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943年秋至1944年春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不见黎明的迟暮
关于墨索里尼在奠定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最初基石之际的真实意图与举措、以及他面对萨洛政权初创时的心理状态，现有的历史认知宛如一片密林：光线透过树隙洒下，照亮了某些树木，却将其余树木留在阴影之中，对另一些树木则扭曲了其真容，且几乎从未能真正穿透林下密密匝匝的低矮灌木丛。造成这一史学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长期以来能够查阅的当世原始档案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在于众多亲历者（不论是主角、主要配角还是普通龙套）回忆证词的支离破碎、含混不公与主观片面（更不用说其中的讳莫如深，或是竭力为自身粉饰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未必完全脱离实际却不可避免受到事后成见支配的自我形象）。然而，即便最老练成熟的史学家往往亦将其注意力与精力主要倾注在复原这些事件的编年史实之上，而忽略了深入探究墨索里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将此仅仅归咎于上述客观困难，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我们看来，促使学者们更偏爱于机械还原事件过程的，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双重信念。
其中一种信念更具客观性质：即认为事态发展到那一步，墨索里尼的个人威信与周旋回旋余地已变得极其微乎其微，以至于他既无能力、亦无意愿去抗衡他人的决断与抉择——这既包括德国人的决断，亦包括其阵营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忠随者”的决断。另一种信念则更具主观色彩，但其逻辑与第一种完全同向并使其进一步强化：即认为墨索里尼虽接受重新出山执掌政权（因为他深知自己是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使遭受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免遭类似波兰那般彻底沦亡命运的人），但他内心深信大局已定、大势已去，自己绝不可能再有任何“补考翻盘”的机会。由此便导致他闭锁于内心的无尽折磨之中，放弃了行使作为“领袖”职能的努力，转而在最富戏剧性且直接关涉其个人切身利害的情境下（诸如维罗纳审判期间）亦采取了听任他人“放手胡作非为”的消极态度。
为这一双重信念大肆背书定调的，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孔切托·佩蒂纳托（Concetto Pettinato）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如果你还在，就敲一下桌子吧》（Se ci sei, batti un colpo）。该文所激起的巨大社会轰动，使得许多人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在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21日佩蒂纳托发表此文之间，足足流逝了约莫九个月的漫长岁月；在这九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重大政治风云——从筹备制宪议会到尝试组建国家共和军队，从颁布企业社会化法律到试图约束整肃共和法西斯党（PFR）的一系列努力；这一切充分表明，墨索里尼在这一时期曾竭力行使其统治大权并试图推行其自身的政治战略（其战略是对是错在此姑且不论）；直到1944年春季，他才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彻底“抛出了认输的白毛巾”，放弃了赋予萨洛共和国某种独立生存理由的努力，不再试图赋予该政权一个迥异于帕沃利尼和强硬派分子正在强加给它的面貌。
对于墨索里尼在同意重新出山之际深知自己所拥有的主动权与回旋空间极其狭隘这一点，我们自然绝不否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在那些准备再次团结在其周围、同他一道投身萨洛冒险的人群心目中，他的威信与权威亦早已无法与往昔同日而语。然而在我们看来，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尽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沉重摧残，且深知无论对自己还是极大概率对德国而言这场“历史大决局”已然注定彻底输光，但这丝毫未能阻止他竭尽全力试图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赋予某种内在特质——即便未必能如其某些旧部及尤为引人瞩目的新幕僚（诸如卡洛·西尔韦斯特里1的案例）所建议的那样赋予其一套明确完备的政治体制架构；他在脑海中对这种特质的大致构想，很可能起初连他自己亦未完全厘清，或者无论如何他明白唯有诉诸其全部政治韬略与手腕才可能将其部分实现。因为——这正是症结所在——他深感自己所构想的政权特质，与在当时缺乏其他支柱的情势下他不得不依凭的那批党徒所热衷追求的特质完全大相径庭，或者充其量仅有部分重合。正因如此，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尽可能透彻地探究他的真实意图与政治蓝图。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纸空文的历史事实，绝不足以构成认定其缺乏史学价值的理由。这一方面是因为，若不洞悉这些蓝图，随后数月的许多重大事件便显得晦涩难解，甚至不可避免地会被套用一些与历史事实毫无相干的牵强解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构想隐约折射出：行将走到其政治生涯终点的墨索里尼，究竟渴望给后世历史留下怎样一幅自我画像。对于任何政治家的传记研究而言，尤其对于墨索里尼这样一位在其独特方式下始终生活在历史“之中”并“为了”历史而活的人物的传记研究而言，这一问题无疑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分量。
就墨索里尼的个人意图而言，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最初肇始在很大程度上被重重迷雾所笼罩。唯有一盏微弱的光亮可资指引，那便是戈培尔在9月17日写下的日记记录2：
领袖首先打算重建法西斯党。随后，在党的协助下，他希望着手重建国家政权，从最底层的行政层级逐步抓起。作为其历史伟业的加冕，他最终提议召开制宪议会。他的终极目的应当是彻底废黜萨伏伊王室。领袖在迈出这一步时依然显得略微犹疑不决，因为他自然深知维系意大利人民同王室之间的深厚传统纽带，并且深知这些纽带决非能够轻率斩断的。另一方面，他的各项举措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局战火的具体演进走向。
墨索里尼所签署施行的最初几道“政府政令”——亦即9月15日傍晚在拉斯滕堡同希特勒结束会晤后随即通过广播电台播发的五道通令，以及次日紧随颁行的另外两道通令3——仔细审视之下，构成了戈培尔上述断语的最佳印证：
1. 致全意大利忠诚的同志们！
自即日9月15日起，我重新执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高领导权。
2. 我任命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为国家法西斯党临时总书记；该党自即日起定名为“共和法西斯党”。
3. 我命令：所有被投降妥协政府免职的军事、政治、行政及教育当局长官，以及所有其他被罢免之公职人员，立即官复原职重返岗位。
4. 我命令立即重建党的各级办事机构，并遵行下列准则：
a) 积极且充满同志情谊地全力支援在意大利领土上抗击共同敌人的德意志军队；
b) 立即向民众提供全方位的精神与物质救助；
c) 针对全体党员面对反动政变、屈辱投降与奇耻大辱时的具体表现进行严格审查，揭发懦夫，对叛徒实施惩前毖后的严厉惩处。
5. 我命令重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VSN）的所有编队及一切特种部队。
6. 作为对上述政令的补充，我已任命雷纳托·里奇陆军中将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总司令。
7. 共和法西斯党宣布解除武装部队全体军官对国王宣誓效忠之誓词；该国王以众所周知的可耻条件开城投降并擅离职守抛弃岗位，将国家拱手出卖给敌人，并将其拖入了耻辱与绝境的深渊。
显而易见，除第三道命令外，其余各项政令全部直接关涉法西斯主义本身、关涉党及其武装支柱——民兵。甚至在第七道通令中解除军官效忠誓词的举措，亦是以党组织的名义采取的，从严格法理意义上讲，它甚至构不成对君主制终结的间接宣告，而仅仅构成了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叛国与失德行为的政治判决。墨索里尼于18日晚通过慕尼黑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说亦完全如出一辙4。尽管演说在最后以“意大利万岁！”并紧随一句“共和法西斯党万岁！”作结，但他在讲话中重申了对国王的谴责（“国王暴露了真面目，且并未如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所期望的那样主动退位，因而能够且必须受到直接清算追究”），并将罪责引申扩展至翁贝托王储（“从未在战场前线露面”）以及整个萨伏伊王室王朝——斥责该王朝“在整场战争期间，尽管国王本人曾亲自宣战，却始终是失败主义与反德宣传的首要策源黑手”，并在“巴多格里奥的串通执行下，在某些怯懦无能的逃避将领以及某些丧失气节的法西斯败类的合谋下”，一手策划并组织了反革命政变。尽管墨索里尼宣称“当一个君主政权背弃其应尽之职责时，便丧失了一切生存的合理依据”，且“就历史传统而言”，意大利的历史记忆中“共和传统远多于君主传统”，且意大利的民族自由与独立在本质上更多地是由“共和主义思潮及其最纯洁伟大的先驱使徒朱塞佩·马志尼”所奠定而非君主主义者所赐；然而，他却并未更进一步走向正式宣告建立共和国或公开发布建国通告。因为单凭法西斯党在名称中冠以“共和”字眼这一事实，根本不能被视作国家的正式立宪改制。历史上并不匮乏或多或少公然标榜共和理念的政党与君主政体长期共存的先例；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墨索里尼在同希特勒会晤后与布法里尼·圭迪和斯潘帕纳托举行的首次长谈中所透露的那样，他希望在即将从7月25日与9月8日废墟中诞生的全新国家体制内，不仅共和法西斯党应当拥有合法公民权，而且那些在巴多格里奥统治的四十五天里诞生或重组的政党，只要承认新政权“旨在推进深刻社会进步”与“实现绝对民族团结”的“各项体制与法律”，亦应当获得合法席位5。这意味着，至少在形式法理层面上，法西斯党在政治体制维度上的所谓“共和性”，可能仅仅构成一项对其自身党籍成员具有拘束力的信条，但对于广大非党国民而言，不过是一项大体上的指导性方针，其拘束力并不高于20年代初法西斯早期的所谓“共和倾向”。
在当时迈出更露骨的一步，直接以一项鉴于他本人与党皆已丧失法定宪政职能因而纯属革命性质的激进行动宣告共和国的成立，乃是墨索里尼在那个历史瞬间尚不愿轻易采取的抉择。在其他历史情境下，若确信享有广泛民意拥戴并能牢固掌控党机器，他极大概率会毫不迟疑地立即付诸实施；然而彼时的时局——尽管他对囚禁期间外界发生的剧变仅掌握浮光掠影的粗浅情报——使他清醒洞察到全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乃是民心大乱，但他却完全无从精确评估君主派与反君主派之间的对立、以及全社会对法西斯主义的深重敌意究竟在其中占据何种比重；因此在他看来，暂不迈出这一不可逆的冒险步伐，转而仅局限于在这个节点上大力拨动那根“因背叛投降而蒙受奇耻大辱、必须以血火拼杀予以洗刷雪耻”的民族大义心弦，并勾勒若干宏观行动准则，无疑是更为审慎稳妥的政治抉择。
事实上，他通过慕尼黑广播电台的麦克风相当笼统地宣称6：“我们所意欲缔造的国家，将在这一词汇最崇高的意义上是民族的与社会的，亦即它将通过回溯我们的源头初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国家。在翘首等待这场运动逐步发展壮大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磅礴洪流之际，我们的基本纲领诉求如下： 1. 重新拿起武器，与德国、日本及其他盟邦并肩作战。唯有用鲜血，方能彻底洗刷祖国历史上如此奇耻大辱的惨痛一页。 2. 刻不容缓地以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各部队为基轴核心，全面着手重组我们的武装部队。唯有那些胸怀崇高信仰、为伟大理念而战的忠勇志士，才会在牺牲奉献面前在所不惜。 3. 彻底清洗铲除叛徒奸贼；尤其是那些直至7月25日晚九点三十分依然在党内任职——有时往往混迹党内长达数年之久的投机伪善分子。 4. 彻底摧毁寄生性的垄断寡头金融财阀阶层，最终使劳动真正晋升为国家经济的绝对主体与国家坚不可摧的崇高基石。”
需要格外澄清的是：我们在此绝非暗示墨索里尼毫无宣告建立共和国的意图，亦非暗示他在此问题上摇摆不定。这不仅源于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共和初心，以及在20年代掌权期间针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以及更针对那批王室宫廷圈子）所日积月累的深重反感——这种反感在历经7月25日政变与9月8日大溃败之后早已彻底蜕变为刻骨仇恨、怨毒与鄙夷；更关键的现实政治考量在于：倘若不走共和道路，无异于在猜忌多疑的德国人眼中自证与“轴心同盟的背叛者”暗通款曲，并将彻底丧失在那些把恪守轴心盟约、重返德军身侧并肩死战视作洗刷雪耻唯一出路的法西斯分子中的全部威信——对这些法西斯信徒而言，哪怕许多人对德国人并无好感、甚至对其提出过极其严厉的苛责并将今日恶局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归咎于德国人的粗暴，但他们坚信唯有血战到底，方能从君主王室勾结那批多年来依附法西斯攫取无尽特权却在暗中包藏祸心的大亨寡头所犯下的“背叛奇耻大辱”中挽救意大利与法西斯的面具；正如帕沃利尼在墨索里尼发表上述演讲前夕通过慕尼黑电台所铿锵宣示的那样7：王室反动集团深知，法西斯一旦继续当政，“其深刻革命必将循序渐进地彻底剥夺消灭他们的寄生特权”，正因如此，建立共和国并铁腕惩办叛徒成了党内少壮激进势力的唯一图腾。
既然已经决意重返政治历史舞台的前台，墨索里尼即便深知未来的一切施政空间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世界大战的最终军事结局，但他除踏上建立共和国的道路之外别无选择。正如在内政社会维度上，他除了把全部赌注押在“回归初心源头”之上别无他途一样——唯有借此，方能把法西斯政权的严重过失与全盘溃败的黑锅，全盘推卸给昔日那些被斥为“捆绑折断法西斯革命翅膀”的旧官僚反动势力，并在社会阶级属性层面上为法西斯主义争取一次起死回生的正名重塑。更何况，不论是真情流露还是出于功利算计，当时来自四面八方——乃至来自最出人意料的各个阵营角落——向他呈递请愿的呼声，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了这一根本诉求8。这些呼吁既来自那些新老法西斯党徒（他们自始至终将法西斯主义视作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坚信如今终于迎来了将其付诸全盘实现的破晓良机；根据具体情境不同，他们要么坚信、或至少热切期盼通过一次决绝的向左转大跨步，法西斯主义将有望重新赢回那些幻灭群众的拥戴乃至攫取全新的民意基本盘；要么在对战争前途彻底丧失幻想的前提下，深信通过这番舍命一搏，法西斯即便注定退出历史舞台，亦能为未来历史留下一份积极的精神火种与遗泽）；同样亦来自那些深陷政治与社会挫折感、对自身不可捉摸的前途充满恐慌的各色投机分子（他们唯一的盘算无非是尽可能多地在赌桌上占有筹码，以便暗中搭通各路新老地下渠道，为自己积攒洗白“脱罪的政治功绩”，好让自己在未来的历史风暴中侥幸全身而退）。
尽管被意大利国内以及其个人的狂暴动荡变故搞得头晕目眩，墨索里尼特有的政治直觉依然向他敲响了警钟：在这两方面（尤其在宣告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上），最明智的策略乃是切莫操之过急、切莫拔苗助长。在对德外交与国内政治双重维度上，唯一真正十万火急、不可延宕的头等大事，唯有重组武装力量并将部队送往前线参战。至于其余一切，首先必须重建国家机器并为国家重新确立权威。与这一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先序列相比，甚至连党的重组工作在他眼中亦显得不那么火烧眉毛；这最鲜明地体现在：即便在敲定党总书记人选这一核心命脉上，他亦坚决拒绝授予正式头衔，而仅仅赋予其“临时”总书记的委任；而这一委任之所以最终落在了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的头上，极大概率是因为当时他手中根本物色不出其他堪当此任的得力人选；是因为他极欲借此阻击并封死法里纳奇染指党权的野心通道；是因为倘若不选帕沃利尼，势必将激怒并迫使其余大批逃亡德国或正在汇聚柏林的狂热“死忠派”结盟向他发难；更因为在彼时特定历史关头，帕沃利尼构成了各派角力下所谓“最不坏的折中之选”——甚至在反法西斯政敌的眼中，帕沃利尼亦算得上是“极少数在外表上并不显得像是一个粗俗庸俗钻营野心家的法西斯政客”之一9。
在自1919年以来先后执掌法西斯党帅印的历任总书记谱系中，帕沃利尼无疑占据着一个极其特殊的独特席位。事实上，他的人格特质充斥着最为剧烈的内在矛盾，亦最难在史学上予以精准定格捕捉10。他于1903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名门望族（其父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著名语言学家，于1930年荣膺意大利皇家科学院院士），其家族深度融入托斯卡纳的上流社会与文化学术沙龙圈（包括犹太文化精英圈：其胞兄科拉多便迎娶了一位犹太淑女，这一联姻曾诱使若干纳粹狂热分子和狂热反犹主义阵营长久对其兄弟二人侧目而视、心怀猜忌）。帕沃利尼先后斩获了法学与社会科学双博士学位。他心智极其敏锐活跃，文化修养极高，除了是一位极其老练犀利的新闻主笔之外，更是一位颇具才华的优秀作家（其文学力作《安吉拉的失踪》便曾斩获实至名归的巨大文坛成功）。自青年时代起，他便将这种崇高的文化追求同激进的政治投身紧密捆绑在了一起。他早在1920年10月便毅然加入法西斯战斗团，在此后两年夺权斗争以及著名的马特奥蒂危机期间，他始终是一名行事果决凶悍的铁血行动队冲锋骨干。从1928年至1934年，他先后出任佛罗伦萨省法西斯副书记乃至省党部书记，在其政治主政运作中注入了极其浓郁的文化开明色彩（诸如建筑大师P. L. 奈尔维设计的坎波迪马特市立大体育场以及G. 米凯卢奇设计的曾引发巨大争议的佛罗伦萨新火车站等现代主义前卫方案，皆曾获得其坚定不移的全力支持），并展现出某种——借用在萨洛时期身处壕沟另一侧敌对阵营的罗曼诺·比伦齐（Romano Bilenchi）在其回忆录《友人录》中怀着非凡的人性温情所追忆的说法——“极其开明自由主义”的精神胸襟。在随后晋升为全国法西斯专业人员与艺术家联合会主席（期间他力排众议重启了罗马著名的老牌现代美术画廊，并断然指派达里奥·萨巴泰洛担纲执掌，对法西斯反犹机关报《台伯报》指责其“公然庇护锡安主义犹太分子”的恶毒围攻嗤之以鼻）、乃至出任内阁大众文化部部长（期间他力挽狂澜顶住各方围攻，亲自为维托里尼为邦皮亚尼出版社编纂的充满亲美色彩的先锋文选《美利坚》放行出版，并力保维斯康蒂执导的被大批法西斯死硬卫道士斥为“伤风败俗与绝望消沉”的写实主义开山之作《沉沦》公映流通）期间，他始终完整维系着这一独特的知识分子气质。早在1929年他便创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论文学周刊《巴尔杰洛》（Il Bargello）；而风靡全国青年知识精英的全国大学生“青年法西斯文学艺术与科学竞赛”（Littoriali）的构想方案，正是出自其手笔，绝非偶然的是该赛事的第一届盛会于1934年在佛罗伦萨首度拉开帷幕。他与加莱阿佐·齐亚诺私交甚笃（但他并不赞同齐亚诺沉溺于旧贵族上流社交界的癖好，反而更偏爱与艺术家和电影先锋人士打成一片），曾同齐亚诺一道自愿报名投身侵略埃塞俄比亚的硝烟战火；而他之所以能破格跻身国家“大政治”最高权力圈，在相当大程度上亦得益于齐亚诺的提携推荐，但他飞黄腾达之后却从未忘却昔日寒微文友。
他在大溃败后毅然出走投奔德国之举，相较于将其归咎于同巴多格里奥的恶劣私怨（早在希腊战役期间他便曾同元帅爆发过极其激烈的当面火并冲突，根据若干史料记载，巴多格里奥曾将其视作仅次于埃托雷·穆蒂之后对新政府最危险的头号法西斯狂徒），远不如将其归结于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法西斯激进信仰、以及他对所谓人生政治“知行合一的内在操守”的病态执念来得合乎历史真实。“你此前从未向旧政权索取过一官半职……因而你完全有权修正你的立场观念；然而我却早已跨上了这头狂暴的猛虎，我再也无法从虎背上抽身跃下”，早在此前的1942年底至1943年初，当比伦齐向他坦承自己已彻底与法西斯主义决裂之际，帕沃利尼便曾这般沉痛作答，提前道出了他在随后萨洛乱世中屡屡宣示的铁律信条：“我从这个政权那里攫取了一切荣华，我理当将我的一切骨肉全数奉还给它。”同样，墨索里尼的帅印之所以最终落在他头上，亦极易得到合理解析：他既是法西斯元老级的资深冲锋队员，但在年龄上却相对年富力强；他曾官拜内阁要员，但大体而言却绝非官声最恶劣、丑闻缠身或最受公众唾骂者，绝非被视作为法西斯政权招致滔天民怨的核心腐败元凶；更为关键的是，他同德国占领军高层的关系固然相当良好，却绝未像其他几位总书记宝座的有力竞争者那样形成极度私人化且俯首帖耳的依附傀儡纽带。这一客观事实对于墨索里尼而言至关紧要，它极大地主导了领袖的决断，并在日后促使墨索里尼屡屡在党内各大实力派的猛烈围攻弹劾下坚定不移地为帕沃利尼撑腰护短（至少在最初阶段、以及在随后我们将看到的未能成功将其罢免调职的博弈中皆然）。因为在帕沃利尼的眼里，德国人的霸道做派过去绝非清白无辜，如今亦同样充斥着斑斑劣迹；在晋升总书记之后他亦从未改变这一清醒定见：他从未否认德国人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负有的罪责是“极其深重严峻的”，亦承认德国占领军的全局政策充斥着招致意大利国民极度反感的“恶劣弊端”11。然而，在对此洞若观火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却同样坚信——在这一点上其强烈的个人道德主义扮演了决定性的支配角色——“《钢铁条约》对于今日的共和意大利而言，已然升华为神圣不可违逆的《荣誉条约》”，且“这一历史等式”必须“全方位渗透浸润我们政府的全部行动”之中12。
尽管早在当年某些法西斯内部阵营中便已广为流传将帕沃利尼定性为萨洛政权中最狂热失控、受恶魔附体般的疯癫鹰派的说法，且这一恶名带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成分；然而，要想合理阐释这位早年曾展现出令人赞叹的“宽广胸怀与兼爱能力”（P. 孔蒂语）、秉持着坚定却绝非粗鄙狭隘宗派主义法西斯情怀的知识精英，何以在加冕共和法西斯党帅印之后，竟会骤然蜕变为一名行事极其残暴好战、往往将盲动狂热的暴力行动置于清醒政治韬略之上的嗜血狂徒，何以会沦为某种极端死硬路线的狂热吹鼓手（以至于激起大批党内同袍的强烈反弹抵制），何以会一步步彻底偏离他最初全心全意拥抱并亲自在《维罗纳宣言》中字斟句酌起草擘画的所谓“革新性”与“社会性”法西斯蓝图，最终义无反顾地滑向同德国占领军近乎毫无保留的彻底同流合污——要想解释这一戏剧性的断裂蜕变，显然绝非易事。以至于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不乏学者与评论家最终倾向于将这一戏剧性蜕化归咎于托斯卡纳与佛罗伦萨人那种古老深沉的“地方风土病”的某种现代病态大爆发，归咎于托斯卡纳人历史上那种生性好斗、动辄陷入残酷派系火并自相残杀的传统性格缺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所谓的“地域文化决定论”在史学解释力上完全属于苍白无力的肤浅托辞，它根本无助于后人洞察作为“血肉之躯的凡人”以及作为“政党领袖”的帕沃利尼的真实内心世界。
与其诉诸此类玄学式的托辞，倒不如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他对墨索里尼本人的极度崇拜与绝对效忠——在这份忠诚中毫无任何功利算计与自私投机的成分；聚焦于他对法西斯主义所抱持的极端伦理化信条——7月25日政变与9月8日大溃乱这双重“历史大背叛”，在他心头将这一信条推向了登峰造极的激进化与病态狂热境界13；尤其是必须聚焦于他的所谓“极端道德主义”——或者用更精准的词汇来界定，即他对“知行合一之操守”（culto della coerenza）的病态顶礼膜拜。这种对“从一而终”的执念在其早年岁月里便已不乏端倪，而在萨洛时期更是直接升华为其至高无上的人生行为准则。甚至人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这已然升华为一种向死而生的“赴死操演”——因为从他在公开演讲与私密长谈中越来越频繁流露出的“我们唯一的执念乃是求得一个体面的悲壮结局”、或是“我们必须像法西斯志士那样去死，而决不可像懦夫那样苟活偷生”等决绝言辞便可断定：他内心对这场大战的最终败局早已不再抱有分毫幻想，且无比清醒地笃定知晓这场萨洛残局对自己而言必将以身死道消作为终章。
在帕沃利尼眼中，共和国乃是“诞生在一个惨遭出卖背叛的民族的绝望求生爆发力之上”的，且该政权的诞生唯有依赖墨索里尼本人的挂帅统领才成为可能（“唯有紧紧聚拢在领袖身侧、唯有与领袖荣辱与共，这样一场破釜沉舟的历史绝地试验方能付诸推行”）。这个诞生于“全民族大浩劫”之中的政权，在血统上却同样“诞生于绝对的纯粹洁净”——这种纯洁性集中凝聚在“九月精神”之中，凝聚在“那种毫不计较胜算概率、毫不计较能否在血战中幸存苟活，毅然决然将自身抛入血火绞肉机并决绝选边站队的殉道者气节”之中；其唯一的执念无非是洗刷民族荣誉、重塑法西斯形象，将那些在昔日旧政权二十年妥协折中、重重掣肘与背信弃义阻挠下未能付诸推行的原汁原味激进社会纲领全面落到实处14，并对一切名目的叛徒败类施以雷霆万钧的铁血惩治。党的历史使命，正是要充当这一大众自发精神的忠实代言人与喉舌先锋，对其予以坚决支撑、将其纳入严密组织建制，防范其滑入“不自量力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冒险盲动而危及民族“复兴大业”。作为坚强意志与崇高信仰的产物，萨洛共和国既不应、亦决不可蜕变为一个唯有共和法西斯党徒独霸特权的“封闭体系”；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共和法西斯党自身：党决不可沦为一个一切指令皆自上而下官僚指派、思想彻底僵化窒息、严禁基层民选骨干、且假借党员之手垄断一切国家公权力的旧式官僚机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党应当稀释自身的鲜明法西斯革命色彩，绝不意味着党可以放弃对政敌的严密监控警惕与坚决歼灭，绝不意味着可以对那些背叛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的无耻“犹大”抱有丝毫妇人之仁的姑息怜悯15——简而言之，必须以铁血行动去践行自身的坚定信仰与知行合一操守。
他于1944年4月30日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公开发表讲话时曾斩获极度刺耳的宣告16：“在所有心怀善意的良知公民同以自身光荣名号与鲜明政治面貌为荣的共和法西斯各政权机构及权力机关之间展开真诚协作，这是一回事；而某种屡见不鲜、花样百出的企图将彼此鲜明的历史轮廓与政治原则彻底消解在某种过于空泛庸俗的所谓‘大爱国主义’迷雾之中的图谋，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回事，对此我们坚决予以最彻底的断然唾弃……我们热爱思想辩论，亦充分承认思想交锋在特定合理限度内的积极益处；然而这一切丝毫改变不了这样一个铁血现实：在我们今日所身处的如此凶险严峻的特殊历史关头，政府与党必须首先且首要被确立为某种全权掌控生死大权的‘救国委员会’（comitato di pubblica salute）——它必须铁腕裁决、发号施令、快刀斩断戈尔迪死结，把一切失败主义分子、逃兵叛徒与暗中破坏分子统统押上墙根就地枪决！在自由这一庄严命题上，朱塞佩·马志尼的名言从未像今日这般振聋发聩：自由，便是‘履行自身神圣职责之崇高权利’！”
唯有在这一独特的意识形态脉络下，帕沃利尼的复杂形象及其极端死硬路线方能变得合乎历史逻辑，后人亦方能公允评估其作为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的全部执政作为，以及这种作为在法西斯内部各大阵营中所遭遇的顽强抵抗。在萨洛阵营内部，许多人投身该政权最初固然同样出于与其极其相似的精神狂热，但在行事中却绝未走入帕沃利尼那种走火入魔式的病态道德主义死胡同；相比于真正运筹帷幄推行现实政治、相比于为后世历史留下一份将共和法西斯主义塑造成某种“崭新救世康庄大道”（在某些狂热分子眼中甚至是人类未来社会若求生存与进步所必须践行的唯一通途）的制度遗产，帕沃利尼最终彻底沦为了其自身“雅各宾式道德主义”、“知行合一执念”以及崇高牺牲殉道狂热的悲剧囚徒；在他看来，这份执念连同其无畏的个人亡命匹夫之勇17，构成了彰显“纯正原初法西斯主义”神圣纯洁性的最佳历史铁证——哪怕身陷灭顶大浩劫之中，法西斯亦必须紧紧聚拢在墨索里尼身旁，迎来一场“壮烈凄美的悲剧性玉碎之死”18。
然而，让我们言归正传，重新将视线拉回到墨索里尼本人身上，审视他在重返政治前台翌日究竟如何研判大局走向。
在前“领袖”看来19，旧法西斯体制之所以遭遇灾难性总崩溃，核心病灶在于它曾是一个一切权力与运作皆自上而下呈金字塔式森严官僚体制推行的僵化机器。支撑并维系这个机器运转的“掌舵要人已彻底腐败破产”，叛卖阴谋由此得以长驱直入，全盘大厦瞬间轰然倾覆。因此，唯一可行的自救出路，乃是从社会基层与底层自下而上展开全盘彻底的体制大重构，并果断扫除在旧时代对削弱法西斯威信、瓦解体制肌体并给旧自由主义国家官僚反扑蚕食新法西斯政权撕开重重突破口起到了灾难性推波助澜作用的权力犬牙交错与双轨重叠乱局。在这一脉络下，德国驻意全权公使拉恩于9月26日致柏林的一份机密通报极富洞察力20：
在国内民政管辖领域，领袖意欲坚决扫除目前普遍存在的省长与省党部书记彼此龃龉架空之双轨弊端，在各大省份统一指派设立唯一的党政合一最高首长。
然而这注定是一条极其漫长艰难的荆棘之路，因为能够寄予信任的所谓“新生代骨干”大体上尚处于两眼一抹黑的茫然摸索阶段；而大浪淘沙后残存下来的少数旧官僚政客，则早已声名狼藉、臭名昭著，且其内部——正如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与拉斯滕堡最初数日便已痛苦洞察到的那样——充斥着水火不容的派系对立、嫉妒眼红、猜忌与往往不可调和的陈年宿怨。更为致命的是，德国各路互不统属的权力中枢（帝国安全总局、外交部、国防军、党卫队）正无孔不入地巧妙操弄利用这些内耗裂痕，以便将其无形触角更严密地渗透至基层管辖神经，确保自身在角力中攫取最有利于实现其掠夺图谋的霸权阵位。因此，这条重组之路不仅漫长，且前途极度叵测凶险。
在不久之后的诸多公开与私下场合，墨索里尼曾屡屡自嘲乃至痛苦宣称自己已沦为“全意大利最遭痛恨之人”。然而在1943年9月，他心头对此显然尚缺乏起码的清醒认知。他固然明白大众对待他本人及法西斯主义的心态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且绝非朝着有利的方向演进；但他却根本无力对这种质变的真实历史特质形成任何精准把握，亦完全搞不清楚在这样一场大变局中自己究竟当何去何从——正如他向拉恩所凄凉坦承的那样21，眼下的意大利给他的全部直观印象，就是一个彻底陷入癫狂大混乱的绝境，“恰如一个彻底丧失了东南西北方向感的烂醉酒鬼”。因此，当他在一方面痛苦反思这场空前的亡国大考验究竟是在摧毁法西斯旧体制的同时亦彻底击穿碾碎了民众的精神脊梁、还是反而“淬炼硬化了大众的心智骨气”，在大众灵魂深处激发起了一股有益的民族自尊反弹与“雪耻自新意志”——倘若借助大爱国主义大义名分、民族尊严荣誉以及循序渐进铺开的崭新社会民生新政，新生的共和政权完全有望重新将这股力量转化为立国根基；在另一方面，他甚至天真地并未排除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公开发动一场全民公决、“要求全民族正式向我确认对其领袖之崇高信任”的狂妄可能22。
单凭他竟能提出此类匪夷所思的政治假设（以及其他一系列类似课题，诸如大众的普遍疏离抵触究竟在针对法西斯主义与针对君主政体之间何者更为鲜明强烈等在此不赘述的空想），便无可辩驳地揭示出墨索里尼对待当时客观历史实态的认知是何等脱节盲目。绝不能像某些论者所轻率断言的那样，将其归咎于他刚刚恢复自由、对狱外变局掌握的情报过于匮乏；因为哪怕情报再简陋残缺，对于一个拥有数十年大风大浪政坛阅历、曾以无与伦比的天才敏锐度捕捉大众心理起伏著称的政客而言，他手头所掌握的客观拼图碎片早已绰绰有余地足以促使他以截然不同、远为冷峻现实的眼光洞悉全盘危局。同样，后世其他若干牵强附会的解释亦站不住脚——例如辩称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假装自信以掩盖自己彻底丧失筹码的绝望，抑或妄断他真的盲目自大到坚信自己只需振臂一呼便能再度轻易只手遮天主导大局。
在我们看来，真正的症结死穴（亦即唯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切解释），必须到完全不同的思想根源深处去求索：那便是长期深植于其精神心智骨髓之中、尽管历经二十年独裁统治层层上层建筑浮华包装却从未真正消弭的那种唯意志论唯心主义同庸俗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奇特杂糅混合体。正是这一内在的思想底色，在此时一方面彻底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根本无力体察绝大多数普通意大利平民在彼时彼刻所承受的空前全民族精神总危机的宏阔深度与毁灭性规模，因而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危机所直接激发的全民极度自保蜷缩心态，不仅早已宣判了法西斯主义死刑、使其彻底丧失了一切死灰复燃的土壤，而且实际上已扑灭了大众心头对一切抽象宏大政治抱负的起码兴致；在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宿疾使他顽固坚信，无论民心危机何等严峻深重，只要祭出其屡试不爽的一套激进社会民粹主义蛊惑煽动王牌，大体上便足以力挽狂澜重整旗鼓。在此脉络下，他在重获自由一个月后的10月25日向其秘书多尔芬所吐露的心声，极具代表性23：
群众需要一个足以慰藉其心灵的崇高理想：恰如每一个独立的凡夫俗子一样。面对那由特权阶层与吸血寡头垄断的旧世界，我们将取而代之以一个以大写字母L为傲的崇高‘劳动国家’（Stato del Lavoro）。
在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期间，墨索里尼犯下了一系列惨重且致命的历史误判，我们后文将逐一剖析。而在所有这些误判中，最致命的误判之一无疑便是妄图再度把赌注押在平民大众身上，妄想将大众裹挟进某种在大众心目中被认定比其当下纯粹肉体生存更为崇高宏大的历史赌局之中。此时的大众，甚至对一切“爱国主义”与“大民族主义”的刺耳动员口号早已彻底充耳不闻、麻木不仁，他们又怎可能不对法西斯所兜售的全新社会改革蓝图（以及伴随这种冒险所必将招致的灭顶血火风险）抱持彻底的冷漠唾弃态度？更何况在工人劳工阶层眼中，共产党人早已端出了一份远比法西斯更为可信、更具感召力与实践诱惑力的社会革命图景。不论是时间的推移（墨索里尼尽管竭力克制不操之过急，却亦无比清醒地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沙漏已然所剩无几），还是法西斯死党日益狂暴的盲动挣扎，都绝不可能逆转大众的这种抵触；如果说狂热法西斯冲锋队员的四处出击能产生何种实际效果的话，那也仅仅是进一步急剧加深全社会大众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心理鸿沟与血海深仇罢了。
尽管在理解全国广大民众深层心理政治态度的演进脉络维度上、在洞悉这种态度同战前相比所发生的根本性断裂维度上彻底错得离谱；然而，若要合理解读墨索里尼随后的全部政治行事逻辑（modus operandi），尤其是要透视他在重返政坛前沿最初数周内所敲定的各项优先施政序列与重大核心抉择，却必须以其当下的这一严重认知盲区作为推导分析的首要逻辑起点。
在把党务死结暂时推给帕沃利尼去打理、并从法理上小心翼翼地仅仅授予其“临时”总书记以静候未来共和法西斯党“新生力量”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自保防范举措敲定之后，墨索里尼面临的第一个绕不开的绝对当务之急，便是着手组建一个内阁政府——按照其最初的设想，该政府在实质上同样应当仅仅具备过渡性的临时性质。他之所以必须迈出这一步，是因为唯有建立了政府，他才能正式启动重组军队与重建国家机器这两项在他心目中最火烧眉毛的急务；他坚信唯有掌控了这两大支柱，面对正火急火燎施压逼迫其尽快建政的德国占领当局，他方能勉强争取到一个不至于在道义和物质层面上彻底陷入绝对下风与全面屈从依附的谈判地位。但他之所以渴求如此，还在于他寄希望于通过赋予建政以最高优先权，从而避免在形式上草率过急地直接宣告共和国的诞生；他幻想着通过某种绝非纯粹诉诸街头暴力革命的法律形式走向共和改制——因为他深知纯粹革命暴动只会进一步撕裂民心，除了本就死心塌地追随的极少数死硬派外根本换不来任何新的民意基本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狂暴的非法断裂势必将彻底堵死萨洛政权谋求获取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框架之外的中立与非交战国正式外交承认的微弱希望24。
由此便孕育出了他（如前所述，戈培尔在日记中亦有所提及，且在这一时期常伴其左右的诸多亲信亦纷纷证实、甚至曾就此同他深入长谈过）关于尽快召开制宪议会（Costituente）的宏大构想；甚至——我们实在不知该将其定性为某种政治奇谋还是彻头彻尾的白日做梦——他竟天真地幻想能够替他从烈火中取出栗子、正式宣布废黜萨伏伊王室从而为新政府赋予无懈可击法理正统性的机构，竟然应当是……旧王国的议会！而且请注意，这不仅包括了在7月25日后被巴多格里奥政府下令“撤销取缔”而非解散的法西斯法团议会（Camera dei fasci e delle corporazioni）——依循某些法学家谋士的高论，鉴于该议会是在一场非法的反动宫廷政变中被强行取缔的，且部分议员在取缔前夕尚享有神圣议员豁免权之际便已惨遭非法拘捕，因而该议会有权以其取缔违宪为由自行重新召集开会；更有甚者，墨索里尼竟企图把王室钦定的参议院（Senato）亦一并裹挟进来25！这一企图在法理宪政与现实政治层面是如此荒诞不经、滑天下之大稽（更不用说势必遭到那些把议会视作叛卖误国内奸首要大本营的法西斯狂热分子的誓死抵制），以至于本不值史家一哂；然而它却无比精准地照出了墨索里尼内心深处对于寻觅任何一种能在法理形式上为自身政权披上一层宪政外衣、能正式向外界坐实新旧政权法统传承连贯性的阴谋手腕（escamotage）是何等近乎病态的如饥似渴——正因如此，直至整个11月份，这个自12月1日起正式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政权，在官方名分上始终被严谨称作“国家共和政权”（Stato nazionale repubblicano）26；他之所以苦心孤诣维持这一法统外壳，正是为了寄希望于借此争取到维系政权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国家旧官僚行政机器的效忠协同，并以此全力阻击扼杀德国占领当局企图全面废止撕毁法西斯旧政权昔日所缔结一系列双边国际协定的潜在图谋。
然而，且让我们把这些一厢情愿的空想抛在一旁，重返冷酷的历史事实本身：首当其冲的便是新政府的实际组阁进程，以及墨索里尼为筹备召开制宪议会所同步迈出的各项政治手腕。因为仔细辨析便会发现，直至12月中旬局势无可挽回地沿着全面内战的血腥滑梯呼啸坠落、尤其是共和法西斯党内部各派力量对比尘埃落定之前，整个萨洛共和国的全部政治大戏自始至终皆是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制宪议会这一核心命门而旋转展开的；共和法西斯阵营内部那场在“激进强硬派”与“温和建制派”两大对立灵魂之间爆发的你死我活的战略大火并，亦正是在此战场上全面打响并最终以前者的彻底胜出、后者的全面饮恨告终。正因如此，人们甚至完全可以断言：随着召开制宪议会构想的最终被束之高阁，以及一个月后旨在驱逐帕沃利尼、试图以温和派取代其党务领导权（这是整场争斗的最后一次实质反扑）的唯一一次真正政治政变的胎死腹中，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便直接从黎明破晓猝然滑入了暗夜黄昏，全面内战残酷无情的杀戮逻辑彻底主宰了一切，而墨索里尼在其中的历史角色，亦被（部分出于其自愿）死死禁锢在了远比其最初雄心狭隘得多的逼仄藩篱之中。
极大概率的是，身处败局之中的墨索里尼，内心深处依然贪恋着至少以某种伟大“立法巨匠”的荣耀姿态名垂青史——宛如另一位虽然兵败阜姆、却向人类文明世界“馈赠”了一部旷世绝伦之宪章的升华版邓南遮27。然而，他当年运筹并极力推行制宪议会构想时所展现的非凡执着信念，以及他在被迫放弃该设想后依然耿耿于怀、频频向后人翻案辩白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不论安富索在其回忆录中如何轻描淡写地粉饰说项28——召开制宪议会以及由该议会通过新宪法，除了满足其个人虚荣野心之外，在他心目中必然承载着至关重大的即时现实政治功能：即以此正式确立并巩固其本人的最高统领领袖权威，并以此坐实他心目中所构想的萨洛政权在彼时彼刻所应当奉行的政治纲领与核心历史功能。唯有从这一根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合理解读：为何在制宪议会构想早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整整一年之后、在总体战局对德意志帝国而言已然恶化至万劫不复深渊的历史关头，墨索里尼竟会在1944年12月16日于米兰里里科大剧院发表那场著名的最后公开演说中，不仅面对全社会再度公开重提旧事，而且绝非仅仅将其当作某种“留待后人评说”的空洞怀旧，而是夹带着极其尖锐辛辣的论战锋芒大做文章——他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地表明：他当年用以掩饰制宪议会难产流产的官方托辞根本绝非全部历史真相，在他心智深处，实际上始终将制宪议会的夭折同组建一支强大正规共和国陆军的全面溃败紧密捆绑在了一起；换言之，他将自己渴望缔造的那个“享有完备成熟政治体制的真正法治国家”的流产，直接归咎于那些（无论是法西斯党内极左狂徒还是纳粹德国鹰派霸权势力）在清醒或盲目之中一手扼杀了其政治构想的政治近视虫们的短视误国。
墨索里尼在里里科大剧院的讲台上如是公开剖白29：“制宪议会终究未能召开。这一庄严纲领诉求［指《维罗纳宪章》的规定，墨索里尼从未否认该宪章，但他极其微妙地始终仅将其界定为共和法西斯党的行动‘纲领宣言’而非国家宪法］迄今为止未能付诸实现，且人们完全可以说唯有在战争彻底胜利终结之后它才可能化为现实。我极为坦诚地向诸位直言：鉴于军事作战行动的发展态势，当共和国管辖领土在任何层面上都根本无从被视作最终稳固既成的前提下，我认为召开制宪议会纯属不合时宜的盲动空谈。在根本缺乏一支强大国防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的历史情势下，仓促打造一个在各项制度上看似完备成熟的法治国家，在我看来是极其幼稚且不合时宜的。一个手中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可资支配的国家，除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之外，它什么荒唐头衔都可以充当。”
尽管墨索里尼内心深切感受到建政的火烧眉毛，但他却绝不可能在德国本土组建其内阁。抛开在异国客场成立政府所必然背负的巨大道义与政治污名不谈，客场建政直接意味着他将被迫几乎完全只能从那批在7月25日后仓皇逃窜至德国、或在9月8日获释后凭借其同德军高层的极其亲密的个人私谊正源源不断涌向柏林的狂热“死忠派”极狭隘小圈子里去挑选阁员。那委实是一群光怪陆离的妖魔鬼怪——早在他与希特勒举行首次闭门密谈后的当晚，这批党徒便在拉斯滕堡大本营企图霸王硬上弓，强行威逼领袖当场恩准公布一份由他们私相授受内定的大臣内阁名单，而他们自己赫然在名单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肥缺要职30；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广大意大利国民早已耳熟能详的大头目（诸如法里纳奇、布法里尼·圭迪、里奇、帕沃利尼），另一些则是名头稍逊的次级权贵（诸如安富索、普雷齐奥西、斯潘帕纳托、里卡尔迪），其余的则几乎是全无知名度的末流喽啰；在所有这些人中，能赢得墨索里尼起码尊重信任者寥寥无几（甚至部分人员令他极其作呕厌恶），且领袖无比清楚这批人不仅在全体意大利大众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受千夫所指，甚至在广大普通法西斯党员心目中亦极度招致反感厌弃。更为致命的是，在德国本土客场组阁意味着他将置身于最恶劣险峻的被动绝境：他将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帝国各路巨头官僚大员的直接高压之下，这些纳粹寡头每一个人手中都攥着自己的代理人候选人与受其荫庇的鹰犬；其结果绝非墨索里尼在一两个人选上做出退让妥协所能了局，而是意味着他将被迫吞下由德国人一手指定挑选其“个人”内阁绝大多数阁臣的奇耻大辱；而且这将彻底粉碎他在建政问题上的核心指导棋——正如前文所述，他坚信该政府只能是临时应急的过渡班底，一旦未来新宪法正式表决通过，整个内阁必须迎来翻天覆地的大换血重组。
当时，尽管从拉斯滕堡返回慕尼黑后身旁的那批狂热“死忠派”再度对他施加了连番高压逼迫，墨索里尼在组阁问题上却仅仅作出了两项默定人选（in pectore）。其一是帕沃利尼，因为多年以来党总书记本就是当然的内阁正部长，在如今把全部赌注都押在重建党机器的前提下，将党总书记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项在实质上则是内定布法里尼·圭迪出任内政部长——尽管这一任命令他颇感沉重且本极欲极力回避，但他自知根本无法推脱，因为力挺布法里尼的正是希姆莱与多尔曼31。至于其余各部部长，他本极欲起用一批崭新面孔，彻底摒弃那些多年来霸占高位、既不再享有其个人信任亦不再享有意大利国民信任的旧人，尤其是渴望物色一批彻底未受体制污染的新人。然而，对于身处德国客场且仓促应急的他而言，这两类人选皆如大海捞针般难以寻觅。因为就前者而言，即便他脑海中浮现出某些人选，他既不知其人身在何方，亦不知对方在此期间究竟持何种政治立场（“在十个名字中，至少有一半早已长眠于叛誓背叛的坟冢之中”，安富索后来曾如是写道32），更不知道对方是否甘愿接受任命；更不用说那批彻底的“新人”，在当时更是根本无从甄别物色与发掘。
面对这一危局，加之他亲自抓起电话与多位驻外使节和大员进行试探性联络后所遭遇的几次奇耻大辱——除安富索在获悉其脱险后立即自布达佩斯发来“领袖，誓死与您同在”的效忠电报之外，其余使节无一例外皆以自身受制于对萨伏伊王室的宣誓效忠为由婉拒，甚至断然拒绝接听其电话33——对于既不愿以败军之将的屈辱姿态返回罗马、且无比清楚即便自己咽下这口受损的虚荣傲气德国人亦决无放其重返旧都之意的墨索里尼而言，唯一的脱困之道唯有派遣帕沃利尼紧急赶赴首都，以便亲自摸清实情、建立必要的联络网络，并向他呈递一份可供其从中圈定过渡政府阁臣的人选大名单。
9月16日晚，帕沃利尼飞抵罗马；18日布法里尼·圭迪亦赶抵该城，并借口便于同各地省督府及警察局建立通联进而恢复同地方基层的管辖联系，随即堂而皇之进驻内政部所在地维米纳莱宫，行使事实上的内政部长职能。同样赶抵罗马的还有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巴拉库（Francesco Maria Barracu，一位曾荣膺军功金质勋章的撒丁岛资深冲锋队员，此前在党内最高仅官拜偏远小省党部书记，在政界几乎默默无闻，在熟识他的老法西斯眼中，法里纳奇斥其为“一个没长脑子的军士长”，博拉则视其为“一头凶悍刚猛且勇敢的野兽”；但他第一时间便狂热奔赴德国誓言无论有无墨索里尼皆要血战到底，其极端强硬姿态深得帕沃利尼信任，随后被内定为内阁总理府副国务秘书兼副部长）；而更为关键的是，拉恩亦亲自赶赴罗马贴身督阵并居中穿梭推动，在其背后交织着外交与个人的双重算计。作为德国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他决不愿看到德意志国防军全面独霸对意大利局势的绝对垄断控制，因而认定“在北意大利能够向我军军事司令部端出一个由墨索里尼大旗所庇护、且获得德意志帝国正式外交承认的意大利合法政府，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价值”34；而从其个人权力野心出发，一个由墨索里尼领衔出任首脑的政府，将使他得以凭借出任驻该政府全权大使这一显要职位，极大地巩固并强化自身在对抗驻意其他各路纳粹权力机构时的政治阵位35。
在官方层面上，负责串联各方并为墨索里尼拟定部长名单、且每晚通过越洋电话向领袖汇报最新进展的负责人乃是帕沃利尼。然而在现实运作中，这场组阁大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布法里尼·圭迪（以及隐匿在幕后的拉恩及其得力副手莫尔豪森领事，且完全不排除后者在帕沃利尼抵意之前便已悄然展开秘密斡旋布局）所实际掌控操弄——布法里尼在操弄人事手腕上远比帕沃利尼精明老道，且行事极少受到教条政治成见的羁绊束缚，加之他能够全职全身心扑在组阁事务上，而帕沃利尼则不得不分心于重建党机器及各级骨干架构；另一方面，整个搜寻进程充斥着极度的仓促、窒息与混乱混乱：这一方面是由于墨索里尼本人的频频遥控“干涉”，一方面是由于同预想中能够寄予厚望的某些关键人物取得联络极度艰难（在某些情况下外界甚至根本摸不清这批人在当时究竟持何种立场），更由于被接触对象普遍流露出的犹豫不决、断然回绝乃至悄然潜逃失踪36。历经重重周折，最终敲定由特林加利·卡萨诺瓦（Tringali Casanuova）执掌司法部，卡洛·阿尔贝托·比吉尼（Biggini）执掌国民教育部——这两人之所以入选，主要是帕沃利尼看重他们在法西斯大委员会那个惊心动魄之夜始终对墨索里尼保持了忠贞不渝的立场（但同样投下忠诚票的斯科尔扎则被断然排除，盖因不少人对其真实忠诚抱持严重保留，波尔韦雷利亦遭剔除，此人极受帕沃利尼厌恶反感37）；法团经济部长敲定为西尔维奥·盖伊（Silvio Gai），该人选系由墨索里尼亲自点将钦点，尽管阿尔贝托·阿斯奎尼的名字亦曾一度进入视野；财政部长敲定为多梅尼科·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Domenico Pellegrini Giampietro），他是极少数同费尔南多·梅扎索马（Fernando Mezzasoma，他在接受出任大众文化部长的任命时曾悲壮坦承“我深知这是一场绝望的冒险，我深知自己必将在此搭上身家性命”38）一样真正对自己所投身的事业抱持坚贞信念的狂热志士之一；农业部长敲定为爱德华多·莫罗尼（Edoardo Moroni）；交通通讯部长敲定为朱塞佩·佩韦雷利（Giuseppe Peverelli），然而后者在闻听自己被任命的噩耗后，随即脚底抹油彻底潜逃隐匿无踪。然而，在敲定上述各部人选时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同在物色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这两大核心要职时所引爆的滔天危机相比，委实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就外交部长一职而言，墨索里尼最初似乎曾考虑起用前驻莫斯科大使奥古斯托·罗索（Augusto Rosso）：这一人选意向深刻揭示出他内心深处对于轴心国与苏联之间在未来达成某种停火媾和妥协所寄予的残存幻想。受拉恩之命，莫尔豪森出面与罗索进行了密谈，然而罗索却断然婉拒了这一任命，毫不掩饰地直言自身对墨索里尼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彻底破碎，并恳请莫尔豪森协助免除其当时在罗马“不设防城市”司令部麾下所兼任的专员公职。帕沃利尼随后转而想到了卡米洛·朱里亚蒂（Camillo Giuriati）。代表领袖与其通电话的是安富索——彼时安富索已赶赴巴伐利亚的希尔施贝格同墨索里尼汇合（墨索里尼当时已从慕尼黑移驾该处），在领袖特别秘书处尚未正式组建的过渡期，安富索充当着事实上的全能勤务总管（“我最终一人包揽了门房侍从、机要秘书与电话接线员的一切杂役”39）。然而这次接触的结果同样是一场空：朱里亚蒂明确答复安富索称，自己固然甘愿报效墨索里尼个人，但自身是一名恪守誓词的君主主义者。安富索随后又接连抛出了另外四个候选名单：拉斐尔·卡塞尔塔诺、阿蒂利奥·德奇科、塞拉菲诺·马佐里尼以及阿蒂利奥·塔马罗。然而，无论是帕沃利尼还是布法里尼·圭迪，在罗马皆根本无法同这四人中的任何一位取得有效联络。皮球最终再次踢回到了安富索脚下，后者终于得以同墨索里尼直接通上电话。此时，面对火烧眉毛的时间绝境以及布法里尼·圭迪的一再敦促，墨索里尼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由自己亲自兼任外交部长的妥协方案。马佐里尼（根据博拉的记述40，他是在“出于对王室的极度忠贞情愫而深感无尽悲戚”的心态下，纯粹为了“拯救”外交系统行政班底以及为了国家的“最高福祉”才勉强点头）由此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随后不久晋升为副国务秘书兼副部长，其实际行使的职能实质上等同于名副其实的外交部长41。
至于物色国防部长（按预定方案该部将统合合并旧有的陆、海、空三军各部）的角力，则演变为一场更为精疲力竭的漫长博弈。正如前文所述，希特勒起初一心只想以另一位声名显赫的职业军阀来对抗巴多格里奥的恶劣影响，因而曾坚信新政权应当奠基于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这一政治军事双头架构之上。然而在同墨索里尼结束大本营会晤后的随后数日里，元首的立场却发生了戏剧性逆转——这究竟是由于希姆莱或帝国领导层内部其他与雷纳托·里奇或普雷齐奥西相勾结的巨头的游说施压所致，还是由于怀抱截然不同算计的德军军方将领的阻挠，后人已无从确证。唯一确凿无疑的铁证是：当格拉齐亚尼入阁的消息最终传抵希特勒大本营之际，里宾特洛甫随即厉声电饬拉恩“立即做出严肃合理解释”，讲清究竟是何种缘由竟能诱使墨索里尼“把格拉齐亚尼重新捞出来起用”；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正如赫根赖纳上校（Colonel Heggenreiner）在战后格拉齐亚尼审判案中所作的法庭证词所证实的那样，希特勒本人尽管把格拉齐亚尼的入阁视作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勉强吞下，但在内心深处却绝未批准首肯，甚至当面严厉训斥责备拉恩充当了促成此事的罪魁祸首42。
至于墨索里尼本人，同格拉齐亚尼共事的历史前景同样令其深感极其作呕反感；盖因两年前正是他对格拉齐亚尼的极度恶评与刻骨怨恨，促使其下令对元帅展开严厉司法调查，追究其不仅必须对1940年底意大利军队在昔兰尼加所遭遇的惨绝人寰的灾难性大溃败承担首要全责（由泰翁·迪雷韦尔海军大元帅领衔的调查委员会认定其罪责极其深重，以至于罗马高层当时甚至一度公然讨论将其交付军事法庭军法会审的可能），更必须对这场溃败在国内外对法西斯政权及意大利国家声誉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对东非战局的连锁恶果，尤其是对给德国人借机把军事铁蹄踏入北非撕开缺口这一历史罪责承担不可饶恕的重责。
在这一根本死结之上，又叠加了另外两重严酷障碍：其一是墨索里尼对几乎全体意大利高级将领所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极度鄙视与猜忌不信任43；其二则是如同外交官群体一样，在兵荒马乱之际当局根本无从查清这些将军在面对9月8日大变局时究竟采取了何种政治立场。根据现有零星残缺的史料推断，墨索里尼在离德之前似乎曾向帕沃利尼一人、或连同布法里尼·圭迪一道，当面授意圈定了三名候选名单：按优先次序，首当其冲是格拉齐奥利将军（Generale Grazioli），其次是卡维利亚陆军元帅（Maresciallo Caviglia），最后则是语焉不详的奥塔维奥·佐皮将军（Generale Ottavio Zoppi）44。
在停战通告播发后的最初数日内，凯塞林、施塔赫尔（Stahel）、拉恩与莫尔豪森皆曾同卡维利亚元帅保持着极其频繁的穿梭接触，尤其是在斡旋落实罗马“不设防城市”地位问题上；且完全不排除德国军方将领在拉斯滕堡会晤之前，便曾私下设想过敦请卡维利亚出任某种极具分量的“缓冲性”关键要职，甚至直接设想由其出面领衔组建一个非法西斯性质的意大利民政政府。卡维利亚在9月14日决意彻底离开罗马返回利古里亚海滨菲纳莱之际向其心腹幕僚所发表的告别剖白，构成了这一判断的有力侧面佐证45：
“我预料，”他向幕僚们断言，“希特勒必将把墨索里尼重新扶上遭受德军占领的意大利的统治前台。倘若我此刻继续留在罗马当政，我必将在奇耻大辱中被一脚踢开。无论如何，在那等傀儡处境下我根本无力为意大利做任何实事。哪怕德国军事当局最终恩准由我出面组阁，我亦不过充当其俯首帖耳的家奴走狗而已。这样一个政府注定声名狼藉且瘫痪无能，最终摆在我面前的唯有愤然辞职一条绝路。”
当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已然进驻罗马紧锣密鼓拼凑内阁之际，施塔赫尔将军于9月19日派人专程送达菲纳莱、力邀卡维利亚接替贝尔戈洛伯爵出任“不设防城市”总司令的密信，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暗流。我们完全有充分理由将这一试探无缝解读为德军军方精心策划的一次审慎火力侦察——旨在摸清卡维利亚究竟是否愿意接纳另一项分量远为沉重的崇高使命，而此时这项使命唯独只能是指跻身墨索里尼的新内阁：
“元帅阁下，”施塔赫尔在信中写道46，“鉴于阁下在意大利民众及军队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声望，谨冒昧垂询阁下是否甘愿屈就罗马城防司令一职。罗马城防司令一职同时兼具对各中央政府部门的最高监护督导之权。倘若阁下首肯受命，只要阁下点头同意，凯塞林陆军元帅极有可能向阁下授予远远超出罗马城防范围之外的其他广泛军政全权与特权。”
倘若从这一全局视角出发，并牢牢把握住下述连环铁证：a) 尽管格拉齐亚尼曾先后于9月16日和17日两度极欲面见凯塞林（借口在当时情境下极其荒诞可笑地声称其在菲莱蒂诺庄园内的一辆重型卡车遭到了个别德军士兵的擅自扣押），但凯塞林（完全不排除他同德意志国防军其他将领一样，在格拉齐亚尼与皮尔齐奥·比罗利将军之间原本更倾向于起用后者，但比罗利在遭到征询时断然予以回绝47）却硬邦邦地命副官回复称“元帅对格拉齐亚尼无话可说”48；b) 格拉齐亚尼的名字最初是由拉恩所提名的，而帕沃利尼在考虑该人选之前，坚决要求必须先直接同墨索里尼通话请示49；c) 至少直至9月20日至21日，帕沃利尼依然极其顽固地坚持要同卡维利亚在罗马的代理人弗朗切斯科·坎帕纳里将军（Generale Francesco Campanari）接洽碰头（且完全不排除他们确实接上了头）50，并在求告格拉齐亚尼之前，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率先登门求告了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将军——倘若把这一切链条串联起来，莫尔豪森在其回忆录中所作的记述51，在我们看来大体应当被解读为一种事后为拉恩开脱揽功的狡黠说辞：即企图把走向“格拉齐亚尼妥协方案”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碍与严重延误全盘推卸给帕沃利尼的所谓“刚愎自用与草率轻浮”，极力吹嘘拉恩在其中所立下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汗马功劳，同时刻意掩盖隐匿德国在意的外交文官高层同军方统帅部之间在私底下所爆发的极其深重的路线分歧（若不径直称其为严重内讧火并的话）。在这场暗中较劲的分歧中，外交文官派在拉斯滕堡会议后彻底顺从了希特勒的意志，因而全力为格拉齐亚尼方案保驾护航；而德军军方将领则死死对卡维利亚抱持残存执念——在军方看来，卡维利亚在意大利陆军将领圈中远具威信，且对法西斯党徒远不那么俯首帖耳（军官团坚信法西斯除了给前线制造无尽混乱外一无是处），德军将领由此寄希望于能在卡维利亚身上寻觅到一个远不如格拉齐亚尼那般充满不可控“政治投机色彩”的军事对话者与执行人。
一旦看清了德国高层内部的这层龃龉，顺理成章地便可断定：帕沃利尼深信自己完全能够利用这一裂痕，从而规避起用格拉齐亚尼这尊令墨索里尼作呕、且在相当一部分法西斯少壮强硬派眼中同样声名扫地的瘟神；正因如此，直至残酷现实彻底封死了所有后路、且火烧眉毛的组阁通牒逼得他走投无路之前，帕沃利尼自始至终在竭尽全力争取拉拢卡维利亚入局——他甚至不惜向拉恩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乃至编造谎言，死死卡住拉恩的手腕不让其全盘接管主导人事大权，以便为寻觅替代妥协方案争取宝贵时间。回顾这桩历史公案的时间演进表，便足以令一切真相大白。
9月19日晚，布法里尼·圭迪亲自登门拜谒格拉齐奥利将军，以墨索里尼的至高名义正式向其端出国防部长宝座、某种准内阁副总理特权以及晋升意大利陆军元帅的诱人军衔。依据将军本人的回忆录，布法里尼·圭迪不仅当场勒令其必须立即给出答复，且信誓旦旦声称墨索里尼认定他是“执掌该要职的唯一天选之人——这既得益于其崇高显赫的军事威望，亦因为他在全体广大前线将士心目中深受爱戴信赖；更因为他昔日对法西斯政权的效忠自始至终恪守着崇高的独立人格尊严底线，绝非摇尾乞怜的奴颜婢膝谄媚之徒，而这一点在当下社会公众舆论眼中构成了无可估量的决定性资产”。然而格拉齐奥利却断然回绝了这一拉拢；抛开身体欠佳与年事已高不谈，他掷地有声地摆出了三大核心缘由：其一，他在半个多世纪前便已向国王庄严宣誓效忠，“尽管他深恶痛绝君主的懦夫行径”，但他坚信任何政党皆无权解除这一神圣誓词；其二，在当前全军大崩溃大瓦解的兵荒马乱阴霾下，妄图重建一支具备起码战力的正规军队纯属白日做梦；最后，他无比清醒地笃定全民族必将不可逆转地滑向同室操戈的血腥内战，而他誓死拒绝出任交战两造中任何一方的统帅去屠杀同胞52。
在格拉齐奥利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帕沃利尼于20日和21日再度孤注一掷试图接通坎帕纳里将军，亦即卡维利亚在罗马的绝对心腹。直到22日，当所有其他替代通途皆被证明彻底撞墙走不通、且拉恩向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下达了最后通牒——勒令内阁名单必须在次日彻底公诸于世——之际，巴拉库才终于在临近正午时分专程驱车赶往阿尔齐纳佐高原的“白雪庄园”（Casal Biancaneve），登门向格拉齐亚尼正式端出了国防部长及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双重帅印（此前数日元帅曾数度秘密进出罗马城，但三人中无一人曾敢主动上前与其搭话）。
然而，若要使这套历史时序展现其完整全貌，还必须补充嵌入另一项极其关键的核心客观事实。20日当天，格拉齐奥利（在头一天晚上同布法里尼·圭迪的密谈中他曾当面建议对方何不去找格拉齐亚尼）认为自己有道义责任将自身向布法里尼所作的表态原原本本通报给元帅。在格拉齐亚尼当天的私人日记备忘录中，赫然留下了如下亲笔记录53：
于罗马。格拉齐奥利阁下前来通报：昨晚布法里尼登门游说其出任共和法西斯政府各军部部长兼最高统帅职。他已断然回绝。
他向我补充透露：当他反问布法里尼为何此前从未考虑过我时，对方竟直白答复称墨索里尼因‘非洲旧账’绝不愿起用我（！！……） 话说回来，他们本来就应当掂量清楚，倘若真找上门来，我亦必将把他们统统轰去见鬼。
然而格拉齐亚尼的这番日记表白，却同龙戈（Longo）数年前在为其撰写将领传记时所严密考订的格拉齐奥利私人未刊秘档（回忆手稿及其他文书）存在着显著抵触。格拉齐奥利秘档清晰证实：为了不当面刺痛元帅的虚荣伤口，格拉齐奥利起初并未立即向其和盘托出布法里尼用以解释为何不找元帅的真实托辞，直到格拉齐亚尼迫不及待追问布法里尼在听到自己名字时究竟作何反应之后，格拉齐奥利才被迫坦言相告；且格拉齐奥利当时的全部直观印象表明，格拉齐亚尼对于自己竟被墨索里尼彻底弃置不顾深感极度失落与嫉恨。龙戈如是写道54：
格拉齐奥利在其回忆中确证：当谈及自己拒绝布法里尼的游说时，格拉齐亚尼激动地一把抱住他失声赞道：‘好样的，你干得太漂亮了！不过话说回来，关于我的名字，他们到底放了什么屁？’依照格拉齐奥利的现场观察，当他毫不隐瞒地向元帅转述了布法里尼端出的尖锐异议后，格拉齐亚尼脸色煞白、极度难堪，随即怀着刻骨的怨毒失声叫道：‘啊！他们居然还在非洲那桩烂账上死死咬着我不放！’格拉齐奥利的全部直觉断定：格拉齐亚尼内心深处对于墨索里尼未能在第一时间将其作为首选方案痛感奇耻大辱；但鉴于元帅对格拉齐奥利拒官之举表达了如此全盘而热烈的赞赏，格拉齐奥利当时坚信倘若换作元帅自己，亦必将断然予以回绝。
单凭格拉齐奥利的个人主观印象，自然不足以彻底驱散笼罩在三天后格拉齐亚尼戏剧性受命出山这桩公案之上的重重迷雾。在缺乏不可动摇的确凿铁证的前提下（无论是法庭受审口供、先后两版回忆录、公开与私下的各色辩白、乃至元帅本人的全部卷宗，在此维度上皆未提供任何名副其实的实质助益），这些细节却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极富启发性的假设路径，或许有助于使这一历史谜案变得不那么晦暗不可索解。
正如前文所述，巴拉库于9月22日驱车赶赴阿尔齐纳佐高原。在这两天的日记备忘录中，格拉齐亚尼分别记下了如下文字55：
9月22日
于白雪庄园。近正午12时，前班加西省党部书记巴拉库上尉突至。彼向我通报称‘墨索里尼已自慕尼黑致电，正式圈定我出任新共和法西斯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面对其勒令我必须立即明确表态接受之逼迫，我断然声明绝不接受，并申明因私事明晨11时我必须赶抵罗马，届时我愿同梅扎索马一谈。我随即驱车赶赴菲莱蒂诺向伊内丝挑明一切。随后驱车启程开赴罗马，于晚间19时30分抵京。立即致电博卡［其机要秘书］。
9月23日
于罗马。清晨接见C.，彼向我汇报称党正竭尽全力拼凑内阁，但因严重匮乏可用之才而深陷泥潭。
博卡致电巴拉库，约定于10时同其及梅扎索马碰头会晤。
在寓所同上述二人举行会晤。我予以坚决断然拒绝。佩莱格里尼介入斡旋。前往德国大使馆。我被列入新政府名单之中。于使馆共进午餐。
我的彻底自我牺牲就此达成。
正如科瓦（Cova）所影印刊发的这两页日记原始亲笔手稿所清晰显露的那样56，我们在引文中用斜体标示出的那几行短语，其笔迹神态充斥着事后重新补填加工的浓重嫌疑。鉴于身处这场“格拉齐亚尼公案”漩涡核心的巴拉库、梅扎索马、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这四大当事人皆在战后死于非命且未曾留下任何系统亲笔证词，意大利方面唯一留存的第一手人证——除格拉齐亚尼本人的辩白之外——唯有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一人而已57。依照佩莱格里尼的回忆实录，在同巴拉库、梅扎索马以及随后赶来的佩莱格里尼会晤时，怀中紧紧抱着爱犬的格拉齐亚尼神色极其紧张亢奋、举止焦躁不安；他将自己的推脱归咎于对萨伏伊君主的宣誓誓词以及参谋部体制的荡然无存——“而参谋部乃是他未来重建军队不可或缺的首要工具”，并极度抗拒同他们一道前往德国大使馆。这一对峙僵局一直死死僵持着，直到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当面甩出一句极具杀伤力的激将之词：讥讽元帅此举给人的唯一印象无非是“他骨子里畏缩害怕同德国人打交道”58。被这句刺耳断语彻底激怒刺痛的格拉齐亚尼，当即铁青着脸决意跟随他们直奔沃尔孔斯基别墅（Villa Wolkonski，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所在地）；在那里，拉恩大使、党卫队驻意最高长官卡尔·沃尔夫将军、帕沃利尼以及布法里尼·圭迪早已恭候多时，然而佩莱格里尼本人却未能获准列席随后的绝密闭门会晤。
关于这场决定性的闭门密谈，除格拉齐亚尼本人的惯常说辞之外，现存唯二的人证记录唯有拉恩与莫尔豪森的证词；然而莫尔豪森当时亦未列席席间，其笔墨全系事后依据拉恩大使当面吹嘘的转述而写就。在其战后回忆录中，拉恩的笔调显得极其言简意赅、惜字如金59：
11时30分，格拉齐亚尼元帅终于现身，他此前始终对是否出任陆军部长一职抱持悬而未决的保留姿态。这一僵局引发了现场局势极度戏剧性的严峻紧绷，因为直到官方公报通过广播电台向全球播发前夕短短两分钟，他才终于最终下定决意正式签字画押接受任命。
除这寥寥数笔之外拉恩未再透露任何实质细节，唯独沉溺于大肆为自己表功——他在当天下午拍发给柏林最高统帅部的密电中，狂妄自诩由其一手操盘的组阁大戏已然“严格按预定方案”圆满凯旋落幕60。莫尔豪森的记述则远为详尽生动得多61：依照其转述，彻底击穿并瓦解元帅最后心理防线的杀手锏，乃是拉恩当场毫不客气地当面提醒元帅：希特勒对意大利的背信弃义早已暴跳如雷、陷入歇斯底里的滔天狂怒，“倘若不能确凿向元首证明意大利的开城投降纯属一小撮宫廷反动密谋集团的卑鄙私产，元首已铁心把意大利降格为征服占领地、令其沦落到与波兰毫无二致的灭绝下场”，而全意大利“最声名赫赫的泰斗志士”必须挺身而出同墨索里尼站在一起。这在本质上恰恰正是格拉齐亚尼本人在回忆录中用以向世人解释其为何受命出山的同一套冠冕堂皇的宏大叙事62：
在那个决定性的历史瞬间［当拉恩最后通牒式地勒令他当场做出决断之际］，我清醒意识到命运之神正以不可抗拒的威严勒令我做出至高无上的自我牺牲；我霍然挺立起身：‘诸位阁下，’我斩钉截铁地宣告，‘鉴于如此滔天浩劫悬于祖国头顶，我已做好万全准备重新报效祖国，将我残生的最后每一个呼吸与行动，全数献祭于拯救民族之神圣大业！’
无可否认，这一动机确实构成了促使相当一批人当年投身萨洛阵营的重要推手，正如对于军人而言，做出这样一份同其此前终生所恪守遵行的价值信条公然相悖的历史决绝抉择，内心必曾经历极其痛苦撕裂的煎熬，这一点同样极易为人所理解。然而就格拉齐亚尼的个案而言，纵使我们没有确凿理由去武断认定其全部说辞纯系弥天大谎，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窦依然挥之不去：即他在事后撰写回忆录时，极度片面夸大了自身的内心挣扎与抵触抗拒，反倒把一系列其他隐秘动机彻底隐匿于历史烟尘之中。关于他对巴多格里奥及其军人集团的刻骨宿怨，史学界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剖析；且在当年，无论在意大利本土还是在国际舆论场，皆有无数观察家坚信正是这股私仇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他的站队站位；在某些学者看来，这股仇焰最直接的宣泄，莫过于他在接掌国防部长大权之后，先后于9月25日晚通过广播电台以及10月1日在罗马阿德里亚诺大剧院向全场发表的两场充斥着极端血腥暴虐辞藻痛斥巴多格里奥的演说。然而，却几乎从未有任何学者深入审视过这位元帅针对墨索里尼本人所长期积淀的深重怨毒与复仇雪耻狂热。事实上，倘若我们综合审视：a) 格拉齐奥利所捕捉到的元帅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墨索里尼垂青而流露出的极度怨恨失落；b) 当他确认这一切皆系源于“非洲旧账”时所爆发的狂怒失态（在此必须补充前文未及的一项核心细节：他的贴身副官在23日清晨曾亲耳听见元帅在寓所对着巴拉库与梅扎索马厉声咆哮：‘在多年来肆意朝我身上泼尽脏水之后，如今你们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求我？！’63）；以及 c) 正如我们此前业已指出，其日记备忘录中那些充斥着事后重新涂抹填补痕迹的补记字句——那么，我们委实很难不提出这样一项极其合理的历史学假说：格拉齐亚尼在遭到游说之际，内心深处实际上早已决意接受任命；然而，由于无比清醒地笃定知晓在所有其他高级军帅人选全线告吹的前提下，此时此刻墨索里尼的头颅已死死悬在自身一人手心，他便蓄意要把这出逼宫大戏演到极致，借机向墨索里尼狠狠报复复仇雪耻——他极尽能事把领袖吊在悬崖钢丝上狠狠折磨烤打，向领袖的特使们痛加倾泻其多年来所自命承受的种种“不公”，唯有如此，他才能在最后一刻演足一场为了“救亡图存”而甘愿展现崇高克己姿态的“宏大历史政治手腕”，并在内心深处狠狠品味迫使墨索里尼不得不当面向其“步入卡诺莎之辱”的无上快感。更何况，倘若这一假说得以坐实，便能极佳地解释拉恩大使事后以半开玩笑半带讥诮嘲弄的口吻向莫尔豪森概括的那场所谓“决定性会晤”的实质底牌：拉恩讥讽道，格拉齐亚尼最终“半是被推搡着、半是自己顺水推舟哧溜滑进了新政府”64。在这个政府中，正如伊拉里所敏锐推测的那样，在停战惨祸爆发后的最初数日里，元帅甚至很可能曾一度自大狂妄地幻想过自己能够黄袍加身晋升为独霸一把手、而非屈居屈从于领袖之下的二把手65。
在斩获格拉齐亚尼的首肯受命之后，在火速向柏林与墨索里尼拍发密电通报的同时，新政府的宣告成立与内阁全员名单随即于23日下午通过无线电广播电台向全国公开发布66；以至于远在异国的墨索里尼面对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唯有被动追认，甚至根本来不及为公共工程部补填提名一位部长，以避免向公众抛出一份残缺不全的难堪名单67。就在当天，这个草创初生的政权假座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在帕沃利尼的主持下召开了首次非正式内阁筹备会晤68。席间并未通过任何正式法律决议，然而其议程氛围却极富指标性地折射出主导帕沃利尼及绝大多数新晋部长的狂热心智。至于新政府的首次“正式”内阁会议，则于9月27日在罗卡代莱卡米纳泰（Rocca delle Caminate）城堡隆重举行，由在此期间刚刚返抵意大利本土的墨索里尼亲自坐镇主持——领袖此番南归随即隐居罗卡城堡，本意原是为了同久别的骨肉家人短暂相聚并略作喘息休整69。
选址罗卡城堡作为首次内阁全会会址，除墨索里尼当时恰好身处该地这一客观事实之外，官方更抛出了一套堂而皇之的外交说辞：辩称鉴于罗马业已晋升为“不设防城市”，共和国中央政府必须将首都政权中枢迁往另一处尚未最终敲定、但大体将“毗邻武装部队大本营总司令部”的特定要塞区域。然而在现实帷幕之后，真正出于军事、尤其是出于核心政治考量誓死阻挠新政权定都罗马的，恰恰是德国占领军当局；且在遴选新首都这一命门上，德国人的战略意图同墨索里尼的执念爆发了针锋相对的剧烈冲突。事实上，墨索里尼极欲把共和国首都强行扎根于特伦蒂诺地区，或者更干脆直接定都在梅拉诺乃至博尔扎诺70，企图借此至高主权宣示，断然向外界昭告那片被纳粹德国及其大区长官霍费尔毫不掩饰地公然霸占吞并为“南蒂罗尔”（Süd Tirol）的领土永远神圣属于意大利！这样一套宣示意大利领土主权的方策，在德国人眼中完全属于碰都碰不得的绝对逆鳞禁区；它促使隆美尔、沃尔夫与拉恩达成高度战略默契，火急火燎地以最快速度为新政权强行敲定了一套所谓的“合宜安顿”：他们借口保障各中央机关免遭盟军航空兵空袭大轰炸，把各个部委像撒胡椒面一样七零八落地大肆肢解抛洒在伦巴第与威尼托两大大区之间那些极其便于德军将领就近监视把控的偏僻小镇防区（隆美尔驻节贝卢诺，沃尔夫盘踞维罗纳，拉恩把驻意大使馆大本营安扎在法萨诺），并将墨索里尼本人死死软禁羁押在加尔达湖西岸的加尔尼亚诺（Gargnano）湖畔小镇的费尔特里内利庄园之中71。
就现有确凿文献所能还原的限度而言，9月27日的首次正式内阁会议通盘围绕着墨索里尼在会议伊始所作的庄严基调报告而展开。在一番旨在重申停战“大浩劫”所造成的局势极度危殆严峻、但同时坚信只要付诸同当前历史赌注（“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及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崇高地位”）相匹配的殊死军事总动员便完全有望抹去耻辱痕迹的“惯例开场白”之后，墨索里尼在实质上将其讲话锋芒极其微妙地严格限制在了两大核心焦点之上：这双重焦点既无比清晰地暴露出他内心深处对于召开制宪议会这一宏大蓝图所寄予的至高战略赌注，亦深刻揭示出他清醒意识到法西斯党内极左狂热主义势必将给这一伟业构筑何等巨大的破坏性阻力，从而暴露出他极力试图通过向党机器施予其认定最契合大众情绪与狂热分子诉求的“政治宣泄出气孔”，借此把这头脱缰野马逐步驯化导入受控轨道的苦心孤诣——盖因这批狂热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奢谈全民族大和解，但在骨子里却誓死拒绝放弃清洗惩处那些多年来腐蚀败坏法西斯党政肌体并直接或间接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各路“伪法西斯内奸”。在我们看来，其开场报告的核心段落在此维度上极具解剖价值72：
“国家尊严与最高利益勒令我们必须展开的崭新军事动员拼杀，倘若各省地方公共生活无法迅速恢复其井然有序的正常运转节奏，倘若广大国民无法凭借其自觉的严明纪律深刻领会当前的十万火急需要，便决无化为现实的可能。行将指派任命的‘各省最高长官’（Capi delle Provincie），通过把全省最高行政管辖全权与政治领导责任统统高度集中于一元化的一人肩头，势必将为我们全局地方政权机构重新赋予尽可能正规高效运转的历史可能。
除业已确凿查实之暴行罪行之外，新政权绝无意图针对那些在一时糊涂愚昧的幼稚错乱冲动下盲目轻信所谓‘军人政府’最适宜维系无限自由体制的人群展开盲目无差别的打击报复；同样，新政权亦绝不会对那些一贯公开奉行或多或少活跃的反法西斯信念、且在7月26日及其随后数日内公开宣告其政治立场的异见人士采取任何特殊的非常惩戒举措。”
然而，还有另一类人绝不应逃脱严厉的惩处：那便是一切隐匿在表面入党形式之下包藏虚伪祸心、有时身居高位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享尽荣耀与赏赐，却在严峻考验关头——在政变发动的那些日子里——倒戈投奔敌人的党籍分子。他们对祖国坠入今日之万丈深渊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罪责。
各省特别法庭将对这些叛国与背信弃义的罪案进行审判。此举将对当下与未来敲响警钟。现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筹备制宪议会，该议会须通过建立法西斯共和国家来确认党的大纲。在如此重大而微妙的议题上，眼下尚非详加阐发之时。但我认为有必要在本次首次会议上确立两项基本要素：其一，共和国在政治领域应当是一元集权的，在行政领域应当是分权自治的；其二，它将具有极其鲜明的社会属性，足以至少化解‘社会问题’中最尖锐刺眼的矛盾，亦即足以在一座真正现代化的民族社会中确立劳动的地位、功能与责任。
在我们看来，当时所通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所宣布的寥寥无几的决议73，亦当置于同一视角下来审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决议直到随后的几次部长会议上才得以正式完备定案74，抑或由于新出现的困难使墨索里尼打消了坚持推行它们的念头（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那样）而最终不了了之。
在七拼八凑、勉强草草组建起政府之后（且伴随着纷至沓来的批评非议，盖因某些被延揽入阁的人选，不论因其个人品行还是因其政治代表性，皆被视作难堪大任，或是体现了一种错误的政治逻辑，尤其是盖伊——共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派原本热切期盼由‘一位立场坚定且声名卓著的工会领袖’来接替其职位），墨索里尼的注意力主要聚焦于对德关系、筹备制宪议会以及对初生政府班子的补全与整顿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阁员之中，极少有人（彼时大概仅有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与比吉尼）是他真正器重并感到同频共振的心腹；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如他向聚集在卡米纳特城堡的部长们直言不讳指出的那样——政府的基本使命之一便是筹备制宪议会；再一方面，则是因为各方人士不断向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告诫：若想遏制全国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敌视浪潮、避免这种敌意进一步恶化加剧，就必须拿出革命意志的无可辩驳的铁证。而且必须立即拿出这一铁证，赶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便付诸行动75。由此便产生了墨索里尼的一大焦虑：既要提高政府的施政效能，又要防止极端狂热分子把党变成‘国中之国’并在政府内外占据支配上风——因为那种极端做派绝不可能拉近群众与共和国的距离，反而只会将大众进一步推向对立面，引发法西斯内部的分裂瓦解，并掀起一场比拼谁更强硬、谁更激进的不妥协竞赛，最终必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声誉扫地，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方能理解随后的一系列人事任命：10月3日任命鲁杰罗·罗马诺为公共工程部长；10月7日任命奥古斯托·利韦拉尼为交通次长，继而于11月5日扶正为部长，以接替称病未到的佩韦雷利；以及——鉴于其道德声望、政治资历及其温和派法西斯的立场，这是一项远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决断——在特林加利·卡萨诺瓦猝死两天后的11月3日，任命皮耶罗·皮森蒂接掌司法部；此外，极有可能还包括格拉齐亚尼于11月1日试图延揽阿戈斯蒂诺·罗卡这位兼具卓越才能与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技术官僚出任军工生产部长的努力（很难不认为这一举动正是出自墨索里尼的授意）76。再者，这亦体现在墨索里尼四处物色其他部长与合作者，试图跳出此前在德国成型继而在意大利延续的、围绕布法里尼·圭迪、帕沃利尼与里奇聚集并力图推行其自身权力、主张与人马的小圈子（被其反对派尖锐讥讽为‘托斯卡纳大公国’），同时亦跳脱出昔日政权最后十年权贵要人的狭隘范围。他甚至走到了去试探某些人物是否愿意与他合作的地步——这些人昔日曾是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抑或因不赞同法西斯政权所形成的体制特征及其政治路线而退隐蛰居多年，墨索里尼认为出于爱国情怀或社会意识形态考量，他们或许愿意出山效力。
关于墨索里尼同卡洛·西尔韦斯特里与尼古拉·邦巴奇的往来，鉴于其独特的性质，我们将在后文详加探讨。至于其他接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同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的往来——虽然史料相对匮乏且记载并不完全吻合，但仍足以让后人洞悉其精神实质。关于另一些往来，例如同马里奥·贝尔加莫与基多·贝尔加莫兄弟的接触，记载则更为语焉不详，尤其是当事人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覆灭后得以幸存的情况下尤为如此，然而这些记录仍足以证实此类接触确曾发生过。
关于墨索里尼在内心深处经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风云时的精神状态，我们将在后文论及，但在此有必要提前阐明一点：自他重返意大利之刻起并在整个萨洛共和国时期，墨索里尼对左翼反法西斯力量的态度、思想与政纲始终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且就当时处境而言，这种关注甚至是相当真诚的77；他主要从两个方向寻求对其政治路线的支持与认同：其一是在最早期的法西斯元老中间（他们几乎与他一样皆出身于一战前的左翼造反阵营），这些人此前已被国家法西斯党排挤或主动疏离；其二则更是在他早年投身社会党时期及干涉主义运动时期的老同志与老朋友中间——哪怕是那些后来反目成仇与其对立的人，在法西斯政权的二十年间，墨索里尼从未停止过关注他们的个人与政治命运；正如我们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78，这往往更多是出于对旧日情谊与往昔交情的略带怀旧色彩的眷恋，而非出于在政治上对其心怀畏惧，以至于只要他们稍有顺服臣服之举或‘悔改’姿态，他便乐于‘宽恕’他们，有时甚至暗中予以低调接济庇护。
在这两个方向上，不论是他亲自展开的试探示好，还是由其亲信受命（或获得其或多或少默许）在年轻一代反法西斯分子中间平行推展的试探（墨索里尼同这些年轻人素昧平生，因而认为由同代人去接触他们或许更易奏效），所取得的成效皆极其微薄。不论这些接触旨在达成某种妥协共处协议（modus vivendi）以避免或限缩内战规模并减少其非人道惨剧79，还是在少数罕见的案例中（这些案例至今仍几乎被绝对的神秘阴影所笼罩，且就目前所知的寥寥片羽而言，全数发生在萨洛政权的最初阶段）抱有更具野心的企图：即试图说服革命反法西斯主义的基层骨干与中层干部相信，在崭新的共和氛围下，他们完全有可能与法西斯分子携起手来，共同展开一场抗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归根结底次要方向的成果反倒胜过第一方向。因为初创时期的老法西斯元老，尤其是那些不仅见识过他作为党领袖、更见识过他作为政府首脑面貌的人，在他身上主要看到的乃是令他们幻灭绝望、背叛了革命初心、仅仅将他们当作达成其个人野心垫脚石的‘领袖’；而对于第二类人群中的某些老友而言，抛开一切不谈，他内心深处终究依然是青年时代的那个‘贝尼托’——固然充斥着种种矛盾、充斥着对自我确证与权力的无度渴望，但同时亦不乏人性的温情、对平民大众的热爱、对巨富豪强的刻骨仇视，以及骨子里未曾泯灭的造反底色。
这些示好拉拢所取得的寥寥成效，或许会让人觉得对这些往事大加探究乃是徒劳无益之举，而在关涉反法西斯名流的试探问题上，甚至近乎带有一种猎奇耸动的色彩。然而事实在于，这些接触与试探有助于后人更深入地洞察彼时历史现实的极其错综复杂性，尤其实在有助于阐释一系列若非如此便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心态与焦虑；在某些情境下，这些波澜不仅未曾局限于直接当事双方，甚至波及了盟军、德国人乃至瑞士人。而仔细审视之下，这一现象亦毫不令人过分称奇。
尽管推行时颇为机密审慎，然而关于其中若干次接触试探的消息依然迅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开来；另一些接触则在流言蜚语的捕风捉影中为人窃窃私议——这些传言有时纯属子虚乌有或极不准确，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源自法西斯内部各大派系在对待同反法西斯力量接触这一设想或具体个案时（根据不同派系的具体倾向，这种接触要么被置于‘和解促和’维度下，要么被置于‘社会革命’维度下）所泄露的风声或亮明的立场。倘若再考虑到：人们皆知晓那些断然回绝示好拉拢的人士并未因此遭遇任何刁难、更未横遭政治迫害，且未曾卷入武装抵抗运动的著名反法西斯人士亦享受着同样的宽宥待遇80，其中某些人甚至能在主流大报上使用笔名或匿名撰写文章发表评论81；那么便极易理解，这些消息与传言单凭其流传本身，最终便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某种可信度，从而获得了一种其本不具备的重大意涵与分量；而这种分量绝不可能让身处任何阵营、亲历抑或密切注视萨洛政权政治风云的人士无动于衷，尤其是那些最畏惧共和法西斯主义滑向鲜明社会属性悬崖的人群。这种滑落倾向，早已在某种程度上为墨索里尼与帕沃利尼的最初宣言所预警，为若干地方党报机关的‘激进出格言论’所证实，且似乎即将通过《维罗纳宣言》而获得正式确认与盖棺定论。
在这方面，瑞士驻米兰总领事馆早自10月和11月起向伯尔尼发回的一系列充满警惕与恐慌的情报报告堪称极其耐人寻味82；该馆向来敏锐严密地向瑞士联邦政府汇报有关意大利北部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与流言，尤其是当这些动态可能直接或间接牵涉瑞士切身利益之时。10月14日，总领事在报告中写道：
“各方普遍公认且确凿查明的是：法西斯共和政府正呈现出、并将日益呈现出向左转的强烈倾向，直至最终同共产主义融为一体。
领袖甚至已委派一名心腹亲信与意大利的所有极端派分子建立联系，据说阿门多拉议员之子正位列这些极端派首脑之席。在交付此项密令之际，领袖特意告诫他务必在德国人面前严加防范提防……
意大利无疑正在无可挽回地滑向人们所能设想的最悲惨的厄运与结局。
有一点显得极大概率、甚至确凿无疑：摆脱了旧纲领束缚的新生共和政权，必将竭力通过一次果断决绝的向左大猛拐来重塑自身权威，直至与共产党人融为一体并结成同盟。
换言之，它意欲全力争取工人阶级大众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德国方面亦在暗中默许乃至鼓励这场政治试验，以便观察其成效，并根据实验结果决定是否在德国本土亦推行同类举措。在某些消息灵通的圈子里，对此早已议论纷纷。
当下的法西斯报刊，尤其是法里纳奇掌管的《法西斯政权报》，已然清晰透露出这种向左滑落的趋势。眼下唯一的悬念在于：昔日对前法西斯政权深恶痛绝的工人大众，如今是否会甘愿上钩咬饵。饥饿与赤贫或许会成为不良的参谋诱因。最后剩下的悬念，则是战局军事演变的最终结局与连锁后果究竟如何。
无论如何，未来的前景绝非吉兆。”
一个月后，亦即11月18日83，总领事再次发信重申警报；为佐证其担忧，他不仅援引了其间公开发布的《维罗纳十八条纲领》，更尤为强调这些纲领的凶险危险性据其所称已在《艾米利亚报》刊登的若干文章中得到了雄辩的印证。特别是该报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84，总领事从中嗅出了法西斯向共产党人公然示好的明确信号（该文给出的依据是：两大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皆秉持着反抗社会主义妥协静止主义的相近纲领主张’），并察觉到在彼时特殊关头共和法西斯分子向‘意大利共产党人群众’伸出橄榄枝、提议在一份最低共同纲领基础上达成政治协议，其目的在于拯救劳动人民，使其免遭沦为资产阶级、教士、共济会与资本家‘摇摇欲坠之反动势力’再次宰割牺牲品的险境。在直接呈递给联邦部长的公函中，总领事写道：
“在先前的数份报告中，我曾有机会提请阁下高度关注法西斯共和新政权竭力博取工人群体好感、甚至不惜与共产党融为一体的危险倾向。
倘若此前在此问题上尚存丝毫疑虑，那么在行将构成新制宪议会基石的十八条大纲公诸于世之后，这种疑虑已然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
我本想就此事略加剖析评论，无奈手头时间极其匮乏。况且在此关头，凡读过公开发表之文字者，皆会深感任何评论皆显得多余赘述。
就此而言，更为耐人寻味的乃是拜读刊登于1943年10月30日（法西斯纪元二十二年/共和国元年！）《艾米利亚报》上的那篇文章；由于无法购得该期报纸的原本，随函附上三份打字抄件供阁下审阅。
通读这十八条纲领以及《艾米利亚报》上的文章，法西斯共和新政权的共产主义倾向已然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法西斯共和新头目的行事手法，归根结底与各地极端左翼政党图谋夺取政权时的惯用伎俩毫无二致。意大利社会的普遍舆论皆一致公认：事态发展到当下地步，人们对共和法西斯分子的暴虐极端行径的恐惧，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对德国占领军部队过火行为的恐惧。”
在厘清这一背景之后，不妨近距离仔细考察一下墨索里尼本人亲自展开的主要拉拢与接触。
在前法西斯分子中间，最具分量的接触当属针对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的试探；阿尔皮纳蒂不仅曾是早期法西斯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且与迪诺·格兰迪（彼时已被视作不折不扣的叛徒代名词）并列为艾米利亚大区法西斯势力的头面台柱，而且有必要牢记的是，在投身法西斯阵营之前，他还曾是一名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85，在‘进军罗马’后的十年里已跃升为法西斯全国最高领袖层之一的阿尔皮纳蒂，于1933至1934年间被迫辞去政府职务，被开除出国家法西斯党，并先后被流放到利帕里岛以及其位于马拉卡帕的私人庄园农场。与此同时，斯塔拉切对其亲信与支持者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残酷政治清洗。即便如此，阿尔皮纳蒂在博洛尼亚与艾米利亚大区依然广受深厚同情与拥戴，这种人望不仅广泛延伸至全社会各阶层，甚至波及若干或多或少处于蛰伏状态的反法西斯圈子。因此，墨索里尼同他达成‘和解’以及他若是公开加盟萨洛政权，势必会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令不少动摇犹豫者吃下定心丸并拉拢他们倒向政权。在9月8日大溃乱及墨索里尼重返政治舞台后最初数周那段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思想、盘算、企图以及事后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狂热氛围中，围绕两人‘政治和解’所构想的五花八门的荒诞方案不一而足（甚至有人设想由阿尔皮纳蒂出任内阁总理，而由墨索里尼虚任萨洛共和国总统）。然而，据目前所知，唯有一项倡议得以付诸实际推展并牵涉到了墨索里尼本人。促成两人会面的念头，最初由博洛尼亚的一群法西斯骨干（数日后出任该省最高长官的古列尔莫·蒙塔尼、共和法西斯党省党部专员阿里斯蒂德·萨尔蒂、前任市长乔万·巴蒂斯塔·贝拉尔迪、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所发起；他们找到《卡尔利诺之报》主编兼《意大利人民报》前主笔乔治·皮尼，敦请他向墨索里尼斡旋进言，说服领袖与阿尔皮纳蒂促膝长谈。尽管皮尼对这场会晤的实际价值深表怀疑，甚至担忧此举会对墨索里尼产生消极政治误导（‘我个人对阿尔皮纳蒂毫无成见，反而极其敬重其个人品格之刚正……但我深感他的政治导向与共和法西斯的社会化导向大相径庭，因为阿尔皮纳蒂已退化为威权式的自由保守主义，其个人主义本能极度抵触社会化路线，而依我们之见，这种社会化本应彻底超越过去二十年的法团主义框架’），但皮尼（阿尔皮纳蒂此前已通过其挚友兼亲信马里奥·洛利向其转达了愿意见面的意向）于10月3日奉召前往卡米纳特城堡时，仍向墨索里尼转达了这一口信。起初墨索里尼对这一会晤请求似乎并未表现出浓厚兴趣，随即岔开了话题。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经萨尔蒂的一再催促恳请，墨索里尼最终同意会面；于是——正如墨索里尼致信阿尔皮纳蒂所言‘畅叙时局’那样——两人的重逢于10月7日在卡米纳特城堡举行，正值墨索里尼移驾加尔达湖畔前夕。在私人层面上，会晤氛围格外亲切融洽（‘两人宛如多年老友般紧紧相拥，在隔绝十余年后长谈良久’）；然而在政治上却未取得任何实质结果，尽管墨索里尼向阿尔皮纳蒂毫不隐瞒自己对希特勒‘不可调和’的深重厌恶，并自信满满地宣称确信能争取以优厚条件缔结停战条约：阿尔皮纳蒂虽赞同他的个人心境与抱负，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态度，并深切担忧建立共和政权将给全体意大利国民招致的惨痛后果；他借口自己绝无法撒手抛下农场的经营管理，断然拒绝在政府中担任任何公职（据某些史料透露，墨索里尼曾许诺授以内政部长之位）86。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反法西斯阵营一侧的拉拢接触，历史记载更为有限。实际上，就直接牵涉墨索里尼本人的层面而言，最确凿详实的史料关涉马里奥·贝尔加莫与基多·贝尔加莫两兄弟。长兄马里奥曾任意大利共和党（PRI）书记，亦曾是反法西斯联盟（Concentrazione antifascista）的重要领导人，但后来他指责该联盟在政治上软弱空洞而与之决裂，彼时客居巴黎。在战后他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他的使者［墨索里尼的使者］跑来对我说，社会共和国正是贝尔加莫兄弟所热切呼唤的共和国’87。更为确凿的记载见于其日记中的一页88，由此可知：1943年10月22日，巴黎法西斯支部书记普拉蒂十万火急地请求贝尔加莫与埃尔内斯托·马尔基安迪会晤——后者不久后便将被任命为萨洛共和国的劳动专员，彼时正身处巴黎。这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于10月25日举行，继而又于12月27日举行了另一次会谈。在会谈期间，马尔基安迪向他力陈：社会共和国‘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倘若他愿意公开加盟，大批青年——尤其是共和党青年——‘必将紧紧追随你们的步伐’；而据贝尔加莫的记录，他当场给出了如下回答：
“我绝非冷眼旁观的看客：……如果我按兵不动，那纯粹是因为大局已无力回天……饱受蹂躏摧残且如今已陷入疯狂的意大利，心中燃烧着两大刻骨仇恨：恨德国人，恨法西斯。这便是病灶的透视诊断。而且国家已根本无法重塑人事与风气，因为牌局已定、大势已去。这便是残酷的真实透视。那极少数身处或看似身处前沿阵地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同旧时代那批人毫无二致。因此，局势只会比过去更为恶劣。”
至于胞弟基多·贝尔加莫，他同样是一名不妥协的共和党人与坚决的反法西斯斗士，其激进程度以至于在1926年10月墨索里尼遇刺未遂事件后，其位于威尼托的住宅惨遭捣毁，其开办的诊所亦遭彻底洗劫；彼时他隐居于梅斯特雷。据现有史料所知，同他的接触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及1945年初。关于这些接触，我们掌握着两个版本。其一出自奥塔维奥·迪纳莱，据其记载，‘在1945年初的数月里，基多·贝尔加莫是墨索里尼在直面灭顶之灾之际依然寄予希望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因此——尽管此前曾遭遇过一次‘文雅的’回绝——领袖仍‘召见他以求良策并希望他出山合作’，得到的回答却是‘大势已去，悔之晚矣’89；另一个版本细节更为丰富详尽、但在关键处可能更为讳莫如深，出自里诺·龙菲尼在战后贝尔加莫逝世一周年之际由纪念委员会出版的文集。据该书透露90，此类接触确有两次：第一次是由特雷维索省长路易吉·加蒂于1944年下半年促成；第二次则是在具体日期不详之际由邦巴奇在萨洛主持，当时加蒂（书中误称其为‘部长’，而他自1945年3月起实际担任墨索里尼的机要秘书）亲自驾车将贝尔加莫从梅斯特雷接至萨洛。实际上，关于第二次接触，我们在一个核心细节上更倾向于采信迪纳莱的记载：在这场邦巴奇在场的长谈中，与龙菲尼的断言相反，基多·贝尔加莫所直接面对的必然是墨索里尼本人。
关于第一次接触，龙菲尼写道：
“加蒂向贝尔加莫力陈：有必要在血腥内战之上及之外达成某种政治谅解，以便实现停战并审时度势研判国家局势；并提议组建一个由若干德高望重的社会党领袖担纲统领的‘共和内阁’，由贝尔加莫出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并立即厉行一套聚焦劳动民生与国内政治大和解的政策。
在威尼斯的一个深夜，基多·贝尔加莫同我们当中的数人深谈了此事，并征询应当如何应对。他的原则立场如下：只要法西斯阵营能够立即做出以下内部整肃举措，这一提议便值得深入探讨研究——彻底架空并靠边站墨索里尼，就地解散萨洛伪政权的武装编队，彻底解除凶暴民兵的武装使其丧失作恶能力，立即停息内战并终结一切令人发指的血腥报复，并在同抵抗运动武装力量达成预先协议的前提下，成立一个面向全民族发号施令的‘共和救国委员会’。
至于第二次试探，龙菲尼（略带戏剧化夸张色彩）的还原叙述如下：”
眼见局势急转直下，加蒂……有一天亲赴梅斯特雷；尽管行事十分客气且对其此行性质及人身安全做出了百般保证，加蒂依然将贝尔加莫请上轿车并一路载至萨洛；加蒂叮嘱他千万不要接受帕沃利尼的接见会谈，而只与自己所在小圈子里的其他人——布法里尼与邦巴奇——保持接触。
贝尔加莫随身暗藏了一柄手枪，下定决心倘若遭遇突袭囚禁便当场饮弹自尽，且若落入那种境地便誓死绝不吐露只言片语。
在同邦巴奇的会谈中（会晤发生在对岸维罗纳一侧的一个小村庄［据迪纳莱记载，是在加尔多内的胜利庄园］），基多·贝尔加莫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见解无疑被如实禀报给了墨索里尼；而当贝尔加莫获悉领袖的答复——即领袖虽倾向于取缔解散法西斯党，却绝不愿靠边站退出政治舞台（这是贝尔加莫提出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condizione sine qua non］），哪怕领袖就组建一个共和社会主义内阁做出了种种担保承诺——他遂毅然回应道：‘照这种方式，加之时间已所剩无几，绝不可能达成任何结果；决断必须雷厉风行、刻不容缓，哪怕对于做出决断的人而言明日的前景充满恐怖、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请转告墨索里尼，让他悉听自己的宿命安排吧，但倘若他真正热爱意大利，就请立即制止同室操戈，立即制止意大利人之间的血腥屠戮。这是一位曾经历过1918年大战并在格拉帕山捍卫过祖国的战士发自肺腑的呼喊。’
尽管最终尽数化为泡影，但这些试探拉拢对于真正渴望洞察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历史现实、并理解这种现实对墨索里尼的政治行动（乃至不作为）及其内心世界产生何种重压的人而言，绝非缺乏史学价值。尤其是因为：墨索里尼清醒地意识到，尽管萨洛政权对‘崭新精神’与‘新人’高谈阔论，但政权的关键要职与政治骨干队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旧政权那帮权贵所垄断——这帮人几乎总是遭人轻蔑且受绝大多数人（往往亦包括他本人）深恶痛绝；而在实行人事更迭之处，崭露头角的又往往是平庸之辈，且往往比前任更为恶劣或根本默默无闻，以至于社会对多数人的负面定评不可避免地连累了那些竭尽全力试图扭转普遍颓势的有志之士；即便墨索里尼洞悉这一现实给社会共和国的可信度招致的毁灭性打击，但他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做出了一两次主动推行实质政治换血以图挽回局面的努力并目睹其铩羽而归之后，便几乎再未采取任何行动去重拾这一努力，实际上听任自己甘拜下风、屈从于失败命运（有时甚至剥夺了对那些奋力抵御局势恶化者的政治庇护）；在他看来，鉴于既缺乏值得押注的‘新人’，反法西斯力量又绝无可能向其投以信任票，任何进一步的尝试皆已沦为绝无可能的空中楼阁。
在这方面，墨索里尼于1944年2月中旬面对敦请其推行实质性政治换血的卡洛·西尔韦斯特里所做出的答复，堪称极其耐人寻味。他首先推托称手头缺乏能够倚重的‘新人’，随后将话题引申展开，提及了针对反法西斯力量的接触试探；这番论述既揭示了他推行这些拉拢背后的内在政治逻辑，亦让后人明白何以如此众多的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共和法西斯党领导层会对此类接触咬牙切齿地顽固抵制——驱动这种抵制的，绝非仅仅是陈年宿怨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更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利益考量91：
“新人？他们人在何处？或许世上确有新人，但眼下他们依然藏头缩尾。我绝不可能把迄今为止一生中除了打仗之外毫无任何生活历练的人推上政治前台——行伍经验固然伟大，但用以治理一个国家却远远不够。迄今为止做出的尝试究竟带来了何等幻灭，世人已有目共睹。任凭外界如何信口雌黄，现实中根本没有可用之新人。纵然真有其人，那也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的骑墙观望分子。9月20日我们在慕尼黑组建新政府时他们无影无踪，在今日他们同样遁形匿迹。倘若当初真有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向我进言：‘必须拯救意大利。倘若阁下愿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拯救国家，我们便愿意与阁下携手共事’，我定会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他们，并引荐他们与我一同入阁执政。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分支机构中、在工会组织中，干部队伍本可以全盘焕然一新。然而，未曾有一人具备这份历史胆魄。未曾有一人能展现出这般崇高境界——摒弃党派门户私斗、心中唯念意大利。冷酷的现实在于，所有人都笃信英国人即将打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彻底套牢。在何处能寻获甘愿同具散发着刺鼻恶臭的死尸通力合作的活人？在那些日子里，百分之九十、乃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意大利人皆认定我已暴毙断气。而与死人打交道，无非是为了将其抬进公墓掩埋，抑或将其扔上火刑柱付之一炬。我的孤舟是在一场灭顶海难的残骸废墟中重整启航的。我当时根本毫无选择的自由。为了在狂风巨浪中维持航行，我唯有从这场海难的残骸中组建水手船员，唯有倚仗那些依然漂浮在水面上扑腾泅渡的人。我承认他们绝非最上等的精粹人才，但为了让这条船继续破浪前行，我不得不给它配备一支凑合拼凑起来的水手班子，不论如何总算能扬帆起锚。”
在9月27日与28日借卡米纳特城堡新政府首次会议之机以及在‘共和通讯社’配发的首篇通告（《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做出初步暗示之后92，墨索里尼决意切实迈向制宪议会道路的最初征兆，极可能体现在其于1943年10月8日签署颁布的关于‘政府各机构职权范围与运作机制’的法令之中；该法令规定，在‘新宪法正式出台颁布之前’，各部部长有权针对彼时特殊严峻情势所衍生的最紧迫现实需求自行颁行部门法令予以处置裁决93。五天之后，《晚邮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制宪议会》的政论文章，该文构成了反映其擘画构想这一议会时内在精神的最早风向标。这篇文章几乎可以断定出自该米兰大报总编埃尔曼诺·阿米库奇（Ermanno Amicucci，在共和法西斯主义错综复杂的政治光谱中，他起初堪称某种中间温和派，随后逐步滑向更为激进的立场）之手，通篇围绕三大核心理念展开：其一，为了使共和政府的政令施设得以有效推行，政权必须享有‘民意拥戴’这一‘根本前提’；其二，‘不久后’便当召集召开制宪议会（由来自全社会各行各业且在遴选时不设任何政治成见门槛的一千名‘人民代表’组成），该议会将充当对这一民意支持的试金石与庄严确认；其三，也是最后一点，共和法西斯党在全新的组织定位下（不再是包罗万象的群众性大党，而是‘仅限将信念经受考验的精粹分子纳入其阵营的政党，因此未入党绝不会在任何私人与公共活动领域削弱贬损广大公民的发展机会’），将彻底完成即将由制宪议会所庄严确认的国家改制革新。
若干回忆录史料94证实或暗示，自10月最初数周起，墨索里尼便开始密集垂询个别心腹要人及若干专门技术机构，征求他们关于制宪议会应具备何种资质条件、尤其是关于该议会所应审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文本的建议与见解。他最初垂询的对象极大概率是斯潘帕纳托。由于后者当时已返回罗马，大约就在《晚邮报》发表上述文章的同时，布法里尼·圭迪受命向其转达了火速草拟一份制宪议会方案的密旨。据斯潘帕纳托夫人的日记记载95，斯潘帕纳托闻令随即废寝忘食投入起草，一俟杀青便火速重返北方，于10月28日将草案正式面呈布法里尼·圭迪；后者阅后大加赞赏宣称‘心醉神迷’，尽管据其声称草案中‘尚有若干细微之处有待修改’（斯潘帕纳托夫人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注道：‘显然是指那些对他不利的内容’）。
在这份《关于制宪议会的备忘录》中，斯潘帕纳托将其政治观点96高度凝练为若干章节条款，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第一节，题为‘召开制宪议会的紧迫性’：
“召开制宪议会已成燃眉之急，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法理层面上确认并确立迄今为止仅仅属于事实状态的既成政权；
第二，庄严宣告国家崭新的宪政体制；
第三，奠定全新国家秩序的基石，从而彻底澄清当下混乱不堪的宪政泥潭，免除这种混乱对国家所必需的民事、政治、社会乃至军事复兴所造成的严重损害；
第四，给人民以强烈的即时感受——让他们真切体会到正是人民自己在直接通过选举决断国家崭新的革命方向；盖因迄今为止任何革命举措（哪怕最极端的举措）皆无一例外属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派或恩赐启导，而绝非自下而上的主动投射：因此这种举措与其说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或诉求，毋宁说是凌驾于人民之上，人民充其量不过是在或多或少心甘情愿地被动承受；
第五，在崭新的政治社会基石之上重构国家原有的各项体制与既成机构，否则这些旧机构面对新政权充其量只会随波逐流地附和一种经验主义的、权宜应景式的共和改良主义，从而再次滑向整个民族在早期法西斯阶段早已尝尽苦果的妥协方案（即1919年墨索里尼革命主义同王室保守主义之间的折中妥协）；
第六，在最完备周延的宪政法理层面上彻底废黜终结君主制；君主制固然在历史上已然破产沦亡，但断断不可仅仅凭借领袖个人的私下决断、或是凭借一个缺乏法定宪政权能的政治运动（共和法西斯党）的单方面宣示而予以法定废黜；
第七，为维系并推展革命进取性创造全局性政治前提，使其不再被视作墨索里尼个人的某种政治手腕或全新战术骗局（正如许多意大利人所私下腹诽的那样！），而是被确立为国家全新情势与全新民心气候的客观历史必然产物；
第八，拥有唯一适格乃至唯一合法的庄严讲坛，借以不仅将国王、更将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旧政治阶层以及军队中的叛乱将领统统押上历史审判席；
第九，在当下决定历史乾坤的大变局进程中，直接调动并凝聚人民的政治激情、历史责任感与广泛参与。”
备忘录第二节聚焦于‘制宪议会的资质要素’：
“为了充分估量制宪议会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为了使其在人民心目中树立崇高威信，必须牢牢铭记下列考量原则：
第一，制宪议会绝不可重蹈覆辙，绝不可沿袭那些曾对旧法西斯政权造成致命腐蚀的恩赐册封体制或虚假代议把戏；尤为关键的是，它必须将其合法性与存在理由深深植根于被视作能动整体的广大人民大众之中，而非将大众视作某种经验主义权力的被动支配客体——广大公众对那种旧权力深感疏离冷漠，以至于在1943年7月25日其轰然坍塌之际未曾流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留恋眷顾，哪怕长达二十一年的专制统治看似早已让民众对其习以为常；
第二，制宪议会的人数规模必须足够庞大，以充分彰显全意大利人民国民大会的磅礴宏伟声势；但绝不可臃肿庞杂泛滥成灾，否则势必会被世人贬损混同为一场为蛊惑煽动目的而精心操办的形式主义检阅操演；
第三，制宪议会的构成必须最为紧密地契合当下人民大众的真实面貌，高度强化突出劳动阶层要素，并深深镌刻上当下最高历史现实——即战争——的鲜明烙印；
第四，制宪议会绝不可被外界混淆为法团议会（Camera dei Fasci e delle Corporazioni）、公民投票、全国党政高级官员大会等旧套路的某种庞大乃至异乎寻常的借尸还魂翻版；盖因哪怕仅仅是对上述旧玩意的类比联想，亦足以令最庄严周正的立宪国民公会胎死腹中、提前声名狼藉；
第五，制宪议会必须尽可能忠实地折射出墨索里尼意欲在人民心中唤醒的社会诉求，唯有依凭这一诉求，全新政治运动方能孤注一掷打出一张胜券在握的勇敢王牌：那便是重新点燃在旧法西斯政权统治下惨遭压制、扭曲并最终横遭出卖叛离的革命之火，而这束火种在7月25日政变中亦根本未曾被拥戴国王的新‘革命者’所敢于触碰；
第六，制宪议会必须契合一系列最基本准则，借以切实保障：真实有效的代议代表性、扎实具体的革命职能、全体成员公认且专业的过硬素质、召集程序的简明可行、议程推进的有机连贯，以及针对当下摆在桌面上的极其严峻之历史难题能够即时提供决定性的破解方案；
第七，制宪议会是在一场奇耻大溃败之后、在一个篡权非法政府背叛盟邦乃至背叛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历史废墟上被召集的。全国近半壁江山在遭受了盟军狂轰滥炸的血腥屠戮与破败摧残之后，如今又横遭敌军铁蹄入侵的奇耻大辱；在另外半壁尚未沦陷的自由领土上，遗憾的是，德国盟友的形象至今依然未曾褪去占领军的严酷特征——这一点令正直良知的意大利人痛心疾首，并极大地助长了心怀叵测之徒展开反动宣传；9月8日之后因国家最高权力断档真空所招致的恶果，直接引发了整个国家机能的瘫痪崩溃，且这种瘫痪至今依然隐隐作痛；与此相伴的，则是首都迁都进程中层出不穷并日益加剧的行政瘫痪，以及大批尚未被清洗撤换或难以骤然取代的旧官僚部门的茫然失措、乃至暗中消极怠工抵制：这正是导致国家公权权威一落千丈以及公众陷入恐慌迷茫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制宪议会的伟业不仅对立宪改制而言不可或缺，更是在全国重建起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当务之急，唯有借此方能创造开展抗敌死战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并逐步在对德交往中重新赢回尊严与威望；
第八，制宪议会必须将全体人民同神圣战争与社会革命紧密捆绑融为一体，使人民切实融入全新国家体制，并赋予人民掌握自身历史命运的崇高责任；
第九，制宪议会必须将全新的人才、思潮与蓬勃力量推上历史舞台，并首当其冲地在通过真实代议机构亲自出场的人民大众与墨索里尼之间建立起充满生机与真诚的血肉纽带——彼时墨索里尼应被单独确立为这场‘革命第二周期’的唯一倡导导师。唯有借由这样一座国民大会，墨索里尼方能重新获授那项实际上随着旧政权覆灭而早已法定失效的最高统治全权。更有甚者，制宪议会能够以昔日法西斯政权同君主王室妥协媾和时期所绝无可能赋予的至高革命全权，向他实行最完备的加冕授权。”
备忘录第四节聚焦于制宪议会的议事日程。在这一节中，斯潘帕纳托建议制宪议会的第一期会议以墨索里尼所做的工作报告拉开帷幕，随后在‘数次全体大会之内’，迅速审议并通过一系列全新决议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决议须关涉：
第一，宣告展开由贝尼托·墨索里尼挂帅领导的社会革命；
第二，正式废黜终结君主制；
第三，宣告建立自由、独立且主权完备的社会共和国，其主权管辖疆界涵盖截至1943年7月25日业已存在的全部领土版图，包括遭受敌军占领的本土领土、殖民地及帝国版图；
……
第八，将国家最高统治大权全数赋予国民制宪大会；大会通过由其任命的国家元首行使该权力，并在涉及国家体制根本改革的事务上直接行使最高主权；
第九，选举组成各专门委员会（汇聚为国民公会）的成员，并任命三座最高司法法院的审判官班子，负责审判国王、叛军将领以及其他各类叛徒卖国贼（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律严禁实行特赦减刑）。
在接下来的各节中，备忘录详尽阐述了遴选组成制宪议会的具体标准，并明列了分配给各界阶层的代议名额配额。在总计一千五百至两千名‘在所有维度上代表意大利民族及其生机力量’的代表中，最高的配额被分配给工业、农业、商业领域的广大劳动者、教师以及公职人员：总数达五百余人。私营经济领域仅被分配了三十四个代表席位（斯潘帕纳托另外追加了十席储户代表），然而这些代表必须由法团经济部直接指派指定；盖因‘共和法西斯主义业已坚决奉行的革命导向、资本家集团参与反动政变及投身四十五天反动政治的确凿罪责、资本家在暗中破坏战时经济维度的滔天罪责、针对其头面代表的大快人心的逮捕拘押，尤其是对昔日旧法西斯体制在工会与法团层面上所采纳之劳资平起平坐对等论的彻底扬弃与超越97，加之崭新社会经济秩序的必然历史演进’，皆断然不宜允许资方雇主联合会直接派员出席制宪议会。此外，草案还为司法官阶层、文化界（其中包括法西斯大学生联合会［GUF］，各分会皆享有一席代表）、武装部队（按照士兵、士官、下级军官与高级军官的次序递减分配名额）、全国参战退伍军人协会、全国伤残军人协会以及蓝绶带勋章协会、神职界（在本土、帝国、殖民地与领地存在的每一宗教团体享有一席代表，外加七名随军神父）专门设立了法定代表席位。在这些‘行业与社团’代表之外，草案还增设了‘地域代表’（用以发出沦陷‘入侵’各省、海外侨民社区、未收复地区、利比亚、阿尔巴尼亚等群体的声音）以及‘家庭代表’（共五十二席，绝大多数为妇女代表）。
最后两节分别专门论及共和法西斯党以及‘其他不同政党’。对于洞察彼时在共和法西斯主义‘温和派’阵营中流淌的真实心境而言，这些条款极富代表性，在此不妨予以全文转录：
“共和法西斯党尚未最终厘清界定其自身在国家体制中的法定地位及其未来公权职能；匆忙仓促对此加以界定亦绝非明智之举——这种界定必须顺理成章地紧随行将伴随未来事态展开的革命实践之后、而决不可凌驾于实践之前；倘若不想让共和法西斯党沦为类似国家法西斯党（PNF）那样的国家僵化官僚机构、而是渴望让其成长为国家崭新而强劲的生机政治力量，就绝不可对这场革命实践施以任何窒息压制或过早教条僵化。”
因此，共和法西斯党应作为民族的精神力量之一被准许出席制宪议会，但绝不应享有任何特殊的优越支配地位；其唯一的崇高特权，唯有充当革命理念的传播弘扬者。唯有如此，它方能重新博得全体意大利国民的信任与敬重，并在国民制宪大会中构成积极的生机要素。
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为制宪议会的法定当然成员。
在每个省城首府，共和法西斯各支部的全体大会须推选产生三名法西斯代表（亦可为此前未曾加入国家法西斯党的新人），且尽可能来自不同乡镇地域。
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须为每个沦陷入侵省份（包括利比亚各省）直接指派一名目前身处本土未沦陷地区的代表。
任何政治派别（包括在巴多格里奥政府四十五天统治期间成立的各党派），皆有权向内政部呈递申请，请求获准指派各自的代表出席制宪议会，名额根据该政治派别在全国所公认享有的规模人数及追随群众予以核定，上限不超过五十人。在国家现行法律框架内，共和政府对上述全体代表的人身自由与特权豁免予以全方位庄严保障。
此外，截至1922年10月28日之前历任前王国历届内阁总理、部长以及各级议会两院议长，皆有资格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民制宪大会。
10月28日（亦即斯潘帕纳托向布法里尼·圭迪转交呈呈墨索里尼之《备忘录》的同一天），帕沃利尼——不排除他此前已窥知斯潘帕纳托所鼓吹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极力主张制宪议会必须在党举行全党代表大会（或人们更乐意称之为‘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方可召开，以便避免面对与他所倡导的强硬不妥协路线相抵触的政治表态、甚至既成决议，相反，正如他在维罗纳开幕演说中所宣称的那样98，务必做到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便预先铺设好‘轨道’，迫使全体制宪代表无论情愿与否皆唯有在这一轨道上行进——在通过电台发表纪念‘进军罗马’周年讲话时，帕沃利尼宣布制宪议会（在前一天内阁会议发表的公报中已被称作正在筹备之中）将于年底前正式召集。紧随这一表态之后，总理府于11月7日配发了另一项公报：共和法西斯党代表大会将于11月15日开幕（后提前一天），制宪议会将于12月15日在具体地点尚未公布、但很快便为人知晓的瓜斯塔拉（Guastalla）开幕。公报还特别阐明：‘关于新宪法的草案正在由党总书记帕沃利尼负责主持起草’99。
一周之后由共和法西斯党第一届（亦是唯一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党的行动纲领方针》（通称为《维罗纳宣言》）第一部分100，尤其是前三条方针（或称‘要点’），通篇全数倾注于制宪议会及其所应催生的新宪法之上（尽管与会代表实际上几乎未曾触碰这些难题，且在帕沃利尼的开幕报告中对此亦仅寥寥数语略过）。况且仔细审视之下，整份《宣言》归根结底无非是一篇宏大的‘序言’（其背后极易窥见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宣言》的精神感召），旨在明确阐定共和法西斯党宣称渴望在制宪议会上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党虽然口头上这般宣示，然而倘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便会明晰其实党并不情愿付诸实现，或者至少紧密聚拢在帕沃利尼周围的领导层核心绝不情愿——在他们看来，关于宪政的讨论绝不应越出《宣言》所划定的界限，尤其绝不可受到温和派所秉持的那种‘促和团结’、‘开明包容’、‘程序保障’与‘反党独大’精神的丝毫浸染；而帕沃利尼深知墨索里尼在很大程度上正分享着这种温和派心境。党总书记深切忧虑，倘若真正走向召开制宪议会，这种开明温和精神势必将压倒那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纯正性’的激进路线。正因如此，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恰恰在维罗纳大会庄严做出‘即行召开制宪议会’决议的同一瞬间，这项召集令在现实中便已开始丧失其真实可行性，并一步步蜕化为日趋渺茫、且饱受各方暗中狙击的空洞海市蜃楼。而随着制宪议会的化为泡影——从史学视角看，这是洞察维罗纳大会后数月间所上演的重大事变、派系站队、政治合纵连横与尖锐火并的最关键钥匙，这些历史动态深刻塑造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全局走向，若非如此便根本无法寻获其汇聚中枢与合理解释——无论是‘温和派’试图赋予萨洛政权与法西斯主义以崭新面貌与历史前途（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宏愿、期盼与幻想，抑或是墨索里尼自以为尚能施展的真政治回旋余地，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深重的总危机之中。
制宪议会走向日暮西山的衰亡历程，大体可以提炼凝练为几桩核心史实。
其第一桩，便是维罗纳大会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即帕沃利尼为大会预先草拟并在数日前呈送墨索里尼御览的、前文屡屡引述的《关于法西斯复兴与筹备制宪议会的报告》。正如我们此前所略微提及的那样，在维罗纳老城堡（Castelvecchio）宣读的开幕报告中，帕沃利尼对这一问题所着墨甚微，通篇主要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宏观层面。然而在专门呈送墨索里尼的内部报告中，情况则完全迥异。倘若从狭隘视角切入，这份报告101在涉及制宪议会问题上，看似仅仅聚焦于两大核心症结：其一，鉴于全国绝大部分领土已‘脱离了法西斯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在极短时间内召集召开制宪议会究竟是否妥当审慎？帕沃利尼对此给出的化解之道乃是诉诸‘革命法理权’，并坚称召开制宪议会将产生‘最大限度地凝聚振奋全国大众倒向与战争之持续及终极目标紧密捆绑之崇高理念’的磅礴社会效应，且在政治博弈层面能够以‘制宪议会在近期内隆重揭幕之确凿期日’针锋相对地回击‘巴多格里奥伪政权许诺在战后四个月举行大选的虚伪欺骗’；其二，则是如何以最优架构组建该议会，从而确保其既能‘尽可能全面真实地折射出全民族广大民众的真实心声’，又能‘绝对捍卫保证法西斯革命能够牢固确立其历经无数血火拼杀、浸透大批忠烈鲜血所铸就的根本原则’102。针对这第二项难题，帕沃利尼探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方案，且三者皆同斯潘帕纳托在《备忘录》中所勾勒的方案以及绝大多数‘温和派’的热切期许大相径庭。第一套方案设想：
“以党的地方省党部现任负责骨干、各部部长与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全境所有市镇之政治书记与法西斯市长为基础，直接搭建组成制宪议会。并适度由上级官僚以行政指派方式，吸纳极小比例的编外派系代表——这些人虽尚未正式加盟入党，但在思想上赞同凝聚在‘祖国、共和与社会发展’这一纲领口号之下的三大根本原则。”
第二套方案设想：
“隆重推出共和法西斯主义的最高革命大纲，并在此大纲基石之上，提请全民族选民以全民公投方式审议通过一份制宪议会全体成员的一揽子固定名单；该名单依然依照上述准则，为体制外各派保留极微小比例的特设名额。”
在断然摒弃了前两套方案之后——且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其摒弃未曾给出任何合理解释——帕沃利尼的最终决断落在了第三套方案之上，该方案建立在‘纯粹选举主义准则、且经过精心制度设计以绝对保障法西斯革命原则得以牢固确立’的逻辑基石之上：
“不分阶级门槛，召集全体年满十八周岁之公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参与普选。
明确确立每五千名实际投票选民选举产生一名代议代表的标准准则。
明确确立按地域选区划分之准则；盖因在当下历史关头，既绝无可能采纳按行业社团划分之标准，出于时间考量亦绝无可能诉诸全国统选单一选区。因此，召集各市镇地域按照其实际投票人数包含五千之整数倍数，足额推选相应数量之代表……
留滞德国之意大利劳工、旅居海外之官兵军人群体及其他侨民社团，则可由工会领袖、领事官员或部队驻军指挥长官组织动员，针对其各自原籍故土所推举之候选人行使投票权……
原籍属于敌占沦陷省份、如今客居自由领土之公民，可按原籍省份组建侨民选区推选代表……照此计算，扣除沦陷敌占区之不可抗力，全国大体可推选产生约一千五百名民选代表。在此数额之上，另行追加同等数额由共和法西斯党在册党员单独选举产生之代表，由此汇聚成总计三千名成员之庞大规模；随后再由现任内阁部长、党中央领导高层及各省党部专员予以补全充实。
为防止选票分散，候选人之正式推举程序规定如下：凡能够凭借公证官员出具之正式公文证明其由不少于一百名法定选民组成之任何公民团体，皆有权向省最高长官或省党部专员呈递正式提名函及公证书，但截止时间不得晚于投票开启前二十四小时。届时应通过广播电台统一通告候选人名单，并由省最高长官与省党部专员统筹印制格式统一之标准选票。选票由各指定投票所公开发发，选民只需在心仪候选人姓名旁以任何工具标明记号，将选票装入特制信封封口后投入票箱，投票即告完成。
大选投票日应在正式开票前三天向全社会发布公告：这一限期既足够充裕以从容核算应选代表名额并完成候选人提名，亦足够短促以断然杜绝任何喧嚣过火且不合时宜的竞选拉票造势活动。至于确认核验选民资格，根本无需颁发任何特设证件，径可利用现行之日用百货配给粮票卡；选民完成投票后，由工作人员在粮卡上加盖特设讫印即可103。”
纵然充分体谅其近乎病态的行动狂热，人们亦很难相信帕沃利尼当真天真地认定制宪议会能够‘振奋凝聚’广大群众；更难以置信他真诚确信这样一场大选能够在酷寒严冬、在短短数周之内真正付诸实施——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正如他自己在数页之前所描绘的那样，全国境内到处充斥着溃散溃逃的乱兵溃卒与难民平民，深陷交通运输瘫痪、民生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德国占领军无休止暴力搜刮征购的深重危机，以至于全社会大众唯一的牵肠挂肚无非是如何果腹充饥并为迫在眉睫的严冬搜寻些许取暖燃料。远为合乎历史真实的解析在于：帕沃利尼之所以抛出这种所谓的‘盲目乐观’，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在党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前夕同墨索里尼公然撕破脸皮唱反调，并避免给党内政敌提供进一步发难围攻其强硬路线的口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表面上虽驳斥其合理性、实则巧妙地预先抛出萨洛政权受控领土狭隘狭小的客观困难——从而在日后能够堂而皇之地借口这一不可抗力将制宪议会无限期延宕搁置，并顺理成章地将即将于维罗纳大会通过的党纲方针捧上萨洛共和国唯一官方纲领性文件的至高神坛。深入剖析《维罗纳宣言》中‘社会政策’条款所隐现的妥协折中痕迹（倘若我们绝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表面阅读），更能雄辩地印证我们的这一判断。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帕沃利尼是一名笃信不疑的法团主义卫道士，断然抵制任何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蜕化倾向’。就此而言，他屡屡援引马志尼的言论极具深意——马志尼所倡导的互助合作社结社论固然导向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经济秩序，但骨子里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任何相通之处；相反，帕沃利尼对皮萨卡内（Carlo Pisacane）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盖因在皮萨卡内看来，革命若求胜利就必须同时是一场经济革命，但这种经济变革应属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范畴，而绝非马志尼那种不可避免滑向威权色彩的统制结社主义。因此，在呈送墨索里尼的《报告》中，帕沃利尼直言不讳地力陈：制宪议会所应颁行的社会纲领，必须是‘法团主义原则的合乎逻辑之演进’104，这一立场丝毫不足为奇。然而，在墨索里尼（就其个人而言，在昔日政权二十年的社会实践遗产中，他唯一视作不可动摇之基石的仅仅是《劳动宪章》与各项社会保险立法）着手起草《宣言》初稿时所垂询的各大谋士要人中，对法团主义态度冷淡乃至持尖锐批评立场者却大有人在；参与起草或就局部条款建言献策的人士包括若干老工团派活动家、塔尔基、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比吉尼、因特兰迪，以及以邦巴奇为首的一帮旧社会党人。这份最初草案随后经由帕沃利尼及其幕僚（尤其是奥洛·农齐与弗朗切斯科·加兰蒂）进行了全面审改。然而最终定稿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墨索里尼手中，领袖于11月12日对帕沃利尼呈递的草案做出了最终的定夺润色与校阅修改105。除墨索里尼本人外（他后来在著名的米兰抒情歌剧院演讲中公然申明该大纲系出自其手笔），据目前史料所知，对《宣言》起草贡献最深者莫过于帕沃利尼与邦巴奇二人。这恰恰合理解释了深入研读该文献时所不可避免感受到的深刻妥协折中性，大体可归纳如下：这位昔日共产党元老在《宣言》中注入了一种极其浓郁的国家统制色彩，这种色彩偏向社会主义远甚于法团主义，与帕沃利尼心目中所秉持并渴望重振的法西斯信条南辕北辙；然而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却未加剧烈抗争便予以勉强笑纳——这不仅因为他深谙党内基层在社会问题上汹涌澎湃的极左造反躁动暗流，因为他极力避免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给自身强硬路线的加冕横生枝节，更因为《宣言》文本中终究未曾包含任何公然否定‘法团主义原则’的决绝断语；况且帕沃利尼深知：一旦在维罗纳大会上公开将此挑明辩论，对于绝大多数群情激愤的与会党代表而言，这场辩论绝不可能演进为一场关于理论原则的理性学术交锋，而势必退化为一场清算昔日历史旧账的大围剿——鉴于全场弥漫的极端盲动狂热以及对博泰等昔日法团主义显贵巨头的刻骨痛恨，法团主义大旗必将在大会上被砸得粉身碎骨、惨败收场。
至于墨索里尼本人的真实立场究竟为何——亦即《宣言》所宣示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契合其内心定见，不仅就其社会政策而言、就其通篇其余条款而言皆然——则远为晦涩难辨。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制宪议会构成问题上，墨索里尼断然否决了帕沃利尼所抛出的全民普选构想，并在事实上全盘倒向了斯潘帕纳托按‘行业与社团’遴选代表的方略。究竟是出于对‘选民选举崇拜物’的本能反感厌恶，抑或是由于洞察到党总书记的普选提案在现实中无异于将制宪议会推向事实破产，后人已无从精准定论。唯一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在于：在维罗纳大会揭幕报告中，帕沃利尼非但未曾鼓吹其最初的普选方案，反而改口宣称106：
“关于制宪议会的构成，它似乎理所应当唯有由劳动人民经由工会组织推举的代表、以及遭受入侵沦陷各省经由难民安置机构推举的代表所组成。此外，议会还必须囊括、且我愿强调首要囊括参战军人代表（包括经由因伤残遣返归国人员代表的战俘群体）、陆军部队与司法官阶层代表、海外侨胞代表，以及一切能够在空间尺度与崇高价值高度上共同代表全民族生机力量的各界代表。
制宪议会必须在根本大法中向广大公民赋予一系列庄严权利，同时亦须精确阐明其神圣义务——盖因广大公民集士兵、劳动者与纳税人三重身份于一身。这一系列权利在绝不滑向所谓出版自由等含混危险公式的前提下，必须切实赋予广大公民针对公共行政部门行使监督与负责任批评的崇高权利。”
同样确凿无疑的是：维罗纳大会的实际演进进程令墨索里尼深感大失所望、且受到了极度冒犯与愤懑（墨索里尼向大会致以了书面祝词，却坚决拒绝亲临现场出席；官方给出的托辞是避免领袖的亲临干预束缚大会的自由辩论，实则一方面是为了在日后面对不合己意的极端决议时更易从容划清界限拉开距离，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德国占领军的极大恼火怨怒——德国人此前横暴勒令强行删除了《宣言》中关于誓死捍卫萨洛政权‘领土完整’的条款107）。
11月16日，机要秘书多尔芬在日记中记录了墨索里尼向其痛陈维罗纳大会时的沉痛心境108：‘领袖向我谈及党代会时痛斥道：“那简直是一座彻头彻尾的群魔狂舞地狱！充斥着大批语无伦次的昏乱废话，却几乎看不到哪怕一丝清晰明确的真知灼见。会场上冒出了最稀奇古怪的杂音乱调，乃至赤裸裸的准共产主义狂言。竟然真有人公然叫嚣要赤裸裸彻底废除私有财产权！面对这般胡言乱语，人们不禁要质问：我们过去二十年同共产党人的血腥搏杀究竟所为何来？！依照这帮‘极左狂徒’的逻辑，我们今日甚至可以同共产党人上演‘全民族大拥抱’了！从所有这些虚浮空洞的言辞狂欢中，人们一眼便能看穿：在全体法西斯分子中间，真正对法西斯主义大义抱有清醒认知的人究竟何其寥若晨星。请您告诉我，面对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我们究竟何从奢谈重建国家的希望？！而且，我必须指出，在这帮满脑子充斥着激进高调到处煽风点火的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哪怕一个人主动走到我面前，恳请上前线扛枪死战！正是在战火前沿，共和国与祖国的终极命运方能被真正裁决，而绝不可能在空谈的大会上被决定！所有人皆遗忘了最冷酷的铁律：倘若缺乏战场上铁血武器的最终胜利（而这一胜利如今依然遥不可及），我们今日所说、所做的一切，皆根本毫无任何持久的历史意义可言。”’
所有历史见证者皆一致公认：甚至在费拉拉省党部专员吉塞利尼遭暗杀身亡的噩耗传来（这一血讯瞬间将本已炽热亢奋的会场推向了彻底疯狂的白热化熔炉）之前，维罗纳大会便已然是一座失控的群魔地狱，在某些混乱关头甚至连帕沃利尼本人亦彻底丧失了控场驾驭能力；与会代表与其说是在掏出理性的思想真知，毋宁说是在歇斯底里地倾泻各自内心的郁结情绪、挫折感与刻骨仇恨；他们歇斯底里地高呼咆哮着最极端的、彼此尖锐冲突撕裂的提案（正如一位愤懑的特尔尼代表在会场上按捺不住怒火当场呵斥的那样：‘每一个登台提出提案或探讨决议案的同志，无一例外皆遭到了全场咆哮怒骂、喝彩起哄或粗暴嘘声；而那些在会场后排疯狂咆哮嚎叫的人，脑子里根本没有半点真凭实据的思想，嘴里翻来覆去无非是狂喊“处死！”或“万岁！”……’）109。而且最关键的是，与会代表几乎将泄愤的长矛刺向了全社会所有阶层：痛骂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斥其为‘一具骨骼僵死、皮囊干瘪的破败行尸走肉，竟然还妄图用那副凄厉尖锐的破锣嗓子在敌人的壁垒工事后发号施令’）；痛骂君主制、资本家寡头、借法西斯之机中饱私囊的暴发户、国家行政官僚体系（尤其是内政部官僚）、神职天主教势力，首当其冲的便是米兰总主教舒斯特尔枢机（斥其为‘砸碎了所有省党部专员脊梁骨、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头号黑手’，指责教士们尤其在偏远乡镇‘向深闺母亲的心头灌输失败主义毒汁，怂恿她们的儿子逃亡瑞士避难而拒绝扛枪参战’）；痛骂宪兵、财政警卫队、意属非洲警察局（被讽刺为‘庇护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的温床’PAI）；痛骂年轻一代、尤其是法西斯大学生，斥责他们在战争面前未曾履行卫国天职乃是‘悲剧性的弥天大罪’。当然，首当其冲充当众矢之的的，则是大议会中的‘叛徒卖国贼’，齐亚诺更是被千夫所指，全场屡屡爆发出将其逮捕归案并立即就地枪决的狂暴怒吼。不仅如此，几乎没有任何历史人物能在全场疯狂的政治围攻下全身而退，以至于洞察代表狂暴心境的帕沃利尼在开幕报告中每逢提及烈士埃托雷·穆蒂之名激起全场起立欢呼之际，亦忍不住语带讥讽地当场泼冷水还击道：倘若穆蒂未曾在8月横遭暗杀，今日站在台下的这帮人同样会不遗余力地朝他身上‘狂泼污水泥浆’，‘或者骂他不过是个旧体制的陈腐僵尸’。斯塔拉切未能幸免；布法里尼·圭迪虽已位列新内阁重臣，同样遭到了毁灭性的围攻弹劾；昔日二十年间的所有老部长几乎被全盘打倒；对塔西纳里的抨击甚至严苛到了断言他在农业领域所造成的祸害‘比斯塔拉切在其党务领域造成的破坏还要恶劣十倍’。全场唯一达成的狂热共识，唯有寄希望于确立某种全权专政的铁血非常体制，对一切‘不忠不义的卑劣之徒’施以毫不留情的肉体消灭。那些未能‘在内心深处激荡起革命烈焰’、未曾重新在共和法西斯党登记注册的老冲锋队员被斥为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脑动脉硬化症’；针对逃避兵役者与煽动策应逃兵的幕后黑手，全场叫嚣必须没收其全部家产并对其实施株连家属的残酷连坐血腥报复；更泛指一切拒绝扛枪为共和国赴死之徒。
一位来自贝卢诺的年轻代表在讲台上亢奋狂呼：‘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天生嗜血成性；然而为了避免在费拉拉血案之后陷入被动沦为真正任人宰割的羔羊，我认为我们必须正式提议：在每一座城市建立一座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我们将开展严厉的政治思想改造，以便荡涤救赎那些尚可挽救之人；至于其余顽固不化分子，自有革命法庭的子弹去解决。’
全场狂热寄望的核心，在于由党来充当这一铁血专政非常体制的绝对掌舵者与执行监护人，以至于在某些激进代表看来，党应当全面包揽篡夺国家的一切公权、乃至架空政府内阁的大权；或者至少应当由党总书记一人兼任内政部长之职。然而，在关涉党自身的未来定性上，全场弥漫的理念却最为昏乱矛盾：有人主张建立高度一元极权主义的党；有人则主张建立各级领导职务全数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的党；有人主张建立纯粹的武装民兵党（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关于党的讨论同关于民兵的议题紧密捆绑，民兵被捧为唯一值得托付信任的武装柱石，盖因唯有民兵未曾在历史关头背信弃义）；甚至有人提出应当把党打造成某种由‘真正的意大利义士’组成的类似宗教苦修‘辅理修士会’般的清教徒式道德同盟。
在这座群魔狂舞的喧嚣熔炉中（期间甚至不乏代表当面朝帕沃利尼本人粗暴咆哮发难：‘快给我们枪支弹药！……别再逼我们坐在这里瞎扯空谈！’），制宪议会的崇高议题不可避免地被彻底边缘化贬为微不足道的次要细枝末节，且仅仅被套用在最幼稚粗陋的所谓革命视角下予以审视（正如一位来自维琴察的代表在全场雷鸣般的喝彩掌声中歇斯底里叫嚣的那样：‘制宪议会便是正在付诸行动的流血革命本身！因此它绝不承认什么多数派或少数派：它唯独承认怀抱坚定信仰、哪怕舍生赴死亦在所不惜、毫无怨言服从一切的革命志士！’）；甚至连原本同战争议题并列、在基层官兵心中最真诚关切的社会民生大计，最终亦几乎无一例外沦为一系列武断绝对、极左盲动的宣泄叫嚣110。
在这充斥着法国雅各宾派革命俱乐部狂热盲动氛围的大会之中111，除了帕沃利尼之外（然而总书记本人亦屡屡陷入不得不四处和稀泥、八面玲珑以求勉强维系对会场起码控场局面的狼狈境地），唯一发出的具备真正‘政治格局’的声音——尽管略显脱离实际的书生空想气、且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达农齐奥阜姆冒险传奇回忆色彩——当属富尔维奥·巴利斯蒂（Fulvio Balisti）的讲演。
盖因雷纳托·里奇在大会上的发言亦根本未曾越出其自身一贯执拗的狭隘保留地——即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重建改制及其同正规陆军之间的权力掣肘纠葛112；在其余方面，里奇的言辞通篇充斥着亢奋浮夸的狂热修辞，甚至公然拾人牙慧鹦鹉学舌地搬出臭名昭著的巴尔迪（Pietro Bardi）所叫嚣的战争口号：‘誓将罗马打造成血战到底的阿尔卡萨尔要塞！’
与此截然相反，巴利斯蒂的发言在维罗纳这样一座狂躁亢奋的大会熔炉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异数。全场在静默中聆听了他的讲演，并在数处节点报以热烈掌声，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根本未能真正领悟其深邃真意；然而在会场之外，这篇讲演却使得巴利斯蒂骤然脱颖而出跃升为共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中最耀眼的‘政界新人’——在随后的数周里，‘温和派’阵营乃至墨索里尼本人，皆曾一度将其视作扭转乾坤的最核心希望寄托。
巴利斯蒂在必须重执武器并以全部精力和意志同英美军队血战到底的根本问题上毫不妥协（‘唯有在军事战场上，祖国的荣誉方能得以洗刷挽救；唯有在血火拼杀中，死难烈士的血仇方能得报，战旗的崇高尊严方能高高飘扬’）；然而他同时又是一名清醒敏锐的现实主义者——深知倘若缺乏最终战场的胜利，其余一切探讨皆纯属徒劳，正如一个龟缩在伦巴第与威尼托狭小地域内的萨洛政权充其量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一样；而且他的心智与激情所倾注的，绝非宏大抽象的社会难题（尽管巴利斯蒂内心对这些问题同样怀有极深的共鸣），更非驱动其他与会者的仇恨与血腥暴力情绪，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律令：即以廉洁奉公、仁爱博大与个人牺牲的楷模典范去感化教育人民大众，向大众注入当年曾激励比尔埃尔戈比（Bir el Gobi）青年英勇赴死的对祖国与圣战的坚定信仰——而这正是昔日旧法西斯政权未能赋予人民的精神财富。他说113：比尔埃尔戈比的青年志士不仅热爱祖国，而且深知祖国是法西斯的祖国，深知这场大战是属于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圣战。他们深知战败便意味着劳动阶级与后世子孙沦为奴隶附庸；他们深知在一种阴暗诡谲的错谬联盟中，共产主义力量与金权寡头势力已勾结结盟向我们扑来，正因如此领袖说得极为透辟：‘同志们，社会共和国正是抗衡这双重势力的历史必然结晶’。
直至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难题，除了整肃荡涤的必要性、除了外科手术式的决断需求、除了铁血暴力的必然要求之外，无一例外皆紧密系于教育大众的崇高必然性之上。仇恨是冰冷刺骨、僵死肿胀且晦暗无光的；爱则是光明磊落、崇高博大的；为仇恨而死的人，咬牙切齿、口吐诅咒而毙命；为爱而死的人，则是在祝福与战歌声中英勇倒下。倘若如我们今日所亲眼目睹的那样，干部骨干问题是招致灾难性后果的根本病灶，那么干部问题便具有决定性的压倒意义；盖因当下的代议代表人物正处在‘已然消逝的旧时代’与‘尚未成型的新纪元’的历史夹缝之中。他代表着一种类型、一种风格，大众正凝神注视着这一楷模风范。
群众缺乏缜密考订探究的能力，然而群众却具备广大人民感同身受的深邃智慧；因此，群众正是通过代表其自身的人物之具体榜样与实际功绩，来感知领略崇高理念的真谛。
既然我们聚集在此，我们就必须无愧于这一崇高使命，并时刻反思我们近处与远处所有合作者的干部队伍问题。哪怕是昔日出生入死、身陷牢狱、付出鲜血代价的老法西斯冲锋队员——亦请全面审视总结自己的一生，看清自己过去的全部作为——因为党的奋斗大纲绝非留在我们的身后，而是横亘在我们的前方。
倘若党如今无力荡涤改变我们赖以苟活的这片死水微澜，倘若党无力催生润泽已然沦为近乎不毛之地的荒原土壤，那么在军事维度上亦将注定一事无成，甚至民兵部队手中的匕首亦绝无可能翻倍倍增。
我们今日与明日的全部伟业，乃是不可或缺的奠基工程，是对全民族田园的深耕施肥工程；因此，倘若我们不去深耕、不去破土、不去施肥，我们周围的一切皆将在荒芜中日益贫瘠；盖因祖国既然因怯懦无能与卑鄙叛卖而坠入奇耻大辱，便唯有依靠牺牲奉献的崇高美德与英勇无畏的英雄气节，方能迎来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社会问题、自由问题：帕沃利尼同志，我认为我们今日在此深陷某种羁绊与夹具之中，我甚至愿称之为一种政治错位；毋宁说这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盖因我们深知：社会共和国的难题本质上是一个追求自由的难题，然而我们又真切感受到战争的铁血必然性迫使我们必须实行严酷管制。因此，我们在良知上今日尚无法全然吐露内心深处坦荡宁静的至诚祈愿，盖因我们既是明日的期许先驱，亦是明日的当代缔造者。
在今日，我们压倒一切的迫切需求属于军事秩序；唯有在军事战场上，祖国的荣誉方能得以挽回洗刷；唯有在血火搏杀中，死难烈士的英灵方能得慰，战旗的崇高尊严方能巍然高扬。
选举、民选代议制：透过这场大战如此炽烈灼目、以至于几乎令我们双目失明的强光棱镜来审视，这些机制看似近乎无足挂齿；然而在我心目中，民选代议制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之物；盖因倘若不存在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制度渠道，便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共和国；群众正是依靠共和国的洗礼而受到思想启迪与公民教育，马志尼曾昭告天下：并非共和党人造就了共和国，而是共和国借由公民教育造就了共和主义者。
因此，且让我们内心的这番崇高祈愿与期盼逐步落实并走向成熟吧。我们必须坦然承认并正视：自上而下的行政指派恩赐体制早已彻底暴露了其致命弊端；盖因我们倘若是在大厦倾覆之后为了重新奋起而倒下，我们最初的倒台正是拜这种僵化体制所赐！自上而下的册封体制雄辩地证明：人是极难展开真诚自我批评的。窃贼在行窃之后绝不会反躬自省，倘若在作案前能有自我批评，他便绝不会去行窃。因此，各级代议代表人物必须毅然挺身而出接受历史大浪淘沙的严峻考验，甘愿接受全社会的公论评判，在激烈的对质交锋中经受淬炼；唯有如此，身居代表公职的人方能确保是一名大公无私的廉洁完人；在共和国的大厦中，唯有在心智与美德上最优秀、最相称之士方配居其位，且战争岁月雄辩地证明，最优秀的人才向来唯有在生死搏杀的战斗熔炉中方能被淬炼锻造出来。
内政政策：我们又回到了我先前所触及的核心节点；共和国家乃是全体人民追求自身完善化与拓展生存空间的宏伟奋斗历程。然而，同志们，我们正在打仗！共和国家乃是战争、抗战、牺牲奉献与争取胜利的铁血必然工具。会场上有人高谈所有权，有人高谈企业参股分红。我是一个老共和主义者，诸位尽可设想我对此究竟持何种定见。所有权——在此我谨援引《卡尔纳罗宪章》（Carta del Carnaro）的一条庄严原则——绝非人对物的绝对占有支配权，而是被卡尔纳罗摄政公署界定为一项有益的社会公权职能。唯有对国民总体经济做出最大贡献产出的劳动，方配成为支配掌控经济财富的至高主宰者！
共和法西斯主义是在狂风暴雨的雷霆呼啸中构筑制度大厦的；它在风暴中立起一根木桩，而这根木桩原本理当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坚固石柱，盖因石柱下方正狂风呼啸、暴风雨肆虐肆虐，木桩要么被连根拔起、要么在风暴中死死撑住脚手架的大梁。倘若敌人继续向前推进，倘若罗马陷落，倘若意大利中部相继沦亡，而我们将被迫龟缩在伦巴第—威尼托这片狭隘狭小的狭长地带内苟延残喘死战，那么共和国本身充其量不过是一具象征性的空洞宪政招牌而已！
为了捍卫共和国，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击溃敌人，迫使其全线溃退并将其彻底驱逐至大洋彼岸！最后，我愿向诸位复述我昨天向领袖（承蒙帕沃利尼同志的允准，领袖荣幸地接见了我）当面进言的一句话。我向领袖直言：领袖，法西斯主义的参天大树已被悲剧命运的利斧拦腰砍断；从那具沧桑的断木残桩之上，必须破土抽出经由崇高牺牲所滋养萌发的崭新嫩芽，唯有依靠真理智慧与清正廉洁方能使其繁花锦簇、枝繁叶茂；否则，陈旧的残余残汁充其量只会在残存的枯木老桩中徒劳泛起空洞的泡沫。我向领袖坦承：倘若这番恪守正道之言看似狂悖异端，尚祈领袖海涵赦免。领袖当场向我作答：‘对于你这份我全盘深表共鸣的崇高正统操守，我深感由衷欣慰与赞赏，并在此紧紧握住你的双手！’”
尽管在维罗纳老城堡的喧嚣熔炉中，制宪议会的问题仅仅被走马观花般掠过，但在大会闭幕之后，行将召集该议会的公告最初却看似赢得了全党各界的一致赞同拥护。未曾有一人公然站出来提出异议或表达抵触反弹。哪怕是像法里纳奇这样生性尖酸刻薄、惯于系统性攻讦挑刺且天生以死硬派自居的人物，在11月17日《法西斯政权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不可或缺之前提》）中，亦将1919年法西斯早期的政治纲领（首当其冲便是其中所包含的召集制宪议会的诉求）同维罗纳刚刚通过的大纲直接接续起来；他否认大纲中潜藏任何‘蛊惑煽动性倾向’，仅仅指出：‘我们向人民所迈出的步伐’必须得到‘人民向我们迈出的同等步伐’作为对等呼应，并告诫全党倘若未能‘将意大利从敌人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其余一切皆毫无意义。人们已无法断定这番言论究竟属于‘天真幼稚’、抑或是在处心积虑地预先铺垫舆论阵地，以便在二十天后针对围绕制宪议会主题与新宪法内容所激起的‘狂热过火’热情展开猛烈发难围攻。甚至连允许非党人士推选自身代表并对‘唯一政党’的代表行使‘某种协作与监督职能’的制度设想114，在当时亦未曾遭遇任何公然的公开反对。
这绝不意味着党内并未暗流涌动着普遍的不满与抵触分歧；只是这些怨气未曾公开浮出水面，或者充其量仅仅体现在耐人寻味的沉默之中，体现在大肆高谈阔论并着重强调《维罗纳宣言》中在死硬派（以及不仅限于死硬派）眼中显得远为重大紧迫的其余条款之上。都灵《反攻报》（La Riscossa）于11月18日刊发朱塞佩·索拉罗（Giuseppe Solaro）通栏大标题为《人民新国家之诞生》的长文《革命意志之磅礴力量》，堪称体现这一倾向的典型写照：索拉罗将维罗纳大会‘最卓越显著的成果’，定性为全体与会代表关于必须将全部身心精力倾注于战火前线的崇高觉悟、以及对大议会十九名‘叛徒卖国贼’所作出的‘不可撤销之神圣判决’；纵然文中隐约流露出若干困惑疑虑，亦仅仅关涉党面对国家与人民时在自身地位界定上显得不够坚决彻底，而对于制宪议会则通篇只字不提、甚至连该词汇本身亦彻底神隐。更不用说其余地方报章的极端表态，诸如帕多瓦产业工人周刊《社会革命》（Rivoluzione sociale），在其主笔笔下，所谓的‘回归初心源头’在实质上无非等同于一场‘血债血偿、伸张正义的铁血大革命’，它将‘对所有肮脏龌龊的叛徒、所有昏聩无能之徒、所有保守资产阶级展开彻底扫地出门的大清算’，并借此确保一举夺取‘全盘胜利’并抵达‘一切光辉彼岸’。
11月22日《晚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和国家中公民之崇高权利》的政论，非但未能弥合打消这些积怨分歧，反而火上浇油；盖因该文不可避免地被外界解读为：不仅是为召开制宪议会大开绿灯，更是公然以一种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语调，去曲解阐释《维罗纳宣言》的第一部分以及帕沃利尼在大会上的讲话。相反，这篇文章却在坚决主张火速召集制宪议会的支持者阵营中激起了无限狂喜与乐观情绪，尤其是当政界获悉在11月24日举行的内阁部长会议上，国民教育部长比吉尼已正式领受了起草一份宪法草案并先行呈报内阁审议、继而提交制宪议会表决的崇高重托之时115。
由此一来，当强硬派报章或无论如何不赞同在彼时召集制宪议会的报章——必须强调这两种立场绝非完全重合、断不可混为一谈——普遍陷入讳莫如深的沉默之际，在其余报刊之上、尤其是法西斯地方中小报刊上，围绕维罗纳‘要点’及未来新宪法内容所展开的文章、表态、建言与争鸣却骤然井喷爆发；且从这一核心焦点向所有关联领域四面八方剧烈扩散，在极大程度上霸占了整个法西斯内部微观世界（尤其是‘温和派’与‘革命派’阵营）的全部注意力，甚至深深触及了若干超然不可知论者与彷徨摇摆阶层。以至于这一现象给外界造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印象：整个政权在面对眼前残酷具体的现实难题、尤其是面对正在进行的生死大战以及在全国多地逐渐成型的武装抵抗运动时，竟在上演一场大规模的逃避现实‘向前大逃亡’；这一危局促使像乔治·皮尼这样绝非死硬派、亦绝非制宪议会反对派的人物116，亦不得不竭力设法将这股狂热激情与空谈清议拉回更为现实稳健的轨道；皮尼力图将7月25日与9月8日的大溃乱予以‘历史化审视’，突出强调战局大战对这两大事件所具有的决定性支配影响，从而间接敲响警钟：‘全民族复兴运动’具有双重轨道，其一为社会轨道，其二为军事轨道，而在眼下关头则压倒一切地属于军事轨道，盖因‘时间已迫在眉睫，敌人不仅已兵临城下，更已大举侵入国家腹地’，且在国境之内、在战线后方，盘踞潜伏着大批内部敌人，针对他们‘行动必须是断然决绝、铁面无情且彻底消灭的’。彼时特殊的严酷紧急状态赋予了采取一切激进雷厉手段的充分合法性。
因此，必须严密监督掌控大资产阶级，强令他们的子嗣同平民子弟一样扛枪踏上战场，严加监控新军队的军官干部骨干队伍，断然封堵行政官僚主义死灰复燃的苗头，粉碎一切脱离人民实际生活、对其疾苦充耳不闻的封闭小圈子特权集团，将一切毫无生机干劲且威信扫地的陈腐老朽彻底清除出关键领导岗位，全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公开发表，激发有志之士的协同奉献热情，密集召集法西斯支部的全体大会，使崭新的思想、情感与抱负在支部中广泛流淌、发酵并在狂飙突进的革命行动浪潮中磅礴喷涌。尤为关键的是，必须召集基层党支部的全体大会，且彻底摒弃一切形式主义刻板仪轨与官僚繁文缛节。唯有借此，方能彻底防范昔日将我们推向7月25日深渊的苟且妥协积弊的大肆死灰复燃。
在这篇长文中，皮尼甚至通篇未曾提及‘制宪议会’一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皮尼的严词告诫在本质上正是针对围绕议会所激起的狂热亢奋与不切实际的空想期盼：当下时局固然有利于推行激进社会改革，且理当充分借势破局，然而人们绝不可忘却——从制宪议会中所诞生的任何制度建构，其终极历史命运皆同大战的军事结局不可分割地死死捆绑在一起，因此军事胜负在任何时刻皆必须享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最高优先权。
倘若连皮尼这样的制宪议会拥护者尚且流露出这般清醒忧虑，那么其余人士对议会的支持则远为冷淡、甚至根本持全盘反对否定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深恐围绕新宪法的清议争辩势必撕裂全民族民心斗志，导致将全部身心精力倾注于战备整军维度的紧迫需求沦为次要细枝末节；另一些人则深恐法西斯主义必将在制宪议会中被砸得面目全非彻底毁容；更有甚者，某些人则极其自私地担忧自己在9月8日之后攫取大权掌印的领导干部骨干队伍（围绕这些班子在中央乃至地方早已盘根错节形成了实打实的既得利益权力集团）最终将在制宪风暴中被全盘扫地出门彻底清洗撤换。
针对第一类人群的真实焦虑——至于后两类自私派系，他们自然绝不会蠢到将自身阴暗的小九九公诸于世，后人唯有通过制宪最狂热拥护者的反弹言论方能间接窥其端倪——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莫过于朱塞佩·莫雷利（Giuseppe Morelli，托斯卡纳资深法西斯元老，曾于1929—1932年出任司法次长，不久后即获任审计法院院长）于12月7日在《晚邮报》发表的政论长文《少谈制宪，多抓兵源》。该文在那些将制宪议会视作政府头等命脉的人群中激起了毁灭性的狂暴反弹——这些人之所以视制宪为神圣图腾，要么是因为他们依然盲目坚信德国的最终决胜，要么是因为哪怕对战局不抱幻想，亦渴望借此践行‘真正纯正的’法西斯主义并将其充当给后世世代留下的崇高历史政治遗泽117。
莫雷利以近乎残酷冷血的直率坦陈自己毫无任何疑虑：在彼时险恶关头，唯一具有至高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唯有‘火速缩短历史进程，全力加速那一历史破晓时刻的到来——即在祖国神圣的领土之上，由意大利健儿亲自扛枪面对入侵者死战到底’。由此便衍生出他内心深处的强烈焦虑：
“社会对制宪议会的翘首期盼、报刊内外（尤见于青年集会中）久拖不决的高谈阔论与清议争辩、议会的组织架构与人员成分（这势必将引发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撕扯争吵，并可能因某些派系被排除在外而招致滔天怨气与不满）、以及国民大会那段若想严肃行事便绝不可能短促草草收场的漫长辩论议程、报章内外对议程连篇累牍的评论解读、大会召开前夕、期间与落幕之后的全部形式主义操演——简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其余弊端在此且按下不表），势必将严重分散意大利人民乃至各级决策机关的注意力，使其偏离在我看来眼下唯一存在、最为根本且绝对不容延宕推卸的历史使命；面对这项使命，任何关于未来政治体制蓝图的清议空谈皆纯属苍白徒劳与过眼云烟——这项唯一天职，便是在最短时间内缔造整肃起一支能够以最快速度开赴战线前沿、并与英勇无畏的德意志战友并肩死战到底的威武陆军！”
使这份焦虑更趋尖锐的，是他深恐制宪议会最终势必沦为一场‘纯粹的书生学者清谈馆’，且坚信在当下根本‘毫无迫在眉睫的必然性’；盖因在现实操作层面，受制于客观时局，议会充其量只能机械追认盖章政府早已颁布施行的既成法令决断，而至于议会所可能审议通过的宏大纲领决议，唯有在战场最终决胜的前提下，方有可能真正获得实际推行施展的制度土壤。
“今日汉尼拔不仅早已兵临城下，更已深深杀入国家腹地之内；眼下唯有一件神圣伟业亟待重建，那便是洗刷荡涤丧失殆尽的民族荣誉，并加速那一天的到来——让意大利人重返战场捍卫自身故土，而绝不再将卫国守土的天职拱手推卸留给盟友独力承担。唯有依靠血火搏杀方能达成这一夙愿，且唯有借由铁血胜利，民族荣誉方能真正重焕荣光——倘若我们以全部身心力量对这场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话。盖因倘若未能夺取战场胜利，那么召集数百名代表——请注意，仅仅代表了半个意大利的代表，盖因另外近半壁江山早已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煞有介事地聚拢在一起就政体形式、国号名称以及国旗样式立法裁决，纯属彻头彻尾的滑稽荒唐与徒劳无益；一旦失去胜利，未来的政体形式必将由战胜国以铁血意志强加于我们头上，而我们挚爱、古老且神圣的国旗必将被永远降下彻底尘封！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在大获全胜之后，在洗雪荣誉之后，在沦陷国土重回祖国母亲怀抱之后，当全民族民心怨怼彻底平息抚平之时，世人方能远为务实有益且恰逢其时地畅叙制宪议会大业。”
三天之后，《晚邮报》刊发了另一篇政论长文，单从其标题《面向制宪议会》（In vista della Costituente）来看，便看似在针锋相对地公开驳斥莫雷利的主张；该文深入剖析了全新宪政大厦所应具备的若干最关键体制特征，并鲜明表态支持在经济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新政策导向。
文章写道：“我们当下正迈步走在一条行将通向极远前途的康庄大道之上——对此我深信不疑，且既然我们已然迈步启程，我深信我们理当且必须走得‘极其深远’，抵达一个革命不仅停留在形式与政治层面、更深入到实质与经济维度的崭新历史彼岸。换言之，我认为我们必须构建起一个具有准社会主义色彩的崭新体制（regime socialistoidé），在其中，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诉求将同崇高的民族奋斗目标相辅相成有机协调，并经由政府有条不紊的宏观治理统制得以全面化为现实。”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乃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元老维托里奥·罗兰迪·里奇（Vittorio Rolandi Ricci）参议员；他生前广受社会各界的一致敬重，本是一名铁杆坚定的君主派宪政要人，却在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惊诧中毅然决然选边站队倒向了共和国，并在11月3日同样刊登于《晚邮报》的一篇题为《抉择》的心路痛陈长文中阐明了自己这一痛苦决断的深层心路历程；自此之后，他便成为该报的常设特约主笔。这一切赋予了这篇政论以异乎寻常的政治权威分量，极大地振奋鼓舞了制宪议会的拥护者阵营，令他们一度深信莫雷利的文章不过是保守反动残余的某种‘垂死回光返照挣扎’，且一经出笼便随即遭到了体制的官方无情打脸否决118。
然而仅仅过了一周时间，历史便以冷酷无情的事实宣告了这一盲目乐观的彻底破产。12月18日，当各大报刊公开发布两天前部长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内阁决议时，世人赫然获悉：内阁固然正式批准了‘行将推进国民制宪大会组成人员遴选之各项基本准则’，然而墨索里尼却在同一次会议上悍然发表声明定调：制宪议会‘唯有在意大立法西斯共和国重新夺回其战斗战斗阵地之时，方可正式召集召开’119。对于制宪议会而言，这虽然在名义上尚未构成官方签署的正式死亡判决书；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已然坠入了一座虚无缥缈的停滞炼狱之中，凡稍具政治头脑之人皆能一眼看穿：在眼下关头——且几乎板上钉钉在整个未来岁月里——它皆绝无可能再从这一炼狱泥潭中脱身破土而出了。
在当时以及随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史家与亲历者皆痛心疾首地断言：无限期搁置延宕制宪议会，构成了墨索里尼在萨洛共和国时期所铸成的最致命、最无可挽回的弥天大错，甚至堪称其平生最大的政治败笔。在持此论者看来，墨索里尼借此举措一方面令共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中最优秀的精粹骨干以及广大尚未对政权抱持先入为主敌意的中立民众深感幻灭绝望，并极大地加剧激化了政权肌体内部的血腥派系厮杀；另一方面，则使得维罗纳大会的各项纲领决议以及领袖本人关于法西斯重返1919年革命与社会初心的信誓旦旦宣示，在世人眼中彻底沦为赤裸裸的虚伪政治欺骗与蛊惑手腕，从而丧失了任何转化为现实制度成果的客观可能性。以至于在当时，为了替墨索里尼寻找托辞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挽回颜面，不少人将这一历史罪责全盘推卸给德国占领军当局——据称德国人深恐由此破坏同意大利‘正统体面阶层’尤其是工商业雇主资本家阶层的脆弱合作关系，且根本无力（甚至在内心极度畏惧）设想一个迥异于过去二十年旧模式的崭新法西斯体制；亦不乏有人将其归咎于帕沃利尼的幕后阴谋倾轧，断言党总书记在亲历维罗纳大会的失控大乱之后，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扼杀封死一切其无法牢固掌控驾驭的政治进程。然而在现实中，一如历史的常态，彼时的真实隐情远比外界浮光掠影的附会猜测要错综复杂得多。
正如后文将展现的那样，德国人诚然绝不乐见推行一套令广大工商业资本家恐慌不安的激进社会化政策；然而在搁置延宕制宪议会的决策博弈中，并无任何确凿史料证明德方曾插手干预介入。同样，至少在主动作为的层面上，帕沃利尼亦未曾充当幕后黑手，相反墨索里尼在同斯潘帕纳托的私密长谈中特意旗帜鲜明地为党总书记‘开脱洗白’辩护120。真正一锤定音决意延宕制宪的始作俑者，正是墨索里尼本人；纵然其他要人亦卷入其中，亦绝非充当了战略启导者或强力催促者的角色。
要想真正透彻洞察墨索里尼的这一决断，就必须将其溯源至维罗纳大会带给他的极度幻灭与深重震怒，溯源至大会落幕翌日他同多尔芬所倾吐的那番前引沉痛剖白——关于大会的乌烟瘴气与失控混乱、关于全场充斥的极端狂躁以及所暴露出的缺乏清晰坚定思想理念的致命硬伤；然而同样必须将其溯源至吉塞利尼遇刺血案及随后引发的血腥屠杀报复，更必须紧密联系到16日当晚多尔芬显然在转述墨索里尼及其在费尔特里内利庄园（Villa Feltrinelli）的核心内臣密友心境时向斯潘帕纳托所透露的实情121：
“最高层内部一片茫然困惑失序，因为究竟该不该诉诸严酷铁血手段至今依然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关于制宪议会的话题在官邸里正被越来越少地提及。”
维罗纳‘群魔地狱’所招致的幻灭与愤懑，固然极具分量，但依然不足以完全合理解析他的最终决断。促使他痛下决心的另一关键催化剂，乃是费拉拉惨案的猛烈冲击。多尔芬同样于11月16日在日记中留下的记载极富揭示意义122：
“领袖严厉谴责这桩惨案乃是‘一桩愚蠢透顶且野兽般的暴行’；据其宣称，他下定决心严惩不贷追究全部肇事凶手的法律罪责，绝不姑息任何情面。格拉齐亚尼、布法里尼与里奇亦对此深表极度愤慨。在向我交代工作时，怒不可遏的墨索里尼向我痛陈：‘这是直接刺向政府面颊的奇耻大辱！必须彻查到底、严惩元凶。敌手阵营早在很久以前便已将政治暗杀确立为常规斗争手段，如今显然正在千方百计将我们拖入他们所擅长的血腥泥潭。倘若我们盲目跟风追随其后，正中其下怀，那将是我们所犯下的最愚不可及的致命大错！然而，这桩血腥惨案以最残酷的方式昭示出：我们今日所坠入的绝境究竟已恶化到了何等极端地步！当我谈及“丛林”之时，我的本意正是指今日在意大利，所奉行的纯粹是原始丛林法则，亦即禽兽野兽的法则！这种丛林法则在骨子里契合了意大利人的劣根国民天性——数百年来他们早已对各党派宗族间的血腥复仇习以为常。当下全民族正在上演一场货真价实的“宗族世仇血斗”（faida）。我们真该好好“感谢”巴多格里奥，正是他一手造就了今日这副人间地狱！’”
面对领袖的疾言厉色，帕沃利尼呈上了一份在各省惨遭残杀的法西斯党员的长长名单——死难者有时甚至是在其家属与年幼儿女惊恐万状的目光注视下横遭屠戮的；借此向领袖力陈：依照党的定见，彻底终结这种不痛不痒的‘姑息软弱政策’已刻不容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批报刊亦连篇累牍大肆呼应这一论调：极端狂热分子大有人在，且往往能在党内占据支配上风。倘若交战双方皆不能下定决心叫停‘住手’，内战必将演进为极其恐怖的惨剧。
洞察这一切的墨索里尼，竭尽全力试图约束按捺住这股狂暴的冲动与激愤；然而对地方各省的实际掌控，在极大程度上早已脱离了中央政府政令的管辖范围。
墨索里尼原本寄望将全盘希望倾注于制宪议会之上，以此赋予萨洛政权及自己出任其元首以某种‘历史性’意义——不论这场共和冒险最终以何种结局收场，其历史定位绝不仅限于充当抵御德国人暴怒的‘盾牌’（随着最初危局的过去，这一盾牌职能正日益蜕化为一场令人筋疲力竭的苦差，且在希特勒侥幸获胜这一渺茫概率下，为捍卫萨洛政权对北部和东部边疆省份的领土完整所展开的努力亦势必沦为白费唇舌的徒劳），更在于通过制宪议会切实达成全民族民心怨怼的起码和解缓和，从而阻止一切滑向全面残酷内战的深渊。面对这样一份宏伟蓝图，维罗纳大会的实际演进纵然令他深感幻灭与愤懑，却断断不足以促使他彻底放弃召集制宪议会的夙愿。最雄辩的历史铁证莫过于：甚至当他决意延宕推迟议会之时，他亦从未放弃在日后适当时机举行制宪议会的执念。正如我们所见，他是在整整一年后的1944年12月中旬，才首次公开提及无限期搁置——亦即推延至‘战争结束之后’；而在整整一年前的1943年12月，他仅仅局限于将制宪延宕至‘意大立法西斯共和国重新夺回其战斗阵地之时’。而这绝非为了避免被制宪议会的最狂热支持者指责其向反对派屈服投降而故意采取的拖延缓兵之计；最确凿的事实依据在于：在宣布延期之后，他丝毫未曾停止过组织起草行将在制宪议会一俟召开便提交其审议通过的全新宪法草案的各项筹备工作。
在12月16日举行内阁部长会议期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墨索里尼正式宣布了延期决议——国民教育部长比吉尼依据前次内阁会议所赋予的授权，携带着一份宪法草案初稿出席会议123，并当面询问领袖制宪议会究竟只是暂时延期还是彻底寿终正寝；墨索里尼斩钉截铁地答复道：制宪议会定将如期召开。当国民教育部长进一步请示：既然如今拥有了更充裕的从容时间，是否宜由他重新修改润色该草案时，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打算先行通读全文，随后两人再共同研商定夺124。然而就目前史料所知，这场研商长谈却并未如期举行。直到翌年5月4日，比吉尼才再次设法探询墨索里尼对其宪法草案的正式评语；然而两人的对话通篇仅仅停留在空泛宏观的泛泛而谈层面。然而，正是在这番‘催促’的推动下，约二十天后墨索里尼将草案手稿退还给比吉尼，并附带了一张便条；便条通篇对草案表达了总体赞许之意，却亦间接地提出了重新修订的手笔指引及具体修改方向：
“就其基本纲要而言，并无原则异议，唯独标注画线之处除外，关于这些条款我保留同阁下当面研商之权。随函附上1849年罗马共和国宪法供阁下参考。”
据比吉尼的日记记载，6月2日，在因国民教育部事务同墨索里尼会晤期间，比吉尼向领袖明确担保：自己将对宪法草案精益求精予以完善，并做出‘一切必要之修订’125。
墨索里尼建议比吉尼参考1849年罗马共和国宪法并致信称愿同其研讨草案相悖条款这一事实本身，固然不足以确凿证明他在1944年5月尚未放弃将自身英名同一部宪法法典死死捆绑在一起的宏愿，更不足以证明他未曾放弃召集制宪议会；盖因信中所言极可能不过是一种不愿公开认输的挽尊托辞。然而事实在于：根据比吉尼本人的日记，早在5月初，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在某种程度上亦已开始插手介入宪法法典的起草研制126；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确凿知晓：数月以来，阿拉尔多·迪克罗拉兰扎（Araldo Crollalanza）及其受墨索里尼于3月23日亲笔委任起草宪法草案的一整座法学家专门委员会亦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据目前所知，该草案最终于8月23日呈递墨索里尼）127；与此同时，罗兰迪·里奇亦‘在墨索里尼身旁事实上承担起某种私人宪政最高顾问的重托’128；在墨索里尼眼中，里奇的宪政见识远比比吉尼那套过于书生气、且往往未能在其构想的宪法法典中妥善平衡‘旧秩序’与‘新革命’的学究文本要老练深刻得多。这正是墨索里尼冷落搁置比吉尼草案的真正历史症结所在——然而领袖并未当面点破，反而表面上‘鼓励’比吉尼继续埋头苦干。或许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忠厚敦厚’的比吉尼在日后尚可充当助手工具，用以将罗兰迪·里奇的纲领草案予以具体的法条细化展开，盖因鉴于后者的年迈高龄，显然难以承担如此繁复琐碎的技术性法条草拟工作。
关于罗兰迪·里奇所扮演的核心历史角色，埃尔曼诺·阿米库奇的亲历见证具有基石性的史学价值；这位老报人在萨洛时期及战后同这位老参议员私交极深，且对墨索里尼的内心定见亦了如指掌。据其记述129，我们得知墨索里尼起初责成罗兰迪·里奇独立研究一份宪法草案；随后在制宪议会宣告延期之后130，领袖在同里奇闭门深谈良久之后，将其个人关于宪法的指导思想高度概括浓缩为二十二条原则要点131，并以此为基石，责成里奇全面重写并彻底推翻比吉尼此前起草的文本。
确证墨索里尼在做出延缓召开制宪议会的决断之刻绝非意在彻底取消该议会（最确凿的铁证莫过于他自始至终在全力推进提交议会审议的宪法文本起草），固然厘清了一大史学疑窦，却不可避免地撕开了另一道更深刻的谜题，令人不得不探求其合理解析：像墨索里尼这样一位历经政治风浪淬炼、深谙一切权谋策略与战术手腕的老练政治家，难道仅仅因为维罗纳大会议程演进所招致的幻灭与震怒，便真会轻率被诱导做出延宕制宪议会的重大决断吗？
在其战后出版的《反回忆录》中，斯潘帕纳托转述了同墨索里尼的一场深谈；这场谈话一方面印证了多尔芬在日记中关于领袖对维罗纳大会严厉批评的记录，亦印证了领袖当时绝无彻底抛弃制宪议会的念头；然而在我们看来，就墨索里尼这一侧而言，这场谈话的说服力却颇值得怀疑——其用意主要在于仓促敷衍、回避深究自身决断的核心本质，通篇充斥着某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我辩白修辞，且明显带着维罗纳大会数月乃至一年之后的晚期心态烙印；盖因正如我们后文将要揭示的那样，彼时的墨索里尼早已放弃了推展真正的政治战略博弈，整个人彻底在陈年追忆、自我粉饰的徒劳辩白以及绝望颓废的心境中随波逐流浮沉漂泊了。
斯潘帕纳托写道132，墨索里尼原本渴望在党代表中间看到一场更具深度的广泛辩论，看到代表们展现出更成熟稳健的政治心智……而代表们的意见与攻讦却通篇浮于表面。‘必须深入肌理本质。十八条纲领中的每一项要点，皆意味着体制的深刻重构，意味着奋斗目标的精准明确……我原本热切期盼聚集在维罗纳老城堡的党代表同志们能真正洞察我们所宣布的各项社会变革之深远历史分量。我宁愿他们聚在一起闭门深谈十天十夜，而绝不愿看到整场大纲在一天之内草草盖章了事。诸位跑来对我说党急于付诸实践。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些同志确实怀抱赤诚的慷慨激情渴望立即行动。然而在付诸行动之前，我必须首先要求全党具备坚定的理性信仰！在今日，唯有一项行动能够纯凭纯粹的信仰盲目推进。那便是战争！我谨将战争列入绝对压倒一切的第一议事日程……制宪议会予以推迟延期。我们绝未放弃制宪议会。然而制宪议会绝不可沦为类似维罗纳大会那样的嘈杂党务干部工作会议……我们必须断然规避在一片盲目狂热欢呼中草率为共和国揭幕改制的致命险境。我们终将制定出共和国的根本大法约法，但必须走过一套必不可少的扎实筹备历程……’
倘若全局的死结当真仅仅在于出席维罗纳大会代表的不成熟与浮浅，且考虑到未来出席制宪议会的代表规模要宏大得多、且完全有可能在事前通过严密政治审查予以优选把关，那么人们难道能设想墨索里尼在宣布延期之前，竟未曾试图去哪怕局部解开这一疙瘩吗？冷酷的现实在于：横亘在领袖面前的绝非仅仅孤立的一道死结，而是盘根错节、彼此剧烈咬合交织的重重历史死结！
聚集在老城堡的大会代表的不成熟与浮夸狂躁固然是一道死结，且通盘审视之下，倘若这当真属于唯一的难题，它甚至算不上最难解开的症结。
另一道远为棘手、且墨索里尼此前未曾充分预估其广度与烈度的核心死结在于：随着《维罗纳宣言》的通过与召集制宪议会公告的发布，在萨洛政权内部骤然引爆了一系列此前始料未及、且对共和法西斯内部团结极度致命的剧烈连锁反弹，并给萨洛政权的内政政治生活及其在意大利国内和德国盟友面前的政治形象带来了极其凶险的冲击。
法西斯基层内部暗流涌动的普遍不满与焦躁，早在维罗纳大会开幕前夕便已初露端倪。例如在大会前夕由大众文化部长梅扎索马主持召集的主流报社社长与资深主笔会议上，便已有人公开拍案叫嚣要求对人事队伍、执政手法与大政方针推行雷厉风行的大清洗大革新，并对布法里尼·圭迪等‘严重毒化玷污了政权氛围’的旧权贵重返权力前台表达了深切痛恨与唾弃133。而在维罗纳大会落幕之后，围绕政纲的尖锐争锋（在老城堡会场上这股戾气主要停留在情绪宣泄与漫骂诅咒层面）迅速升级为白热化的论战，将法西斯内部各大派系之间原本潜伏、但此前大体尚能维持表面克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特别是深刻撕裂在以下三大势力之间：其一，尽管历经旧体制垮台的惨痛教训，依然‘盲目顽固致力于捍卫自身既得特权大权，甚至妄图借由沿用昔日破产过时的旧手腕来不切实际地重构全权独霸’的旧式官僚权贵；其二，虽然有时怀抱‘至诚动机’，但思想彻底受制于正统教条与盲从思维，以至于既无法苟同、亦根本无法理解那些把共和法西斯党与萨洛政权视作全面脱胎换骨的崭新法西斯主义试金石（首当其冲便是领导干部的大换血134）的改革志士的阶级焦虑与社会关切；其三，则是那些立场坚定、行事决绝乃至带有一股狂热宗教殉道色彩的激进革新派135，他们甚至狂热祈愿法西斯主义应当像二十年代初夺权‘前夕岁月’那样重新脱胎为一场运动——赋予法西斯理念以欧洲视野与崭新的历史存在理由，使该运动无论在战场最终胜利抑或毁灭战败的结局下，皆能重焕生机充当‘崭新未来社会’的精神指引灯塔；使其不再沦为抗击民族敌人的工具，而是升华为击碎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崇高利剑136。
12月16日推迟召开制宪议会的决断——加之该决议恰恰出台在莫雷利那篇充满火药味的长文见报后不到十天——被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法西斯分子（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制宪议会）理所当然地解读为报刊舆论连篇累牍升级激化的必然恶果。因此，墨索里尼面对媒体宣传机器所持的真实态度，构成了窥透维罗纳大会在党报中引发的激进化裂变在其内心所激起的剧烈波澜的第一道视窗；亦展现出法西斯领导核心层出于对崭新政治氛围可能危及自身权力地位的深重恐慌、从而针对墨索里尼所施加的不择手段的心理攻势与政治绑架（多尔芬在日记中将其描绘为‘一场货真价实的“神经战”’137）——他们借由新闻舆论失控的由头，时而催促领袖对媒体收紧套索痛下杀手，时而（正如审判法西斯大议会‘叛徒’一案中那样）威逼领袖痛下决心彻底打消犹豫满足其嗜血嗜杀的要求。
在最初阶段，墨索里尼尽管对法西斯各大党报所展现出的狂躁攻讦烈度深感猝不及防，且对维罗纳党代会所煽动点燃的所谓‘追求纯洁性之狂热竞赛’根本不以为然（‘人们向来只知晓狂热从何处启程，却极难预料其将在何处收场。所谓追求“纯粹性”的狂热竞赛，其凶险程度无异于一座紧邻烈火的火药库！’138），但他起初显然未曾打算对新闻媒体诉诸铁血铁腕弹压。而当他最终于12月6日下定决心动用高压手腕时，这一抉择一方面源于他对这场崭新舆论‘群魔狂欢’的本能反感与厌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布法里尼·圭迪与帕沃利尼的连番苦苦劝进催逼（在这场绞杀中，平庸而官僚气十足的宣传部长梅扎索马一如既往地充当了得力帮凶），亦源于墨索里尼极力避免让撕裂政府与法西斯最高层的尖锐内讧进一步恶化升级、并防范极端死硬派借机在党内基层进一步做大坐收渔利。多尔芬在日记中对领袖新闻态度的复盘与评论极具洞察启示意义139：
“党代表大会在纲领要点中刚刚庄严确认宣告了新闻报刊、批评与争鸣辩论的绝对自由，然而在大会落幕之后，大批报刊针对政府与党的指导方针及领导人选，却日益演进为赤裸裸的公开攻讦攻势。
甚至连墨索里尼本人亦在报刊上遭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含沙射影攻击。一如既往保持着通读全国所有报纸习惯的领袖，连日来满腹牢骚地恼怒抱怨：‘巴多格里奥伪政权及屈辱投降大灾难所遗留下来的最致命毒瘤之一，便是全体意大利国民在心智上的严重昏乱！’在他看来，当下的新闻媒体正在竭尽所能地将这种思想混乱推向更广阔、更彻底的绝境。深陷舆论围攻泥潭的各大阁员部长——尤其是布法里尼与帕沃利尼——同老实听话的梅扎索马联手，紧紧抓住领袖的这一烦躁心境，终于在今日成功诱使墨索里尼向全国各省最高长官发出一道措辞极其严厉的加急密电，下令对报刊实施全面严苛的铁血管束整肃。
在维罗纳大会闭幕仅仅二十余天之后，《宣言》大纲中的诸多纲领条款便以这种方式被悄然埋葬进坟墓。领袖通电的精神实质十分明晰：要求全体新闻主笔在面对战争大局时务必展现出更高的责任感。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毫无疑问必将付诸实施的过火狂热，在实质上将直接导致对先前大肆宣扬且为世人翘首以盼的新闻自由的严厉限缩、乃至彻底终结。事实上，坊间早已开始风传报纸数量过多、出于节约纸张考量必须大刀阔斧裁撤报刊刊号的传闻。少数特权显贵的胜出，就这样与墨索里尼天生难以容忍非己之见的反感本能一拍即合。
墨索里尼反复为自己的高压行径开脱辩白：‘今日我们正在打仗！因此必须少发空论、多抓打仗，将一切争吵辩论以及茶余饭后的清议闲谈——哪怕再动听悦耳——统统推迟到夺取最终胜利之后！’”
然而，即便将对维罗纳大会进程的幻灭愤懑、以及对新闻媒体的极端过火言论及其可能招致同德国人发生摩擦的焦虑（德国当局极力期盼萨洛政权展现出更强硬的铁腕执政姿态，且甚至毫不排斥通过重组改组内阁、延揽更能向德方提供安全保障的铁血人物入局掌权）全数叠加考量，依然不足以真正触及墨索里尼推迟制宪议会的终极深层核心。正如我们所触及的那样，在这一重大决断背后、一如在勒令整肃媒体‘偏差’的高压举措背后，对萨洛最高层内部火并撕裂——尤其是正规国防陆军与共和法西斯党之间的尖锐权力火并——的深刻忧虑，扮演了至高无上、乃至一锤定音的压倒性角色。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墨索里尼在德国签署的最初几道‘国家政令’中，赫然列入了重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并委任雷纳托·里奇担纲其总司令的命令。
里奇140是一名‘信仰狂热’、顽固死硬、对任何所谓社会‘乌托邦’皆充耳不闻嗤之以鼻的法西斯老冲锋队员。在他眼中，所有法西斯分子唯一的宿命无非是‘套上黑衫’、‘拿起武器’上前线打仗。而且他同德国高层的关系极其密切融洽（早在1943年5月，多尔曼上校便曾盛赞其为德意志‘最毫无保留’的忠诚挚友），尤其是同帝国青年团领袖冯·席拉赫（两人早在各自执掌两国国家青年团组织时便结下了深厚渊源）以及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两人在1942年10月希姆莱到访罗马期间建立了极其牢固的私人私交纽带）相交莫逆。这份纽带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早在察觉旧政权危机四伏之际，希姆莱便将其锁定为柏林在意大利极少数完全可以放心托付的法西斯核心支柱之一；而在7月25日政变后里奇潜逃避难德国之刻，党卫队全国领袖更是直接向希特勒当面提议由里奇担纲出任未来意大利傀儡政府首脑。这合理解释了何以在9月10日，正是里奇亲自将一份呈送德国外交部的联名备忘录抄送希姆莱——在这份由帕沃利尼、普雷齐奥西、维托里奥·墨索里尼与里奇本人联名草拟的文件中，四人敦请德国出面扶植建立一个由‘享有必要崇高威望、具备过硬能力’、‘在道德上无可挑剔’且绝对效忠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班子，并恳求准许他们火速奔赴意大利集结忠诚骨干，向其‘注入恰当的政治与组织武装’，‘严加防范任何滑向左翼激进化危险’，并‘全面重新组建法西斯民兵部队’141；亦合理解释了何以在墨索里尼重新出山掌权之际，重返意大利的里奇身上已赫然披上了纳粹党卫队所钦赐的特殊光环——‘誓要晋升为意大利的帝国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142。
在呈送希姆莱的备忘录中对民兵的大书特书以及对正规陆军的讳莫如深，生动揭示出流亡德国的法西斯骨干阶层中普遍弥漫的心态倾向；这充分解释了何以墨索里尼最初一方面受制于这帮流亡死忠分子的逼宫施压，另一方面出于对职业军官团叛卖行径的刻骨鄙夷与蔑视，曾在电台演说中公然宣称崭新的武装部队（主要指陆军，盖因海军与空军在彼时实际上已彻底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应当‘全盘围绕民兵编队展开重组重建’。在慕尼黑通过电波向全国播发讲话时墨索里尼正是这般立论定调的，且这一原则在9月27日首届内阁会议公报中得到了再次重申——而这次内阁会议恰恰紧随墨索里尼同拉恩公使举行的一次闭门密谈之后。在这场密谈中，墨索里尼竭力使这位德国全权代表确信三大核心要点：其一，让萨洛新政府能够切实有效执政行使权力（亦即对民政行政、国民经济与国家财政拥有实打实的掌控权），完全契合德意两国的共同根本利益；其二，必须以最快速度就德意战时经济关系达成妥善制度安排，从而坚决扼杀恶性通货膨胀的凶险苗头；其三，被扣押拘禁在德国本土的意大利预备役军官团应当尽快遣返归国，盖因正如墨索里尼向拉恩力陈的那样，这批预备役军官多系文职职员与自由职业者出身，绝非如总参谋部职业将领那般‘危险反动’，且被俘普通官兵亦当遣返、或至少‘拉出战俘营’转为在德受薪劳工，并准许意大利官方掌握其详尽档案明细。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墨索里尼表示：‘既然德意志帝国绝对全权统领着意大利战场的后续战局’，那么‘新民兵部队在现实运作中理当全盘在德方指导监护下展开重组整肃’143。
然而，短短数天光阴便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用负责在墨索里尼同德方驻意最高军政巨头（拉恩、沃尔夫、隆美尔、凯塞林、图森特）之间担任联络机要枢纽的扬德尔上校（Colonel Jandl）的话来说，墨索里尼在涉及民兵与正规军关系的根本大计上，骤然经历了‘极其激进的导向大转变’，在现实操作中堪称‘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144。在扬德尔看来，这一根本逆转显然是格拉齐亚尼元帅延揽入阁执掌国防帅印的直接历史产物；扬德尔早在10月4日向柏林发回的机密军情战报中便赫然透露：自己亲耳听到墨索里尼明确提及要将民兵编队彻底‘降格隶属于正在筹建整编的崭新正规国防军’145。
格拉齐亚尼在促成墨索里尼立场发生这一‘激进大蜕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要想通透洞察这一历史转折，这位新任国防部长为重整正规陆军大厦、并铁腕遏制里奇企图将民兵打造成萨洛政权唯一武装柱石（全盘仿照纳粹党卫队建制且在实质上直接受制于党卫队管辖指派）的个人野心与政治蓝图所展开的博弈运作，却绝不可被孤立审视，而必须同同一时期在共和法西斯党内部（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内部）所上演的暗战、以及同对德关系的复杂演进紧密咬合在一起予以通盘考察。
得益于迪金（F. W. Deakin）与克林克哈默（L. Klinkhammer）等史学巨擘的开拓性钻研，萨洛政权同德国占领军当局错综复杂的交锋博弈，在今天已然成为整部萨洛史中被阐释得最为透彻详实的篇章；鉴于对德关系对这些历史事变以及对墨索里尼本人的心路历程起到了决定性的支配影响，我们在本章以及随后的篇章中势必将多次详加探究。因此在当下的历史复原节点上，我们谨局限于勾勒其中关涉墨索里尼在制宪议会这一特定历史公案中行事逻辑所必需的核心维度。相反，迄今为止史学界对共和法西斯党最高领导层内部各大派系倾轧的关注则远为匮乏，对其所催生的凶险乱局究竟如何被墨索里尼所处置应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原打算如何应对，盖因在现实操作中，正如后文所展现的那样，他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弹压整肃的企图，听任帕沃利尼的强硬死硬派放手大搞不妥协路线）亦着墨甚微。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倾注更多笔墨详加剖析。
就关涉对德交往维度而言，有必要预先澄清两项基本前提，以防范任何主观误读与附会曲解，并有助于后人更深刻地洞察其各个局部面向。其一：与后世世人往往所秉持的刻板偏见截然相反，第三帝国体制——这一论断同样全然适用于其在占领区及附庸控制国推行的各项具体统治施设——绝非一座铁板一块、高度一元集权的金字塔式权力机器，绝非宛如一座精密的钟表齿轮般一切皆有预先规划、人人受命于统一指令且遵从自上而下的绝对服从纪律；毋宁说，至少在1944年7月20日反希特勒暗杀事件爆发之前，纳粹政权在本质上充当着某种‘制度化的无政府状态’——在表面上固然受‘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与政治恐怖统治所主宰统摄，但在根底里却深深植根于各大权力‘建制实体’与利益派系集团彼此重叠并立、互相尖锐角力的丛林倾轧之中；因此这些权力集团不仅在不同历史节点上可能持各不相谋、乃至针锋相对的迥异政见，且完全有能力在缺乏中央严密监管的情势下，依照各自派系的根本利益自行其是推行大政，其自主博弈回旋空间取决于该派系在帝国总体系统内部的政治分量、其所履行的职能之核心轻重，以及战时岁月里极其关键的要素——即其一线运作距离柏林最高统治中枢的地理与权力距离146。其二：我们在上一章中关于英美盟军面对抵抗运动及意大利总体局势所抱持的态度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完全适用于德国人的精神世界。正如盟军的态度绝非仅仅由伦敦与华盛顿的最高领袖凭空决断、绝不可机械简化为丘吉尔与罗斯福的一念之差一样；德国人的对意政策亦绝非仅仅由柏林拍板定夺，更不可将其全盘简化归咎于希特勒一人的喜怒哀乐。支配并塑造德方真实政策取向、乃至主导其一线具体施虐暴行的，同样深深交织着由‘巴多格里奥大背叛’这一系列历史奇耻事变所激发的狂暴动机、心境冲动与深重怨毒，且这股仇恨在德国社会传统上针对意大利人国民劣根性的种种陈词滥调中寻获了强力的‘现实印证’147；加之战火硝烟中层出不穷的各色不可抗力变量，皆对德意双方的博弈心态造成了极大的剧烈晃动；身处弱势的意大利一方不得不面对——且绝大多数时刻唯有在软弱无力的绝望窒息中被动承受——德方各大统治机构政策意志的大肆倾轧与朝令夕改，这些政策随着一线主管机构权势的消长、随着战局时空的转移、以及随着在法理与事实上执掌帅印的各路德军军政头目的主观意志而剧烈震荡摇摆。概括而言，人们大体可以断言：在现实历史层面，德国当局对待意大利的态度之所以展现出相较于盟军更具强硬连贯性的表象，主要归因于它终究仅仅受制于单一的德意志地缘政治军事逻辑主宰（哪怕充斥着上述派系内耗），且其全部战略视界被严格限缩在萨洛共和国及遭受德军武装占领的意大利狭隘版图之内；相反，盟军的对意政策自始至终是英美两种迥异地缘战略利益博弈妥协的混合产物，且必须通盘顾及一系列根本未曾掣肘德国人的重大全局变量——诸如与苏联大国的同盟关系、同北意敌后武装抵抗运动的微妙博弈、以及同南部光复区意大利合法王室政府的体制羁绊等。
11月6日，当菲利波·安富索（Filippo Anfuso）向帝国政府正式递交萨洛驻德大使国书之际，先是帝国总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紧接着是希特勒本人，皆迫不及待地当面向这位新大使通盘大倒苦水，从7月25日政变到9月8日投降，将德意两国外交关系的全部耻辱病史巨细靡遗地痛陈了一遍；借此以德方的视角，‘淋漓尽致’地控诉意大利一方在背叛德意志盟邦过程中所犯下的卑劣背信弃义；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亦毫不掩饰自身的极度惊愕——这是一种用以掩饰其刻骨鄙夷与谴责的委婉修辞——‘对在法西斯国家自身的肌体之内，竟然能够悄然孕育并筑就如此庞大反动的反法西斯颠覆同盟而深感不可思议’；一方面将当下意大利乃至德国所共同面临的灾难性恶局，全盘归咎于全体意大利国民——不仅归咎于反法西斯政敌，更毫不客气地扣到了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死忠阵营的头上（希特勒当面向安富索斥责道：‘意大利人必须清醒确信：巴多格里奥的无耻背叛以及巴尔干与意大利战场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的危急军情，将我逼入了何等凶险绝伦的被动泥潭！正是依靠德意志国防军雷厉风行的果决意志，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免遭灭顶。我无法隐瞒这一铁血事实：我们在东线苏德战场上正在被迫推行的大规模战线战略收缩，其核心罪魁祸首、若非绝对唯一罪魁的话，正是巴多格里奥的背信弃义；因为我不仅被迫紧急撤出并抽调精锐部队回防，更被迫彻底推翻并改写原先制定的全盘战略大计，唯求稳固确保我的地中海防御侧翼！’），并以此为由，对墨索里尼呈递的一系列诉求推三阻四横加刁难；另一方面，则冷冰冰地向大使挑明：归根结底，德意志帝国对萨洛政权缺乏起码的信任，并期盼该政权能在短期内拿出确凿无疑的实际铁证，以证明‘共和意大利决心断然斩断一切可能导向新一轮叛卖投降的苟且妥协道路’148。面对这番严词训诫，希特勒口头上对墨索里尼个人所表达的崇高敬重之词（‘请相信我，安富索，墨索里尼是诸位自古典古代世界沦亡以来直至今日所诞生的最伟大伟人！’）以及冯·里宾特洛甫关于元首坚信共和意大利前途并誓言捍卫其‘领土、行政与经济自由，使轴心同盟重焕全部生命力’的空洞许诺，在现实面前显然丧失了绝大部分公信力；透过这些外交辞令的迷雾，唯一赤裸裸留存下来的，唯有希特勒要求全体意大利人保持‘忍耐’的严苛训令——告诫他们必须认清自己究竟身处巴多格里奥将他们‘拖入的何等悲惨深渊’，并冷酷指出：由于德国驻军的战时紧急需求而带给意大利国民的全部‘水深火热困苦’以及德意两国军民之间的摩擦龃龉，归根结底除了归咎于‘巴多格里奥大背叛’之外绝无其他任何解释渊源149。
严谨的历史学家绝不可抱持片面成见，绝不可先验式地全盘否定一方的‘逻辑理据’而盲目偏袒另一方。史家可以对这些论调展开批判驳斥，但前提必须是透彻洞察并公允评估其来龙去脉。在本案中，要想阐释德国对待意大利及萨洛政权的总体政策取向，仅仅诉诸希特勒的个人暴怒、抑或诉诸广泛弥漫于德国全社会各阶层（首当其冲是军界将领）心头的对意大利国民的极度鄙夷不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因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冷酷事实且发挥了重大作用，人们甚至还可在此之上追加希特勒内心深处对墨索里尼本人的政治忠诚度可能潜藏的猜忌暗流（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然而这一切依然不足以全盘阐释德方的真实战略动机。至少有另外两大宏观历史变量绝不可被忽视：其一，7月25日的墨索里尼垮台以及9月8日的‘停战背叛’，在事实上给德国制造了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战略危机——首当其冲是军事危机，但政治危机同样毁灭性。关于后者，绝不仅限于同中立国的外交周旋，盖因9月8日大溃乱在德方内部所激起的最大政治恐慌，乃是深恐这股倒戈潮波及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仆从盟友，诱使后者效仿意大利退出轴心同盟；同时在德国国内政治维度上，绝不可低估纳粹最高统治层内心的深重恐惧（安富索于1944年1月17日向墨索里尼汇报维罗纳审判时的一番论断极富启示意义：在纳粹领导层眼中，‘对大议会叛徒成员施以极刑，其深层目的不仅是向全体意大利社会敲响警钟，更是向德意志本土臣民树立杀一儆百的严酷榜样’150）——他们深恐德国本土的暗中反抗力量受到意大利政变的刺激鼓舞，亦在柏林密谋发动一场推翻纳粹政权的德意志版‘7月25日政变’。面对这重重险恶危局，在德国对待意大利的总体政策天平上，唯独存在着唯一一枚有利于萨洛共和国及墨索里尼本人的正面战略筹码——亦即安富索所精准界定的所谓‘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之神圣概念图腾’（Begriff Fascismo-Mussolini）。换言之，在希特勒的个人理想图景与政治神话构架中，他绝无法容忍自己同墨索里尼那场‘历史性相遇与并肩战斗’以失败告终，绝无法容忍这两股主宰‘世界未来历史命运’的唯一‘革命生机力量’分道扬镳。为了捍卫同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这面神圣图腾战旗的同盟（哪怕如今已近乎彻底沦为表面文章），希特勒甘愿做出某种让步——用安富索的话来说，即‘赋予意大利民族以政治生存之权利’；而换作德国内部其余实权集团，是决计乐于将这种生存权剥夺殆尽的：‘帝国陆军总参谋部相当一部分将领认定同意大利人打交道纯属浪费宝贵时间，斥责意大利人在军事上毫无战斗力且骨子里还是法西斯分子’；而‘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公民的前奥地利人……则欣喜若狂地自庆终于逮到了绝佳良机，一举为1915年大战以及德奥合并的宿怨复仇雪耻’151。
正因如此，尽管对萨洛共和国能否成长为一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严密、并能切实协防本土以支援德国战局的真正社会军事力量不抱丝毫幻想，且对该政权乃至对墨索里尼本人的真实忠诚度打满了巨大问号，帝国最高统帅部（Führung）依然拍板敲定了其根本战略抉择：‘死守意大利战线前沿，并不惜一切代价借此撑住法西斯理念与墨索里尼大旗’；并在形式法理层面上，至少将意大利‘作为盟邦、而非作为纯粹占领地予以相待’152——这意味着德方完全可以在必要时向萨洛内阁做出某些有限度、且往往纯属面子工程的政治让步，用以粉饰装点该政权的统治威信与公权体面153；然而在根本上，这一让步绝不可越雷池一步，必须绝对恪守两大铁血基石原则：
第一，意大利必须为大战的继续推进提供‘最广泛充沛的物质与人力贡献’；换言之，正如早在9月8日之后墨索里尼会晤希特勒并同意出山执政之前德方所确立并已然雷厉风行付诸推行的大计那样：德意志帝国必须对意大利的人力资源与工农业经济物资实行最彻底、最大限度的全方位战时剥削搜刮；
第二，法西斯政府的所谓‘主权统治权威’与‘独立性’，绝对不得对德军前线作战与军事行动产生任何掣肘干扰；且绝对不得染指渗透至德方出于地缘政治与战局军事考量而设立、或未来可能设立的各大‘作战区’（Zone di operazioni）管辖范围之内154。
在具体一线执行操作层面，这套战略大政原则却衍生出了激进程度截然不同的多重推行版本。通盘审视之下，最显‘温和克制’的路线当属威廉街帝国外交部、尤其是全权公使拉恩所秉持的方略——盖因将这套原则转化为现实政策的重任恰恰落在他肩上。迥异于纳粹体系内其余各大实权权力中心（这些派系在狭隘的部门私利视角下往往将政治大局视作无足轻重、或无论如何不属于本部门权责范畴），帝国外交部必须时刻通盘权衡萨洛政权建立所带来的复杂国际政治连带效应（首当其冲便是与墨索里尼公然撕破脸皮可能对日德轴心同盟关系造成的剧烈震荡），因而必须竭力设法使双边交往在国际舆论面前呈现出两个平起平坐的主权盟邦、而非占领军与亡国奴之间的体制外观。至于拉恩本人，正如我们前文所揭示的那样，他一方面极欲尽可能将帝国在意大利的全部政治公权总揽独揽于其一人股掌之中，竭力防范遏制党卫队最高长官沃尔夫以及国防军一线将领在对意政治领域的肆意横暴插手干预，避免自身外交系统被边缘化架空；另一方面，凭借同墨索里尼及其多位核心部长保持着几乎每日不绝的密切沟通接触，拉恩对意大利高层的郁结愤懑心境洞若观火，清醒意识到倘若德方一味极限施压将弓弦彻底绷断，完全可能逼迫萨洛内阁愤然集体总辞职引爆政治总危机155；正因如此，相较于德军将领与党卫队，拉恩在某种程度上更乐于严肃审视并接纳意方在行政民政、经济管辖与财政维度的合理主权诉求。在他构想的战略蓝图之中，柏林的大政方针理当转化为对沃尔夫私人势力的约束整肃，并构建起某种‘意德两党政权在意大利公权上的对半分成制’（mezzadria italo-tedesca dei poteri）——亦即在各个行政业务部门，使德方的每一个‘集权管辖机构’皆对应着意方一个平行的‘集权领导机构’；而在最高决策统治金字塔尖，德方由其本人以驻萨洛特命全权大使身份担纲统摄，意方则由党总书记帕沃利尼负责牵头对接156——拉恩之所以选定帕沃利尼，既因后者在法西斯高层中被德方视作最忠贞可靠的铁杆亲德柱石，亦因拉恩深知柏林统治中枢在骨子里看重党远胜于看重政府。
与拉恩的这种‘温和’路线针锋相对的——德方实权派虽极少公开唱反调，却总是借口‘不可妥协’的紧急前线战时需求必须享有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先权——乃是以凯特尔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德军驻意各前线战区最高指挥部、帝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帝国劳工全权总监绍克尔（其职责是从各占领国为德国本土战时经济强行搜刮征调劳动力），以及‘摇身一变为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尤其是南蒂罗尔/上阿迪杰德语区分子）为代表的‘激进’路线。抛开这后一部分人不论（他们压倒一切地被历史恩怨与领土野心所驱动，且迥异于其他德国派系，其行事盘算自始至终将德国最终决胜与彻底战败的双重可能性通盘纳入考量157），对于上述所有人以及自始至终或在随后的岁月里深度介入德国对意统治大政的其余实权势力（诸如希姆莱与党卫队、兼任四年计划全权总监与帝国空军总司令的双重巨头戈林、托特组织等）而言，世间唯一真正重要的铁律，唯有从意大利这片土地上不择手段地榨取一切可资支撑德意志帝国战时经济与血战到底的紧缺资源：劳动力人力158、工业产出、战备战略原材料等等。且各大派系行事皆完全各自为政，既毫不顾及其他部门的职权需求与方案规划（往往自说自话设定一些匪夷所思乃至狂妄自大的指标目标，典型范例莫过于绍克尔叫嚣要强行向德国本土押送移送一百五十万意大利民政劳工，而现实中历经强迫征召与威逼利诱最终运抵者仅约十万人159），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尤其在最初数月里——各大实权部门彼此之间往往争风吃醋互相掐架抢夺资源160；同时亦全然不将负责执行柏林最高统治中枢总体政治大计、统筹协调同墨索里尼及萨洛内阁双边外交关系的拉恩公使放在眼里。照此一来，至少在1944年2月拉恩终于成功迫使柏林最高层将其外交全权与统摄权威以相对周延明确的条文法定敲定之前，拉恩屡屡陷入焦头烂额的狼狈被动泥潭：在现实一线操作中，他不仅根本无法协调理顺德国各大实权权力中心彼此打架的职能权限与苛刻要求，更遑论在各大民政领域推行其心心念念的‘集权管辖体系’——即借由建立一元化的德国驻意协调机制，与萨洛共和政府的各个对应部门形成平行对接，从而在不引发剧烈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对两国施政统筹驾驭。更不用提萨洛政权在此种乱局下所沦落的悲惨屈辱处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直面的是一个各大权力巨头皆千方百计中饱私囊肥己、对意大利本土的疾苦危机充耳不闻、动辄横暴干预践踏甚至直接跨越地方省长乃至中央各部委职权、公然对意方公文断然打脸否决、甚至直接绕过意方各级政府机关径自与其认为有助于达成自身掠夺目标的任何个人或集团暗通款曲的大杂烩占领机器。而所有这一切霸道行径，德方皆完全不顾及这给初生的萨洛政权带来了何等毁灭性的威信扫地奇耻大辱161。
在此等绝境之下，哪怕萨洛内阁个别部长以及正如前文所述怀抱着‘拯救残局’信念加盟政权的若干行政官僚阶层所展开的最微弱、最谨小慎微的抵制抗争，在德国当局乃至拉恩本人眼中（拉恩的所谓‘温和克制’绝不意味着他会容忍意方采取哪怕仅仅部分违拗德方利益的‘单方面举动’；在最宽容的情形下，他充其量亦仅仅将此类抗争视作意大利政府行政机能低下、各部门之间以及同德国占领当局之间缺乏有机协调的劣质表现，因而是必须予以‘矫正弹压’的弊端），亦统统被定性为图谋抵制并削弱德方对萨洛内政牢固掌控的绊脚石；从而激化爆发出一轮又一轮崭新的摩擦与剧烈碰撞；而由于帕沃利尼一方面向来随时准备从中和稀泥调解，另一方面在骨子里根本无法设想敢于同德国人公然叫板撕破脸皮162，这些纷争冲突最终无一例外皆以德国人意志的绝对彻底强加而草草收场。
正如拉恩在其战后回忆录中所痛陈的那样163，在萨洛共和政府刚刚蹒跚起步之际：
“德意志军队自视身处敌国领土，肆无忌惮地大搞野蛮征发没收，强索各项维稳活动经费，甚至公然查封没收各大工厂专用于发放一线工人工资的巨额现金流动资金。帝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派驻意大利的‘军备全权代表司令部’（Rukstab）正以极其横暴蛮横的姿态，强行同意大利发钞银行展开谈判，逼迫其开辟巨额信贷额度。柏林最高层强令意方必须即时筹集提供天文数字的巨资用以填补战费开销；与此同时，数以百吨计的德国占领军军用马克纸币被毫无节制地狂暴倾销抛入意大利金融流通市场。要不了多久，一如昔日惨遭蹂躏的希腊灾难那样，在意大利买一个面包小卷和一包香烟便将耗费十亿里拉之巨的天文数字！”
恶性通货膨胀失控狂飙的灾难性后果（及其势必引发的排山倒海般的连锁政治危机），令墨索里尼与拉恩皆深感极度恐慌不安，促使双方争分夺秒奔走补救。究竟是哪一方率先提出了动议方案，史学界尚存争议。然而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实在于：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墨索里尼早在9月26日便已当面向拉恩挑明了这一命脉症结；而在历经整整三天的艰苦谈判之后，拉恩与萨洛财政部长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于10月25日正式签署了一份协定。该协定对萨洛政权而言堪称极其苛刻沉重——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借此被迫立字画押，承诺每月向德国占领军足额缴纳高达七十亿里拉的巨额‘战争捐’（德方在法理上强词夺理辩白称：鉴于意大利退出轴心同盟的大战使得昔日意军每月分摊的八十亿里拉战费付之东流，如今既然德方独力全盘承担了整场战争及协防意大利本土的全部浩瀚开支，意方至少理当在财政经济上予以对等补偿；该项数额在翌年进一步被勒索攀升至每月一百亿里拉之巨），用以全额报销填补德国驻意陆海空三军与民政机关的一切战时日常开销（包括向意大利本土各大军工企业下达军备订单的垫付资金）；然而作为交换的战略对价，意方终于成功迫使德国当局全面撤销并回收了9月8日之后德军在一线市场大肆滥发的全部军用占领券代用货币164。对于墨索里尼而言，这构成了其重新出山以来斩获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政治外交胜利。抛开其崇高的政治象征分量（对萨洛政权主权尊严与货币法权的确立）与心理安抚效应（首当其冲是对广大银行储户的定心丸）不谈，该协定使得共和政府能够切实遏制里拉出现断崖式不可逆的崩溃贬值，从而得以经由一套铁血严格的财政支出审查制度165、严控货币印钞发行的额度界限166，以及在税务稽征机器近乎瘫痪的绝境下果断推行一系列开辟崭新税源的非常救亡举措，全力托举维持了里拉的币值坚挺。这恰恰合理解释了何以在世界大战落幕之际，不论意大利本国官员、盟军占领军军政长官、还是日后国际学术界的大批经济史专家167，皆一致公认：意大利北部萨洛统治区的工商业经济、财政金融与货币流通状况，不仅远远优于同遭纳粹铁蹄践踏奴役的比利时、荷兰、挪威以及法国沦陷区，甚至显著好于早于北部数月乃至一年半前获得盟军‘光复解放’的意大利南部与中部广大省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相较于坚挺受控的北部萨洛里拉，南部光复区由于英美盟军在市场上毫无节制地排山倒海般强行投放其盟军军用占领券（Am-lire），从而深陷于远为剧烈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浩劫之中。
拉恩—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协定仅仅化解了萨洛政权同德意志帝国双边博弈的财政金融面向。而在其背后，盘踞着诸如帝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国防军总参谋部等权倾朝野的庞大实权权力中枢，关涉萨洛政府及墨索里尼核心命脉的其余重重重大纷争，依然在残酷而沉重地掣肘窒息着双边关系。在随后的数月里，其中若干领域固然逐步迎来了某种制度化的‘定型稳固’。然而这种秩序的确立，远非依循萨洛政权的意愿大政展开——萨洛政权在此过程中充其量不过是冷眼旁观的无力看客与任人宰割的被动客体；毋宁说，它纯粹是德国本土各大统治中枢出于自身职权理顺与效率集约化的理性计算结果，源于德国各霸权巨头清醒意识到：倘若任由经济彻底陷入崩溃浩劫、任由社会公共治安恶化失控，那么德国最终将根本无法从意大利榨取任何战备资源168，因而在现实中必须将意大利本土的行政官僚管理机器勉强维持运转保全下来169。施佩尔军备部特派代表在意大利权责的确立过程堪称最具代表性的缩影：在9月8日之后，施佩尔部在米兰、佛罗伦萨与罗马火速组建设立了三大军备指挥中心，其最初使命是在战局‘危急前沿地带’尽可能全面拆卸撤收成套工业机器设备与稀缺战略原材料并转运回德国本土，并在其余相对稳固的腹地大区（首当其冲是北部工业区）全权监督统管军工企业的实际生产，以便通过向其配发所需原材料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德国战时军备需求。关于这一机构的最终职权划定，直到1944年3月中旬才在施佩尔本人、其驻意全权代表汉斯·莱耶斯将军（General Hans Leyers）、国防军将领以及拉恩公使之间爆发的长达数月的激烈火并暗战之后艰难尘埃落定；这场内耗最终以施佩尔与莱耶斯大获全胜而告终，莱耶斯及其麾下的军备司令部（Ruk）在法理上正式获得了对其早已在一线实际推行的对意大利全部工矿企业——尤其是那批被称为‘受保护企业’（industrie protette）的绝对核心支柱企业——的生杀大权掌控，在这些核心军工领域，萨洛政府的管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极度压缩蚕食殆尽（在整场博弈中萨洛政权自始至终根本毫无任何置喙发言权）170。以至于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当墨索里尼政权开始迈向推行‘企业社会化’的最初步伐之际，莱耶斯将军出于对社会化的极度仇视敌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其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希特勒本人）——这一方面源自其资产阶级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文化意识形态成见（在他眼中社会化充斥着‘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邪说回响’，且同其麾下大批出身相同的技术官僚一样，深恐这种工人参管试验‘势必在德国本土亦引发灾难性的效仿波澜’）；另一方面源自其政策宗旨压倒一切地致力于同意大利广大实业资本家维系最融洽的共生合作纽带（他深谙资本家对社会化深恶痛绝），并致力于由德方直接出面向一线产业工人恩赐一套以微薄加薪搭配铁腕物价管控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方案’，因而深恐法西斯那套‘激进蛊惑宣传’将其如意算盘全盘捣毁；再一方面则源自他极度担忧社会化风暴势必激起资本家与工人的剧烈反弹抵触从而重创意大利军工经济的实际产能——莱耶斯不仅起初千方百计阻挠社会化法令的出台通过，继而在该法案正式签署之后更是悍然下达霸道指令：明令该法令绝对严禁在任何‘受保护军工企业’中推行落实171！
面对德国对意政策的这一系列残酷现实（其余诸多细节在此因篇幅所限姑且按下不表），墨索里尼在官方层面上几乎自始至终未曾公开发出哪怕一声抗议。盖因洞若观火的他深谙德国统治阶层心头早已将萨洛内阁定性为一具纯粹出于‘冷冰冰的政治私利考量’而扶植设立的傀儡道具，在德军眼中这具政权在战时占领施政中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墨索里尼由此清醒洞察到：在被德方视作关涉其战场决胜生死存亡的压倒性优先领域，企图迫使德国人改弦更张完全是绝无可能的痴人说梦；因此，与其用无休止且毫无实效的抗议去徒劳激怒这帮早已将轴心盟约‘同盟天职’视若敝履弃如敝屣的占领军巨头，倒不如集中全部政治智慧与手腕，将全盘精力倾注在彼时在他看来尚有望为自己从德方勒索争取到起码政治自主权、并在长远历史维度上能够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合法性及其个人重返历史舞台赋予崇高历史辩白依据的少数核心议题之上；而他所倚仗的唯一战略杠杆，便是赌定柏林最高层极欲避免同他发生公开彻底的外交决裂；并坚信（在此人们能清晰窥见墨索里尼的执政手腕依然牢固固着在昔日曾屡次指引其化险为夷的那些马基雅维利式权谋套路之中）：在这一至高政治逻辑面前，各占领掠夺部门所打出的狭隘技术性托辞，在柏林统帅部的政治大局天平上必将不可避免地退居次席败下阵来。
在格拉齐亚尼元帅于10月9日启程飞赴希特勒陆军大本营当面研商萨洛政权‘战时军事贡献’前夕，墨索里尼同元帅共同敲定密商的两份绝密备忘录，在这方面堪称雄辩的铁证。这两份历史文献172清晰揭示出：墨索里尼的真实战略意图绝非诉诸狭隘的战术技术细节讨价还价，而是毅然将难题拔高到至高政治哲学的高度，将意大利的‘军事贡献’充当全面澄清德意双边战略同盟关系的政治试金石（‘德意志帝国政府究竟是打算继续将意大利作为纯粹的军事占领地予以奴役，抑或打算以最快速度恢复其政治独立主权，并确立起真正的盟邦同盟关系？……在前一种情形下，全体意大利国民必将展开决死抵抗，而无法行使有效统治的法西斯政府唯有愤然集体总辞职；届时绝无哪怕一名意大利官兵甘愿继续在德军身旁并肩死战！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在推行了必要之政治清洗整肃之后，我们誓死将充当真诚忠勇的生死挚友与战斗同袍……’）；墨索里尼胸有成竹地笃定希特勒在形式法理层面上断断无法公然拒绝这一崇高大义；因此他盘算着借此在自己视作最攸关国家命脉的核心议题上逼迫德方做出实质让步——作为对价交换，他亦随时准备在其他关涉自身利益的领域向德方做出非同小可的重大妥协让步（备忘录中关于推行‘必要之清洗’的暗示在此不打自招），这些议题无一不令其心头压着万钧重负：首当其冲便是‘作战区’主权归属难题、被拘留扣押在德战俘军人命运难题，以及组建萨洛正规国防军武装力量的根本大计。
墨索里尼对这三大核心命脉所倾注的至高分量——在此我们重新接续回开启这番长篇史学考辨的最初起点——清晰阐明了他在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建制大计上发生‘一百八十度大翻转’绝非仅仅受制于格拉齐亚尼的当面规劝进言；亦让后人恍然大悟：促使他在12月18日毅然宣布无限期推迟召集制宪议会的深层动因，不仅交织着德国军方对萨洛组建真正正规国防军的顽固阻挠抵触、交织着广义‘建军难题’在法西斯领导核心层内部所引爆的白热化派系火并内讧，更源于墨索里尼深知自己根本无法向制宪代表及全民族同胞呈交一份甚至不敢公开宣告前意大利王国全部故土版图皆神圣属于萨洛共和国主权疆界的新宪法草案！
既然既绝无可能设想同德国占领军彻底公开决裂，亦断断无法公开向全民族搬出希特勒曾恶狠狠威胁要将意大利全盘‘波兰化’亡国灭种的血腥勒索来为自身的‘屈从退让’粉饰挽尊；那么倘若无法在废墟中重新重建起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墨索里尼将根本无法为建立萨洛政权找到哪怕一丝一毫正当的合法性依据。倘若萨洛共和国无法在战场上拿出一支属于自身的虎贲之师去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并为‘盟邦德意志’的‘最终胜利’立下赫赫战功，那么他向全社会所发出的洗雪被王室与巴多格里奥出卖玷污的‘民族荣誉’的悲壮呼号，便将彻底丧失任何实质意义，且在那些以此确证内心崇高信仰的忠勇信徒眼中，势必沦为比7月25日政变更为可耻卑劣、更为致命的二次历史大背叛！更不用说墨索里尼内心深知：倘若在军事上一事无成，这种彻底缺乏民族尊严、毫无尚武英勇斗志以及法西斯毫无革命力量的丑态，必将在猜忌多疑的德国占领军心中造成何等灾难性的鄙夷反弹。此外，绝不可低估那些对所谓‘最终胜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或者根本不把这场虚妄胜利视作萨洛政权道德存在理由的法西斯核心智囊的说辞对墨索里尼所产生的深远思想感召。在持此类定见的人士眼中（菲利波·安富索面对墨索里尼直言不讳的进言堪称最经典的写照：‘德意志在今日究竟赢得胜利还是彻底战败，对我们而言纯属次要细枝末节。我们唯一必须矢志以求的，唯有确保意大利民族能够活下去！’173），萨洛政权的真正‘道德存在理由’，乃是必须确保在灭顶大溃败的终极清算关头，战败这一厄运在叠加了9月8日‘道德失德’的奇耻大辱之后，绝不至于宣判意大利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文明共同体从此彻底‘身死道消’！因此在他们看来，萨洛共和国真正的崇高历史使命，乃是促使意大利民族在绝境中‘重寻自我良知’，并确保民族在战败的废墟之后依然能够顽强延续其精神生命。然而，这一切唯有在满足以下两大铁血前提下方有可能化为现实：其一，萨洛政权在领土完整这一大是大非原则上绝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割裂；其二，政权必须拥有属于自身的一支军队——哪怕规模微小、哪怕全数由纯粹的志愿兵组成——只要这支军队是在为捍卫意大利的国土与民族尊严而浴血死战，它便首先能向全体意大利同胞无可辩驳地昭示：意大利民族依然活着，且必将在未来历史中坚毅地活下去！
至于关涉扣留在德战俘军人的命运难题，争取使其重获自由遣返回国、或至少在法理上确立其享有‘自由’受薪劳工的合法地位，对于墨索里尼而言不仅是一项关涉个人与政权威望的荣誉命脉，更是一场十万火急的政治救亡大计。最雄辩的历史铁证莫过于他在9月26日刚刚踏上意大利故土之刻便火急火燎向拉恩公使当面抛出这一诉求。倘若能促成这一难题的圆满化解，一方面将构成对萨洛主权地位的重大国际法理确认，彰显其在平起平坐的道德尊严基石之上融入轴心阵营的伙伴身份，并以鲜明反差凸显萨洛政权同巴多格里奥傀儡伪政权的本质鸿沟——后者即便向德国公然宣战投降媾和，被英美盟军扣留的意大利战俘依然未曾获得分毫释放重获自由；另一方面，鉴于深陷德国本土各集中营的被扣押意大利军人规模高达八十余万之众174，且其牵动牵挂的直系亲属、父老乡亲与挚友群体在意大利国内粗略估算高达近八百万人之多，释放归国之举势必在全社会激起排山倒海般的强烈共鸣，为风雨飘摇的共和政权筑就极其丰厚庞大的民意支持基本盘。
然而冷酷的现实在于：在上述这两大核心议题上，德国当局所秉持的态度自始至终充斥着极其冷酷的排斥与顽固抵触。尤其是德军最高将领集团，他们自始至终将意大利全境视作纯粹的‘占领地’，将墨索里尼的重出江湖视作对其战地军管自由行动的‘严重碍事绊脚石’；他们固然绝不反对、甚至在大力怂恿扶植直接隶属于德军各战地司令部管辖的独立编队以充当前线后方的‘治安维稳搜剿’勤务175，绝不反对将零散意大利人强行收编进德军二线建制或党卫队志愿编队；然而对于允许萨洛政权组建一支属于自身的主权正规正规军、甚至对于萨洛政府企图索回遣返留滞在德国与法国本土或在9月8日后被德军强行吞并的现役军人部队的任何努力，德军将领皆抱持着绝对决绝的敌视与否决立场176。而在拉恩—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协定签署之后，德军将领的这种抵触敌意更是变本加厉恶性膨胀——盖因在理论逻辑上，一旦萨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前线国防军主力参战，萨洛每月向德军缴纳的巨额‘战争捐’势必将大幅核减削减，这直接触动了德军统帅部的既得利益奶酪！
早在7月25日政变爆发之初，当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紧锣密鼓策划武装占领意大利本土以扫荡清算‘叛国投敌’之萨伏伊王室与巴多格里奥伪政权之际，OKW曾一度设想过扶植组建一支由约十二个师组成的‘法西斯傀儡卫队军队’。然而9月8日意大利正规陆军在几天之内如雪崩般的大溃烂总瓦解，以及德方惊恐目睹到——哪怕在墨索里尼重新出山重返政治前台之后——甘愿继续与德意志盟军并肩死战到底的意大利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极微弱的边缘极少数、且在政治与战斗意志上往往极难令人真正放心托付177的历史事实，彻底促使德意志帝国最高统帅部坚信：意大利在战略全局中充其量只能充当一支劳动力人力资源的倾销水库（借以‘置换解放’出在德国军工厂从事苦役的大批德意志熟练产业工人转赴东线前沿浴血作战）、充当无尽的战利品缴获仓库178，以及源源不断榨取德国战时经济所急需物资的原产地。在OKW将领眼中，哪怕是一个摆脱了往昔王室掣肘束缚的‘自由墨索里尼’，允许其着手组建一支意大利正规军亦构成了对意大利战时道德与政治现实的极其危险盲目信任，且全体意大利人（法西斯分子概莫能外）在道德上根本不配享有这份信任：在德军将领看来，意大利人本质上是一群彻底丧失了尚武精神与民族尊严的懦夫群体，且在内心对法西斯主义早已毫无半点敬仰留恋，作为士兵更是不折不扣的临阵倒戈祸根。据阿米库奇战后披露，凯特尔元帅曾咬牙切齿地宣称：‘世间唯一绝不会在背后向我们捅刀子叛变的意大利军队，唯独是一支根本不存在的军队！’179不论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究竟是否亲口吐露过这句刻毒名言，它皆极其传神精准地折射出德国军界最高层面对重建任何形式的意大利正规军队所抱持的骨子里的深重猜忌与刻骨敌意。而德国军界的这份狂暴心境，在纳粹最高政治统治层心头同样寻获了高度契合的精神共鸣。例如戈培尔早在9月23日便已在绝密私密日记中辛辣注道180：
“领袖企图利用法西斯的残羹冷炙残余重新组建一支崭新的意大利军队。我对这场冒险的成功概率深表极度怀疑。意大利民族在心智与体魄上根本不配驾驭一场宏大视野下的真正革命政治大业。意大利人骨子里根本不想当什么世界大国。这种所谓的大国意志，完全是领袖与法西斯党长期以来人为硬性灌输强加给他们的假象。因此，领袖在重新招募组建一支崭新意大利国民正规军的征程中，注定将铩羽而归碰得头破血流。老迈的兴登堡元帅当年无疑说得极其透辟入理：‘纵然是墨索里尼，亦休想把意大利人改造成除了意大利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更为关键的是，希特勒本人亦完全共享着这一冰冷残酷的定见：面对墨索里尼的苦苦哀求进言，元首表面上固然会虚与委蛇展现出某种貌似体谅宽宏与支持的姿态，但元首在骨子里坚信：在政治战略层面上，‘鉴于9月8日的大溃变，我们同意大利之间的外交关系已变得极其复杂凶险，且必须誓死保持这种严防死守的戒备状态！’181；且在其余维度上，希特勒同其麾下国防军高级将领秉持着完全同频的冷血共识：倘若胆敢把意大利建制部队送往前沿阵地去迎击英美大军，带给德意志战线的将唯有无可挽回的灭顶灾难。柏林统帅部于1944年2月14日向法萨诺驻意大利外交使团发出的加急绝密电文182，重申了元首坚决严禁任何意大利建制部队开赴安齐奥（Anzio）登陆战前沿参战的最高铁令，并厉声告诫拉恩‘看在老天的分上，千万不要被意大利人的感伤主义滥情所俘虏绑架’，其措辞之严苛直白堪称登峰造极：
“历史事实业已彻底判定铁板钉钉：意大利军队根本不再具备任何实际野战作战效能……一支真正可靠、随时准备投入血战死拼的意大利野战建制部队，不论我们还是英美盟军，在现实中皆根本绝无可能在战线上组建铺开。拉恩大使置身于周围谄媚环境的包围之中，切不可丧失洞察这一客观历史铁律真理的清醒心智！所谓象征性的前线参战……绝对严禁批准放行；盖因在如此凶险残酷的主战场上，任何战线决口皆必将对整场战局的大溃败造成无法估量的连锁灾难！”
然而，要想在长达数年的血腥拉锯战火中自始至终维系如此冷酷极端的僵化立场，在政治乃至纯粹军事层面上显然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尤其是在我们眼下聚焦的历史阶段随后的一连串严峻时局演进中，不论在正规军队建设难题上抑或在战俘命运大计上，德国当局最终皆不得不一步步做出妥协松动与现实让步，批准放行了一系列其在最初绝难想象、且倘若客观情势允许亦定将坚决拒绝的重大让步；迫使德方吞下这些苦果让步的，乃是一连串‘功利主义的严酷现实计算’183——其中一部分源自德军本土日益枯竭的战时经济与前线兵源短缺的绝境苛求，另一部分则源于德方在政治大局上绝无可能将墨索里尼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番苦苦劝进诉求全盘当成耳旁风彻底抛入虚无。
然而必须在此立即澄清的是：哪怕随着1944年4—5月、尤其是盛夏时节的到来，面对北意敌后游击队武装抵抗运动的迅猛壮大爆发、以及中部意大利各大战略重镇的相继陷落丢弃，德军统帅部最终被迫首肯了萨洛正规师的筹建组装并正式派赴一线战场，且——尤其在历经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于4月及7月举行的两次峰会之后——终于在法理上将大批‘被扣押军人’转为了‘民事合同劳工’；然而德国当局在执行过程中自始至终极尽推诿拖延之能事，在实际落实层面大肆暗中截留矮化克扣同萨洛所达成的一切协定，且更为关键的是，德方处心积虑、誓死要将‘建军’同‘释俘’两大难题在体制上彻底切割隔离开来。而这恰恰同墨索里尼自始至终视作核心战略支柱与建政基石的最高战略方略，形成了最尖锐的截然对立与全面背道而驰！
在墨索里尼的心智图景中，正规军队建设与战俘遣返释放两大难题是如此紧密交织咬合，以至于二者在实质上构成了一座不可分割的绝对有机整体。自他重新执掌大权之日起，其建军战略的核心宗旨，便压倒一切地聚焦于主要（若非全盘彻底的话——除了自愿报名参军的极少数热血青年外，盖因他极其清醒地洞察到：倘若在大众心怀怨怼的历史关头强行推行大规模拉网抓壮丁式的强制征兵与大规模普遍兵役动员，势必将把萨洛政权脆弱的所谓‘统治威望’与‘民意基本盘’推向彻底粉身碎骨的自杀深渊）依靠在德战俘群体来搭建重塑崭新的正规国防军，借由强烈要求德方大举开闸释放集中营官兵来充实新军队的兵源血肉。这充分合理解释了何以在10月初萨洛军方争分夺秒草拟并火速呈送德意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那份萨洛正规陆军编制蓝图，竟会展现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庞大宏伟规模：全军总规模核定为三十万人、下辖整整二十五个正规步兵与装甲师（包括十个步兵师、十个装甲掷弹兵师、五个全装甲师），外加十万名后勤战勤保障部队以及另外十万名战时后备补充兵源编队184！这份宏伟得近乎荒诞的建军编制案，赤裸裸地暴露了墨索里尼企图借此设法推导出一个在扣除伤病老弱之后、能够最大限度地无限逼近被德军扣押之八十万意军战俘总体规模的‘天文数字’的深层政治意图（亦充分折射出其行事的书生天真性）。
即便抛开德方骨子里对意大利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戒备防范不谈，单凭1944年年中德国军政高层依然竭力将两大难题严格切割处理这一历史铁证，便足以让后人彻底洞察：在整整十个月前的1943年秋季，德方对萨洛在此领域的任何试探建言究竟抱持着何等顽固决绝的抵触敌意！盖因在彼时：第一，在剿灭敌后抵抗运动维度，德军在当时根本未曾感受到起用一支意大利正规军协同作战的迫切现实需求，盖因当时的游击队尚处于萌芽阶段，根本构不成令占领军寝食难安的重大战略威胁；第二，大批留德战俘普遍弥漫的冷漠消极抵抗心境，使德军将领坚信绝不可纵虎归山将其遣送回国武装成军，深恐这些官兵一旦重获枪支便会在前沿第一时刻临阵脱逃甚至集体倒戈投奔敌军；第三，面对本土战时工业对人力资源的极度饥渴匮乏，纳粹当局压根毫无一丝一毫的意愿，去削弱被安富索在呈报墨索里尼的机密电报中所精准定性的‘构成德意志战时庞大劳动大军的浩瀚战俘与劳工苦役兵团’185；况且就在彼时，在这支苦役‘劳工兵团’原有的工厂流水线与农田重体力劳役之外，又刚刚被德方追加了一项同样十万火急的庞大苦难差役——那便是为遭受英美空军狂轰滥炸之后的柏林及德国各大历史重镇废墟从事清理搬运瓦砾砖石的苦力作业186。
正是在这一宏大错综的历史全景脉络之下，墨索里尼在民兵建制问题上的‘根本战略大转向’、格拉齐亚尼的政治军事立场及其对墨索里尼决断所产生的牵引塑形、我们广义上所界定的‘军事大计’（在德战俘命运与萨洛国防军组建）、以帕沃利尼为首的共和法西斯党中央领导层面对建军所抱持的极端戒备敌意，以及制宪议会的兴衰沉浮，方能如同一块块严丝合缝的拼图碎片般，拼嵌还原出一幅逻辑严整、气势恢宏的总体历史画卷。
关于最初促使墨索里尼在德国滞留期间倾向于重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并将正规陆军全盘吞并编入民兵建制的那些深层动机——归根结底属于心理创伤冲动远甚于真正的理性政治筹划——我们前文已详加论述。而在9月27日于卡米纳特城堡举行的首届内阁部长会议上，墨索里尼正是沿着这一既定惯性推进其方针的，尽管格拉齐亚尼元帅在会场上随即拍案而起公然抵制将陆军并入民兵的方案，并力陈崭新的武装力量绝不可具备任何政党私产属性，相反必须是一支全民族‘国家性’与‘非政治化’的国防正规军，‘由纯粹自愿报名的职业军官干部骨干统帅，并主要由志愿入伍的士兵组成’187。这番政治主张绝非元帅孤立的个人执念（格拉齐亚尼在罗马阿德里亚诺大剧院向全国发表演讲时曾含蓄地重申了这一原则，通篇高呼‘重塑民族荣誉’、高呼‘唯有祖国至高无上’，却通篇未曾吐露哪怕一次‘法西斯’字眼），而是被他在获任防长之后迅速聚拢在其麾下的精干军官小参谋班子所共同秉持，尤其是埃米利奥·卡内瓦里上校（Emilio Canevari，一位兼具法西斯早期狂热与正规军人做派的极富争议的奇特军界人物；他昔日曾是法里纳奇的左膀右臂，后同这位克雷莫纳地方寡头彻底反目决裂，并在随后的数月里充当了格拉齐亚尼最得力的臂膀心腹）；然而在首届内阁部长会议上，元帅的主张却遭到了全体文官阁员的一致冷遇，未曾寻获哪怕一丝一毫的支持。尽管在内阁遭遇孤立，这却丝毫未能阻止格拉齐亚尼在随后的数日里持续发起强力进言攻势；元帅将一份由卡内瓦里亲自操刀草拟的军务备忘录呈递墨索里尼御览，该备忘录不仅重申了建军纲领，更激进地公开主张就地彻底取缔解散法西斯民兵部队188；在战后的回忆录与审讯证词中，卡内瓦里与格拉齐亚尼（后者的言辞相对委婉审慎）皆信誓旦旦声称墨索里尼在实质上全盘首肯赞同了这一备忘录的主旨大义189。
从表面形式层面审视，这一历史过程确凿无疑，然而若断言墨索里尼曾由衷且全盘接受了格拉齐亚尼的政治定见，则显然过于夸大其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墨索里尼于10月2日致信格拉齐亚尼祝贺其在阿德里亚诺大剧院发表的‘坚如磐石’的讲演中，明眼人一眼便能从字里行间（‘在今日，这股崭新时代精神高度凝聚在“法西斯—共和”这一神圣双重组合之中，正是在这面崇高的革命战旗之下，意大利健儿将重返前沿沙场’）嗅出领袖对格拉齐亚尼那套去政治化战略基石的鲜明保留与拉开距离190；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系列历史史料清晰表明，即便墨索里尼赞同格拉齐亚尼坚决抵制民兵吞并陆军的主张，但他对于直接彻底废黜取缔民兵部队的激进方案却绝难真正苟同——这既出于他内心的怀旧情感羁绊，亦为了避免当面全盘推翻自身在慕尼黑亲口签署的政令从而狠狠打脸并伤害绝大多数将民兵与法西斯党视作血肉不可分割之神圣统一体的广大党员基层的忠诚心，最后更是因为：在萨洛政权手头根本未曾掌握任何正规军队的兵荒马乱空窗期，民兵部队在纳粹党卫队教官与装备的强力扶植支撑下（值得一提的是，党卫队的这一全面接管培训民兵协定，究竟是墨索里尼在德滞留期间主动恳求还是仅仅被动首肯批准，史料记载尚存模糊191），终究能够充当、且首当其冲能够被当成向世人宣示法西斯意大利正在重返战场的‘确凿可见的铁证’！然而，这场军权博弈的真正核心枢纽，却深藏在另一层远为凶险的历史纬度之中。
在拉斯滕堡德意领袖峰会闭幕两周有余之后，尽管萨洛新内阁已然正式搭班建制，德国占领军当局的暴虐做派却不仅未曾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滑向深渊。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墨索里尼连番向德方苦苦哀求之后——领袖曾反复警示德方：‘德军在民政行政与政治事务领域强行推行的各项横暴军管举措’，不仅正在‘摧毁一切推展协同合作的客观可能’，不仅正在‘将新生意大利政府的一切统治权威荡涤殆尽’，而且势必将制造出一场‘根本无法遏制内部动荡与全民反抗的绝望大混乱’192！更不用说德军在所谓的‘作战区’（特别是南蒂罗尔、特伦蒂诺与贝卢诺等省）大搞彻底去意大利化的野蛮吞并倒退行径，不用说留德战俘营所传来的令人心碎的人间惨状，不用说德意志国防军与党卫队争先恐后在意大利本土私自招募组建隶属于德军麾下的意大利辅助仆从仆役编队这一赤裸裸的挖墙脚大肆铺开。正是在这一凶险危局之下（连拉恩大使本人亦在密电中向柏林坦承：倘若德方在某种程度上、哪怕仅仅在形式或权宜上依然不能顺应满足墨索里尼的合理主权呼吁，势必将直接引爆‘墨索里尼政府全体阁员愤然同时集体总辞职’的政治总崩溃193），墨索里尼最终毅然笑纳了格拉齐亚尼的军政建言，并一百八十度大翻转了自己先前在民兵问题上的既定立场，这一抉择绝不足为奇！当墨索里尼决意同德国最高层展开一场彻底的战略政治大澄清之际——他同格拉齐亚尼密商敲定的那两份前引备忘录，充分证明了其决意背水一战的至诚决心——除了格拉齐亚尼之外，他究竟还能倚重托付何人亲赴德国本土，以一名堂堂正正的‘意大利爱国将领’而非‘法西斯党徒’的超然身份，同希特勒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就战局真相与德方底牌展开开诚布公的摊牌交涉？！除了格拉齐亚尼之外，又有谁能以委婉间接的外交艺术（盖因若开门见山直接硬索，绝无任何获批希望，反而只会骤然激化德方的深重猜忌与敌意），将八十万在德战俘的释放遣返大计，同‘若真想让意大利重返前沿战区支援德国战局、就必须将这批战俘充当组建新正规国防军绝对不可或缺的兵源基石’这一生死攸关的战役大计死死捆绑在一起进行政治逼宫？！毕竟在当时的国土撕裂绝境下，企图在国内依靠普遍抓壮丁征兵动员令来拉起一支大军完全是痴人说梦。委任格拉齐亚尼挑起这一历史重担唯一的心理芥蒂，无非是墨索里尼内心深处向来对这位傲慢跋扈的元帅缺乏起码的信任与好感，且在数天之前原本甚至根本不愿接纳其入阁执政。然而，墨索里尼性格中那股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情绪化任性与政治冷酷手腕，加之手头根本找不出任何具有同等军望威望的替代人选，瞬间将这一私怨冲刷得烟消云散；更为关键的是，毅然钦点这位高唱‘祖国高于一切’与‘军队非政治化’的元帅作为特使挂帅出征，能够在客观上向帕沃利尼及其党中央最高执委会传递出一道再明确不过的政治敲打信号——借此让党棍要人们明白：领袖绝不苟同他们推行的极端狂热路线！
10月9日，格拉齐亚尼正式启程飞赴德国出征194，党卫队上校欧根·多尔曼（Eugen Dollmann）作为随行特派员贴身陪同；由于卡内瓦里上校因延误赶赴机场未能赶上专机，多尔曼遂在会谈中临时充当随行首席翻译官。
早在10月5日，元帅便已向全军公开发布通告：宣布依照‘一元化理念与原则’，正式搭建成立国家共和武装力量（正如前文所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法定国号直到12月1日起方才正式颁布施行）。随后他曾至少两次密晤墨索里尼；并在飞赴德国前夕同隆美尔元帅举行了长谈，向这位德军名将提前透露了自己打算在翌年3月前拉起一支由五十万人组成的庞大正规陆军的宏伟蓝图——通过对1923年与1924年出生的适龄青年发布征兵令，其余兵源缺口则全数由留德战俘填补充实；至于‘陆军专属之民兵部队’则全数由纯志愿兵组成，并全权交由德军教官负责战术训练与指挥。10月8日，墨索里尼亦经由扬德尔上校（后者随即电告OKW总参谋部）向德方通报了意方关于重建正规陆军的几大核心纲领原则。因此，当格拉齐亚尼迈入元首大本营狼穴之际，希特勒与凯特尔实际上早已对意大利方面的崭新底牌了如指掌。
除了同墨索里尼密商敲定的那两份绝密备忘录之外，格拉齐亚尼手中还携带着一封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长篇亲笔信函，信后附带了一份绝密的《军事专论》195；这份《专论》通篇倾注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罗马、阻止英美盟军占领永恒之城的最高战备紧迫性之上：
“继那不勒斯沦陷之后，罗马若再遭失守，势必在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爆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政治与军事震荡。这属于政治军事大局层面的毁灭性打击。
而在纯粹军事战术维度上，罗马的沦陷将拱手使敌人全盘掌控意大利中部全部三十座战略野战机场；从而赋予英美敌军以空前宏大且极其便利的空中跳板，对德意志帝国南部、东南部腹地以及整个多瑙河—巴尔干走廊展开毁灭性的战略轰炸空袭！”
在亲笔信函中，墨索里尼在沉痛指出意大利当前的物质与道德精神处境极其‘严峻、我甚至愿称之为悲剧性惨烈’之后，再次反复向希特勒痛陈两大救亡当务之急：其一，必须‘全面整肃理顺国家的民政社会秩序，从而确保战线大后方保持安宁稳定，并向德意志各作战指挥部提供一切可能的全方位协同支援’；其二，必须‘全力加紧筹建崭新的共和正规陆军’。关于这第二项大计，格拉齐亚尼元帅将当面向元首详加陈词。至于第一项大计，墨索里尼首先立论阐明其至高政治前提：
“若想真正整肃恢复国家的民政正常生活，由我亲自组建的新政府就必须切实享有发号施令所必需的统治自主权——亦即拥有向其管辖隶属的各级民政机关直接下达行政命令的实权！倘若丧失了这一核心前提，政府便毫无任何统治威望可言，势必在全社会彻底声名狼藉，从而不可避免地注定以屈辱丑陋的历史悲剧收场！”
随后，墨索里尼进而直截了当挑明了在他看来当前阻碍意大利社会生活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两大最致命毒瘤：
“第一，德意志各军事占领指挥部在一切直接关涉平民民政生活的广泛领域，如同连珠炮般源源不断擅自颁发各项行政军令。且这些军管命令在各省之间往往彼此冲突大相径庭。意大利本土的各级民政行政长官遭到德军彻底无视架空，全社会民众由此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灭定见——认定法西斯共和政府甚至在完全脱离军事作战的寻常民政事务上亦根本毫无半点公权权威！更有甚者，德军北方战区指挥部的行政禁令往往同南方战区指挥部的命令大唱反调撕裂扯皮。关于此类乱象我手头可向阁下呈递卷帙浩繁的铁证案卷，然而在此实无必要赘述。仅在艾米利亚大区的皮亚琴察、帕尔马、雷焦艾米利亚三省，德军军管当局便公然篡夺取缔了民政行政机关的大权，并悍然颁布通令：强令意大利公民所呈递的每一份行政诉求公文皆必须强制附带德语译文！而在这些纯粹由老实巴交农民组成的农业省份，这在现实中根本是荒诞不经、绝无可能的刁难！请容我直言，元首阁下：在意大利战区设立统一的单一德军最高指挥部，乃是彻底铲除这一系列弊端的唯一出路！
第二，我更有一项庄严的政治天职必须向阁下坦陈：因斯布鲁克最高行政专员对博尔扎诺、特伦托与贝卢诺三省的越权军管与任命，已在全意大利国土的每一个角落激起了痛心疾首的巨大悲愤……”
在痛陈了这两大积弊之后，墨索里尼在信函结语部分再次重申了宏观政治大义，并顺势带出军事议题，从而向希特勒明确交底：格拉齐亚尼即将向德方所展陈的军事大计，每一字每一句皆绝对百分之百代表了他本人的最高战略意志：
“由我荣幸领导统摄的共和政府，心中唯有一项至诚期盼、唯有一项铁血意志：那便是促使意大利以最快速度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战斗阵地！然而若想达成这一至高目标，德意志军事当局就必须将自身的管辖行动严格限缩在纯粹的军事战术领域，而在其余一切民事领域，必须放手让意大利民政机关去正常行使职能！而意大利行政当局自然将在一切需要协同合作的领域与时刻，毫无保留地向德意志军政机关提供全方位协同支援！
倘若这一底线要求无法化为现实，那么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公论舆论，必将给本届政府盖棺定论扣上一顶‘毫无执政能力的破败软弱政权’的耻辱帽子，政府自身亦必将陷入声誉扫地、更有甚者沦为世人茶余饭后的滑稽笑柄！
我坚信，元首阁下，您定能洞察我向您所痛陈的这番考量的分量，洞察我所被迫面对的严峻危机的深度——而这些危机的化解，绝不仅关涉意大利一国的切身利益，亦同样关涉德意志帝国的根本利益！
最后，元首阁下，我谨恳请您悉心聆听格拉齐亚尼元帅即将向您所做的当面汇报。他的思想条理极其明晰，且最为关键的是完全务实可行！在军事领域，必须充分放权给格拉齐亚尼元帅及其得力僚属——海军次长莱尼亚尼海军上将与空军次长博托空军上校——赋予他们充分全权去收拢集结整编一切渴望在轴心战旗下重返沙场死战的忠勇健儿！尤为关键的是，必须对这批早已破釜沉舟斩断自身一切后路退路、笃定信仰崭新共和国家且誓死充当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真诚挚友的忠勇将士，给予充沛的信任与信任票！”
关于格拉齐亚尼同希特勒、凯特尔及约德尔所举行的多轮闭门会谈，后世留存的历史文献相当匮乏支离破碎196。鉴于会谈期间所达成的各项最终决议随后被德意双方以大相径庭的口径予以对外宣示，以至于某些史家推测：要么是由于格拉齐亚尼本人一窍不通德语，从而在会谈中根本未曾听懂德方的真实答复；要么是他返回意大利后，为了掩饰自身外交使命的惨重挫败而故意向墨索里尼汇报了一套严重脱离事实的报喜不报忧谎言。
在1948年特别重罪法院对其提起诉讼的审判中作证时，格拉齐亚尼在谈到与希特勒及德国最高军方将领那场“极其简短”的会晤时陈述道：
我把［墨索里尼的］信交给了希特勒，他读了信；随后我们进行了讨论。关于罗马问题甚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因为希特勒早已有同感。关键在于决定师团的编组问题。德国人当时表现出愿意允许组建一支规模尚可的军队……起初确定组建四个师，第二步组建八个师，第三步组建十二个师……我提出的要求……是从集中营的志愿人员中挑选兵员。我立即请求前往实地；我必定能毫无疑问地挑出四个师，即五万到六万人；甚至还能更多。在那一时刻，那批人对把他们置于这种境地的人充满了怨恨，因此由我亲自对这些人采取行动必定会取得积极成效。希特勒予以最坚决的反对。他出于两个理由断然拒绝。他说：首先，绝不能指望这些人能立即重振士气，因为他们已被事态搞得心神大乱，而且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战斗锋芒……于是我对希特勒说……“元首，我很遗憾，我无法接受您的意见，我明天一回到意大利就向我的领袖汇报，随后与他一起作出相关决定”。
柏林在会晤后向拉恩通报所采纳行动决定的电报并没有补充多少内容。该电报证实，希特勒除了赞同有关必须保卫罗马的决定（“随着罗马的丧失，意大利在实践中将不再是一个站在我们一边战斗的国家”）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墨索里尼关于“整顿”该国民事生活的部分要求；然而关于军队方面的结论，电报却让人几乎或完全无法捉摸。事实上，电报中谈到在德军指挥下组建意大利志愿部队，这些部队应当替换一部分德军部队以便将其腾出派往前线，其兵员应由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供或由各部队自行招募，但不得由“被扣押军人”组成；除此以外，电报仅包含一句语焉不详的表述——“预计将在意大利境外训练地建立更大规模的意大利部队”——鉴于其笼统性，人们无法断定这究竟是指在与格拉齐亚尼会晤中作出的决定，还是指国防军此前拟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尤其预计立即组建25个民兵营，并在更长时期内组建4个由应征入伍人员及志愿兵组成的轻步兵师，在德国或法国受训）197。
然而，施赖伯在其关于意大利被扣押军人的专著中发掘出的新档案，幸运地使人们得以澄清该问题的核心要害，尤其是确定了以下几点：a）格拉齐亚尼的使命促使希特勒出于权宜之计——即为了不给自己在意大利造成更多麻烦——修正了他此前反对利用被扣押军人组建共和军的立场198；b）尽管被迫修正自身立场并接受墨索里尼赋予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一支军队的请求，希特勒在现实中并未改变自己对意大利当前及未来局势的判断，而与元首不同、不受政治考量制约的德国军人更是丝毫未变其成见；在希特勒看来，与格拉齐亚尼达成的四个师协议代表了能向意大利人做出的最大让步，因为“从长远来看德国对此不感兴趣”，对于这些师团以及被编入德军编制的各部队，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谨慎与戒备”199；c）与格拉齐亚尼在战后所坚称的相反，他接受了各项协议的基本准则，而国防军最高层正是极其勉强地将希特勒的决定落实到这些准则之中（以至于在随后的日子里德方在最终文本起草中千方百计压缩其范围），因此，卡内瓦里于10月16日至25日以及11月13日至27日为明确技术与法律细节、并就组建共和国空军和海军举行谈判而两度前往德国的使命200，其实际重要性远逊于通常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如果说这些使命构成了一出小小的“疑案”（最终以卡内瓦里被清洗而告终），其根源也并非德国人的行径，而是法西斯内部因“军事问题”引发的政治内讧以及卡内瓦里就此所采取的绝非光明磊落的态度带来的后果与体现。
从唯一可查的德方会谈纪要中可以清楚看出，在10月9日的会谈过程中商定了两类举措：“即时举措”与“只能逐步推进的举措”。
关于即时行动——施赖伯写道201——商定应向关押军官的战俘营派遣一个联合委员会。“依据严格标准”，应筛选出那些意欲“在意军服役、或作为预备役军官为军备工业及意大利经济效力”的人员。因此，早在10月9日的会谈期间，便为那些随后返回意大利执行特殊勤务的军官开辟了通路。
而关于逐步采取的措施，前述纪要明确指出，一个德国委员会应当核实较年轻兵役年龄段的被扣押军人中，有哪些人愿意在德国接受训练并随后编入意大利部队服役。
此外，还打算从已经派驻在国防军各部队的意军人员中抽调被认为组建首批四个共和国师所必需的骨干干部，这些人员将通过在本土征兵加以补足。
无论如何，这些方案若无周密的预先组织便无法落实。为商定相关细节，格拉齐亚尼元帅的编制处处长［即卡内瓦里］将尽早前往元首大本营。
概括而言，可以说格拉齐亚尼所商定的协议虽然确立了将组建四个意大利师且可从被扣押军人中吸纳兵员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却将被扣押军人的来源几乎仅限缩为经过严苛甄别的军官，并明确规定编制的“充实”将通过在意大利本土征集（即采取征兵法令与召集措施）来实现，且军事训练必须在德国境内进行。
相较于墨索里尼所设定的目标，这绝非什么重大胜利，更何况格拉齐亚尼使命的半途而废在几乎所有领域、首先是在法西斯主义内部局势中引起了立竿见影的震动。
在9月27日部长会议之后，围绕共和国武装力量应具备何种性质的交锋展开得毫无保留。10月1日，正当格拉齐亚尼在“阿德里亚诺剧场”发表演说，并且围绕在他周围开始聚集起一批军人——这批军人深知法西斯主义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中招致的唾弃与敌意，甚至在许多同样认为国王与巴多格里应对把意大利荣誉拖入泥淖负责、因而同他们一样认为必须通过继续同德国并肩作战来洗刷耻辱并以此平息德方对遭受背叛的怒火的人士中也是如此202，他们纯粹从民族-爱国主义视角来构想未来共和国军队及其功能，因而要求这支军队不与政党挂钩、保持非政治化与统一步调，作为民族“救赎”的唯一工具——此时里奇发布了一份通告203，其中在重申民兵应当“统合所有负有整饬国家生活秩序使命的陆上力量”（因而不仅包括陆军，还包括警察部队、宪兵、非洲警察等）这一原则的同时，宣布民兵将重组为两大分支：由随后编入大部队的志愿人员组成的“青年军团民兵”，以及将所有适龄应征青年编入队内的“军团民兵”。面对里奇的这一举措（里奇同时在意大利和德国四处奔走，依托在德法西斯支部的一部分人员或他设法从集中营解救的人员，企图在党卫队协助下尽可能多地组建民兵部队），当卡内瓦里正在拟定陆军新规制草案之际，甘巴拉将军（将于19日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促使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第九区（罗马区）指挥官格里洛将军提交了一份方案，该方案主张解散民兵，并通过组建一支师级规模、由前“M师”人员构成并由迪亚曼蒂将军指挥的“黑衫军军团”，将民兵“理念性地”融入陆军，同时将各专业民兵与宪兵及非洲警察予以合并204。
在此种氛围下，10月11日《共和国通讯》播发了一篇通稿（《走出深渊》）205，这篇稿件想必是墨索里尼在格拉齐亚尼从德国返回后立即撰写的，其中再次强调了尽快组建“一支新型意大利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唯有宣告建立一个重振的法西斯国家，并由该国家重申盟友关系的理由与义务，方能向德国提供足够的保证，以消除德国军人对意大利的怨愤，并促使德军最高统帅部重新摆出盟友姿态，随着一支能够维持秩序并重新同盟军并肩作战驱逐入侵者的新型意大利军事力量的建立，日复一日地以日益令人满意的形式同本届政府展开合作。
我们无法得知墨索里尼在撰写此文时是否曾确信能借此平息众人的情绪。当然，假若他曾如此确信，那他便是彻底想错了。正在酝酿中的这场冲突绝非靠无人真正打算予以理会的呼吁所能遏止，更何况这场博弈的赌注早已超出了军队问题的范畴：它关乎新共和政权究竟应当如何构建，而从这一层面来看，军队问题不过是一场即将延续并在共和法西斯党代表大会和制宪会议上见分晓的博弈的最初战场。就此而言，多尔芬日记中所记载的两则札记极具启发性，它们也让人们窥见了墨索里尼在此危局下的态度，以及他的确定、幻想与矛盾。第一则写于10月20日206：
在如此繁复的事变喧嚣中，各位部长之间不乏最初的激烈唇枪舌剑，而领袖并不愿意以必要的果决手段予以平息。在不同性格或卑劣野心的表面冲突之下，隐藏着原则与观念更为深刻的对立。激荡的派系林立，无论是在对德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上皆是如此。人们的思想从党内最狂热的极端主义，一直跨越到被墨索里尼带着厌恶之情予以否决的“普遍拥抱”论调。联邦秘书与省长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权力掣肘问题并未解决，尽管起初在慕尼黑作出了明确阐释，但在各省依然重演着过去的局面。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互称其名，彼此极尽客套，但哪怕当他们声称完全达成一致时也极难相互理解。他们在领袖面前不断展开复杂的虚招与博弈。内政部与党中央递交的两份报告极少不出现分歧或自相矛盾。
里奇一心想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民兵，而民兵正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抨击，尤其是来自格拉齐亚尼、卡内瓦里和甘巴拉的抨击，他们打算为筹建中的军队保留所宣告的、必不可少的非政治性质。
至于德国人，他们似乎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他们知晓内情，密切关注，但一言不发。
第二则写于五天之后207：
一封同样令［墨索里尼］不悦的信件来自民兵的一位名叫卢纳的将军。卢纳在信中开篇申明无人能怀疑其“昔日的法西斯忠诚”之后，宣称“法西斯主义”一词对绝大多数意大利人而言已变得面目可憎。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即著名的救国委员会”——以全体意大利人不论政治信仰挽救祖国的共同目标为宗旨。卢纳并非持此观点的唯一一人，他在信中向领袖重复了许多其他人早已向他表达过的意思，尽管形式各有不同。至今仍不断收到知名与不知名人士寄来的此类信件；有的甚至是匿名信。
墨索里尼虽然常常表现出极具妥协倾向的姿态，这符合他对流血的厌恶及其天性，但在评论卢纳将军的信时却带着严厉的苛刻：“我们奋斗了二十年——他说——就是为了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今天仅仅因为事态当前对我们不利就放弃这一理想，是极度懦弱的行径！在各大洲进行的所有战争，对参战者而言都是意识形态之战。去问问俄国人是否愿意放弃他们为之战斗的政治理想吧。斯大林懂得把共产主义变为一种爱国主义理想。布尔什维克打起仗来像魔鬼一样！”
经过片刻沉思停顿之后，他神情凝重地补充道：“不放弃自我，并不意味着将配得上这一名称的意大利人排斥在我们今日承担的绝望使命之外，排斥在保卫国家和重建民族的大业之外。不，我们不要求任何人成为法西斯分子；我们要求所有人成为意大利人。退一步讲，能够继续高擎一面旗帜的唯有我们：绝不可能是那可悲地沉沦于背叛与逃亡中的君主制！”
在10月下旬，围绕军事问题的交锋已白热化。“现在人们谈论的别无他事”，多尔芬记录道。墨索里尼曾同所有主要当事方——里奇、帕沃利尼、格拉齐亚尼——反复商讨，按照多尔芬的记载，他曾极力敦促格拉齐亚尼“推进到军队体制改革的实质阶段”。随着卡内瓦里从德国返回，以及拉恩与佩莱格里尼·詹皮耶特罗之间的财政谈判达成共识，墨索里尼召集定于27日上午举行部长会议，他坚信主要障碍如今已被克服，无论确认武装力量的非政治性还是解散民兵，都将在不致引发过大阻力的情况下得以敲定。在会议前一天，他又同格拉齐亚尼进行了长时间会晤：上午谈了三个小时一刻钟，起初仅两人密谈，随后卡内瓦里也在场，后者汇报了赴德使命（并向他递交了同德方签订的协议文本），并呈交了期待已久的新《武装力量基本法》草案，墨索里尼当即全文通读并予以全盘批准（“读到第19条时——卡内瓦里写道——他说：‘我早就说过，军队必须超越政治！’”）；随后在傍晚，又同两人再度密谈了一个半小时208。
然而，与他的预期相反，27日的会议开得异常激烈209。会议由他的一项声明拉开序幕，关于该声明的详细内容，外界仅能从他亲自起草并向新闻界播发的公报中获悉210：
意大利人民正逐步从七月和九月的叛徒们将其推入的屈辱、精神与物质崩溃的深渊中奋起。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整顿轮廓已然清晰展现。
首先是在军事领域。意大利武装力量的新组织架构正在成形。溃散、洗劫与自行动员瓦解的阶段可以说正在被克服。
格拉齐亚尼元帅在甘巴拉将军协助下，将把所有无愧于意大利之名的国民之夙愿化为现实：尽快重返我们与轴心国及三国同盟战友并肩作战的岗位。同德军总参谋部业已达成并在细节上完善的协议，使我们能够编练新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除志愿兵外，将由即将征召的各兵役年龄段人员提供。
提请部长会议审议的《武装力量基本法》，构成了建立一支强大、现代化、符合我国需求并切合四年战争经验的军事组织的稳固而合理的基石。
依据该项基本法，将迅速确立国家共和陆军的新编制以及海军和空军的规制。自此刻起已确定防空部队将全权划归空军部。相关部队已在组建之中。
正如业已公布的那样，民兵将成为陆军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在陆军内部仿照阿尔卑斯山地兵和轻步兵编制，组成黑衫军军团。
人们会注意到，向新闻界发布的声明谈到了民兵，但对非政治化只字未提。在政治上，这两个问题原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事实上冲突正是围绕这两点同时爆发的；然而在形式上，它们却以不同方式得以解决。第一个问题以墨索里尼和格拉齐亚尼的全胜而告终，第二个问题却落得一个半妥协的结局。我们关于这场论战进程所能知晓的寥寥数语，保留在多尔芬的日记中：
讨论异乎寻常地激烈，甚至带有极度剑拔弩张的意味。墨索里尼本人不得不数次出面干预，用他的话语来平息激愤的争辩者。分歧的深层焦点在于该法案的第18条和第19条，这两条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绝对“非政治性”，因而意味着民兵在实质上被解散，因为它注定要沦为陆军的一个普通兵种。这个问题近些天来被翻来覆去地讨论，并且鉴于领袖向我口授的公报基调，原本似乎已被彻底解决。他和格拉齐亚尼之间的协议在这方面原本天衣无缝。
然而帕沃利尼和里奇却突然发难，动用一切有利于他们的新旧政治论据发起全面反攻。格拉齐亚尼寸步不让，将其上升为一个不容动摇的原则问题，声称绝不后退，认为他的提案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面对党总书记和里奇的态度，他补充说，若非如此，他已准备好把承担的责任重负交由他人。鉴于元帅享有的崇高威望，这一最后的论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两项条款被完整纳入法律之中。
帕沃利尼和里奇仍不甘心，反复念叨说这样做就是毁灭法西斯主义。布法里尼带着平淡的兴趣旁观了这出戏剧：他在等待着轮到自己在警察改革问题上展开决斗。
会议于上午10时55分召开，一直持续到午后。最终达成的妥协是从《基本法》中删除第19条和第20条（这两条严禁现役军官、士官及士兵开展任何政治活动以及加入秘密团体），而将其转入纪律条例中。然而走出会议室后，格拉齐亚尼便在接待室遭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卡内瓦里的迎头质问。卡内瓦里扬言绝不在“党派军队”中多留一日，坚称“鉴于当前局势”，这两项条款特别是第19条必须赫然列于《基本法》之中，因为该法构成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精神与物质准则，因此绝不能对非政治化避而不谈。应格拉齐亚尼的请求，部长会议在当天下午举行了一场追加会议，最终正式恢复了这两项条款。然而，向新闻界发布的公报中对这场追加会议只字未提——这正是我们称之为半妥协的原因——公报中更是完全没有提及非政治化以及《基本法》的具体内容。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事态发展证明部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甚至连半妥协都算不上，而对帕沃利尼和里奇而言，这不过是一场避免同墨索里尼公开决裂的休战。更何况，这场休战有着极其明确的期限：即维罗纳的共和法西斯党代表大会。里奇，尤其是帕沃利尼，绝不愿意也不能够以在格拉齐亚尼和那些“不可靠的”军人面前降下法西斯旗帜的形象出现在大会上，哪怕是假借祖国的名义。此外，这场休战对他们而言也是必需的，以便：a）主要通过打出加剧德国人对萨洛政府各机构以及特别是武装力量运转不灵、缺乏彼此协调和对德配合的既有深重猜忌与批评的王牌，来确保获得德国人的全力支持（他们声称这种运转不灵是缺乏“法西斯精神”所致）；b）一方面借助一切可能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的手段促其改变决定，包括将其置于一系列有利于他们图谋的既成事实面前，另一方面又为他提供保全面子改变立场的台阶；c）通过策动针对格拉齐亚尼及其参谋部的舆论攻势，削弱“非政治派”的地位211。
在此后几天呈递给墨索里尼的一份“绝密”备忘录（我们无法确定是仅由里奇呈交，还是由帕沃利尼联名呈交）在这方面极具说明力，最重要的是，它清楚展示了“强硬派”——鉴于他们认定墨索里尼至少在眼前不会收回给予格拉齐亚尼的许诺——所谋求的核心目标不仅在于让民兵彻底脱离陆军从而得以存续，而且还在于使其被承认为“武装警察”，以便取代并吞并宪兵和治安警察本身212。
如果说这对帕沃利尼和里奇而言是实情，那么同样必须指出的是，从自身立场来看，格拉齐亚尼和“非政治派”也绝未将10月27日所获得的成果视为不可动摇的胜果，而只是一项必须严密防范那些对武装力量非政治化听不进一字的人反扑的战果。最后，绝不可低估另一项使局势愈发脆弱并可能为最奇特同盟打开大门的事实：即布法里尼·圭迪的立场与意图。他在部长会议上虽然佯装对格拉齐亚尼同帕沃利尼、里奇之间的交锋漠不关心，却绝无放弃分肥权力的打算，相反，他企图通过对警察力量进行全面重组来扩张权力。根据这一重组构想，内政部除治安警察外，还应掌握宪兵和各专业民兵的控制权，并有权由共和法西斯党的“合格”成员组建“辅助警察”部队，以及为此目的抽调民兵人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些人员在勤务调遣上都必须完全听命于隶属内政部的警察机关213。
里奇决意不接受民兵的消亡，并且能够比帕沃利尼倚仗更为有力的德方支持，因而成为首个采取行动之人。而且他行事雷厉风行、毫不避讳：一方面毫不隐瞒自己决意推翻10月27日决议的意图，谋求如果不能完全恢复原状，至少也要对整个问题达成新的安排（正如刚才引述的“绝密”备忘录所写），使民兵作为党的武装表现与“警惕哨兵”，在完全独立于陆军的地位上与陆军并存；另一方面，他毫不动摇地继续招募兵员，其队伍规模逼近四万人（远超格拉齐亚尼当时所掌握的人数），甚至进一步加紧扩招。新闻界于10月16日公布了在11月15日之前征召1924至1925年两个兵役年龄段大部分青年的“陆军征兵令”，这一法令固然令墨索里尼和格拉齐亚尼深感忧虑（他们下达征召令是希望借此减少德国人的猜忌，使其更乐意遵守柏林协议对德方的规定），担心其在全国引发负面反响，尤其是当人们得知新兵将在德国受训的消息时；但它同样引起了里奇的强烈忧虑，因为他唯恐这会彻底抽干民兵的兵员补充源泉。
帕沃利尼在政治上更为精明，并且必须顾及党内的各种情绪——在党内，虽然“强硬派”人数众多，但同样不乏大量认为“拯救祖国”高于一切、法西斯分子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抚平人心创伤的“温和派”，因而这些人并不排斥格拉齐亚尼组建正规军队的努力——因此帕沃利尼行事更为审慎，其行动路线的核心在于培植并倚重“各联邦警察队伍”。这些警察队伍在地方层面强化了“强硬派”的存在感，并通过针对“精神主使者”的事先防范行动与镇压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弹，间接地既为民兵作为党的武装臂膀及抗击初生游击运动唯一可倚赖的实质力量的生存提供了借口，又为党向各省长发起的权力较量增添了筹码（根据墨索里尼的明确指令，各联邦专员原本应当同省长协调行动），而各省长对“联邦警察”的擅自行动与血腥暴行通常根本不假辞色。
多尔芬的日记（其印本在日期上并非总是准确）在11月7日条目下提到了10月27日决议之后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并明确谈到参谋部与党（在这一阶段的冲突中帕沃利尼试图让党退居幕后）及里奇之间的“冲突”214。依据领袖私人秘书处的接见日志215，该条目应当提前至4日或5日，当时卡内瓦里前往卡米纳泰城堡（墨索里尼在此休养数日）呈递若干文件签字，并在那里接到了格拉齐亚尼打来的电话，后者告知他“里奇因拒绝解散民兵而与甘巴拉发生了激烈争吵”，并命令他将此事通报墨索里尼。卡内瓦里立即照办，据他战后所写216，这引发了领袖的雷霆之怒：
这事早就定下来了：该跟里奇做个了断了；说到底这纯粹是个人野心问题！转告元帅，一切维持既定决议不变。
甘巴拉与里奇之间爆发的第二场也是更为激烈的冲突，使“军事问题”实际上进入了高潮阶段，该冲突于7日在加尔尼亚诺上演，当时墨索里尼亲自召集两人试图化解争端；民兵司令当面斥责陆军参谋长是反法西斯分子，而后者“激烈反击，以牙还牙”，以至于会谈在一无所获中草草收场，而据多尔芬所言，墨索里尼“出于天性既不想得罪这方也不想得罪那方”，便将有关的所有决定予以搁置延期217。
在此节点上，多尔芬和卡内瓦里介入了事态，两人紧锣密鼓地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折中方案。两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回忆证言，卡内瓦里的叙述较为简明，多尔芬的记载更为详尽，但二者都极具价值，无论就涉及墨索里尼的内容而言，还是就字里行间流露的信息而言皆是如此218。多尔芬把发生在7日晚、8日甚至大概还有11日的事情当作同一天发生来记述219，他写道：
为了打破“僵局”，我和卡内瓦里为领袖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获得了格拉齐亚尼和甘巴拉的充分赞同。我们的提议绝非十全十美。它具有妥协退让的性质，但鉴于造成的局势，我们认为这依然是最合理的方案：
a）民兵整体被筹建中的共和国卫队全盘吞并，根据最初的方案，共和国卫队原本应当围绕表示自愿继续服役的宪兵部队人员以及因被党抨击为“不忠”而遭到猛烈围攻的非洲警察部队（PAI）构建。
b）同时依据业已拟就的法令所规定的准则，设立共和国警察。
c）卫队与警察这两个军团，均应当隶属于内政部设立并直接听命于内政部的一个统一部署的总司令部。
通过我们的这一提案，我们原本旨在达成两个极其明确的目标：捍卫陆军绝对非政治性的原则；在负责主持国内秩序的各部队中确立完全统一的指挥权，从而使各类相互分立的警察队伍归于消亡。
我立即将该备忘呈送给领袖，他在仔细阅读后便欣然批准，并签署了姓氏首字母缩写。在谈到民兵时，他说：“黑衫军应当率先以同其他治安力量一道捍卫新共和政权为荣！”
这桩已拖延数周之久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终于得到了解决，哪怕并非以完美方式解决，至少也算尘埃落定。我之所以说“在我们看来”，是因为到了当晚我们便又陷入了茫然未决的困局之中。里奇向墨索里尼明确宣称，就他个人而言，他绝不可能接受对内政部长的任何隶属关系。他补充说，该项举措若予维持，必将在黑衫军中引起极其痛苦的反响。重建军队与重组警察力量这一根本性问题，就这样被缩减为里奇与布法里尼之间的个人人事纠葛。
领袖既恼火又心烦意乱，便将他本人所谓的“里奇案”的一切解决方案，一概推迟到党代表大会之后再议。
卡内瓦里的记述要简略得多，但补充了两个重要细节。其一：将民兵并入筹建中的国家共和卫队这一提议，早已由参谋部在罗马“与宪兵司令米斯基将军会谈之后构想成形”。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大概也得到了布法里尼·圭迪的赞同220，布法里尼·圭迪不愿同帕沃利尼决裂，且或许考虑到自己可能发挥调解功能，因而比军人们显得不那么走极端，但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绝不愿看到治安警察相较于民兵（以及随后的国家共和卫队）和联邦警察被贬低为次要地位（正如各省省长相较于党的各联邦专员所经历的那样），相反，他企图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强化治安警察并扩大其职权范围。其二：当卡内瓦里于8日向墨索里尼呈交一份用以起草成立国家共和卫队法令的最终备忘录时，前一晚刚刚接受了他与多尔芬所提解决方案的墨索里尼却表示“他要再考虑考虑”。根据卡内瓦里的看法，这证明墨索里尼“另有打算”。卡内瓦里的这一结论，可能会让人觉得多尔芬所写的墨索里尼在现实中“既不想得罪这方也不想得罪那方”是有道理的。
从性格上讲，墨索里尼无疑倾向于避免作出不可逆转的决断，而是给自己留出某种在必要时可资退避的后路；尽管如此，多尔芬的解释在我们看来仍缺乏说服力，显得过于简单。这倒不仅是因为这样一种行事作风对墨索里尼而言如今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付诸实践——而他自己心知肚明——更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时刻。在我们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在距共和法西斯党代表大会仅有数日之际，墨索里尼企图避免在民兵的前途与武装力量的非政治化问题上爆发一场公开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必将对全党、因而对党代会产生破坏性冲击，并波及对德关系，而德国人对军人的猜忌日益加深，若说他们还信任什么人，那便是信任帕沃利尼，尤其是信任里奇。更何况，墨索里尼——当时所构想的代表大会完全不同于后来那场极端分子占据上风的“大乱局”（在后来那场会议上，里奇痛斥非政治化并全力捍卫民兵，几乎赢得了全场代表的支持）——必定认为在既有态势下，推迟数日（他在同多尔芬谈话中提到把“里奇案”推迟到党代会之后印证了这一点221）不致恶化局势，反而可能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内部”解释层面上则是错误的，因为在整个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所有“内部”变故绝非纯粹的内部问题，而是“外部”问题的一个侧面，即同德国人的关系，以及德方对该共和国政治生活所施加的制约。对此墨索里尼深为洞悉，尽管他为此痛苦不堪，并将自己无法按照意愿处置所面临各项情势的责任归咎于德国人的“盲目”，且动辄向身边亲信宣泄愤懑，但他日复一日必须面对现实，投身于一场屈辱而令人心力交瘁的较量之中，并且注定在这场较量中一败涂地；若在某一时刻能为自己扳回数分，他便感到欣慰，因为在那种处境下，这些得分对他而言犹如获得了一口喘息之机，以便继续同随时准备倚仗德国人的法西斯极端主义进行另一场同样令人精疲力竭的角逐。
由格拉齐亚尼达成并由卡内瓦里在德国落实的各项协议的核心要点预计——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将通过征兵以及召集较年轻兵役年龄段人员，“协助”组建德国人“暂且”给予它的四个师，且新兵将同德方专门“甄选”出来的被扣押军人一道在德国境内受训。帕沃利尼、里奇以及法西斯领导层中所有敌视非志愿性质、尤其是敌视非政治化军队并反对解散民兵（他们相反希望在征兵令发布后，尽可能多的新兵能涌入民兵队伍）的人员，立即抓住这些协议大做文章，以便丑化格拉齐亚尼、卡内瓦里和参谋部的形象，并诱使墨索里尼（他们知道墨索里尼本人对落实这些协议将给民众尤其是青年造成的负面后果忧心忡忡）同军方划清界限并倒向他们一边。即便从这一角度来看，一次短暂的延期能使他更好地掌控局面、并从批评者手中缴除其所依赖的至少一部分武器，对墨索里尼而言想必显得颇为适宜。正因如此，他在11月7日至8日事件发生后，立即决定再度派遣卡内瓦里赴德，并等待其归来后再重新过问军事问题。按照他的意图，卡内瓦里的使命事实上应当试图：a）澄清若干问题（诸如令德方“甄选”的军人进行宣誓的誓词公式），格拉齐亚尼的反对者正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b）平息由于共和阵营内部纷争（常被各色帕沃利尼、里奇及其在阿尔卑斯山两麓的党羽与庇护者蓄意戏剧化夸大）而在德国政治与军事领导层中滋生的日益加深的猜忌；尤其是c）争取修改前一个月关于“筹建中”各师采取“混合”编成（被扣押军人与应征入伍人员）的协议，或者至少要求德国人切实遵守协议（德国人一方面出于猜忌和敌视重建意军，另一方面为了不使其“劳动力资源储备”枯竭，一直在暗中阻挠招募），从而避免将新兵送往德国的训练营，或者至少尽可能限制其人数。
与墨索里尼的期望相反，卡内瓦里的使命222不仅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反而加剧了德国人的猜忌。早在执行第一次使命期间，卡内瓦里便毫不避讳地向在德的若干意大利外交官与军官表露其观点，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然死亡”，其声名“遭到人民痛恨”，因此最好不要让其死灰复燃，而应当为在其灰烬中诞生的新爱国运动另择名称；尽管发生了一切，事情仍将“像过去那样运转”，“不会枪决任何叛徒”；并且，最绝妙的是，对民兵“本应连提都不该再提”，至于军队，关键绝不在于“过去所信奉的政治信仰”，而在于爱国主义与专业素养223。很可能在当时这些“言论”便已被通报给德方；即令当时尚未通报，卡内瓦里本人如今却亲自补上了这一环——在同国防军最高层代表之一布勒将军交谈时，他对后者言道：“我们建立的不是一支法西斯军队，而是一支国防军；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不复存在；我们是为意大利而战，而非为法西斯主义而战”224。
卡内瓦里于26日返回意大利，次日下午便前往加尔尼亚诺汇报使命情况。然而大局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底定。虽然墨索里尼早已通过电话从卡内瓦里处获悉同德方的会谈迅速陷入了不利境地，并且当他不得不向凯特尔迈出屈辱的孤注一掷之步、企图说服后者允许在被扣押军人中扩大招募规模（“如果在这么多被扣押人员中连组建这四个师所需的五万名志愿者都找不出，——他在电话中对凯特尔说225——我将感到颜面扫地。出于政治原因，我无法派遣应征新兵”）时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但在他尚希望在德国觅得些许理解以助其抵御里奇和帕沃利尼施压的期间，墨索里尼曾极力将局面维持在11月7日至8日的状态。然而随后面对德国人的强硬以及维罗纳大会后里奇和帕沃利尼重新施加的压力，他不得不开始节节退让。
里奇和帕沃利尼凭借在维罗纳大会上取得的胜利、大会对布法里尼·圭迪政治地位的削弱，以及德国人对军方高层（首先是对甘巴拉和卡内瓦里）的猜忌和对意方缺乏维持公共秩序与内部安全之得力手段的担忧所给予他们的助力226，同时又深知不可将弓弦拉得太紧（一旦超过某种限度，同格拉齐亚尼的危机将激化到破裂地步，而洞察到国家共和卫队方案潜藏危险却勉强屈从的墨索里尼，将被迫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公开支持元帅），因而立即披挂上阵，但他们的矛头并非直指陆军本身，甚至也非直指其“非政治性”，而是针对负责确保“国内秩序”的各部队指挥权的统一、以及它们对内政部的隶属关系。这样一来，从形式上看暂时付出最大代价的最终并非格拉齐亚尼，而是布法里尼·圭迪——他是这场权力博弈中最薄弱的一环，但也是一旦出现机会最容易重新拉拢到同帕沃利尼结盟的人物。这样一场算计若施加在格拉齐亚尼身上则是行不通的。这便解释了何以针对格拉齐亚尼所采取的方针，毋宁是利用一切机会剥夺“爱国军人”对他的支持，剥夺那些决心将他逐步边缘化的非政治派的支持，直至在德国人协助下，实际上将他的权力限缩在利古里亚集团军的指挥权之内227。
设立国家共和卫队的法令签署日期为1943年12月8日。同日的另外两份法令确认了雷纳托·里奇为其总司令的任命，并因该职兼任国务部长228。第四份法令将于12月18日颁布关于其编制与运作的规章。至于其“国内治安与军事警察”的任务及其组成（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各专业民兵、宪兵与非洲警察），则由12月24日的另一份法令予以明确，该法令的基本纲要已在16日部长会议结束时发布的公报中公布。这一漫长而离奇的立法程序足以让人明白，国家共和卫队的诞生经历了何等曲折的难产。我们使用虚拟语气，是因为关于此事的现有档案与证词极为匮乏。
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人们无论如何可以断定，决定性的日子是11月16日至20日之间（尽管这一问题拖延至29日及更晚），且在这一过程中布法里尼·圭迪扮演了重要角色。内政部长于16日提交请求设立新警察部队的建制法令文本，无疑点燃了导火索；然而扑朔迷离的是，他究竟是企图利用费拉拉屠杀在全国以及在相当大一部分法西斯阵营中引发的谴责与震惊，指望获得格拉齐亚尼的支持以压倒里奇和帕沃利尼，甚或是企图借此在两人之间打入楔子（里奇对屠杀最初的反应同布法里尼·圭迪一样是负面的），只是眼见计谋不成便立刻倒向帕沃利尼的立场，宣称党“有充分理由采取铁腕手段”，因为被暗杀的法西斯分子如今实在太多229；还是从一开始便同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达成默契，幻想借此促使里奇在诉求上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绝不能设想布法里尼·圭迪这样一个精明干练、毫无道德顾忌的老牌政客（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台面下的勾当以及各个法西斯派系和人物的企图），会在未对自身前途及社会共和国国内政局之后果进行审慎权衡的情况下贸然引爆火药桶。
从现存的少量史料（实际上是扬德尔上校于11月19日发送给其上级的报告、多尔芬的两则札记以及墨索里尼的接见日志）中可以推断，布法里尼·圭迪的提案遭到了帕沃利尼和里奇的坚决反对，里奇当即抛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其细节），但墨索里尼迅速将其否决。格拉齐亚尼要求将国家共和卫队划归其国防部管辖的请求也遭遇了相同命运。这一切发生在11月16日至20日之间；而在接下来的数日内，随着布法里尼·圭迪和格拉齐亚尼的提案相继落空（格拉齐亚尼虽然成功促使批准了共和国武装力量将予宣誓的誓词公式，该公式中完全未提及法西斯主义乃至墨索里尼本人230），里奇不愿再坚持己见以免冒墨索里尼（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领袖对酝酿中的方案绝非赞同）将一切推倒重来的危险，而是宁可装扮成一个“为了所有人利益”而顺从达成妥协的姿态，以避免——正如他急不可耐地向扬德尔上校所保证的那样，尽管后者根本不相信他——引发危机，尤其是避免格拉齐亚尼辞职；并在帕沃利尼支持下，竭力以牺牲治安警察为代价扩充国家共和卫队的囊中猎物。
在11月29日条目下，多尔芬的日记包含一则值得全文援引的札记。该札记极其准确地概括了设立国家共和卫队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后果，并终于使我们得以理解诱使墨索里尼在12月16日部长会议上——亦即在通过确立国家共和卫队任务与编成的法令草案的同一场会议上——宣布推迟召开制宪会议、直到“法西斯共和意大利”重新“走向其战斗岗位”的真实动因。
历经一番新的论战——多尔芬记录道231——纠缠不休的民兵问题终于按照人们早已预料的方式尘埃落定，亦即以党所支持的里奇自治论调的彻底胜利告终。民兵全盘转入国家共和卫队，后者将拥有自己的编制规程与独立预算，其司令官直接听命于领袖。
这意味成立了另一支军队。事实上人们早已讽刺地谈论起格拉齐亚尼的“非政治”军队和里奇的“政治”军队。然而由于这一编制还将承担宪兵部队的职能，因而必将引发新的冲突，包括同治安警察的冲突。人们认定，淹没在民兵的高级联队长与将领之中的宪兵高级军官，几乎无人会继续留任服役。如此一来，宝贵且具备广博专业素养的骨干将被白白流失。
咽下这口恶气的布法里尼，正全副身心投入扩充辅助警察队伍；党组织对其行动队亦是如法炮制。第十鱼雷艇支队及其所属部队、各类或多或少具备警察性质的自治队伍，都在扩张各自的实力。
同甘巴拉一道为避免这一局面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格拉齐亚尼，带着极度的沮丧对我言道，在所有军队中，诞生过程最为艰难痛苦的唯独只有这支“国防军”。换言之，即那支原本唯一应当真正存在、以便在开阔战场上同敌人交战的军队。而他的话千真万确。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们多次（哪怕是顺带）断言：墨索里尼企图将自己执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导权以及共和法西斯主义赋予某种“具有历史积极意义”价值的努力归于破灭；这一破灭一方面无可辩驳地标志着墨索里尼政治生命的终结，另一方面在盟军战胜德国这一结局正式尘埃落定之前很久，便注定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彻底死亡——亦即它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拥有自身前景的政治实体的消亡，尤其是失去了那种能够在那些并非绝对敌视它的意大利人眼中赋予其哪怕些许偶然生存理由、并确保其哪怕得不到拥护也能赢得较为温和态度的功能。
在这一前景下，墨索里尼对组建一支规模可观、能够积极参与对盟军作战的军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部分以志愿为基础招募，其余则从在德被扣押军人中抽调）所赋予的重要性，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尽快将一支有规模的军队投入战场，对他而言无论面对德国人、面对意大利人还是面对共和法西斯主义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与道义必需；在这些人面前，这支军队必须用以证实如下论调：即1943年夏天的军事溃败与浩劫纯粹是一小撮在君主制与资本家庇护下阴谋策划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所致，从而借此平息针对法西斯主义以及（或隐或显地）针对他本人的指控。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前景下，德国人的态度以及“军事问题”在法西斯内部所导致的结局，被他视为极其惨重的挫败（这些挫败对他把建立社会共和国作为某种传之后世的法西斯大宪章的构想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冲击），并且不可能通过在其他领域从德国人手中榨取若干让步来加以“再平衡”。德国人在“作战区”问题上乃至在动用意军部队对抗盟军（即便在那般情势下，这种投入充其量也只能带有象征性意味）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便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强硬立场基本上从未松动；即便利军于1944年1月22日在安齐奥附近登陆并建立了桥头堡，迫使德国人无论情愿与否最终也投入了若干表现普遍优异的意大利小规模部队，德国人的强硬也丝毫未减。安齐奥登陆在军事层面上当时并未产生重大后果，因为德军成功封锁了桥头堡，消除了对通往南部前线交通线及对罗马的威胁（盟军直到四个半月后最终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全线恢复大规模推进时才抵达罗马）。然而在政治层面上，这给墨索里尼带来了又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尽管登陆遭到暂时遏制，它却有力地破除了即便最乐观人士的幻觉，即破除了以为意大利并非决定冲突胜负的战区、德军能够在罗马以南稳固前线并由此允许社会共和国无论战胜者是谁都能带着起码的“体面筹码”挨到战争结束的幻觉；并促使那些对胜利仍抱有幻想的人只能寄希望于“秘密武器”，亦即寄希望于一场完全归功于德国而赢得的胜利，而这将毫不含糊地确认意大利沦为附庸地位，并确认德国（或许还有克罗地亚）对其一系列省份侵吞图谋的得逞。
在这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吞下比前一天更为苦涩之苦果的处境下（“每一天都是新的辛酸，比前一天的辛酸更为深广”232），在证实德国人一心只想越来越深地奴役社会共和国的证据层出不穷之际，墨索里尼的心境在辛酸、愤懑、反抗与焦虑之间急剧摇摆，宿命论与无可奈何的隐忍在他心中变本加厉，而在多数人面前，他虽然强作镇定、虚张声势地炫耀着自己根本毫无把握的自信与对最终胜利的笃定233，私下里却向极少数深得其信任、或他感到能够对其敞开心扉的人（因为这些人并非，或者他自认为并非环绕在其身旁的无数大小权力派系的一员）倾吐五花八门的心绪和真正的宣泄，这自然绝不足为奇。某一天他声称要同德国人断然决裂，另一天又宣称想到了死亡“乃是人生诸多问题的自然解脱”234，又有一天则宣称无法逃避“我自己命运的责任”，无论如何也要为意大利人民尽其所能做哪怕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即便人民绝不会理解“我为他们所受的煎熬”且对他的憎恨与日俱增235。
数月之后，大致在3月至6月之间（维罗纳审判、罗马陷落以及盟军在法国登陆对他产生的心灵冲击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心境日益转化为一种在道德与实践上完全可被定义为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清醒意识、以及对日常事务的深层精神脱离（这并不妨碍他为了某些孤立问题突然“热血沸腾”和高度亢奋，旋即又将它们抛给命运自生自灭，重新跌入其悲观宿命论之中），从而一方面退入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及人性的个人“哲学”之中，另一方面退入对自己一生的“批判性反思”之中。
尽管遭受重重挫败，在12月至3月之间，内心深处仍认为某些“成就”能够对广大阶层对社会共和国的态度产生积极影响的墨索里尼，并未放弃在某种程度上稳住局势的希望，试图在德国人面前、尤其是从意大利人中间挽回一部分丧失的信誉；因为他如今早已不再相信影响德国人的可能性，所以他能指望的最大限度，便是不给德方提供进一步收紧扼在社会共和国颈项上绳套的更多“借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现出了他最后一段真正的政治积极活跃期，亦即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之间。倘若他在社会共和国最后行将就木的时期还曾有过另一段活跃期，激励这种活跃期的精神底色却已大相径庭：一方面，这对他而言构成了一种“应尽职责”，另一方面，这基本上是源于各种他极可能根本不抱信任、却因出于宿命论和不愿辜负那些依然忠于他并准备同他坚守到底的人而未予拒绝并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采纳的倡议与暗示（有时彼此矛盾）。
按照关于社会共和国历史的通用叙事，标志着1943年12月之后数月的最重要事件，应当是维罗纳审判、社会化法案的出台，以及不仅针对游击运动和支援游击队的人员、而且针对其“同谋者”与“指使者”展开的斗争升级与恐怖手段的动用。这两个可怕而含混的词汇清楚表明，这一时期的镇压行动如何逐步扩大到那些同武装斗争往往毫无干系的反抗类别之中，并呈现出一种必然使社会共和国及其领袖丧失其最初所享有的为数不多且摇摆不定的同情支持的性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即便在绝大多数既拒绝巴多格里路线又拒绝游击队道路的人士眼中，共和法西斯党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共和现实中最消极、甚至根本就是最恶劣的毒瘤）。
关于这三大事件相较于那几个月现实的核心地位，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然而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一点在于：对墨索里尼而言，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他借此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掌控社会共和国国内局势的希望几乎全盘寄托于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它们不过是一场归根结底以共和法西斯党、首先是以该党领导层为目标的单一政治行动的各个推进步骤而已。
无论共和国宣传机构如何宣扬（这些机构永远无法调动曾给旧政权带来巨大损害的乐观腔调），三个月的时间已足以让墨索里尼确立同德国人建立确保社会共和国享有哪怕微弱限度自主与主权、以便在其中展开自身政治倡议并由一支意大利国防军参与对英美作战的关系的努力全盘归于流产。墨索里尼一再坚持其尝试，并为此目的再度求助于日本人的斡旋，特别是日本大使日高（据多尔芬所言236，日高为支持墨索里尼的事业而“全力以赴”），但这一事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问题。随着对德交涉的碰壁，召开制宪会议的图谋——尽管他曾对此寄予厚望——同样证明无法付诸实施。在既有局势下，若一味坚持这些图谋，事实上必将意味着走向另一次失败，其严重程度绝不亚于前者，因为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他本人作为法西斯“领袖”的威望形象，而这一形象早已黯淡无光并遭到极大削弱。
对于迄今所遭受的挫败，墨索里尼尚可试图将责任推给德国人的“短视”与“愚钝”的强硬，推给作为导火索的7月25日与9月8日的双重“背叛”。然而，即便军事局势允许，即便他成功克服了共和法西斯党领导层以及所有认为当前不是大搞“学术清谈”而是应当“行动”与“牺牲”之人的敌视与怀疑，召集制宪会议除了激怒极端分子之外，还会使他疏远很大一部分形形色色的温和派法西斯分子以及我们可称之为“爱国同路人”的人群——这一人群包含的范围极广，从道德操守崇高、认为真正要紧的是“祖国”、是意大利及其“统一与精神存续”的仁人志士，一直到那些（尤其是在维罗纳审判发生之后）唯恐墨索里尼若坚持己见必将导致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强硬派更加剑拔弩张的人士。而这将给对人心缓和的期盼带来致命打击，出于对内战及其在道德层面、乃至社会与个人层面后果的恐惧，这种缓和在他们看来似乎仍有一线生机；甚至他们并不放弃建立一个由“德才兼备、无论是否为法西斯分子并享有民望的爱国者组成的政府”的可能性，这一设想归根结底构成了他们的巨大幻想，而9月8日之后最初数周内同地方反法西斯代表人士开启的若干接触237，使他们在违背一切现实证据与逻辑的情况下依然怀揣这一幻梦。此外还有一事不容忽视：召开制宪会议一方面将暴露出“新”共和法西斯主义——尽管其内部无疑包含着一种真正崭新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与旧体制如出一辙，并往往变本加厉地重演着几乎所有最恶劣的侧面，尤其是暴露出在若干最基本的情感冲动之外，它在思想派系与权力集团之间被割裂得四分五裂、彼此拔刃相向，根本无力提出哪怕丝毫统一的政治远景，也无法产生一个能够现实评估国家悲剧并切实应对各种问题的有效而负责任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则暴露出墨索里尼对共和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该党领导集团的权威是何等微不足道。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日常处于每况愈下与日益野蛮化的总体环境之中；更关键的是，那些在9月8日之后因缺乏其他可资押注的王牌而曾幻想墨索里尼重掌政权能够发挥某种积极作用、因而采取观望态度，指望“看到实事而非仅仅听到空话”238、尤其是曾寄希望于某种能够消除或缓解滑入内战深渊的国家和解形式的人士，如今也在心灰意冷中逐渐同社会共和国拉开距离，并对共和法西斯党展开严厉抨击，往往将局势急转直下的主要罪责归咎于该党。
从这一视角来看，翁贝托·比安基（一位老圣塞波尔克罗分子，曾于1941—1942年担任特雷维索省联邦秘书，9月8日后曾任该市联邦专员数周）于1943年12月25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中关于局势的若干思考，便获得了典范性的意义。尤其是如果考虑到那些像比安基这样在旧政权年代保持了一定判断与行为分寸的老法西斯分子对局势的评估通常所具有的混乱与矛盾：他们如今无法彻底摆脱对党的图腾崇拜与宏大辞藻，尽管他们深知该党不仅给共和国的形象及其自诩代表相较于旧政权而言崭新现实的声称带来了巨大损害，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共和国推行尽可能统一步调的施政举措以应对一部分民众对其寄予的至少部分期待与希望的能力。
在比安基看来239，共和国统治下的“国民意识”之所以像过去那样继续“缺席、消极、毫无爱国情怀的反响”，绝不仅能用局势所呈现的“戏剧性且难以确立方向的关头”来解释。共和国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是如何试图确立自身统治的，同样占据了极大的比重：
政府的施策没有一项在实践中足以激发起信任，正如政府班子因其若干最显赫的人员——亦即那些最不相宜、早已有着无能执政劣迹因而绝无可能在旨在开创国家新生活、重振因历史记忆中最悲惨变故而堕入虚无的精神运动中赢得人民信任的人物——而立即在深层次上令人丧失了信心。
法西斯主义与祖国的叛徒们在苟延残喘了区区45天之后的耻辱溃逃，原本播下了重生的火种，而您的获释更使这种重生变得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起步就走错了，领袖；这一开局没有说服任何人，而整个国家在个人与集体生活中的所有颠簸与悲哀正是源自这些错误……
必须勇敢地说，人们感受不到国家政府的存在。国家各个机构领导无方且分崩离析；在大小城镇的大小旅馆里的生活，消磨了那些所谓部机关人员的意志，他们所迷恋的是丰厚的薪俸和更充裕的伙食，而非共同的牺牲……
7月25日的事变人物，在国家统治中，在其官僚、军事与警察的生命神经中枢里只被更换了极小一部分，这导致了胆怯软弱、擅离职守和消极怠工……
党同样处于痛苦之中，因为它既没有武装自己的双手，也没有武装自己的精神，而其最优秀的人才却成百上千地倒下，毫无防备，成为一项事业和理想的殉道者，其象征符号在人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依然被高声呼唤。
在最近通过了由省长统揽指挥权（省长必须是因信仰与经验而具备充分素养与胜任能力的合格人选）这一完全正确、尽管姗姗来迟的举措之后，党的组织便变得冗余和过时了，因为在各省督府、各市镇、各国家机构、警察部队中，简言之在国家之中，早已有组织存在。如今不仅显得有必要、而且绝对必不可少的举措，是将党内最优秀的干部立即充实到国家编制之中，充实到国家的骨干队伍中。哪怕必须修改当前党规关于其建制与选举形式的规定、哪怕必须就是否保留省三头政治重新定夺，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党必须作为革命的里程碑而存续，而绝不能继续在一种徒劳无益的、纯属表面化、混乱且危险的功能中受到屈辱贬抑。
退一步讲，将政治-行政指挥权统一归于省长的这一地方性举措，本身便意味着在中央亦需采取同样举措，因此我们显然面临着一项迫在眉睫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规模重组课题。
领袖，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必须建立一个由具备信仰、魄力、头脑清醒且素养精良的人士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不能朝着这一方向当机立断，我们必将被狂潮吞没，我们将万劫不复，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甚至连比安基这样一个有着二十余年法西斯党龄、习惯于将党定义为依然必需的“革命里程碑”的老行动队员，如今也断定共和法西斯党的功能是“表面化的”、“混乱的”和“危险的”，甚至极力主张这样一种解决方案——这实际上将该党降格为几乎纯粹的精神象征——即应当尽快将“党内最优秀的人才充实到国家编制中”，并将体现于省长一人的“政治-行政统一指挥权”从地方推行到中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组建一个新政府——尽管比安基未明确道破——这个政府应当具备远多于政治色彩的技术专家性质。这恰恰同极端分子和党内相当大部分领导层所要求的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立场有助于理解，何以在短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共和法西斯党在几乎所有阶层中便陷入了常常演变为公开敌视的孤立与不得人心之中，并在摇摆不定者与同路人群体中引发了日益扩大的背离，这些人越来越倾向于在该党、其领导人和其作风中（这些已被旧政权的经验所唾弃、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看到社会共和国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以至于即便在对其抱有最善意态度的人士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如今认定，重建该党而非推动建立一个即便不是纯粹非政治化、至少不公开自诩为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爱国运动乃是一个历史错误，因为法西斯主义无论在其旧政权年代的“历史”版本中还是在共和国版本中，如今在意大利人眼中都早已威信扫地且面目可憎240。这种心态如今也被党内相当一部分成员所共享，他们在维罗纳大会前后经历的希望、争论与挫折的浪潮中认为，既然重建该党的错误已经铸成（且在当时节点上已不可能将其解散），那么至少明确其“道义功能”、组织规模、政治任务以及同民事与治安当局的关系便显得必不可少，从而遏制其在各领域盲目插手、自行军事化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泛滥。
在这方面，皮埃尔·弗朗切斯科·尼斯泰里于1943年12月中旬呈递给墨索里尼的一份关于“局势最重要侧面”的备忘录——尽管其表述带有简单化倾向——极具启发意义。尼斯泰里是一位“忠诚笃定”的法西斯分子，很难仅仅因为他谈到必须将民族置于派系之上便将其归为温和派，他抨击党缺乏明确的政治路线，甚至未赢得“许多正视局势现实、头脑健全清醒的老行动队员”的认同，并直言不讳地主张必须推动成立一到两个吸收并凝聚那些非属法西斯分子但也绝非“反民族分子”人士向共和国靠拢的“非官方”政党241。
更不用说那些虽然坚守“革命”应当拥有自身政党且该党必须是唯一政党之理念、却要求展开一场彻底清洗的人士了；他们要求在各个层面上将那些曾把国家法西斯党引向覆灭、仅凭其存在便在共和法西斯党周围制造出一片真空的旧政客驱逐出党，并对其高层人事进行彻底更迭。朝着这一方向的呼声早在维罗纳大会之前、尤其是——正如我们所说——在维罗纳大会期间便已此起彼伏；然而在随后的数周内，特别是在岁末年初之际，随着对帕沃利尼治理及其带来的祸害的幻灭与不满与日俱增，此类呼声的人数呈倍数激增。在人们所能列举的诸多案例中，有两篇文章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一篇（《复兴》）于1943年11月10日发表在皮斯托亚法西斯大学生刊物《当代》（Tempo presente）上；另一篇（《致墨索里尼的信》）于1944年2月5日发表在威尼斯“先锋派”周刊《统一战线》（Fronte unico）上，该文导致刊登它的那一期杂志先是被查扣，随后整个周刊被直接勒令停刊242。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马菲拉斯·马尼尼，他写道：
……崭新的共和法西斯党是在那些即便历经迫害与苦难也从未背弃其信仰、始终坚守服务事业至死不渝誓言的人们的意愿下诞生的，如今它发现我们在其行列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澎湃、更加坚贞于法西斯主义。
然而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在我们心头升起：为什么这个与已故的国家法西斯党毫无干系、携带着新观念与新骨干而诞生的崭新政党——共和法西斯党，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猜忌？为什么人民对其敬而远之，不相信这场革新？让我们坦白承认吧：因为所宣称的全部更新迄今仍未出现，因为空气中依然散发着腐朽的气味，因为用人民的话来说，新骨干依然是那些“老面孔”。而这些“老面孔”并非那些怀着坚定信仰、冒着自身危险局势下的未知考验而投身实干的纯洁法西斯分子，而是前任高官显贵、浮夸的插羽佩鹰者、自命不凡的主宰者、冒险家，是所有利用革命自肥、阻碍革命进程之辈，是在巴多格里时期背叛信仰的行动队员和法西斯分子，或者是那些从未有过任何信仰、把信仰当作筹码为一己私利豪赌一切，而今天眼见局势稍现转机便跑来登记加入共和法西斯党的人。
人民有理由产生猜忌：滚开，胆小鬼们！滚开，野心家们！滚开，不可一世的老爷们！我们要的是纯洁，彻彻底底的纯洁！我们需要新骨干，货真价实的新骨干，具有水晶般清澈良知、毫无个人野心和虚荣表现欲、随时准备怀着谦卑与奉献精神履行职责的骨干！
《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更加严厉。如果说马尼尼仅仅泛泛抨击了“老面孔”并要求以“新骨干”取代他们，那么这家威尼斯周刊的文章正如其直接向墨索里尼进言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显然将矛头对准了更高的层级，不仅对准了那些“过去在国家法西斯党中飞黄腾达、如今又妄图在共和法西斯党中故伎重演的冒险家”，而且直指该党的高层中枢。在向墨索里尼陈词时，《统一战线》写道：
当您重新承担起将这艘如今已断裂为两截、风帆破损且龙骨嘎吱作响的意大利巨轮引向港湾的重任时，人民——亦即在那些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尚能稍微认清方向的那部分人民——曾与您站在一起，既为了您，为了他们自己，更尤其是为了意大利，并许下了一个明确的心愿：愿新革命的人员皆为新人。这一心愿当时是含蓄而未明确言表的，因为人民凭其健全的政治现实感明白，即便仅仅出于紧迫性，要在最初、最敏捷行动的那批人之外去探寻和挑选也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初始阶段，一个过渡局面，必然带有临时性；而在这一明确承认或默认的临时性标志之下，任何选择似乎都是合理的，任何人都是有用或可用的……
遗憾的是经验表明，具有某种特定心智模式的人往往倾向于将“理想”同其自身混为一谈，以其狭隘自私的眼界在行动与观念中造成双重混乱。人民并不像专家那样去争论究竟应当承认人居主导还是制度居主导，而是凭直觉感到，理想以及落实理想的制度必须拥有自身的生命，而绝不能沦为某些个人的封地私产。
这种现象如果在过去曾经发生，那么最好让它留在过去：今天应当确立并落实这样一套新机制，即为制度寻觅相宜的人才，而非为人才量身定制制度。人民不相信，从其怀抱中只能产生一小撮领导骨干，并且无论何种场合都必须且只能求助于这些人。人民深感，这种选择面的狭隘对理想而言是致命的，因为这些人极易沉溺于自我迷恋以及发号施令这种隐秘的魔障之中，随之而来的却是——唉！——随时准备把责任推诿给信任他们的领袖，而把后果转嫁给任由其领导的人民。
人民对新骨干的这种渴望，是对祖国生活更宽广喘息空间的渴望，是对更广泛参与即将展开并须以钢铁般意志推进到底、且必须秉持绝对纯粹动机之重建大业的渴望。
在社会共和国原本脆弱的现实中，按照既成模式成形的党已构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祸患、一个滋生所有其他祸患的温床，墨索里尼对此是深有洞察的。甚至不能排除的是，一方面因对国家法西斯党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由于他对政党体制根深蒂固的传统猜忌243，早在德国重掌政权时他便已对此有所预见；而如果说他当时未曾阻拦重建该党，乃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承受不起不重建的代价。因为重建该党是由当时围绕在他身旁、且他不可不予倚重的人士所热切期盼并视作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缺乏其他任何工具以图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掌控国家；因为德国人尤其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绝不会理解（或者会根据他们对意大利人、且正如我们所言大概对他本人所抱有的怀疑来进行解读）他在这项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且先于一切的决定上哪怕仅仅采取拖延观望的态度。然而有一点无论如何是确凿的：短短数周已足以让他明白，相较于他的初衷，帕沃利尼和强硬派治下的党所呈现出的负资产远远超过了其正向价值。
对墨索里尼而言——这一点值得反复重申——在国内层面上最紧迫、最重要的目标，从一开始便在于为社会共和国争取最大程度的民众拥护，或者至少争取民众的不敌视态度。
由于抵抗运动（墨索里尼在当时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暂时的、或者无论如何能够被轻易孤立、吸收或平息的现象，因为在他看来，除了少数“共产党恐怖分子”外，构成抵抗运动的主体是不可能重返被盟军占领的原籍地、一心只想逃避被强征遣送去德国的被打散的溃兵）当时尚未构成真正危险的事实，对他而言最要紧的事情是在各个领域（公共行政、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劳动生产等）、尤其是在公共秩序与人身安全领域，赋予社会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尽可能正常的面貌。
使这些问题经受严峻考验并使其成为最初几个月里民众（在中小城镇甚至比在各大城市更为强烈）感受最深切的两大难题的决定性因素包括：a）由于9月8日之后国家机器瓦解，大量反社会分子以及利用乱局重获自由的约五千名普通刑事犯所曾经享有、且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享有的行动自由；b）与复活的各法西斯支部相勾连的、保护公民及其财产的形形色色的自卫与防卫行动的涌现，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来说，在这些行动中往往聚集着许多实际上图谋“截然不同目的”之徒：私人报复、抢劫等等，“这一切在‘治安执法人员’或‘某种崇高理想原则的捍卫者’的‘庇护’下变得易如反掌”244；c）地方各法西斯武装部队（包括“联邦警察”）之间、以及它们与党中央机关之间缺乏行动与纪律上的统一部署与协同配合；更为严重的是，前者与后者（一如最初的民兵与后来的国家共和卫队）始终存在着规避同警察部队及内政部开展任何实质性合作的倾向。在若干地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抵抗运动的立足生根，并在那些饱受各色暴力与敲诈勒索之苦、同时又沦为利用肆意散布捕风捉影的流言所引发的恐慌牟取暴利的无良投机商操弄之害的民众面前，使社会共和国威信扫地245。此外，对于这一事实，人们很难不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共和法西斯党和国家共和卫队的“纯洁派”与“强硬派”对布法里尼·圭迪以及治安警察的“旧官僚”所抱有的猜忌与敌意，在他们看来，后者是“一伙不可信任的腐败分子、无能之辈与反法西斯分子的乌合之众”，并且更广泛地归咎于他们对一切文官权力、特别是地方文官权力（各省督府、各警察局等）的敌视246。
在其“常态化”与“抚慰人心”的构想中，早在卡米纳泰城堡举行的首届部长会议上，墨索里尼便表示反对针对那些“在一时糊涂的幼稚迷乱中”轻信巴多格里的人士、以及针对那些“一贯公开表明或多或少积极的反法西斯立场并在7月26日及随后几天如此公开宣称”的人士采取“笼统镇压”和“特殊惩治措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还向帕沃利尼下达指示，要求他遏制那些不加区别、将7月25日的“叛徒”、在该日期之后对前日同袍施暴之徒以及仅仅被动适应新局势者混为一谈并叫嚣“在意大利各广场设立行刑队”的法西斯分子247。墨索里尼还极力促使共和法西斯党遵从其“抚慰人心”的政策：既然共和国并未要求意大利人尤其是工人们具备“过去或现在的法西斯功绩”，既未要求他们领取党证亦未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而是要求他们“为建设新型革命大厦自由贡献其思想与行动”248，那么党自身就绝不能挫伤来自任何方面的“爱国”合作积极性，绝不能假借在旧政权年代“遭到扭曲与蹂躏”的“真正”法西斯主义之名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监督”（与倡议）大权独揽于手中，亦绝不能擅自僭越对所有“背叛事业者”——无论大小新旧——施加“惩一儆百的严惩”之特权；并且，绝不能以同样手段去对付所有那些正如圭多·巴罗尼于1943年12月在威尼斯《小报》上所写的那样249“妄图永远抹杀法西斯主义一词”、并以为“在我们艰难处境中的灵丹妙药在于无休止地握手言和与宽恕、在于促成某些所谓独立立场”的“投机分子”和“温和正统派”。更不用说墨索里尼所谓的“噬子狂乱”、多尔芬所谓的“同类相食”、马农塔所谓的“永无休止的内讧”了，这种状态尤其在维罗纳大会之后主导了党内生活，使其越来越像一群相互攻讦的权力集团与帮派团伙的聚合体，并在普通民众中招致日益深重的厌恶反感250。
与墨索里尼的意图与期望相反，共和法西斯党领导层对待其基层队伍（在很大程度上由毫无筛选甄别的乌合之众组成251）的态度、对待制宪会议和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态度、维罗纳大会的走势、对最桀骜不驯和暴戾的法西斯势力的纵容乃至包庇，尤其是日益频繁地动用报复手段和无节制施加暴力的做法，无非是不断剥夺社会共和国所享有的拥护与好感，为其树立新的敌意，败坏其政权权威以及墨索里尼本人的声誉252，在法西斯主义阵营内部激起不满与紧张对立253，并加深了德国人关于甚至连法西斯分子都根本无法倚仗的信条254，促使德国人心中滋生出怀疑：他们重新扶植这些不仅无助于德方控制意大利反而不断制造麻烦的人物上台，究竟是否铸成了一个大错。
更不用说由党的政治路线所激起的双重反弹了，这两种反弹注定对共和国（严格意义上的）内部生活以及民众对政权的态度产生重大影响。
这两种反弹中的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发生在那些认为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于共和法西斯党所构想并实践的那套理论的法西斯分子与青年群体之中，以及那些绝非狂热法西斯分子或墨索里尼信徒、而是出于“爱国主义”、为了“拯救民族荣誉”、出于“国家意识”和对其履行“职能”的“行政体制的忠诚”而加入社会共和国的人士之中（主要是军人、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与“万众一心的民族团结”截然不同的现实——在那场团结中，卡波雷托惨败次日所实现的“精神统一”往往被赋予神话般的价值，而现实却日益暴露出虚伪、腐败、堕落以及纯粹以暴力为目的的暴行这一从根基上否定团结的污浊底色——这些人根据各自情况，开始动摇，感到幻灭255，怨声载道，溃散脱序，或者滑向个体“见证”的泥淖，甚至更糟的是，滑向对“祖国厄运”的“责任人”和“指使者”展开绝不留情的单纯厮杀，亦或开始更多考虑一己私利与个人前途，而非遵从最初决定其阵营选择并将其与两类人区分开来的动机行事：那一类是支持帕沃利尼和党领导层的旧行动队员和“强硬派”（尽管他们有时批评领导层太具“旧政权色彩”、太好搞“政客手腕”和“温和主义”）；另一类则是认为民族原则和民族国家在实质上已被超越、在“新欧洲”中看到“真正”法西斯主义的落实并将战争视为“文明之战”的人士256。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正如我们所说，他们主要热衷于退避三舍，针对该党表态者寥寥无几且无足轻重。
自接受意大利科学院院长任命那一刻起便直言不讳的唯一一人是金蒂莱257，他一方面极力敦促墨索里尼果断采取行动以确保社会共和国获得“稳固秩序”并实现“人心的和解”（“真的必须由意大利人针对其他无辜的意大利人播撒恐怖吗？”），另一方面公开谴责党的极端主义正在给共和事业带来的损害。
他在1月11日致多尔芬的信中写道258：今天广大群众之所以不接受党，乃是因为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怀有极大的猜忌。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必须克服这种心态，而绝不可制造一道将党与人民隔绝开来的鸿沟。
7月25日之后，金蒂莱本着十天前在坎皮多利奥演说中所确立的立场，认为自己既不应拥护亦不应反对巴多格里政府，而是——出于对君主的信任——“怀着军人般的纪律”坚守其岗位。塞韦里部长对待他的态度促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全神贯注于他后来写就的最后一部著作。9月8日的变故起初亦未促使他放弃这一立场。他之所以接受出任意大利科学院院长的任命、接任《新选集》主编，并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担当起那场“人心和解”倡导者的角色——他将意大利不致彻底跌入精神瓦解（“今日无休止的浩劫不在于外国入侵，不在于我们城市的荒芜、家庭的屠戮以及不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事态所带来的不可测明日；浩劫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在于将我们撕裂的纷争，在于面对我们曾经共同信仰的瓦解时袭上心头的煎熬，在那场信仰中人们曾以相同的眼光审视过去并以相同的热忱展望未来：而如今人们却互不相认，互不理解，因而再也找不到彼此”）与必将令国家组织肌体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内战深渊的唯一希望，全部寄托于这场和解之上——这一切事实上是在比吉尼敦促下他于11月17日同墨索里尼会晤的结果。金蒂莱固然为一种极其强烈而痛苦的爱国情怀所激励，并竭尽全力期盼意大利能“带着其荣誉”重新崛起，其良知亦告诫他必须与其“终生所宣扬的道义”保持一致（“如今在我行将就木之际，我不能自食其言”，他于11月27日致信女儿写道），但正是同墨索里尼的会晤让他克服了最后的犹疑：从人性角度看，这场会晤“感人至深”，它使金蒂莱坚信——无论墨索里尼曾犯下何种错误——墨索里尼都值得他倾力相助：墨索里尼同他一样，根本不赞同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全盘向纳粹主义看齐259，且墨索里尼最渴望的莫过于在意大利人之间尽可能重新确立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在这一前景下，他确信非法西斯人士亦必须积极促进人心的缓和（在执掌《新选集》帅印之前，金蒂莱要求获得梅扎索马的明确批准，允许他“聘用非本党同仁，只要其真诚且忠实于意大利”），而共和法西斯党则肩负着树立表率并在行动中加以推动的职责。
凭借同墨索里尼的这种思想共鸣，自他在社会共和国首次公开亮相（发表于12月28日《晚邮报》上的《重建》一文）起，金蒂莱便公开向帕沃利尼式的极端主义宣战：
法西斯分子一如其职责所系，挑起了奋起救亡的倡议，因此他们必须率先垂范，懂得将一切复仇与党派偏狭的私心付之一炬，并始终将祖国置于党派自身之上。党如果在其全国性组织中，在各省长官的统辖之下，作为国家机关掌握着政权责任，它就必须铭记，其极其微妙的职能更应当以广阔的和解与建设性精神加以行使。
因为现在是建设的时刻。被摧毁的已经太多，即令旧体制的若干渣滓依然必须荡除，即令灾难年代的人物必须退出舞台，即令各项制度必须彻底变革，一切亦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承受其代价者能够承认这些举措的客观必然性，这些举措源自一项高尚昭示的、足以证明其合理性的原则。绝非肆意专断亦非暴力横行；而是源自重建祖国之必需所施加的法律统治。
因此要尽可能少地实施打击；要走向广大群众以争取其信任，唤醒他们对共同责任的自觉。不要一味死揪着背叛不放，如果叛徒曾经身处国家领导岗位，背叛不仅玷污了罪人，也玷污了整个民族。不要为了迎合一种即便损害国家亦在所不惜的正义嗜好而大搞迫害；应当对丑闻感到作呕，当旨在为9月8日的奇耻大辱做铺垫并彻底压垮国家时，蓄意搬弄丑闻尚合乎逻辑；但丑闻绝不能载入重建计划之中，重建需要国家对其精神力量重新树立坚定的信心。司法唯有尽可能摆脱街头的狂暴与喧嚣胁迫，方能更好地履行其神圣使命。
有太多的罪责亟待赎清，有太多的冤屈有待昭雪；一场理所应当的良心反省可以对我们横加责备的恶行不胜枚举。然而在恶之外，尚有善的存在，如果不想最终陷入绝望，人们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牢记这善：无论是古老的还是近期的，历史皆无法磨灭如此浩大的善行，因为在历史之中，正是我们立身存世的资格所在。
在1943至1944年冬天的氛围下，由金蒂莱这样一位具备崇高智识与道德威望的人物所倡导、且带有墨索里尼哪怕未公开宣告的认可的这样一种立场，显然不可能被反法西斯派、亦不可能被共和法西斯党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其领导层默不作声地放过；这两方事实上都对其发起了猛烈围攻，唯恐这种主张会站稳脚跟并打动摇摆不定者，特别是那些最担心局势会不可逆转地跌入一场无休止内战（已不乏昭然若揭的征兆）的人士。更何况，尽管存在这些征兆（或者正是由于其倍增），正如我们所说，“人心和解”的尝试在各地相继涌现；在金蒂莱影响力最为直接的佛罗伦萨（这位哲学家很快将在那里同法西斯极端主义尤其是“卡里塔行动队”迎面相撞，在他遇刺身亡时，他正准备向墨索里尼告发该团伙的暴行）260，就在他同墨索里尼会晤后区区十天，即11月27日，一家名为《复兴》的“独立”周刊便宣告问世，为其撰稿的除温和派法西斯分子外，亦有前法里纳奇派（如布鲁诺与翁贝托·普乔尼兄弟以及P. F. 尼斯泰里）、独立人士以及若干以绝非法西斯主义思想著称的人物，他们深信“所有崇尚自由的精神力量”必须携起手来，以制止针对那些虽在“精神与意识形态上”敌视法西斯主义却不致“堕落到”辱骂与背叛祖国的人员所实施的监禁与暴行。然而该倡议出版至第二期便戛然而止。卡洛·恰在该期发表的《致帕沃利尼的信》谴责了“法外暴力”，并批评了某些“过度骚动”和“无端施暴”的法西斯分子的“傲慢”与“横眉冷对”，这招致了帕沃利尼下令将其取缔停刊261。次年1月8日，《意大利与文明》创刊号出版，金蒂莱为其撰写了发刊词《道德问题》。该刊出版人正是那位因发表《致帕沃利尼的信》而导致《复兴》夭折的卡洛·恰。在这家由巴尔纳·奥基尼主编的新周刊中，除了若干在佛罗伦萨青年法西斯评论刊物《托付》（Consegna）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一代外，汇聚了佛罗伦萨法西斯文化界的菁华，从阿尔登戈·索菲奇（该刊刊名由其选定）到普里莫·孔蒂，再到阿里戈·塞尔皮耶里；然而该刊最重要的特色并不在于此，亦不在于存在着具有或多或少帕皮尼渊源的坚实传统天主教阵营，而在于其所推行的民族爱国主义、抚慰人心和“重建性”（金蒂莱意义上的）倡议以及对极端主义暴力的批判——尽管由于各自文化渊源的不同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且采用了比《复兴》更为缓和的语调（这使得《意大利与文明》得以持续出版直至佛罗伦萨解放前夕），所有人一致努力推进这些倡议，并使该刊在北方的温和派法西斯分子中亦赢得了相当的赞誉。
《意大利与文明》虽然认同激励金蒂莱的初衷，但在本质上是一份政治-文化评论杂志；其水准固然明显高于社会共和国境内出版的其他刊物；但在该刊中，一方面为了避免重蹈《复兴》的覆辙，另一方面由于很快失去了金蒂莱的鞭策与庇护，困扰这位哲学家的“人心和解”之焦灼执念，往往被淡化为“荣誉”与“忠于盟友关系”的辞令，政治问题首先是党的问题几乎只是被顺带提及262，甚至也不乏某些过于迎合极端主义主题的表态。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局势沿着内战斜坡急转直下，取决于《意大利与文明》同仁意识到继续以9月8日次日所能谈论的方式谈论和解已属徒劳，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我们的探讨而言，要理解那些像《意大利与文明》同仁那样并未退避三舍、相反出于爱国情怀投身社会共和国事业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其复杂演变），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一种幻灭感、一种不仅被社会共和国而且被墨索里尼所背叛的感觉，很快在他们的心态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而在无数案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金蒂莱本人），墨索里尼在9月8日之后的“复活”原本构成了他们期盼能够致力于人心和解的最强大、往往也是决定性的基石。不得不确认甚至连他们寄予最大希望、并为此冒着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派敌视之险的墨索里尼亦无法倚仗，这对某些人而言成了将伴随其多年的内心折磨，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成了或多或少公开迎合帕沃利尼“得势”路线的契机，或者成了同社会共和国拉开距离的催化剂，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了径直倒向敌对阵营的推手。
就此而言，巴尔纳·奥基尼于1944年6月24日（即佛罗伦萨陷落前夕，在此关头《复兴》和《意大利与文明》的若干撰稿人曾极力在法西斯地方党部、德军与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架起桥梁，以避免城市遭受不可挽回的破坏并试图避免报复与流血仇杀263）致墨索里尼的一封长信极具代表性264。在这封信中，《意大利与文明》的主编陷入了一场宣泄之中，这场宣泄在多数情况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起诉书性质。信中部分内容有失公允，例如奥基尼指责墨索里尼执迷不悟地支持帕沃利尼（奥基尼当时并不知道墨索里尼在过去数月里正如后文所述为撤换帕沃利尼的党内领导职务、遏制恐怖与极端暴行所做出的尝试），但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切中要害，使得该信成为一份对于理解众多萨洛知识分子、以及更广泛地对于理解最初曾将希望主要寄托于墨索里尼的资产阶级阶层对墨索里尼态度之演变极其重要的文献，尽管篇幅冗长，仍有必要予以大篇幅援引。
在指责墨索里尼执拗支持帕沃利尼（“帕沃利尼或许也是个极好的人，但确定无疑的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想理睬他”）之后，奥基尼展开了一场分为两部分的严厉声讨：第一部分针对社会共和国的施政治理，第二部分针对墨索里尼本人的态度、针对其“沉默”与“隐匿”（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奥基尼掌握的关于政权高层和大局的材料远少于佩蒂纳托，这仍让人联想到孔切托·佩蒂纳托数日前在《新闻报》上发表的著名社论《如果你还在，就请发出回响》）。信的末尾以最后一部分作结，对奥基尼而言，尽管前面写下了那么多激烈文字，这一部分在人情上必定是最难落笔的，因为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墨索里尼信任的撤回。在第一部分中，奥基尼以墨索里尼支持帕沃利尼的“执迷不悟”为切入点写道：
自上而下的强加于人、食言自肥、强迫加入政权、对公众舆论漠不关心的体制仍在延续。妥协苟合的体制仍在延续，理论上高调宣称强硬而实践中自我背叛的体制仍在延续；例证不胜枚举：斯科尔扎审判案；各特别法庭的审判；非法敛财调查委员会的审判；党内以及文武官僚体系中隔靴搔痒的清洗；对逃避兵役者叫嚣惩处却明知根本缺乏执行手段，更不用说实行强迫征兵原本就是严重错误，而新军队显然应当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紧接着，为了给政权披上一层革命政权的伪装，人们突然枪决了一个坎皮奥尼，令人难以置信地将其与莱奥纳尔迪置于同一境地，而后者此时安然无恙，正如大评议会投票的真正罪魁祸首安然无恙一样，被枪决的却是最无辜的人（除一人外）。这些枪决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执行得太迟、太冷血，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罪行而非悲壮的革命外科手术。
这还不够。人民难道没有明确表示再也不想听到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的字眼了吗？然而，人们依然如故，继续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分子、行动队员和黑衫军来激怒民众，甚至强迫宪兵穿上黑衫，并叫嚣除了法西斯党之外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权存在：随后却又呼吁全体意大利人团结拥抱！
第二和第三部分彼此紧密相连，我们认为宜按照其逻辑与文字顺序连续引述：
最后，您那固执的沉默仍在继续。您深居简出、避不见人，自满于发布无人听从、几乎无人理会的命令、法令和法律，这种状态仍在继续。正如三年来全体意大利人觉得再也没有政府和领袖一样，九个月来共和国的意大利人亦有同样的感觉。
前所未闻的事件接踵而至，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意大利人像恶犬般相互撕咬，敌人推进并占领整个大区，所谓的“盟友”在撤退时像最凶恶的敌人一样洗劫掠夺我们，战争以最残暴的形式在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头上肆虐，而您，您却无话可说，您躲藏在意大利一个神秘的角落里避不见人。恰恰在最需要展现您作为动员者、鼓舞者、简言之作为首领与领袖的罕见才能之时，恰恰在精神与肉体上您最应当无处不在、身先士卒之际，您却退隐一隅，采取了一种哪怕对于承平时期日常行政都勉为其难的行事方式。国家正在随波逐流，而您却把给国家指明方向、鼓舞人心的重任留给了某些卑劣的下属和最卑劣的宣传。这就是您在一场悲剧性危机中对一个领袖职能的理解吗？您，一场革命的领袖？
请不要以为人们不知道您所必须抗争的巨大困难，无论是面对7月25日已在道义上剥夺了您威权的意大利人，还是面对占领共和意大利并在物质上剥夺了您威权的既是友好又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人们对您有着别样的期盼。人们对您最大的期盼，绝非仅仅始于9月，而是期盼您能在需要的时刻，凭借迅速、果断、有力的舵盘转向彻底改弦更张。早在1940至1941年，当您一察觉战事未如预期发展、您的计划正在化为泡影之际，您就应当断然改弦易辙，同意大利人民一起开启一项崭新的、大胆的、充满活力且真正革命性的政策。当时您完全来得及拯救意大利免遭浩劫。然而您却不为所动，或许始终沉醉在盲目乐观之中，沿着老路滑了下去。甚至在9月8日之后，您亦未曾脱胎换骨，即便从那时起您也未曾从根本上、彻底转变您的统治策略。您做了什么来把意大利人重新凝聚在您身旁？您往昔的敏锐、您的韧性、创造力与天才如今何在？一位伟大领袖能够传递给一个民族、激励其克服最险恶困境的那种深沉的道德温热与灵魂之火如今何在？
在如此态势下，谁还能对您抱有希望？您不仅未能激发起任何热情，反而不顾自己的意愿，将最初那些为意大利复兴带来巨大希望的热忱一点一滴地窒息殆尽。事实是，今天共和意大利一方面感到您与其生活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将您视为沉重的累赘，视为一团遮蔽了希望、决心以及行之有效的再生愿望茁壮繁茂的巨大阴霾。
今天，共和意大利绝大多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得出了一个辛酸而痛苦的结论：只要您留在执政岗位上，意大利就无法更新。至少，只要您执迷于当前政策且未能突然找回您昔日的风范（如果为时未晚的话），意大利就绝不可能更新。
这就是向您隐瞒的残酷真相，因为那边的意大利人只会辱骂您，这边的意大利人只会阿谀奉承或保持沉默……
给您写信的人，请相信，直到昨天对您依然深信不疑。以意大利之名，他曾几乎以您为荣，至今仍不甘心放弃对您的希望。尽管发生了一切，他依然对您抱有希望，期盼着您突然且光辉的复活。然而您绝不能再忽视任何一个以意大利之名、怀着对意大利刻骨铭心之爱向您进言之人的声音。因为正如我开篇所言，意大利甚至凌驾于您之上。
在军界，这种不安情绪要强烈且公开得多。在军界，除了对国家共和卫队一事的结局以及对共和法西斯党所纵容催生的各色或多或少具有自主性的军事武装组织的泛滥深感失望与不满之外265，武装力量非政治化这一未曾平息的论战266以及在构想对德关系上的不同方式（至少在动机层面上），极大地加剧了军方高层与党高层之间的关系恶化。特别是在德方对陆军不断实施的人员强行抽调方面：如果说双方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剥夺，那么对党而言这算不上严重之事，既因为这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事业”的借口，又因为为此付出代价的主要属于“不可信任的”国防军，而对军方而言，被剥夺的每一名人员都代表着在确立自身面貌与职能以及组建国防军道路上的倒退。由此引发的不安与紧张转化为军方高层与党高层之间贯穿社会共和国始终的暗中较量；这场较量一方面使前者难以遏制所属部队的涣散瓦解以及更急躁、更有野心且往往政治色彩更浓厚的军官另立山头，另一方面助长了既有部队的壮大，尤其是第十鱼雷艇支队的壮大——该部绝非偶然地成为社会共和国所拥有的战斗力最强、但在政治上亦最为独立的武装军团267。这场使游击运动成为唯一真正受益者的较量，并未仅仅局限于陆军与党的关系之中。面对共和法西斯党日益强化的将自身霸权与强硬路线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企图，在1944年年中前后，帕沃利尼与里奇之间的关系亦变得剑拔弩张，以至于罗马的陷落、帕沃利尼与德国人针对被编入国家共和卫队的宪兵268以及针对该卫队本身（被他们指责为战斗力低下且缺乏斗志，这部分属实但部分纯系蓄意构陷）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加之黑衫军旅的成立，最终导致国家共和卫队于8月14日被转归陆军管辖成为陆军的一个兵种269，并在四天之后解除了里奇的总司令职务270。这一切均得到了格拉齐亚尼与布法里尼·圭迪的默许，他们除了乐见面目可憎的里奇终于倒台外，还幻想从国家共和卫队的降格中换取陆军和警察政治权重的提升。
在空军和第十鱼雷艇支队中，这种不安甚至更为强烈。空军和第十支队被一种在陆军中几乎荡然无存的团体精神所激励，并体验着陆军所未曾经历的战争生活方式，这两支部队的重建皆是在其部属中享有无可置疑威望的军官倡议并主持下完成的，这些军官投身社会共和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特别的法西斯热忱（以至于他们大多数人宁可人们只谈论意大利而非谈论法西斯主义），而是恰恰出于一种主要在道德层面上理解的强烈团队精神，这种精神赋予了他们如下道德动机：即必须通过继续同盟友（尽管许多人根本不喜欢盟友）并肩作战来洗刷9月8日的“耻辱”，绝不可背叛那些在同9月8日之前的敌人作战中倒下的阵亡将士的牺牲，而背叛的君主制却妄图把当年的敌人视为朋友与解放者。并且——就空军而言——是为了保卫本土与民众免遭敌机空袭，同时克制不对南方采取行动，以免危及南部同胞的生命与财产。而这一切——这正是此类立场脱离实际与根本矛盾的根源所在，因而也是其产生不安情绪以及同德国人、共和法西斯党乃至共和政府本身爆发冲突的根源所在——都是在完全独立于德国人、实质上亦独立于共和国当局的情况下构想的，他们企图一方面抗击英美军队和南斯拉夫游击运动，另一方面置身于针对意大利同胞的“手足相残”的厮杀之外，并且拒绝做出绝大多数人起初拒绝做出的意识形态-政治选择，他们坚信唯有民族爱国主义选择才具有意义，且与法西斯主义选择相反，这是唯一能够团结全体意大利人的旗帜。
这种立场的不切实际几乎立即暴露无遗。尤其是关于第十鱼雷艇支队，由于其在海上对抗盟军的机会极其有限，德国人想方设法将其排斥在战线之外，特别是排斥在德方强行划出社会共和国管辖之外的东部省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极短时间内，由于来自各兵种的大批人员以及极为年轻的一代围绕在最初重建该部的老海军陆战队员核心周围，第十支队发生了深刻蜕变，这些新人做出这一选择有时是出于不愿与法西斯主义划等号的愿望，但主要是出于抗击意大利一切敌人（无论内外）的渴望，他们之所以加入该部行列，乃是因为该部的战斗力与自主性使他们深信能够比进入陆军或国家共和卫队更有效地践行这一目标。
在空军中，由于它仅拥有为数不多的伞兵部队，且鉴于游击战争的特殊性质客观上较少卷入针对“叛乱分子”的作战，其不安情绪以及同德国人、党和政府的冲突有着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根源与发展轨迹。在度过最初的重建阶段后，空军在参与社会共和国的态度上所发生的转变，与其说是逐步政治化（其政治化程度始终相对较低），不如说是一种激进化，促使空军领导层屡次不仅同党和德国人、而且同共和政府本身发生正面冲突。因此，无论对于墨索里尼和格拉齐亚尼为了更好地控制空军并避免其同德国空军的关系激化（这种激化不可避免地会波及萨洛政府同德国人之间本已极其困难的关系）而在十九个月内四度走马换将任命空军副部长，还是对于王家空军因未能领会决定绝大多数人投奔社会共和国并在共和空军抗拒德国人与共和法西斯党干涉中构成根基的道德动机，秘密同其若干声望卓著的军官建立接触、指望促使其将战机及尽可能多的人员撤往南方从而重新弥合因9月8日而撕裂的“空军大家庭”这一事实271，都绝不足为奇。
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些接触对南方的王家空军而言极可能具有纯粹政治宣传性质，旨在洗刷空军倒向墨索里尼的罪责；因此，这些接触最终化为乌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王家海军与第十鱼雷艇支队之间主要通过留守南方的老第十支队人员所展开的接触，这些接触获得了盟军情报机关以及有意在意大利战事最后阶段试探确保第十支队协助以遏制铁托部队西进直到盟军抵达的英国政治代表或明或暗的默许。但关于这些接触，我们将在适当时机详加阐述。
空军同政府之间最重要的冲突发生在1943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之间。表面上，墨索里尼通过任命泰萨里将军接替博托中校（共和空军之父）出任副部长，轻易化解了该冲突导致严重政治后果的危险；博托在12月16日因对同党的无休止纠纷以及政府面对纠纷的消极无为感到愤怒，曾试探拉恩关于“建立一个由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恪守同盟条约的健康忠诚分子组成的军人政府”的可能性，并在数日后亦向墨索里尼重申其观点，即武装力量“必须绝对立足于一个稳固的政府之上”272。“博托案”虽然得到平息，却揭示了一种深层的不安，这种不安源自德国空军尤其是其驻意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元帅对意大利人的傲慢猜忌，但最主要源自共和法西斯党尤其是法里纳奇在《法西斯政权报》专栏中针对空军发起的诽谤运动以及指责其法西斯信念冷漠乃至暗藏巴多格里主义的攻讦273，并源自空军对其参战努力未获政府充分捍卫与肯定的恼火。泰萨里获得任命后这种不安不仅丝毫未减，而且许多飞行员根本不原谅泰萨里同意接替博托，这便证明了上述问题。尽管共和空军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部有待书写的历史274，但人们完全可以说不安情绪反而在不断滋长，以至于根据一份关于第一战斗机大队活动的文献所言（该文献或许对事件的规模有所夸大，但得到了同时期其他文献的间接印证）275，在5月份甚至几乎酝酿成形了一场“旨在推翻法西斯政府……并确立一个军人政府”（非空军部队亦将参与其中）的运动，以便更有力地抗衡党与德国人。根据同一文献的说法，该运动虽被共和政府与最高司令部及时制止，却成了随后的8月下旬危机的根源；当时德国人一方面为了拔除共和空军所带来的眼中钉肉中刺并警告其他对德日益批判的军事组织，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感受到难以训练足量飞行员以补充战损并满足急剧扩大的战机生产需求，企图解散社会共和国空军，迫使其成员在以下出路中做出选择：要么编入隶属于德国空军并主要用于保卫德国本土空域（德方决定将大部分空军力量集中于此）、以及在东线和西线作战的“意大利航空军团”，从而放弃对意大利本土的实质防空掩护；要么转入防空炮兵部队（Flak）；要么被遣送至德国服苦役。关于这一事件276，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探讨，因为如果说它属于共和空军的历史，那么它亦构成了墨索里尼人生与政治传记中的重要时刻；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墨索里尼展现出其愈发罕见的尊严迸发与果决行动力，以至于促使德国人（他们原本将墨索里尼完全蒙在鼓里，墨索里尼是在德方开始落实其第一阶段计划时，由温琴佐·科斯塔从米兰匆忙赶赴加尔尼亚诺告密才得知其图谋277）最终放弃了该行动。
在“博托案”发生后不久，便爆发了严重得多的“博尔盖塞案”。半个世纪之后，越来越清晰的是：该案不仅引起了远比空军副部长事件更为广泛的反响，而且构成了在社会共和国整个存续期间不断游弋并搅动波澜的冰山之一角；在萨洛政权主要代表人物的回忆著作中，人们亦可在某种程度上捕捉到这一事件的身影，尽管他们在记述中皆对此语焉不详278。
与人们通常认定的相反，亦与战后新法西斯主义政论宣传所声称的相反，第十鱼雷艇支队279虽然可以说是共和国武装力量引以为傲的招牌，但该部及其指挥官从一开始便受到共和国军政统治集团的猜忌乃至敌视。至于德国人，驻意德国海军司令门岑-博尔肯海军上将从一开始便表现出极度的敌意。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不如说正如梅尔豪森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280：乃是因为他不愿被邓尼茨视为像其前任鲁格海军上将那样对意大利海军过于软弱顺从，且最重要的是出于一种“目光短浅与懦弱怯懦”的混合心态，出于对第十支队一旦获准在地中海行动可能取得胜利的嫉妒，以及对被其视为“过于傲慢、独立且思想理念与德国海军主导精神背道而驰”的博尔盖塞的反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持续至1945年4月的龃龉与冲突，即便在德国海军指挥权转由勒维施海军上将接掌之后亦是如此281；这一系列冲突在1944年8月下半叶达到了最戏剧性的顶点：当时德军因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并担忧在利古里亚亦将发生登陆而陷入极度恐慌，以叛国罪逮捕并枪决了两名意大利海军军官（其“罪名”是按照针对利古里亚海岸可能发生登陆预先制定的预案，命令圣雷莫和因佩里亚港务局人员撤往热那亚），将一百八十三名水兵遣送德国，并占领了意大利海军的所有舰艇与建筑。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在两军海军之间造成了事实上的决裂。兼任共和国海军副参谋长的博尔盖塞就此向墨索里尼（后者进而向邓尼茨交涉）以及所有意德最高军事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并最终迫使德方承认被枪决的两名军官绝对无辜、向其家属作出道义与物质赔偿，并立即遣返被扣押的水兵282。
同海军关系极度恶劣的博尔盖塞，同拉恩、尤其是同沃尔夫的关系却要稍微融洽一些。尽管沃尔夫等人在若干场合因博尔盖塞反对将第十支队拆散用于其认为不属于自身职责的反游击作战、反对其竭力将部队保持集中以应对铁托部队推进的危险和/或“以便在预见不可避免的溃败关头能够完整调遣部队，并且……在盟军抵达前的过渡期内维持避免严重事态所需的秩序”而与其发生冲突，但他们亦认识到第十支队的军事价值，因此，一旦确信博尔盖塞并无政治野心、墨索里尼亦无意授予其政治职务（这与博尔盖塞的反对者所四处宣扬的相反），他们便极力避免使不时发生的摩擦戏剧化，特别是避免为其反对者提供口实，甚至公开支持他抗衡本国的海军司令部283。
即便充分考虑到德国态度的暧昧以及德国海军的阴谋算计，第十鱼雷艇支队尤其是博尔盖塞的风波（无论就与我们正在论述的数月事件最直接相关的最轰动事件——即1944年1月中旬国家共和卫队对第十支队司令的逮捕——还是其随后的种种表现而言），本质上都应当从意大利自身的视角来审视，必须考虑到诸多复杂的因素；如果人们希望使关于第十支队和博尔盖塞的论述摆脱半个世纪以来未能上升至历史层面的停滞泥潭，这些因素便都同等重要。
在这一视角下，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共和国统治集团相较于博尔盖塞的立场。事实上，如果说面对博尔盖塞为第十支队所争取的“非政治性”以及该部过度的“主动性与自主意识”，帕沃利尼以及新老法西斯强硬派所产生的猜忌、恐惧、敌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嫉妒（典型者如里奇和在各个领域被第十支队压过风头的国家共和卫队）是容易理解的；那么，从一开始便在非极端派法西斯分子和军界中所表现出的反感情绪，其缘由却不那么容易看清：按照常理，人们本应倾向于认为，他们应当赞赏博尔盖塞凭借其行事的务实、干劲与果决不羁284所取得的积极组织成果——早在最初几周，当陆军和国家共和卫队既无法确立真正的组织架构亦无法从德国人手中获得自身地位与自主空间的认可时，博尔盖塞便已使第十支队具备了派遣首批部队开赴前线的能力——并且应当赞赏博尔盖塞竭力赋予该部的民族爱国主义和“非政治”特征。问题在于，这种特征虽然一方面切合包括格拉齐亚尼在内的许多军人所期盼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却带有不可接受的新颖性乃至“民主色彩”285，且同他们自身的思维框架与官僚习气大相径庭，而社会共和国正是将过去数年间遭受的接连失败以及“最终背叛”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这种军事传统，但那些投奔社会共和国的人同样分享着这一传统。这解释了第十支队在众多自愿入伍同老陆战队员并肩作战的青年与极年轻一代中所享有的威望与拥护286，解释了马里内蒂和庞德等非传统反潮流人物对其产生的好感287；但亦解释了共和国军政统治集团传统成分的大多数人对博尔盖塞及其第十支队所抱有的猜忌乃至或明或暗的敌意，他们在其中看到了某种与其文化和价值观格格不入、同时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异类事物。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博尔盖塞身上不仅几乎完全缺乏政治头脑，而且缺乏除了根深蒂固、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之外的任何意识形态。在那种情境下，这种缺乏一方面使其“非政治性”成为某种脱离实际的抽象之物，另一方面频繁地将其置于最不切实际的盲动诱惑风险之中，以至于令人怀疑其忠诚（相反，我们认为对其忠诚是不存疑问的）。他在信念上极其笃定，其行事作风毫无道德顾忌（“鉴于当时的局势，我必须重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288——我们唯一能够诉诸的准则便是紧急状态准则”），同时又缺乏政治灵活性；对他而言，关键在于第十支队的战斗力，在于其部属认同他深信自身能够发挥的“民族”功能这一理念。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其他特征，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读者哪怕简短注意：第十支队的大多数官兵对其他共和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对“党派”武装力量抱有的优越感；往往将其相较于其他军种指挥部（哪怕是级别更高的司令部）的“自主权”体会并推行至极端后果的倾向；以及将其“非政治”立场置于一切实用政治逻辑与前景之外的同样强烈的倾向。就此而言，在其对待游击队以及社会共和国对游击队政策的态度中经常可以发现的三个阶段极具代表性。这三个阶段可作如下概括：第一阶段，第十支队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战；它的战争是针对侵略意大利的敌人，而非党派与意识形态战争（这种战争在祖国名义下不是团结意大利人而是在分裂他们），因此，第十支队不打击游击队；第二阶段，但如果游击队死咬住它不放，它便为死难烈士血债血偿；第三阶段，政府或共和法西斯党出于政治考量对游击队施加的任何宽大皆不可接受且与第十支队无关：祖国的活跃敌人、杀害捍卫祖国荣誉与领土之人，绝不可得到宽恕289。
根据这些因素，人们便可洞察到早在莱尼亚尼海军上将逝世以及费里尼海军中校（与他的前任相反，费里尼热衷于搞政治而非主要从技术角度看待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出任海军副部长之后，在共和国统治集团内部针对博尔盖塞和第十支队所迅速成形的同盟的缘由（无论是有意识的同盟还是事实上的结盟皆无关紧要）；该同盟历经各种权宜聚合与离散以及不同程度的紧张关头，几乎从未停止过谋求清洗博尔盖塞、遏制第十支队的发展与自主权、并通过将其兵力零敲碎打地投入反游击战中予以分散消解的企图；同时推波助澜发起一场或明或暗的攻讦与指控运动，这些指控部分纯属捏造甚至诽谤，但部分却是由于博尔盖塞缺乏政治智慧及其行事不羁所致：其中最典型者指责他并非法西斯分子、破坏政府法令、企图建立一支货真价实的平行私人军队、同南方保持接触、甚至指责其策划针对共和政府发动“反动”政变。
这场反博尔盖塞和反第十支队的行动，其首次也是最戏剧性的爆发发生在1944年1月290；当时在帕沃利尼撑腰（帕沃利尼说服墨索里尼必须从海军陆战队中抽调一千人以使国家共和卫队能够“肃清皮埃蒙特若干省份同敌人结盟的所谓游击队”291，并派遣另一批人赴德组建“圣马可师”）以及格拉齐亚尼默许之下，费里尼与里奇企图将第十支队的海上部队与陆上部队拆分开来，并夺取陆战部队的指挥权。
为此目的，在1943年12月下半叶，两名海军高级军官被派往拉斯佩齐亚的第十支队司令部（甚至未事先通报博尔盖塞），负责完成已建立或筹建中的各营的编装整备。数日之后，其中一人前往墨索里尼处，向其汇报首批陆战营已整编就绪。这一失实的消息极大激怒了第十支队的众多军官，费里尼的两名特使的不期而至本已使他们深感不安与戒备，以至于促使他们在1月9日以“背叛政府首脑”的罪名将两人“拘捕”并押解移交给佛罗伦萨的国家共和卫队。当天博尔盖塞正在莱维科的德国海军联络处。根据最可靠的史料，他事先对正在酝酿的事态一无所知；确凿的是，他一获悉变故便斥责该举措违背军人职业道德，并立即前往费里尼处交涉所发生的事态。正是在这一节点上局势急转直下。
在一场剑拔弩张的会谈中，博尔盖塞在回忆录中写道292：我虽然不赞同部属的越轨行为，却向他坚决表明我的信念，即对所发生变故负有唯一实际责任的恰恰是他本人。费里尼断然拒绝我的指控，并扬言要调动党卫军各营包围第十支队，随后将其全盘遣送至德国。
这一冲突的直接后果是——正当在拉斯佩齐亚德军装甲车开赴第十支队营房前布防、而第十支队调转若干高射炮对准德军，且一场针对博尔盖塞的狂暴舆论战被掀起、指控他是旨在推翻政府并“抓捕”墨索里尼的“金质勋章军官组织”（恩佐·格罗西与马里奥·阿里洛据称亦为其成员）头目之际——博尔盖塞被传唤于1月13日前往加尔尼亚诺。
然而在13日当天，这位第十支队司令并未获得墨索里尼的接见。人们无法断定，究竟是因为墨索里尼对所发生的事变恼怒至极、以至于将其视为“在全世界所有海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恶劣事件；还是正如扬德尔上校所认定的那样，在齐亚诺被处决两天后、且正为埃达和外孙们的失踪心力交瘁之际，墨索里尼心情极差，加之12月25日第十支队机关报《以荣誉之名的第十支队》刊发的一篇短文公开指责其在对待女婿问题上任人唯亲更令他火冒三丈；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鉴于当时他正全神贯注于（正如我们在后文将看到的）推举巴里斯蒂出任共和法西斯党书记的行动，他不愿给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提供口实，以免他们向德国人将“博尔盖塞案”及其被逐出政府描绘成一场针对他们的更广泛阴谋的一部分。博尔盖塞一抵达乌尔苏拉修女会别墅，便干脆被国家共和卫队当场逮捕，并被押解关押至布雷西亚城堡之中。
正如人们容易想象的那样，且正如扬德尔于22日向其上级所汇报的那样，这次逮捕激起了轩然大波，其轰动效应无疑远远超出了博尔盖塞的反对者此前的预估。在数日之内，局势甚至一度面临着第十支队的两个营将向布雷西亚进军以武力营救“司令官”、随后荡平共和国官僚阶层、“将墨索里尼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救出来”——正如有人所言，将他尊奉为某种“国家的老祖父”——并终于能够不再在已走入历史死胡同的法西斯主义框架下、而是本着一种“纯洁”与“救赎”的崭新精神去投身战斗的危险。
依现有文献来看，人们甚至难以推测，促使博尔盖塞于1月25日重获自由并使第十鱼雷艇支队与其反对者之间的争端暂告平息的真正动因究竟何在（就此而言，2月14日用斯帕尔扎尼海军上将撤换在博尔盖塞的指控者中锋芒最毕露的费里尼、同时确认11月授予博尔盖塞的海军副参谋长职务，极具象征意义）：是来自各方为他求情的有力干预（其中包括法里纳奇，尽管数月之后法里纳奇亦将在《法西斯政权报》专栏中对其发起猛烈攻讦），还是国家共和卫队总司令部受命对其行径展开调查所得出的否定性结论，抑或是就在其被拘留期间第十支队突击快艇在安齐奥海域抗击盟军舰船所斩获的战果，再或是人们唯恐逮捕博尔盖塞可能引发规模大得多的危机并在内战内部引爆一场新的内战、且德军是否支持政府尚不可知。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博尔盖塞的获释以及将“巴巴里戈营”——第十支队中在逮捕“司令官”所引发的危机期间持最强硬立场的部队——派往安齐奥前线，丝毫未曾消除政客们对第十支队的纷争、猜忌与敌意，亦未曾消除该部众多官兵对社会共和国军政领导层的批判心态。似乎这还不够，所发生的一切甚至未能促使博尔盖塞（尽管他不久后便同罗兰迪·里奇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者多次为其充当顾问并在墨索里尼面前说项）在政治上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相反，正如我们后文将看到的，恰恰是在1944年1月的危机之后，一方面由于缺乏政治头脑，另一方面由于对其扩充第十支队的规划和自主意图所遭遇的阻力深感愤懑，博尔盖塞虽然必定意识到其不切实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动机可疑）以及此类接触可能令其面临的危险，却开始倾听正在成形的各类反对共和法西斯党的“异见”与“反抗”运动，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影响了第十支队内若干较为幼稚或躁动的阶层293。由此解释了何以在党内以及陆军与国家共和卫队高层中，针对他的猜忌与敌意直至最后一刻始终挥之不去且变本加厉，并定期沉渣泛起指控其策划发动“反动”政变。这也解释了德国军事情报部门某些晦暗不明的操弄，其目的可能在于通过诉诸某种“博尔盖塞威胁”，企图削弱墨索里尼对国防军专断跋扈的抵制力量294。
我们在前文提及的第二种反弹，虽然其重要性不如我们着重探讨的前几种，但对于切实理解社会共和国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对于理解共和法西斯党所具有的性质及其政策所激起的不满（尤其是青年人的不满）、以及最后对于理解墨索里尼为寻求补救所付诸实施的种种努力而言，却绝非不具代表性；这种反弹体现为在法西斯主义内部或其边缘地带（极少出现在党内，因为由帕沃利尼掌权对绝大多数反对者而言已构成了不入党的充分理由），涌现出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地下性质、且受到反法西斯政党与德国人两面敌视的运动、团体和小宗派，他们期盼对统治社会共和国的人事与作风进行彻底变革。首先是对共和法西斯党进行深刻的洗心革面、乃至将其干脆解散；并根据不同情况，期盼在“非政治化”的共和力量之间建立接触以驱逐法西斯“旧朽木”、扶植并非受“派系狂热”而是受“真正爱国主义”激励的“新人”上台；期盼在战事结束前中止一切政治活动，并同游击队建立接触以与其达成某种协议。这一切皆处于一种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埃德蒙多·西奥内集团的“桥梁”策略的前景之中，并且通常不排除任何结局：德国人亦即法西斯主义获胜、盟军亦即反法西斯力量获胜、甚或是同苏联人结成“革命”盟约以共同对抗“共同敌人”（无论是德军还是英美军）。这些设想往往超越当下而投射到战后未来，憧憬着一个赢得“体面”和平的意大利，以及一个正如一本题为《一个八十岁老人的自白》的地下小册子（该册子生动反映了主导这些团体的脱离实际的心态）所写的那样、摒弃了将国家引向毁灭的思想分歧的意大利人民，他们在一个“新革命”的氛围中团结为一个整体，“迈向重生的最高目标”。
依现有学术研究来看，要精确查明这片由运动、团体和小宗派组成的微尘颗粒的数量与实力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断定的是：如果说一方面它们数量众多，另一方面唯有极少数拥有一定的规模与组织建制。纵观社会共和国的整个时期，人们可以勾勒出一份简要清单，包括：欧洲联盟进步反政党、欧洲革命社会运动（依托帕多瓦刊物《社会革命》）、共和革命小组（其精神导师据称为O. 迪纳莱与E. 苏利斯）、青年行动小组、自由意大利（带有亲共色彩）、民族共和运动、温和法西斯党以及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MGIR）295。其中最重要、无论如何是我们掌握史料最详实的一个，无疑正是最后一个运动296。
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的远期渊源可追溯至1941年下半叶，应当将其置于战争及其对意军不利的走势在法西斯青年中所激起的深刻精神危机背景下来考察297。在那一年，一小批青年（通常为高中生、大学生以及预备役下级军官）在佛罗伦萨聚集在卢恰诺·斯坦盖利尼周围；斯坦盖利尼是一名大学生，极可能深受贝尔托·里奇思想与道德魅力的熏陶。该小组（斯坦盖利尼习惯称之为“青年军”，以此明显暗示同腐化堕落的老法西斯分子分庭抗礼）在罗马以及中北部若干地区迅速发展了信徒，特别是在博尔扎诺以及安普尼亚诺的飞行学员学校。要确定其实际人数十分困难；据从一开始便对其严密监视并将其定性为“超级法西斯主义”的警方所称，在1942年初该组织约有五十名成员，而据斯坦盖利尼所言约为该数字的两倍。1942年3月底，由于斯坦盖利尼在其追随者中散发了他撰写的一份措辞激烈的纲领性理论著作《新意大利》298，“青年军”中若干最活跃的骨干，包括斯坦盖利尼本人（当时在摩德纳军官学校受训，据称他通过主动从军校退学并申请作为列兵派往俄国参战而设法避免了针对他的处分，后来他再也未能从俄国前线生还），被警方拘押、训诫后释放。然而斯坦盖利尼的退场并未导致该小组瓦解，至少在佛罗伦萨是如此。
在9月8日之后及共和政府成立伊始，该运动的四名代表（包括雷纳托·卡尔瓦尼，他在梅斯基亚里辞去联邦秘书职务后，成为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党部直至该市解放的三头政治成员之一）持即将出任该托斯卡纳首府省长的曼加涅洛的介绍信，前往罗马拜会了帕沃利尼。据卡尔瓦尼所言，这位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向他们、亦即向他们随即创立的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299保证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然而曼加涅洛在“获悉这批青年中有个别团伙认为法西斯主义及其人事皆已过时”之后，于1944年1月5日向治安警察总局发送的一份札记中（当时该运动已被帕沃利尼取缔解散，其“最优秀”成员被编入共和法西斯党，而其在党部财政支持下于11月11日创刊的周刊《祖国》亦遭查禁300），却让人觉得帕沃利尼当时的许诺绝非如此明确：曼加涅洛在札记中写道，“该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青年中的征兵宣传”，而《祖国》周刊的出版亦是本着这一考量获得批准并资助的。
即便在此次遭受整肃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亦未导致该运动解体。鉴于人们对帕沃利尼政策日益加深的敌意，这些措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对其有利，促使另一批更为躁动、渴望不仅在党而且在政府政策上实现彻底变革的青年倒向了该运动。如果说其一部分成员——那些在实质上依然属于法西斯主义者的人——融入了共和法西斯党，并在盟军攻入佛罗伦萨时在若干场合参与了抗击盟军的游击战；那么另一部分人则同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在某些情况下投奔了游击队队伍；然而在佛罗伦萨以及在北方（该运动此时已扩展至北方，且当战线逼近该托斯卡纳首府时其绝大多数成员皆流向北方），绝大多数人依然忠于原初立场，并以半地下形式重新组织起来，倾向于发动一场政变以将党和法西斯旧统治阶层驱逐出权力中枢，并促成建立一个完全由“爱国者”组成的崭新政府（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将置身于该政府之外，仅对其施加某种外部监督；似乎多数人认为可由格拉齐亚尼出任政府首脑，而对于究竟为墨索里尼保留纯属门面的虚位还是主张将其彻底解职则语焉不详），该政府一方面能够贯彻落实经过适当“强化”与“修正”的维罗纳纲领，另一方面能够致力于在北方和中南部（该运动在当地拥有若干细小细胞）实现意大利人之间切实的“人心和解”，并同德国人找到一种妥协共存模式，缺乏这一模式政变将化为泡影301。
就现有史料来看，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在组织发展与政治运势上的巅峰是在1944年夏季：根据维罗纳法西斯党部搜集的情报，在8月份该运动在正式成员与同情者之间可指望拥有上千名人员，几乎清一色是青年与极年轻一代。在吉诺·斯特凡尼领导下，该运动在此期间同几乎所有人建立了接触并试图与之勾连，甚至包括抵抗运动的若干边缘阶层以及非帕沃利尼派法西斯的个别显赫人物（例如同阿尔多·维杜索尼302），特别是试图渗透并吸收那些对共和法西斯党政策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武装部队中的人员，例如国家共和卫队学员军官营、伞兵部队，尤其是第十鱼雷艇支队303。
然而，如果该运动无法同德国人达成某种妥协共存，这一切显然毫无意义。为此目的，斯特凡尼同驻意德国警察司令哈斯特尔将军建立了接触，他极可能指望哈斯特尔这位对党和政府因其极端主义破坏公共秩序而一贯抱有批判态度的人物，能够对拟议中的政变采取中立态度。这样一种天真的期盼注定只能以惨败收场。哈斯特尔看穿了该方案的盲动性质，表面上同斯特凡尼维持着关系，私下里却打算将其作为自己筹划已久的一项计划的工具，而亚历山大攻势所造成的军事态势使得该计划的实施变得刻不容缓。
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的方案——博尔盖塞写道——为哈斯特尔提供了一个将筹划已久的一套机巧阴谋付诸实施的契机。德国如今已筋疲力尽，其军队很快将从意大利撤退。因此在预见英美盟军即将抵达的情况下，第三帝国有必要在我们国土上留下秘密细胞，以便对“盟军”实施破坏行动。通过批准斯特凡尼的计划，哈斯特尔便能掌控这些密谋分子的底细，在适当时机将他们连同姓名、住址全盘作为法西斯间谍与通敌分子予以检举揭发。急于追捕这批人的美国情报机关绝不可能过早察觉德国破坏分子，从而使后者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展破坏行动。
然而同哈斯特尔的接触，无论在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内部还是在赞同斯特凡尼方案的陆战队员中皆引起了重重疑虑，并引发了泄密与告密。于是在9月初，大幕在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头上骤然落下：斯特凡尼及其若干核心骨干被捕，原定执行政变行动的军事部队一部分被解散，另一部分被远调至远离加尔达湖的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斯特凡尼之所以能够保全性命（被关押在卢梅扎内集中营，直到德国投降及社会共和国终结方才获释），纯粹是因为墨索里尼的亲自出面干预，因为帕沃利尼原本打算以阴谋颠覆国家罪和参加共产党罪将其送上法庭并枪决。历经1942年和1943年风波而安然无恙的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这一次却未能恢复元气：在数日之内该组织彻底烟消云散，其原成员重新分化流向形形色色的阵营，正如先前在托斯卡纳所发生的那样，若干人甚至加入了游击队。
面对这种局面，墨索里尼深陷于双重夹击之中，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他意识到对社会共和国而言最危险的敌人正是党本身，但他亦明白缺乏党便无法统治，且帕沃利尼虽然一方面日益面目可憎，另一方面却化身代表着党内最积极活跃的骨干所竭力要求的“以牙还牙”政策——这批骨干正承受着抵抗运动特别是共产党人为了挫败任何和解意图并用恐怖手段在共和国周围制造真空而发起的绵延不绝的暗杀与处决的侵蚀。起初，他曾希望通过所谓“两头讨好、左右逢源”的骑墙手段来化解这一困境。其典型表现是11月初帕沃利尼请求他批准动用联邦警察和战时军事法庭镇压恐怖主义时的态度：一方面他予以核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各联邦秘书在采取行动前必须确保获得各省长官的预先同意，而省长们不仅“在此类问题上更为审慎从容”，而且正如我们所说，对联邦警察普遍持高度批判态度304。数日之后他的态度亦绝非更为坚定。在吉塞利尼遇害后作为“回应”而实施的“野蛮且适得其反的”报复行动，曾令他义愤填膺并对帕沃利尼大发雷霆，然而当被他“迎头训斥”的帕沃利尼向他罗列了一长串各省被杀法西斯分子的名单并直言不讳地声称是时候“彻底结束‘不痛不痒的软弱政策’”时，墨索里尼却未越过泛泛告诫“克制冲动与盲动”的界限305。总的来说，当他在12月1日获悉在都灵一伙联邦警察冲入正在审理一名被控普通罪行的法西斯分子的巡回重罪法院法庭、打翻值勤宪兵并打伤法庭审判长强行抢走被告时，其反应亦如出一辙。一从都灵省长处获悉消息，他便下令对责任人予以“严惩”，并电告各省长官称直到战事结束各地方党部皆置于其直接监督之下。这发生在上午；然而到了下午，帕沃利尼匆忙赶来对他陈词，声称对党如此公开的否决必将对法西斯分子造成灾难性打击，而法西斯分子是“在成群结队的背叛者与不忠者中”唯一愿意“为墨索里尼牺牲”的力量，
今晨似乎决意彻底荡除多头警察体制并不停重复国家已沦为‘丛林’的领袖——多尔芬记录道306——同意由帕沃利尼同内政部协商立即制定解释性指令，这些指令在实践中显著削弱了通报电报的效力……党与国家共存的问题，历经所有教训之后，依然停留在其传统的不确定关系之中。
多尔芬的这一评判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但这绝不应让人误以为墨索里尼未曾洞察到始终倚仗骑墙手段苟延残喘的不可行性。使得党的问题难以得到果断解决的因素，除了党所陷入的总体境况以及难以物色到在党内享有足够威望以取代帕沃利尼的人选之外，还在于必须在解决帕沃利尼问题的同时，一并解开另一个死结——即布法里尼·圭迪的问题。尽管在性格、背景、对法西斯主义及社会共和国政策的理解上大相径庭，且彼此毫无好感甚至在幕后攻讦不休以确立自身观点并扩张自身权力，这位党总书记与内政部长在决定性关头却随时准备结成统战阵线并相互支撑。因此，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推行政府改组，并在改组框架下一并撤换两人。正如我们所见，呼吁采取这一方案的人不在少数，且据扬德尔上校所言307，在维托里奥·墨索里尼领导下充当墨索里尼“政治秘书处”、并在私人秘书处身旁活动（有时与之对立，因其认为私人秘书处受帕沃利尼尤其是布法里尼·圭迪影响太深）的所谓“家族委员会”亦在致力于促成此事。然而谋求彻底改组的亦有其他人，这些人构想此举并非出于常态化与抚慰人心的前景，相反，是出于更为走极端和顽固亲德的前景。这使得面对墨索里尼心中所构想的方案德国人究竟会采取何种态度变得更加难以逆料。即令在我们今天明知“德国人”四分五裂为一系列往往相互冲突的权力中心、对局势及其发展各有算计、并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不同人物保持着各自偏好关系的背景下，人们是否还能将“德国人”视作一个整体尚存疑问。墨索里尼在不同程度上知晓或“直觉”到这一切，这使得他在如何行动上举棋不定，尽管其政治敏锐性让他明白——如果他不想丧失同依然对社会共和国寄予微弱希望的这部分国民、以及同“爱国”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不想最终沦为最狂热极端分子的囚徒——拖延推诿对他而言将变得越来越艰难且适得其反。至少在我们看来，发生于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之间、以及随后的2月至3月之间的种种事态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事态见证了他投身于我们所认为的他生前最后一场真正的政治博弈之中。
促使他投身这场博弈的一切迹象表明，最主要的推手是一件完全超出其个人意志、且对他构成某种最后通牒性质的突发事件：慕尼黑广播电台于12月14日晚对共和政府若干成员、特别是对布法里尼·圭迪和帕沃利尼发起的极其猛烈的攻讦。亦即在拉恩同多尔芬谈话时308将社会共和国各省所陷入的“不安与持续骚动状态”主要归咎于“你们自己”、且毫不掩饰这一局势在他以及其他在德涉意政策负责人中激起的忧虑与不满的一周之后；在墨索里尼一方面为此恼怒忧虑、另一方面受到拉恩言论鼓舞而责令《共和国通讯》播发题为《统一且合法的警察》的通稿（其中强调309：任何真正希望成其为国家的国家，皆绝对不容许警察力量的多头并存及其不负责任的调遣；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公民必须并将获得确凿保证：唯有一支由国家培训、监督、组织并支付薪酬的单一警察队伍，且该警察队伍在最严格的合法性范围内履行职责）的两天之后。
在德国人与墨索里尼虽然未指名道姓、矛头却均直指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的这一背景下，慕尼黑广播电台的攻讦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深意，且对墨索里尼而言获得了不可低估的分量。
在该期广播播出的次日，即15日，多尔芬在日记中记录道310：
慕尼黑广播电台昨晚以领袖称之为‘前所未闻’的激烈言辞，攻讦了共和政府的若干成员，斥责他们是不诚实之徒和叛徒；其中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尤其沦为众矢之的。鉴于德国广播电台正如理所当然的那样受戈培尔掌控，显而易见这一攻讦是由柏林高层授意、或无论如何获得了柏林高层核准的。这引起了墨索里尼的严重忧虑，他不禁自问以如此决绝手段和大跨度发起的攻势其真实意图何在……在主要挨整的人看来，解释是昭然若揭的：德国人企图迫使墨索里尼对政府进行实质性人事更迭，或者至少进行大规模内阁改组。他们坚称柏林首先是对我们的软弱厌倦至极，期盼我们推行更为强硬果决的政策。在诸多传言中，不乏有人甚至将德国人的举动解读为给领袖敲响的一记警钟，暗示某个极端分子将被扶上总理宝座。人们甚至罗列出政府首脑的可能候选人名单：法里纳奇和普雷齐奥西的名字通过不同渠道浮出水面。
今天我们得知，这场攻讦的幕后指使者正是乔瓦尼·普雷齐奥西，他从德国返回仅有数日，且自共和政府成立那一刻起便在德国人面前展开了反对该政府的系统性攻势；他主要依托党卫军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党内的最极右阵营，并在后者的官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于10月份连载发表了三篇分为六期的长文，用他于12月9日致墨索里尼信中的话来说311，旨在“向德国人解释［7月25日］不可思议的崩溃究竟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生”。正如德国外交部关于10月12日普雷齐奥西同希尔格会谈的一份备忘录所清晰展现的那样312，普雷齐奥西的“仇恨”首先指向布法里尼·圭迪，他将其定性为共济会员以及犹太人的庇护者（与警察总监坦布里尼一样）。在他看来，帕沃利尼亦“绝不可信任”。至于墨索里尼，在普雷齐奥西看来“完全缺乏道德操守基石”，“识人能力极差”，且“被对其施加极恶劣影响的人物所包围”。整个政府中唯有格拉齐亚尼配得上“绝对信任”，因此“唯恐针对墨索里尼和德国的一场货真价实的新背叛正在酝酿之中”。由此产生了其坚信必须对政府推行彻底改组的信念。在这一构想下，普雷齐奥西不仅四处游说威廉街；戈培尔的日记313证实，在11月11日获得希特勒接见之后314，他在11月下半叶在宣传部亦推行了类似的游说攻势。
返回意大利后，普雷齐奥西继续推进其宣传攻势。他会晤了拉恩与扬德尔，然而尽管他自诩为“激进的亲德派”以及极少数深得元首信任的意大利人之一，两人却并未给他多少好脸色。扬德尔于12月16日向其上级汇报称315：“就其类型而言，大体上属于一个教条主义教授”。至于他四面出击的攻讦指责，必须“保持审慎”，“因为在经历了7月与9月的教训之后，无端指责任何人叛变是极其省事的，以便一旦当事人失足便可自封为先知”，而这种早已蔓延成风的做法“使得从我们的统治体制中谋求最佳效益变得格外困难”。更何况：a）普雷齐奥西被证实同若干圈子保持着关系（诸如围绕在卡内瓦里周围的圈子，卡内瓦里曾是其《意大利生活》杂志的资深老撰稿人），这些圈子企图利用其协助推行一场同德国占领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重组，却未意识到恰恰是普雷齐奥西利用他们对布法里尼·圭迪和帕沃利尼的敌意来强化自身地位，并拉拢反对后两者的军界力量，甚至反对格拉齐亚尼；b）除了塔西纳里以及间接提到他自己之外，普雷齐奥西未就新政府提出任何能让人看清其真实企图的候选名单；c）在针对齐亚诺及其他“叛徒”的审判尚未尘埃落定之前，任何改组皆不合时宜，因为无论审判结果如何皆将引发紧张态势，因此最好让这一责任由“即将卸任的人士”来承担。
慕尼黑广播电台的攻讦是普雷齐奥西极可能同党卫军串通所策动（扬德尔提及塔西纳里作为可能部长乃至法西斯主义“新人”之名，让人立即联想到多尔曼，因而联想到希姆莱），墨索里尼对此从未获悉；即令他有所怀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亦是在2月底之后的事了，因此去推测假若他知情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意义的。更有价值的是依据多尔芬的证词，但绝不可照字面全盘接收，而是应当将其置于当时墨索里尼所处的局势脉络中。并且应当牢记：在扬德尔上校看来多尔芬据称是“布法里尼的人”，党卫军从自身视角出发将其视为不可靠分子316，而在未遂的改组风波以一场空手而归（这在实质上构成拉恩与里宾特洛甫对沃尔夫和希姆莱的一场胜利）收场之后，墨索里尼将多尔芬逐出私人秘书处，借口的理由是既然要解散政治秘书处，便不应当有“胜利者与失败者”之分317。这一论断让人觉得墨索里尼本人亦将多尔芬视作布法里尼派，这有助于推测墨索里尼从一开始便对向多尔芬吐露其真实意图甚至流露其对慕尼黑广播电台播音的真正反应保持着戒备。
置于这一视角下，多尔芬的证词在我们看来应当以比乍看之下更为丰富细腻的方式来解读。特别是，鉴于墨索里尼缺乏根据将慕尼黑广播电台的攻讦归咎于德国人之外的其他人（亦即在拉恩前一周表态之后，只能归咎于冯·里宾特洛甫，因而归咎于希特勒），他在内心深处与其说是真正陷入恐慌（正如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那样318），不如说更感到愤懑，在其中看到了德国人对待他及其威望所展现出的又一次粗暴与蔑视（正因如此他立即责令向德国大使馆和柏林提出抗议，谴责这一公然违背‘同盟精神’的行径）；然而与此同时，他在内心深处对此事的接纳却并不像多尔芬所感受到的那般糟糕；他将其视为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尽管相较于他原定为内阁改组创造前提的时间表、相较于依然困扰他的若干犹疑与顾虑而言，这一良机的出现过于提前——必须加以利用以推进其内阁改组。一方面，这可以在德国人的‘首肯’下进行；另一方面，可以在德国人亲自接管这一行动并确定其性质与规模——正如不乏诸多迹象让人如此相信的那样319——乃至仅仅‘向其建议’撤换谁尤其是由谁接替之前抢占先机（因为关于前者，至少就布法里尼·圭迪和帕沃利尼的人选而言，他坚信德国人不会设置障碍；而关于后者，他却极难揣摩德方的意向）。
如果说相较于德国人墨索里尼总的来看应当感到相对笃定，那么面对法西斯分子，局势在他看来却显得艰难得多。不论受到何等厌恶与抨击，布法里尼·圭迪尤其是帕沃利尼事实上能够倚仗真正的权力基石；这股力量或许不占多数，却远比其反对者所能泛泛指望的力量更加团结且更具战斗力；他们不惜一搏，因此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既因为他们可能抵制并反抗对两人的撤换，又因为一旦出现此种局面，唯一的选择将是在动用共和国武装力量（不仅胜负难料，而且将在本已折磨国家的内战内部引发一场新的内战）或动用德军（假若事态演变至此德军愿意介入偏袒一方的话）之间进行抉择；而在两种情况下，这都将彻底摧毁墨索里尼和社会共和国所享有的仅存威望。因此，首先必须尽可能孤立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320，在其追随者最渴望的事项上向其作出让步，同时物色‘新人’接替党总书记和内政部长，这些新人除了具备墨索里尼所要求的素质外，尤其是接替帕沃利尼的人选，不仅必须能够向温和派与‘爱国’法西斯重新注入信心与活力，而且必须能够被那些无论情愿与否皆追随帕沃利尼的尽可能多的人员所接纳。这样一种探寻，即便不等于化圆为方，亦相差无几。墨索里尼打算推举富尔维奥·巴里斯蒂执掌党务、推举皮耶罗·皮森蒂执掌内政部来解决该问题：两人皆为道德高尚之士，然而特别是后者并不招人喜欢，在性格上极不适于应对内战局势以及法西斯内部厮杀，且德国人要么对其一无所知（巴里斯蒂），要么对其心存戒备（皮森蒂）。另一方面，如果在推进政府改组之前未能营造必要前提，物色到接替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人选便毫无意义；首先，墨索里尼必须确定法西斯分子（无论是极端派还是温和派、帕沃利尼派还是反帕沃利尼派）最渴望看到共和国落实何种政策，以及他能够在意识形态、政治和人性层面上向他们支付何种代价。
表面上代价最轻微、且最契合墨索里尼心境及其企图向后世留下一幅足以确保其跻身伟大立法者之列的法西斯“革命”形象之野心的，无疑是企业社会化法案。更何况他必定认为在德国方面、至少在希特勒方面对此不会提出异议。另一项代价虽然不那么令人愉悦、但在那种情势下在他看来大体上尚属可以支付的，便是对游击队恐怖活动施加铁腕镇压。面对游击队暗杀行动造成的致命流血消耗，整个党乃至起初曾幻想达成某种和解（即令不是普遍和解，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的大部分法西斯分子如今皆强烈要求铁腕镇压。最后，在法西斯队伍中同样几乎众口一词的要求，是严惩“祖国与法西斯主义的叛徒”，特别是7月25日的背叛者321。
从对齐亚诺及其他被判决者执行死刑的最初反应起，便清楚表明因泰尔兰迪看准了形势。在公众舆论中，人们的反应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这既是出于怜悯，也是出于唯恐针对大评议会成员的审判之后会接踵而来其他审判、并最终在各个层面上引发一场货真价实的血腥“搜捕叛徒”风潮。尽管语调温和且对指责墨索里尼残酷与怯懦之声保持沉默，但从有关公众舆论的报告中——这构成了对墨索里尼而言最为沉重的代价，也是最令他焦虑不堪的代价（不仅涉及其女婿，亦涉及其他人），因为他深知要求对“叛徒”进行审判与判决的亦包括德国人，后者（除首要出于对齐亚诺个人仇恨的冯·里宾特洛甫外）将此作为检验其“革命坚定性”、检验其能否表现得如同一名……
……米兰省自1944年1月18日至31日的公众舆论报告中（载于F. 福斯卡档案馆）可以看出其代表性：“关于维罗纳审判，鉴于前四人执政官年事已高，关于戈塔尔迪以及德博诺死刑的悲悯传言仍在流传。关于前国家法西斯党书记卡洛·斯科尔扎及前王家陆军其他军官被移送特别法庭的消息亦引起了一定震动，在广大群众中证实了法西斯司法正在无可抗拒地推进其进程的信念。有人认为这纯系个人恩怨，并试图为那些臭名昭著的将领的行径寻找不甚可信的辩解”。然而墨索里尼的表态要更为严厉与坦率。1月17日在同马佐利尼交谈时，他对后者言道：“齐亚诺的命运早已注定。如今他被处决了，生前未曾获得的好感全部转向了他的遗容。马里奥·詹保利——他对米兰的熟悉程度犹如您对古比奥的熟悉程度——对我谈到了处决在米兰公众舆论中所引起的恶劣印象”（参见《萨洛共和国外交副部长塞拉菲诺·马佐利尼阁下关于1944年1月12日至2月22日同墨索里尼会谈的札记》，载E. 拜斯特罗基，《翻阅过去》，前引书，第200页）。
甚至在法西斯内部，批评判决特别是批评处决德博诺和戈塔尔迪的人亦不在少数。无条件赞成判决的几乎纯粹只有强硬派，他们自我封闭在其狭隘特殊的政治与道德小圈子里，因而无法捕捉到民众的真实情绪，深信必须通过一场“血的洗礼”来明确划分旧政权与社会共和国的界限并向“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注入信心，因此面对民众始料未及的反弹，他们除了指责意大利人缺乏“骨气”之外别无所辞。就此而言，斯潘帕纳托夫人于1月12日的一则日记札记极具代表性：“一切都结束了。叛徒们被枪毙了，然而即便现在意大利人仍不满意。人们开始对昨天还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的人大发慈悲之情。唯有上帝才知道这个国家能否重新振作。确定无疑的是，意大利人根本不肯为自我提升哪怕一厘米而付出丝毫努力”（中央国家档案馆，B. 斯潘帕纳托档案，宗卷1，“斯潘帕纳托夫人日记”）。富尔维奥·巴里斯蒂在回忆录中关于该审判的文字则大相径庭（在“一切皆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巴里斯蒂曾徒劳地极力为被其视为“信仰纯洁且动机真诚”的戈塔尔迪斡旋），他质问何以那些期盼审判悲剧性结局的人未能预见到：严惩罪人或严惩他们企图描绘成罪人的人士，不仅未能提升他们自身以及共和国的威望，反而使推动审判者威信扫地，“因为妄图用他人的鲜血洗刷自己的人，只会使自己受到更大的贬抑与定罪”（参见F. 巴里斯蒂，《从比尔埃尔戈比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前引书，第144页及以下）。
更不用说国外的反应了，除德国外全是一片负面，甚至在对齐亚诺怀有特殊好感的匈牙利亦是如此。并且在塞拉诺·苏涅尔（他在人品上并不器重齐亚诺）的案例中，这一态度被直接通报给了墨索里尼（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43，卷宗404/R，“R. 塞拉诺·苏涅尔”；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09页）。就德国而言，亦不可低估安富索于1月17日在一份报告中所汇报的内容，尽管该报告带有根本的暧昧性，却折射出纳粹高层、新闻界与统治阶层之间反应的差异，后两者的反应往往表现为“对受刑者的深切同情”乃至对齐亚诺的好感（外交部历史处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部长办公室，宗卷31，德国，卷宗1，政治事务，副卷“政军局势与意德关系·安富索大使报告”）。［而墨索里尼正是在这方面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和具备“新法西斯精神”的人。这一代价——如果他能做到的话——是他原本不愿支付、或者至少希望极力延宕的。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推迟决断时刻，寄希望于时间能自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他深知民众对“叛徒”的心态不同于党的狂热，且唯恐“革命司法”的逻辑一旦开动便会演变为不可逆转的漩涡；再一方面——正如多尔芬所记录的那样322——因为他深信审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许多人想要审判只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上限缩导致7月25日政权覆灭的更广泛责任”，且他在内心深处认为“真正的正义本应当赦免当前受审的所有人”（齐亚诺、德博诺、马里内利、恰内蒂、戈塔尔迪和帕雷斯基，其余人早已逃往国外或潜伏藏匿），无论如何最好是“对齐亚诺以及其他人宽大为怀”，或许“甚至对格兰迪、博泰和费德佐尼亦当予以宽宥”，尽管他声称痛恨这些人323。此外——或许——不能排除的是，他曾希望时间的拖延能够削弱帕沃利尼的领导地位，后者从不放过任何炫耀党的革命力量及其“伸张正义”决心的机会。
官方层面上，设立旨在审判“背叛对理想效忠誓词”的大评议会成员的特别非凡法庭，是由10月27日的部长会议决定的324，亦即在德方将齐亚诺从德国押解回意大利、正式宣告将其逮捕并关押于维罗纳斯卡尔齐监狱的一周之后。该法庭的审判法官团是在近一个月之后、在维罗纳党代会的浪潮中任命的（在大会期间帕沃利尼宣称早在数日前便已将党挑选的法官“同袍”名单呈交墨索里尼），于11月24日依据帕沃利尼的一项提案组建，而皮森蒂（在10月27日尚未出任部长）并未副署该提案，以至于相关法令在《官方公报》上公布时未带有其签署核准325。墨索里尼本人并未采取任何举措以加速这一任命，且不愿在法官甄选中扮演任何角色。当帕沃利尼、布法里尼·圭迪和巴拉库向他呈交根据各省联邦专员的一致建议（建议从民兵高级军官、英勇勋章获得者以及“为革命事业”致残和负伤人员中挑选）拟定的名单时（亦代表抱病的梅扎索马），他仅仅予以批准，宣称“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绝不干涉审判的正常进行；而当12月初负责预审的温琴佐·切尔索西莫律师前往晋见时，他对其接待极其简短。
他伫立在窗前，——切尔索西莫在多年后写道326；——我笔直立正站在他面前，双眼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端详了我良久，随后以极其平静的语调、几乎一字一顿地对我言道：“我知道对前大评议会成员的预审工作托付给了您；我了解您是一位纯洁且胜任的人士：请一如既往，凭良知行事。我别无他话嘱咐”。他抬起手臂行法西斯礼，随即走向办公桌；我后退一步，敬礼后退出了房间。
除了同多尔芬交谈外327（特别是在12月7日拉恩指出审判问题在“极其有害的悬而未决”中拖延了数月、且尤其是12月14日慕尼黑广播电台发起攻讦之后，他开始从自己的档案中挑选文件移交给法庭审判长阿尔多·韦基尼），墨索里尼极少谈及审判，且仅同极少数深得其信任、即使不向其发问亦能体谅其痛苦的人交谈，毫不掩饰自己认为起诉书的法律根基值得商榷，并在极度沮丧的某些时刻流露出其个人悲剧由于一场深层家庭矛盾而变得更加沉重：这场矛盾不仅针对随时准备采取一切手段拯救丈夫、甚至扬言向德国人公开其日记予以要挟的女儿埃达，而且针对他的妻子以及从未真正喜欢过齐亚诺且如今同妻子结成统战阵线的一部分亲属（所谓“罗马涅家族”）。
拉凯莱对齐亚诺怀有多么强烈的敌意，早在德国的首次会面中便已暴露无遗；大约一个月前德国人借助一项计谋将埃达及其丈夫诱骗至德国：在穆蒂遇害后齐亚诺在罗马深感人身危险，德方安排他们乘飞机逃离罗马，保证将他们送往西班牙，随后却借口恶劣天气和补充燃料将航线转向德国328。拉凯莱一见到齐亚诺便对其大发雷霆，且在整场会面期间同丈夫相反，对齐亚诺保持着怨毒的沉默，这清楚展现出用维托里奥·墨索里尼的话来说329，她感到自己“站在了同加莱阿佐完全对立的街垒一边”。此后她的态度亦未发生改变。10月20日多尔芬在谈及埃达那些天在加尔尼亚诺同父亲的会晤及其对丈夫的全力辩护时记录道330：
离去之后，别墅内围绕齐亚诺案的争论再度死灰复燃。似乎大评议会的其他成员几乎不存在一样，因为当人们谈及7月25日时指的唯独只有齐亚诺。家庭成员中无一人明确支持他：绝大多数人坚决反对他。据别人告知，最坚决反对的是目前仍在德国的唐娜·拉凯莱，她在过去对女婿亦从未有过过多的好感。此外，齐亚诺亦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在可以援引以证实多尔芬所言的诸多证词中，出于篇幅我们仅限于列举两份迄今未发表的证词。其一是帕沃利尼的私人秘书加埃塔诺·帕塔罗佐的回忆331。在回顾了埃达争取其父亲支持丈夫事业的种种尝试后，帕塔罗佐写道：
党总书记知道在墨索里尼家族的其他成员中有着默默的同盟者。众所周知唐娜·拉凯莱对女婿从未有过过多好感。“你是一个野心家，你的野心将把你引向毁灭”，在女婿处于飞黄腾达的年代她便曾向他做过如此预言。
在加尔尼亚诺她多次向阿尔博内蒂上校宣泄：“这是一个毫无道德操守的典型叛徒形象。他及其同谋不配得到任何怜悯”。而对同她谈及审判的帕沃利尼，她说：“对我丈夫我既不说支持我女婿的半句话，亦不说反对他的半句话；但如果法官们判处他死刑，他们将是尽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本分”。
更为重要的第二份证词，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埃达对其母亲态度评判的唯一直接证词，保留在马莱沃疗养院院长勒蓬医生于1945年6月4日发送给瑞士当局的机密报告中（埃达流亡瑞士后长期在该疗养院住院疗养）332。
据勒蓬所述333：
齐亚诺夫人对其母亲的巨大怨恨，源自她指控其母亲是处决其丈夫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早在法西斯大评议会投票反对墨索里尼之前，唐娜·拉凯莱便已猛烈抨击女婿，而起初她曾十分疼爱他。她不断要求判处女婿死刑，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阶层与家庭。凭借一种排他性的罗马涅家族意识，她认为齐亚诺夫人应当拒绝支持丈夫并站在父亲一边。在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获释后，在盖世太保嘲弄的注视下，在慕尼黑爆发了可怕的家庭争吵。墨索里尼，以及齐亚诺夫人在1943年底前往柯尼斯堡大本营为其丈夫求情的希特勒，似乎都曾被打动动容。希特勒甚至热泪盈眶，鉴于他有时亦极其情绪化；然而里宾特洛甫与唐娜·拉凯莱却寸步不让、顽固到底。
然而，没有任何证词、没有任何评判能够像布鲁诺·墨索里尼的遗孀向其小叔子概括圣诞节后两个女人最后一次会晤时的话语那样，如此切中要害并对埃达与拉凯莱双方皆给出公正的写照。
我——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回忆道334——并未出席埃达同我母亲的交谈，但在埃达离开后不久我便得知了情况。“那是一场可怕的场面，——布鲁诺的遗孀吉娜向我倾诉道；那是两个都在竭尽全力拯救自己男人的女人，她们无法相互理解。命运正在吞噬我们所有人……”
话虽如此，依据现有史料，人们所知晓的向墨索里尼为被告特别是为齐亚诺求情的干预固然不在少数335，然而在审判进程中墨索里尼本人的干预却仅有一桩为人所知336，且极其审慎克制——与其说是实质干预，不如说是一种探寻试探——更何况这是在罗兰迪·里奇的建议下进行的，后者在审判开庭前不久敦促他征询司法部长皮耶罗·皮森蒂的意见，皮森蒂一直置身于该案之外，其司法素养、沉稳公允以及对特别法庭的抵触是众所周知的。以下是皮森蒂在其《一个必需的共和国》一书中所记述的这一幕，它生动反映了党的狂热心态以及墨索里尼陷入的挣扎：墨索里尼在内心渴望不对他并未确信其有罪的人施加严惩，但他深知德国人与党都主张绝对的严厉，而他既无政治实力亦无威权去抗衡这种严厉，假若他贸然尝试，便将无可挽回地断送重新在某种程度上掌控全党的一切可能337：
维罗纳审判置身于司法部的管辖之外，归属于党的专门管辖范畴。然而一天深夜，我接到友人罗兰迪·里奇参议员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下午曾同墨索里尼谈及即将在维罗纳开庭的审判。“我对他说最好亦听听司法部长的意见”，并补充说他预计次日大本营将传唤我。果然，次日我便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召见。他对我说希望我前往维罗纳调阅审判卷宗并向其汇报，可能的话在次日汇报。那是一场简短的谈话，没有任何争论。在维罗纳，我前往法院书记处，仔细研读了卷宗，一如我过去作为辩护律师在诸多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卷宗审阅耗时不久，因为材料并不繁浩，到了下午我便赶抵加尔尼亚诺，立即获墨索里尼接见。“假若我不告知您卷宗中缺乏认定如此严重罪行所必需的决定性情节，我便是有失职守，——我对他说。——正如我们法学家所言，缺乏同王室或其密使预先串通的证据；另一方面，在被告中有若干人是第一次参加大评议会，对被控事实显然完全不知情……”。墨索里尼一直专注倾听，此时打断了我：“然而您，皮森蒂，仅仅是从纯法律角度、简言之是从律师角度看问题；然而这里我们处于另一个领域：政治事实无论其本身还是所引发的后果，皆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凌驾于任何其他考量之上。大评议会的表决标志着我们政权的终结和国家的悲剧……”随后经过片刻沉默，他补充道：“那么依您看呢？”我随即表示判决事实上早已包含在设立维罗纳法庭的法令之中，该法令专门谈到了死刑。眼见墨索里尼神情略显困惑，似乎还在等待更多言语，我补充说，然而，如果特别法庭给予常规从轻情节，死刑便可得以免除……——墨索里尼随即说道：“那么您去同韦基尼审判长谈谈吧”……
那天在同墨索里尼谈话后，我乘汽艇穿越加尔达湖，前往马尔切西内的一栋别墅会见了韦基尼，他在那里等候着我，因为已预先通过电话通报。会晤十分融洽。然而，当谈及即将到来的审判、我向他陈述关于即将举行的判决具有极其严重性质的想法，并向其提及给予常规从轻情节以减为三十年徒刑的可能性时，韦基尼用委婉的辞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说在设立特别法庭的法令中完全未提及任何意义上的从轻情节。我反驳说即便依据军事刑法亦没有任何障碍阻止给予从轻，但他对这一建议表现得十分不安，指出该建议出自一位法律人之口，毫无革命精神！于是会晤匆匆收场。随后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发生了迅速为人所知的一幕：唯独对德博诺元帅，鉴于其立下的赫赫战功，依据军事刑法给予了法定从轻情节，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获得通过；然而当一名法官跳出来抗议其他人未能展现出革命精神的高度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遗憾的是，进行了重新表决，表决结果与此前完全相反：五票反对，四票赞成。
正如帕沃利尼于12月27日向德方通报的那样，这场审判——一如共和法西斯党代表大会那样富有深意地在卡斯泰尔韦基奥城堡举行338——于1月8日拉开序幕，并在三天之内以判处除恰内蒂之外的所有被告死刑而告终；恰内蒂被判处三十年徒刑，正如人们所记得的那样，他在大评议会会议之后曾致信墨索里尼撤回其赞同格兰迪提案的表决票。
直到10日接近中午时分宣判判决为止，墨索里尼始终克制未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干预，仅仅通过维罗纳省长皮耶罗·科斯明应其要求每小时向多尔芬通报的消息、以及其子维托里奥提供的信息来关注审判进展，维托里奥亦委派若干家属和政治秘书处成员跟踪审判并向其汇报发展动态。在政治层面上，对他而言审判的结局早已尘埃落定。至于他作为父亲的个人悲剧339，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绝不可干扰其政治决断，且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他极力（尽管未能成功）甚至对多尔芬隐瞒这种悲痛，而在前些日子里他曾多次对多尔芬敞开心扉并发表了——正如我们所说——完全不同性质的感叹340。
面对在开庭前坚持要求晋见、渴望了解其思想并获取指示的韦基尼，墨索里尼一如对待切尔索西莫那样，仅告诫他“不偏不倚、凭良知与公义”行事341。面对在最后关头要求将审判推迟数日的德国人，尽管墨索里尼无法理解德方在屡次暗示并明言期盼尽快开庭之后何以采取这一举动342，他仍令人答复称，“鉴于该事件已大肆公开曝光，共和政府认为将开庭日期推迟哪怕一天都绝对不合时宜”343。
在墨索里尼的政治视角中，审判并判决各位被告、首当其冲是判决齐亚诺，构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而那些无论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以为他会在审判结束后、在面临决定被告们必定会提出的特赦请求时保留干预权力的人，不论是出于忧虑还是抱有期望，皆是彻底想错了。倘若他能够自由遵从自身情感作出决断，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会给予他们特赦。证明这一点的除其他事实外，在于当他在1月10日至11日深夜从沃尔夫处收到埃达越境进入瑞士前写给他的信件时，他立即致电多尔芬询问是否有埃达的音讯，并在获悉毫无音讯之后，致电沃尔夫询问自己是否应当向柏林交涉求情，而沃尔夫给予他的答复是：自己在官方层面上无法发表任何意见，但在私下里建议他切勿交涉344。这一答复归根结底证实了布法里尼·圭迪以及所有认定德国人将他的表现视为检验社会共和国“成熟度”与可靠性试金石的人士长期以来对他的告诫。但这绝未促使他停止为女儿而饱受折磨与忧心忡忡，以至于在11日清晨他忍不住对多尔芬叹道：“被所有人背叛，甚至被我自己的女儿背叛，这真是我的奇特命运！”，但随后获悉埃达已成功在瑞士脱险，他内心又获得了一丝慰藉。
法里纳奇在12月18日《法西斯政权报》发表的社论（《十九人》）中，曾谈到投票赞同格兰迪提案的人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科斯明甚至在1月9日同德国大使馆一名官员交谈时，亦表示预计判决将在次日出台，且已接到指示为11日早晨的死刑执行做好准备，但他预计只会有一例死刑判决345。特赦德博诺和戈塔尔迪，归根结底还有马里内利与帕雷斯基，除了在最狂热和强硬的法西斯分子中之外，绝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平息对“公义”的渴望、平息树立一个明确标志着旧政权法西斯主义与共和国法西斯主义决裂与气候转变的“典范”之渴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要认定他们有罪并判处死刑便已足够。将死刑随后减为长期徒刑对这批人而言绝不构成创伤性事件。然而，即令对他们而言，倘若齐亚诺亦从特赦中获益则是不可接受的；齐亚诺恰恰因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兼昔日默定的接班人，被视为背叛的象征，在许多人眼中甚至甚于格兰迪。以至于正如维罗纳联邦警察指挥官尼古拉·富尔洛蒂（他绝非偶然地在1月11日指挥了对“叛徒”执行判决的行刑队）在多年后所披露的那样：倘若齐亚诺未被判处死刑，德方与极右派早已预先策划在他从法庭押送回监狱的途中将其刺杀346。而这正是墨索里尼一方面不得不考虑、另一方面违背自身信念与父爱情感不得不通过牺牲齐亚诺来予以解开的真正政治死结。因为倘若他特赦了齐亚诺，他便印证了那些坚信他会试图搭救齐亚诺的纳粹分子与法西斯分子的指控（以至于在圣普罗科洛靶场，除了意大利行刑队外，为防万一还部署了一支德军部队，且在行刑后两名党卫军军官亲自上前验尸确认齐亚诺是否真正毙命），且他将彻底断送为这艘破败不堪的共和国木船重新扬帆启航的一切可能。这项行动——正如我们后文将看到的——在1月10日他便已开始着手推行。而帕沃利尼和共和法西斯党最激进的代表人物，通过将墨索里尼完全排除在特赦请求处理全过程之外，在无意中为他提供了便利；平心而论，墨索里尼本人对于自己被排除在外亦绝非不悦（否则，人们便无法理解其消极被动的态度，他既未过问特赦请求的处理进程，亦未坚持要求呈送给他），从而使他能够自我宽慰并非由他亲手决定齐亚诺等人的死刑。有些人是唯恐一旦呈送给他他最终可能特赦死囚，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不让他陷入不得不驳回特赦、从而不得不由其个人裁定女婿命运的尴尬境地。帕沃利尼在此的态度极具代表性，最强硬的道义主义与极端主义同他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奉融为一体。此外，在数日前当察觉到墨索里尼的一丝动摇时，这种崇奉并未妨碍他以倘若因“个人私事”而“辜负”法西斯分子对其寄予的厚望便引咎辞职相要挟，将动摇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对您说话的不是我；——他对墨索里尼言道——通过我的嘴向您陈词的是三十万共和法西斯战士，他们历经错误、背叛与误解，始终盲目地追随您；鉴于他们的这番忠诚，您绝不能因纯属您个人与家族的情感问题，而让法西斯分子再度蒙受失望与背叛。我对法西斯事业的忠诚您是知晓的，我对您的崇奉超越了人类的力量而升华为信仰的神秘主义；但倘若公义得不到伸张，我请求您自此刻起接受我的辞呈347。
对于这些言词的真诚性及其绝无暗藏私心是不存疑问的，尽管确定无疑的是，辞去共和法西斯党总书记职务的要挟必定是对墨索里尼遵从个人情感之任何诱惑的致命一击；因为假若帕沃利尼在彼时彼刻辞职以抗议墨索里尼将个人私情置于“革命正义”之上，墨索里尼的一切政治图谋便将立时付诸东流，鉴于全党绝大部分将倒向帕沃利尼一边，从而使得对共和法西斯党及政府高层推行任何人事重组变得绝无可能。
若不理解帕沃利尼对墨索里尼所抱有的这种特殊“崇奉”（夹杂着对其“仁慈”可能招致后果的恐惧），人们便难以公正评价以下事实：他不仅煞费苦心试图防范（通过在加尔尼亚诺周边设立专门路障）埃达再度尝试同父亲取得联系，而且毅然承担起不将特赦请求呈交墨索里尼的责任；并在行刑之后，面对墨索里尼因行刑过程拙劣而发出的发人深省的训斥（“既然想当嗜血者，至少应当通晓其技术门道”），对墨索里尼承担起行刑队无能的责任言道：“我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您，倘若我因爱之深而铸成大错，请惩处我吧，哪怕面对您我也承担发生的一切后果”348。帕沃利尼的这种姿态在其他人身上是找不到对照的；其他人虽然同样坚信不应当对任何一名被告施加宽大（甚至对德博诺亦是如此，皮森蒂徒劳地指出在法制史上从未有过对如此高龄之人执行死刑的先例），却几乎无一例外地竭力推脱直接责任，不愿去决定如何处置特赦请求。更何况设立特别非凡法庭的法令由于草拟仓促、起草者缺乏法学素养且充斥着革命冲动，对特赦请求应当遵循何种程序完全未作任何规定；而正如有人所提议的那样比照设立保卫国家特别法庭的旧法亦行不通，因为随着7月25日后特别法庭本身的废除，旧法早已失效。
现存的证词与专题研究虽然在可靠程度以及摆脱意识形态-政治偏见的水平上各有参差，如今却已澄清了围绕这批特赦请求所发生的曲折纠葛。关于某些次要细节的若干矛盾，亦不足以动摇从中浮现出的整体图景349。
帕沃利尼坚信“出于昭然若揭且至高无上的理由”，墨索里尼必须被置身于该问题之外，因此特赦请求绝不可落入其手中；而皮森蒂则相反，认为要赋予这场审判及其出台的判决哪怕一丝一毫的合法性表象，唯一途径是由墨索里尼作为国家元首对此作出决断；而在该事件的其他主角与配角看来，问题唯独只有一个：即寻找一条不向墨索里尼呈递特赦请求的法律托词，并找到一个甘愿承认这种马基雅维利式花招具备法律效力、因而甘愿承担驳回特赦责任的人选。
历经大半天、整整一夜以及11日清晨数小时逐步演变得白热化慌乱的联络与尝试之后——特别是在帕沃利尼、科斯明和坦布里尼赶赴布雷西亚要求皮森蒂接纳特赦请求并予以驳回、却遭到皮森蒂当面拒绝（皮森蒂答复称，既然审判是在党内完成预审与开庭的，司法部长只能继续置身于该问题之外；且倘若特赦请求移交给他，他只能将其转呈墨索里尼）之后——由帕沃利尼、福尔图纳托、切尔索西莫、科斯明、坦布里尼和布法里尼·圭迪（他极可能是该方案的始作俑者）所炮制的方案，是诉诸战时军事刑法，由地域管辖权归属的军事长官皮亚蒂·达尔波佐将军驳回特赦请求；然而皮亚蒂将军断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声称作出判决的法庭属于政治法庭而非军事法庭。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求助于国家共和卫队战区司令部军衔最高的军官伊塔洛·维亚尼尼高级联队长；维亚尼尼起初同样拒绝，随后在步步紧逼之下表示倘若特赦请求交到他手上他将转呈“领袖”；最后他同意驳回请求，但前提是身在韦尔切利的里奇通过电话向其下达明确指令，并且必须获得一份由帕沃利尼、坦布里尼、科斯明和维罗纳警察局长皮耶罗·卡鲁索联合签署的声明，证明驳回特赦请求系奉里奇之命行事。对于这一系列的联络与交涉尝试，最可靠的记述极可能是亲历多幕场景的第一高级大队长官安东尼奥·蒙蒂切利在数日后应蒙塔尼亚将军（后者在其《墨索里尼与维罗纳审判》一书中对该记述仅做了部分且不甚准确的利用）之请写下的报告，并在1948年1月将副本寄送给了向其索要材料的格拉齐亚尼350。报告中写道：
判决宣布当晚，我于20时左右返回家中。大约一小时后，科斯明省长打来电话，指示我立即找到第40民兵联队司令特雷维桑高级联队长，随后同他一道火速赶往省督府。
我驱车前往上述高级联队长家中将其接上，我们立即赶赴省督府，大约于22时抵达。
在上述科斯明身旁聚集着：德拉尔德雷尔伯爵（此人我不认识，但他令我产生某种厌恶感）、维罗纳警察局长卡鲁索、警察总监坦布里尼、省长秘书温琴蒂，此外还有若干我未记清姓名的人士。
科斯明省长随即向我们通报了局势，截至22时的局势如下：
第一点：——奉共和法西斯党全国领导部之命，五名死囚呈交的特赦请求不得呈报领袖。
第二点：——依据该项指示，已派出一辆汽车前往帕多瓦，车上人员奉命将特赦请求呈交大区军事司令皮亚蒂将军，后者本应予以驳回并签字。相反，皮亚蒂将军不愿承担有关驳回或呈报特赦请求的任何责任，坚称这超出其管辖权限，因为按照他的理解该法庭必须被视为政治法庭而非军事法庭。
第三点：——汽车返回维罗纳后，当面征询了皮亚蒂将军的部下、省军事司令德乔治上校，后者同其上司一样宣称自己无权作出任何决定，理由与皮亚蒂将军陈述的完全一致。
第四点：——在如此态势下，一名代表（对我而言未透露姓名）驱车前往党中央领导部，向其陈述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并核实该领导部是否愿意完全承担所下达命令的责任而由其自身驳回特赦请求。
第五点：——鉴于科斯明省长预料到党领导部即便为了不把口头命令落于纸面亦将寻找托词推脱，因而必须由民兵军衔最高长官随时准备签字驳回特赦请求。
由于军衔最高者为战区司令伊塔洛·维亚尼尼高级联队长，我奉特雷维桑高级联队长之命致电维亚尼尼，敦请其立即赶赴省督府。维亚尼尼答复称因轻微不适不便离家外出。
因此认为适宜暂停并等待派往马德尔诺的人员归来，数小时后该人员返回。
答复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党中央领导部虽然重申不得呈报特赦请求，却完全置身于该事情的官方与官僚程序之外。换言之它不打算签字驳回请求，而是将该使命（据从马德尔诺归来的人员所言，这是依据同民兵参谋长里奇将军达成的明确协议）留给民兵，因而留给审判举行地维罗纳所在辖区的最高民兵长官。
鉴于如前所述维罗纳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军衔最高的人物是维亚尼尼高级联队长，便再度致电给他。此时已是凌晨3点。维亚尼尼重申拒绝前往省督府，直到特雷维桑高级联队长亲自前往其住所，方才成功说服他起床赶赴省督府。
科斯明省长向维亚尼尼高级联队长通报了截至当时的全部经过，以及里奇将军委派给他的使命。维亚尼尼坚决不肯顺从该命令，坚称如果由他来行使是否呈报特赦请求的权力，他将把请求转呈领袖，根本不愿就此承担任何责任。面对该长官的断然拒绝，先后同党中央领导部以及同里奇将军通了数次电话，该将军同党领导部之间亦反复通电。此时已是清晨6点。在此期间我驱车接来了卡雷托军医上尉以及墓园教堂的一名修士，将两人一同送入省督府。
相当难以接通的电话联络，始终由科斯明省长、坦布里尼警察总监以及另一名我记不清姓名与职务的人物同有关机构和人士进行。我们始终在场，从打电话者的答复中可以轻易猜出全部对话内容，更何况他们定期向我们通报每次通话的每句话语。
在其中一次通话中，科斯明省长在向里奇将军通报了维亚尼尼坚决主张呈报特赦请求的意志之后，要求立即解除维亚尼尼的民兵战区司令职务，并就地任命身在维罗纳的另一名高级军官接替其职务，由后者承担驳回责任。
最终维亚尼尼在在场人员尤其是科斯明、坦布里尼和卡鲁索的持续施压之下，声明他将遵从里奇将军的命令，但条件是里奇将军必须下达指示向维亚尼尼高级联队长出具一份证明文件，证实驳回特赦请求系其遵照里奇将军下达的断然命令而执行，并要求该证明文件必须由身在省督府的所有长官联合签署。
当时约为上午8点。维亚尼尼通过电话征询里奇将军是否同意；获得确认后将电话转给坦布里尼、随后转给科斯明以便他们备案记录。证明文件随即起草并由科斯明、坦布里尼、卡鲁索以及我记得还有特雷维桑高级联队长签署，随后交给了维亚尼尼；维亚尼尼将其收入皮夹后，便在驳回五份特赦请求的书面上签字。大约在8点30分，我们走出省督府前往打靶场观看行刑。
一个半小时之后，在圣普罗科洛打靶场，五名死囚被执行枪决351。
关于死刑执行在墨索里尼内心激起的人性反响及其心理意涵，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352。眼前只需指出：尽管这些反响带有悲剧色彩353，但若撇开同多尔芬以及极少数如佩莱格里尼·詹皮耶特罗（后者在墨索里尼获悉死刑执行消息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后陪同其出席部长会议，能够看清他“脸上写满了他所经历的悲剧”354）等人的个别宣泄，他唯一未能掩饰的情感便是因缺乏埃达命运音讯而引发的极度忧虑。除此以外，所有见到他的人皆被他展现出的镇定、冷峻以及对其神经的极度掌控能力所震撼，这种表象不仅同其实际心境形成强烈反差，而且有助于解释何以它在大多数人心中促成了一种坚信——典型者如拉恩，他在11日下午同墨索里尼长谈了近一个小时355——坚信他自我封闭在其内心与“政治定理”之中，“带着冷酷的疏离感”乃至干脆带着玩世不恭的冷漠来审视世人的命运。
这一坚信无疑包含着实质的事实底色，然而这仍不足以充分解释墨索里尼的心境，更不足以解释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径。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审判的结局乃至对死囚的枪决对他而言不仅早已尘埃落定，而且构成了他自觉接受支付的代价，他认定这一代价将巩固其相较于德国人以及法西斯强硬派的地位，并由此开辟道路以将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从党书记处和政府中撤换，从而在局势彻底崩溃且德国人强加给他其政治洞察力与自尊心所拒绝接受的事物之前重新掌控局面。
在墨索里尼企图实现的重振社会共和国的道路上，判处大评议会的“叛徒”构成了开始打破僵局所必需的第一步。然而正如我们所说，为了继续推进，这一步必须迅速伴随并紧跟其他举措，缺乏这些举措，第一步所斩获的“成功”将毫无意义，甚至相反会强化那些墨索里尼意图将其驱逐出权力中枢的人物。
在抗击游击运动战线上，早在1月9日他便下达了首轮铁腕收紧指令，指示雷纳托·里奇在米斯基将军的技术协助下拟定“行动计划与必要的机动部队”，以便在中意大利有力抗击正在呈现出“远比阿尔卑斯山谷更为重大且威胁波河平原与罗马之间交通联系之面貌的所谓叛乱现象”356。这一首轮铁腕收紧举措的目的显然是双重的，一方面具有镇压军事性，另一方面具有政治心理性：使共和国在有关大区的存在具象可感，并证明其不仅有能力保障军事交通而且有能力保障民用交通；次月紧接着出台了另一项举措，严禁皮埃蒙特各省特别是都灵省的省长同游击队头目建立直接接触（“即便其自称为反共分子”），更严禁“未经内政部最高核准”同游击队谈判并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357。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战线上，在11日上午当圣普罗科洛打靶场上被枪决的“叛徒”遗体尚未下葬之际，墨索里尼便要求在加尔尼亚诺召开的部长会议迈出企业社会化道路上的第一步，通过了（正如向新闻界播发公报所强调且媒体全力突出报道的那样，“应领袖提议”）关于“建立意大利经济新体制的根本前提”。该法令在其意图之中应当促使劳动界的情感倒向社会共和国，证明与此前二十年发生的情况相反社会共和国无意屈从于资本家；同时向共和法西斯主义证实其“重返初衷”意图的真诚性，这种初衷绝不可仅仅局限于如强硬派所要求的那样诉诸旧行动队的斗争体制，而必须继承并发展战斗法西斯1919年纲领的社会诉求。
话虽如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墨索里尼深知：有效重振社会共和国的必要前提是由不同的人事、尽可能由彻底的“新人”来贯彻落实这些倡议以及其他举措，而非由那些掌握着党和政府最重要的权力中枢、且不仅以“陈旧”心态和体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且以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民众阶层乃至一部分法西斯分子反感的方式统治权力的旧人来推行。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既然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局面，早在维罗纳审判开庭之前他便已开始运筹帷幄，以便审判一旦尘埃落定他便能迅速推进更换帕沃利尼并改组政府。此外还必须指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事情之所以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绝非由于他缺乏投入或唯恐遭到各色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抵制——在1月份遭受挫败之后，他曾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千方百计试图重新推行这一行动，这绝非偶然——而主要是由于威廉街与德国军界违背其预期对该行动表现出的敌意；他们唯恐希姆莱与党卫军从改组中攫取最大好处，因而宁可支持他们原本亦乐于摆脱的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其次是由于普雷齐奥西的插手搅局，他的横加干预给希姆莱和沃尔夫的反对者增添了弹药。
迄今为止，关于“改组行动”究竟如何展开并最终流产的细节根本未能完全澄清。涉及该事件的档案文献极其匮乏。法西斯方面的回忆证词相对较多（据我们所知缺乏德方证词）；然而部分属于第二手材料因而意义不大，其余则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某种企图尽可能淡化该事件之愿望的扭曲，因为该事件损害了人们企图树立并流传后世的关于社会共和国的某种形象，且其主角皆属于“壮烈就义”的人物、或者人们宁可不去玷污其形象乃至不愿提及的人物。话虽如此，有一点在我们看来是不存疑问的：预见到维罗纳审判的结局，早在审判开庭之前启动“改组行动”的人正是墨索里尼；因此那些像阿米库奇358以及追随其后步调的塔马罗359等人将这一行动归咎于由巴里斯蒂、巴拉库和博尔萨尼这“三B”策动的一场反对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阴谋”、并称该阴谋诱使墨索里尼在1月中旬左右做出了更换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决定、而在向当事人通报两天之后又收回决定并放弃改组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据传——阿米库奇写道360——墨索里尼的最初决定亦获得了德国当局的批准，而第二项决定是布法里尼从墨索里尼手中逼出的，布法里尼向领袖透露众人都知道是德国人企图撤换党总书记和内政部长。于是墨索里尼为了昭示其相较于德国人的独立性，撤回了该项举措。
在涉及德国人因素方面，焦尔焦·皮尼在其《悲剧历程》中的版本亦大同小异361，皮尼以巴里斯蒂在事后向其陈述的内容证明该版本的可信度。在该书中完全未提及所谓“三B阴谋”362，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依据巴里斯蒂对皮尼所言——“依据显而易见之适宜性与广泛呼声革新骨干”的想法出自墨索里尼本人，对博尔萨尼、西尔韦斯特里、蓬巴奇和迪纳莱向该想法给予的激励与慰藉避而不谈363，而这几人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施加了影响的仅有人选。
更为翔实、且尽管存在若干难以断定是源于消息匮乏（就多尔芬而言，鉴于其同布法里尼·圭迪的关系，可以假定他是被蓄意蒙在鼓里）还是有意为之的空白、却更加可靠的信息，是由皮诺·罗穆阿尔迪（当时为《帕尔马公报》主编）以及尤其是由多尔芬提供的。
在194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此后其日记便不再载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记述），后者写道364：
近十五天来，人们一直在频繁谈论大规模内阁重组一事，这也与慕尼黑广播电台的那些著名抨击有关。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的被替换直到上周都被视为板上钉钉之事。事实上，领袖已预先通知梅扎索马做好准备，以便向报界发布一份公报并下达指示，向公众阐明这项举措的性质。
两位部长最近与墨索里尼的会谈极其频繁，且火药味十足。布法里尼情绪极度沮丧；帕沃利尼则更显沉着，极力克制自己的神经。表面上，甚至表现得若无其事。
《意大利人民报》的老法里纳塔——老狄纳莱，在与墨索里尼会晤之后，甚至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向皮森蒂提前宣称，自己笃定将被任命为内政部长。这是他刚刚从领袖本人口中获悉的、热腾腾的新鲜消息。岂料，我们今天却得知重组已被无限期推迟，这是墨索里尼的一个突发决定，据称其理由是在当前时刻必须避免给国家造成一种危机已然爆发的感觉。他对此避而不谈，消息大多是从各部长及外界圈子传到我们耳中的。有人又重新谈论起普雷齐奥西，以及他在与帝国某些政界和军界要人达成默契后在德国搞出的某种“影子政府”。还有人将未能改组内阁一事与更深层的原因联系起来，即沃尔夫与兰恩之间正在进行的角逐，换言之，就是希姆莱与冯·里宾特洛甫之间的较量。
与多尔芬所记录的内容相补充的（尽管在某些具体细节上存在不甚精确之处，尤其是关于这项行动的时间表以及德国人反对该行动的真实缘由），是罗马尔迪在战后的声明和著述。他在1月14日傍晚与墨索里尼进行了长谈，墨索里尼在向他描绘了共和国所处的严峻局势之后，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决定：任命巴里斯蒂接替帕沃利尼担任党务书记（打算委派帕沃利尼出任驻柏林大使），并指定罗马尔迪本人出任副书记予以辅佐。
巴里斯蒂——墨索里尼对他说——并不是一个深谙党务或政治生活的人。巴里斯蒂是一面旗帜。在当前这个时刻，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崇高道德威望的人物，因此在这一革新关头将巴里斯蒂推到党的领导岗位是有益的。你们将负责处理全部政治与组织建构方面的工作365……首要任务就是清除队伍中少数混入其中并肆意妄为的投机分子，这些人混杂在广大慷慨纯良之士中间，属于那种老一套典型的“压舱累赘”（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或许也有过功劳，但几个世纪以来，在如此戏剧性的局势下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政治组织都深受其害……此外，巴里斯蒂和我的任务还在于进一步深化政治行动，将工人阶级与我们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激发其参与兴趣，从而防止他们沦落为那些企图驱使工人发动血腥而愚蠢的暴动以完全牟利于外国人的卑劣危险游戏的工具；最后，还要通过恰如其分的宣传，引导广大意大利青年以两万多名自愿进入我们兵营并有一部分已奔赴前线的热血青年为楷模。然而，这一人事更迭却未能实现。正如人们所言，这倒不是因为旧政府要员的抗拒（实际上，帕沃利尼在正准备向继任者移交工作时，才接到墨索里尼本人的通知，让他再等上几天），而是因为德国人在这次人事动作中看出了墨索里尼企图在完全独立于德国圈子及其影响之外的人物的协助下，摆脱令他不胜其扰的沉重管辖。
德国大使和驻意军事指挥部委婉地向墨索里尼挑明，他们不赞成这次人事更迭。如果他执意进行更换，他们将不得不加强控制。对于老官员，德国人表示赏识其经验与良好意愿，如今已深信不疑……至于新上台的人物，他们绝不可能给予同样的信任……366
尽管在某些地方略显含蓄——大概是出于对已故之人的一种人之常情的敬重与宽容——，但无论就其与墨索里尼的关系而言，还是就重构他未能就任党务书记这一具体事件而言，最重要的见证仍是巴里斯蒂战后在其回忆录中所留下的记录。
9月27日，巴里斯蒂被延揽加入重建的布雷西亚法西斯战斗团临时执行委员会，并在此后一直担任联邦特派员直至1944年3月1日。11月，他兼任共和法西斯党伦巴第大区巡视员，且如前所述，出席了维罗纳代表大会。正因这两件事，他在12月3日首次与墨索里尼会晤（距上一次会面已相隔久远，即1920年邓南遮派遣他拜会墨索里尼，向其阐述阜姆局势并重申对各战斗团对待阜姆态度的批评）。墨索里尼必定非常赏识他坦率而坚定的口吻，以及其立场中流露出的某种“异端”色彩。随后发生的若干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良好印象：巴拉库指责卡洛·博尔萨尼——特别是博尔萨尼于12月19日以全国残疾与残废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身份在米兰“奥德昂”剧院发表的演说——带有“非法西斯倾向”且对墨索里尼态度冷淡，巴里斯蒂断然拒绝附和这种攻击；此外，针对德国人企图将布雷西亚军工企业（首当其冲的是加尔多内-瓦尔特龙皮亚的贝雷塔工厂）的工人强行运往德国，巴里斯蒂全力以赴设法化解工人们所陷入的困境。
巴里斯蒂的这些态度在促使墨索里尼考虑让他出任新党务书记的过程中，绝非没有产生影响；同样，西尔维斯特里、邦巴奇和狄纳莱强烈敦促用一个完全“崭新”、清白、代表法西斯主义社会性灵魂同时又兼具温和与和解精神的人物来取代帕沃利尼，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两大特质在巴里斯蒂于维罗纳代表大会上向共和法西斯党发表的演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大会在庄严沉寂中倾听了他的发言，并报以热烈掌声，尽管绝大多数与会者在大会所充斥的思想混乱和狂热情绪中代表的乃是法西斯主义最极端的立场。1月3日巴里斯蒂在加尔尼亚诺获得墨索里尼召见时，又向他重申了这些观点，一方面提醒领袖注意两人共同的平民出身，另一方面告诫他切莫重蹈过去的覆辙367：
我和您拥有近乎相同的出身。您是普雷达皮奥铁匠的儿子，我是奥尔菲诺铁匠的儿子。您的父亲曾机缘巧合开过小客栈；我的父亲也开过小客栈。因此，我将始终卷起袖子同您交谈，就像铁匠在铁砧前，工人们在小客栈的酒桌旁喝多了一杯酒时那样。
酒后吐真言！……我将永远向您直陈令人不快的真相，绝不讲让人开心的谎言；正如您所见，这关乎彻底扭转一套曾极大地贻害意大利的制度。
作为开端和坦诚的明证，我愿同您谈一件遥远但如今却重新具有现实意义的往事：我想提醒您回忆一下我们1920年在米兰保罗·坎诺比奥街的相遇——或者说冲突。
我当年曾说过，在各战斗团组织中以复兴运动革命继承者面目出现的党，必将滑向反动，左翼人士正在怀中温暖着右翼的毒蛇……您很清楚，我那时身处反对派，后来也一直居于反对派。请注意！我始终还是那个人，我的思想即便有所改变，那也只是因为它们变得更加明确、更加成熟。此外，在我看来，在社会共和国的蓝图中，我的这些思想理应拥有一席之地并得到传播。唯有秉持这些理念，我才能在共和国中竭诚工作……
今天的意大利人民，困扰其心灵的忧虑远远超过指引其方向的思考……他们是感知到了您的生机与行动，还是只是一群追随幻影的幽灵队伍？……
必须把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因此，请带着社会共和国赋予您的人道话语走到人民中间去吧，但务必提防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提防那些靠近您的人……提防那些与您最亲近的人！您最得力的人员大致可以归为三类：身陷特定劣迹者、身负笼统污点者，以及纯粹不合时宜者。我谨向您重申保罗在致哥林多人书信中的那句话：除尽旧酵，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这些话与其说出自一位现实的政治家之口，倒不如说更符合巴里斯蒂那位理想主义小诗人的本色，但它们确实切中了要害。以至于墨索里尼在1月13日已决心加速推进这项人事行动，当天两次与他闭门长谈：上午从11点谈至11点20分，下午从17点45分谈至18点20分；次日便召见罗马尔迪，宣布自己决定将党交由作为“旗帜”的巴里斯蒂掌舵，并安排罗马尔迪辅佐在其身边主持具体党务。紧接着，墨索里尼将此事通报了帕沃利尼——后者当时尚不知晓德国人阵营正在酝酿何种变数——表面上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实际上立即开始布设陷阱，天真的巴里斯蒂绝无可能不深陷其中（巴里斯蒂在与墨索里尼交谈时毫不掩饰地指出，“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的首要之举便是解散“穆蒂”军团）；而且帕沃利尼抢在墨索里尼正式宣布之前主动向巴里斯蒂通报，以便打乱其节奏、使后者更难施展应对之策。巴里斯蒂在回忆录中正是这样记述了对他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1月15日这天，以及帕沃利尼次日便施加给他的当头一棒，意在将他置于米兰极端分子的敌视之下，借此拖延时间以设法补救并迫使墨索里尼收回成命368：
我去拜访了帕沃利尼。
党务书记住在湖滨大道上的一座别墅里，该大道从加尔达湖畔马代尔诺村镇中心一直延伸至朝向托斯科拉诺的顶端。
13点整，帕沃利尼在加尔尼亚诺向领袖作完每日例行汇报后返回住处。
我正打算重申解散米兰“穆蒂”军团这一先决条件，他却带着一抹纯朴亲切的微笑对我说：
“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从今天起都归你管辖了，因为你就是党务书记。”
我本能地回答：
“可我只是一个平庸之辈！”
“不，不，平庸，”帕沃利尼接着说。
“我的意思是……骨子里谦逊平凡。”
“领袖，”帕沃利尼继续说道，“刚才对我说：‘帕沃利尼，您不认为您的过渡周期可以告一段落了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领袖接着说：‘那么，我指定巴里斯蒂少校接替您的职务。他是一位付出了切身代价的军人。一位具备卓越政治素养的人。一位新人！’”
“无须我多言，”帕沃利尼补充道，“我对领袖的评价完全赞同。”
帕沃利尼恳请我留下来同他共进午餐，这样饭后便可着手交接工作。
我向他致谢，但表示更愿意先回布雷西亚一趟，部分原因在于我已有一些预定事务需要处理。
我们约定我将在16点左右返回……
16点左右我回到了马代尔诺。
到21点整，各项交接工作已按部就班全部完成。
随后度过的那一整夜，并未充满种种幻景、空想或梦魇。
尽管我充分估量了这一事件在当下特殊历史时刻的重大意义，但我内心拥有一份宁静，那是将一项任命视为依凭自身良知竭力为善之承诺的人所特有的坦然。
我出身于纯朴农家，生活简朴，从田间农夫那里懂得了一个道理：当暴风雨席卷种植园时，更新老树桩、借助于修剪工匠的劳作就变得尤为紧迫。
我怀有一项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先决信条：
“在各负责岗位上以雷霆手段与外科手术式的魄力，刻不容缓地推行道德与政治风气的彻底肃清。”
这项通过一条我原拟由广播电台播发的简短通告所表达的新纲领——“先生们，换人上场了！……”——必将激起种种反弹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我政治纲领的主轴，乃是直接脱胎于社会共和国的基本前提。
后来人们看到，这一消息以一种更属于坏事而非喜讯所特有的飞速扩散开来，迅速蔓延至各办公室，席卷了党和各部委的前厅、总部以及分支机构。
面对这股威胁要彻底搅乱政治蓄水池的狂风骤雨，人们纷纷抛出潜水服与救生圈；面对政治风气行将颠覆的威胁，钟声与警号齐鸣，拉响了“一级警报”。
次日傍晚，帕沃利尼派其私人秘书专程将一封信送到了我在布雷西亚的家中。
我将该信函的内容影印照录如下：
“亲爱的巴里斯蒂：
米兰的同志们明天将缅怀阿尔多·雷塞加及我们最近牺牲的其他烈士。
我曾答应出席，但因你所知晓的原因我无法前往。我将托称健康缘由。
我极其恳切地请求你替我向雷塞加及共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殉道者的英灵致敬。这是一场宗教仪式，最后将在圣塞波尔克罗广场结束，由你在联邦总部的讲坛上向群众发表讲话。
我随信附上或许对你有所裨益的其他细节与材料。我深知在如此紧迫之时向你提出这一苛求实属为难。但我深知你即兴演说的过人才能，深知你对雷塞加这样一位道德楷模以及当前这一特殊时刻之重要性的敏锐洞察（在此场合由权威人士说出一句恰当的话即可改变整个米兰），最后，你也深知我为何被迫向你提出这一请求。
此外，米兰的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有权要求你的出席以及他们这场集会的圆满成功。
还请注意，仪式的每个细节均已公布并筹备就绪，但遵照我的意愿（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极为明智），此前对演说者的姓名未作任何透露。
向你致谢并致以深情的问候”……
这封信令我颇感意外；但我一如既往抱持善意，并未对此多作评说。
我充分估量了这一事件的分量、集会举办的地点，以及当下政治局势尤为微妙的关口，但我觉得自己不该“托称理由”，便作了肯定的答复。
帕沃利尼的秘书本想递交给我一包旨在帮助我了解雷塞加生平与道德形象的文件材料，我对他说我不必看这些，只要了解雷塞加的三件事便已足够：
第一，他是一名赤贫的工人；
第二，他是1915—1918年大战中战功卓著、勋章累累的敢死队员；
第三，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写明，万一自己遭遇暗杀，决不可进行任何报复。
将这一情况与我刚被任命为党务书记一事联系起来，我当时认为，出于政治审慎的考量——既然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宣布该任命，帕沃利尼却已决定赋予我承担官方悼词的重任——理应避免我的公开演讲与任命声明的发布同时发生，因此斯泰法尼通讯社的公报尚未播发是合情合理的。
这一暂停难道是为了给反对我这项任命的势力留出组织串联的时间吗？……在如此艰难的关头突然委派我去米兰发表演讲，难道是企图借机断送授予我的这项政治使命吗？……抑或是某种谨慎考量促使其他人推举我来承担米兰这一棘手的差事？……
我并未汲汲于去查究真相，况且，真相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态中已昭然若揭。
仪式在一片戒备森严的紧张气氛中举行，所幸未发生丝毫意外事件。
我那篇在米兰发表的演说，即便在体制外界激起了一些赞许的反响，在官场内部却根本没有引起丝毫共鸣，因为在那里，蓄意阻挠与保持沉默的联合阴谋早已经紧锣密鼓地铺开了。
当天傍晚，在返回布雷西亚途中，我在奥利奥河畔帕拉佐洛一座挤满了听众（尤其是当地工厂的工人）的剧院里发表了演说。
在演说中，我着力勾勒出若干指导方针，我坚信这些方针随后将借由我行将就任的职位的权威而获得切实的效力。
次日清晨，当我前往党部汇报米兰仪式的情况并准备正式就职时，却发现帕沃利尼神情闪烁其词、欲言又止。
他对我说眼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形式上的”停顿。而我也并未对此……拘于形式。
两天之后，看到迷雾越聚越浓，我重返马代尔诺，要求帕沃利尼给出一个坦诚的解释。
他回答我说，大家正在等待德国大使兰恩从德国返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决定是否在德国人那里给他安排一个去处，“因为对他而言——帕沃利尼是这样表达的——尤其是在他下令设立特别法庭之后，在意大利的大街上抛头露面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
事已至此，巴里斯蒂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面见墨索里尼，向他当面问清究竟发生了何事，以及斯泰法尼通讯社为何至今仍未播发有关他任命的官方公报。那次会晤极其令人痛心369。墨索里尼起初企图通过高谈阔论大政治来回避实质问题；随后，在对方将他硬生生拉回问题核心之后（“当您准备自由展翅高飞时，您的双翼却深陷于粘鸟胶之中，”巴里斯蒂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然而在共和国里是有严肃庄重、亦即正直磊落之人的，他们绝不会沦为那些惯用伎俩的玩物”），领袖轻描淡写地提及布法里尼·圭迪和法里纳奇，“极力避开帕沃利尼的名字”，这让巴里斯蒂确信“反对我任命的各方势力已然紧密结成同盟”，并迫使他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
我明白，这些人也掺和在里面！……但在这里，具体牵涉其中的乃是帕沃利尼；确切地说，是党的总书记处。帕沃利尼牵涉其中，这一点从他前天对我说的话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当墨索里尼反驳说“帕沃利尼不是一名军人”，并劝他要有耐心、要给时间以时间时，巴里斯蒂带着不屑的口吻顶撞道：“原来您的军队，就是由这样的军人组成的啊！”至此，谈话戛然而止。
我向他告辞，这一幕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老皮袋对新酒充满了恐惧与执念！……
显然，每当腐朽的机关感受到审查甄别的威胁时，它们就会疯狂地原地打转，借以展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制造混乱。
当一项新的人事任命威胁到达官显贵的地位与体制机构的既得格局时，一切个人龃龉、一切分歧隔阂都会被轻而易举地抛至脑后，使各利益攸关方自然而然地结成生死同盟。
视不同场合而定：
他们时而重新将墨索里尼扶上过去的宝座以刺痛其虚荣心，使他显得遭受了德国干涉的削弱，或是受到了政治操守可疑之徒行动的暗算；
时而转达德国人的反对意见，使他变得审慎犹豫、举棋不定；
时而鉴于某种特殊的战局演变，或是某种特定的内政或国际局势，向他陈述推行激进举措的种种不合时宜；
时而为那些本该被撤换的人大唱赞歌，吹捧其不可动摇的法西斯信仰以及对政权立下的汗马功劳；
时而唆使幕后隐秘势力暗中发难。
集团内部钻营之徒的魔爪，绝不下于魔鬼的尖角，随时随地都能伸向各个角落。
完全可以断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腐蚀与虚饰的环境中，可能造成的最小损害，便是借口时机不成熟或利用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掣肘，让一切革新举措彻底流产胎死腹中。
这套制度是毁灭性且致命的；倘若在昔日辉煌和专制鼎盛时期它尚能被掩盖并在某种意义上被中和，那么当风云突变、领袖其人及其环境都被剥去层层伪饰的外壳时，它的全部严重性便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在此期间，虽然除了一处战斗阵地之外没有任何官职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显而易见的是，墨索里尼即便没有改变其内心评价，也正在改变其外在姿态与恩宠青睐；这再次印证了他那种既易受摆布又固执己见的性格特质——每当某个人不愿替他推车效劳时，他便会显露出这副面孔。
对墨索里尼及其个性的这番严厉评价包含着某些真实成分，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一特定事件中，要全盘接受这番评价却绝无可能。墨索里尼确实希望摆脱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组建一个符合其理念的新政府，坦率地说，也是为了寄托他给历史留下一个不那么完全负面的自身形象的最后期冀，这一点是很难令人怀疑的。反过来，选择巴里斯蒂则是启动他所构想的这一进程的唯一可能人选；以至于尽管推选他执掌党务最高权力并将其作为整个进程杠杆的构想最终化为泡影，但建立一个由巴里斯蒂挂帅的总书记处的设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期盼，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一种恐惧”。这使人完全有理由认为，面对帕沃利尼、布法里尼·圭迪以及普遍极端分子对任命巴里斯蒂所设置的第一道意想不到的障碍，墨索里尼对巴里斯蒂说要有耐心、要给时间以时间，这绝非虚情假意，也并不是在企图逃避因辜负其期望而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只要德国人——起初赞成“撤换卫哨”并对政府实行大幅改组——尚未挑明改变主意，在墨索里尼心头就始终留存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他完全可以利用德国人来对付巴里斯蒂的反对者。
鉴于缺乏旨在阐明德国态度、其转变时间表及转变原因的明确文献证据，任何哪怕极微小的蛛丝马迹都可能大有裨益。在现存的诸多材料中，以下四份文献在我们看来最具代表性；除其他细节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1月17日之前，德国人尚未做出不再支持墨索里尼计划的决议。
第一份材料是兰恩于1月14日致柏林的一份电报370。在这份电报中，刚结束德国之行返回仅数天的大使汇报了墨索里尼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免黜帕沃利尼、布法里尼·圭迪以及警察总监坦布里尼的意向（大使表面上并未表明立场，但从其提及党卫队和警察的“合作”这一点中，可以捕捉到某种极其模糊且谨慎的拉开距离之意；根据兰恩掌握的情报，布法里尼·圭迪本应由都灵省省长瓦莱里奥·保罗·泽尔比诺接任，这令人推想墨索里尼当时认为皮森蒂过于招致极端分子憎恶，因而暂时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个能引发较少反对反弹的人选）。兰恩接着写道，布法里尼·圭迪和坦布里尼很可能将在德国党卫队与警察“最高长官的合作下”被软禁于意大利北部的某处；并且，如果针对他们被控在瑞士存放了“大量黄金、珠宝及其他贵重资产”的指控属实，消息表明墨索里尼将要求在整场战争期间将他们扣押在德国本土。第二份材料是斯潘帕纳托夫人日记中保存在1月17日名下的一段记述371：
德国大使馆新闻专员打电话给布鲁诺，告诉他政府将有重大变动。不过目前尚不得知具体详情。
第三份材料是雅恩德尔上校的一份报告，他在1月22日向其德国上级言简意赅地汇报称，几天前看似迫在眉睫的内阁改组，“已突然悄然搁浅”372。三天之后——这便是第四份材料——，1月25日，威廉街发出的一份措辞生硬的备忘录通报称，关于布法里尼·圭迪其人的种种流言传闻已被证实为“不准确”373。
根据目前的文献状况，要确凿查明究竟是什么诱发了德国态度的转变，依然是绝无可能的。然而极可能的是，这应当归咎于安齐奥登陆的连锁冲击，以及德国人企图将盟军赶下大海的努力宣告失败（希特勒原本寄望借此挫败盟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图谋，并借此为整场战争扭转乾坤）所造成的恶果，由此导致了德国本土各大权力中枢与其派驻在意大利的相应分支机构之间矛盾的急剧激化。尤其是冯·里宾特洛甫与希姆莱之间的矛盾，因而也是兰恩与沃尔夫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兰恩在1944年2月终于成功促使其地位与权限获得了相当精确的界定，从而至少在形式上使他成为对萨洛政权政策的负责人；而沃尔夫在此之前一直将大部分权力集于一身，绝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减，更不愿屈居兰恩之下。
12月间，兰恩与沃尔夫曾在清除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尽管兰恩与两人、尤其是与后者保持着良好的个人私交），并赞成给改组共和政府大开绿灯。我们无法确知改组的具体规模，但我们推测，对兰恩而言幅度不会太大，而在沃尔夫的盘算中则更为广泛。按照贝洛蒂的记述374（这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史料来源，尽管在事件发生日期的考订上并不总是那么精确），两人于1月8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特别会晤中做出了这项“执行性”决定，该会晤是经希姆莱极力敦促由希特勒特批授权的；希姆莱唯恐冯·里宾特洛甫企图将兰恩置于德国驻意大利领导体制的顶端，因而急于从意大利政府中清除与里宾特洛甫走得最近的分子，换上沃尔夫能够指望得上的人选，借以遏制威廉街的“插手干预”。只有通过这种背景，才能解释何以普雷齐奥西竟以“专家”身份（实际上是以控告者的身份，不仅控告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而且还控告了梅扎索马、比吉尼、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马佐利尼等一系列内阁成员，以及以坦布里尼为首的警察高层）出席了该会晤；且在该会晤结束时，普雷齐奥西似乎已被内定在新政府中执掌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
尽管表面上兰恩与沃尔夫携手行动、步调完全一致，但在这一阶段行动中真正的胜出者乃是沃尔夫。绝非偶然的是，在1月11日之后的几天里（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墨索里尼获得了他们两人的正式通报，告知他可以放手免黜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并改组政府），沃尔夫始终与墨索里尼保持着极其密切的接触，直到17日为止步步紧盯“巴里斯蒂行动”的每一步进展375；而兰恩在此期间则几乎从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月31日该行动彻底失败之后，他才实际上再次踏足加尔尼亚诺。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不由得推想，兰恩采取了如下策略：第一，他不愿公开同沃尔夫撕破脸皮，同时也不排除墨索里尼对他缺乏甚至毫无好感这一点可能会促使其态度转趋强硬，因此宁愿躲在幕后，通过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这两人不仅比他更清楚墨索里尼的软肋，也深谙该如何加以利用）暗中行事，向他们通风报信、透露幕后正在策划的动向376；与此同时，兰恩间接地向柏林进言，暗示为了切实有力、雷厉风行地贯彻他在盟军安齐奥登陆后所采取的旨在确保各大工业中心“生产安宁”、并通过日益严酷的镇压和报复行动弹压游击队运动的整肃措施（沃尔夫则主张在这些措施上最好适可而止，以免分散牵制用于对付安齐奥登陆作战及所谓常规警戒的兵力），眼下最稳妥的策略乃是切莫对共和法西斯党最高层以及政府内阁班子进行任何人事更迭——至少在当前时刻应按兵不动377；第二，兰恩预见到“巴里斯蒂行动”的夭折并不意味着改组政府的意图会被彻底搁置，身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伪善之徒”（纽伦堡审判时冯·里宾特洛甫曾如此盖棺定论），他必定倾向于在形式上不公开亮明底牌，以便在必要时保留一张可用来反制沃尔夫的王牌——即沃尔夫因缺乏深谋远虑而不慎引入棋局的那张普雷齐奥西牌；沃尔夫当时并未意识到，几乎整个意大利高层均对这位《意大利生活》的主编深恶痛绝，将他视作一个把犹太人和共济会看作无处不在、一心只想向那些“至今仍”拒不承认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灾祸均系“犹太-共济会阴谋”产物的人实施个人报复的偏执狂狂徒；更不用说，普雷齐奥西同样受到了德国驻意军界最高层以及军备与战时经济参谋部头目的极度戒备与敌视，后者将他视为其在当地各项活动的严重干扰源。因此，普雷齐奥西这张牌，即便在德国本土会受到纳粹党和党卫队最极端圈子的青睐，在意大利却以“维持现状勿生事端”（quieta non movere）的名义，将莱耶尔斯与凯塞林紧紧团结在兰恩身边共同对抗沃尔夫，促使他们将数周前原本认为撤换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改组共和国政府合情合理的种种考量彻底束之高阁。
尽管在这场角逐的第二阶段是兰恩占了上风，但在实际操作中，大使所取得的胜利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形式上的，这无论是在同沃尔夫的权力较量方面，还是在其对墨索里尼意图的实际制约方面皆是如此。事实上，沃尔夫除了始终担任希姆莱在意大利的影子代言人（这在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实际权力消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并在非战友法西斯阵营中同样拥有极其广泛的私人人脉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其精明、干练且不择手段的人，绝不可能甘心被单纯局限在党卫队与警察总指挥的狭窄角色之中。尤为关键的是，在围剿安齐奥登陆滩头阵地的作战归于失败之后，尤其是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以及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爆发之后（刺杀事件对德国对意政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因为沃尔夫暗中勾结盟军情报机关的台下动作，以及伴随希姆莱在德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兰恩权势削弱，均造成了德国政策方针愈加模糊混乱），在沃尔夫心头日益滋生出两重考量：一方面，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德国已彻底失去了打赢战争的希望，因此继续负隅顽抗唯有让苏联人坐收渔利，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不仅是德国，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另一方面，他萌生了一种双重渴望：即竭力与西方盟军接洽以促成战争尽早结束，并以此确保他个人能从整场灾祸中全身而退、尽可能免受清算制裁。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的是，在安齐奥登陆后，沃尔夫极力设法博取梵蒂冈某些要人乃至教宗本人的尊重与感激之情，为此特意释放了若干教廷极其关切命运的在押人员；正是凭借这一铺垫，他才得以在1944年5月10日获得庇护十二世的秘密接见，向教宗陈述自己的立场（该立场很可能与希姆莱的观点相契合），并探寻教宗是否愿意出面充当斡旋者同伦敦和华盛顿沟通以达成某种谈判和平的可能性378。
最后，就其与墨索里尼的个人关系而言，长期以来沃尔夫相较于兰恩一直处于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这一地位哪怕是“巴里斯蒂行动”的失败也未能动摇，甚至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尽管墨索里尼将其中一人视为德国在意大利的“副王”，将另一人视为“内政部长”，但在兰恩与沃尔夫之间，墨索里尼自始至终在情感上完全偏向于后者。正如多尔芬早就敏锐察觉到的那样，墨索里尼对待沃尔夫“带着更大的信任与亲切”，“几乎带着一种慈爱深情”；沃尔夫被墨索里尼视作如同日本大使日高那样的一位“我们国家及其个人的真挚朋友”，同他打交道时领袖更容易袒露心扉，有时甚至涉及极度私密的个人问题，而对于兰恩，墨索里尼连哪怕闪过这种念头都绝不可能；此外在墨索里尼眼中，沃尔夫显得更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体谅迎合他的种种需求，尤其是当这种通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兰恩或军方利益为代价的时候。相反，兰恩尽管表面上极力展现出彬彬有礼的教养，却在墨索里尼心中激起了一种本能的敌意与戒心，以至于每当必须同他会面时，总会引发墨索里尼一种难掩的不适与焦躁不安379。
附录
关于文件第10号的说明。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部长会议记录在形式上完全沿袭了王国时期的旧制，自1861年以来，这些会议记录本质上不过是所通过法令措施的单纯清单。记录中极少载录政府首脑或各部部长的发言，更从不记录辩论讨论过程。
墨索里尼的若干声明有时被报界报道为是在部长会议上发表的，但这些声明并未见诸正式记录，原因正如乔瓦尼·多尔芬所证言的那样（参见前引书，第455—456页），报刊刊发的消息公报均系墨索里尼本人在会议结束后亲自起草拟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墨索里尼在卡米纳特城堡主持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其所标示的日期为9月28日，而非回忆录及出版刊物中众口一词所记述的9月27日。
在整理转录过程中，自始至终严格遵循了原文的标点符号和大小写规范。
对于在会议记录中被红笔划掉的法令措施，均置于方括号之内，并以斜体字标明其被删除撤销的原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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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西尔韦斯特里向墨索里尼呈送了一份旨在打造名副其实的“法团主义民族”的长篇系列备忘录。这些文稿带有极其浓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详尽擘画了归属于中央政府、中央各部行政机关、全国及地方各级社会机构的职责与难题框架，并深入阐述了生产者的工会组织形式及集体劳动关系的规制法则。鉴于现存档案文献状况，后人已无从确证墨索里尼是否曾亲自通读审阅此件。唯一能确证的历史事实是：领袖曾将该份备忘录、连同另一份题为《建立一个有能力理解并化解人民一切重大命题之（社会主义）政府—国家—政权运动之纲要》的文件，一并批转给帕沃利尼阅研（中央国家档案馆，ACS，RSI，领袖特别秘书处，机密通信档案，卷宗7，分类号33/R，“C. 西尔韦斯特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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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戈培尔，《密日记》（Diario intimo），前引，第6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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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31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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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1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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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 斯潘帕纳托，《反回忆录》（Contromemoriale），前引，第2卷，第33页。
针对各政党问题及共和法西斯党的历史定位，斯潘帕纳托在1943年9月13日傍晚自罗马甫抵慕尼黑之际，便曾在一份呈送墨索里尼的书面材料中有所触及（同上书，第22页）。他主张共和法西斯党应当扮演某种宏观“政治导师引领”的角色；至于其他党派，“不论其充当政权羽翼还是充当反对派”，当局皆以采取正式承认为宜。“单凭国家法律规章，便足以彻底消除这批反对派对国家政权构成的任何潜在危险”。在他看来，这无疑远胜于面对一个不可控的地下秘密反对派网络——在那等兵荒马乱且伴随着盟军从南方大举逼近阴影的危殆乱世，地下反对派网络势必沦为汇聚全社会一切不满分子的天然磁石温床。 ↩ -
《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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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全文参见罗马《小报》（Il Piccolo），1943年9月18—19日版。
帕沃利尼的演说提前涉及了墨索里尼次日演说中的若干主题，但在基调上展现出远为不妥协的极端强硬色彩。尤其是在惩治内奸叛徒、以及力主共和法西斯党决不可沦为旧国家法西斯党的“拙劣复刻品”、围绕在墨索里尼身旁的必须首先是“全新面孔”——即“来自一线火线拼杀、来自生产劳作、具备专业才干、勇于流血牺牲的硬汉”，“这代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铁血志士”——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尤为决绝。在他看来，唯有依仗这批“新人”，行将诞生的共和国方能具备同旧体制彻底决裂的深刻社会革命性质，共和法西斯党亦方能蜕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阶级之党”、“无产阶级政党”、“毫无金融寡头羁绊的全新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引领号角”。“面对自由主义反动势力再度招魂出笼的共产主义幽灵，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亮出我们决死血战的钢铁意志。我们必将断然粉碎一切导向混乱失序的无政府主义冲动。然而，对于这场战争以及广大底层民众所激荡喷薄的社会变革烈火，我们却敞开怀抱全盘受纳，并将其视作推动民族新生的生命酵母。” ↩ -
甚至布法里尼·圭迪在从罗马抵达慕尼黑后仓促起草的一份呈文中（参见第131页注释2），亦明确提及了建立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的必要性；由于他同党卫队的深厚私人渊源，这份呈文连同与其同行的斯潘帕纳托起草的文稿，在墨索里尼自希特勒大本营归来之际便迅速呈递到了领袖案头。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55页；以及B. 斯潘帕纳托，《反回忆录》，前引，第2卷，第4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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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卡索尼，《佛罗伦萨日记（1944年6—8月）》（Diario fiorentino (giugno-agosto 1944)），佛罗伦萨1946年版，第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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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迄今仅有一部由A. 佩塔科撰写的记者传记性著作《帕沃利尼：萨洛的最后点射》（Pavolini. L'ultima raffica di Salò），米兰1982年版；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细节亦见诸D. 杜兰蒂，《我生命的长卷》（Il romanzo della mia vita），米兰1987年版，以及N. 迪福尔蒂，《帕沃利尼早已选定了死法》（Pavolini aveva deciso come morire），巴勒莫—圣保罗1988年版。除F. 安富索、G. 多尔芬、G. 皮尼、P. 罗马尔迪与B. 斯潘帕纳托等人的各次回忆录（散见各处）之外，尤应参阅R. 比伦齐，《友人录：维托里尼、罗塞及其他相遇》（Amici, Vittorini, Rosai e altri incontri），都灵1976年版，第95页及以下各页；P. 孔蒂，《乌鸫之喉》，前引，散见各处；A. 博尼诺，《墨索里尼对我说》（Mussolini mi ha detto），布宜诺斯艾利斯1950年版，第25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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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上旬，在一份题为《关于法西斯重新崛起与筹备制宪议会之报告》（中央国家档案馆，ACS，RSI，领袖特别秘书处，机密通信档案，卷宗61，分类号630/R，“PFR”，子卷6，“呈领袖报告与备忘录”，插页A）中，帕沃利尼在剖析“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在他看来构成德国占领军七大最恶劣政策弊端（第3页及以下）：
“1° - 德方对帕韦利奇所谓将昔日隶属于意大利主权管辖的一切达尔马提亚领土全数并入克罗地亚的狂妄兼并宣言，迟迟未曾发布任何官方辟谣声明；
2° - 德方公然宣告阿尔巴尼亚彻底独立；
3° - 德方在卢布尔雅那擅自指派斯洛文尼亚人出任总督；
4° - 尽管官方发布了关于博尔扎诺、特伦托与贝卢诺三省的通报，但这三省由于全盘沦为因斯布鲁克大区长官的直接独裁管辖，其确切法理地位至今深陷极度混乱迷茫之中。此类管辖本应严格局限于针对蹂躏该防区的叛乱匪团展开军事清剿作战的军事勤务范围。
然而迄今为止，在博尔扎诺与特伦托甚至根本无法推进组建共和法西斯战斗团的各项工作；各级公职全数被委任给选择加入德国国籍的外族人；当地意语报纸全数遭查封勒令停刊，唯独准许出版一份德语报纸。
伊斯特拉各省同样已被强行置于一位德国高级专员的直接政治独裁控制之下；
5° - 德方强行将大批意大利官兵以所谓‘战俘’名义押往德国本土关押；
6° - 德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颁布各项措辞霸道专横、往往前后矛盾、极难执行、且同此前颁布或异地颁布的法令大相径庭的强制政令，这些政令公然同意大利法定当局所颁布的法令产生尖锐冲突抵触，或至少横加粗暴干预干扰；
7° - 德方通过直接下达强行指令，以及通过卡死调控战略工业原材料配额，全方位控制掠夺意大利本土工业企业。在若干恶劣个案中，德方甚至直接将成套工业母机机械设备强行拆卸迁往德国本土。” ↩ -
同上报告，第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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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报告第17页及以下，帕沃利尼在信中如何严词驳斥那些主张党组织应当彻底洗去“法西斯”印记、转而采纳某种更能体现其爱国初心的党名的党内异见声音：
“某些地方报告［关于地方基层PFR的心态与组织状况］所表达的所谓‘法西斯’称号至多纯属多余累赘的高论，是彻底极其荒谬错误的。对于此类谬论，绝大多数党内同袍早已予以坚决澄清批判——他们在坦荡无私地深刻反思往昔过失、探索全新历史道路的同时，誓死保持着对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本人的绝对忠诚。
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宣告：今日广受各方唾骂痛斥的旧官僚框架与往昔重大过失，同纯粹的法西斯伦理道德毫无分毫相干。
法西斯伦理在本质上是由两大核心要素的崇高交汇所决定的，正是这两大维度的交汇彰显了法西斯主义的绝对独创性，并使其同任何其他政治思潮彻底划清界线：其一，在至高无上的基准线上，以纯粹的‘战斗’精神（切记我们运动最初的原名即战斗团）将意大利民族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绝对支配地位，任何其他私利皆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最高国家利益；其二，在国家建制形态上予以即时体现，唯独将全体公民劳动所凝结体现的崇高价值确立为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尺度。
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这唯独只能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在人类任何其他社会学说流派中，皆根本寻觅不到这双重理性生活根本基石的如此和谐辩证的有机统一。我们从思想渊源上所追溯的马志尼学说，在付诸实践行动层面留下了极大的含混空白；而法西斯主义则通过将其全盘纳入国家体制的严整法理架构，直面现代大工业迅猛发展所提出的宏大时代命题，从而彻底完善了这一崇高构想。” ↩ -
迥异于其他许多共和法西斯党人，在帕沃利尼眼中，法西斯社会纲领的最核心支柱骨架、真正赋予其阶级生命并使其同共产主义截然分道扬镳的法宝，乃是名副其实的法团主义。法团主义理念在他看来高度浓缩了“一切最先进社会主义学说中最精华瑰宝”。往昔体制岁月里的一系列“重大过失”与“官僚肠梗阻”阻碍了这一伟业的全面落地。正因如此，对法团主义决不可因噎废食地加以唾弃，而必须“毫无保留地全盘重新继承”、并赋予其最大限度的光大弘扬，同时决不可向社会主义做出任何哪怕寸步的绥靖妥协——盖因在帕沃利尼眼中，正统社会主义无非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险恶前厅跳板。更何况，“在社会激进维度上对这一立场的毫不妥协的坚决重申，在赋予‘法西斯’称号以无上道义合法性的同时，不仅是顺理成章的，更是唯一能以真正纯洁的激进要素彻底重塑洗礼本党的法门——这批骨干正是青年一代、正是所谓激进极左思潮的拥护者、正是当年自觉投身铁血冲锋的前线队员、正是广大普罗劳苦大众。唯有沿着这条道路，党才能重新汲取生机活力并重新赢回民众的广泛拥护认同，在战火风暴的大浩劫之后傲然长存。简而言之，大张旗鼓地勇敢阐明这些核心理念，首先意味着以彻底的由衷坦诚行事，其次意味着对昔日过失作出了最深刻的含蓄忏悔洗礼，从而彻底将这些官僚污垢定性为与纯粹法西斯教条毫不相干的异己赘瘤；它意味着将那些通过跻身党内而彻底摧毁了党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声誉的内奸与资产阶级资本家彻底驱逐清洗；意味着把今日的法西斯主义毫无半点虚饰伪善地同其历史源头彻底有机焊死在了一起；意味着实现全体劳动者的伟大阶级大团结；意味着彻底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恢复名誉——这种专政本应是全体劳动大众的正当专政；意味着缔造一支由钢铁意志与坚定志士武装起来的强大思想与组织力量，从而将这场大战——甚至包括同逃亡南方的儿皇帝、投降将军、财阀寡头及共济会同谋的殊死对决——彻底精准定性为广大‘一无所有的贫苦大众’寻求生存空间反抗‘一心企图窒息他人生机的富豪寡头集团’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阶级自卫殊死决战；它意味着在坚实的思想与纲领基石上构筑阵地——哪怕英美军队在常规军事战场上继续高歌猛进，哪怕这场风暴将席卷一切，法西斯主义亦将凭此赢得载入人类史册并享受其应有尊严的历史权利，哪怕最终未能在战场上夺取胜利。这套被称作激进主义的路线，势必将化作对内整肃革命以及对外克敌决战的最强大催化王牌，恰如当年法国大革命的崇高理念化作了彻底唤醒人民力量的决定性历史飞轮，赋予了1792年抗击企图以刺刀复辟压迫体制的外来侵略军的卫国圣战以无穷力量。”（同上报告，第18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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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皆不可避免地必须以鲜血作为洗礼。为了奠定并确立崭新权利而泼洒的热血是正义神圣的；而在伏击暗算、在街头流氓暴动中不明不白流淌的鲜血则是非正义且痛苦苦涩的。倘若一切崭新权利的源头皆必须在科学意义上被纳归于革命的范畴，那么假若一场革命沉溺于摇摆绥靖与政治妥协，以至于诱使未来的法官与历史学家怀疑其究竟是否具备享受这一崇高革命称号的合法资格，那它便根本称不上一场革命。诚然，在今日的极端危局下，法西斯革命的全部历史气数在本质上已同这场世界大战的结局死死绑在了一起，倘若战局不利，革命本身亦绝难在废墟中独善其身苟活。
然而，倘若它未能通过严厉决绝的镇压惩戒举措所迸发的钢铁意志、未能通过其革命先驱甘愿在未来的反动阶级复仇狂潮中引颈受戮的舍命犯险精神来彰显自身的坚定信念与存在力量，那么它甚至连任何伟大历史运动理应留给后世幸存者的那点最起码的精神遗泽与火种都根本无法保存流传。”（同上报告，第17页）。 ↩ -
A. 帕沃利尼，《复兴的里程碑》（Le tappe della rinascita），威尼斯1944年版，第1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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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卡索尼，《佛罗伦萨日记》，前引，第4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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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C. 西尔韦斯特里，《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与反法西斯主义》，前引，第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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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 斯潘帕纳托，《反回忆录》，前引，第2卷，第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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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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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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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斯潘帕纳托，《反回忆录》，前引，第2卷，第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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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多尔芬，《伴随墨索里尼于悲剧之中》（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前引，第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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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获得了德国和日本的正式外交承认；德日两国随后施压诱导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汪精卫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以及泰国对其予以正式承认。芬兰与维希法国未予承认。该政权同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通过商贸代表处机制）瑞士建立了非正式工作联络关系。瑞士与梵蒂冈教廷则或多或少正式援引战时国际法通例原则：即在战争进行期间及因战争直接导致的事态下，绝不可在法理上（de jure）对现有外交承认关系作任何实质变更（参见《瑞士外交文件集》，第15卷，第28页及以下；《圣座二战外交文集》，第7卷，第652页）。总体概况参见M. 维加诺，《外交部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国际关系（1943—1945）》（I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1943-1945)），米兰1991年版，第83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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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六百天》（I 600 giorni di Mussolini），前引，第36页及以下；B. 斯潘帕纳托，《反回忆录》，前引，第2卷，第44页及以下；G. 博卡，《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第43页。
墨索里尼（以及不仅是他一人）竟然会幻想成功将完全由国王钦点任命的参议院亦裹挟进废黜君主制的活剧之中，这或许可以通过两大历史事实获得合理解释：其一，参议院内部实际上充斥着大量在法西斯二十年统治期间陆续安插晋升的党员议员；其二，即便在那些向来心怀君主主义传统情愫的参议员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处理停战谈判的卑劣方式、尤其是对他们在9月8日仓皇抛弃军队与国民出逃的懦夫行径深恶痛绝。此外，另一个可能促成这一荒诞构想萌芽的历史细节同样不可低估：在停战与德军全面占领爆发后的最初数日内，陆军元帅卡维利亚以及参议院议长泰翁·迪雷韦尔海军大元帅皆曾同若干法西斯头面人物发生过秘密接触，且对某些以必须“捍卫军队军人荣誉”为名目挺身而出的过激表态立场（尤其是J. V. 博尔盖塞的立场）并未表示出任何明确的反对反对。 ↩ -
《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19页；并见G. 多尔芬，《伴随墨索里尼于悲剧之中》，前引，第1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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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文明》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批关于他自己在1920年同邓南遮阜姆运动往来互动的机密历史文献。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众多历史学者（参见《革命者墨索里尼》，第640页及以下各页）皆曾认定这一举措旨在翻新重塑其老牌资深共和派的领袖形象。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他企图借此隐晦曲折地向世人投射出另一幅历史肖像——即一个虽在战场前线饮恨败北、却凭借一部旷世宪章而在历史长河中傲然成为永恒历史胜者的邓南遮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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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 安富索在《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1936—1945）》（前引，第419页）中的记述，墨索里尼当时并未将制宪议会问题视作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仅仅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维罗纳宪章》的社会阶级条款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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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13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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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4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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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 阿米库奇在《墨索里尼的六百天》（前引，第34页）中的记述，正是多尔曼在罗马组阁最后摊牌关头自罗马直接挂通墨索里尼的私人长途专线电话，才彻底促使领袖放弃了最后的迟疑抗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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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安富索，《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1936—1945）》，前引，第3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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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六百天》，前引，第25页及以下；F. 安富索，《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前引，第316页及以下；P. L. 拉泰尔扎，《1943年10月13日：向希特勒德国宣战》（13 ottobre 1943. La dichiarazione di guerra alla Germania di Hitler），米兰1963年版，第83页及以下各页；以及D. 马尔图奇，《历史的碎片》（Schegge di storia），罗马1988年版，第61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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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拉恩，《希特勒派驻维希与萨洛的大使》（Ambasciatore di Hitler a Vichy e a Salò），前引，第2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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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莫尔豪森，《必败的王牌》（La carta perdente），前引，第1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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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托雷·弗拉塔里（Ettore Frattari）由于在法西斯大委员会那个惊心动魄之夜曾投下反对格兰迪提案的忠诚票，且深受多尔曼力荐出任农业部长，因而帕沃利尼极欲拉其入阁，但在罗马四处搜寻皆未能觅得其踪迹，最终不得不由爱德华多·莫罗尼取而代之。多梅尼科·阿尔奇迪亚科诺（Domenico Arcidiacono）曾获提名为交通通讯部长，但他因深恐殃及远在西西里沦陷区的家人的人身安全而断然拒绝受任。随后被推上台面的朱塞佩·佩韦雷利，外界当时根本摸不清他究竟是曾受正式征询还是在最后一刻被当局‘依职权强行霸王硬上弓’直接塞入大名单（依凭德国驻意新闻参赞H. 冯·博希的证词，转引自A. 塔马罗，《两年的历史》，前引，第2卷，第8页注释，帕沃利尼在当时甚至妄图在尚未取得当事人首肯的前提下便把部分资深法西斯元老强行挂上内阁名单）；唯一确凿的事实是佩韦雷利闻讯随即彻底潜逃隐匿无踪，以至于在新政府宣告成立数日后当局不得不紧急起用奥古斯托·利韦拉尼（Augusto Liverani）实施‘顶替更换’。甚至连公共工程部部长鲁杰罗·罗马诺（Ruggero Romano），亦是在新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数日后的10月3日才姗姗来迟正式获任。至于比吉尼本人，起初亦坚决拒绝入阁，甚至亲笔致信帕沃利尼直斥新政权是一具同巴多格里奥内阁毫无二致、在广大民众良知中根本得不到起码共鸣呼应的‘幽灵傀儡政府’，痛陈‘鉴于全局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物质层面、在空间还是在回旋机动维度上皆彻底匮乏起码的客观先决条件’，这样一个政府根本无力化解任何实质难题，只会重蹈‘给法西斯大业带来无尽浩劫的昔日覆辙’。然而，当9月23日他通过广播电台惊闻自己赫然名列内阁名单、且帕沃利尼当面告诫此系墨索里尼亲自钦点特批之后，他最终放弃了抗拒接受了任命。参见L. 加里波第，《墨索里尼与教授：卡洛·阿尔贝托·比吉尼的生平与日记》（Mussolini e il professore. Vita e diari di Carlo Alberto Biggini），米兰1983年版，第89页及以下、第327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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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教育部部长一职而言，布法里尼·圭迪原本属意于著名考古学家比亚焦·佩斯（Biagio Pace）；然而后者断然拒绝出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虽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信徒，却同时亦是一名铁杆的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是西西里人，绝不愿让自己身在西西里岛上的亲朋故旧冒任何不可测的灭顶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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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路易吉·莫利诺（Luigi Molino）的回忆记录，梅扎索马甚至根本未等正式任命公报出台便以雷霆之势进入工作状态：他当场指派莫利诺执掌国家新闻局（Ente stampa），委任E. M. 格雷（E. M. Gray）统领意大利广播电台（EIAR），并由L. 弗雷迪（L. Freddi）挂帅掌管卢切电影制片厂（Istituto Luce）（藏于德·费利切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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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安富索，《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1936—1945）》，前引，第3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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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L. 博拉，《为何身在萨洛》，前引，第106页；并更普遍参见E. 拜斯特罗基，《翻阅往昔》（Frugando nel passato），罗马1990年版，第167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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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色外交部长的全部复杂周折，参见F. 安富索，《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前引，第319页及以下、第323页；E. F. 莫尔豪森，《必败的王牌》，前引，第92页及以下。相反，L. 维拉里在其《1943—1945年的外交事务》（Affari esteri 1943-45），罗马1948年版中对该幕插曲未着一字，但该书对马佐里尼的评价（第23页及以下）与博拉及拜斯特罗基的评述高度契合，颇具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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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66页；《格拉齐亚尼审判案》（Processo Graziani），罗马1948—1950年版，第3卷，第1165页及第11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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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 安富索在《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前引，第319页）中的追忆，墨索里尼起初在同安富索私下长谈时，似乎曾提及过洛伦佐·达尔马佐将军（Lorenzo Dalmazzo）与亚历山德罗·皮尔齐奥·比罗利将军（Alessandro Pirzio Biroli）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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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六百天》，前引，第34页（关于佐皮将军）；以及G. 博卡，《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第32页（关于卡维利亚，其论断奠基于维托·墨索里尼的一份亲笔证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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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卡维利亚，《日记》，前引，第4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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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P. P. 切尔沃内，《恩里科·卡维利亚：反巴多格里奥的旗手》（Enrico Caviglia, l'anti Badoglio），米兰1992年版，第2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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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政治档案馆（PAAA），副国务秘书卷宗，意大利，第17卷，莫尔豪森致里宾特洛甫密电，1943年10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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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 科瓦，《格拉齐亚尼：政权的将领》（Graziani. Un generale per il regime），罗马1987年版，第215页（该书奠基于格拉齐亚尼的私人随身笔记本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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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59页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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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卡维利亚，《日记》，前引，第4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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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莫尔豪森，《必败的王牌》，前引，第9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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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L. E. 龙戈，《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Francesco Saverio Grazioli），罗马1989年版，第459页及以下；并参见格拉齐奥利在《格拉齐亚尼审判案》（前引，第3卷，第1007页及以下、第1027页及以下）中所作的法庭证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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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日记备忘录存世有两份互不完全吻合的抄本。我们在此所引用的段落出自藏于中央国家档案馆，ACS，R. 格拉齐亚尼档案，卷宗65，分类号47，插页6，“1941—1943年日记”。A. 科瓦在其《格拉齐亚尼》（前引，第215页）中所引用的文本措辞略有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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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龙戈，《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前引，第46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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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ACS，R. 格拉齐亚尼档案，卷宗65，分类号47，插页6，“1941—1943年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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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 科瓦，《格拉齐亚尼》，前引，第216页及以下影印件。
在其回忆录《我捍卫了祖国》（前引，第382页）以及《为意大利而生》（前引，第173页）中，R. 格拉齐亚尼引述了23日的这一段日记，但在第三自然段中刻意篡改修正了标点符号，以掩饰那些在我们看来显然属于事后补填的文字；他在‘被列入新政府名单之中’一句后擅自添加了‘业已敲定’四字，将‘我的牺牲’修正为‘牺牲’，并在最后将‘于使馆共进午餐’挪至全段收尾（该句仅存在于1947年的初版之中）。关于整场事件，亦参见格拉齐亚尼本人在《格拉齐亚尼审判案》（前引，第1卷，第183页及以下各页，尤其是第193页及以下各页）中所作的供述。 ↩ -
详见A. 诺雷利，《法西斯黄昏中的多梅尼科·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部长》（Il ministro Domenico Pellegrini-Giampietro nel tramonto del fascismo），前引，第9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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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格拉齐亚尼在《我捍卫了祖国》（前引，第379页）中将这句讥讽挑衅归咎于巴拉库之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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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拉恩，《希特勒派驻维希与萨洛的大使》，前引，第2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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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N. 科斯皮托、H. W. 诺伊伦，《萨洛—柏林：艰难的同盟》（Salò-Berlino: l'alleanza difficile），前引，第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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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莫尔豪森，《必败的王牌》，前引，第94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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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格拉齐亚尼，《我捍卫了祖国》，前引，第379页及以下各页；同作者，《为意大利而生》，前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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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 科瓦，《格拉齐亚尼》，前引，第2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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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莫尔豪森，《必败的王牌》，前引，第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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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V. 伊拉里，《武装部队的制度角色及其“非政治化”难题》（Il ruolo istituzionale delle forze armate e il problema della loro «apolicità»），载《1943—1945年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P. P. 波焦编，布雷西亚1986年版，第29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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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沃利尼于9月23日播发、并由各大报刊于次日翻印刊登的官方新闻公报中，明确将新政权定性为‘由墨索里尼在静候制宪议会召开期间正式指派任命之政府’。这一极其凝练的措辞公式，构成了墨索里尼意欲召开制宪议会的最初官方宣告，并同时宣告了方才宣告成立的这个政府在法统上的鲜明过渡性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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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部长而言，内阁阵容于10月3日因正式任命R. 罗马诺出任公共工程部长、以及11月5日正式任命A. 利韦拉尼接替佩韦雷利出任交通通讯部长而最终补齐。在此两天前的11月3日，鉴于特林加利·卡萨诺瓦因病猝逝，司法部长一职由皮耶罗·皮森蒂（Piero Pisenti）接任。至于副部长级副国务秘书的选任则远为缓慢周折得多：除巴拉库以及海军副国务秘书（A. 莱尼亚尼海军上将，10月21日猝逝，11月15日由海军上校F. 费里尼接任）和空军副国务秘书（E. 博托空军中校）之外，其余为数极少的副部长全数是在1944至1945年间才陆续姗姗来迟获得任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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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ACS，部长会议主席府，部长会议，会议记录原件，第27卷，参见本书附录，文件第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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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在返抵意大利后径直前往罗卡代莱卡米纳泰城堡‘休养生息’、而未能在第一时间全力扑在为共和国奠定法统基石之上这一事实，极大概率构成了新政府宣告成立后瑞士某报纸刊载的一则流言报道的诱因：该报道声称‘领袖即将彻底退出政坛，并已圈定格拉齐亚尼元帅作为其接班人’。参见《人民公报》（Gazzetta del Popolo），1943年10月27日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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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第56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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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连同共和法西斯党中央党部设在马代尔诺（Maderno）；外交部与大众文化部设在萨洛（Salò）；国防部设在代森扎诺（Desenzano）；司法部设在克雷莫纳；财政部设在布雷西亚；国民教育部设在帕多瓦；公共工程部设在威尼斯；农业部设在特雷维索；交通通讯部设在维罗纳。由于严重匮乏适宜的办公馆舍，几乎所有部委皆不得不七零八落地分散安置在多处不同建筑甚至简易临时工棚之内，在若干个案中甚至在其他异地市镇设立了外派分部。依照拉恩就罗马‘向北疏散’下达的指令，各部委理应在新防区立即全面投入行政运转，而这在当时纯属绝对天方夜谭。甚至迟至10月14日，瑞士驻意总领事在自科莫致其本国外交部的呈文中依然汇报称：共和法西斯政府‘充其量最快在半个月之后才可能在加尔达湖防区勉强建立起其办事机构’。与此同时，各部部长们整日乘坐着‘极其豪华的豪车’在湖畔防区各处漫无目的地游荡，给外界留下的直观印象完全是‘一帮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漫长白昼的迷茫丧魂之人’。至于墨索里尼本人，总领事写道：‘领袖目前深居加尔达湖畔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庄园。他被盖世太保便衣特工森严戒备包围看守，在骨子里实质上完全沦为了德国人的阶下囚’（瑞士联邦档案馆，BA, 2300 Rom/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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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附录，文件第1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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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议’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废除王室任命的参议院；将陆军编入民兵建制；将劳资双方、自由职业者与艺术家的所有工会联合会全数合并为单一的、‘在党的范围与氛围内’运作的‘劳动与技术总联合会’；以及保留巴多格里奥政府设立的‘法西斯权贵非法敛财调查委员会’，并将其调查权限扩及过去三十年间曾在任何政党中从事政治和公共活动的一切人员，乃至司法官与军人。参见同上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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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以及MUSSOLINI, XXXII, pp. 8 sgg., 19 sgg.与26 sgg.。在墨索里尼首次会议讲话所宣布的各项举措中，惩治在‘严峻考验关头’‘倒戈投敌’的法西斯分子的规定率先落地。主要是在帕沃利尼的倡议下，该项举措于10月27日具体化为设立各省特别法庭（负责审判在所属省份法西斯支部注册的党员），以及设立特别专案法庭（负责审判7月24—25日‘背叛了曾立誓以鲜血献身的革命理念’并以其投票‘给国王提供了发动政变之借口’的大议会成员；参见《意大利公报》［Gazzetta Ufficiale d'Italia］，1943年11月18日，第1页及下）。
经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大肆宣传的省特别法庭，在实际运作中遭遇了重重阻碍，这既源于组建审判庭法官班子的客观困难，亦源于无法在法定限期内完成审理程序的现实障碍。就此而言，帕沃利尼于1944年6月1日签署致各省最高长官与党部专员的一份共和法西斯党通令极富启发意义：为扭转被动局面，通令指示将司法管辖权集中于每个大区的‘一个或数个法庭’之中，将法庭‘审结全部案卷’的最终期限截止日定于8月31日，并尤为强调指出：‘在侦查起诉阶段应适度筛除情节较轻的检举控告，必要时可由主管机关采取相应的治安行政处罚，以便将移交起诉的案件严格限缩于那些因被检举者身份显赫且罪行情态极其严重而真正具有典型惩戒效应的重大案件，尤其是那些确凿显现出即使是间接参与叛国罪行的明示意图者’（A.F.M., ACM 1/7）。 ↩ -
在这方面，瓦尔特·莫基（Walter Mocchi）于1943年9月27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件极具代表性：
‘我认为，在召开制宪议会之前，恰恰为了毫不含糊地确立其政治走向，必须采取一项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行动；这项行动将彻底扭转车头，使工厂、农村、商业、手工业、银行及海运人员等全体脑力与体力劳动者心悦诚服地团结倒向我们崭新的政党，并把他们从共产党、社会党与天主教民主党手中争夺过来——这绝非依靠早已无济于事的空洞言辞、许诺与谄媚，而是依靠确凿可见的实在事实。
我认为，正如顺理成章且理所应当的那样，只要把司法惩处的利剑从受贿腐败分子扩大到行贿腐蚀者身上——亦即扩及几乎全体军工企业以及各门类的农商业承包供货商（他们靠行贿诈取了溢价订单，而在验收交付时却提供了数量不足且质量劣于合同约定的飞机与物资），国家便将能够没收近乎全部的私人资产。
因此我认为，正是在这一基石之上，完全可以骤然爆发出无可辩驳的革命壮举：倘若逮捕犯罪嫌疑人并指派企业接管专员之后，命令他们成立的不是工会工厂委员会，而是真正的董事管理委员会——在专员主持下，该委员会囊括企业内部各个协作群体的全权代表，从一线工人到专业职员，从工程技术专家到财务会计，将中间掮客、剥削者与寄生虫彻底扫除在外。仅仅宣布这样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法令，便能使全社会瞬间明晰：这是将股份公司改造为半工会性质之合作社的序曲；是将工资与薪酬转变为分享企业收益的预付分成（在清偿全部开销成本、提取全部储备准备金并酌情在若干年内给予资本以微薄利息之后，按照各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在资产负债表中向每位劳动协作者统筹分配）的序曲；简而言之，这是将以私人牟利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改造为以劳动者整体利益为宗旨、并能以整个行业的集体激励取代狭隘私人刺激的全新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将自动制衡每个企业内部的个人或集团自私私利，并完全由全体人员为了争取最高报酬而追求更多更优劳动的共同利益所强劲驱动。
然而，实现这样一套经济蓝图——在法律与建制层面上绝不排斥工会的高度统一——必须以迥异于昔日资方劳方所谓平起平坐对等论、迥异于劳动者依附从属于工业家总联合会（Confindustria）、亦迥异于单纯对工人施以微薄社会救济与劳动保险的崭新理论与实践为前提；后两项社会福利无疑应予以完整保留、强化并发展以造福全体国民；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大量任用新人，哪怕在旧人中亦当启用具备崭新头脑之人，且要求所有人必须彻底摒弃昔日陈旧的宿怨、私人嫌恶，以及昔日二十年间充当严重痼疾的排他、刻毒乃至自命不凡的心理偏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11, fasc. 58/R, «Walter Mocchi»）。 ↩ -
参见L. OFFEDDU, La sfida dell'acciaio. Vita di Agostino Rocca, Venezia 1984, pp. 142 sg.；但尤为重要的是罗卡于11月6日致信格拉齐亚尼说明拒绝就职理由的信函（及其附带的备忘录）。罗卡在信中指出，在当时建立‘全国战时军事生产体制’乃是‘不可行的，且势必成为同德国当局发生误解与摩擦的根源’，并将极可能‘导致在德国订单与德方组织驱动下正在启动运转的生产体系陷入瘫痪或遭遇严重阻碍’；因此，像他这样的工程技术专家‘在一个具体明确、体制完备且务实执行的岗位上’——亦即继续担任安萨尔多公司总经理——‘能够做出远为巨大的贡献’。参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15, fasc. 70/R, «Ansaldo Soc. An.»；信函附带的备忘录对于评估罗卡当时的立场以及考察意大利工业家的心态具有极高价值，转录于本书附录文件第7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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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耐人寻味的是莱奥·瓦利亚尼（Leo Valiani）所记述的一则史实：墨索里尼在读到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当时化名为莱奥·阿尔迪 Leo Aldi）于1944年在行动党秘密刊物《自由意大利小丛书》中刊印的小册子《今日与明日之社会主义》后，留下了极其深刻且良好的印象，并指示说一旦查明作者身份，绝不可对其进行骚扰加害。参见L. VALIANI, Tutte le strade conducono a Roma cit., p. 150（但瓦利亚尼在书中笔误称文图里刊印小册子时所用的化名是弗朗哥·纳达 Franco Nada）。我们谨向弗朗哥·文图里先生致谢，他向我们证实了墨索里尼对其小册子的赞赏；他是从里卡尔多·隆巴尔迪（Riccardo Lombardi）处获悉此事的（我们在此补充指出，隆巴尔迪极可能是转手从卡洛·西尔韦斯特里处获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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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墨索里尼：领袖》，第一卷，第29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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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墨索里尼刚从德国返回后在罗马涅大区展开的若干此类试探（包括面向共产党人的接触），参见F. GROSSI, Battaglie sindacali, Roma 1988, pp. 185 sgg.；以及G. BOCCA, La repubblica di Mussolini cit., p. 46，该书转述了乔治·皮尼的一份证言。对于这些拉拢接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地方自发推展的举措，帕沃利尼始终持断然反对态度。在他前引的《关于法西斯复兴与筹备制宪议会的报告》（第25叶）中写道：‘所谓“普遍拥抱”的原则（拉文纳、都灵、罗维戈、帕尔马等若干省党部其间已与昔日旧政治运动的头面人物建立了接触，甚至达成了耐人寻味的谅解协议），倘若被理解为其他政党同我党的结盟，则由于其背离逻辑而绝不应当予以支持；然而，倘若将其理解为允许一切愿意且能够投身于真正的共和、社会与爱国行动的人加盟入党的机会，并将其视作对我们将这场战争定性为“穷人抗击富人之必然战争”的认同，那么不仅应当准许，而且更应当大加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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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的是努洛·巴尔迪尼（Nullo Baldini）的案例。这位拉文纳农业合作社的老一辈领袖于1924年流亡法国，其间继续在意大利合作社领域辛勤耕耘，并参加了反法西斯联盟；然而他却屡遭共产党人的百般羞辱与攻击，在后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典型改良主义社会党叛徒，其活动阻碍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流亡经济劳工队伍的斗争团结。1941年12月1日，年近八旬且健康状况恶劣的巴尔迪尼返回意大利；他返国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正如卢多维科·卡尔达（Ludovico Calda，他在法国曾悉心照料巴尔迪尼的处境，深知德军占领所带来的险境）向墨索里尼所禀报的那样，纯粹是为了回到拉文纳同女儿与外孙们安度余生。他一回到故土便受到旧日同志与反抗政权的年轻一代的热切走访，他明确表态（并践行这一主张）支持化解历史上共和党与社会党之间旷日持久的传统纷争（这种内讧在一战后曾极大地促成了法西斯在罗马涅大区的坐大），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专政’，反对在法西斯政权垮台前重建昔日老党，‘以避免重新燃起旧日仇恨与分裂祸根’。7月25日政变发生后，他被任命为拉文纳合作社联合会的政府接管专员，全身心扑在合作社的重焕生机、民主化以及奠定真正的‘合作社教育’基石之上。出于对法西斯重新夺取联合会领导权并使该会沦为内讧争斗场所（这在他看来将摧毁合作社在缓解罗马涅民众生活困苦以及未来复兴民主生活维度的关键经济与教育功能）的深重忧虑，9月8日大变局之后他并未辞去专员之职。而法西斯当局（据称完全出自墨索里尼的明令指示）亦未采取任何排挤他的举动，甚至在1944年初其‘接管专员任期届满’、合作社社员直接选举他出任联合会主席时亦听之任之。由此便构成了努洛·巴尔迪尼在其生命最后数月中所处的‘极其荒诞反常的’历史处境（他于1945年3月30日辞世）：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老牌反法西斯巨擘，在萨洛政权的默许下，积极致力于实现一系列社会经济目标——这些成果尽管完全造福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平民，却在客观上亦同样有利于萨洛共和国；而且面对外界向他扣上的‘通敌附逆’的严厉指控，他亦坚决不改变自己的行事准则；这种指责不仅来自共产党人（参见例如A. BOLDRINI, Diario di Bulow, Milano 1985, pp. 42 sg.），亦来自他在流亡岁月的社会党老战友如桑德罗·佩尔蒂尼等人。参见A. BERSELLI, Profilo di Nullo Baldini, in Nullo Baldini nella storia della cooperazione, Milano 1966, pp. 147 sgg.；F. GROSSI, Battaglie sindacali cit., p. 186。同样具有独特代表性的还有基多·米廖利（Guido Miglioli）的个案。1941年2月，这位在历经近十五年流亡欧洲生涯的天主教人民党前众议员兼国际农民大会（受苏联启发设立）秘书在巴黎遭到德军逮捕，随后被引渡移交意大利当局。他被判处五年流放徒刑，7月25日后获释重获自由，随即返回故乡克雷莫纳——这里既是一战前及早期行动队年代他展开波澜壮阔政治社会斗争的舞台，亦是其最凶悍夙敌法里纳奇的权力老巢。9月8日之后他潜逃米兰避难，1944年4月再次被捕并押解回克雷莫纳，在此受限置于监视居住管制之下直至萨洛政权覆灭；在此期间，他获准致信各大报刊，公开驳斥《法西斯政权报》及其他法西斯报章向其扣上的罪名控告；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那样，《法西斯共和报》借其主编卡洛·博尔萨尼与卡洛·西尔韦斯特里之笔，屡次刊文为米廖利展开强力辩护反驳。参见C. BELLÒ - A. ZANIBELLI, Guido Miglioli. Documenti inediti: 1940-1945, Roma 1980, pp. 187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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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的个案便是如此，他在罗马曾为《信使报》（Il Messaggero）撰稿。参见ACS, B. SPAMPANATO, b. 1, fasc. «Diario signora Spampanato», 1943年12月20日与21日；N. D'AROMA, Mussolini segreto, Bologna 1958, p.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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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档案馆（BA），2300 Rom/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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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案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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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再谈共产党人》，载《艾米利亚报》，1943年10月30日。该文开篇提出了如下前提：
‘近来我们曾提及共产党人在当前关头在我党内部寻获可能政治导向的可能性。
此举引起了某些同志的愤慨不悦，更为关键的是引起了极多反对派敌人的强烈反弹。
君主派、自由派、热病发作的教士等等，皆在大呼小叫斥为丑闻，理由是一个像我们这般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居然承认在紧迫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中，能够同另一个同样具有极权属性的政治运动寻获接触契合点与共同行动平台。
这种大惊小怪何其荒唐可笑。我们必须首先声明：在面向共产党人讲话时，我们面向的是人民群众而非其领袖；而且我们是在顺带提及、而非刻意为之，绝未诉诸近来颇为时髦的那种感伤主义滥情；我们并未打算用大肆颂扬促和言辞的腔调讲话，因为我们深知和平主义既非我党之本性、亦非共产党人之天性。
我们之所以转向共产党人，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当前如此险恶危急的关头，在我们所经历的如此悲剧性艰难岁月里，唯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才配被赋予拯救危难意大利的历史使命。而且我们过去与现在始终坚信：在我们的所有敌手阵营中，唯一尚存的生机力量唯有共产主义力量。
必须预先澄清的是：我们共和法西斯分子对“祖国”的理解，与君主制资产阶级保守派所炫耀招摇的概念完全截然不同；因为我们的祖国绝非由工业或农业资本主义的钢梁立柱所强行支撑，而是由劳动者的血肉筋骨与知识精英的智慧头脑所坚强托举。
因此，我们彻底超越并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祖国观念，走向对其更广阔崇高的弘扬赞颂，确立其超越于狭隘国界藩篱之上的永恒生命力。
这样一种观念，纵使未被全然认同，亦完全能够为共产党人所理解，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所面对的是意大利本土的共产党人。
有必要做出这一严谨界定：意大利共产党人。因为在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人之间，无疑存在着某些共同一致性与极多相似性’。 ↩ -
参见《墨索里尼：领袖》，第一卷，第292页及下。 ↩
-
参见G. CANTAMESSA ARPINATI, Arpinati mio padre, Roma 1968, pp. 161 sgg.；A. IRACI, Arpinati l'oppositore di Mussolini, Roma 1970, pp. 253 sgg.；G. PINI, Itinerario tragico (1943-1945), Milano 1950, pp. 17 sg., 35 sg.；尤见同氏，Ragazzo del '99 cit., VI, ff. 45 sgg.；F. PAGLIANI, Arpinati e Mussolini, 载《资产阶级》（Il Borghese），1968年5月2日；A. SARDI, ... Ma non s'imprigiona la storia, Roma 1962, pp. 458 sg.（转述了卡内瓦里的证言）；M. VIGANÒ, Mussolini e Arpinati, ultimo colloquio (7 ottobre 1943), 载《历史与真相》（Storia verità），1993年4—7月（转述了A. 梅莱加的证言）。 ↩
-
参见M. BERGAMO, Novissimo Annuncio di Mussolini, Milano 1962, p. 27。 ↩
-
我们谨向乔治·贝尔加莫博士（dr. Giorgio Bergamo）致以诚挚谢意，感谢他惠允向我们提供并告知此份珍贵史料。 ↩
-
参见O. DINALE, Quarant'anni di colloqui con lui, Milano 1962, pp. 82 sg.与244；作者在书中宣称自己是从贝尔加莫本人口中获悉这一会晤的，贝尔加莫据称还告诉他墨索里尼亦曾对‘米兰另一位因其卓越才智与崇高操守而广受敬重的杰出社会党领袖人物’采取过类似接触试探，亦遭到了同样的拒绝结果。 ↩
-
参见A. DE NARDO - N. MENEGHETTI - G. PROTTI - R. RONFINI, Vita di Guido Bergamo, Treviso 1954, pp. 71 sg。 ↩
-
参见G. GABRIELLI, Carlo Silvestri socialista, antifascista, mussoliniano, Milano 1992, p.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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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USSOLINI, XXXII, p. 241。在这两处表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墨索里尼于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及内阁随后通过的决议中，对制宪议会的提及是直截了当的；而在‘共和通讯社’所配发的通告中，对此不仅言辞极其含蓄隐晦，而且将其大加推延：‘意大利同胞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将敌人赶出我们神圣的领土。这便是我们的神圣天职。随后，当我们脚下不再有任何侵略者羁绊且重获自由之时，倘若诸位愿意，我们将就政体形式以及人民渴望推戴掌权的领袖举行全国公民公投。’ ↩
-
参见《意大利公报》（Gazzetta Ufficiale d'Italia），1943年10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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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层面上，尤见E. AMICUCCI, I 600 giorni di Mussolini cit., pp. 55 sgg.；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p. 62, 71 sgg., 81 sgg.；以及L. GARIBALDI, Mussolini e il professore cit., pp. 106 sgg.；与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Vittorio Rolandi Ricci il «Socrate» di Mussolini, Milano 1987。
行将召开制宪议会的消息一经传开，不少政界人士与学者纷纷争先恐后起草各自的宪法草案文本，并呈送墨索里尼或其他共和政权显要。意大利—美洲比较法与比较立法研究所的弗朗切斯科·科森蒂诺教授（Francesco Cosentino）便是一个典型范例：他曾在1932年受墨西哥总统之托起草过一份‘适用于墨西哥及拉丁美洲之典型宪法’，如今他将一份由1932年旧文本略加改动而来的宏篇草案（多达六百条）直接寄呈加尔尼亚诺。参见ASMAE, RSI, Direz. gen. Affari generali, b. 141, 1.1.11/S, fasc. «Prof. Francesco Cosentino»。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由迁至北方的法团议会秘书处各部门起草、并由墨索里尼于1944年1月9日亲自审阅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关于参议院改革之历史渊源与初步构想》。该报告（与绝大多数人的主张相反）探讨了设立两院制体系的可能性。鉴于崭新的代议制下院极大概率将具有政治经济属性，且将通过‘国家崭新社会生活正在缓慢构筑的全新工会—企业建制’选举产生，该文件大力鼓吹设立第二院（参议院），该院同样建立在精英遴选原则之上，‘但其内涵与机械刻板的竞选游戏大相径庭，盖因其必须践行一种理念维度的遴选与卓越地位的确认；唯有这种遴选，方能确保汇聚一批早已褪去青年时代盲动冲动、已然具备明辨慎思之成熟判断力的人才；这种成熟心智不仅能确保该院充当协同法律草拟生成程序的生机力量，亦能切实履行那项屡被提及的重要功能——面对通常开启立法程序的下院，充当稳健的调和、监督与制衡支柱；况且，根本毫无理由剥夺参议院的立法倡议权，反而理当完好保留这一权力’。
由是便凸显出该项研究中所勾勒建议的深层政治意图：鉴于下院可能具备的阶级属性，‘在参议院的建制上，似乎已不再适宜如往昔某些人所为的那样，汲汲于追求某种对职业或普遍利益的单纯经济代议；毋宁说，理当迈入一种更高的境界——在根本上维系政治属性并紧密契合驱动意大利国家崭新体制之精神与形式的同时，超然于一切狭隘的经济与行业利益之上，与全民族至高无上的统一利益融为一体；换言之，即凝聚一套集大成的人才能力与崇高价值，将我国关于智慧、专门才能、审慎有度以及对原则之绝对且不妥协坚守的崇高精神遗产融会贯通；盖因全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归根结底系于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基石之上’。
在阐明这一前提之后（其‘温和主义’倾向以及对主张照搬纳粹模式者的间接讽刺批判显而易见），该文件进而深入探讨了遴选新参议院成员的各项制度方案，其宗旨在于以‘由结构化严密组织的崭新意大利劳动文明中自发涌现的智慧与才能贵族’，彻底取代昔日建立在血统、财产资格以及政治行政资历之上的旧式特权贵族标准（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2, fasc. 24/R,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sottof. 3, «Riforme del Senato»）。 ↩ -
参见ACS, B. SPAMPANATO, b. 1, fasc. «Diario signora Spampanato», 1943年10月28日与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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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件见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cit., pp. 133 sgg.。不论弗兰基还是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p. 454 sgg.，皆遗漏了原件最后的页半文字；该件完整保存于ACS, B. SPAMPANATO, b. 2, fasc. «Nascita RSI»：
‘经综合通盘考量，预计国民制宪大会可集结一千五百至两千名成员，他们毫无疑问将在各个维度上代表意大利民族及其全部生机力量。
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出现动摇混乱，且出于召集制宪议会的安全考量，切忌走漏半点风声。
同时，建议预先委任一名秘书长（随后由大会予以正式追认），由其统领一个精干的小型筹备委员会，开展大会的各项预备工作，并着手推进各界代表名额的组织敲定。
特别注意事项——鉴于下列考量，未将法西斯市长（Podestà）列入制宪议会成员范畴：
其一，市长由上级行政官僚指派任命，代表的是政府公权官僚，而绝非代表广大人民；这正是市长制自确立以来便广受诟病的根本缺陷，亦正是该制度在公众心目中声名扫地的关键症结；
其二，不论是7月25日政变前旧体制遗留的市长（在四十五天内因同巴多格里奥政权暗通妥协而‘获得留任宽容’），抑或是巴多格里奥统治期间直接任命的官员，对于国家当下所秉持的共和法西斯政治导向而言，皆完全缺乏政治可靠性担保；而且眼下新近任命的市长（或特别专员）亦根本不契合构成全局新形势前提的直接代议原则；
其三，无论如何，若将各市镇市长悉数网罗入会，势必导致大会规模极度膨胀泛滥；而若仅吸纳省城首府或特大城市的市长，又会对构成国家真正基本盘的中小城镇造成严重的不公失衡；
其四，最后，由于沦陷入侵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市政首长皆被迫留滞在各自市镇之中，届时将仅仅只有半个意大利（即未沦陷地区）能够派员出席；
其五，无论如何，出席制宪议会的代表在关涉国家全局的事务上必须具备功能性代议职能，在其余方面必须是人民真诚而直接的民意代言人。
同样，亦未将各省最高长官（Capi delle Provincie）列入制宪议会代表范畴，盖因他们属于行政执行权力的直接代表；因而缺乏人民代表、人民活动及其精神文化表现形式、人民经济活动乃至国家体制架构（如司法官）代言人的属性特质，充其量仅仅折射出政府统治公权的威势。’
在起草这份《备忘录》之前，尚不清楚是出于其个人主动倡议还是应墨索里尼之嘱托，斯潘帕纳托曾撰写了一份关于土耳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苏联宪法的简要比较研究（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 71）。据E. CANEVARI, Graziani mi ha detto cit., p. 294记载，墨索里尼于11月7日同他畅谈其构想中的宪法方案时，曾提及‘某种兼具北美类型宪法与土耳其宪法若干元素的宪法’。关于墨索里尼对美国宪法的浓厚兴趣，参见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 77。 ↩ -
斯潘帕纳托在此一方面指的是数日前（参见《晚邮报》，1943年10月19日）针对若干著名经济界巨头——如乔万尼·阿尔梅尼塞（Giovanni Armenise）、加埃塔诺·马尔佐托（Gaetano Marzotto）、爱德华多·罗蒂利亚诺（Edoardo Rotigliano）、阿基莱·劳罗（Achille Lauro）——实施的逮捕拘押或移交特别法庭审办，以及9月27日部长会议所宣布的将‘来源不明之资产’收归国有的决议；另一方面则指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所宣布的将资方雇主联合会与工会劳方联合会统统合并为单一组织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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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件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1, fasc. 630/R, «PFR», sottof. 12 «Congresso di Verona», 转录于M. VIGANÒ, Il Congresso di Verona (14 novembre 1943). Documenti e testimonianze, Roma 1994, pp. 111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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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 101；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cit., pp. 33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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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附录，文件第8号。关于其简要评述，参见R. BONINI, 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e la socializzazione delle imprese. Dopo i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Torino 1993, pp. 14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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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关于法西斯复兴……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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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报告，第20、33—34叶。泰莱西奥·因特兰迪（Telesio Interlandi）由于未在政府中担任任何显要职务，因而能够更无拘无束地抒发己见；他在同一历史时期向墨索里尼呈递了一系列长篇备忘录（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1, fasc. 4/R, «T. Interlandi»），从中极佳地折射出强硬死硬派对于召开制宪议会之设想的根本抵触敌意，以及一旦形势不可避免时绝不让议会失控的牢固图谋。在这位《台伯报》前主编看来，召开制宪议会的念头不过是对议会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妥协迎合，而萨洛政权必须坚决摆脱这一窠臼。他坚称，意大利的‘历史传统’绝非西欧那种所谓‘代议议会’，而是自治市镇市民‘汇聚于民众大会’的地方市政公会传统——在市政议会中，人民能够直接决断关涉自身切身利益的事务，而绝不会‘对大政方针造成损害干扰’，全局事务在必要时可交由‘全国市镇中央公会’统筹处置。唯有这样一座公会方配充当制宪议会，且唯有在此种情形下方配充当‘一切国家决断的合法源泉’。因特兰迪身为典型的‘强硬派’，深恐制宪议会将剥夺架空党的公权统治，因而总结强调：制宪议会‘唯有在各市镇民众大会正式召集之后方可成立，且必须作为市镇共同体或“市镇之市镇”的忠实代言人，对人民大会的决议做出最终裁决’。其余一切方案皆彻底脱离了‘意大利民族传统’，且充斥着法国大革命以及英法议会制度的浓重腐臭。正是面对这种令其深恶痛绝的议会化危险，因特兰迪极力设法予以封堵扼杀，建议在此类情形下‘遴选组成制宪议会成员的标准，绝不可脱离那些曾沦为巴多格里奥伪政权受害牺牲品的人士。我甚至认为，制宪议会的核心领导班子（经严格政审后）应当全数由7月25日政变后被投进监狱的法西斯老同志组成。可责成他们每人负责对其余各界成员进行遴选把关，并在决定采取选举指派时负责全程监控把持大选。无论如何，制宪议会的法定当然成员必须涵盖那些在9月8日挺身而起抗击投降叛乱的军队指挥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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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关于法西斯复兴……的报告》，第34—36叶。帕沃利尼在报告中写道：‘在所有省份远离城镇中心或交通险阻的山区地带，聚集着大批平民、9月8日大溃乱后四散溃逃的旧军队散兵游勇、逃避战时劳动征召而潜逃隐匿的青年逃兵，以及大批左翼颠覆分子。在许多地区（如都灵、马切拉塔、泰拉莫等地），甚至存在着建制完备、指挥中枢依旧健全运转的武装正规连队，他们手中始终掌握着充裕的枪支弹药，在个别地区甚至配备了重炮火炮。
在托斯卡纳、艾米利亚、马尔凯等若干地区，在这些武装股匪之中还混杂着大批越狱逃跑或被意大利驻军指挥部从战俘集中营纵虎归山的敌军战俘与被拘禁的敌国平民。
在威尼斯朱利亚与弗留利大区，斯拉夫游击队武装亦公然与这些土匪编队汇合流窜……大批武装游民流匪的存在，不仅构成了对广大良民人身安全的严重威胁，更对全社会的粮食供应保障造成了极其毁灭性的连锁冲击。盖因这些股匪在农村居民自发或被枪口强迫逼迫的策应庇护下，早已开始在其盘踞潜伏的农业腹地强行搜刮抢掠维系其生存所需的大批粮秣口粮’（同上引报告，第10—11页）。 ↩ -
在报告最后一节（第36叶及下）题为《制宪议会大纲之坚固基石》中，帕沃利尼竭尽全力为法团主义展开强力辩护，将其在昔日政权二十年间的种种败绩，全盘推卸给其反对派阶级壁垒的僵化抵制与暗中消极怠工，以及国家法西斯党未能以铁腕强加其‘革命意志’的软弱。正如在国家生活的其余各个领域一样，导致法团主义功败垂成的罪魁祸首，乃是盘踞依附在王室周围的‘保守与反动势力’，加之国际局势‘风声鹤唳、大战迫在眉睫’——‘这种战云一方面迫使政权不得不规避在内政领域推行一系列连续激进的铁腕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亦使人绝无可能料想到：针对社会进步发展的顽固抵制，竟会最终演进为对国家战备整军的如此不可思议的暗中全面破坏’。
帕沃利尼在结语中总结道：‘这些考量以及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充其量仅仅具有改良主义色彩］，雄辩地表明：法团主义原则本身绝无任何过错，只要将其毫不犹豫地推向其逻辑上的终极演进境界即可。’因此，行将标定崭新共和政权鲜明面貌的社会纲领，绝无可能不是‘法团主义原则的合乎逻辑之演进’。 ↩ -
关于《维罗纳宣言》的筹备起草与文本编纂，参见F. GALANTI, Socializzazione e sindacalismo nella RSI, Roma 1949, p. 27；A. TARCHI, Teste dure, Milano 1967, p. 48；G. PINI, Itinerario tragico cit., p. 40；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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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1, fasc. 630/R, «PFR», sottof. 12, «Congresso di Verona», A. 帕沃利尼开幕报告，第23叶及下；M. VIGANÒ, Il Congresso di Verona cit., p.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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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cit., p. 616。据拉恩公使记述，为了确保战时军工生产不受动荡冲击，他亦曾亲自出面干预，强行压制淡化了《宣言》初稿中‘极其鲜明激进的社会主义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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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 97。大约十五天后，墨索里尼在同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p. 123 sgg.长谈时，虽改口宣称自己仅仅感到‘略微失望’，但在实质上依然重申了其极其严厉的否定性评价：代表发言极不成熟、流于浮浅，缺乏‘行将达成目标的精准规划’，且完全缺乏洞察‘我们所宣布的各项社会改革之深远历史分量’的起码心智能力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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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见证史料中尤见L. BOLLA, Perché a Salò cit., p. 118：
‘本应为新国家奠定制度基石或至少确立指导思想的维罗纳共和大会，其演进过程之混乱喧嚣，与昔日旧议会的若干最恶劣丑陋场面毫无二致。全场屡屡爆发出引渡交付齐亚诺并将其就地正法的狂暴吼叫，叫嚣将昔日法西斯权贵一网打尽悉数驱逐出境，尤其是要求清算布法里尼·圭迪、乃至帕沃利尼、甚至领袖本人。大会甚至有人要求从所有组织机构中彻底抹除“法西斯”这一政治招牌标签。倘若这次大会尚能谈得上有何政治导向的话，那便是其基调绝对具有赤裸裸的极左色彩；然而大会最终未曾达成任何实质结论：考虑到彼时兵荒马乱的凶险处境，真不知道何以竟会有人奢望它能达成积极建树。’ ↩ -
在对社会问题倾注最多笔墨的发言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威尼斯省党部专员、曼托瓦省一名代表，以及另一位代表法西斯农业工人联合会登台发言的代表。在威尼斯代表看来，社会问题急需解决：
‘首当其冲必须在工业领域推行雷厉风行的紧急铁腕举措，盖因资本主义在工业领域的历史作为几乎向来是反政治、反意大利且反法西斯的。
十万火急要求立即取缔废除一切股份有限公司与垄断性大型工业企业；在翘首期盼战后推行全盘彻底社会化之际，国家必须在由真正的一线技术专家与劳动工人群体组成的管理董事委员会的协同辅佐下，立即全面接管大企业。在其余所有中小型企业中，劳资合同必须严密修订，以确保劳动者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所需，并实行企业净利润的公平统筹分配。
现任企业主只要未曾犯下叛国罪行，可准予留任企业实际经营管理经理；对于未能将保障全体员工充分就业置于绝对优先序列的一切企业与工厂，对于一切封建大地主庄园与撂荒抛荒闲置土地，以及对于一切直接或间接通过非法手段中饱私囊暴富敛财、或曾协助将祖国推向混乱与深渊的蠹虫，坚决依法予以全面没收充公。全面建立并落实一切旨在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的社会救济与福利保险制度。这乃是全体农业劳动大军最迫切的呼号。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必须确保全面重塑修订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内涵，并唯独向符合下列条件者确认这一权利：
第一，仅限依靠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直接从事生产以满足其工业或企业需求者；
第二，以一线劳动者身份亲自直接投身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者；
第三，以专业技术指导专家身份亲自直接投身工业与企业活动者。
在每一家工业或企业中，亦或在每一工业集团中，必须在国家公权资本的深度参股协同下，牢固确立起现代化的工程技术架构。
在农业领域，热切呼唤彻底解决农村住房建设难题，借以杜绝土地私有产权的彻底社会化没收。
通过国家深度入股监管全面做大做强大型民族支柱工业。
各大银行与保险金融机构必须毫无保留、当机立断全数收归国有统管，并探讨建立社会互助金库的可能性。’
曼托瓦代表的言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激进决绝。在他看来，核心症结在于对‘财产制度展开全盘彻底的革命性大清算，时刻牢记劳动在其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中乃是生产维度的最核心决定性要素，因而必须充分享有企业收益的分配分成。
就此而言，必须明确昭告天下：在统制经济时代，暴富敛财绝非正当合法，除非其属于不可辩驳的公认卓越超常智慧之劳动结晶。而这仅仅是证明普遍规律的极个别例外。
因此必须厉行如下铁律：
1. 劳动乃是民族共同体对个体公民负有的神圣义务，亦是个体公民对民族共同体负有的神圣权利与义务；
2. 薪资与报酬必须同劳动者的实际生产效益产出及其家庭赡养负担需要成正比；
3. 工资薪酬必须确保劳动者及其家庭起码体面生活所需之绝对底线，且由国家公权对该最低生活线予以兜底保障；
4. 劳动者必须享有与资本完全同等性质、且平起平坐平起平坐的分享权益；在所有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资本必须至少有一半归国家公有，充当全体劳动者的对等资本权益载体；
5. 确保劳动者在年老退休及丧失劳动能力伤残之际，享有充裕的生活生存保障；
6. 个人与家庭私有财产必须被严格限额在仅足以维系宽裕体面生活、但绝不足以奢靡挥霍的法定尺度之内；
7. 财产在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时准予全额继承，但在向第三代以后的隔代传承时必须按照比例每代减半征收折半继承，同时赋予每一代人有权通过出资赎回本应在下一代被依法销减剥夺的财产份额；
8. 耕地农田的所有权与占有权必须完整无保留地转移给实际耕作该土地的劳动家庭或集体生产实体；在家庭经营的情形下，该占有权准予合法继承；
9. 一切私有财产必须实行严格的实名记名制，以便接受国家随时之清查监控；
10. 社会立法绝不仅是劳动阶级抵御资本剥削的防护坚盾，更必须充当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引擎内驱力；
11. 阶级斗争学说被定性为彻底过时破产的社会教条，必须以对全体人民公敌的不妥协铁血消灭肉体清除取而代之；
12. 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全方位集中统制，彻底铲除一切人浮于事的臃肿官僚机构上层建筑。务求追求务实可行之实效，切忌好高骛远追求不可企及的空中楼阁完美。’
至于法西斯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其核心诉求则是将工业领域所确立的‘同一套纲领原则’毫无保留地全盘推广延伸至广大农村农业领域：
‘既然我们明确宣示：唯有劳动方能创造结余储蓄，而储蓄即是财产——这意味着对我们政治、宗教与家庭信仰的庄严确立；那么我们理当严正要求：在农业领域同样必须实行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定限制，亦即唯有在满足以下两项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土地私有权方得予以法定承认：其一，该土地必须全数由所有权人及其全家老小亲自直接耕种劳作；其二，所承认之私有农业企业必须由企业主本人亲自驻场经营管理，并确保确立能切实保证农业雇工直接分享企业收益红利的一切制度条件。
共产主义全盘否定私有财产，而我们则坚定确立财产原则；我们确立这一原则，且明确主张唯有采取没收充公并交由广大贫苦农民直接经营耕作的铁腕形式，方能最切实有效地确保劳动作出自由而绝对的至高主导权。我们强烈期盼：正如在城市住房领域实行安居计划一样，在农村土地财产领域同样必须采纳鼓励储蓄之原则——亦即当一名佃农或分成农在同一家农场庄园辛勤劳作奉献了数十年血汗之后，理当迎来由他本人合法享有该土地所有权的历史破晓时刻，而绝不应继续任由那些常年脱离土地、久居城市的寄生缺席地主巧取豪夺！’（参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1, fasc. 630/R, «P.F.R.», sottof. 12, «Congresso di Verona», 速记记录，第19叶及下、23叶及下、60叶及下；M. VIGANÒ, Il Congresso di Verona cit., pp. 164 sg., 167 sg., 200 sg.）。 ↩ -
参见E. CANEVARI, Graziani mi ha detto cit., p.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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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的发言（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1, fasc. 630/R, «P.F.R.», sottof. «Congresso di Verona», 速记记录，第52叶及下；M. VIGANÒ, Il Congresso di Verona cit., pp. 191 sgg.）其价值仅仅局限于让后人深入考察帕沃利尼与里奇当年针对民兵体制所构想的军事建制大纲：
1. ‘在民兵建制内部组建一支城市民政宪兵队，负责在民兵肌体内部落实对皇家宪兵部队的革命改制（会场响起：好极了！）；同时组建一支农村宪兵队，借由设立永久固定卫戍驻军哨所、选拔精忠人选并对指挥官施以针对此项微妙而重大勤务的专项精良培训，确保在广大中小乡镇切实维系公共社会治安秩序’；
2. ‘将边境民兵、港口海防民兵、公路交通民兵、邮政电信民兵、铁路特种民兵等各特种部队全盘改组整编为公共事业专业警察部队’；
3. ‘组建一支精锐黑衫军军团，使其作为建制有机整体完整编入共和国新国防军陆军序列……黑衫军军团必须全盘在民兵母体中得以孕育实现，且由民兵统筹组织指挥’；
4. 里奇断言：倘若如某些将领所鼓吹的那样，陆军军队必须保持非政治化——亦即所谓‘超然不可知论’——‘那么我们坚决反对重建这样一支军队’，盖因那不过是‘旧王国军队的一具或多或少描眉画眼的拙劣翻版’。‘我们若要重建武装部队，它就必须是一支随时准备为捍卫我们神圣旗帜而战的忠勇铁军——这面旗帜是共和国的旗帜、法西斯的旗帜，是饱受我们这帮随时准备死战到底、在前沿阵地上坚如磐石的法西斯老兵崇高理想所照亮的战旗！’ ↩ -
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1, fasc. 630/R, «P.F.R.», sottof. «Congresso di Verona», 速记记录，第48叶及下；M. VIGANÒ, Il Congresso di Verona cit., pp. 187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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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CCHI, La prossima Costituente, 载《新报》（Il Nuovo giornale），1943年12月4—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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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L. GARIBALDI, Mussolini e il professore cit., pp. 106 sg.。关于比吉尼对《维罗纳宣言》的评价，参见同书，第3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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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INI, Impostazione, 载《卡尔利诺之报》（Il Resto del Carlino），1943年12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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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总监恩里科·卡瓦洛（Enrico Cavallo）于12月10日呈送墨索里尼的一份《备忘录》（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26, fasc. 179/R, «Enrico Cavallo»）中，综述了起草人眼中在《维罗纳宣言》审议通过后‘广大共和法西斯党员普遍抱持的精神状态’——全党皆强烈要求立即系统性落实该大纲，并坚称‘在此议题上的任何延宕皆将招致极其致命之危害’；就此备忘录写道：‘所谓必须首要考虑战争的反对借口，唯有那些脱离底层群众心声、或缺乏途径……搜集调研关于社会民意真实状况之确凿材料的人方能提出。只要我们绝不仅限于空头许诺或发布改革通告、而是开始拿出某些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便完全有可能要求广大民众做出牺牲奉献，完全有可能引领民众走上积极坚守乃至投身血战的前沿，完全有可能彻底击碎失败主义瓦解浪潮，亦完全有可能争取到大批适龄青年踊跃响应征兵动员令入伍参战。同时必须牢记的是，受到公众密切收听与关注的敌台广播，恰恰正在指责共和国政府企图以蛊惑人心的缓兵之计欺骗意大利国民的淳朴善良信任。就此而言，莫雷利在《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少谈制宪，多抓兵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舆论反响，它为外界（正如反法西斯力量所做的那样）大肆断言政府正处心积虑企图延宕搁置维罗纳大纲所宣布的各项革命方针提供了口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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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亦即12月12日，《晚邮报》在《面向宪法》的专栏引题下，刊发了V. 罗兰迪·里奇的另一篇政论长文，作者在其中以更具宏观政治格局的视野重申深化了第一篇文章的主旨论述。这两篇文章皆完整转录于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cit., pp. 210 sgg.与219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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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USSOLINI, XXXII, p. 28；以及本书附录，文件第10号。
制宪议会成员构成的遴选标准构成了斯潘帕纳托所提方案与帕沃利尼所勾勒轮廓之间的某种折中产物。通盘审视之下，相较于前者的《备忘录》，大会被赋予了更为浓厚鲜明的政府官方色彩与党务色彩，然而由于部长会议会议记录中彻底缺乏关于分配给各‘界别社团’的具体代表人数的任何记录，因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对其精确权重予以切实核定；会议记录仅仅列出了界别清单，即：共和法西斯政府全体阁员；共和法西斯党最高执委会成员；各省最高长官；党的地方联邦三头执政官；各省行政长官（省行政委员会主席）；人口超过五万之省城首府法西斯市长；工业、农业、商业、信贷与保险、手工业、合作社领域的劳动者、技术人员与企业管理高层代表；自由职业者与艺术家代表；国家公职公务员代表；遭受入侵沦陷各省代表；旅居海外侨胞代表；全国阵亡将士家属联合会、革命阵亡烈士、伤残人员家属联合会、战时伤残军人联合会、金质金质英勇勋章获得者协会、蓝绶带勋章协会、参战退伍军人联合会、意大利志愿兵联合会、加里波第军团、各兵种战友协会的主席及代表；战俘群体代表；多子女大家庭代表；意大利皇家科学院院长；各大学校长；最高破毁法院第一院长（首席院长）；各上诉法院第一院长；保卫国家特别法庭与最高军事法庭庭长；国务委员会与审计法院院长。显而易见，相较于斯潘帕纳托的原案，新标准彻底抹除了允许法西斯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在提出申请后派员出席制宪议会的可能性（而法西斯党自身的代表配额则获得了极大膨胀）。 ↩ -
参见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p. 123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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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B. SPAMPANATO, b. 1, fasc. «Diario signora Spampana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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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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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草案见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cit., pp. 153 sgg.；以及L. GARIBALDI, Mussolini e il professore cit., pp. 351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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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1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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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239、108与2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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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239 sg.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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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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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G. LAURA, L'immagine bugiarda cit., p.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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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AMICUCCI, I 600 giorni di Mussolini cit., pp. 181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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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召开制宪议会的决议受到了维托里奥·罗兰迪·里奇的撰文力挺，参见V. ROLANDI RICCI, Oggi, 载《晚邮报》，1944年2月8日；其立论走得比官方公报更远，在某种意义上提前预告了墨索里尼日后在抒情歌剧院演讲中所给出的辩白解析：
‘在一个民族重新走上战场打仗之前，它根本无权为自己确立一个政权，且不配确立政权。
或许在适当时机到来时，世人将认识到这一延宕期限尚有必要进一步顺延。制宪议会若想以具有高度权威的方式得以搭建确立，就必须在意大利依靠其自身充沛力量的协同配合、并与英勇死战到底的德军并肩作战将英美侵略者彻底逐出国土之后；以及在届时已毫无存在必要之德军占领军彻底撤离之后方得实现。
制宪大会集会所应催生的历史制度结晶，理当是一个预计至少能够长治久安维系运转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坚固政权体制；它必须深深镌刻上全民族全体国民一元意志的庄严烙印；且其所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绝不可遭受任何哪怕一丝一毫独立性受损被削弱的嫌疑猜忌。
只要大半个意大利依然惨遭敌军铁蹄野蛮蹂躏入侵，在制宪国民大会中便绝无可能真正汇聚起遭受入侵者残酷奴役的苦难同胞的真实民意代言人。
只要另外半个意大利依然不可避免地由捍卫其故土的德意志盟友驻军占领，且人民必须承受在我国本土上所打响的血腥大战的各项战时苛求，那么出席大会的该半壁江山代表便势必永远横遭一种哪怕毫无根据、却挥之不去的嫌疑猜忌——即指责其承受着德意志武装力量乃至外国统治公权的政治逼迫高压。
照此一来，制宪议会的各项决议案自其诞生之初便不可避免地烙印上双重原罪：其一，是对南部意大利同胞代议不足乃至残缺不全的原罪；其二，则是北部意大利同胞代议代表涉嫌丧失自由自主的原罪。
况且，眼下根本毫无召集制宪议会的燃眉之急：独裁战时政权完全能够在当下勉力支撑支撑；独裁政体在寻常时期固然绝非理想之政体，但在战火纷飞的战时关头、面对严酷的战时需求，它却是最适格之政权，盖因眼下亟需的是铁血事实而非空谈辞令，亟需的是雷厉风行决断之魄力；在眼下关头必须铁腕遏制广泛流淌在我们中间的过度清议攻讦恶习——这种恶习既无法预防灾难亦无力挽回败局；反而令发号施令的执政中枢陷入难堪掣肘，并在客观上为那些原本理当绝对服从命令的受命阶层普遍存在的涣散纪律提供了看似正当的免责托辞……
尤为关键的是：制宪议会必须是意大利人的议会，甚至是纯正无比的意大利人议会；然而它必须纯粹是全意大利民族的议会，而绝不可沦为某一个政党的派系附庸产物！
政府可以是法西斯的政府，且理当是法西斯的政府；然而制宪议会既不应是法西斯的，亦不应是反法西斯的：制宪议会唯独应当表达全体意大利人——无论是法西斯党人还是非党人士——的独立主权意志！盖因倘若所有国民皆必须为捍卫祖国而战、乃至必须为祖国捐躯赴死；且我们热切渴望人人都上前线打仗；倘若我们期盼人人在财力与劳力上倾其所有为祖国抵抗事业做出最大奉献，且我们热切期盼如此（并随时准备以哪怕最冷酷无情的铁腕严惩任何逃避卫国天职之徒）；那么，倘若企图在未来的制宪议会中先验式地强加某一个政党的绝对独霸地位，倘若企图先验式地强令制宪议会构建一个一党专政的党派政府，并为此在社会上散布疑云，那将是极度荒谬悖理且在政治上愚不可及的自杀行径。’
这篇文章在实质精神上固然一目了然，然而其刊登发表的日期却构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历史小谜团——盖因其见报时间距官方正式宣布延期已过去了整整一个半月之久。人们究竟该相信是罗兰迪·里奇本人拖延良久方才表态附和，抑或应当认为该文章实际上是被阿米库奇故意‘压在抽屉里按而不发’，直至导致延期的错综复杂局势大体趋于明朗之后方才公诸于世？ ↩ -
该件见E. AMICUCCI, I 600 giorni di Mussolini cit., pp. 185 sgg.；以及F. FRANCHI, Le costituzioni de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cit., pp. 149 sgg.。在这第二部著作中，还转录了（第231 sgg.与236 sgg.页）V. 罗兰迪·里奇在《晚邮报》上发表的两篇在某种程度上与宪法问题紧密关联的政论文章，分别刊发于1944年5月28日（《纪律》）与9月3日（《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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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PAMPANATO, Contromemoriale cit., II, pp. 123 sgg.。斯潘帕纳托在书中将这场会晤的时间定在1943年12月的第一周。然而他的纪年考订在我们看来极其存疑：依我们之见，这场谈话必定发生在很久之后，是在罗马光复解放、斯潘帕纳托逃回北方之后举行的。抛开墨索里尼在官方公报正式发布前十余天便向斯潘帕纳托私下泄露其延期决断（即便他当时已然做出决断）的极低可能性不谈，最硬核的历史铁证在于：查阅墨索里尼机要秘书处保存的谒见排期表（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57, fasc. 627/R, «Udienze del duce»），在11月22日接见过一次斯潘帕纳托之后、直至其12月12日启程奔赴罗马之前，根本查不到任何接见斯潘帕纳托的官方记录。斯潘帕纳托夫人的私人日记虽详尽记录了11月22日的那场接见，但在上述涉嫌期间内同样未曾提及哪怕一次接见；更有甚者，夫人日记在12月10日与11日交接的深夜中明确记述道：内政部长布法里尼·圭迪亲口向其丈夫透露（斯潘帕纳托听罢似乎毫无惊诧之色）‘制宪议会委员会不久后即将成立’，且斯潘帕纳托将出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长（ACS, B. SPAMPANATO, b. 1, fasc. «Diario signora Spampana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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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PINI, Ragazzo del '99 cit., VI, ff. 60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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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帕纳托夫人在维罗纳大会召开前夕的日记手记（10月27日、11月3日与5日），记录了在基层广泛流淌的、尤其在托斯卡纳与威尼斯大区极为激烈的仇官厌官敌意——主要针对帕沃利尼、布法里尼·圭迪以及共和法西斯党其他领导高层。参见ACS, B. SPAMPANATO, b. 1, fasc. «Diario signora Spampana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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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PINI, Ragazzo del '99 cit., VI, f.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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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埃德加多·苏利斯（Edgardo Sulis）的政治立场堪称典型范例。在全体意大利人‘丧失了良知与意志’、不再迷信法西斯主义乃至墨索里尼本人、且对党深恶痛绝的历史关头，在苏利斯看来，实现彻底民族重构的唯一通途，乃是促使法西斯主义重新蜕变为一场‘运动’，并在‘老近卫军’身侧并肩组建一支‘新近卫军’——由一批凭借自身坚如磐石的‘信仰、廉洁与才干’接掌法西斯精神火炬并贯彻落实法西斯社会革命的‘新人’所组成。世间的一切、哪怕是对祖国的爱国情感，皆足以撕裂意大利人：唯独社会革命绝不会撕裂他们。参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25, fasc. 174/R, «E. Sul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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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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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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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书，第195 sg.页（1943年12月6日）。这份致‘全国各省最高长官’的加急密电全文如下：
‘提请各省最高长官高度警惕关注党内及党外的全部报刊报章，不论日报还是周刊。眼下的报刊舆论要么呈现出毫无立场的灰暗消极观望作态，要么充斥着最荒腔走板的怪论与文人狂热——其行径自命雅各宾革命派，实则纯属空头妄想。
巴多格里奥伪政权之滔天大祸遗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扭曲与偏颇后遗症，如今这些毒瘤正假借所谓“新闻自由”之名公然沉渣泛起；而这种自由在他们眼中绝非建设性与法西斯式的良性批评，纯属不受控制的喧嚣鼓噪！
猎奇耸动的丑闻炒作时代早已宣告寿终正寝：各大特别法庭手头积压待办的叛国要案早已堆积如山，毫无必要永无休止地再去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崭新的叛徒！
党的十八条纲领要点以及围绕制宪议会的研讨争鸣，无疑属于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但绝对先决条件乃是断不可妄图把“选民选举崇拜物”抬出来充当包治百病的万灵神药——关于这一选举毒药的祸害，人民在二十一年前终结的历史周期中早已尝尽苦头！大肆宣传某种理念以感召吸引群众倒向信仰，这是一回事；而在政见各异、各怀鬼胎的人群窗下毫无底线地滥弹“统战和解小夜曲”（而对方当场报之以拔枪射杀反击），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回事！
在报章文末假惺惺地附上一则编者按，绝不足以中和化解某些读者来信所散播的致命毒汁或祸国蠢话，更不足以为堂而皇之转引敌对阵营的谣言谰言乃至反法西斯地下黑料小册子提供任何开脱借口！
此外，近来赫然冒出一股沉渣泛起的“反罗马主义”逆流，宛如在罗马城内不存在来自全国各省的一百五十万意大利同胞一般；而将罗马宣告为不设防城市的始作俑者乃是巴多格里奥，且他本人根本不是罗马土著！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提防那些在政见上以“超然非政治”假面具自我伪装之徒，提防那些出于对昔日多党制的留恋而宣称不持政党偏见之徒，提防那些在“共和法西斯”这一双重词汇组合中、唯独将重音与重心偏执押在后者（共和）之上之徒！
在共和国这座宏伟容器之中，我们将牢固注入我们自身的宇宙观——亦即我们为二十世纪打下鲜明烙印、并为大战确立前进号令的神圣学说理论！
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亦誓死永远是法西斯分子，且我们决意将全部重心稳稳落在法西斯主义之上！那些处心积虑企图以“共和”字眼掩盖抹煞“法西斯”大义之徒，明日定会随时准备以“君主”字眼抹煞掩盖“共和”大义——这种人是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与无耻懦夫！唯有凭借思想立场的绝对明晰与精确坚定，而非依靠模棱两可的空泛宣告，方配称得上效忠祖国！每一位报社社长皆必须深刻领会战时纪律的崇高必要性，领会必须将大战战局置于凌驾于任何其余议题之上的绝对最高优先地位！
以坚如磐石的自觉觉悟与果决意志，协同引领全体意大利同胞沿着民族荣誉的正道重返战场前线、与德意志战友并肩死战，这必须充当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唯一的奋斗宗旨与昼夜萦怀之天职！
各省最高长官必须遵照本通令准则，立即在各自辖区内重建最睿智、最严苛的新闻审查监控体系，并就本令的即时落实向我本人负全权直接政治责任。各省长官获全权直接查封、扣押取缔一切胆敢继续沿袭典型巴多格里奥式颓靡做派的报刊！
整整二十七年来，一亿九千万苏联俄罗斯人民唯独阅读一份报纸、收听一座电台。这套严苛的新闻广播禁欲节食疗法，看似丝毫未曾损害莫斯科人民的公共健康与道德斗志！
立即召集辖区内全体新闻负责人，向其当面宣读上述指令！’（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22, fasc. 147/R, «Disposizioni ai capi delle provincie per la stampa»）。 ↩ -
关于雷纳托·里奇，参见S. SETTA, Renato Ricci. Dallo squadrismo alla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Bologna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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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备忘录的其余条款，参见F. W.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cit., pp. 527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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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5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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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DAP, s.E, VI, pp. 593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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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cit., p. 590。扬德尔上校的系列战报构成了极具史学价值的珍贵文献，不仅在事实还原层面、且在洞察德方真实心态层面皆然。尽管迪金在其著作中广泛引用了这些战报，但它们依然包含着极多未被穷尽的珍贵史料。迪金对其中第二份战报的纪年考订有误：误标为1943年12月12日，实应为1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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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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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K. D. BRACHER, La dittatura tedesca. Origini, strutture, conseguenze del nazionalsocialismo, Bologna 1983；K. HILDEBRAND, Il Terzo Reich, Bari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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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意大利人斥为‘怯懦羸弱且游手好闲之徒’的旧有刻板偏见，在德国早自国家社会主义崛起之前便已广为流传。大战爆发以来，这种成见在德国底层民众以及军界和文官官僚体系中进一步甚嚣尘上。9月8日的大溃败使这种成见浸透了刻骨的鄙夷仇视，并蔓延至此前未曾受其波及、或仅受轻微触动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安富索于1944年2月10日自柏林发回的一份机密战报中，转录了赞博尼教授（Professor Zamboni）呈送给安富索本人的两页详尽见闻报告；赞博尼教授此前被安富索派往萨尔茨堡作为特邀观察员出席一场‘文化学术会议’。他在报告中写道：
‘借我近期前往萨尔茨堡出席留德外国学者大会之机，以及借在莱比锡出席其他官方活动和出入德国私家府邸之机，我曾屡屡有机会同德国陆军及空军高级将领、国家社会主义党政要人以及帝国各大部委的高级文官长谈论道。
在这些交谈中，话题几乎总是聚焦于意大利，尤其是近年来上演的重大军政风云。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深切沉痛的遗憾指出：在德方各界普遍根深蒂固地流传着一种定见——即认为希腊战役与北非战役之所以接连惨败，其核心罪魁祸首、若非绝对首要根源的话，正是意大利军官团政治态度的不可靠、技战术准备的极度匮乏、以及军官战友同袍情谊感的严重缺失。德方将领甚至痛陈，在我们军队中竟然发生了“对于一名德意志军官而言绝对匪夷所思”的丑闻：意大利军官擅自弃掷自身的建制部队，在北非前线倒戈投降向英军阵营叛逃！德国军官亦深感不可理喻的是：意大利军官所享受的特权待遇同普通士兵之间悬殊天壤之别，以至于在基层官兵中彻底滋生出所谓“战友同袍情谊”、“自我牺牲精神”纯属欺人空话的幻灭定见。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上述评语并非出自对意大利先入为主的刻骨恶意仇恨；同我长谈的德国军官明知我是意大利现役军官，往往是以一种痛苦错愕与惊诧惋惜的口吻向我倾吐这些断语的。
然而，我在火车车厢、防空洞以及街头商店里亲耳听到的德国普通士兵、市民平民的谈论，其精神底色却完全截然相反！在这里弥漫的几乎无一例外皆是赤裸裸的怨毒、仇恨与极度鄙夷。整整一年来，在德国民间广泛疯传着斯大林格勒惨败全盘归咎于意大利军队“怯懦临阵脱逃”的谣言。这一极为怪诞离奇的流言，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溃败后随即在全德民间如野火燎原般疯狂传播（哪怕在官方报刊与元首讲话中最初未曾触及只字片语），如今自然在元首的新年广播贺词中获得了某种变相的官方背书印证，令大批对意大利人本就怀有本能反感的德国底层市井平民欢欣鼓舞大快人心。不仅如此，我曾多次听到德国平民甚至愤然断言：倘若在意大利民族体内哪怕能具备波兰人或捷克人抗击敌寇的那份顽强死硬血性（波兰人和捷克人令德国占领军大伤脑筋），整场世界大战的结局亦绝不至于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我还敏锐注意到，维罗纳审判在德意志全民族心头所激起的深远震撼，远远超越了判决宣判后各大德国官方报刊那几篇千篇一律的八股社论所展现的浮浅表象。德国公众普遍大惑不解地质问：何以如此严酷的铁腕清算手段未曾在很久以前便早早厉行？！亦有人惋惜痛陈：在当下节点所做出的死刑判决，极易给国际社会造成某种“借法律之名行凶的合法谋杀”（Justizmord）的恶劣观感，并给敌对阵营及其他中立国报刊大肆攻讦炒作提供了绝佳口实——例如匈牙利亲轴心报刊竟然公然将齐亚诺捧为民族英雄大加悼念赞颂！
至于在种族政策维度，尤其在那些曾经游历过意大利的德国人士眼中，他们公然讥讽意大利所谓的防卫种族政策纯属一场彻头彻尾的滑稽荒唐骗局。更有甚者，在关涉意大利民族自身种族属性的大是大非上，我不得不震惊地察觉：德国社会在观念中对意大利北部“日耳曼化之意大利种族”同南部渗透着浓重“黑人血统”（!）的“劣等民族”实行了泾渭分明的断然切割！针对那不勒斯民众的攻讦言论尤为刻毒怨损，这些歧视言论源自充斥偏见的主观印象与对微不足道生活细节的歪曲放大，且在英美盟军占领那不勒斯之后德国各大报刊（特别是一家维也纳主流大报）所发表的恶毒社论煽动下进一步恶性膨胀。’参见ASMAE, RSI, Gabinetto, b. 31, Germania, fasc. 1, Affari politici, sottof. «Situazione politico-militare e relazioni italo-tedesche - Rapporti dell'Ambasciatore Anfuso»。查阅党卫队一线监控情报战报亦清晰显示：针对‘巴多格里奥的走狗猪猡’的刻骨仇恨在德国产业工人群体中同样广泛流淌，并屡屡演进为在工厂与农场针对从事强迫劳动的意大利战俘公然实施暴力殴打与恐吓威胁，而此类暴行在面对其他被占领国战俘时则极为罕见。参见G. SCHREIBER, Gli internati militari italiani ed i tedeschi (1943-1945), 载 Fra sterminio e sfruttamento. Militari internati e prigionieri di guerra nella Germania nazista (1939-1945), a cura di N. Labanca, Firenze 1992, p. 50。 ↩ -
数天前，帝国副外长斯廷格拉赫特男爵（Baron Steengracht）面对专程赶赴威廉街外交部就德意两国外交大局尤其是‘作战区’严峻处境展开‘友好交换意见’的维托里奥·墨索里尼，直截了当挑明：‘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压倒一切地取决于萨洛政权能否以雷厉风行的坚定铁腕，彻底荡涤扫除潜伏在其行政肌体之内的“超然不可知论”、“失败主义”与“投机妥协主义”，并从严惩处7月25日政变中的“叛徒卖国贼”与“嫌疑分子”——德国最高统帅部深恐这些潜伏势力随时可能在背后向德军捅刀子策划新一轮背叛投降阴谋。’参见ADAP, s.E, VII, pp. 145 sgg.；W. F.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cit., p. 609。
关于德国方面对萨洛政权的根深蒂固猜忌不信任、以及对其随时可能酝酿‘新叛变’的深重恐惧，安富索在随后的1943年12月10日机密战报中再次详加痛陈：‘据柏林在此间向我流露的若干风声所显示，我深刻察觉到：德方高层对于在意大利共和国的崭新国号中彻底抹除“法西斯主义”字眼一事深感极度不悦与警惕。在某种意义上，德方高层注意到：法西斯复兴重振运动在萨洛境内似乎仅仅局限在党组织的狭隘圈子之内，而整个国家机器的各大公权器官似乎却企图奉行某种超然不可知的官僚标准，抑或充其量仅仅维持着冷冰冰的业务协作关系。这一深重猜忌，连同德方深恐抛弃“法西斯”招牌可能被用作推行妥协折中主义托辞的强烈戒心，促使柏林最高决策层不得不对两国合作的真实成色进行深刻反思，并对我国本土所上演的政治动态抱持着极深的保留防范心……’（ASMAE, RSI, Gabinetto, b. 31, Germania, fasc. 1, Affari politici, sottof. «Situazione politico-militare e relazioni italo-tedesche - Rapporti dell'Ambasciatore Anfuso»）。 ↩ -
同上引卷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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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卷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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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卷宗，安富索致墨索里尼，柏林，1943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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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卷宗，安富索致墨索里尼，柏林，1944年2月10日；ADAP, s.E., VII, pp. 63 sg., 里特尔致希尔格，1943年10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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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表面让步中，典型范例包括希特勒于1943年9月30日做出决断：勒令全体在德被俘意大利军人自即日起不再被冠以‘意大利战俘’之贬损称谓，改称‘意大利被扣押军人’（IMI）；以及一个月后做出决断：正式将R. 图森特将军（General R. Toussaint）的头衔由‘北意大利最高军事指挥官’改换为‘德意志国防军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特命全权代表’（但其实际统辖的占领公权职能未受分毫削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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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份勒令在形式上必须将意大利‘作为盟邦、而非占领地相待’的加急外交电报中，紧随关于萨洛共和国统治权威与独立地位应当予以‘确立并巩固’的庄严宣示之后，赫然并列着如下冷酷条款：‘在推进落实该目标的过程中，最高统帅部与B集团军群的作战辖区必须严格受限在南线指挥部战线后方的特定战略地带、以及东北、北部与西北国境边陲的特定走廊地带，以绝对确保德意志帝国与法国方向的交通补给线畅通无阻。其余全部广袤领土全数交由意大利政府民政管理管辖；沿海海岸线一带预计将划定为特设作战区，但唯有在敌军实施两栖登陆的极端情形下方得正式通告进入战区状态；在此之前，沿海地区之民政管理依然归属意大利行政当局统辖’（ADAP, s.E, VII, p. 63；亦见pp. 71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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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pp. 31 sgg., 莫尔豪森致冯·里宾特洛甫，1943年10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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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2, fasc. 631/R, «Alessandro Pavolini», sottof. 1, «Appunti per il Duce», 帕沃利尼致墨索里尼，1943年10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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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之后，德国占领军当局一方面极力庇护鼓励当年选择保留德国国籍而迁居德国的‘选民’（optanti）大批重返南蒂罗尔/上阿迪杰，强行恢复他们对1939年德意协定中业已依法合法转让出卖的房产地产的所有权，并对当年合法购得这些地产的意大利人实施野蛮无偿剥夺没收；另一方面，在全区针对意大利居民展开系统性的政治排挤打压，迫使约七万名意大利人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外迁，听任南蒂罗尔德语区异族居民大肆抢夺霸占其私有产业，甚至包括1939年协定签署前意大利人早已购置的祖产。
欧洲大战刚一落幕，早在1945年5月，当年选择德国国籍的南蒂罗尔分离主义头目埃里希·阿毛（Erich Amau）便随即拉扯组建了‘南蒂罗尔人民党’（SVP）。据当时意大利陆军情报部门截获的机密档案显示，这一政党方案实际上早在很久以前便由因斯布鲁克大区长官弗朗茨·霍费尔（Gauleiter Franz Hofer）预先密谋擘画，其初衷正是为了应对大战结局对德国不利这一战败变局。参见ACS, Real Casa, Ufficio del primo aiutante di campo di S.M. il Re, Sezione speciale, b. 125；MIN. GUERRA - SME - UFF. INFORMAZIONI, Situazione Stati esteri (al 20 luglio 1945), III, Austria, Allegato n. 1: Alto Adige；并宏观详见R. DE FELICE, Il problema dell'Alto Adige nei rapporti italo tedeschi dall'Anschluss alla fine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Bologna 1973, pp. 91 sgg.。 ↩ -
在德方内部最早切实着手将意大利战俘劳工视作服务于德国本土军工战时经济劳动力水库的，几乎可以断定正是凯特尔元帅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早在9月16日，凯特尔便向凯塞林与隆美尔两位战区元帅下达密令：要求赶在墨索里尼新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尽可能多地大肆抓捕搜剿意大利溃散官兵溃兵。这构成了随后大批向德国本土押送转运苦工的第一步战役。依照OKW的精明算盘，强掳四十至五十万名意大利‘劳工’，将直接在德国本土工业流水线上置换解放出十五万名德意志精壮产业工人，转入野战军开赴战线前沿。参见ADAP, s.E, VII, pp. 325与353；并宏观详见G. SCHREIBER, I militari italiani internati cit., pp. 313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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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德国境内的意大利民政合同劳工史实，参见B. MANTELLI, L'arruolamento di civili italiani come manodopera per il Terzo Reich dopo l'8 settembre 1943, 载 Fra sterminio e sfruttamento cit., pp. 227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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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驻意军事军管当局同帝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之间的倾轧内耗，相较于将其定性为业务竞争，毋宁说至少在1944年春季施佩尔彻底在政争中压倒军方将领之前，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水火不容的大内讧。参见E. COLLOTTI, L'amministrazione tedesca dell'Italia occupata (1943-1945), Milano 1963, pp. 109 sgg.。在关于德国驻意统治机构尚缺乏系统性通史专著的情势下，科洛蒂这部力作虽成书较早且在若干重大维度上着墨不够深入，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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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曾屡次三番向拉恩与希特勒当面力陈德国占领军的这套霸道行径对共和政府的统治权威与体面威信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然而一切交涉皆如泥牛入海徒劳无功。参见例如MUSSOLINI, XLIII, pp. 98, 104 sg.,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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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参见帕沃利尼在同拉恩举行闭门长谈之后于1943年11月30日致墨索里尼的绝密密电。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2, fasc. 631/R, «Alessandro Pavolini», sottof. 1, «Appunti per il Du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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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AHN, Ambasciatore di Hitler a Vichy e a Salò cit., pp. 283 sg.。 ↩
-
尤见同上引书，pp. 284 sgg.；D. PELLEGRINI-GIAMPIETRO, L'oro di Salò, 载 A. NORELLI, Il ministro Domenico Pellegrini-Giampietro nel tramonto del fascismo cit., pp. 110 sgg.；G. DOLFIN, Con Mussolini nella tragedia cit., pp. 56 sg.。
在同拉恩敲定上述战费协定之后，财政部长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亦成功就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的庞大黄金储备问题同德方达成了共识基石——这批国家黄金储备在9月8日之后被德军作为战利品全盘没收扣押并强行押运至米兰，翘首待命押送柏林帝国银行。在意大利银行行长文琴佐·阿佐利尼（Vincenzo Azzolini）的鼎力协助交涉下，德方最终正式签署确认这批黄金在法律上归属意大利主权财产（正因确认为意方财产，该批黄金随后不仅被挪用于支付拉恩与佩莱格里尼协定所约定的‘战争捐’，亦被用于平账德方向萨洛政权开辟的若干贷款信用证，用于偿还1940年瑞士银行银团向意大利国家外汇管理局垫付的巨额预付款，以及全额报销萨洛驻外外交代表机构的全部开销）；并促成德方同意将这批黄金不再运往德国本土，而是转运至南蒂罗尔境内的福尔泰扎堡垒（Fortezza）严密金库封存；1945年5月欧战结束之际，英美盟军在此处全盘缴获接收了这批黄金并护送运回罗马意大利银行总行金库，连同德军于1944年强行押运至德国本土的那一部分黄金（总重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三公斤）亦最终得以完璧归赵。参见A. Caracciolo编，La Banca d'Italia tra l'autarchia e la guerra 1936-1945, Bari 1992, pp. 76 sgg.与399 sgg.；以及L. KLINKHAMMER, L'occupazione tedesca in Italia cit., pp. 125 sgg.。 ↩ -
据佩莱格里尼·詹彼得罗的战后决算披露，萨洛政权在其统治期内的全部财政总开销高达三千五百九十六亿里拉，其中一千八百九十亿巨资专用于向德国人支付‘战争捐’，一千七百零六亿用于政权自身的经常性与战时非常性开支；而政权同期的财政总收入达三千八百零五亿里拉之多。参见A. NORELLI, Il ministro Domenico Pellegrini-Giampietro nel tramonto del fascismo cit., pp. 119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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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立法核准授权印发的一千三百七十八亿四千万里拉货币发钞限额中，实际印钞投放市场的法定货币仅为一千一百零八亿八千一百万。参见同上引书，第1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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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地球报》（Il Globo），1945年6月6日（意大利国库部长索莱里专访讲话）；《人民报》（Il Popolo），1945年8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访意代表团团长维克多·威克斯汉姆参议员在米兰发表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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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COLLOTTI, L'amministrazione tedesca dell'Italia occupata cit., pp. 135, 228 sg.与248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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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当局早在10月初便曾处心积虑策划设立某种德方‘监察专员’制度，有权依据属地战区卫戍司令官的训令直接向各省省长‘发号施令’，并借此‘保护各省省长公署及其辖区内之各市镇’免遭‘来自德军部队及法西斯基层机关的不合理勒索与苛求’（同上引书，第249页）。然而彼时德军一线军官人手的严重匮乏，使得这一设想在现实操作中近乎彻底沦为一纸空文。而当1944年盛夏德军相继放弃罗马与佛罗伦萨全面后撤之后，鉴于调防将校军官人手充沛、加之德方针对意大利民政机关‘昏聩无能’与‘缺乏合作诚意’的攻讦指责甚嚣尘上，这一军管监察构想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德国驻意军事管制最高指挥部大力鼓吹：在北部各省普遍‘指派安插一名德军高级军官，充当意大利各省省长的平行影子监督监护人’（同上引书，第136页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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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pp. 109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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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pp. 156 sgg.；并见R. RAHN, Ambasciatore di Hitler a Vichy e a Salò cit., pp. 325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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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备忘录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16, fasc. 91/R, «Rapporti Italo Tedeschi»；并完整转录于本书附录，文件第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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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AE, RSI, Gabinetto, b. 31, Germania, fasc. 1, Affari politici, sottof. «Situazione politico-militare e relazioni italo-tedesche - Rapporti dell'Ambasciatore Anfuso», 安富索致墨索里尼，柏林，1944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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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SCHREIBER, I militari italiani internati cit.，尤见pp. 791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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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1月17日于罗马举行的凯塞林、拉恩、图森特、多尔曼与格拉齐亚尼的高层闭门峰会记录末尾，格拉齐亚尼附注了一则极其敏锐的个人密评：该记录清晰暴露出，凯塞林一方面对‘意方企图将正在整训筹建的萨洛正规师推向前沿战线的主张充满极度的疑虑与排斥抵触，另一方面却展现出极其强烈的狂热冲动——妄图将零散的“意大利独立小编制分队”强行吞并蚕食进德军战斗编成母体之内，并以所谓“唯有借此方能确保其起码战斗效能”作为其狡辩托辞’。参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68, fasc. 642/R, 案卷«Ministero della Difesa nazionale»（后改称国防军部），sottof. 6, «Colloqui Graziani-Kessel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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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萨洛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兼驻德陆军武官翁贝托·莫雷拉将军（General Umberto Morera）于1944年12月27日呈递的活动总结报告、以及关于1945年1—2月的机密军报所证实：尽管其间推行了若干‘追索收拢’与自愿遣返行动，在德军海陆空各武装部队建制中被强行收编役使的意大利官兵在当时依然高达约十四万人之众。至于成建制的萨洛在德军事作战编成，规模最庞大的包括：在德军东南集团军群序列下参战的作战连队（约两万人）、在东集团军群序列下参战的部队（约三千人）、特种战烟雾掩护部队（共两千九百四十二人，驻防威廉港、戈滕哈芬与费德瓦德格罗登）、‘克里特’志愿军团（共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其中包括随德军编制行动的一千四百二十八人与七百五十七名工兵劳工），以及驻防法国大西洋壁垒各大海防要塞据点（海峡群岛、洛里昂、吉伦特河口、圣纳泽尔与拉罗歇尔，共九百二十二人，其中海军两百八十九人）的守备驻军。参见ACS, RSI, Segreteria part. del Duce, Carteggio ris., b. 22, fasc. 153/R, «Missione militare italiana in Germania», sottof. 6, «Relazioni sull'attività svolta»；以及b. 39, fasc. 347/R, «Grandi unità», sottof. 19, «Missione militare in Germania e Ufficio dell'Addetto milit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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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施赖伯（G. Schreiber, I militari italiani internati cit., pp. 434 sgg.）的权威史学考证复原：在约一百万名被卷入大溃败的意大利官兵中，最初宣誓‘效忠轴心同盟’继续战斗者仅约十八万六千人，其中一万三千人身处意大利本土，其余全数属于在海外边陲被停战协定波及的海外驻军。然而这支队伍的规模随后一路断崖式萎缩暴跌，以至于在1944年2月至7月间，若干德军战地指挥官竟公然提议解除这些意大利连队的武装，斥责其既毫无战斗力且随时可能反水背叛。在当初公开发表‘效忠同盟’誓言的人群中，一部属心悦诚服的真诚法西斯信徒，另一部分人纯粹是为了逃避被俘强掳进德国本土集中营充当苦役的缓兵之计，还有大批身处巴尔干战区的官兵则是为了避免向当地凶悍的游击队投降横遭屠戮而被迫倒向德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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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意大利本土所斩获的‘战利品缴获物资’浩瀚充沛，远远超越了德国在此前任何被占领国（包括法国本土）掠夺的总和。参见同上引书，第2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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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AMICUCCI, I 600 giorni di Mussolini cit., p.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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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OEBBELS, Diario intimo cit., pp. 627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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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ührer Conferences, 1943 cit., p. 148（1943年12月19—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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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 s.E, VII, p.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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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SCHREIBER, I militari italiani internati cit., p. 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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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4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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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AE, RSI, Gabinetto, b. 31, Germania, fasc. 1, Affari politici, sottof. «Situazione politico-militare e relazioni italo-tedesche - Rapporti dell'Ambasciatore Anfuso», 安富索致墨索里尼，1943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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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墨索里尼通报盟军空袭浩劫尤其是数日前柏林所遭受的特大轰炸破坏后果时，安富索在1943年12月10日的前引机密战报中痛陈道：‘承担这排山倒海般瓦砾废墟清理运送重托的，乃是关押在德战俘营的大批意大利被扣押士兵——一群悲惨凄凉的苦役队伍（是的，这是最贴切不过的写照），他们如行尸走肉般出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用他们那副早已骨瘦如柴的褴褛惨状填满了凄风苦雨的断壁残垣。任何哪怕尚存一丝良知的意大利同胞，乃至任何对我国古老文明尚怀有一丝崇敬之心的德国良善人士，目睹这群身着非军非民、纯粹破烂不堪褴褛布条的意大利同胞在化为废墟的城市中踉跄游荡劳作，心头皆势必刀绞般剧烈抽搐作痛！无论如何，正如德国各界普遍称呼的那样，这十万名所谓的“巴多格里奥匪帮苦役部队”，为抢险排危做出了巨大奉献，并在极大程度上协助柏林勉强恢复了我先前所提及的起码表面市容秩序。’随后，安富索在展开论述时补充道：‘眼下的凄惨实情如下：如今全体在德被扣押军人手中，要么被迫握着一把铁锨，要么被迫握着一把扫帚……’ ↩
-
参见Processo Graziani cit., I, pp. 258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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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CANEVARI, Graziani mi ha detto cit., pp. 286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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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引书，第288页；R. GRAZIANI, Ho difeso la patria cit., p.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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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USSOLINI, XXXII, p.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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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LAZZERO, Le SS italiane, Milano 1982, pp. 17 sgg.；G. SCHREIBER, I militari italiani internati cit., pp. 429 sgg., 475 sg., 及各处散见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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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cit., p. 569（拉恩于9月29日同墨索里尼长谈后发回柏林的加急绝密电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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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书，第5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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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尼于10月9日乘专机从意大利启程飞赴德国，并于次日飞返归国。令人费解的是，在战后回忆录与受审口供笔录中，格拉齐亚尼本人与卡内瓦里上校却不约而同地将这次出访行程分别误记为10月13—14日与10月12—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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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见MUSSOLINI, XXXII, pp. 205 s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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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GRAZIANI, Ho difeso la patria cit., pp. 432 sgg.与436 sgg.；Processo Graziani cit., I, pp. 261 sgg.；E. DOLLMANN, Roma nazista, Milano 1951, pp. 275 sgg.；ADAP, s.E, VII, pp. 63 sg.（里特尔通过希尔格转拉恩，柏林，1943年10月10日）；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40-45, Frankfurt am Main 1963, III, pp. 1186 sgg.。 ↩
-
参见G. 施赖伯，《意大利被扣押军人》，前引书，第4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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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即格拉齐亚尼抵达的当天，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正在起草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件草稿（后未发出），其中坚称“被扣押军人‘最终可能构成危险’”，因此“在重建军队的考虑中绝不得予以任何录用”（出处同上，第47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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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499页。 ↩
-
关于这些使命，参见出处同上，第483页及以下；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88页及以下；以及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71，卷宗643/R，“国防部-陆军副部”，副卷1，“新共和军之建立”。
德国空军，尤其是海军，对意大利重建空军和海军的意图基本上持抵触态度。副部长F. 费里尼在1944年1月初向邓尼茨提交了一份专门备忘录，邓尼茨直截了当地答复称，意大利海军的重建将“显著”干扰德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行动，迫使其在缺乏直接军事效益的情况下耗费人力物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实施的（中央国家档案馆，海军部，部长办公室1934-1950年，宗卷641，卷宗15）。实际上，德国海军原本打算同国防军一起吞并意大利的装备器材与人员。德国空军的立场大体相同，但形式较为和缓，空军一方面因自身在意大利的存在起初微不足道、后来完全归零，另一方面由于墨索里尼坚定捍卫共和国空军，最终默认了其独立存在。参见K. 贡德拉赫，《地中海战区的德国空军（1940—1945）》（Die deutsche Luftwaffe im Mittelmeer 1940-1945），法兰克福，1981年，第742页及以下、第830页及以下；墨索里尼，《全集》，第43卷，第168页及以下。 ↩ -
G. 施赖伯，《意大利被扣押军人》，前引书，第481页及以下。该段文字以如下极富意义的说明继续写道（第482页及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关于‘立即着手从被扣押军人中招募’的指令早在10月15日便已下达，亦即甚至在卡内瓦里抵达之前。在发送给各军区司令部的这项指令中明确指出：‘元首已命令利用被扣押军人组建意大利部队’。若认为当地法西斯组织的介入有助于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则这些组织亦可参与相关宣传行动。出于这一原因，应从集中营中抽调适于担任宣传员的法西斯分子和民兵成员。这些人员随后将在一名德国军官或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传处代表的监督下组织其竞选宣传活动。显得成问题的是甄选标准，鉴于这些标准笼统规定拒绝录用在安全方面引起疑虑的被扣押军人。凭借如此模糊的保留条款，德国人便可随心所欲地控制该项甄选的时间与方式。甄选中的优先权应赋予荣膺德国英勇勋章的意大利人……前民兵成员、在苏联参战的意军第八集团军成员……以及较年轻兵役年龄段的人员。德国人对那些进行反向宣传的被扣押军人显得格外严厉——而这类人员绝非少数：这些人必须被‘隔离’或‘采取保护性拘留’”。 ↩ -
与人们普遍认定的相反，相当一部分军官（包括高级军官）并未敌视共和政权的建立。促成这一态度的因素中无疑包含许多人的机会主义算计，特别是那些身处罗马的军官——毫不奇怪的是，当他们面临不得不迁移至北方的境地时，便同社会共和国拉开了距离。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对共和国最初的好感是真诚的，这种好感直到共和国令其希望破灭、显露出赤裸裸的法西斯面目且内战压倒了‘洗雪民族荣誉’的战争时，才告幻灭。 ↩
-
参见A. 塔马罗，《两年的历史》，前引书，第2卷，第298页及以下。 ↩
-
参见G. 皮萨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武装力量史》，前引书，第3卷，第1700页（N. 尼基亚雷利将军的证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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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55页。 ↩
-
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43页及以下。 ↩
-
出处同上，第54页及以下。 ↩
-
参见出处同上，第57页及以下；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1页及以下；关于卡内瓦里拟定的解散王家武装力量、建立共和国武装力量以及《武装力量基本法》的条文文本，参见第312页及以下；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57，卷宗627/R，“领袖接见记录”。 ↩
-
关于此次会议，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58页及以下；《格拉齐亚尼审判案》，前引书，第1卷，第259页及以下；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2页。 ↩
-
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8页及以下。 ↩
-
据R. 格拉齐亚尼在《我保卫了祖国》（前引书，第425页及以下）中所言，这场宣传运动的幕后推手是法里纳奇，后者暗怀取而代之出任国防部长的野心。 ↩
-
参见G. 布法里尼·圭迪，《千真万确的事实：内政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1938—1945年秘密档案文献》（La vera verità. I documenti dell'archivio segreto del ministro degli Interni Guido Buffarini Guidi dal 1938 al 1945），米兰，1970年，第122页及以下。 ↩
-
参见出处同上，第117页及以下。 ↩
-
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78页。 ↩
-
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57，卷宗627/R，“领袖接见记录”。 ↩
-
参见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3页及以下。卡内瓦里补充说，在同墨索里尼第三次谈话（即格拉齐亚尼通电话之后的那次）当晚，里奇赶到了城堡陈述其观点，而墨索里尼表示赞同其意见。事实上，里奇是在6日下午墨索里尼返回加尔尼亚诺之后才见到的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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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294页；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92页及以下，多尔芬此次再度搞错了日期，将该次会议置于11月15日条目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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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93页及以下；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4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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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索里尼的接见日志中可以看出，他在7日上午和11日下午接见了里奇，在8日下午接见了甘巴拉和卡内瓦里。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57，卷宗627/R，“领袖接见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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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扬德尔上校在1944年1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的汇报，多尔芬是布法里尼·圭迪（联邦档案馆军事分馆，RH 2，宗卷1663，档案块19-32）的某种“前哨阵地”，亦即内政部旧官僚体制的前哨，在巴多格里政府执政的四十五天里，该官僚体制的表现绝非法西斯式的，但它却构成了布法里尼·圭迪真正的权力基石。关于多尔芬在7月25日至9月8日期间以及在墨索里尼身边的履历背景，参见A. 瓦尔涅里，《从7月25日到萨洛》，前引书，第28页及以下；以及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11页。关于帕沃利尼和里奇企图由民兵吞并警察职能的设想，可回顾后者在维罗纳大会发言中所说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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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E. 加尔比亚蒂在《7月25日与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米兰，1950年，第285页）中所言，墨索里尼在11月8日接见这位前民兵司令时，曾向他提出重新在国家共和卫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设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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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施赖伯，《意大利被扣押军人》，前引书，第490页及以下；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7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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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27，卷宗153，“赴德军事代表团”，第一高级大队长塔切蒂致民兵总司令部的一份报告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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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8页；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29页及以下。 ↩
-
参见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298页。 ↩
-
在扬德尔上校前引1943年11月19日的报告中，尤其有如下记载：
“意大利陆军军官们……已明白必须激发领袖建立更大规模新意军的热情，并成功向其指出这是恢复意大利荣誉的途径；在陆军部指挥这支军队的依然绝大多数是旧人，其目标在于吞并历来面目可憎的前民兵……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必要时即便由国防军出面，支持里奇的地位也是适宜的……在意大利，民兵是总体上尚具备某种吸引力的唯一理念……领袖完全被甘巴拉和卡内瓦里所俘获，他们给了他一个关于重生的伟大意大利军队的虚幻梦想，这支军队必须通过辉煌的军事行动洗刷巴多格里的背叛。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两人向领袖要求统一部署的指挥权，亦即取缔民兵。甘巴拉将军和卡内瓦里将军是陆军中反对民兵的最强有力代表。甘巴拉被许多人指责为投机分子，他是鉴于在巴多格里背叛期间被给予逗留待遇而选择了轴心国一方；在其指挥下，新国防部充斥着昔日的巴多格里分子和参谋军官，这些人已无法在别处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卡内瓦里如今自封为德国人极度激进的朋友，他是一个为了满足其个人野心与贪财欲望甘愿不择手段之人。他被指为老牌反法西斯分子。即便在他因‘行政违纪’被逐出参谋部和现役之后的时期内曾担任法里纳奇《法西斯政权报》的军事撰稿人，也丝毫无法改变这一点”。 ↩ -
国家共和卫队出台后，党便就此展开了系统性行动。帕沃利尼于11月30日急忙向墨索里尼告发卡内瓦里在德国关于法西斯主义“已死”的言论，并告发其极力主张军人宣誓效忠“格拉齐亚尼元帅”而非效忠墨索里尼。依据这些指控，并利用墨索里尼（以及部分格拉齐亚尼）对卡内瓦里赴德使命失败的失望情绪，卡内瓦里不久后便被逐出国防部，最终因“反德和反法西斯活动”被捕并判刑。同样，通过大体相似的排挤手腕，在陆军参谋部坚决主张军队“非政治化”的甘巴拉也在1944年3月中旬被解职；据他在战后初期对萨尔迪所言，他曾向墨索里尼提出以非政治化作为其接受参谋长职务的前提条件。在此前不久，帕沃利尼、布法里尼·圭迪和法里纳奇似乎甚至曾策划连格拉齐亚尼一并除掉，由古佐尼将军取而代之，但古佐尼拒绝卷入这出阴谋。参见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62，卷宗631/R，“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副卷1，“致领袖的札记”；E. 卡内瓦里，《格拉齐亚尼对我言道》，前引书，第300页及以下；U. 皮奇尼，《被撕去的一页》（Una pagina strappata），罗马，1983年，第120页及以下；《格拉齐亚尼审判案》，前引书，第3卷，第1295页；A. 萨尔迪，《……但历史不容禁锢》，前引书，第6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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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任命所引起的负面反响，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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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96页和第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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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文献编号10（1943年11月24日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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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1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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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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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43页及以下。 ↩
-
出处同上，第85页。 ↩
-
出处同上，第191页。 ↩
-
出处同上，第1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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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尼斯这一特殊但具代表性的案例，参见《威尼斯地区的抵抗运动》，前引书，第167页（“不可能的调和主义：建立‘神圣同盟’的一次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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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兰等地公众舆论的报告》，1943年12月，载于F. 福斯卡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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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26，卷宗182/R，“翁贝托·比安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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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帕皮尼在其《日记》（前引书，第165页及以下）中于1944年3月23日条目下的记录极具代表性：“许多人认为，在7月26日的教训之后，墨索里尼复出时不应当重新起用法西斯主义的名号、作风与人事，而应当开创一个新时代（哪怕在实质上相似）。重整旗鼓。他原本应当只谈论社会共和国，召开制宪会议，向全体意大利人发出呼吁，而非用枪决威胁抗拒服役者（这种威胁正源源不断地扩充叛乱队伍），对十八岁至六十岁的人员进行自愿总动员。若如此，他或许早已重新掌握全国的大部分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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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泰里写道，共和法西斯党“应当以最正统的形式包容法西斯主义全部原有过去的理论与护卫；清洗其队伍，成为一个精干而健康的工具；在对敌战争中推行最坚决的宣传，但从根本上不再作为唯一政党，而是成为官方政党。然而绝不容许其插手警察勤务，绝不容许任何非法暴力。其刊物应成为官方刊物，同时忠实于报刊必须反映主编政治个性的健康理念，而主编即便在党内也代表并践行某种特定的派别与政治路线。
即便不想走到正式承认其他分歧倾向的地步——尼斯泰里继续写道——［也有必要］容忍甚至暗中鼓励成立最多一到两个运动，其中最重要者可能是已在孕育中的‘意大利劳动者与参战者统一运动’，该运动可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参战者与劳动者，首先是脑力劳动者——其中不乏享誉遐迩之人，这些人尽管具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背景，却代表着横亘在共和法西斯党与反民族势力集团之间的广阔空间；这一空间即便对共和意大利抱有或者能够变得日益倾向拥护，但也并非法西斯主义的，或者至少不是该词官方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载于P. F. 尼斯泰里档案馆）。 ↩ -
《统一战线》杂志领导委员会由欧仁尼奥·卡博内、马里奥·卡西亚诺和吉索·达内塞组成，最初在罗马出版，后迁至威尼斯。在内政部1944年2月14日通报该杂志停刊的一份内部札记中写道：“据来自该报内部圈子的泄密获悉，除其他目的外，该文章旨在动摇帕沃利尼部长的地位，据《统一战线》记者的看法，帕沃利尼尽管明知自己是新政府中最不得人心的人物之一，却丝毫无意辞去政治职务”（中央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治安警察总局，警察局长私人秘书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宗卷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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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第1卷，第169页及以下。 ↩
-
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7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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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地区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当地及邻省的投机商四处散布谣言，“以恐吓农民并迫使其交出面粉、小麦及普通农副食品，声称‘德国人会把一切都抢光’”。参见《威尼斯地区的抵抗运动》，前引书，第17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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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3月16日的一份“致领袖备忘录”中，警察总监描绘了数月之内由这种既成事实所造成的生动图景：
“国家领土内的公共秩序局势绝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若干省份的农村，那里的游击战争现象已呈现出惊人的形式，若对其置之不理，必将招致极其严重的危险。治安警察总局非常及时地通报了这一现象，当时组织几千名受过训练、武装且配备精良的人员开展此类行动并非完全不可能；今天问题复杂得多，但并非不可解决。
警察总局并不知道、亦从未获悉国家共和卫队的人员兵力，因此除了充当一个情报上报机构外，从未能够发挥其他职能；而此前，警察总局掌握各省每日政治局势、事端以及可用警力的全貌，能够通过合理调配人员统筹协调各项行动，以非单向片面的视角——正如各省经常发生的那样——评判公共秩序局势。在警察总局同国家共和卫队总司令部之间尚未建立起密切的日常联络之前，前者只能继续充当情报上报机构，而后者只能缺乏协同地各行其是。
主持国家安全的中央各机关的这种状况，自然以极其明显的后果波及各省，以至于在这方面多说一句话都显得多余。
随后，当需要跨省采取干预以平息严重事态时，该现象便呈现出尖锐性质。究竟由谁挑头，由谁指挥？
例如在罗马涅，特别是在福利省，各个市镇实际上已落入叛乱分子之手，他们犯下形形色色的暴行与罪恶。镇压行动即令拥有手段，亦无法仅由福利省单独开展，而必须由罗马涅与托斯卡纳的毗邻各省协同发起。直到几个月前——警察总局并未遗漏上报——福利省的现象尚属于真正的匪患性质；而今天，鉴于局势遭到彻底忽视，我们面对的是兵力众多且装备极其精良的团伙，他们凌驾于稀疏的警察力量之上，针对他们必须组织一场真正的军事行动。
在接纳了第四集团军残部的库内奥省，局势更为严重。针对韦尔切利、诺瓦拉、阿斯蒂等省一再发出的警报通报，始终是一纸空文。
反游击战是一场关乎共和国家生存之最高利益的政治-军事现象，如果说它确实同战争密切相连，却绝不可因此听任各省长官的任意处置与能力高低，亦不可听任国家共和卫队机关的自行其是；相反，必须由中央机关正面应对并刻不容缓地予以统筹处理。闹匪患各省的民众真正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呼吁国家权力出面干预，而国家权力的缺位打消了一切对共和政府的同情乃至单纯的善意。
这种对总体政治而言不可轻视的后果，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愈发加剧，尤其是自从宣传机关大肆吹嘘国家共和卫队编制高度成熟完备以来更是如此。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国家共和卫队确实拥有十万余名编装齐全的人员，为何迄今仍无法应对并荡平叛乱？人们怀疑这是否纯属虚张声势。
在城市中心，尤其是大城市，对公共秩序的担忧相对较少，这既由于德军部队的存在，亦由于治安警察的存在；警察由于训练、装备与武器不适于乡村作战，却能很好地用于城镇。因此，原本可以在与其余警察部队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对国家共和卫队的力量进行更为合理的调配，然而内政部迄今仍对国家共和卫队的总兵力及其地域分布一无所知。
因此，内政部必须对不久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但它仍将继续怀着特殊关切关注各省局势，以便在任何时刻能够为深入开展反游击战提供所有有益材料”（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内政部，治安警察总局，警察总监私人秘书处，宗卷56）。
在1944年3月，国家共和卫队的兵力约为13.5万人，部分沿袭民兵和宪兵的组织架构，分布在形形色色的大区、省和群指挥部（约140个）、662个卫戍区、五六百个哨所、12个公共秩序营和5个摩托化营、6个边防军团、18个森林警察团以及一百多个特别警察支队，此外还有一系列支援部队。这是一支绝不容忽视的庞大人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在无数细小分支中，因此在军事上的意义远非乍看之下那样重大，且德国人倾向于对其施加日益严密的组织与行动控制。
关于截至1945年1月初所发展的局势全貌，参见G. 布法里尼·圭迪，《千真万确的事实》，前引书，第171页及以下所载布法里尼·圭迪呈墨索里尼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回顾了内政部、共和法西斯党与国家共和卫队直至当时的相互关系，将党和国家共和卫队对警察展开的系统性贬损攻势归咎于“奉命执行您指示的”共和法西斯党和国家共和卫队领导人的“恶意、意识形态成见以及被扭曲的革命虚荣感”，后者把“始终致力于大肆宣告其相较于内政部的绝对独立与自主”奉为一个体面原则。在这种局势下，在布法里尼·圭迪看来，警察力量能够“大体上”将公共秩序维持在“仅限于城市中心”的范围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由党对直接或间接属于政府的一切事物展开的先入为主、有条不紊、连珠炮式的诽谤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 -
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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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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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巴罗尼，《共和主义者，诚然；但必须是法西斯分子》，载《小报》，1943年12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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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 普雷蒂，《关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札记：艾米利亚各省政治权力的建构与再现》，载L. 阿尔比扎尼编，《哥特防线两麓（1944—1945）：托斯卡纳与艾米利亚-罗马涅的社会、政治与军事面貌》，博洛尼亚-佛罗伦萨，1993年，第50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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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24日，布法里尼·圭迪就此致信墨索里尼写道：“共和法西斯党由于其近期的仓促组建，迄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对其成员的政治与道德功能进行必要的审慎审查。其今日的25万名党员纯系数量而非质量。他们构成了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杂质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如果说一方面可能有助于社会代表性，但在达成必不可少的政治路线统一方面却是有害的。极大多数党员，尤其是最招摇过市的人员，代表了旧法西斯党的糟粕渣滓，受到广大民众的厌恶、鄙视，有时甚至是名副其实的恐惧”（参见G. 博卡，《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书，第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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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英国出钱雇佣特务来让人们痛恨您、德国以及共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特务的效能绝不会胜过这帮不分青红皂白的施暴狂徒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卡洛·西尔韦斯特里致墨索里尼，1943年11月29日，载G. 加布里埃利，《卡洛·西尔韦斯特里：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信徒》，前引书，第24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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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雷纳托·罗西主编的共和法西斯党福利省机关刊物《巡逻》（Pattuglia）1944年1月20日的社论《来信》，其中写道：“我们的革命只需要具备信仰、诚实与良知的人士：它不需要过多的行动队和过多的联邦警察……我们不喜欢迫害、搜查、逞威风和虐待。我们不想制造殉道者，更不想开启一种压迫与恐怖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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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晚拉恩对多尔芬所说的话极具代表性，多尔芬在日记中记述道：“拉恩对我们的国内局势绝不感到满意，他认为这距离任何常态的‘表象’都相差悬殊。他抱怨联邦警察的擅自行动，他们有时凭借完全非法和专断的举措干预各省生活，给当地德军司令部和省长造成了严重困扰……各省所处的那种持续不安与骚动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你们自己造成的”（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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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总参谋部历史处《被审查信件分析》中摘录的一名军人在1944年8月“通报”中的信件段落极具代表性（陆军总参谋部历史处档案馆，I-1，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武装力量部-反间谍处，宗卷99）。信中写道：“我们反抗周围充斥的一切腐烂之物。人们目睹着不公之事，却不得不保持沉默。人们目睹着形形色色的暴虐行径，却必须噤若寒蝉，这样下去事情将永远本末倒置。在我们的军人服务站里，人们一心只给那些自夸逃避兵役者提供优待，却拒绝给予真正的战士其理应享有的待遇，这令我痛彻心扉。当一条道路开启之时，哪怕布满艰难险阻亦必须走到底，必须坚强起来咬紧牙关。然而如果我们在上方被暗算摧毁，我们又能成就什么好事？如果根基已经腐烂？这是可怕的……我原以为我们都秉持同一种理想，都坚守同一种信仰！我开始明白许多过去在我看来荒谬绝伦的事情。我开始明白何以在军界弥漫着普遍的消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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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侧面，参见E. 金蒂莱，《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论意大利民族国家危机的起源》，载《当代史》，1993年12月，第83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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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蒂莱在1943至1944年间的活动，尚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B. 金蒂莱的《从对意大利人的演说到牺牲》（前引书）依然是基础性著作，其中收录了他的文章与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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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普通档案，宗卷23，卷宗“意大利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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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蒂莱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参见G. 萨索，《金蒂莱与国家社会主义：札记与文献》，载《文化》，1995年1—4月，第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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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何以各方曾一度将金蒂莱之死归咎于法西斯极端主义，以至于（正如G. 布法里尼·圭迪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所示）促使墨索里尼秘密责令展开一次专门调查，调查最终确认刺杀这位哲学家的凶手属于共产党爱国行动队（G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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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的核心部分，恰写道：
“关于卡斯泰尔韦基奥的十八条，在意识形态路线上无可指摘。该党突出的社会主义倾向是一种返璞归真，只能赢得那些忠于初衷且目睹过去背离初衷而日益感到惊愕之人的赞同，这印证了托斯卡纳古老的谚语：说与做之间隔着万顷波涛。
重返1919年的理论，不过是在我们在歧路与交叉小道上迟疑徘徊之后重新走上正道。
难点在于沿着正道继续前行，避免重新迷失在如今格外危险的歧途之中。
行动队现象是早期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必然性迫使下的一段插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非法现象，在今天我们代表合法政权之际再重演这种现象则是有害的。
既然有能力武装警察部队，让那些尚不愿理解之人明白纪律必须是战争时期的根本要素，继续搞可能沦为宣泄个人与地方私怨之借口的法外暴力便是毫无意义的。
善良、质朴、勤劳的人民希望以简单坦诚的态度走近他们，绝不能容忍以傲慢和横眉冷对来发号施令。就我个人而言，我历来无法容忍那些过于狂躁的同袍、那些神经质、不宽容和无端施暴之徒”。
关于《复兴》周刊，参见A. M. 福尔图纳，《坦白之言》，载《航海日志》，1972年2月，第481页及以下。 ↩ -
特别参见《事业》，载《工地》，1944年3月11日；C. 恰，《重新审视卡斯泰尔韦基奥》，1944年5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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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参见G. 卡索尼，《佛罗伦萨日记》，前引书；P. 保莱蒂，《佛罗伦萨：战争岁月》，佛罗伦萨，1992年，第192页及以下（U. 普乔尼的证词）；以及更广泛地参见D. 图塔耶夫，《佛罗伦萨领事》，都灵，1972年，第15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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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载于S. 巴尔托利尼编，《巴尔纳·奥基尼：致领袖的一封信》，载《历史与真相》，1993年8—12月，第2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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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7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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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军事建制获批之后，反对非政治化的人士经常采取如下权宜之计：声称自己并不反对非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赞成非政治化，前提是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在“人员、精神与制度上”、尤其是在干部层面上对武装力量进行“净化”。例如1944年1月18日《法西斯政权报》（《摒弃含糊其词》）写道（暗示所有入伍者皆因是法西斯分子而参军）：“遗憾的是，大肆鼓吹的非政治化被许多未完全摆脱巴多格里心智的军官理解为对带有法西斯色彩之事的合理反弹……必须立即反击，因为我们尚来得及。最重要的是应当明确宣布，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因此，除非胸怀赋予我们力量并让我们坚信意大利绝不灭亡的同一信念，否则便无法武装保卫祖国。那些走出我们队伍、自愿奔赴陆军各部参军的同袍，若不得不顾虑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法西斯分子，那将是荒谬绝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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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的法西斯档案文献还是社会共和国覆灭后的历史文献，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第十鱼雷艇支队依托其战斗力以及干部对其司令博尔盖塞的个人忠诚所展现出的自主性与不羁行事作风。在社会共和国末期十分接近博尔盖塞的B. 斯潘帕纳托在战后撰写的一篇未发表的关于第十支队主要历程的提纲中，将该部在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归功于其“非政治性”（“其中代表着所有倾向与见解；共同公分母是：为了意大利同英美侵略者作战”），并写道：“第十支队同游击队领袖与自由前线的负责人士、以及由各方当局带着形形色色使命从南方派往北方的密使建立了大量接触。无论何时，只要展现出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达成谅解的可能性，超越并脱离政治分歧与派系差异，这些接触便促成了意大利人之间为了抵御外国（不论是德国、英国、斯拉夫还是美国）欺凌压迫而展开合作的实际成果”（中央国家档案馆，B. 斯潘帕纳托档案，宗卷2，卷宗“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第十鱼雷艇支队”，“第十鱼雷艇支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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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宪兵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参见G. 潘萨，《剑与月桂》，前引书，第13页及以下、第9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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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起初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确。正如我们在后文将看到的，在6月份，他仅仅打算像对待黑衫军旅那样，将其在作战调遣上归由格拉齐亚尼指挥以打击“法外匪患”；如果说后来改变了主意，这大概是由于唯恐帕沃利尼与里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共和法西斯党书记如今干脆将里奇视为个人死敌）以及里奇同德国人关系的急剧恶化可能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危机，且里奇可能铤而走险采取某些“鲁莽盲动”。更何况如果里奇在战后受审时所说的话属实的话更是如此，即里奇声称曾向墨索里尼陈述“脱离德国人并同其开战的适宜性”，而墨索里尼予以拒绝，“认为这会导致民众遭到大屠杀”（参见S. 塞塔，《雷纳托·里奇》，前引书，第2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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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共和卫队的风波及其前因，参见出处同上，第258页及以下；以及L. 克林克哈默，《德国在意大利的占领》，前引书，第304页及以下；G. 潘萨，《剑与月桂》，前引书，第107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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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参见由彼得罗·皮亚琴蒂尼将军秘密派往北方（从1944年6月中旬直到解放前夕，他在米兰、都灵、威尼斯和乌迪内同包括博托在内的多位空军军官建立了一整套接触）的路易吉·蒙蒂大尉的报告。参见中央国家档案馆，P. 皮亚琴蒂尼档案，宗卷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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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空军参谋部历史处档案馆，共和空军全宗，宗卷8，卷宗“杂件”，1943年12月16日博托与拉恩在加尔多内的会谈纪要；以及墨索里尼，《全集》，第43卷，第94页所载墨索里尼于1944年1月14日接受博托辞呈的信件。
从博托与拉恩的会谈纪要中可以看出，博托曾同格拉齐亚尼谈及建立军人政府的可能性，拉恩认为这行不通，“鉴于绝大多数意大利军人在精神上仍效忠君主制”，因此即便是军人政府在不久后亦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泥潭”。 ↩ -
法里纳奇的敌意除了源自他对任何形式非政治化的反感之外，还源自企图将梵蒂冈城于1943年11月5日夜间遭一架来历不明飞机微型轰炸的责任转嫁给空军的意图，当时民间传言该飞机由法里纳奇的一名人手驾驶。实际上，正如二十年后所披露的那样，投向梵蒂冈城的炸弹属于一架美军飞机，该机在返回基地前在不清楚自身方位的情况下盲目投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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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阿雷纳的两卷本《国家共和空军（1943—1945）》（摩德纳，1974—1975年）在史学研究中几乎无法使用。G. 达万佐的《飞翼与交椅》（罗马，1981年，第462页及以下）虽缺乏系统性、有时不够准确且带有政治色彩，但相对而言更为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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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参谋部历史处档案馆，共和空军全宗，宗卷20，卷宗I，“共和空军活动”。《关于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事件的备忘录》，附件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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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阿莱吉，《从未成形的军团：国家共和空军与1944年夏季危机》，载《当代史》，1992年12月，第1047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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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V. 科斯塔，《回忆录》，前引书，第391页及以下。科斯塔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出面对局势的发展，在空军队伍中同样发生了一方面政治化、另一方面涣散脱序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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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尼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尽管他曾极度关切第十支队的军事与政治问题并同博尔盖塞保持着频繁而反复的关系，但在其《我保卫了祖国》（前引书）中对该部及其司令却极少提及，尽管他声称“成千上万的青年志愿兵”涌入其行列，以至于使博尔盖塞得以组建“整整一个海军师”，该师“以最纯粹的形式代表了带有非政治-非法西斯色彩的志愿精神”（第4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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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鱼雷艇支队，参见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1943—1945年的海军陆战队》（Decima Marinai! Decima Comandante! La fanteria di marina 1943-1945），米兰，1988年；S. 内西，《我们的第十支队……停战后南北方意大利海军的突击武器》（Decima flottiglia nostra... I mezzi d'assalto della marina italiana al sud e al nord dopo l'armistizio），米兰，1987年；A. 扎罗蒂，《南方与北方：跳伞潜水队员》（Nord-Sud. I nuotatori paracadutisti），米兰，无出版年［实为1990年］；R. 拉泽罗，《第十鱼雷艇支队》（La Decima Mas），米兰，1984年；G. 潘萨，《剑与月桂》，前引书，第184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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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梅尔豪森，《输局的王牌》，前引书，第40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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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为第十支队密切联络军事机构的［德国］海军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充满波折，局势逐步恶化。德方负责人无时不表现出恶意、霸道与不忠：许诺不予兑现，对重建给予的物质支持微乎其微”（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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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整个事件，参见出处同上，第95页及以下；S. 贝尔托尔迪，《萨洛：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生死》，前引书，第87页及以下；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杂件，单卷，墨索里尼致邓尼茨，1944年11月9日；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前引书，第2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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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F. 梅尔豪森，《输局的王牌》，前引书，第40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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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事不羁的典型表现是第十支队发起的一系列奇袭行动：从受德军控制的工厂或仓库中截留德方不愿拨发却对其编装必不可少的武器弹药与战备物资，或者通过非常规手段在瑞士自行采购物资。例如参见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31页及以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若干黑衫军旅在后来亦曾采取类似第十支队的手段；参见V. 科斯塔，《回忆录》，前引书，第47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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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支队的“民主”特征中值得一提的是：军官、士官与水兵推行完全一致的伙食标准与军服呢料；除因战场战功破格晋升外废除一切常规晋升体制。参见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前引书，第25页；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28页和第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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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前引书，第24页及以下、第30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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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前线返回后，马里内蒂饱受胃病与心脏病的严重折磨。尽管如此，在1943年11月加入社会共和国之后，他在威尼斯定居，次年8月迁往加尔达湖畔，并于1944年12月2日在此辞世。正如日本大使日高所写，“他作为未来主义者和正直之士的感情不允许［他］接受纳粹国家的款待，在那个国家未来主义运动是‘禁忌’”。尽管如此，应日高和马佐利尼的请求，拉恩极力斡旋瑞士政府以使其能前往瑞士避难，从而使其免遭社会共和国覆亡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冲击。然而在马里内蒂去世之际瑞士当局尚未作出批复。正如M. 塞拉在《超越颓废：马里内蒂、大战与未来主义反叛（附日高信六郎未发表手稿及马里内蒂最后诗作）》（载《当代史》，1991年12月，第975页及以下）中所准确指出的那样，他加入社会共和国是出于对墨索里尼（他与墨索里尼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和法西斯主义革命更新能力的极端绝望信任，同时出于对“荣誉崇拜以及新人毁灭与创造能力”的某种致敬。后一种动机很好地解释了他生命最后时期的亲日情结及其对第十鱼雷艇支队的特殊赞赏；在临终前夕的1944年12月1日，他将最后的诗作献给了第十支队，这主要是由于他对青年行动者的崇拜，对第十支队官兵“坚不可摧的韵律”以及“在战火硝烟中喷薄而出的自愿参军热忱”的倾倒，这些人能够“将脆弱而迷人、历经创伤却永不磨灭的意大利推向［其］意识形态垃圾堆的底层”。
埃兹拉·庞德在社会共和国的投入比马里内蒂更为积极。他为电台广播提供文稿，创作政治篇章并为报章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其若干著作由威尼斯大众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作中，对我们而言格外引人关注的是发表在半月刊《共和海军》上的文字，在费里尼被撤职（费里尼曾勒令该刊停刊）并由斯帕尔扎尼接任之后，该刊由庞德的老友乌巴尔多·德利·乌贝尔蒂海军上将主编（参见R. M. 德利·乌贝尔蒂，《埃兹拉·庞德与乌巴尔多·德利·乌贝尔蒂：一段友谊的历程》，载《意大利季刊》，1973年春季号，第95页及以下），该刊还发表了他的两部《诗章》（第七十一和第七十三诗章）。在其文字中，庞德主要阐述了他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的普遍理念，除偶然提及外并未明确论及第十支队；其立场的反传统性，以及在费里尼被解职后将自己最为珍视的若干篇章托付给《共和海军》［原文此处有脱漏。编者注］。参见N. 扎波尼，《埃兹拉·庞德的意大利》，罗马，1976年，第69页及以下；T. 雷德曼，《埃兹拉·庞德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剑桥，1991年，第233页及以下；L. 加莱西，《埃兹拉·庞德、德利·乌贝尔蒂海军上将与〈共和海军〉》，载《当代史》，1996年4月，第309页及以下。 ↩ -
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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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侧面，参见V. 科斯塔，《回忆录》，前引书，第58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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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整个事件，参见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前引书，第40页及以下；S. 内西，《我们的第十支队……》，前引书，第215页及以下；A. 扎罗蒂，《南方与北方：跳伞潜水队员》，前引书，第42页及以下；R. 拉泽罗，《第十鱼雷艇支队》，前引书，第69页及以下；F. 图尔基，《跟随墨索里尼当省长》，罗马，1950年，第89页及以下；S. 贝尔托尔迪，《萨洛》，前引书，第134页；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219页及以下、第251页及以下；A. 萨尔迪，《……但历史不容禁锢》，前引书，第478页及以下；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39页及以下；联邦档案馆军事分馆，RH2，宗卷1663，档案块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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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43卷，第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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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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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77页及以下、第84页及以下，博尔盖塞在其中提及了在第十支队内部赢得好感、且他本人亦卷入其中或无论如何知晓的若干方案，鉴于在这些方案中第十支队被赋予了首要角色，无论方案是关于“谋求并达成体面和平”、“在武装中立状态下退出冲突”，还是在战局决定性转向对德不利时倒向盟军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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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4年1月危机之后博尔盖塞同社会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各方乃至墨索里尼对其行径下令展开的各类调查，参见G. 邦维奇尼，《第十支队水兵！第十支队司令！》，前引书，第204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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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组织（民族共和运动、温和法西斯党、自由意大利与青年行动小组）及其同博尔盖塞和第十支队各小组成员的接触，参见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78页及以下（鉴于第十支队的“非政治”特征，博尔盖塞曾受到其中若干组织的接洽）；以及G. 萨洛蒂，《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境内的批判与“反对”运动》，载《当代史》，1987年12月，第1480页（欧洲联盟进步反政党）、第1480页及以下（欧洲革命社会运动）以及第1488页及以下（共和革命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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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MGIR）的前身（“青年军”，1941年至1943年9月8日），参见中央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治安警察总局，普通与机密事务司，1943年，C2/A类，卷宗“佛罗伦萨”，副卷“超级法西斯主义”；M. 科佩蒂，《法西斯内部反对派》，佛罗伦萨，1983年；关于社会共和国时期，参见中央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治安警察总局，普通与机密事务司，1944—1945年，C2/A类，卷宗“佛罗伦萨”，副卷“超级法西斯主义”；中央国家档案馆，G. 皮尼档案，宗卷33，“关于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的报告”（可能作于1944年9月），附于前特尔尼省联邦秘书阿尔贝托·科波于1945年1月呈递墨索里尼的一份备忘录；J. V. 博尔盖塞，《回忆录》，前引书，第84页及以下；F. 贝洛蒂，《墨索里尼的共和国》，米兰，1947年，第161页及以下；C. 弗兰科维奇，《佛罗伦萨的抵抗运动》，前引书，第52页及以下；《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MGIR）》，载G. 迪安编，《维罗纳抵抗运动文集与文献（1943—1945）》，维罗纳，1982年，第341页及以下；G. 萨洛蒂，《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境内的批判与反对运动》，前引书，第148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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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盟友墨索里尼》，第2卷，第879页及以下，特别是第88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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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斯坦盖利尼所言，“一个根本原因指引着我的行动，阻止我立即将斗争引向公开战场；无论以何种方式展开行动，转入真正的政治运动都意味着制造国内动乱，在国家的一切力量本应全力投入最高决战之际削弱国家。这将是一种纠正并继续革命进军的极其怪异的方式。战斗口号只能有一个：先打倒外部敌人，随后荡平内部敌人……”战事结束后便将转入行动：要么“换岗，要么革命”。在这两种抉择之间的选择将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当其冲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我们……全心全意热爱他并视其为我们的最高领袖，但他最终无法阻止我们作为法西斯分子和意大利人将自身职责履行到底”。
“这一不仅同当政的现存政党作斗争、而且同根子深处的众多反法西斯力量作斗争的新法西斯运动，正为一个关于国家在对内对外领域未来生活已然明确的纲领争取主导权。正是凭借这一纲领，‘青年军’不仅绝非反动运动，而是墨索里尼这位民族之天才于1919年3月23日自觉开启的革命进军的继续……”
在战争结束且国家完全法西斯化之后，党的功能便告终结，因而党将停止存在。“完全法西斯化的国家将不需要党，唯有那些像吉尔青年团、法西斯大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工余休闲组织这样在国家领域始终肩负使命的机构将继续运作”。在社会领域，“我们赞同墨索里尼所渴望却未能付诸完成的行会国家，赞同那种作为保护与公正裁决资本与劳工利益之最高司法的行会主义，资本与劳工双方皆获承认，但双方在一切形式上皆由国家统控与壮大。
有人若认为国家管得太宽大可不必恐慌，所有人皆享有充裕的空间；我们将避免无谓的极端主义。无论如何社会问题必须不惜代价予以解决，因为诸多因素取决于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除了对那些漠不关心或始终居心叵测之人外，这一问题的解决绝非空想乌托邦”。至于军事领域，“武装力量将从根基上予以革新”。首先民兵作为独立武装力量将归于消亡，作为‘突击部队’编入陆军；而陆军一如其他武装力量，将经历深刻的革新并荡除官僚化习气。最后关于对外政策，“第二法西斯国家将同第一法西斯国家一样，继续同盟友德国推行深厚友谊的政策；在始终主导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关系的极度忠诚中，将依据两位轴心国伟大领袖此前确立的公正准则，分工主导欧洲及其各自的势力范围。
再度成为罗马之地中海盆地，因而所有濒临地中海的国家，皆将处于唯有奥古斯都时代方能与之媲美的崇高法西斯利托里奥的更新庇护之下。
将对战败的法国推行平等的合作政策，法国将同长枪党西班牙一道同我们构筑起坚固的拉丁集团，以抗衡任何其他文明的影响。相反，新意大利的努力正是直接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在这一拉丁之海的沿岸建立一个拉丁国家联邦，将是第二罗马文明辉煌未来的最可靠保证”。 ↩ -
M. 科佩蒂在《法西斯内部反对派》（前引书，第18页及以下）中，根据该运动领导集团于1943年10月上半叶制定的一份“政治宣言”，将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在这一初期的主要纲领要点概括如下：“在该文件中——他写道——在宣称该运动‘唯与致力于国家福祉的力量展开合作’之后，以‘意大利永远高于一切’为座右铭表达其对祖国的宗教般虔诚。它继承复兴运动的全部精神与鲜血遗产；承认继续战争是面对敌人与盟友捍卫并恢复意大利尊严与荣誉的必然要求。它企图从外国人［在外国人中不仅包括敌人而且包括德国盟友：作者注］手中解放神圣的祖国领土，从阿尔卑斯山直到西西里，直到烈士鲜血铸就的海外领地——重新夺回其完全的政治完整性——以在未来谋求欧洲合作”。它主张［以此延续“青年军”的行动］“立即对政治、行政与经济机关及体制展开最终清洗，这是争取人民重返国家生活的唯一手段；确认意大利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对人民采取的教育体制的破产，尽管付出了努力，却因人们道德操守的欠缺而归于失败；要求个人作为人和作为国家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由一套自下而上的逐级渐进选举体制予以保障，而在人民生活所有领域中各位当选领导人的相应职责则作相反规定；亦即领导人对其自身作为向产生他们的机关负有完全与直接的责任。将那些若无其存在便无法赋予个人这两项完全意义之属性的自由视为人和公民的基本自由”；最后宣称企图“通过一个在民族团结与欧洲理解的氛围中保障人民自身所有积极力量的要求、行动与合作的统一部署的政府，促使人民直接关切公共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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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禁《祖国》之后不久，帕沃利尼亦查禁了比萨法西斯大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坎帕诺》（Il Campano），该刊在11月出版的最初几期中呈现出某种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机关报的性质，并在随后的各期中（最后一期出版于1944年2月21日）继续主张往往同已被查禁的该运动相差无几的论调，以至于同《法西斯政权报》爆发论战。参见P. 内洛，《〈坎帕诺〉：比萨大学法西斯主义政治自传（1926—1944）》（Il Campano. Autobiografia politica del fascismo universitario pisano），比萨，1983年，第33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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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F. 贝洛蒂在《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书，第164页及以下，该史料有时消息相当灵通）中所言，实际上意大利共和青年运动领导集团并未真正考虑过建立一个新政府：因为倘若能够推翻现任政府，德国人“便将扯下伪装，宣布意大利为被占领国，这将使成百上千的意大利人免于在两个意大利之间艰难抉择”，并开辟通往民族和解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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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罗纳党部前引1944年8月14日的情报报告中写道：“金质勋章获得者维杜索尼曾受到第十鱼雷艇支队一批军官的接洽，并被恳请同意参加一个由显赫人物与卓越受勋者组成的委员会以晋见领袖，要求其罢免当前执政的整个内阁，并由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且毫无任何政治前科的新人取而代之。
金质勋章获得者维杜索尼据称同意加入该委员会，条件是：领袖留任其职位，且在审阅新部长名单及该运动纲领之后方可加入”。 ↩ -
关于同第十支队的关系，在博尔盖塞前引《回忆录》（第84—87页）中写道：“关于青年共和运动，即MGIR，我有必要对这一给我招致政客们（特别是帕沃利尼）不少麻烦的倡议做长篇阐述。事实上，党总书记在一次部长会议上曾指责第十支队同MGIR暗通款曲……
负责在北方行动的是一个叫吉诺·斯特凡尼的人，他行事精明，在武装部队、游击队、第十支队个别部队、甚至在共产党队伍中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宣传，赢得了支持与赞同……MGIR打动了我的若干部属，特别是在较年轻的人员中，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将通过简要阐述其纲领的各个要点来说明其原因。
从一个极具号召力的口号‘意大利永远高于一切’出发，该运动将第十支队定义为‘年轻、健康、强大的部队，享有甚至承担着为祖国福祉保存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并补充道：‘我们拥有政治组织，第十支队拥有军事力量。因此在我们之间应当建立真诚的合作。向在南方行动的朋友们阐明第十支队及其司令的意图将是我们的职责。在斯拉夫侵略威尼斯朱利亚地区的情况下我们将携手合作，在抗击其反对者的斗争中我们将站在第十支队一边，我们将就全国范围的问题作出共同决定’。假定其意图是真诚的，这确实无可指责”。 ↩ -
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7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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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9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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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21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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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档案馆军事分馆，RH2，宗卷1663，档案块19-32，1944年1月22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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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38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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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7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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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4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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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德·费利切，《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犹太人史》，都灵，1988年，第45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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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09页。
数日之后普雷齐奥西向德国泛洋通讯社发表谈话，主张有必要：a）将犹太人（依据严格的种族主义标准界定，这将证明他们不是4万人而是约10万人）和共济会员清除出国家生活；b）共和法西斯党从其人员构成起就必须明确展现为一个坚决的反富豪政党，主要从农民和‘劳动资产阶级’中招募党员，并推行坚决的清洗（国家法西斯党内两三千名党员‘应当对前几年的破坏活动负责’）；c）采取果断措施没收战争暴利，控制同战备生产相关的一切金融企业，并对过去三十年间最显赫的政治人物的财产进行清查。参见《人民报》，1943年10月27日。 ↩ -
参见J. 戈培尔，《密秘日记》，前引书，第688页和第716页。11月30日戈培尔记录道：“向我呈交了普雷齐奥西教授撰写的关于领袖及其侍从的备忘录。内容令人十分沮丧。尽管遭受了惨重灾难，领袖却什么也没学到。他身边依然充斥着叛徒、昔日的共济会员和亲犹分子，他们向他提出完全错误的建议……阅读此类报告令人作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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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卷宗166/R，“乔瓦尼·普雷齐奥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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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档案馆军事分馆，RH2，宗卷1663，档案块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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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2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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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2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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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151页：“我认为帕沃利尼同袍和布法里尼同袍——12月15日墨索里尼带着一丝讥讽对多尔芬说——把这场闹剧夸大为真正的悲剧未免言过其实。不能排除这一历来令人不快的事件对他们而言带有个人的切肤之痛，且更多关乎其个人私利而非共和国的安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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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征兆中，除扬德尔上校致柏林报告中的若干蛛丝马迹外，可以回顾12月22日来自罗马致外交部秘书长的一份“札记”所汇报的内容，即“据极其严肃可靠的来源”证实，“一位德国高级长官（或许是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沃尔夫，或其指派的人员）”数日前“曾征询奥古斯托·图拉蒂关于向其提供出任意大利政府首脑之职的意向，并保证墨索里尼将保留国家元首职权”。该“札记”继续写道，图拉蒂拒绝了这一提议，但他确信“德方如今正在探寻另一个适于执掌政府大权的人选”（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单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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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墨索里尼通报巴拉库称已下达指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如与格拉齐亚尼商定的那样——推行各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司局长官等的全盘战时动员”。按墨索里尼所言，该举措将构成“奋起”与“团结”的展现，并将为全国树立表率与激励（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巴拉库档案，宗卷2，卷宗104，“部长与副部长战时动员”）。除了同希腊战争期间采取的举措相似之外（参见《领袖墨索里尼》，第2卷，第49页及以下），该举措（实际上未付诸实施）或许让人觉得墨索里尼试图借此至少将帕沃利尼部分排挤出党务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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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高层中洞察到墨索里尼将因审判而面临危险的极少数人之一是泰莱西奥·因泰尔兰迪，他于12月17日致信墨索里尼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份备忘录中远见卓识与脱离实际融为一体。据因泰尔兰迪之见，审判具备“革命风格”的适当时机早已流逝。“鉴于法庭审判长的为人，审判的走势容易预料：充斥着法律纠缠、教条主义、滔滔空谈与诉讼诡辩；最终或许是大评议会本着以国王之名采取一切手段拯救祖国的善意与正当权利这一论调的获胜。
加之如果依据可靠假设，叛徒中有人被判处死刑，国家元首届时将陷入的微妙处境。在一个直到昨天在主持司法的部委名称中尚将‘特赦’置于‘司法’之前的国家里，容易预料人们将立即向国家元首请求对死刑犯予以特赦。因此将是墨索里尼本人在一场深深扰乱人心的审判之后，必须用一个‘同意’或‘拒绝’来决定是否流血。如果墨索里尼拒绝特赦，他便成了‘嗜血狂’，在多愁善感的人们——在意大利占绝大多数——眼中，他便是在实施‘他个人的’残酷复仇。如果墨索里尼予以特赦——且他绝无法在特赦对象中搞区别对待——他便成了‘软弱者’，成了一个扼杀革命本能与流血惩罚之历史必然性的首领。无论如何，审判对法西斯主义和领袖而言都将证明是致命的。我提议采取如下解决方案：根本不要搞审判，审判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繁琐冗长的且缺乏教育意义的（参见法国的里永审判）。国家元首与重振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在对叛徒集体和个人的行径与处境进行审视之后，宣布他们沾染了最耻辱的罪行，因而丧失了被视作意大利人的资格；将他们指认给全国唾弃；剥夺其国籍；没收其财产造福全体民众；而在这种丧失祖国的悲惨境况下，在公开剥夺其公民权之后（类似剥夺军衔的仪式，伴随着撕碎其意大利国籍文件的戏剧性一幕），押送至国境线，驱逐出祖国领土，终身流放。在发生或多或少秘密潜回的情况下可适用死刑；且其执行权可托付给任何在意大利领土上发现他们的第一名公民。
终身流放刑在古希腊和罗马曾得到庄严适用。古典文明赋予这一刑罚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祖国的概念是崇高的，是最高福祉。我们将这一必要的正义行动从律师、法庭和诉讼狡黠中剥离出来，从而赋予其真正崇高的基调。而墨索里尼将真正如同一个集中体现所有人利益的非凡领袖那样发号施令，不依据他人的判决、而是依据统揽一切权力之最高领袖的良知作出裁判。自然，对于这些相继举措的落实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公开曝光与公众监督可能，特别是关于财产没收并立即分配给民众、以及在剥夺公民权后驱逐出境等环节更是如此”（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1，卷宗4/R，“泰莱西奥·因泰尔兰迪”）。 ↩ -
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1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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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多格里时期前往葡萄牙的格兰迪，受到萨洛驻该国特工的严密监视。特工发送给萨洛外交部的若干报告亦曾呈送墨索里尼审阅，墨索里尼似乎主要关注格兰迪在该国的个人生活状况，以及他对战事可能持续时间（必定超过1944年）和苏美英之间矛盾的判断。外交部历史处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部长办公室，宗卷13，卷宗12，“迪诺·格兰迪”；宗卷37，卷宗1，政治事务，副卷“迪诺·格兰迪在葡萄牙的态度与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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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决定及相关法令文本出现在会后向新闻界播发并在次日见报的公报中。参见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11页及以下。然而在该次会议的官方记录中却未见踪影。11月24日随后的会议亦是如此（同上，第21页），其官方记录仅记载批准了司法部长提议的一项法令草案，涉及重建在巴多格里政府四十五天期间被废除的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参见附录，文献编号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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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芬于11月28日在《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13页及以下）中记录道：“在经历了两个月的不确定和持续摇摆之后，领袖几乎突然做出了决定。他从未确信审判的益处：今天，我认为，甚至比昨天更不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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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切尔索西莫，《从预审到枪决：维罗纳审判史》（Dall'istruttoria alla fucilazione. Storia del processo di Verona），米兰，1961年，第4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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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38页及以下、第168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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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B. 盖里，《加莱阿佐·齐亚诺：一生（1903—1944）》，米兰，1979年，第606页及以下；E. 齐亚诺，《我的见证》，米兰，1975年，第184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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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V. 墨索里尼，《与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前引书，第206页；同作者，《暴风雨中的两个女人》，米兰，1961年，第13页及以下；E. 齐亚诺，《我的见证》，前引书，第1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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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4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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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存德·费利切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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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埃米利奥·普奇侯爵的协助下，齐亚诺的子女于12月12日被转移至瑞士安全地带。埃达本人亦在普奇协助下于1944年1月9日抵达瑞士境内（在此居留直至战争结束）。起初瑞士当局将她安置在英根博尔由修女管理的寄宿学校，随后转入马莱沃的一家疗养院。在受到联邦检察官警察部门官员的审讯时，她于1月26日做了如下陈述：
“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我丈夫、我和孩子们留在罗马直到8月27日。我们足不出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极少在深夜外出。人们担心有人谋害我们。
住宅受到监视，我们的外出受到巴多格里特工的严密盘查。
8月27日，在德国人的协助下，我们得以摆脱监视并抵达钱皮诺机场，一架飞机在那里接应我们将我们送往柏林。
直到后来我们才得知目的地是慕尼黑，德国人许诺两天后让我们从那里转往中立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到慕尼黑我们便明白受骗了。我们的判断基于我们所受到的严密监视。我们明白我们从客人沦为了囚徒。
在慕尼黑的居留对我而言一直持续到9月27日，期间饱受形形色色的屈辱。我第一个离开慕尼黑，于9月27日返回意大利。我独自一人乘军用专列和民用铁路抵达罗马。我的孩子们于11月12日乘我弟弟的一辆汽车离开慕尼黑，在帕尔马的拉米奥拉疗养院同我汇合，在此期间我已迁居该处。相反，我丈夫于10月18日乘飞机离开慕尼黑，飞机将他降落在维罗纳，随即被投入监狱。
在帕尔马期间对我及孩子的监视相对松弛。我亦可使用一辆菲亚特‘拓扑利诺’小轿车，我多次驾车前往我父亲在加尔达湖畔的住所。探访的目的是为了探听针对我知道已被捕的丈夫正在采取什么举措。
我父亲坚信其女婿在审判中不会面临严重后果，并以他不对政变负责为由证明这种乐观的合理性。
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1943年12月18日于维琴察的大本营。在这次会面中他告知加莱阿佐的命运令他担忧，因为德国人无意放过他。
至于我丈夫，我于10月21日和22日第一次在监狱中见到了他，随后便下达了禁止探监的禁令。12月初恢复探视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
随后监狱管理当局、实际上是德国人下令严禁我再同丈夫发生任何接触。自那以后我便一无所知。
我亦必须声明，在官方层面我对针对我丈夫的审判开庭一无所知。
当时我考虑拯救我的孩子们，在可靠人士的协助下我达成了目标。我知道他们是在一名修士或神甫的陪同下越境的。我不知道此人是谁。
随后，具体而言是在1944年1月8日，在普奇飞行中尉以及另一名被称为皮耶罗叔叔的人士的宝贵协助下，我得以离开帕尔马并抵达边境。更确切地说是抵达坎泰洛小村（意大利境内），我在8日至9日夜间在该村投宿。
次日（1月9日）我得以进入瑞士领土，在边防警卫面前我交出或托人交出了一只装有我真实护照的密封信封。我指出在坎泰洛我出示了一张桑托斯·埃米利亚名字的证件，且在意大利边防卫兵面前我让人传话称我是奥斯塔公爵夫人。
我千方百计掩盖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唯恐任何时刻一道命令便会让我秘密外逃的尝试化为泡影。
问：您目前拥有的个人财富包括什么？
答：在我进入瑞士时，我随身携带了价值约700万里拉的珠宝首饰以及超过50万里拉的现金。这一切均已移交给批准我入境瑞士的军方当局。
问：您过去是否曾将证券或贵重物品存入或托人存入银行机构？您是否知晓您丈夫曾在瑞士购置地产？
答：就我而言毫无此类资产。且我可以保证我丈夫亦从未做过此类交易。
问：您打算继续留在英根博尔吗？
答：我的打算首先是将孩子们送入学堂。他们是：法布里齐奥（1931年生）、莱蒙达（1933年生）和马尔齐奥（1937年生）。而我本人希望被接纳进入一家最好在瑞士法语区的诊所疗养。
问：您父亲是否知晓您流亡瑞士的企图？
答：他不知道，且我相信直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我逃离意大利的企图。另一方面我在意大利的居留已无任何可能。受到所有人的痛恨，并同样受到深知我对他们看法的德国人的憎恶”。
联邦档案馆（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全宗，联邦检察官处全宗，C 13. 1499，“埃达·齐亚诺·墨索里尼”；C 13. 1513，“巴尔森托的埃米利奥·普奇”；E. 齐亚诺，《我的见证》，前引书，第215页；F. 齐亚诺，《当外公让人枪决父亲时》，米兰，1991年，第90页及以下。 ↩ -
联邦档案馆（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全宗，联邦检察官处全宗，C 13. 1499，“埃达·齐亚诺·墨索里尼”。关于埃达对待父亲的心态，勒蓬写道：
“然而最深层潜意识的心理冲突，是涉及其父亲的冲突。在意识层面上她发誓痛恨父亲，因为父亲再次背叛了她，处决了其丈夫或准许处决其丈夫。她说她亦鄙视父亲的软弱、鄙视他不敢明确表态，并宣布永远不会原谅他。事实上墨索里尼曾两次试图同女儿和解，甚至在她流亡瑞士之后，通过潘奇诺神甫充当调解人。然而埃达拒绝让步。她说，如果她接受了他汇来的25 000法郎款项，那也是作为盖世太保从她手中夺走款项的赔偿退款。
在现实中埃达·齐亚诺对其父亲依然保持着深沉的依恋。尽管她声称相较于丈夫的惨死她受到父亲悲惨结局的打击较小，但她整个人完全被彻底摧毁了。人们或许可以希望这场浩劫对其性格产生持久影响，并促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举止与行为”。 ↩ -
V. 墨索里尼，《暴风雨中的两个女人》，前引书，第4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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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值得提及的是齐亚诺的母亲卡罗利娜，她早在11月2日便致信墨索里尼呈交了一封悲痛而崇高的信件，驳斥其“狂暴的指控者”加诸其子身上的叛国与发国难财指控（参见V. 切尔索西莫，《从预审到枪决》，前引书，第82页及以下）；大约一个半月之后，佩塔奇亦曾出面求情（参见A. 斯皮诺萨，《意大利悲剧中的埃达》，米兰，1993年，第335页及以下）。关于墨索里尼于1944年1月13日致齐亚诺母亲的答复，参见墨索里尼，《全集》，第32卷，第2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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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另一项更实质性的干预，仅有埃达提及，她声称在12月份她及其丈夫的若干友人（其中包括雷纳托·塔西纳里和维托·墨索里尼）曾将以突袭营救关押在维罗纳斯卡尔齐监狱中的齐亚诺的企图通报给墨索里尼。据塔西纳里（其政治秘书处成员）向埃达的转述，墨索里尼在静静倾听了塔西纳里的陈词之后，“随后未做任何评论，交给我一张写给前米兰联邦秘书詹保利的便条。便条简短写道：‘请你听听持信人向你陈述的内容，并设法给予协助’”。詹保利照办了，以至于立即开始物色适于突袭行动的人手。不料此事传到了帕沃利尼的耳中，后者‘急忙以强力干预并挫败了这一行动’（参见E. 齐亚诺，《我的见证》，前引书，第2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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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皮森蒂，《一个必需的共和国》，前引书，第9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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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93页。关于审判的进程，参见V. 切尔索西莫，《从预审到枪决》，前引书，第197页及以下；R. 蒙塔尼亚，《墨索里尼与维罗纳审判》，米兰，1949年，第139页及以下（蒙塔尼亚将军为审判法官团成员，其著作就法官中“温和派”与“强硬派”的阵营划分与分歧提供了珍贵史料）。在关于该审判的或多或少具有历史性的著作中，参见D. 迈耶，《维罗纳审判的真相》，米兰，1945年；M. 马祖凯利，《维罗纳审判的秘密》，博洛尼亚，1963年；G. 韦内，《维罗纳审判》，米兰，196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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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同女儿的最后一次会面于12月26日在加尔尼亚诺举行。埃达再度试图争取父亲为其丈夫出面干预。会晤最终演变为一场真正的激烈冲突，不能排除使冲突更具戏剧性的是如下事实：埃达可能从希尔德加德·布尔克哈特（即大名鼎鼎的“贝茨夫人”，德方自齐亚诺返回意大利起便将其安插在齐亚诺身边以企图获取其日记）处获悉，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希特勒将审判视为“纯属领袖个人的事务”，且德国驻意当局因此“不得施加任何旨在判处刑罚的压力”（冯·里宾特洛甫向拉恩确认了该项指令至少直至12月27日，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E系列，第7卷，第283页）。“1943年12月26日——埃达写道（《我的见证》，前引书，第208页及以下）——我再度前往加尔尼亚诺。我此次探访并非打算哀求，而是打算竭尽全力抗争到底，因为前一天贝茨夫人让我获悉审判迫在眉睫，且领袖似乎丝毫无意展现宽大。这些情报是否有着在向我通报其首脑预定计划之前在我心中制造某种特定心态的明确企图？我无法断定，但事实是当我步入父亲的书房时我已下定一切决心。
当他对我说对加莱阿佐他已无能为力且公义必须贯彻其进程时，我爆发出了激烈的反弹。
我一字一顿，拳头砸在桌上以强化我的话音，将我对他的看法、对其态度的看法、对其德国盟友的看法劈头盖脸掷向他的脸上，在曾作为德国人最忠诚真挚的盟友之后，如今我将德国人视作叛徒与敌人；且丝毫未顾及我父亲在彼时彼刻内心承受的痛苦，假若他确实被迫向法西斯极端分子的要求屈服，我向他倾泻了我所有的鄙视与厌恶。
在摔门离去之前，我记得还对他喊道：‘你们全疯了。战争已经输了，你们抱有幻想毫无意义！德国人还能支撑几个月，仅此而已。你是知道的，不是吗，我曾多么渴望他们的胜利，但现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你明白吗？而你们却在如此境况下判决加莱阿佐？’”。
次日埃达同早已保持接触的“贝茨夫人”会面；后者告知她，根据其个人倡议，德国人愿意释放齐亚诺（伪装成由意大利军官将其营救解脱）以换取其日记，并交予她一封其丈夫表示愿意接受这一交易的亲笔信。 ↩ -
“尽管虚饰着绝对的镇定，领袖却显得心力交瘁。其幻觉的世界已经坍塌：在他周围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堆积着瓦砾、废墟与苦痛……他在说话，其思绪却在极其遥远之处；墨索里尼今天是一个人，纯粹是一个人。其言辞似乎带有一种忏悔的滋味……‘当人们为了生死而战时，在挑选作战武器上是不择细目的！……即令被大多数人认定为必需的极端之举，亦即将付诸完成！带着何种成果？如你们所知，在预测这些成果上我绝非乐观’……墨索里尼毫不掩饰对将最后陈词推迟至明天的懊恼。他巴不得这一切尽快结束；折磨彻底压垮了他：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显而易见他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以至少在表面上维持平静……傍晚同他长谈的马佐利尼走出来对我说：‘守在他身边并多加留心：他极度抑郁且令人深感同情！我不希望他做出什么过激举动！’”（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90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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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188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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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提出推迟审判的请求，唯有对照“贝茨夫人”——亦即德国国内的希姆莱与卡尔滕布伦纳（企图利用日记对付冯·里宾特洛甫）以及维罗纳的党卫军将军哈斯特尔——早在德国便同齐亚诺及埃达开启的关于齐亚诺日记的“交易谈判”方能解释。1月6日，该行动在顺利启动（德方要求获得埃达手中文件的一个样本以评判其价值）之后，却被不知通过何种途径（或许是通过拉恩，拉恩在那些天的态度绝非明朗）获悉内情的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断然叫停，两人向哈斯特尔下达了夺取日记而不执行“交换”的命令。正是在此节点上埃达决定逃往瑞士，但在越境前写下了三封信。一封致哈斯特尔将军：“将军，我第二次信任了德国人的誓言，其结果您心知肚明。如今到此为止。倘若未能兑现向我许诺的诺言，我将针对轴心国掀起我最猛烈的攻势，并将动用我所掌握的一切证据以及我所知晓的一切内情。
我的条件是：自这几封信交予B.女士那一刻起3日之内，我丈夫必须出现在伯尔尼火车站前。在上午10时至下午13时之间，唯由B.女士一人陪同。倘若此举在完全忠诚中得以实现，我们将退隐于私人生活，绝不再发出任何声息。日记将由我丈夫在同日移交给B.女士。我附上关于同一主题致元首与领袖的两封信。
请随同本信副本立即转呈他们”。
另一封致希特勒：
“元首，我第二次相信了您的誓言，第二次遭到欺骗。唯有并肩倒在战场上的战士们，阻止我投向敌人一边。倘若我丈夫未能依据我向您的将军所列明的条件获释，便再无任何事物能够阻止我。这些文件早已掌握在有权动用它们的人员手中，不仅在发生危及我丈夫的情形下，而且在危及我、我的子女与我的家庭的情形下，他们皆将动用这些文件。然而，正如我所相信与期盼的那样，倘若我的条件被接受，且我们在此刻与未来皆受到安宁对待，世人将再无关于我们的任何消息。被迫走到这一步我深感痛心，然而您是能够理解的”。
最后一封致墨索里尼：
“领袖。迄今为止我一直在等待您向我展现出起码的人性与友谊情感。如今够了。倘若3日之内加莱阿佐未能依据我告知德国人的条件抵达瑞士，我将毫不留情地运用带有无可辩驳证据的一切我所知晓的内情。若非如此，且倘若我们所有人在和平与安全中受到对待（从肺结核直到车祸），你们将再也听不到我们的任何消息”。参见E. 齐亚诺，《我的见证》，前引书，第210页及以下；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26页及以下；A. 布里索，《墨索里尼》，前引书，第3卷，第52页及以下；A. 斯皮诺萨，《意大利悲剧中的埃达》，前引书，第339页及以下。 ↩ -
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88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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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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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处同上，第6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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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 布里索，《墨索里尼》，前引书，第3卷，第9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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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G. 帕塔罗佐回忆录，存德·费利切档案馆，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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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关于帕沃利尼的态度，同一回忆录中记载其在此前不久对刚刚被任命为恢复设立的特别法庭庭长的格里菲尼律师所说的话极具代表性。帕沃利尼当时说，法西斯分子期盼着一项坚决正义的举措：“作为人，为了搭救齐亚诺我宁愿献出生命，除了友谊之外，不可磨灭的感激之情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这一时刻，一切个人情感皆必须被扼杀。不惩办大评议会成员，便意味着墨索里尼在包括每一名法西斯分子在内的全党面前立时且不可挽回地威信扫地，他们会将宽大举措解读为搭救齐亚诺的平庸伎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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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参见R. 蒙塔尼亚，《墨索里尼与维罗纳审判》，前引书，第211页及以下；P. 皮森蒂，《一个必需的共和国》，前引书，第95页；以及关于皮森蒂的立场，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241页及以下；P. 罗穆阿尔迪，《共和法西斯主义》，前引书，第67页及以下；I. 维亚尼尼，《我阻止了墨索里尼收到加莱阿佐·齐亚诺的特赦请求：我等待了墨索里尼能拯救齐亚诺的电话整整一小时》，以及《当事人回应伊塔洛·维亚尼尼的叙述与证据》，载《今日》，1963年1月24日、31日，2月7日；D. 苏斯梅尔，《加莱阿佐·齐亚诺走入歧途的一生》，米兰，1962年，第351页及以下；M. 马祖凯利，《维罗纳审判的秘密》，前引书，第191页及以下；A. 布里索，《墨索里尼》，前引书，第3卷，第100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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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R. 格拉齐亚尼档案，宗卷71，卷宗54，副卷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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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刑执行，参见哈斯特尔将军在1月11日当天起草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E系列，第7卷，第329页及以下）以及安东尼奥·蒙蒂切利的报告（M. 马祖凯利，《维罗纳审判的秘密》，前引书，第207页及以下），看顾死囚的神甫朱塞佩·乔特修士的陈述（出处同上，第210页及以下），以及G. G.，《见证枪决军医的未发表备忘录：雷纳托·卡雷托医生客观描述死囚的最后时刻》，载《竞技场报》，1962年12月2日，以及行刑队指挥官尼古拉·富尔洛蒂由G. 韦内在《欧洲人》（1967年6月8日和15日）上采集的证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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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只需指出：在11日下午墨索里尼接见了维罗纳监狱长与韦基尼（分别接见了二十分钟与十分钟），12日接见科斯明达四十分钟，15日接见福尔图纳托达二十五分钟，26日接见乔特神甫达二十五分钟，同所有人详谈了审判的经过、特别是特赦请求的经过以及行刑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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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人们可以相信R. 拉恩在《希特勒在维希与萨洛的大使》（前引书，第295页）中所言：拉恩坚称，倘若未被他劝阻，墨索里尼曾打算发表一篇“包含对女婿功绩予以肯定与辩解之表述”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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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多尔芬，《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2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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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 拉恩，《希特勒在维希与萨洛的大使》，前引书，第2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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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档案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密档案，宗卷31，卷宗238/R，“叛乱活动”，副卷6，“领袖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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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副卷9，“武装部队溃散脱序”；以及陆军总参谋部历史处档案馆所载奥佩尔蒂将军前引报告，第5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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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600天》，前引书，第123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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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 塔马罗，《两年的历史》，前引书，第2卷，第3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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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600天》，前引书，第1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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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皮尼，《悲剧历程》，前引书，第8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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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萨尼之子对“三B阴谋”作了简短提及，坚称这绝非一场企图发动的“政变”，而是一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商定的行动，“旨在抗衡那些企图将党自我封闭成刺猬、同未加入法西斯支部的意大利人隔绝开来的人士”，且该行动“早在1944年3月4日党全国领导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便已展现出来，当时［三B］联合攻讦了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的政策”。参见小C. 博尔萨尼与G. 阿尔米兰特，《卡洛·博尔萨尼》，罗马，1979年，第31页；尤其是小C. 博尔萨尼，《卡洛·博尔萨尼：为梦想而生的一生（1917—1945）》，米兰，1995年，第117页及以下。该消息显属不可靠（关于提及领导委员会会议的细节）且荒谬（撇开对待布法里尼·圭迪的道德态度不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巴拉库的立场同巴里斯蒂与博尔萨尼大相径庭）。这亦非博尔萨尼之子著作中唯一不可靠的记载。在该书第90页他坚称是其父亲在1942年将西尔韦斯特里引见给墨索里尼：倘若从字面理解，这一断言是荒谬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在《前进报！》时期便结识了西尔韦斯特里；倘若指最后阶段，则是欠准确的，因为促使两人重新建立联系的人是皮耶罗·皮森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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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G. 萨洛蒂撰写了优秀的专著《尼古拉·蓬巴奇：从莫斯科到萨洛》（罗马，1986年，第150页及以下），墨索里尼与蓬巴奇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的关系由于现有档案史料匮乏依然存在若干盲区，特别是关于1944年初蓬巴奇从罗马迁居萨洛之前的时期，因而关于其在罗马的企图与接触更是如此。尤其是无法确定定居北方的决定同建立“生产者工会”的方案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联系，该方案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社会化的构想（在9月8日前夕他曾说“绝无中间道路：要么接受它，要么彻底走向共产主义”），而该构想是他在此前四十五天期间同朱塞佩·朱列蒂（外交部历史处档案馆［原文此处有脱漏。编者注］）共同孕育的；朱列蒂在2月上半叶亦在萨洛谨慎且绝非明朗地露面，重申其政治与工会纲领，但表示尽管如此他不愿迁往北方（参见G. 萨洛蒂，《朱塞佩·朱列蒂：1910至1953年的海员海员工会》，罗马，1982年，第243页及以下、第324页及以下）。
然而在这一时期，蓬巴奇同迅速投身社会共和国的若干老友保持着密切接触；特别是同瓦尔特·莫基（早在9月底他便向墨索里尼力主以日报形式恢复出版《真理报》）、西格弗里多·巴尔吉尼、玛丽亚·科斯塔（她在12月中旬向墨索里尼呈递蓬巴奇信件时建议让其领导工会）以及同正如前述为起草呈递维罗纳大会之社会纲领而拟定“协议基础”的一群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密切接触。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尽管当时仍定居罗马，蓬巴奇经常前往加尔尼亚诺同墨索里尼长谈，并同其保持着频繁的电话联络。G. 多尔芬于11月30日在《同墨索里尼在悲剧中》（前引书，第118页）中记录道：“正经历着激情岁月的尼古拉·蓬巴奇，在致力于一场真正社会革命的奋斗者中处于第一线。长久以来他在这一领域的全部事务上皆是墨索里尼的顾问……他将在内政部［巴尔吉尼任职之处］拥有专门办公室以审研社会问题。目前，他正为频繁接见他的领袖拟定一系列备忘录”。关于这些会晤——墨索里尼想必认为最好尽可能少地让党内极端分子知晓（正如巴尔吉尼在12月5日致信向其通报决定委托蓬巴奇研究工人住房问题时所言，墨索里尼对住房问题极为关切并将其置于未来社会化的框架下来看待，而党内极端分子对蓬巴奇怀有‘丝毫未变的敌意’）——在多尔芬每日编排的接见日志中毫无踪影，尽管在此时期墨索里尼早已经常利用蓬巴奇执行微妙的‘非官方’使命。
促使蓬巴奇迁居北方并同墨索里尼合作的动因，无疑是他自青年时代起便深植内心的革命激情，以及如下信念：即哪怕在最后关头，在旧政权崩溃造成的崭新局势下，墨索里尼亦能够开创一种能够在理想上、乃至或许在物质上（忆及托洛茨基的教导，他某天对安富索言道：‘假若墨索里尼这一次能成功组建一支军队，他便将完成迄今未竟的革命’）抗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大利民族社会主义，并——无论冲突结局如何——播下一粒在未来必将开花结果的种子（参见F. 安富索，《从威尼斯宫到加尔达湖》，前引书，第422页）。如果说这对蓬巴奇而言是实情，在很大程度上对墨索里尼亦然；对墨索里尼而言，自身所处的特殊心理状态使得他同这位历经诸多征战的老同袍兼老论敌的关系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与意蕴，成为缅怀并重温自己最感依恋的昔日篇章的一种方式，并成为重温两人皆满怀乡愁眷恋的故土罗马涅的乡土、激情与氛围的一种方式。
从人性与心理角度来看，墨索里尼与西尔韦斯特里的关系性质同墨索里尼与蓬巴奇的关系极其相似。与西尔韦斯特里一道，墨索里尼事实上亦曾共同度过漫长的社会主义斗争时期，随后在阿文蒂诺分裂时期爆发了极其激烈的对抗（‘西尔韦斯特里曾是议会外反对派的真正领袖’，皮森蒂在1943年12月初如此评价），但这并未妨碍墨索里尼赏识其与绝大多数反法西斯分子截然不同的道德操守与斗士品格，以至于西尔韦斯特里同蓬巴奇、迪纳莱一道，成了在加尔尼亚诺极少数能让墨索里尼宣泄心绪、畅谈‘悠远岁月、昔日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以及在其记忆中依然鲜活的故人’的人物（G. 安萨尔多语）。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角度来看——G. 加布里埃利近期的传记（《卡洛·西尔韦斯特里》，前引书）尽管利用了新史料却未能对此完全予以阐明，往往未能摆脱政治多于历史的简化论调以及企图将其抹黑为神经质盲目反对派的同时代评判，而忽略了其他材料——诸如多尔芬日记中的评判或转述（参见第54页和第239页）——这些材料原本能够更好地聚焦其在社会共和国更广泛背景下的个性与地位。
西尔韦斯特里构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人性与政治个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其立场缺乏自身的连贯性。概括而言，可以说其首要动机在于捍卫意大利的‘最高利益’。特别是关于意大利人‘受雇站在盟军一边同德国人作战，而另一些意大利人被编入德军编制，如同在西班牙那样兄弟阋墙’（参见G. 加布里埃利，《卡洛·西尔韦斯特里》，前引书，第245页及以下）所带来的道德与物质损害（早在停战宣布那一刻起他便清醒洞察到了这种损害）。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对西尔韦斯特里而言，由此衍生出必须避免在盟军、共产党人和德国人煽动下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对立退化为全体意大利人皆将承受代价的内战，而唯有通过在‘意大利’法西斯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之间达成某种新型‘和平协议’方能消除或至少遏制内战（墨索里尼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认同这一逻辑，尽管作为‘政治家’，他每日必须面对那些拒绝任何和解的意大利与德国人）——西尔韦斯特里谋求同墨索里尼建立个人接触并展开系统合作的努力，本质上应当置于这一逻辑下来审视。促使其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用深知其人的安萨尔多的说法——‘探究与获悉的强烈好奇心’以及渴望撰写一部基于同墨索里尼谈话、类似路德维希《访谈录》且打算定名为《晚期墨索里尼》的著作的愿望，纯属次要因素。事实上西尔韦斯特里实质期盼的，是促使墨索里尼将其和解主张付诸实践，即便冒着抗击帕沃利尼与强硬派反对的代价亦在所不惜（后者绝非偶然地将其视为危险对手，以至于在1943年11月和1944年3月两度企图以潜伏反法西斯分子的罪名将其遣送德国，若非墨索里尼出手相救其早已罹难）；并促使墨索里尼支持其‘红十字会’行动。或者用不那么形象的语言来说，即全力营救落入或面临落入法西斯与德国人手中的反法西斯分子（特别是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行动，在停战宣布以及内战最初征兆展现之后，他在皮耶罗·皮森蒂、卡洛·博尔萨尼以及米兰执政官兼后来的省长皮耶罗·帕里尼等若干共和国政要支持下全身心投入了这项事业（同路易吉·韦拉蒂在7月25日前所做的事业脉络相承），他认为这项事业不仅构成了不可推卸的民族团结与手足之情的应尽义务，而且将证明墨索里尼意图的真诚性，并代表着为社会共和国赢得‘民族性’、非共产党的反法西斯阵营的拥护或至少不敌视态度的重要一步（参见C. 西尔韦斯特里，《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与反法西斯主义》，前引书；G. 加布里埃利，《卡洛·西尔韦斯特里》，前引书，第270页及以下）。鉴于其最高纲领派与共产党的思想渊源，蓬巴奇在一种本质上依然属于革命性的视角中构想社会共和国的当下与‘历史’意义，而政治与道德坐标大体属于图拉蒂式社会主义的西尔韦斯特里，则在一种非阶级性、而是团结互助性的视角中加以构想，其依托的基石与其说是广大群众，不如说——至少眼下而言——是源于广大群众、超越直接代表群众的进步民族精英。
最后，只需顺带提及墨索里尼同奥塔维奥·迪纳莱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固然不如同蓬巴奇和西尔韦斯特里的关系那样重大且密切（但其频繁程度远超‘官方’接见日志所记录的次数），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为了聚焦墨索里尼在共和国最初几个月内的立场与行事作风（在此期间他多次求助于迪纳莱去接洽迪纳莱与其保持着或多或少密切联系的老社会主义者、共和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圈子），以及聚焦那几个月的气候，其关系同样具有代表性。
对于我们的历史重构而言格外引人关注的是10月26日的首次晋见，在此次会晤中迪纳莱依仗两人昔日的友谊，毫不避讳地直接煽动墨索里尼摆脱帕沃利尼和布法里尼·圭迪，声称两人‘为众人所难以容忍’且应对旧政权的危机承担共同责任。在迪纳莱战后的记述中，极可能隐藏着何以在那几个月的混乱中会产生巴拉库与巴里斯蒂、博尔萨尼持相同立场的设想、因而产生了‘三B阴谋’神话的解释。正如迪纳莱所写（他在马德尔诺有机会频繁见到巴拉库），巴拉库一方面坚信推行内阁改组（他似乎指望从中谋取内政部长职位）以及全盘‘开放’共和法西斯党的必然性，该党必须通过彻底检视其干部队伍尤其是各省长官、以从地方干部中选拔的新人撤换绝大多数省长、赋予完全的新闻出版自由并在极短时间内召开制宪会议等举措实现深刻革新；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巴拉库在理论上主张同游击队采取‘接近’与‘谅解’的政策，在实践中却仅仅是在纯粹军事工具逻辑中构想该政策，其立足的原则乃是对和解的彻底否定：倘若游击队动用恐怖手段迫使民众提供协助，社会共和国就必须向其施加‘更为恐怖的威慑’，这是‘孤立游击队并彻底掐断民众任何包庇可能的唯一手段’（参见O. 迪纳莱，《四十年的谈话》，前引书，第204页及以下）。 ↩ -
参见G. 多尔芬，《与墨索里尼共赴悲剧》，前引书，第17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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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P. 罗马尔迪，《共和法西斯主义》，前引书，第211页（1988年提供的证词）；E. 奇奥内，《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史》，罗马，1951年，第129页对该事件作了极简短的提及，其中将墨索里尼免黜布法里尼·圭迪与帕沃利尼的动议归咎于兰恩与沃尔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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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罗马尔迪，《共和法西斯主义》，前引书，第5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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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巴里斯蒂，《从比尔埃尔戈比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前引书，第136页及以下、第140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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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146页及以下。关于悼念阿尔多·雷塞加的活动，参见V. 科斯塔，《回忆录》，前引书，第311页及以下。当时前往聆听巴里斯蒂演讲的只有约一百名“行动队员”。在事发前几天，帕沃利尼曾全力动员所有米兰法西斯分子出席追悼会；如此稀少的人数只能解释为帕沃利尼在得知自己被免职后下达了撤回指令。“巴里斯蒂——科斯塔回忆道——丝毫未显慌乱：他发表了他惯常擅长的那种感人肺腑、令人信服、打动听众的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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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巴里斯蒂，《从比尔埃尔戈比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前引书，第151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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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11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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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中央国家档案馆（ACS），布·斯潘帕纳托全宗，盒号1，卷宗“斯潘帕纳托夫人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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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档案馆（BM），RH2，盒号1663，页码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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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W. 迪金，《萨洛共和国史》，前引书，第6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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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 贝洛蒂，《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书，第102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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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索里尼的接见名册来看，领袖在1月11日16时05分至17点10分接见了沃尔夫，12日16时05分至17点，13日11时40分至12点25分，14日13时05分至14点10分，15日19时20分至20点10分，17日19时05分至20点25分（ACS，社会共和国，领袖私人秘书处，机要档案，盒号57/R，卷宗627，“领袖接见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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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F. 贝洛蒂《墨索里尼的共和国》（前引书，第103页及以下，但该书记述将墨索里尼、帕沃利尼与布法里尼·圭迪之间摊牌决战的日期推后了数天）称，后两人为了阻止自己被罢免而使用的借口是：据他们声称，蒙特切内里广播电台已播发消息，称德国人强迫墨索里尼罢免他们两人并罢黜其他部长。面对这条在短时间内几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的传闻，加之墨索里尼根本无法确信自己是否还能依靠巴里斯蒂，他不愿落得让人指责自己已完全沦为德国人手中傀儡的口实，遂不得不妥协让步，保留了这两人的原有职务。而深知这一切幕后主谋是兰恩的沃尔夫，亦自觉无意同兰恩公开展开一场力量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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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文件集（1943—1945）》，L. 梅尔库里编，福贾，1995年，第5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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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多尔曼，《纳粹罗马》，前引书，第251页及以下；G. 安杰洛齐·加里博尔迪，《庇护十二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独裁统治夹缝中的梵蒂冈》，米兰，1988年，第251页及以下；K. 沃尔夫，《这才是真相》，载《图解时代》，1951年2月4日；以及总体上参见F. 贝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巴黎，1953年，第263页及以下。
在1951年发表于《图解时代》的证词中，沃尔夫声称自己曾对庇护十二世表示，一旦出现体面的机会，他准备竭尽所能“促成战争的迅速结束”；二十年后在慕尼黑，他声称自己曾明确说明，其提早结束战争的努力是以给予德国体面的和平条件为前提的，“因为我绝不愿让自己显得像一个叛徒”（参见G. 安杰洛齐·加里博尔迪，《庇护十二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前引书，第252页）。
在接见结束之后，沃尔夫向德国驻圣座大使冯·魏茨泽克通报了会晤情况，两人决定向希姆莱呈送一份联合报告；据沃尔夫将军于1972年声称，希姆莱批准了他的这一举措（同上书，第253页及以下）。 ↩ -
参见G. 多尔芬，《与墨索里尼共赴悲剧》，前引书，第49页及以下。 ↩