意愿。第二重观察则关涉上述引文所处的具体语境：它出现在一封长信的末尾部分⁴³，而该信的核心主旨乃是其身体状况、幽闭境遇，尤其是其精神状态。从这一语境中，清晰地展现出同一种心理态度的两个侧面：其一是对于毛杰里、波利托、格利以及负责看守的宪兵与警员向其断续透露的政治与军事局势，表现出极其深沉的漠不关心与疏离感：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已是一个四分之三的死人。剩下的不过是一具自十个月前便陷入机体衰竭的骨骼与肌肉。对过去休提半字，过去亦已随之俱亡。我毫无留恋，亦无所希求……
在数周时间里，我在精神上陷入彻底的孤立隔绝：来自外界的仅有一封戈林的电报和元首的一份赠礼。随后我收到过战报。其余消息则零星罕见。我自己亦只愿获悉最不可或缺的消息。我甚至不想要报纸。正如你所知，我们的名字已被取缔、唾弃、抹杀……”
其二则是同样深沉的渴望，期盼能早日获准“前往罗卡，并在那里安然等待我余生的终结——我但愿这终结早日降临”。正是在此处，墨索里尼顺笔提及了“走近宗教”。然而其表述方式却极为异寻常，纯属顺带提及（en passant），甚至用了“顺便提一句”（a proposito）作为引子；这足以说明他对该事其实何等漫不经心，之所以提起，不过是为了向其妹表明心愿：当死神最终降临时，切莫举行“任何形式”的丧礼。

如果说在致其妹的信中他自称为“四分之三的死人”，那么在之前的数周里，类似的辞藻曾屡次出现在墨索里尼的口头与笔端。在8月24日致法约拉的一封信中，他自称为“这个死讯尚未公布的死者”⁴⁴。而据曾有机缘目睹这些字条的阿尔蒂耶里（Artieri）所言，佩多利藏在脏衣服里带出韦伯别墅的所有便条，落款一律署为“已故的墨索里尼”（Mussolini, defunto）⁴⁵。若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博取怜悯以获取某些细微的实际便利，未免难以令人信服。《沉思录》的整体基调以及我们所知其在那几周里的言谈，高度一致地勾勒出一种被彻底颓丧、对万事万物的冷漠弃绝，以及渴望躲藏入罗马涅故里的罗卡德莱卡米纳泰庄园“销声匿迹”所主导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既容不下追悔，更容不下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丝毫妄念。如果在向其妹全面描述其处境时自称“四分之三的死人”，那么在与毛杰里少将、安蒂基等人回顾其政治生涯的历程时，他更将其定性为“彻底终结”，毫不含糊地宣称“我实际上已经死了”，其随笔笔记亦充斥着同样的论调⁴⁶。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真正引起他关切的事唯有一件，真正令其寝食难安的念头亦只有一个：巴多格里奥究竟将如何处置他的命运，以及盟军可能通过武装突袭将他俘获的危险。

此时的他对巴多格里奥已作好了面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甚至包括巴多格里奥已下达将其处死密令的可能。这在事实上极为显著：甚至在获释之后，他仍竭力探求澄清此事，试图从当时均身在北方的格利与法约拉口中查明他们究竟接到过何种实质密令，却始终未能探出究竟⁴⁷。同样，他绝不排除这位陆军元帅正盘算着将他移交给盟军。这一前景极大加剧了他的惊恐与焦虑，指向此点的史料佐证极为翔实且无可辩驳。然而，相较之下，要确凿判定他对德国可能发动的武装劫夺究竟持何种态度，则要困难得多。

我们此前已经提及，当毛杰里以罗马方面唯恐德国发动突袭并进而促使其在德国支持下重返政治舞台为由，向其解释从蓬扎转移至拉马达莱娜的缘由时，墨索里尼所流露出的强烈愤慨，以及他那斩钉截铁的回答（在海军少将看来这绝非作伪）：他绝不会企图依靠德国的庇护重掌大权⁴⁸。设若他当时确作如是想，便不难理解被德国人“营救”的前景对他而言绝非乐事。在这方面，有两份关于8月17日或18日一架德军战机超低空掠过韦伯别墅的证词颇具深意，尤其是将其互相对照审视时更是如此。在叙述该事件时，安蒂基在为《周刊Incom》撰写的回忆中称，当时与其同在别墅露台上的墨索里尼曾“带着挑衅的口吻”对他说道：“瞧，德国人发现我们了。”然而在给卡鲁索将军的正式报告中，安蒂基转述这句话时措辞略有微调（但这或许并非无关紧要：“瞧，德国人已经发现我们了”），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当时说话的语气未着一字。这似乎表明，在通俗周刊上，安蒂基有意迎合公众普遍认定墨索里尼极度渴望被德军营救并重返战场的固有观念，因而添油加醋，而在官方正式报告中他则不敢造次。若采纳这一解释，那么在M. 阿格里科拉与M. 达林巴拉合著的《囚禁中的墨索里尼》（该书大部分取材于宪兵总指挥部泄露出的内线情报以及部分看押人员的私下披露）中的记载便获得了明确含义：正是在德机低空掠过之后，墨索里尼——仿佛旨在促使当局将其转移别处——开始抱怨拉马达莱娜岛的气候，声称此地气候势必彻底摧垮其健康⁴⁹。这足以证明，他对德国发动突袭的恐惧，丝毫不在对盟军突袭的戒备之下。

在大萨索山幽禁的那些日子，不仅是其整个拘禁期最重要的篇章，亦是史学考订上最难以确凿重构的段落。事实上，或许唯有一点可以断定：所有无论亲临现场还是身处后方亲身经历其事的当事人，要么皆出于强烈的个人动机，视特定时机与交谈对象而定，极力将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置于最有利于自身的聚光灯下；要么便是在事隔经年后，受制于后来的局势变迁、外部信息及心境变化而加以追忆粉饰。

表面上看，在帝王台居留的最初几天在相对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度过。警戒防务工作（包括设在阿塞尔吉与缆车山下站之间的检查哨卡）给人留下了运转高效的印象。在当地既未发现行迹可疑的德国人，亦无任何迹象显示墨索里尼的囚禁所已被侦知。最后，囚犯本人亦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

他被安置在饭店二楼的一套套房中，由门厅、一间卧室、一间小客厅（他在其中进餐：白米饭、鸡蛋、熟洋葱、少量肉食、牛奶和大量水果）及浴室组成；与之一门相通的相邻房间住着负责贴身看押并充当警卫勤务兵的宪兵。根据饭店女秘书留存的笔记（该笔记系宪兵总指挥部于1945年1月转交制裁法西斯高级专员公署的文件之一）：
“他习惯在早晨9时许起床，用过简便早餐后下楼至饭店餐厅，与格利督察以及自诩为巴多格里奥心腹密友的法约拉中尉交谈。
他喜欢借助望远镜眺望大萨索山脉的壮丽全景；在那些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山脉显得格外雄浑挺拔。
中午12点半，墨索里尼上楼回房用午餐，餐食如前所述；下午两点左右，他照例在安蒂基军士长陪同下走出饭店散步……
他时而喜欢散步，时而喜欢坐在饭店门前广场的矮墙上。通常在下午4点半左右返回饭店，有时在回房前会在门卫室驻足向某位警员询问几句。
稍后，他便差人唤格利督察上楼到其套房内攀谈；格利曾称，鉴于墨索里尼极为深邃的才智，与他的交谈度过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依我看，他们的谈话多半围绕政治与当前时局展开……
在晚间19点整准时用过晚餐后，他再次下楼来到饭店餐厅，与格利督察、法约拉中尉、安蒂基军士长及另一名军士长玩起他习惯的意大利扫雪牌（scopone，这是他在被囚期间养成的习惯）。他收听饭店里的广播收音机，不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美英的广播皆听。面对广播中针对他个人的侮辱谩骂，他始终面无表情、泰然处之。”

然而，隐藏在这层表象背后的真实图景却大相径庭。警戒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多重大漏洞与弊端。鉴于饭店的地势，负责看押护卫墨索里尼的驻军分队被认为足以击退地面发动的任何进攻；然而面对来自空中的突袭却毫无任何防备预案——正如我们前述，空降突袭被当局认定是绝无可能的。与罗马的联络稀疏微弱，而随着9月8日停战宣告，联络变得愈发艰难。格利与法约拉彼此之间疑窦丛生、相互提防。鉴于无法预料政局与战局的最终结局，两人一方面极力在表面上扮演恪尽职守、严格执行上级训令的忠诚模样；另一方面又竭力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向墨索里尼暗送秋波，暗示自己乃是其忠实友人⁵⁰。至于警戒体系的实际效能，仅需提及宪兵副准尉朱塞佩·阿切塔（Giuseppe Accetta）在1945年呈交制裁法西斯高级专员公署的案卷报告中指出的事实便已足够：饭店女秘书弗拉维娅·马尼亚内利（Flavia Magnanelli）不仅有时自行前往阿奎拉，而且从饭店用德语打电话也无人过问或干涉⁵¹。她是否与德国情报部门暗通款曲如今已无从考证；但确凿无疑的是，自那架漆着红十字标志的水上飞机从拉马达莱娜降落至维尼亚迪瓦莱水上机场那一刻起，德方情报机关就已经牢牢咬住了大萨索山这条线索。

实际上，那架水上飞机被驻扎在布拉恰诺湖畔的一支德国飞行中队指挥官所察觉：尽管该军官并未亲眼见到墨索里尼，但他向施图登特将军汇报了飞机降落以及降落后随即有一辆由车队护送的救护车驶离基地的情形。正是凭借这第一条模糊线索，德国情报机器迅速开动，随后搜集到的一系列新线索更使其如获至宝（意军一支部队向该区域集结、在阿塞尔吉与缆车山下站之间设立检查哨、意方断然拒绝德方出于试探而提出的将帝王台饭店辟为德军官兵疗养所的请求等等），尤其是德方破译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电报中格利向塞尼塞报告称大萨索山周边及山巅的安全保卫部署已全部就绪。在这一背景下，施图登特（他甚至已派飞机对饭店周边区域拍摄了一系列航拍照相，以便研判最适宜的突袭战术）之所以未更早发动行动，乃是出于双重缘由：缺乏希特勒本人的最终首肯，以及停战宣告突然降临迫使德军必须优先筹措最紧迫的全盘应对举措，从而使最后的突击准备暂告微歇⁵²。

就墨索里尼本人而言，情况亦复如是。对他而言，外表同样掩盖了真相。相较于在蓬扎、拉马达莱娜乃至在“小别墅”的最初几天，他的心理状态即使未见真正好转，倒也未曾恶化；然而在帝王台，其精神状态却经历了一场渐进式的持续恶化，这并未逃过与他接触最频繁的人的眼睛，并以种种方式表露出来⁵³；而随着9月8日停战的降临，这一恶化更演变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心理崩溃。

据安蒂基记述⁵⁴，当格利告知他停战的消息时：
“他猛地跳起身来，手舞足蹈；一把将正在阅读的书狠狠摔了出去，随即破口大骂巴多格里奥背信弃义。他当即预言德国人必将实施严酷报复。‘这对意大利来说是个极其灾难的日子，’他怒吼道，‘你们现在就瞧瞧德国人会怎么干吧！’接着他摇晃着脑袋补充道：‘他们绝不会容忍这等背叛！’”

次日他感到极度不适，于是从阿奎拉紧急召来一名军医中尉，“该军医诊断……其宿疾（胃溃疡）出现了轻微复发”⁵⁵，这正是他极度高度精神紧绷的明证。然而，崩溃的高潮发生在9月11日至12日夜间：当墨索里尼从德国广播中获悉阿尔及尔电台（Radio Algeri）报道称停战条款明文规定将他移交盟军后，他企图割腕自杀。

关于这一事件本身并无任何疑问，存疑的仅在于个别具体细节以及对该举动的定性评价。

墨索里尼在9月12日凌晨3时用吉列刀片企图割腕自杀前夕致信法约拉中尉⁵⁶，此信对于聚焦其内心世界极为关键，但对其他细节却语焉不详：
“亲爱的法约拉，原谅我的打扰，请允许我在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后的这一决战关头以‘你’相称。
机缘巧合，偏偏是我亲自听到了德国电台的官方通报，其原话如下：
‘北非盟军司令部通报：巴多格里奥元帅已承诺将墨索里尼移交盟军。’基于以下理由，我坚信此消息属实：
第一，德国电台不可能凭空捏造敌方的官方通报。
第二，该通报发布于巴多格里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
第三，该计划与德军入侵以及不知在何处、以何种形式成立的国家法西斯政府直接相关。
你截至今日尚未接到相关命令的事实，并不排除今夜或明日你便会收到指令的可能。
凭你的亲身惨痛经历，你深知落入敌手意味着什么。求你免去我承受此等奇耻大辱与毁灭。把你的手枪送来给我。谢谢你，永别了。墨索里尼。
又及：为何在我房门前派驻一名岗哨？难道我还会企图逃跑吗？M.”

《一年史》提供的线索更为有限；在书中墨索里尼写得更加含糊其辞，实际上仅止于提到他曾致信法约拉称“英国人休想活着抓住他”，对割腕自杀一事只字未提⁵⁷：
“9月11日星期六傍晚，大萨索山弥漫着一种诡异的迷茫与等待氛围。此时人尽皆知政府已随国王一同出逃，并盛传国王即将退位。负责看押墨索里尼的头目们显得局促不安，仿佛面对着必须执行一项极为令人作呕的任务。在11日至12日的深夜两点左右，墨索里尼起身给中尉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诫他英国人休想活着抓走自己。法约拉中尉在收缴了领袖房内残留的一切金属利器、特别是剃须刀片后，向他重申道：‘我曾在托布鲁克受过重伤沦为战俘，亲眼目睹了英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残酷虐待，我决不会把一个意大利人交到英国人手里。’说完他又抽泣起来。
当夜余下的时光在平静中度过。”

然而，《一年史》的亲笔手稿表明，这一段落乃是出版前重新斟酌修改的结果，当时墨索里尼显然认为不深入过多细节更为得体。手稿原件证明，起初在详述了他是如何得知巴多格里奥政府已承诺将他引渡给盟军的消息、以及该消息在他本人及其若干看守心中激起的剧烈反应之后，他曾直言不讳地提及自杀未遂事件，并做出了如下重构——除非认定这纯属旨在促使看押负责人竭尽全力保全其性命的一场双簧苦肉计⁵⁸（然而鉴于他对格利与法约拉深怀戒心，这一假说显得极不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段手稿叙述归根结底最有助于澄清该事件的真相⁵⁹：
“墨索里尼……深信该消息属实。他决意绝不活着落入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手中。在夜间，墨索里尼进行了尝试并证实吉列剃须刀片足以割断手腕静脉。顿时警报大作，房内一切金属物件被立即搜缴没收。曾在真诚仇恨我们的英国人治下的埃及当过战俘的宪兵指挥官对领袖说道：‘在事情发生前一小时，您将收到预警并能够逃走：我以我独生子的性命向您起誓。’”

同样关于墨索里尼本人，最后还有其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初期的机要秘书乔瓦尼·多尔芬（Giovanni Dolfin）在其1944年2月5日的日记中所记录的第三份证词⁶⁰：
“我第一次极为惊异地从墨索里尼本人口中得知，他曾企图用剃须刀片自杀，但被宪兵的及时介入所制止，随后宪兵的不间断看守使他完全失去了重蹈覆辙的可能。领袖向我补充说，他当时清醒地确信自己将被引渡给英国人，他的人身已成为那场臭名昭著的停战协定中的交易筹码。
他利用法约拉中尉曾沦为英国战俘而对英军怀有的刻骨仇恨，曾试图徒劳地说服中尉在关键时刻借给他一把手枪，以便在移交前开枪自尽。‘我绝不可能，’墨索里尼声称，‘忍受这等奇耻大辱。’而法约拉当时仅承诺至少提前一小时向他预警。”

格利在其维也纳备忘录中对该事件只字未提。法约拉亦然；但在前述1944年2月29日的备忘录中，他提供了一个经过粉饰润色但绝非毫无价值的版本——依我们之见，这一叙述乃是出于他当时（正如格利一样）所处的特殊处境所致：一方面意在拔高自己在帝王台时期的“亲墨索里尼”举动（亦不可排除其企图以“最光彩”的辞令掩盖下文即将论及的那段暗中筹划将墨索里尼转移他处的隐秘内情），另一方面则唯恐披露了一段尚不知墨索里尼本人是否愿让外人知晓的隐秘内幕而铸成大错：
“11日傍晚，领袖在收听广播时得知停战条款中包含将其引渡给敌人的内容，”备忘录写道，“他大为惊骇震动，并在深夜将我唤去；他深知我是从英国战俘营归来之人，向我倾吐了该消息给他带来的无尽恐慌，并告诉我他宁可自行了断亦不愿承受此等奇耻大辱。
我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在于安抚他称我们尚未接到任何相关指令，更在于向他承诺、乃至起誓：倘遇此种不测，我将亲自护引他翻山越岭潜逃。
直到我作出如此郑重的誓言后，他才同意上床就寝，我也才得以让他真正安下心来。”

阿切塔副准尉的报告中则包含了一段简短的记述，该记述几乎可以断定系道听途说的二手传闻，因而就细节而言不足为据：
“在德军突降前数日，墨索里尼陷入了身心的彻底崩溃；在行动前几天，他曾企图自杀，先是试图夺取负责守卫他的宪兵的手枪，在宪兵警觉制止而未能得逞后，又企图使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该企图同样被该宪兵所制止。”

饭店女秘书的证词无疑同样属于二手材料，但它绝非缺乏价值：这不仅因为它显然反映了法约拉当时对马尼亚内利所讲的原话，更由于其最后一个自然段赋予了法约拉一种与其后来在北方所吹嘘的立场截然相反的姿态，从而间接证实了墨索里尼内心深处其实对法约拉深怀戒心，并不相信法约拉自称若接到引渡命令便愿助其逃跑、且未接到过在遇劫夺时将其就地处决的密令之类的言辞⁶¹：

“11日平稳度过，墨索里尼在晚间照常收听广播，并听到了巴多格里奥签署的停战协定条款。
据查，就在当夜凌晨3点，墨索里尼给法约拉中尉送去了一封信，其文如下：
‘在这短短数日里，我已看出你是我的真诚朋友，你是一名军人，比我更懂得落入敌手意味着什么。收听柏林广播时我听到停战条款中包含将我活着移交给英国人。在承受此等奇耻大辱之前，我求你把手枪送来给我。’
这究竟是意在自尽，还是企图索取武器以备防卫？
中尉是在凌晨3点从在领袖门外值守的哨兵手中接到这封信的。法约拉起身前往宽慰墨索里尼；据中尉事后所述，墨索里尼当时似乎还企图用刀片割腕，被他及时夺下。
12日早晨如常度过；在早餐时（我一向与格利督察和法约拉同桌进餐），后者在获悉德军占领罗马的消息后，惊讶于驻罗马部队何以竟未向德军反击，并说道：‘如果德国人打到这里来，我们就把他们全变成尸体，而领袖他们只能得到一具尸体；巴多格里奥下达的密令正是如此：“留给德国人一具死尸，绝不能留活口。”’”

相较于上述证词，最可靠的叙述（尽管在其呈交给卡鲁索将军的所谓官方版本中出现了一处笔误⁶²，将自杀未遂的日期倒填为9月6日至7日夜间）依然当属安蒂基军士长——更何况在事发后他是第一个见到墨索里尼的人，因为看守囚犯的宪兵当场直接向其求援。在安蒂基笔下，该事件被叙述如下：
“清晨时分，在墨索里尼门前值守的宪兵紧急差人将我唤去。我匆忙赶往其住处，因墨索里尼在向宪兵递交了一封信后企图用吉列刀片割腕自杀。我立即赶到墨索里尼身边，同时未忘差人通报法约拉中尉。我发现墨索里尼满手是血，双腕皆有创口。我当即用绷带为他紧紧包扎手腕以止血。伤情并不严重（仅为皮肉划痕），因而避免了最坏后果。事后墨索里尼对自己的举动深表懊悔，并恳求我们休要大惊小怪。那封信则留在了法约拉中尉手中。”

导致这一心理崩溃的因素，除广播中传来的消息外，无疑还包括数日来笼罩在帝王台的“诡异迷茫与等待氛围”——正如墨索里尼自己在《一年史》中所追忆的那样——以及该囚犯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毫无所觉的若干客观事实。
据安蒂基记述（卡鲁索将军在其官方报告中全文采纳了该记述），9月8日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传来后，大萨索山守军曾试图通过无线电与内政部、陆军部乃至宫内府取得联络，但徒劳无功：
“再也无人应答，消息一片混乱。我们陷入了彻底孤立与令人心力交瘁的漫长等待之中。
事实表明，在宣布停战的一两天后，便开始察觉到德国军机在帝王台上空低空盘旋，纳粹军官在阿奎拉的饭店里频繁进出。
这些调动最终引起了阿奎拉宪兵大队指挥官朱利奥·切萨雷·库尔乔（Giulio Cesare Curcio）少校的注意，他向比安科罗索（Biancorosso）省长作了汇报，以便省长通报给格利督察。”

格利在自维也纳呈送墨索里尼的备忘录中所给出的版本则详尽得多，但却难言令人信服，这不仅关涉该备忘录意在为格利本人的行止树立何种形象（考虑到其撰写时的处境，这种粉饰情有可原）：
“正如我曾对您略微透露过的那样，8日早晨塞尼塞阁下曾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最新动向，并向我确认：遇有事端必须极其谨慎行事。他随后问我这是否亦始终是我的意见。我回答称确是如此，并请求获准赴罗马当面磋商。在此必须指出：我当时并未被硬性要求必须常驻大萨索山，我的任务仅是组织各项勤务，将具体指令交代给法约拉中尉，并偶或前往检查执行情况。塞尼塞阁下称将非常高兴与我面谈，但他补充道：‘来的时候切莫向任何人透露我们此前谈过的任何话。’
这句话让我疑窦丛生：设若在我离开期间德国人前来接运阁下，接奉了上峰明确密令且已调派了执行人手的法约拉中尉将作何举动？只要我留在现场，他深知责任全系于我一人之身，便绝不敢擅自采取行动。
于是我向塞尼塞阁下表示，动身前我需再作斟酌。
随后在当晚，消息传来说德军已合围罗马，街头已发生交火，并补充称德军正征用街上行驶的所有车辆。
鉴于返程已无安全保障，如您所忆及的那样，我决意不再启程……

当晚我被召至阿奎拉军事驻防司令部参加会议。我发现所有人（上校、省长、警察局长、皇家宪兵大队长）皆因您身在大萨索山而忧心忡忡。我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并拒绝了他们企图调派50名士兵配带一门轻型火炮进驻缆车山下站的增援提议。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传来的消息愈发严峻：德军占领罗马；国王与政府弃城出逃；德军在罗马城内构筑街垒，甚至在楼宇露台上架设武器。
我的等待开始变得焦灼难耐，尤其是在反复权衡事态演变之后，我形成了如下坚定确信：‘在当前关头，唯有墨索里尼能够拯救这座永恒之城。设若他重获自由，并能成功促使希特勒制止洗劫、避免在罗马爆发血腥鏖战，则他不仅拯救了罗马古城，更将在历史上拔高至凌驾于国王、巴多格里奥等人万丈之上的崇高地位……’
我甚至考虑过亲自将您护送交给德国人的可行性；但这一念头旋即被如下顾虑所打消：此举充其量不过将注定要发生的事提前数小时而已，反而可能引发我与宪兵之间的武装冲突，将您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我始终将付诸此种举动的考量，严格限制在接到将您引渡给英国人的正式命令这一唯一假设之下。最后一日的黎明终于降临。
敌机反复在各个方向呼啸掠过；夜间停驻在阿奎拉城郊的满载德军卡车曾向一名面包师傅打听通往大萨索山缆车的路线（此系警察局通报）；德军部队源源不断开过阿奎拉，一辆载有两名军官的轿车曾打听大萨索山方位，声称要运送伤兵前往该处（此系省公署通报）。
上午10时，阿奎拉省长给我打来电话，称希望在缆车山下站与我相会。
我下山赴会，他告诉我他预料山巅饭店必将遭遇突袭。随后他用极为不恭的措辞痛斥了巴多格里奥政府。
我表现得胸有成竹，表示绝无更换羁押处所的必要。
我返回山巅，发现饭店与缆车员工已惊惶失措。其中一人（滑雪教练）向我倾吐大家的恐慌，并补充说若干人员正企图逃离。我安抚了他，且未向法约拉透露半字，以免他加强外围警戒。
13时30分，阿奎拉警察局长通过电话向我宣读了来自罗马的如下电报：‘嘱令格利总督察务必保持最大限度谨慎句号警察总监塞尼塞’。我佯称听不清楚，让该局官房长官向警局接线员复述了一遍，由其记录在案。这固然可能是一份伪造电报，但即便如此亦伪造得天衣无缝，盖因以往每当与塞尼塞阁下谈及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时，他一贯使用‘谨慎’二字。
直到此时，我才唤来法约拉并向其通报了电文。安蒂基亦闻讯赶来。他们询问我对此电的解读：我明确表示，此电绝无其他含义，唯一的意思便是在事发时必须避免流血冲突。
我确信这正中两人下怀，因为我从两人的表情上——尤其是法约拉脸上——觉察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随后我便去用午餐并就寝休息。”

对于塞尼塞打来的这些电话，安蒂基或许毫不知情；然而客观事实是，法约拉在其1944年2月的备忘录中同样对9月8日早晨的那通电话只字未提；而在谈及停战后的那些日子时，他写道：
“自那一天起，我们所有人都愈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唯独格利督察例外——唯有他一人能够通过一台简陋残破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机同罗马保持断续的联络。”
法约拉更言之凿凿地宣称：直到10日格利“被请至阿奎拉省公署”之前，“我们未曾接到任何特别训令”；并补充说格利自阿奎拉返回后，仅向其透露“外界对我们的处境怀有若干担忧，但未再多言一句”。随后法约拉便转入叙述12日早晨即德军发动突袭前的情形：
“9月12日早晨10时许，格利督察接到阿奎拉警察局官房长官打来的电话。承蒙其相邀，我旁听了通话，并听取了一份署名塞尼塞的电报宣读，凭记忆其文如下：‘告诫格利总督察务必高度谨慎行事’。
11时30分许，省长阁下将格利督察召至缆车山下站。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面对我关于是否有新动向的询问，督察含糊其辞地答道：‘他们始终在替我们担惊受怕’。
餐桌上我们谈及了德国军队充当解放者实施干预的可能性。我们达成完全一致的决定：我们将放弃任何形式的抵抗，顺从交出。”

同样，塞尼塞在其回忆录中对8日的电话亦未着一字。在他对那场戏剧性日子及停战宣告随之而来的深夜的重构中，甚至连格利与墨索里尼的名字都未曾出现。唯有在谈及9日的事件以及与内政大臣里奇（Ricci，巴多格里奥在仓皇取道佩斯卡拉出逃前曾委托其代理内阁总理之职）的最后会晤时，塞尼塞才提及了他们⁶³：
“在里奇大臣离开内政部大楼（Viminale）之前，我特意向他汇报了此前为看押前政府首脑而下达给格利督察的各项处置指令，并向其请示：鉴于全国局势已发生剧变，与当初下达训令时的情况已大相径庭，上述指令是否依然应当视为有效？换言之：倘若德国军队如预料中那般前来强行解救墨索里尼，我们的人是否应当将其处决以防其活着落入解救者之手？”

“这一问题纯属政治性质，绝非我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代表政府的大臣所应当裁决的。
因此我向里奇大臣陈明了我的顾虑，他不仅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而且深恐处决墨索里尼将给国家招致灭顶之灾，遂与我一致认定有必要立即致电格利，嘱其一旦遭遇德国突袭务必审慎定夺。
因此我的考量与大臣完全吻合，我随即致电格利督察，向其通报了与里奇商定的一致意见。”

依照塞尼塞所述⁶⁴，次日清晨罗马周边的军事态势“似乎有所好转”，以至于一度让人以为或许能够阻止德军占领首都。

“为此我致电格利，嘱其完全无视我前一天向其下达的指令，因此在任何假设情况下皆须严格依照最初领受的指令行事。”

然而到了11日下午，一切希望皆化为泡影，以至于这位警察总监——依照其回忆录所述⁶⁵——再次面临着“严酷的两难抉择：墨索里尼究竟应当活着还是死去落入其解放者之手？”：
“如果墨索里尼被处决，日耳曼人的雷霆之怒势必如火山爆发……德军照例会将复仇伪装为正义，他们首先将就地屠杀恪尽职守的警员与宪兵，继而肆意纵火洗劫，尽显其残暴本性。
而墨索里尼之死难道便能阻止一个法西斯傀儡政权的死灰复燃吗？……此外，即便德国人放弃强加一个傀儡意大利政府，我们的人民在他们的铁蹄蹂躏下其命运亦绝不会更加优渥……最后绝不可忘记的是，当时民间因政府经办停战的拙劣方式及其前后的种种窝囊行径而对政府积怨甚深；一旦墨索里尼被杀，不满分子势必将其奉为政府与警察暴行的殉难者。鉴于盲从盲动的群氓在困难时刻往往丧失理智，这些人很可能会怀念墨索里尼，将其视为唯一能够减轻苦难的救星。
反之，设若将墨索里尼活着交出，德国人无疑将凭借武力重新扶植其掌权。但这对他本人而言将是何等彻底的精神毁灭！对他那病态狂妄的虚荣心而言，沦为他一贯暗藏仇恨与怨怼的盟友的奴隶、不得不献祭出最后一丝尊严，这又是何等残酷的惩罚！当年那个曾令全意大利为之战栗、且因种种复杂缘由（甚至独立于其政绩之外）而赢得外国列强高度重视乃至尊重的领袖，如今还将剩下些什么！”

“战争的结局大局已定；胜利盟国的严厉审判虽或推迟，但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他往昔的威望将在哪怕尚对他忠诚的人心中被彻底侵蚀掏空；而只要他心中尚存一星半点爱国热忱乃至廉耻之心，他就必须穷尽一切心力去避免或至少减轻已然清晰逼近我们国土的灭顶之灾。”

由此塞尼塞得出了他深信不疑的结论：“倘若不处决墨索里尼，意大利所蒙受的损害反而较小。”诚然，巴多格里奥在8月曾“明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绝不能让前领袖落入企图营救者之手”，且陆军元帅“在出逃前并未留下新的训令”，“但自那之后局势已发生了根本蜕变”；至于里奇大臣，在9日“战局看似有望转圜的关头”，就早已“坚决明确反对处决墨索里尼”。尽管如此，塞尼塞声称自己仍感到有必要“征询其他方面的意见”，并与国王的女婿、罗马“不设防城市”司令卡尔维·迪贝尔戈洛（Calvi di Bergolo）伯爵以及索里切大臣探讨了此事，“并非为了向他们征询新对策，而是将其作为我自己已然敲定的决断向其通报”。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皆不可能对墨索里尼心慈手软：处决墨索里尼原本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两人皆毫无保留地赞同了这一决断。”

正是在与这两位要员会面后，塞尼塞——依照其自述——着手向格利传达了指令：
“回到内政部后，我想通过电话与格利通话。
这已绝无可能：德国人早已切断了与阿奎拉的一切通讯线路。于是我给格利发了一封无线电报，建议他务必高度审慎行事。
这份电报是在德国人动用庞大机械化部队、滑翔机、轰炸机及全部武装重武器占领帝王台并解救前领袖前数小时送达目的地的。”

行文至此，在展开叙述大萨索山事件及解救墨索里尼的具体经过之前，有必要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稍作驻足辨析。第一重问题关涉巴多格里奥。亲巴多格里奥派的回忆录与史学著作一贯声称：陆军元帅根本不知道与英美签署的停战协定中包含引渡墨索里尼的条款；且在9月8日傍晚至次日仓皇登舰南逃的兵荒马乱漩涡中，他完全把对墨索里尼命运下达指示一事遗忘殆尽了。

坚称巴多格里奥对盟军的立场一无所知，是绝对不可置信的。盟军方面在同卡斯特拉诺以及扎努西（Zanussi）接触时皆曾明确提及引渡墨索里尼。更为关键的是，即将在9月29日由巴多格里奥于马耳他签署的“长停战协定”（long armistice）文本在罗马早已尽人皆知：该文本系9月1日由扎努西带回罗马，并由马尔凯西（Marchesi）上校于5日再次带抵罗马——两天前卡斯特拉诺在卡西比莱（Cassibile）签署“短停战协定”（short armistice）时马尔凯西在场，当时贝德尔·史密斯（Bedell Smith）将军亲手将“包含停战补充条款的卷宗，即‘长停战协定’”连同史密斯将军致巴多格里奥的一张亲笔便条交给了卡斯特拉诺⁶⁶。在长停战协定第29条中白纸黑字写道：
“贝尼托·墨索里尼及其主要法西斯同党，以及一切涉嫌犯有战争罪及类似罪行之人……须立即予以逮捕并移交联合国武装部队。联合国就此发布之一切命令均须得到恪守遵循。”

既然绝对不可相信巴多格里奥会对如此明确正式的条款一无所知，那么尽管他在9月9日凌晨随国王仓皇奔逃佩斯卡拉的撤离行动极其狼狈，声称他会彻底遗忘对墨索里尼的处置指示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即便退一万步作荒谬的假设——假定他确实一度遗忘——他在沿途行进中亦不可能不联想到这一关头，盖因车队途经之地距离大萨索山近在咫尺，他完全仍能派人前去接管墨索里尼并将其一同带往南方，从而履行停战条款强加的义务。更何况在克雷基奥城堡（castello di Crecchio）停驻用午餐时，当女主人博维诺公爵夫人询问他此刻墨索里尼可能境遇如何时，巴多格里奥竟回答称德国人大概已经把他救走了⁶⁷。更为可信的解释是：巴多格里奥之所以未下达任何新指示，是因为他指望格利与法约拉恪守此前交代给他们的既定密令——绝不将活着的囚犯交到德国人手里⁶⁸；且最关键的是，他打心底里根本不希望墨索里尼落入盟军手中受审。在这方面，对巴多格里奥真实心态洞察最为深刻的，依我们之见乃是特里翁费拉（Trionfera）多年前的一席话⁶⁹：
“对墨索里尼的一场公审势必彻底揭开战争以及意大利覆亡过程中无数同谋勾当的疮疤。战争固然是墨索里尼执意挑起的，但同谋共犯大有人在。巴多格里奥本人亦绝不可能全身而退。正因如此，这位陆军元帅才冷酷 cynically 地听任领袖被德国人劫走：无论墨索里尼此后发表何种言论——事实亦果真如此——在历史上都将丧失可信度，因为其言论势必因复仇心理以及最主要的是因受制于希特勒的附庸地位而大打折扣。”

第二重问题则关涉塞尼塞。他在回忆录中的自述在若干细节上多多少少得到了格利、法约拉等人的证词佐证。尤其是这些证词证实了他确实废除过（9月10日）当初下达的关于绝不能让墨索里尼活着落入德军之手的密令⁷⁰，且其后向格利告诫要“最大限度审慎行事”。然而这句告诫却可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是指格利应当避免与德军正面火拼，以免导致大萨索山守军官兵伤亡并危及墨索里尼的生命；其二则是塞尼塞借此代指他向该督察下达过的、但我们至今尚不知晓的某些其他秘密训令⁷¹。

引发我们这一怀疑的根据主要有二。首先是塞尼塞在其回忆录中对向盟军移交墨索里尼一事保持的彻底缄默（在回忆录中他甚至完全不提切里卡与宪兵部队，仿佛有意将他们排除在此事之外）：我们再次感到难以、乃至绝不可能相信塞尼塞对停战协定第29条会一无所知。诚然，如果说这位直到最后一刻仍被蒙在鼓里的警察总监获悉停战协定达成的时间较军方首脑滞后尚属情理之中，但断言他在整整四天里持续对此一无所知、且在同索里切探讨墨索里尼处置方案时后者竟对此只字不提，则是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更何况他在10日便依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向各省省长下达了释放所有被拘押意籍与外籍政治犯的通令⁷²。除此以外，那几天在帝王台发生的若干事实，进一步令人推测存在着某些被塞尼塞在其回忆录中、以及被格利与法约拉在其辩护状中刻意隐瞒的另外密令。我们所指的事实是：从马尼亚内利的笔记中可知，在10日当天——即依照塞尼塞的说法，他已取消前一天要求格利不再遵守不留活口给德军指令的那一天——帝王台上却展开了防御战备动员（“警员们忙着准备武器与手榴弹，仿佛在大敌当前准备迎战；甚至在阿布鲁佐公爵避难所附近设立了警戒哨”），这表明格利与法约拉尽管明知大难临头（阿奎拉方面频频通报德军部队正在集结——正是这批部队随后在谷底掩护空降兵的突击——且大萨索山上空低空盘旋着显然执行侦察任务的德机），却并无违抗塞尼塞指令之意。更不仅如此，据副准尉朱塞佩·阿切塔与萨尔瓦托雷·贝利诺（Salvatore Bellino）的报告，在9月12日“前数日”，有“若干便衣平民”抵达成饭店，其中包括一名滑雪教练多梅尼科·安东内利（Domenico Antonelli），他们据称是协助将墨索里尼转移至另一处秘密地点的协助人员。

“在向长官请示后，”阿切塔在报告中写道，“我得知他们是一批精通大萨索山地形的滑雪者与登山者，前来与警卫指挥官商榷随后向官兵传授滑雪技能的事宜，并研商通过山区转移墨索里尼的可能。在12日清晨即被俘当日，我依稀听闻中尉与军士长将在下午把墨索里尼带往远离饭店的一所牧民茅舍。我不知究竟是何缘故。”

贝利诺的记述则更为具体确凿：
“在墨索里尼获释当天，宪兵中尉与治安警察总监早已定下方案将他转移，安置在距离大萨索山数公里的一处农舍中；转移原定于其获释当晚实施，事实上，当滑翔机着陆时，农夫们正牵着四头骡子靠近饭店，准备运送他前往新住所。”

对于这些事实，人们可以作出种种解释。依我们之见，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格利与法约拉并非擅自行动，而是遵循着唯有塞尼塞才能下达给他们的密令，或至少是在竭力贯彻塞尼塞的大政方针。归根结底，他们预料到德军即将展开营救行动，但同时又认定盟军先头部队必将迅速挺进大萨索山区域，因此企图将囚犯转移出帝王台并向德军隐匿藏匿，以便随后能够将其完整移交给英美盟军；而他们之所以未能得逞，纯粹是因为他们根本未料到会有空中天降的突击，只严密提防着谷底以及尤其是高原方向的地面进攻，因而误以为自己尚有充足的时间将墨索里尼安全转移藏匿。若采纳这一解释，则几乎必然得出结论：塞尼塞在整个事件中所持的立场与他在回忆录中所描绘的图景截然不同。这位深知从一开始就撕毁停战协定如此重大条款之后果严重性的警察总监，企图在德军与巴多格里奥之间玩弄两面手法。这场瞒天过海之计之所以破产，纯粹是因为施图登特及其伞兵部队闪电般的速度与出神入化的战术素养，其天降突袭将意大利警卫部队彻底打懵（“这场突袭——副准尉阿切塔在其报告中写道——因人们压根未曾料想攻击竟会来自空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在绝大多数人心中引发了彻底的惊恐瘫痪，从而瓦解了哪怕最微弱的抵抗图谋。

突击发生在9月12日下午14点30分许。约十分钟前，一支由约50辆架设机枪的装甲挎斗摩托车、装甲车、10辆坦克、约40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与轻型卡车、3辆红十字卡车和1辆救护车组成的德军机械化纵队，沿着帕加尼卡-卡马尔达-阿塞尔吉公路雷霆般扑向缆车山下始发站，一举摧毁了设防掩护的宪兵哨卡，未遭任何抵抗便占领了该站。另有德军部队在连接巴扎诺与阿塞尔吉的公路上设防展开，掩护进攻部队的翼侧。几乎在同一时刻，针对帝王台的空降突击拉开了序幕。

整个行动——代号“橡树行动”——由德国空降兵部队或许最具谋略与胆识的指挥官施图登特将军全盘策划，他将战役的具体实施委托给了哈拉尔德·莫尔斯（Harald Mors）少校；莫尔斯亲自指挥了谷底地面的突击行动，得手后随即驱车直登帝王台，而空中空降突击则由其最得力的副手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中尉率领。德国宣传机器随即围绕解救墨索里尼展开了铺天盖地的盛大宣教攻势，将全部功勋归于斯科尔兹内一人，以至于多年来他一直被世人冠以“墨索里尼的解救者”之名⁷³。事实上，这位党卫队上尉在行动中几乎未承担任何组织工作，更谈不上指挥之责。凭借高超的手腕与毫无顾忌的投机钻营，斯科尔兹内巧借自己作为施图登特解救墨索里尼特设政治顾问的身份，向将军求得作为观摩特邀嘉宾随队参战的特权；当军事行动落幕后，他又受莫尔斯之托护送墨索里尼飞往普拉蒂卡迪马雷（Pratica di Mare，搭乘由空军王牌飞行员格拉赫〔Gerlach〕上尉驾驶的“鹳”式侦察机）并进而飞往德国，从而得以抢先向新闻界发布这场轰动性壮举的第一手通报。面对斯科尔兹内对全盘功绩的冒名独吞，施图登特曾向戈林提出极其强烈的抗议（戈林将此视为希姆莱借机拔高党卫队以贬损空军威望的险恶权术），但戈林却无力扭转乾坤，盖因希特勒在此期间已全盘采纳了“斯科尔兹内版本”，并亲笔起草了官方公报⁷⁴。

就在莫尔斯少校攻占缆车站的同时，帝王台上空出现了一队运输机，它们随即解脱了拖曳至此的9架滑翔机。在意大利方面关于该行动现存的叙述中，最完整、且从墨索里尼传记考订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当属安蒂基军士长的见证⁷⁵。

“我们望见它们逆着日光在空中盘旋摇曳，借着气流俯冲而下；第一架滑翔机打了个转，向下降得更低，距离我们的高度仅剩数米，随后再度现身，近乎悬停般展开着陆滑跑。
另外七架滑翔机循着同样的航线，借着相同的气流接连降落。那与其说是降落，毋宁说是一场以最低速度实施的撞击。在怪石嶙峋、向上倾斜的草甸上仅滑跑了数米便刹停。第一架滑翔机在距饭店约百米处停下，我看见一只手臂推开了机舱门，但一时间舱门处却无人现身。正在此时，其中一架滑翔机狠狠撞毁在岩石堆上；在这声凶险的巨响之后，笼罩着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他们为什么还不下来？我记得自己曾如此自问。墨索里尼与我在一起，他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我们从他套房的狭小窗口注视着这幕景象。他眼神迷茫、忧心忡忡地凝视着这一幕。‘这可真是最不该发生的祸事，’在德国滑翔机现身那一刻他脱口叹道。我离开了他，下楼来到隔壁大厅法约拉中尉身边，他此刻或许需要我的协助。决战的零点时刻终于到来了。”

“那真是度日如年的漫长瞬间；我记得我手下的一名值班哨兵眼看一架滑翔机几乎直冲自己撞来，便朝着那架在距离他仅数米处撞碎在一处花岗岩绝壁上的飞行器狂奔而去。刹那间整个场面骤变。从第一架滑翔机的机舱门洞里，我瞥见一名伞兵迅捷无比地翻身跃下，手脚并用爬行数步，随即卧倒在地。身着迷彩服的他隐蔽得近乎无形。随后是其他官兵：一跃而出，立即卧倒。与此同时，其他伞兵亦以同样的战术动作小心翼翼地陆续跃出机舱。最后，从第一架滑翔机中走出一名意大利军官。他并未如其他人那般卧倒，而是沿着草丛中依稀可辨的狭窄小径昂首向饭店走来。紧随其后的是一名身材魁梧高大、体魄骇人的德国人。他手端冲锋枪紧随其后，随时准备击发。其他德军呈一路纵队鱼贯跟进。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我们那位意大利军官，身后至少跟着十二名弯着腰、紧握武器的德军。他们将这名军官当成了人盾；我甚至看到第一名德国士兵弓着身子走得颇为吃力，拼命蜷缩在那位个头明显矮他一截的军官身后……我辨认出那位身着灰绿色军服的军官军阶：那是一位将军。他扎着军官武装带，蹬着锃亮的马靴，军帽上佩戴着银色菱形将官军徽。身后的德军斜挎着机枪弹带，头戴伞兵特有的头盔，身披迷彩服。我移开目光，望见更多伞兵正交替掩护前出：在岩石后伏低隐蔽、跃入开阔地狂奔、又重新隐蔽进另一处岩壁之后。足有上百人之众。他们同样在等待着第一声枪响、第一串扫射，等待着战斗打响的信号。空气中回荡着他们低沉粗粝的呼号以及下士和中士们的喝令声。此时我也听到了那位将军的高声叫喊：‘不要开枪！’他距离饭店已不足三十米。那队人马再次停下脚步。在沉寂中，我听到了另一架战机由远及近的轻微轰鸣，那是一架‘鹳’式飞机。它顺着一条山沟盘旋爬升而上，在操控下摇曳摆动，勉强在满布砾石的高原平地上颠簸降落。直到此时，那位意大利将军才仿佛终于看到了我们中的某些人。我听见他对一名探出窗外、惊骇愕然的宪兵厉声吼道：‘格利专员在哪里？格利在哪里？’那名宪兵甚至未及回答他。与此同时，我看到从那帮德国人中分出两名士兵，径直扑向饭店后立面的唯一大门和电话总机小房。他们手挽冲锋枪，步步为营、缓缓逼近，警惕地打量着他们仍误以为是一座坚固堡垒的饭店外墙，随时准备向任何一扇可疑的窗户倾泻弹雨。他们的推进姿态宛若正步入一座刚刚攻克的敌国城池。他们冲上前，扯断了所有电话线，随即飞奔回刚才拐过墙角、此时正集结在正立面下——恰恰就在墨索里尼窗户正下方——的那支一路纵队之中。我又听到了近在咫尺的那位将军的狂喊：‘不要开枪！’紧接着另一个声音随即应和回响。那是墨索里尼探出窗外的声音：‘不要流血，不要开枪！’墨索里尼呼喊道。
此时德国人已冲入前厅；那位身材高大魁梧得宛如巨人的纳粹军官是一名上尉，他将野战便帽歪斜地扣在后脑勺上，双眼喷火，面颊泛红。此时他狂吼着：他已经撇下了那位对他已毫无利用价值的意大利将军。他正面对着我和法约拉中尉。宛如走火入魔一般，嘴里依然用德语咆哮着不知何意的话语，我看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上楼；他刚才在外边看到了墨索里尼，深知该扑向何处。他紧握手枪，依然自以为必须动用武力从看守手中强行夺取墨索里尼。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了这名囚犯的房间。
关于奥托·斯科尔兹内——因为那位摔跤手般体魄健硕、第一个跨过饭店门槛的巨人军官正是他——我至今仍保留着这段记忆。我仍能清晰忆起那一刻他的模样：目光狂乱，满面潮红；歪戴着帽子，神情蛮横跋扈。我紧随其后登楼，意识到身后还有其他人跟进。直到这一刻，全场未响一枪，未见流血，未起任何冲突……在小房间里，我身旁立着一名此前未曾见过的德国军官：那是一位少校，金发、身材矮小瘦削，与身材魁梧、气喘吁吁、正立正敬举手礼向墨索里尼致意的斯科尔兹内形成鲜明反差。囚禁墨索里尼的那间狭小套房顿时挤满了人。斯科尔兹内如木桩般僵立在墨索里尼面前；我听见他近乎发表了一通演说，手舞足蹈，频频提及希特勒之名。墨索里尼环顾四周，转动着双眼，仿佛正竭力参透这场突如其来的解救究竟包涵着何种实质意义。
而正当斯科尔兹内宛如中邪狂徒般滔滔不绝时，墨索里尼却神情倦怠、萎靡不振，毫无欢欣之色，缓缓坐在床沿边……疲惫不堪的墨索里尼甚至没有从床上起身，仅用德语简短应答了数语，我听见他也提及了希特勒。
从德军滑翔机触地那一刻算起，满打满算不过过去了八分钟。正在此时，一名宪兵跑来通报称乘缆车上来了更多德军，且后续部队正源源而至。他告诉我这是第二批次。第一批地面部队早在滑翔机降落的同一时刻便已攻抵山巅。随后他补充道：‘他们队伍里有一位少校，就是站在您身旁的那位。’我转过头，望见刚才注意到的那位金发、清秀瘦弱的少校……
在斯科尔兹内的滔滔长篇大论与墨索里尼的致谢言辞结束后，全场出现了片刻沉寂。那位党卫队上尉环顾四周，随即又重新焦躁起来；‘仪式’已经结束。我深知他当天急躁的缘由：他唯恐随时会遭遇盟军战机的空袭。”

“他再次啪地立正，用德语询问墨索里尼希望被护送去往何处。这名囚犯或许压根未曾料到会有此一问；他抬起眼帘，迟疑了片刻，随即说道：‘去罗卡德莱卡米纳泰。’我记得这次他是用意大利语回答的。
斯科尔兹内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楼下有车吗？’他问道。楼下停着格利督察的轿车，其司机当时亦在墨索里尼套房内，遂走上前应声。‘你负责带上领袖的行李，送往罗卡德莱卡米纳泰，’斯科尔兹内命令道。随后他转向墨索里尼：‘领袖，您愿意随我同行吗？’
一名宪兵将墨索里尼的零星物品收拾起来：寥寥几件内衣、书籍，以及在蓬扎和拉马达莱娜期间一直摆在床头的亡子布鲁诺的遗像，捆扎成一个包裹，用麻绳草草系好。与此同时，墨索里尼穿上了那件黑色大衣，戴上一顶软呢帽：一切就绪。他从我身旁走过，望了我一眼，我向他报以微笑，却能清晰读出他眼中浓重的惶惑与忧虑。在平地上，他与我仅距咫尺，身侧簇拥着德军，身后是依然手舞足蹈的斯科尔兹内，然而他依然挤出了一句话：‘我本情愿由意大利人来解救，’他说着越过了我。此刻我彻底懂得了他的另一句话，即在窗前望见德国滑翔机从天而降时所发出的叹息：‘这可真是最不该发生的祸事。’
在门口我看到一名挎着电影摄影机的伞兵正在拍摄现场实况。在斯科尔兹内力邀其合影留念时，墨索里尼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几名宪兵围聚在‘鹳’式飞机四周。驾驶战机的是一名年轻的上尉飞行员，我看见他依然坐在座舱操控席上；当他看到斯科尔兹内陪同墨索里尼走近时，便跃下机舱与其相拥。我看见他们开始交谈，随即演变为争执：斯科尔兹内坚持要求这架‘鹳’式飞机除飞行员外，同时载运他本人与墨索里尼。三人共乘，对于这样一架轻型飞机而言堪称极度超载。飞行员极力争辩，试图劝阻斯科尔兹内，但后者一意孤行并最终占了上风。然而飞行员要求必须先清理平地上的碎石砾石，于是斯科尔兹内喝令手下并招呼四周的宪兵一同协助搬运。在众人清理跑道之际，党卫队上尉折返墨索里尼身旁问道：‘哪些人随您同行？’墨索里尼环视左右，随即指点道：‘格利督察、法约拉中尉和安蒂基军士长。’‘很好，’斯科尔兹内答道，随即转身走开。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一发问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德国人那句‘很好’又究竟包涵着何种深意？
法约拉中尉与我不谋而合：我见他附在格利耳边低语了几句，随后便悄然抽身返回饭店。如此一来，他便成功避免了被押送去德国不知所终的命运。而我则走近墨索里尼，将他引至一旁，设法以男人对男人坦诚相见的方式与其单独私语。我深知他绝不会对我怀恨在心，深知他是器重我的。‘我是摩德纳省弗里尼亚诺的帕武洛人，’我对他说，‘我的先祖一贯教导我憎恨这帮异族；若您将我带走，您带走的将是一个仇敌；我恳求您听任我自生自灭。’‘好的，亲爱的安蒂基，好的。我会记住你的。’这便成了他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从第一架滑翔机触地算起过去了二十分钟，墨索里尼即将作为自由之身离开帝王台。然而我分明记得未曾见过他有丝毫轻松坦然之态，我坦白承认，在那些最后的瞬间，我对这位饱经沧桑、疲惫不堪、完全被命运巨浪所吞噬的老人油然而生一股同情乃至怜悯之情。我看见他与斯科尔兹内低语，提及了我的名字；毫无疑问，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免遭被强行押解去德国的劫难。”

对墨索里尼并非以狂喜、而是以惶惑与忧虑迎接自身“获释”深有同感的，绝非仅限安蒂基一人。如阿切塔副准尉这般纯朴的底层士官，在追忆墨索里尼登上格拉赫上尉的“鹳”式飞机那一刻时，亦清晰记得其脸上浮现出的“一抹凄楚苦笑”，并评注道：“那是一个被异族之手解救、且清醒意识到自己已将祖国拖入万劫不复深渊之人的苦笑。”所有在那一天及其后数日有幸目睹其真容并与之交谈的人，无不产生类似观感。除所有人皆公认其身体健康极度虚弱衰竭之外，无人觉得他真正因获释而欢欣，更遑论企图重燃战火。斯科尔兹内写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或许已彻底玩完之人”⁷⁶；在慕尼黑见到他的鲁道夫·拉恩（Rudolf Rahn）写道，自己得到的“是一个疲惫消沉、对其身处的绝境了然于胸之人的印象；他语气亲和、顺从且克制；显然他更情愿把自己埋首于一间安宁避世的图书馆中”⁷⁷；而深谙其为人且掌握第一手内幕的道尔曼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亦指出⁷⁸：
“我相信墨索里尼宁可留在大萨索山上仰望雄鹰翱翔！在他抵达德国后见过他的所有人皆告诉我，他已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垂暮老翁。所有人都对我重申此点。而当我在一个月后前往罗卡德莱卡米纳泰拜谒他时，我自己亦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早已彻底终结。”

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这位敏锐心理学家在其10月4日的日记中所写下的断语——在前“领袖”重返舞台后，拉罗谢尔极可能是依据从德国上层搜集的情报写道⁷⁹：
“可怜的墨索里尼，被德国人顺手捡走实乃其莫大之不幸：对他而言本已到了该收场的时刻，而他自己亦本心渴望收场。”

正如前述，墨索里尼原本渴望立即奔赴罗卡德莱卡米纳泰庄园，且当斯科尔兹内询问其意欲何往时他便当即表达了这一心愿。当得知希特勒正在德国恭候大驾时，他流露出恼怒之态，并坚称自己“迫切需要”与家人团聚⁸⁰。然而一切皆属徒劳：元首的训令明确无误。在格拉赫驾驶的“鹳”式飞机降落的普拉蒂卡迪马雷机场，一架亨克尔运输机已奉命在此守候，接运其直飞德国。当晚他抵达维也纳，次日转抵慕尼黑。在此期间，一架德国专机已将拉凯莱夫人及其子女罗马诺（Romano）与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从弗利（Forlì）接抵慕尼黑，在机场迎候他的到来。

“我原以为会看到他容颜憔悴，”其妻拉凯莱写道⁸¹，“但当贝尼托迈着一贯敏捷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时，他那惨白的面容令我心如刀割。他脚蹬滑雪靴，身穿那套磨损得极厉害的黑色西装——那是我从罗卡寄给他的，罗卡庄园里当时只剩下准备捐给穷人的破旧衣物。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在相拥片刻之后，我们相对无言。随后，得知他必须立即再度启程，我们退入机场司令部的一间套房，在那里我们得以畅所欲言。我们相互打听着这段残酷分离岁月中的种种遭遇。看似不可思议的是，对于7月25日政变后意大利本土形成的局势，他竟然仍几乎一无所知。”

次日即9月14日，墨索里尼从慕尼黑再度乘机飞抵拉斯滕堡（Rastenburg，狼穴）。

关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初次会晤，戈培尔记述称“异乎寻常地亲切友好”；而墨索里尼在《一年史》中对拉斯滕堡会谈的唯一简短提及中，仅称其受到了“纯粹手足般的接纳”⁸²。
尽管对希特勒积怨已久，且对德国人近乎强行将其押解至此、完全无视其（无论对斯科尔兹内还是在维也纳通电话时对希特勒本人）渴望先回罗卡庄园休养以平复近两个月来严重创伤的恳求深感恼怒，并且出于对等待着自己的未知命运的深深恐惧，墨索里尼在此际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重获自由乃至保全性命全拜希特勒所赐。反观希特勒，尽管极力责怪墨索里尼未曾如自己屡次告诫的那般先发制人破获并粉碎政敌的阴谋、乃至听任自己猝不及防沦为阶下囚，并极可能暗中怀疑墨索里尼本人亦曾动过背弃德国的念头（戈培尔9月23日的日记中曾有此影射⁸³），但他深知：既然墨索里尼已重获自由，无论其情愿与否，自己都必须竭尽全力促使其重掌法西斯大旗并出任新意大利政府的首脑。除一系列与意大利战局直接挂钩的次要现实考量外，有两大根本动机驱使希特勒必须如此行事：法西斯主义乃墨索里尼一手缔造，举世皆将两者视为一体；设若这位“导师”拒不重返战斗岗位，举世必将认定他对这位“学生”彻底丧失信心且认定战局已彻底败局已定。无论从宣传战角度、还是对随时可能步意大利后尘的欧洲仆从国而言、抑或对德国国内舆论而言，希特勒皆绝不容许发生此种情况⁸⁴。除此以外还有另一重不遑多让的战略恐惧：唯恐对德国战局指导深怀不满的日本会借墨索里尼“隐退”为借口单方面撕毁《三国同盟条约》⁸⁵。这便解释了为何在机场当着众多记者、摄影师和政要显贵之面，两人的初次会面显得“异乎寻常地亲切友好”；而两人随后在闭门密室、屏退一切外人耳目的密谈中，气氛却远非如此融洽。

要真正领会9月14日至15日这轮密谈的深层氛围及其在墨索里尼内心激起的人性与政治炼狱，必须回溯7月25日政变对德国特别是对希特勒本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意义上，我们刚才勾勒的宏观背景不过是其底色而已。为了构建更全面的历史参照坐标，一方面必须回溯德国早自6月初便对意大利脱离战争抱有的深刻恐慌，以及在7月25日前便着手制定的应急干预预案（“阿拉里克”与“君士坦丁”计划），乃至政变后立即拟定或实施的作战预案（旨在占领罗马与梵蒂冈、逮捕国王王室与反德军政要员、解救墨索里尼并复辟法西斯的“施瓦茨行动”〔operazione «Schwarz»〕，该行动在停战宣布后被裁并调整为“轴心行动”与“橡树行动”）；另一方面，则必须审视9月8日至14日之间所发生的剧烈事态演变⁸⁶。

巴多格里奥取代墨索里尼的宣告令德国措手不及，并在其决策层中引发了巨大混乱。除确信墨索里尼绝非自愿辞职而是宫廷政变的牺牲品外（数日之内德国高层甚至普遍以为他难逃一死⁸⁷），起初除希特勒外无人知晓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局。

在元首眼中，铲除墨索里尼借用戈培尔的话说不过是一场“惊天背信弃义”的前奏。巴多格里奥效忠盟约的宣示纯属缓兵之计。真相在于意大利新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策划全面背叛（“他们宣称要继续战斗，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我们必须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折不扣的背叛！”），且这一背叛早已山雨欲来。使危机急剧爆发的是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依据来自罗马的最早情报，法里纳奇在会上扮演了“笨拙愚蠢的弄臣角色，或许出于最美好的意愿与动机”，却起到了“致命的破坏作用”，从而为国王的大打出手大开方便之门。

“归根结底，”希特勒在7月27日对戈培尔说道，“这场危机矛头直指德国。其目标在于促使意大利脱离战争，从而给帝国制造极端险恶的危机局面。毫无疑问英美在幕后推波助澜。巴多格里奥在走出这决定性一步前，必定早已与敌人展开了秘密媾和谈判。他通告中所谓战争继续的声明纯属空话。巴多格里奥别无选择只能这般表态，否则必将引致国防军的雷霆进击，而意大利亦将沦为战场——这正是他们目前竭力企图避免的。”

在军事层面，希特勒认为盟军必将尝试在热那亚一线实施大规模登陆，将意大利腰斩为两段并彻底孤立在南线交战的德军主力。由此他坚信必须迅雷不及掩耳地实施武装干预以先发制人，牢牢掌控意大利全境，阻止敌人夺取意境空军基地对德国南部实施毁灭性轰炸，并最终对“叛徒”施加严厉惩戒并重建法西斯政权。起初，希特勒尽管深知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体制在意大利民间威信丧尽，却未曾料到整个法西斯党竟会如此不堪一击、宛如阳春白雪般瞬间瓦解冰消；因此他认定只要赶在新政权立足未稳前果断出击，乾坤依然完全可以逆转。在这方面，他在7月26日对冯·克鲁格（von Kluge）陆军元帅所说的一席话极具启发：
“在我看来这整出丑剧不过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一如当年贝尔格莱德政变如出一辙，由此衍生的伪政权必将迅速土崩瓦解。”
次日在元首大本营，在海军首脑亦出席的高层军事会议上，面对约德尔（Jodl）和邓尼茨（Dönitz）等对法西斯死灰复燃深表怀疑（“我深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尚有任何意义，无论对那些主张继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而言、还是对意大利人民自身而言，”邓尼茨直言不讳地指出）、虽坚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撤离意大利但极力主张不应为一场草率冒进的行动而从东线抽调宝贵兵力、因而倾向于推迟“施瓦茨行动”以便有更多时间研判巴多格里奥政府真实意图（凯塞林甚至认为该政府“值得信任”）并以最小代价筹备周全对策的高级将领，希特勒反驳道：
“我们必须猝然发难。否则英美将长驱直入占领各大机场。法西斯党目前不过是被打懵了而已，必将在我们的战线后方重新崛起。唯有法西斯党情愿与我们并肩死战。因此我们必须扶植其复辟。任何主张继续迁延推迟的高谈阔论皆大谬不然：如此我们将冒痛失意大利并将其拱手让予英美的灭顶之灾。这些道理绝非纯粹军人所能参透。唯有具备深刻政治头脑之人方能洞若观火地看清前路。”

由此坚定了他在7月27日对戈培尔与戈林吐露的决绝信念：必须立即对罗马发动突袭抓捕行动——“一旦俘获国王、巴多格里奥以及幕后操盘的黑手，大局立告逆转”，便可着手重建法西斯政府；在墨索里尼获释之前或倘若其遇害，希特勒原打算将这一政权托付给已逃入驻罗马德国大使馆并被其火速召至大本营的法里纳奇。
然而在短短十天之内，希特勒不得不被迫大幅度削减其宏图大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与海军总司令部在凯塞林将军的研判以及在德方新特使鲁格（Ruge）海军少将报告的支撑下（鉴于希特勒对完全失宠并遭图森特〔Toussaint〕将军撤换的冯·林特伦〔von Rintelen〕深怀戒心，鲁格特使的意见尤显举足轻重），并未正面顶撞元首，而是借由一系列严密的战术技术论据与政治利害考量，成功遏制了希特勒的焦躁盲动。突袭罗马固然完全可行，但在军事上势必陷于泥潭，在政治上更是彻底灾难。在军事上，此举将使向意大利调遣新援军变得极其困难乃至化为泡影，并将置驻西西里与南部、更遑论驻撒丁岛的德军于绝境之中，以至于在现实层面必须做好牺牲当时在意大利的大部分精锐部队的沉重代价。在政治上，这势必彻底断送德国在意大利仅存的人心支持，并必然激起意大利陆海军的全面激烈武装反弹。在7月27日与8月1日的两份报告中，鲁格对此作了极其透彻的剖析：
“依我之见，拟议中的强力措施在当前关头势必将意军尚存的绝大部分主力彻底推向敌对立场，给德国在历史面前留下不可饶恕的罪责，却无力带来战局的积极扭转……罢黜领袖在当前关头固然是一记极不明智的昏招。然而民意却一致排斥其复辟，盖因他是被自己人逼迫下台的。从中人们看到了其疾病缠身、精力枯竭的征兆，以及在这一危难关头治理国家的彻底无能。如格罗西（Grossi）和塞斯蒂尼（Sestini）等少壮派军官充分承认其往昔功勋，但对他们而言他已是一个无力拯救意大利的病人，军官们无法再为他效命拼杀……反之，设若我们此刻保持克制静观其变，我们在军事上尚能从意大利榨取若干资源并极大强化自身战略态势。即便巴多格里奥政府最终走向投降（哪怕与敌人的接触亦尚不能完全证实此点），我们在军事上的处境亦远优于此刻贸然出击。在那种情况下，留在我们身边的意大利人将远多于贸然干预其内部事务而为其提供倒戈借口时的情形。我深信，在当前局势下，拟议中的突击行动在军事上带给我们的损害将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微薄收益。”

8月2日，凯塞林亦向大本营报告称自6日起“施瓦茨行动”已具备实施条件，但出其不意的突袭奇效已荡然无存：面对德军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外围及首都城内急剧增加的驻军，意军已全面强化了防御戒备，正枕戈待旦。至此，希特勒于8月5日不得不承认该突袭行动已毫无意义，最好将全盘精力转向筹备在意大利公开“背叛”时刻采取的严密反制举措（对此他深信不疑），以及筹划旨在解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在查明墨索里尼关押处所后，希特勒在最后一刻前依然按兵不动，以免激化矛盾，并以此争取时间向意大利本土调运更多重兵部队⁸⁸。

从更狭义的政治维度而言，希特勒最初的设想正如我们前述，是至少在过渡阶段将意大利“敌对伪政权”的权柄托付给罗伯托·法里纳奇⁸⁹。然而，这位德国在意大利号称“最忠诚挚友”的政治明星却迅速陨落，甚至早于元首最终认定暂缓与罗马撕破脸之前便已宣告破灭。导致其迅速失宠的，正是法里纳奇在抵德后先后与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希特勒本人举行的会晤。希特勒对他的观感堪称灾难性的一塌糊涂：元首原本期盼见到的是一位头脑清醒、斗志昂扬、足以力挽狂澜的法西斯铁血干将，然而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心灰意冷、猥琐狭隘、对大势浑然不知且对墨索里尼满腔怨毒的失意小人。

“元首原本期待他能对局势演变表达深切痛心，”戈培尔在其日记中写道⁹⁰，“且至少能展现出对领袖毫无保留的休戚与共。然而他却毫无此类表现。他呈交元首的汇报充斥着对领袖个人品行与政令举措的严苛挞伐……在我看来，法里纳奇这个笨拙蠢才多半是被意大利贵族与共济会的阴暗阴谋所蒙蔽欺骗并不自觉地卷入了其中；如今他自然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哪怕这过失是无心之失。
从元首与法里纳奇的谈话中清晰可见，此人绝不可被我们委以经天纬地的重任。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将其置于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下。目前元首已将其交由希姆莱看管照顾。”

9月8日局势的急转直下丝毫未能拉升法里纳奇的政治行情：鉴于墨索里尼生死下落不明（9月10日在罗马民间流传着朱塞佩·卡拉多纳转述、并被德博诺记入日记的传言⁹¹，称墨索里尼在阿奎拉的一家诊所因手术失败已告身亡），德国方面起初仅将法里纳奇视为与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雷纳托·里奇以及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共同组成的一个以“领袖”名义行事的临时四头政治委员会（quadrunvirato provvisorio）成员之一而已。这一方案显然并未深得希特勒欢心；尽管四头委员会已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⁹²，希特勒依然采纳建议接见了朱塞佩·塔西纳里（Giuseppe Tassinari）——塔西纳里作为杰出的农政专家与组织管理者在德国享有极高声望，被希姆莱尤其是道尔曼视为统领新法西斯政权并赋予其纯技术官僚色彩的最理想人选⁹³。

唯有在这次会见未获成功（据沃尔夫将军称，这位前农业大臣犯下了激怒希特勒的三大“过失”，导致谈话“未如我们期盼的那般顺遂”），且恰逢墨索里尼已被安然护抵拉斯滕堡之后⁹⁴，元首才最终决意全盘押注于墨索里尼一人，彻底搁置了不仅希姆莱（据沃尔夫透露给塔西纳里的意思，希姆莱认定墨索里尼乃至法西斯体制本身早已“过时落伍”，极力主张德国应培植“新鲜血液”，若希特勒执意起用墨索里尼，亦仅应赋予其徒有其表的虚位元首特权而非实权）、而且其政治随从室及国防军统帅部内部诸多实权人物对其复辟所提出的或明或暗的强烈异议。

冯·凯特尔与隆美尔原本倾向于由德国国防军直接军事接管意大利本土全境，彻底摒弃任何意大利中介代理人，且绝不建立任何新的意大利军队，而是将意大利兵员直接编入德军序列。这一极端主张遭到了其他军方将领的抵制，他们认为若无意大利傀儡政权充当挡箭牌，直接接管统治意大利将极其繁难沉重乃至化为泡影；更何况希姆莱明确宣称自己手中并无充裕的警察宪兵警力足以在意大利“实施铁血高压统治”。持类似但略有差异立场的是斯佩尔（Speer，对他而言唯一关键的是能够架空意大利机关直接对工业生产与军工军械做出最终决断）和绍克尔（Sauckel，他完全从能为帝国榨取多少意大利劳工劳动力的特定视角打量意大利格局，旨在将一部分德国本国技术劳工从军工车间抽调补充前线国防军，并为修筑‘东线壁垒’掠夺苦力）⁹⁵。

在更狭义的政治层面上，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执一词：一部分人认定墨索里尼重掌权柄不可或缺；另一些人则更中意建立一个彻头彻尾的吉斯林式傀儡政权，以便减少掣肘并确保德国在意大利享有更大的为所欲为之特权；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对墨索里尼是否尚有心力掌权深怀疑虑。更不用说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一贯（且此后仍将持续）痛斥墨索里尼曾包庇庇护犹太人⁹⁶；而狂热的大日耳曼主义分子——最典型的如蒂罗尔帝国大区长官霍费尔（Franz Hofer）与克恩滕帝国大区长官赖纳（Friedrich Rainer）——早已巴望着将帝国的南部疆界大举向南推进，不仅将上阿迪杰（南蒂罗尔），更将特伦蒂诺、威尼托乃至威尼斯朱利亚全盘鲸吞入德国版图，并为此立即向希特勒展开游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的论述极具代表性。
在这位宣传大臣看来，意大利人借由其背叛，为自己选择了“历史上所能记忆的最为可耻的政治命运”：
“他们丧失了荣誉。一个人绝不可能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两次背信弃义而不永远玷污其政治荣誉……这场战争唯一确凿无疑的铁律，便是意大利必将战败。对其领袖的卑劣背叛，乃是对其盟友全面背叛的序幕。领袖将作为最后的罗马人载入史册，然而在他那伟岸的身躯背后，一个吉普赛式的卑劣民族将彻底腐烂殆尽……意大利人因其不忠与背叛，已丧失了维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切权利。他们必须依照历史的铁律，承受最为严酷的惩罚惩戒。”

然而在当前关头，最紧迫的任务是“竭尽所能抚绥安顿我们即将接管的意大利各地区”，因此不仅必须对任何领土变更“暂缓搁置”，而且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审慎与高超的政治智慧行事，杜绝一切可能产生适得其反后果、激怒意大利民众、给德国武装部队制造巨大掣肘并“宣判任何新法西斯政权陷入政治瘫痪”的鲁莽举措：
“眼下我们对意大利民众必须隐忍不发、休提非议，因为我们用得着他们，尤其在我们的后勤补给线与交通枢纽方面。即便我们的手心再痒，对意大利军队亦绝不可肆意诽谤，因为我们至少必须说服他们放弃抵抗并向我们的部队缴械。”

历史的总账将在适当时机彻底清算，“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就意大利对轴心国所犯下的骇人背叛行径获取沉重的补偿”⁹⁷。

在7月25日之后不久，戈培尔曾对墨索里尼是否愿重掌权柄深表怀疑⁹⁸。随着9月8日停战的爆发，这一疑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前“领袖”的身心状态是否足以承担如此沉重使命的深刻担忧⁹⁹；更主要的是深恐其重返政治舞台势必在清算时机成熟之际极大增加向意大利算账的阻力，从而缩水德国因遭背叛而理应攫取的割地赔款。翻阅其日记便足明此点。就在墨索里尼获释前夕的9月11日，戈培尔记道¹⁰⁰：
“关于领袖，从情感角度而言，设若我们无法将其解救，自然令人极度痛惜遗憾。然而从纯粹政治视角来看，这却并未引起我过多不快。我们必须以冷酷的机会主义眼光审视这一切。设若领袖执掌一个崭新的法西斯意大利，在诸多我们眼下原本能够对意大利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事务上，我们无疑必须对他礼让三分。即便元首坚决否认，我亦不相信元首能有胆量从一个由领袖掌舵且在战时恪尽职守的法西斯意大利手中强行割走南蒂罗尔。然而我们不仅必须收复南蒂罗尔，更应将帝国的边境线向南推进至整个威尼斯区以南。凡属往昔奥地利之领地，皆必须重新归还我们手中。”

而在两天后评论墨索里尼获释事件时，戈培尔写道¹⁰¹：
“尽管从人性角度而言我对解救领袖深感宽慰动容，但就政治得失而言我却深表怀疑。只要领袖退隐出局，我们在意大利原本享有绝对自由的支配权。我们本可毫无顾忌地依据巴多格里奥政权的滔天背叛，强行推行关涉意大利一切遗留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帝国的疆界除南蒂罗尔外还应涵盖威尼斯全境。而设若领袖重返政坛，这一切将变得步履维艰。即便关于我们对南蒂罗尔的领土索求，我们亦将面临重重阻力。在领袖统领下（只要他真能重整旗鼓），意大利将试图重新组建一个残存国家，对这一国家我们在诸多层面将背负盟友义务……一个由领袖执掌的政权势必继承《三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与义务。这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前景！”

在拉斯滕堡会见之后，戈培尔的这一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改观，尽管与他的担忧相反，希特勒在随后的事实中表明其绝无放弃最初战略意图之意（其意图与这位宣传部长的野心大同小异）。当墨索里尼首次流露出企图重新收回此前由德国全盘操控的法西斯对意广播宣传主导权时，戈培尔的反应极具代表性：“我们很快就会尝到，”他带着恼羞成怒的口吻记道，“领袖重返意大利政治生活所带来的苦果”¹⁰²。

然而最终的裁决权牢牢掌握在希特勒一人手中。自7月25日起希特勒便坚信墨索里尼一旦垮台意大利势必倒戈叛变；尽管早有预料与防备，停战协定的公开宣告依然在整体上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当我们说措手不及，指的并非事发时机（9月8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已基本完成了各项反制预案，以至于约德尔在前一天已拟就了强制巴多格里奥政府接受国防军军事接管意大利全境的最后通牒），而是指意大利退出战争的方式。这一方式固然绝谈不上光彩夺目；然而对希特勒这样一个只认自身狂热“历史天命”、并在这种病态狂热视角下将“荣誉感”奉为绝对决断价值的人而言，违背誓约并在其“天命”背后暗中“倒戈谋叛”便构成了不可饶恕、无可宽宥的滔天罪愆。在这方面，他于9月10日发表的广播演说极具震撼性¹⁰³：
“意大利政府决意背弃盟约、退出战争并将意大利本土变为战场，为此它大可罗织其所能想见的一切遁词。然而，它事先甚至未曾与盟友进行过哪怕丝毫磋商通气的事实，却是永远无法洗脱的罪责。
不仅如此：就在巴多格里奥元帅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天，他接见了德国临时代办，并向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巴多格里奥元帅，绝不会背叛德国，我们应当对他报以完全信任，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信任，且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决计未曾考虑过投降妥协。
就在投降公诸于世的同一天，国王召见了德国临时代办，向其做出了极其宽泛的坚决保证，坚称意大利决不会投降，并将无论顺境逆境始终恪守对德国的忠诚。就在这桩背叛公诸于众一小时之后，意大利总参谋长罗阿塔面对我们的全权军事代表，依然言之凿凿宣称那纯属英国宣传机器下流无耻的捏造谎言。
同一时刻，意大利外交部代表信誓旦旦声称该消息不过是英国人的典型阴谋诡计，他将予以正式辟谣澄清；然而一刻钟之后他却被迫承认消息确凿无误，意大利确实已退出了战争。
在挑起世界大战的民主煽动家眼中，在意大利当政诸公眼中，这一连串手法或许堪称其政治战术手腕的高超典范。
然而历史终有一日将作出公正判决，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人将为这种施加于一个曾为其倾洒鲜血、做出种种牺牲、远超条约字面要求恪尽盟友职责的伙伴身上的背叛伎俩而感到无地自容。”

而这番公开言辞不过是他真实内心波澜的苍白回响而已；在撰写讲稿时，他特意字斟句酌地采用了“克制”的语调措辞，唯恐激起意大利民间过于强烈的抵触情绪，从而诱发他们如某些局部地区已然发生的那样自发抵抗德军进攻。戈培尔日记为他在初闻停战宣告时的真实第一反应提供了最佳佐证：他雷霆震怒、五内俱焚。“他早已预见到了意大利的背叛如铁板钉钉”，然而“他万万未曾料到这场背叛竟会以如此丧失人格尊严的下作方式收场”，并视“整个意大利问题为惊天动地的卑劣样本”。由此坚定了他“在意大利实行彻底清洗（fare tabula rasa）”的铁血决意¹⁰⁴。

而这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虚张声势，希特勒随即颁布的一系列决断足以证明其决心“惩戒”意大利、对其施加铁血压制并将其经济与人力潜能压榨至极限。他当即批准了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宣告的全面独立，并授权后者全盘吞并达尔马提亚沿海；他明令上阿迪杰与特伦蒂诺直至维罗纳城郊划归蒂罗尔帝国大区长官管辖，将威尼斯朱利亚与威尼托一部分划归克恩滕帝国大区长官管辖；将其余意大利领土划分为“作战区”与“占领区”两大板块，分别受隆美尔与凯塞林司令部全权统辖；更进一步明令在“占领区”内“关于军备与工业生产的一切事务的最高全权”皆归斯佩尔独揽掌控。绝不能以为他是因为在尚未获悉墨索里尼下落、唯恐巴多格里奥将其引渡盟军的前提下才痛下杀手的。仅需一桩事实便足明其真实心迹：9月13日解救墨索里尼的消息传来后，斯佩尔原本认定前一天签署的赋予其对意经济全权的法令必将撤销，遂立即向元首请示；希特勒不仅当面确认该法令依然有效，而且为绝杜对其真实意图的任何猜疑，竟命人将该法令重新打字并将签署日期倒填为9月13日当天并立即签署生效¹⁰⁵。

如果说围绕拉斯滕堡会晤的历史大背景并不缺乏确凿的文献与详尽的参照坐标，那么关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为期两天的密谈中所探讨的具体内容，史料状况却截然相反。关于这轮密谈的档案文献极其匮乏，且极难判定其中所流传的某些具体记述究竟具有多大的实质可靠性。

戈培尔日记提供的线索并不丰富，然而它依然透露出两人密谈期间未尝不曾出现过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且在根本上希特勒并未被促使其从最初立场后撤半步；以至于在9月17日这位宣传大臣得以带着心满意足的口吻记道：“我极度欣慰元首始终如一地恪守其最初构想；显然他不再受任何感情用事所左右；意大利问题必须彻底推倒重来重新考量解决”¹⁰⁶。

数日后希特勒向戈培尔通报了密谈的经过。在缺乏正式会议纪要与其他目击证言的情况下，戈培尔日记所留存下的转述几乎构成了德国高层关于这轮会谈所透露出的全部内情；该记载极具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于洞察密谈的总体氛围及其对希特勒造成的深刻心理冲击而言更是如此。

“领袖的个人魅力，”戈培尔在9月23日记道¹⁰⁷，“并未能如以往历次会晤那样给元首留下强烈震撼……领袖并未能从意大利的灭顶灾难中得出元首所期盼他得出的道义结论……元首原以为领袖首当其冲会一心渴望向背叛他的人施加雷霆复仇。然而墨索里尼却丝毫未曾流露出任何此类意图，这恰恰暴露出了他那永远无法逾越的局限性。他绝非元首或斯大林那般的铁血革命家。他被自己的意大利民族属性捆绑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缺乏世界级革命家与颠覆者的魄力禀赋……我原本唯恐元首与领袖的会面会促成昔日亲密友谊的死灰复燃，从而给我们制造出极其尴尬棘手的政治难题。然而这一幕并未发生；恰恰相反，我从未见过元首对领袖如这次这般彻底幻灭……当然，元首与领袖之间并未爆发真正的正面决裂。然而考虑到元首以往对他的顶礼膜拜，如今元首认定领袖已无重大政治前途的事实本身，便包涵着千钧分量……我们可以认定元首对领袖其人已陷入深沉的彻底幻灭。为了我们未来的战局指导，我们理应为此感到庆幸。元首再也不愿将领袖的个人威望奉为我们对意关系的基石。他如今要求索取地缘领土担保，以绝杜下一场背叛危机的重演……”

至于会谈中更狭义的政治议题，史学上唯有回溯墨索里尼在那几天对其子维托里奥所作的透露¹⁰⁸，尤其是数月之后对卡洛·西尔韦斯特里（Carlo Silvestri）的长谈¹⁰⁹，以及特别是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刻对其若干亲信信徒的倾吐¹¹⁰。
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希特勒穷尽一切心力诱导墨索里尼出任新法西斯政权的首脑。为此他软硬兼施动用了一切手段；然而他绝未动摇其根本图谋，亦未在实质上更改前几天已然敲定的任何一项既定决断，充其量要么闭口不提（就已知史料而言，他根本未提及意欲且随后强行强加给社会共和国的巨额占领军费分摊），要么将其表述得含混暧昧、轻描淡写，将其粉饰为战时军事需求所迫的临时权宜之计——如设立阿尔卑斯山麓（Prealpi）与亚得里亚海滨（Litorale adriatico）两处“作战区”的举措便属此类。在这方面，据墨索里尼转述给安富索（Anfuso）的话¹¹¹，希特勒在泛泛谈及地中海与亚得里亚海时，曾间接试图对其好言安抚：声称一切皆未改变，在战争胜利后一切亦绝不会改变。唯一的崭新现实在于，由于9月8日停战倒戈，德国的“战略任务自然”发生了演变，“以至于不得不由德方单独处置若干局势，例如阿尔巴尼亚局势，而无暇兼顾意大利的利益”。真正的核心课题唯有一个：“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一旦赢得战争，意大利的一切合法权利必将获得全面恢复。其根本先决条件在于法西斯主义必须涅槃重生，并对叛党施加铁血清算！”

唯独在此一关节点上，希特勒表现得斩钉截铁且毫无妥协余地：必须对7月25日的“叛党”——首当其冲便是齐亚诺（四重背叛者：背叛祖国、背叛法西斯、背叛盟约、背叛家族）——施以死刑极刑；墨索里尼必须重掌政权；新法西斯政权必须以“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双雄体制为核心枢纽，盖因格拉齐亚尼乃是唯一享有足以重整意大利陆军所需崇高威望的将领。
设若希特勒在其他事务上尚显闪烁其词，那么在这三项原则上他却寸步不让：
“一天的时间亦不可耽搁延误。必须在明天之内，由阁下在广播中庄严宣告废黜君主制，宣告意大利法西斯国家诞生，国家大权须全盘集中于阁下一人之手；阁下从而将成为——且绝无可能、亦绝不接受任何其他保证人——德意两国结盟条约完全有效性的最高担保人。”

设若墨索里尼拒不从命，希特勒扬言必将在意大利实行焦土政策——更何况在其看来，意大利在背叛后本就理应承受此等浩劫。据墨索里尼事后向卡洛·西尔韦斯特里的倾吐（在更简练的辞令下他亦曾对其他人谈及），早在第一次密谈中希特勒便在这方面讲得一清二楚：
“我必须开门见山。意大利的背叛设若被盟军充分加以利用，原本足以促成德国的猝然崩溃。面对我们其他盟国中任何可能企图效尤意大利之辈，我必须当机立断树立一个施加雷霆惩戒的可怕榜样。我之所以暂停了一份各项战术细节皆已筹措就绪的全面惩戒计划，纯粹是因为我深信必能将阁下解救出险，从而阻止阁下依照巴多格里奥的阴谋被引渡给英美盟军。然而设若阁下令我大失所望，我必将下令全盘执行该惩戒毁灭计划。”

次日，当察觉到墨索里尼心灰意冷、对最终胜利早已丧失信心且更情愿不再涉足政坛时，希特勒先是竭力为其打气鼓劲，向其大谈即将投入实战打击英国的具有“骇人毁灭威力”的“秘密武器”（“我们拥有魔鬼般的武器”），并宣称自己情愿同苏联达成和平媾和协定¹¹²；随后他便以较前一天更为凶暴的口吻重申了毁灭恐吓：
“设若阁下拒不通过出任国家元首兼新政府首脑以重新赋予德意结盟以生命力，意大利北部必将对波兰的命运艳羡不已！在那等情形下，齐亚诺伯爵自然绝不会移交给阁下：他将在德国就地被绞死……要么法西斯共和国新政权以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体制为基石，要么意大利将承受较波兰更加悲惨的屠戮虐待。我说更加悲惨，是因为波兰被视为被征服国，而意大利将被不加任何区别地视为全体叛徒的巢穴！”

这便是在其核心要义上希特勒所摆出的铁血立场。接下来我们唯有审视墨索里尼本人的心理防线。
正如其对西尔韦斯特里所言，墨索里尼在面对与希特勒的会见时早已“心力交瘁、丧失信心、抑郁消沉”：
“我甚至唯恐自己患上了胃癌。在被囚禁期间，我的胃部宿疾急剧恶化，曾遭遇过数次极为骇人的绞痛发作。我毫无开口交谈、辩驳争论的心绪，唯求获得片刻宁息安眠。”

当寒暄客套过后希特勒切入意大利局势正题时，他“顿感如堕万丈深渊”。数句交锋之后，当印证了其内心深处的最大恐惧——即希特勒强令其重登大宝——墨索里尼竭力拖延时间，试图回避作出任何实质承诺：
“我苦苦哀求元首留给我数天时间以容我周全考虑。然而他猛然拔高声调压制了我的话音：‘我已经考虑得够充分了。阁下必须通过宣告建立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并自封为领袖，来重新赋予我们两国未曾废除而仅遭背叛的同盟以生命力。阁下由此将如我这般，同时集国家元首与新政府首脑于一身；而新政权的构建必须在一周之内全面完成……’我使尽了浑身全部辩才机锋，企图说服元首收回执意逼我出任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强求。我早已彻底抛弃了一切个人野心；更何况我压根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巴多格里奥与王室甘愿承担挑起内战的弥天大罪，我决不愿分担这一历史罪责。”

然而一切抗辩皆如对牛弹琴：作为回应，对方从泛泛的政治清谈直接转入将意大利“波兰化”的赤裸裸讹诈（甚至狂妄呓语要动用新型‘魔鬼武器’对米兰、热那亚和都灵实施‘彻底毁灭’），并声称要将全体意大利人视作‘必须严惩的叛逆’。次日的会谈情形亦如出一辙，两人的焦点实际上已从墨索里尼是否接受希特勒关于重掌权柄的‘勒令’（元首早已将其视为毋庸置疑的既成事实），转移至若干具体技术细节，例如新国家的国号名称以及组阁的人事班底。
走出第二轮密谈后，墨索里尼对其子维托里奥叹道：
“唯一的出路唯有重返战斗；别无选择：必须拯救意大利免遭更骇人的灭顶之灾，”随后补充道：“这场战争对轴心国而言尚未能断言必败”¹¹³。

据瑞士瓦莱州蒙泰的马莱沃精神疗养院院长A. 勒蓬（A. Repond）博士于1945年6月向瑞士联邦总检察署秘密呈递的《关于埃达·齐亚诺夫人的报告》（埃达自1944年1月逃抵瑞士后曾长期在该院疗养住院）所载，在慕尼黑启程谒见希特勒之前，墨索里尼曾向苦苦哀求其退隐政坛的爱女埃达信誓旦旦许诺：自己决不会被对方动摇心志（ne se laisserait pas ébranler）¹¹⁴。另据卡洛·西尔韦斯特里所述¹¹⁵，墨索里尼重获自由后的最初真意甚至原本是企图退隐避难于中立国瑞士。设若这一证词属实（且极具可靠性），那么在短短四天之内，墨索里尼便从一个潜在的流亡隐士被骤然打回了前“领袖”的原形——一个被打落半截、实际沦为德军阶下囚、但在名分上依然被称为“领袖”的人物。行文至此，除非完全抹杀其在数周囚禁生涯中屡屡重申的自视为政治“僵尸死人”的全部言论价值，或者满足于某种“墨索里尼与法西斯注定只能这般收场”的纯粹意识形态先验论，无数历史拷问便排山倒海般涌上心头。

从传记学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必须首先直面的首要课题——这是宏观全局性的课题，其他问题皆为其派生分支——在于判定：9月8日停战以及德国人的解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墨索里尼此前的心境世界。

据其妻拉凯莱夫人（她在墨索里尼前往拉斯滕堡之前及其返抵之后皆曾与其深谈）的证词¹¹⁶，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当被问及打算时，墨索里尼曾回答称决心“竭尽所能保全意大利民众的安全”：“设若我不留在他们身边以缓冲减震，德国人的报复必将惨绝人寰。”然而他亦补充道：“但一切决断皆待同希特勒面谈之后方能定夺。”这足以让人推断：在现实中，尽管预见到了希特勒的态度及其强令自己重掌政权的企图，墨索里尼当时并未作出任何真正既定决断，且在其内心深处，尚抱有一丝侥幸能够推脱避开这一厄运。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当他自拉斯滕堡返抵慕尼黑后，其妻依然竭力力劝他绝不可答应出任新共和政府的首脑。

决非偶然的是，在1981年决意发表其1943—1944年日记的序言中，路易吉·博拉（Luigi Bolla，社会共和国时期曾任外交副国务秘书马佐利尼的亲信幕僚，但他并非法西斯分子，且战后成为真诚的民主人士）深感有必要重温并深思墨索里尼的心境以及其为何同意执掌社会共和国，并写下了如下发人深省的文字¹¹⁷：
“当墨索里尼自德国归来，面容深陷枯槁，双目神采尽失，语调单调而凄楚，几乎令人难以辨认；在那一刻许多人心如明镜：他绝非主动向希特勒乞求这一搭起悲剧性傀儡伪局的差事，而是在清醒意识到唯有自己才能使意大利中北部免遭南斯拉夫式生灵涂炭的厄运后，方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重担。”

与这一问题紧密交织的另一大疑窦在于：墨索里尼当时是否尚真诚相信德国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9月下旬在罗卡德莱卡米纳泰庄园，当其妹埃德维杰向其提出这一疑问时，他答复道¹¹⁸：
“设若我不这般设想，我将万劫不复；设若我确凿知晓社会共和国……注定只能充当一个幽灵、一个徘徊在边缘炼狱的虚无幻影，我将生不如死。就战局现状而言，德国人若能在盟军之前抢先投入使用交战双方皆在研制的新型毁灭武器，他们依然将赢得胜利……”

在同其若干最亲密幕僚谈及此事时，其措辞亦当大同小异；仅举一例，共和法西斯党（PFR）副书记皮诺·罗马尔迪（Pino Romualdi）在其回忆录中探讨该问题时，最终断言墨索里尼并未认定德国人已丧失了一切获胜希望¹¹⁹。正如人们所见，这种信念的核心力量与致命脆弱同时凝聚在这一逻辑之中：它远非某种确凿无疑的铁律，而高度类似墨索里尼对其妹提及“秘密武器”时的那种浮木心理。这便解释了为何一个脚踏实地、在共和国初期与其朝夕相处、比任何人都更能洞若观火地窥探其灵魂深处细微波动与行止阴影的实务官吏——乔瓦尼·多尔芬——反而断定墨索里尼对德国的胜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¹²⁰，且归根结底每当他联想到德军胜利的前景时，他认定这对意大利而言绝不会比盟军胜利更为优渥，以至于对多尔芬坦言道¹²¹：
“设若局势对他们顺遂，德国人势必让我们为自身的‘背叛’以及为他们替我们提供防卫而付出极其沉重血腥的代价。”

至此我们触及了全盘历史之谜的核心症结：墨索里尼究竟为何同意出任新共和政府的首脑？
是出于恐惧吗？绝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排除此点，但我们不予采信。这不仅因为无论政敌与历史学家作何评价，他绝非懦夫胆小之辈；更因为他不可能不意识到——一旦重获自由——希特勒绝无可能对其本人痛下杀手：正是促使元首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绑在战车上的同等动机，在更大程度上阻止了元首对其施加人身迫害。是出于向‘背叛’他的人复仇吗？确有人作如是观，但该解释同样不足为信。这不仅因为他绝非希特勒或斯大林那般嗜血成性的复仇狂徒，更因为即便他真有此心，在其掌控的大网中尚存的大鱼早已寥寥无几；最后更因为正如后文所昭示的那样，铁的事实证明他从未施加过任何私人报复，连维罗纳审判本身亦完全是由德国人（一心要取齐亚诺项上人头）和共和法西斯党强加于他的妥协产物。

同样不可断言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野心死灰复燃——一方面源于虚荣野心或傲慢自尊，另一方面源于渴望通过轰轰烈烈重归其早年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原点而‘体面落幕’。设若说墨索里尼在意识到无法挣脱希特勒的魔爪后确曾盘算过此种‘复归’，那确实毋庸置疑。这从他当即断然抵制希特勒强加的‘意大利法西斯国’（或‘法西斯共和国’）国号，并坚决固守‘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的命名中清晰可见——希特勒对此国号深表不满并企图重新议定，但墨索里尼在元首反悔之前便生米煮成熟饭向外界公布宣示¹²²。尽管墨索里尼或明或暗地思忖向左转已非一朝一夕，但这绝非促成其接受重任的根本驱动力；这充其量不过是他（连同诉诸‘国家荣誉’的大旗）用来为自身妥协寻找合法性说辞、并企图借此扩大自身社会认同基础的手段而已。盖因其深谙德国人的秉性及其推进自身战略图谋的铁血决绝，他不可能不明白德国高层对于意大利法西斯任何真正的激进社会转型势必怀有极度敌意：这在眼前势必给德方对意军政经济管理制造无穷新的混乱与掣肘，在长远更可能动摇乃至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对整个泛‘法西斯’阵营的绝对意识形态与道义领导权——而7月25日政变本已彻底将这一霸权定于一尊。在这方面，戈培尔在11月中旬对共和法西斯党纲领要点的按语极具说明意义：“设若落实这样一份社会纲领，面对法西斯分子的激进主义，我们将不得不为自身保守感到无地自容”¹²³。

至于谈及野心与虚荣，必须谨记如今史学界公认的铁律：墨索里尼从一开始便心知肚明自己的回旋余地与自主空间极其狭隘、饱受掣肘，其真实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三流附庸仆从，日复一日遭受德国人的虚伪蒙蔽欺骗，以至于每当其不堪重负时，便忍不住对德国人发起狂暴的痛斥，甚至发出如下悲鸣倾诉¹²⁴：
“这帮家伙硬咬定称我们为盟友纯属自欺欺人！倒不如让他们索性彻底撕下伪善假面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同其他所有人一样不过是被征服的臣民与沦陷的占领区！这反倒能让我们早日终结这场滑稽丑剧，并彻底简化我们个人的历史课题。”

他是如此清醒，以至于公开坦承自己¹²⁵：
“自国王宫邸被捕之日起我便是一个囚徒……社会共和国的真正统治首脑绝非墨索里尼，而是拉恩。设若希特勒与德国赢得战争，墨索里尼与意大利同样满盘皆输。对我们而言已绝无生路可逃：在那边，我们是被无条件投降的死敌；在这边，我们是被肆意践踏的叛逆。”

至于在此后的数月里，在个别亢奋狂热的瞬间，他或许一度丧失对其真实处境的清醒感知，高估自身能量乃至妄言声称感觉德国人已然“懊悔准许我们组阁、尤其是由我出任总理”¹²⁶，这完全是另一重课题，与他当初决意重掌权柄的动机风马牛不相及，而必须置于另一重维度下审视：即其精神状态日益频繁的剧烈摇摆，在其由万念俱灰的意志消沉，跌宕转入事实上日益罕见的自我麻醉与亢奋狂热，抑或堕入冷酷现实主义的彻底颓丧（甚至绝望叹道“或许我的政治命运在7月25日便画上句号才是最可取的宿命”¹²⁷）。

“有时，”多尔芬某日对此评注道¹²⁸，“他宛若一个完全游离于现实与人间烟火之外的狂想者；有时，他又不过是一个同我们所有人一样背负着无尽痛苦与幻灭的凡夫肉胎。”

在排除了上述所有阐释假说之后，唯一确凿成立的解释，正是墨索里尼本人及其当时若干核心幕僚（无论直接抑或间接表述）所反复诉诸、且以不同语调与视角被几乎所有外国传记作家所一致采信的历史结论¹²⁹：墨索里尼之所以重掌大权，是因为唯有在这一前提下希特勒才不会将其所占领的意大利变成第二个波兰；是因为他奢望凭借自己的周旋存在能够减轻占领体制的残暴蹂躏，尤其是阻止德国人在阿尔卑斯山麓与亚得里亚海滨两处‘作战区’为所欲为直至将其全盘吞并割裂。他设想：设若在其庇护遮掩下社会共和国能够‘忠诚’履行为盟友助战的义务，从而借此‘洗刷国家荣誉’，则希特勒对待意大利的手段或许将有所克制缓和；且在战胜之后，德国亦不得不投鼠忌器。由此促成了墨索里尼执掌社会共和国、并竭力促使意大利重返对德并肩作战战场的决断（他对多尔芬说：“我们只剩下一条唯一的逃生生路：立即重返战斗……设若我们欲保全自身独立的最高福祉，就必须在面对德国人时重新赢回威望与实力”¹³⁰），寄望借此缓解意大利面对德国所处的极端弱肉强食的屈辱劣势。归根结底，这与他在11月初力邀皮耶罗·皮森蒂（Piero Pisenti）出任司法大臣时所讲的一番话如出一辙¹³¹：幻想作为政权的法西斯体制继续苟延残喘已绝无可能；唯一的课题唯有“设法为祖国效命，拯救其脱离已然倾覆的深渊”。

在同希特勒这轮会晤之后，尽管重重劫难横亘眼前，坚信唯有自己才能充当阻遏灭顶之灾防波堤的执念，已在他心中坚不可摧地彻底扎下了根基。

在这一视角下，对于墨索里尼及其若干核心幕僚而言，首要战略目标乃是‘保卫’两大‘作战区’，坚决阻止德国人将意大利在当地的政治、行政与军事存在彻底驱逐殆尽，防范形成既成事实导致在德国战胜时被正式并入帝国版图；且即便在德军战败这一概率大得多的前景下，亦能防范奥地利乃至尤其是南斯拉夫对该领土提出领土割让索求¹³²。关于墨索里尼身边的亲信幕僚，帕沃利尼于1943年10月10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件、以及安富索于次年9月27日致马佐利尼的信函极具说明性。前者明确指称保卫‘作战区’将构成社会共和国得以存在的‘首要历史合理性依据，无论未来大势究竟如何演进’¹³³；后者将视野拓宽至全盘对德关系及德国对意政策时写道¹³⁴：
“我们唯一的历史告慰在于：意大利民众根本不知晓设若没有墨索里尼横亘在他们与德国之间，何等毁灭性灾难必将劈头盖脸降临其头顶。我说，设若国防军将意大利视为毫无国家政府之沦陷殖民地的主张得逞，意大利人将尝尽百分之百的德军占领之苦，而如今他们所承受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半而已。”

借由这一极难否认其核心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即便我们不能全盘排除其他次要考量可能在微观上促成了墨索里尼的决断（诸如绝不愿将政权拱手让予如法里纳奇这般一方面更加极左复仇、另一方面对德方一切指令更为屈膝俯首的法西斯狂徒）——该问题似乎便可盖棺论定。

然而，当年曾效忠于社会共和国的诸多人物对墨索里尼的这一抉择所赋予的（现实与道义）重大意义——借用皮耶罗·皮森蒂回忆录的书名而言，甚至将其捧为所谓的‘必要共和国’（repubblica necessaria），乃至将墨索里尼奉为在护卫意大利全民族祭坛上彻底焚膏继晷的‘自我牺牲殉难者’——促使我们必须在此做出最后两点简短的宏观历史反思。即便关于这些反思所潜藏的重大命题我们随后尚有机会做深入展开，然而它们无论在传记学还是在纯粹史学考订上的分量皆如此泰山压顶，以至于我们有必要在此时便先行点题标明。

第一重反思关涉社会共和国的所谓‘必要性’。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展开论述的那样，对社会共和国的效忠依附（正如对抵抗运动的投身依附一样）绝不可从某种单一铁板一块的先验视角一概而论。其动机可谓千差万别、五花八门：有时是‘崇高’的，有时是‘卑劣’的，有时是理性算计，有时是出于盲目本能，甚至往往受制于机缘巧合乃至命运捉弄；唯有深入挖掘前二十年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社会深层现实（有时甚至需追溯至更早年代），细密考订9月8日之后骤然形成的生死残局及其对每个个体心灵的不同冲击，方能真正参透此中幽微。然而强调这些绝不可导向将所有政治立场混为一谈的和稀泥相对主义，绝不可形成忽视那些主导性历史抉择之重大定性意义的平庸史观——正是那些关键首脑的原初抉择直接或间接牵动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抉择；后者的动机固然值得体谅理解，但在历史审判席上，绝不可将两者置于同一道义平面之上相提并论。这便是关于墨索里尼决意以自己之名义、聚集于其个人光环周遭缔造社会共和国这一决断的论述必然汇聚之处。并进而引向更具重大历史分量的课题：即社会共和国在1943—1945年的历史惊涛乃至其后整个战后岁月中所扮演的深远角色——我们指涉的绝不仅限（亦主要非指）战后初期，而是涵盖此后直至今日的全盘历史长河。

社会共和国的构建在墨索里尼所期许的若干局部指标上确实达成了一定成效，这一点任谁亦无法彻底抹杀否定。然而其实质要害在于其在眼前战时及长远战后所付出的滔天代价与沉重后果。显而易见，在此处关于战后维度的第二重课题仅能作大纲式的宏观勾勒；然而这绝不可被无视、掩盖或逃避。盖因这直接关涉能否真正参透自解放（Liberazione）以来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历史本质，能否最终超越那种将我们当代史完全政治化、工具化的狭隘史观——该史观将战后当代史单纯描摹为一场与旧时代的彻底决裂（这一决裂被认定仅部分成功、因而归根结底尚待继续推进），将其奉为某种与‘旧事物’水火不容之‘崭新’维度的展现；而其所谓的旧事物不仅指（且往往并非主要指）法西斯主义，更是指涉自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以降整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明演进历程。

设若将该问题置于代价与历史后果的天平之上审视，毫无疑问，历史的砝码无可挽回地全盘向墨索里尼该项抉择的反面彻底失衡倾斜。盖因社会共和国的建立正是意大利内战（guerra civile）的万恶之源（因为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极力讳莫如深地否认它，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内战，且除南斯拉夫外中西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浩劫¹³⁵）；这场内战在1943—1945年间血洗了德军占领区，在意大利同胞之间凿下了仇恨的血海深仇，并在战后数十年间深深绑架羁绊了全民族的政治机体，赋予其一种截然不同于法国、比利时乃至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德国自身的病态特质——顺笔提及，依我们之见，这种特质恰恰构成了所谓‘意大利特殊病理案例’（caso italiano）最显著、若非最关键的核心特质。设若没有社会共和国，抵抗运动原本将呈现出纯粹的民族爱国性质，呈现为一场全民同仇敌忾对抗德国占领军的民族解放圣战；其社会阶级斗争属性由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上将政治敌人直接指认为阶级敌人的着力点，其权重势必大打折扣；由此共产党人对游击队运动的操弄渗透、领导权夺取及其工具化运用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在战后亦将无从将这种霸权投射至越来越广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阵地，无从借由一种虚构的‘神圣统一抵抗运动’的政治神话来绑架勒索其他政治文化阵营以推进其自身的政制蓝图。而事实上，当年的武装游击队武装斗争远非他们所吹嘘的那般铁板一块，其为之流血牺牲的价值追求与政治蓝图——除反法西斯这一公约数外——千差万别，且植根于与共产主义本质截然水火不容的民主理念与实践之上。

第二重反思则关涉墨索里尼所谓的‘自我牺牲’。单纯宣称墨索里尼重返政坛主要是出于希特勒将意大利‘波兰化’的恐吓，是远远不够的。诚然其回旋余地与抵制德军的实际手段微乎其微，正如他对法西斯党内残余势力的威望号召力远非昔日可比；然而在上述两方面，铁的事实表明——除个别由于其偶发性而显然受制于一时心境冲动而非坚定意志与严肃从政承诺的孤立插曲外——墨索里尼在社会共和国日常治理中所倾注的心力，远远低于人们所期待的水准，尤其远远低于其身后吹鼓手们所竭力粉饰的那个将全副身心‘奉献牺牲于意大利全民族’的救世主光环。真相要接近得多的是：在迈出了同意重登大宝这一决定性第一步之后，作为社会共和国政治领袖的墨索里尼在实质上几乎形同虚设。一部分是由于他清醒自知能有所作为者微乎其微，自认通过将自己的名号奉献给社会共和国便已然做完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部分是由于他极力规避遭受新的耻辱挫败，不愿诉诸令其作呕的铁血手段；而最根本的，则是因为即便重登‘领袖’宝座，他在政治与精神上依然认定自己不过是一具名存实亡的‘政治僵尸’，对万事万物皆心如止水，对未来再无丝毫兴致眷恋。

由此导致他将自己彻底封闭于个人的内心悲剧之中，与其说在主持政务，毋宁说是在翘首坐待——借用一句文字双关语——自身的肉体与政治终局，对于那些他早已丧失信念、且无论如何皆视作无足轻重之琐屑的‘国家大政’，抱以冷漠彻骨的超然疏离。依我们之见，路易吉·博拉在其1943—1944年日记的序言中对这一精神病理状态做出了极其入木三分的精准解剖¹³⁶：
“人们常说墨索里尼在加尔多内（Gardone）沦为了阶下囚，此话固然属实；然而在成为德国人的囚徒之前，他首先沦为了自己的囚徒，沦为了自己一手炮制的领袖神话的囚徒，沦为了自己往昔岁月的囚徒，并且——或许最根本的是——沦为了他清醒意识到自己已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原点教条背叛殆尽的罪恶感的囚徒，沦为了自己一生毁多于建、未曾留下任何足以超越其肉身存续之历史遗训的幻灭感的囚徒。他深知大局已定败局难挽，且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在某次演说中所妄言的‘补考过关’：于是他听任自己沉沦随波逐流，任由内心的煎熬折磨撕咬自身——这种自残折磨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充当了一种令其获得慰藉的初步赎罪，却彻底剥夺了他直面一项艰巨绝伦却非绝无可能之历史使命所需的意志筋骨——而这原本是唯一能够促使其在‘他的’人民面前洗刷部分罪愆的救赎之路。”

“这项历史使命——昭然若揭横亘在眼前——他显然曾瞥见过其轮廓，然而却仅仅将其视为一场无法企及的虚幻幻梦，以至于他甚至未曾尝试将其勾勒为施政纲领的基石。他听任旁人随意操弄摆布，即便在维罗纳审判这等惊天悲剧中亦是如此，即便在《维罗纳宣言》纲领性宣示或《企业集体化法》（Legge sulla socializzazione）等重大意识形态法案上亦是如此：诚然对于后者，因其重新唤醒了他灵魂深处古老的社会主义初心回响，他随后曾竭力争夺其立法生父的名分，甚至洋洋自得宣称借由该法自己在‘波河平原四处埋下了定时引爆的社会炸弹’。无可否认，他曾无数次向德国军政首脑乃至希特勒本人提出交涉干预，曾颁布政令化解其幕僚之间已达引爆沸点的倾轧争斗，曾签署过汗牛充栋的政府法令；然而所有这一切几乎无一不是在客观情势逼迫或属下强推下被动应付，毫无周密宏图，毫无坚定信念，毫无斗志风骨。”

“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villa Feltrinelli）那凄凉幽暗的氛围中——在缺乏阳光的日子里宛如卡夫卡式的荒诞布景般令人产生窒息幻觉——他以慢动作机械复刻着昔日的残影轨迹，过着消磨批阅公文公函与大段大段无聊死寂光阴的公务员式庸常例行生活，几近沦为对自己昔日形象的荒诞反讽模仿：这是其逃避‘行使意志’的唯一避风港，唯有如此方能不打破那层将其与外界隔绝、任其在等待天谴极刑降临前苟延残喘的虚无真空。”

“偶尔令其重燃热忱的记者或讲坛煽动家的灵光闪现，属于他往昔乃至今日依然独步天下的专业领域，因而依我之见，这丝毫未曾动摇我关于其作为社会共和国首脑所保留的定格印象：一个在我记忆中因直面自身毁天灭地之惨败而彻底崩溃萎靡、陷入一场被‘无能为力’的宿命确信所理性伪装的意志瘫痪之中的废人。唯有借由这种心理病理解读，方能解释他在诸如枪决齐亚诺等若干极端原则性事件上、乃至在整个社会共和国存续期间所一贯保持的彻底缺位与逃避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